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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周作人在《新青年》编辑与决策方面态度疏离。但2021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七卷收录的周作人致钱玄同函却表明并不尽然。1919、1920年周作人写给钱玄同的数封书信既流露周作人与胡适在思想上的分歧，也表明周作人对《新青年》编辑决策上的积极介入与深度参与，甚至极可能推动陈独秀将《新青年》第七卷收回编辑。这也在“问题与主义”论争问题上进一步体现周作人、钱玄同与胡适在思想、政治上的分化。这些无疑拓宽了《新青年》同人分化研究外延与图谱。
关 键 词
《新青年》 同人分化 周作人 胡适 钱玄同
北京鲁迅博物馆整理出版的周作人致钱玄同函揭露了1919年夏天《新青年》同人分化的新情况，其中两封写于陈独秀入狱后，勾勒周作人早期思想，再现周作人对《新青年》编辑的真实态度，揭示他在《新青年》同人分化中的思想主张与介入参与，投射他与胡适在《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的编辑理念上的差异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分歧，也表明周氏兄弟与胡适的矛盾实质在哪里。第三封信写于1920年12月下旬，揭橥周作人在《新青年》南迁上海后经历的对“统一思想”的警惕和抗争。这些与周作人回忆录中“客师”身份存在较大出入。[1]
一 回到陈独秀编辑：1919年7月26日周作人致钱玄同函
1919年6月23日《新青年》同人商定《每周评论》从6月29日第28号开始由胡适、李大钊共同编辑。[2]胡适在该期发表《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倾诉对《新青年》同人的不满；周作人对此并不赞成并提议由陈独秀复位主持，1919年7月2日周作人出发前往东京[3]，26日在东京给钱玄同写信道：
得豫才函知世有可以北来之消息，想校中诸干兄草弟之风潮，可以稍息；但政局未定，不知何日可来耳。仲甫已出“研究室”否？我想《每周评论》如不由仲甫“复位”主持，必办不好；前次统一思想宣言发表后，不知有无续刊？倘欲以政党的评论为师，则我们本系“三十年不谈政治”的人，不愿为政党“同人”之一也。《新青年》变为老黑武，“殊堪浩叹”，不知能用静坐法，使其返老还童否？我极愿校事稍定后，大家想个方法才好。[4]
1919年7月26日周作人致钱玄同函
“前次统一思想宣言”正是指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一文。胡适称赞1919年6月8日创刊的《星期评论》为同人刊物的标杆，并以6月15日《星期评论》第二号刊登的《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举例，以此文总结《星期评论》的三个特点。此文可以视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预演，以美国《新共和》杂志阐释同人刊物定义：“因为这一班学者、政论家能这样做‘有组织的宣传事业’，能采定一致的团体主张，肯牺牲最不经济的‘人自为战’的笨法，所以他们能收绝大的功效。”[5]《新青年》与《新共和》的“同人”概念并不相同，《新青年》从第四卷变成由同人轮流编辑，正是胡适所批评的“人自为战”方式。比如胡适编辑第四卷第六号刊载张豂子文章，与钱玄同等人观点不一。钱玄同编辑第五卷第二号时和刘半农共同作文反击[6]，胡适编辑第五卷第四号时再度回应[7]。各自为战是否体现同人刊物特征呢？《新青年》同人更多是借刊物发表自己的主张，胡适对同人刊物倾向于散漫的各自提出主张的状态极为不赞成。胡适所谓的民主立场似乎更多是对外人如张豂子，但对内则强调“采定一致”。这也是周作人信中所说的“统一思想”的内旨。胡适鼓励《星期评论》成为中国的《新共和》，反复申明纸上学说（研究）与实地考察的关系，并质疑“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以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这实际上是赞成并回应戴季陶《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一文的观点。胡适对《星期评论》言过其实的夸赞与不切实际的期望确有如他自己说的“借题发挥”之嫌，也可能藉此宣泄他与《新青年》同人间的分歧以及另办刊物的心声。[8]
《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载1919年6月15日《星期评论》第二号）
周作人函提到的“以政党的评论为师”一方面指戴季陶背后的国民党。周作人认定胡适这样做是违背《新青年》同人不谈政治的初衷，对《新青年》前途感到担忧，并以“三十年不谈政治”直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周作人致钱玄同函表明《新青年》同人不与庙堂合作的姿态，以及对政党保持的高度警惕。陈独秀入狱，国民党想与《新青年》结交，廖仲恺、戴季陶、沈定一等与胡适多有书信往来，而胡适与戴季陶主张较为契合。1919年7月27日《星期评论》第八号刊登的《女性解放那里做起？》由胡适、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刘大白等合作，胡适与这些国民党要人讨论白话诗的文章也陆续发表在《星期评论》上。很难说国民党没有利用胡适在白话诗方面的贡献来扩大自身影响之嫌，也即党化。这也是为什么周作人极力反对“以政党的评论为师”。
“以政党的评论为师”另一方面也可能指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评论，当时也称过激党。戴季陶的《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呼吁国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赞成实行社会主义，称“‘布尔什维克’咧！‘阿拉奇士姆’咧！社会共产主义咧！种种的新制度新思想，乘着这‘思想的震荡’、都萌芽起来。我们要晓得！这些个新思想、我们非研究他不可、但是我们国家的建设、社会的组织，在目前这个时代，是绝不能够照那几种的主义去实行的”[9]。这与胡适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周作人正推崇日本的新村运动，此次考察日本新村后，周作人的想法更为坚定，周作人的不满与反对显然也包括戴季陶所代表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10]反对“以政党的评论为师”，进一步说明周作人支持的“社会主义”是日本新村运动与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审视周作人致钱玄同函，“老黑武”作为新青年的对立面，意味着思想的倒退、专断，“静坐法”即周作人的抗议方式，而所说的“我极愿校事稍定后，大家想个办法才好”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显然周作人对《新青年》负有极大的责任心，他的主张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鲁迅的主张，钱玄同观点也往往与周氏兄弟一致，他们的意见是《新青年》回到陈独秀，由陈独秀一人编辑。
二 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3日周作人致钱玄同函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之争。胡文再次谈及“不要谈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指向周作人。8月10日，周作人从日本回到北京，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颇为介怀，8月13日再度致函钱玄同谈及《新青年》编辑问题：
心异兄：
《每周》自“统一思想”及“少谈主义”以后，实令“吾”有“肃静”“回避”之感，但望《老红月》不至统一，即幸甚矣。“东游”一月，只写得一篇游记，现在被《李柰桑槐》要去了，此外别无“著作”，因实在“天气热得势”，而文思又不在家也。[11]
胡适提到当时“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12]。1919年1月27日钱玄同日记同样提到，《新青年》因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内部已经有了赞成和反对两派的意见，现在《每周评论》上也发生这个争端了。[13]论争从《新青年》弥漫到《每周评论》。1月26日《每周评论》出版至第6号，第2号《德国内政之纷扰》与第3号《俄罗斯之混沌状态》《新纪元》提出打倒资本的阶级，总同盟罢工与劳工阶级；李大钊的《新纪元》盛赞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世界革命和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14]第4号李大钊的《俄国包围过激派之运动》提出俄国发起反对过激派政府（布尔什维克党）运动，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受到争议，李大钊以“过激派”称呼布尔什维克党，指出“过激派错处是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15]。当时国内对苏俄社会主义的介绍和传播存在犹疑与偏差，李大钊的态度亦不明朗。赞成还是反对俄国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成为争论焦点。1月，张东荪发表《世界共同之一问题》，明确提出“防遏过激主义”问题，并指出“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16]
1919年8月13日周作人致钱玄同函手稿（影印本）
《新青年》因宣传新思潮引起当局警觉，李大钊甚至认为陈独秀入狱，胡适“横被过激党诬名”，与自己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有关。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应新思潮而作，加剧与放大了《新青年》同人在1919年夏天的思想分歧，也使“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公开化。1922年，胡适予以阐释：“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色彩。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17]从1919—1920年周作人日记可以看到，周作人这一期时期思想与李大钊更为接近，李大钊是周作人早期提倡“新村运动”的支持者。“问题与主义”之争牵涉胡、李、周三人当能成立。周作人与胡适思想上的差异由来已久，在提倡个人权利、反对独断主义方面，胡适和周作人的意见虽接近但存在分歧。而针对无政府主义与新村运动，胡适与周作人的看法可谓截然不同，这也构成这一时期胡适与周作人矛盾的由来。武者小路实笃建造的“新村”是采用互助模式的小型单位，与后来匡互生的立达学园农场类似，没有剥削、压迫，都带着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新村运动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一种，与蒲鲁东主义有相似之处，是一种对抗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周作人提倡新村运动、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胡适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他们背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文化体系的冲突。这些也使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上，周作人更为支持李大钊。
另外，周作人在感情上偏向陈独秀。1918—1919年周作人日记多次记录访仲甫（陈独秀）[18]、以文交予仲甫、《每周评论》[19]以及付《每周评论》助款三元等[20]。周作人寄出家信时经常会附上最新出版的《每周评论》[21]。《新青年》的记录建构起刊物出版史。周作人对《每周评论》《新青年》的深厚感情和主体意识显然同陈独秀的交往有关。《新青年》在第四卷以前延续留日学生革命党的做法，和当初章太炎办书报的形式相差无几。反而胡适显得有点格格不入，私底下频频找许怡荪诉苦[22]。当然在胡适的背后也不是胡适一个人，而是一批留美学生。
“但望《老红月》（《新青年》——引者注）不至统一，即幸甚矣”是周作人看到胡适之于《新青年》的地位与影响。群益书社在陈独秀入狱期间对《新青年》展开一系列变革。胡适编辑的六卷第四号排版由原来直行到底变成分上下两栏，而在周作人写信前的8月12日，群益书社在《申报》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新青年》前五卷再版特价广告[23]，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刊登前5卷合订本再版预约广告；这显然是利用五四之后陈独秀成为思想领袖、政治明星的影响力带动[24]《新青年》销量。研究者田丹指出，《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已出现合订本广告，第六卷第五号编辑部地址改为胡适住址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8号，而非之前北京东安门内箭杆胡同9号编辑部地址[25]，认为胡适几乎延揽《新青年》编辑权。
《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发布《本报特别启事》：本报经理不在北京，所有投稿订报的信件请寄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八号章洛声先生代收。[26]这个地址正是胡适的住址，当时亚东图书馆的章洛声住在胡适家中。胡适也在这一期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本报经理指李大钊，7月20日李大钊夫妻离京回到河北乐亭老家[27]，一直到8月10日《每周评论》都在刊登这个启事，似乎胡适也延揽了《每周评论》的编辑权。这种情况也蔓延到《新青年》，引起周作人的警觉。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刊登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未再刊登这个启事。李大钊文章的开头提到出京的时候读到《多研究者问题！少谈些主义》。由此可见，李大钊通过文章回应胡适“问题与主义”，周作人则在与钱玄同的信中表达不满。
右起：李大钊、胡适、蔡元培、蒋梦麟合影
1919年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大，9月16日陈独秀出狱，10月5日经同人商议《新青年》第七卷收归陈独秀编辑。这件事同时被周作人、钱玄同写入日记中[28]，极有可能由周作人、钱玄同推动，陈独秀函约《新青年》同人商议[29]。有研究者认为周作人“不负责谋划杂志的发展路径与行文方向”[30]，恰恰相反，周作人对这一点颇为关心，只不过先前《新青年》与周氏兄弟联系经常是钱玄同与他们在一起出谋划策，他们的建议通过钱玄同带给编辑部，而陈独秀入狱后，周作人直接介入参与。陈思和认为，编辑部同人之所以同意他（指陈独秀——引者注）一人主编刊物，还是从道义上鼓励他重回研究室的努力。[31]这自然是原因，周作人致钱玄同函所涉及的当也是原因。收归陈独秀编辑后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的《本志宣言》意有所指：“本志的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32]这些话暗含了同人间的分歧与矛盾，意在说明《新青年》不会变成“老黑武”，宣言中表达了试图将《新青年》组织成真正的如《新共和》般同人刊物的想法。而“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似回应周作人的顾虑，宣言以“不谈政治”尝试化解胡适、周作人之间的矛盾。同时，陈独秀在这一期撰文斥责国民党“新思潮的运动，已经很受压迫了，现在又加上一个国民党的要人大骂无产社会……北京固然是一派人的家天下，广州也是政学会的家天下”[33]，同时批评进步党人（研究系）。在这一期，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以刊登的马克思《赢余价值论》不能引起注意为由，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应该于研究问题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34]，并在文中罗列关于“问题与主义”四篇文章。
三 反对统一思想宣言：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致钱玄同函
钱玄同作为广场型知识分子（后期更偏向岗位型），颇为推崇政治与精神自由，他秉承的个人主义以及对国民党、研究系的认知，也直接影响了周作人与《新青年》后期的关系。1920年，陈独秀与北京同人渐行渐远，12月陈望道等新生力量加入《新青年》，周作人、钱玄同等持反对统一思想以及同党派疏离的立场，与之爆发新的危机，这些正体现在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致钱玄同函中。1920年12月14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登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并更改文章中的一些用字，钱玄同看到后大为不满，12月16日致信周作人，直言不讳说道：
十二月十四日底《学灯》上，把你做的《儿童的文学》登了上去，不知是哪个人送去的。其中发现许多“底”“地”“佢”“佢们”“哪”等字样。我以为文章虽不过是达意的东西，但各人做文章，有各人底“用字自由权”：若用这种“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底办法，实属不合已极。况且“佢们”“彼等”底分别，是否必要，也还是一个疑问。邵力子、陈望道、沈玄庐诸公把《觉悟》底通信都要改过，已觉不合。现在彼底潮流，又由国民党底报纸侵入进步党底报纸了。彼侵入与不侵入和我们固然无关，但有此两头政府来剥夺我们底“用字权”，似乎不可不提出抗议。[35]
《学灯》由研究系张东荪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由有着国民党背景的邵力子主编；1919年，陈望道从浙江一师去职来到上海，住在《星期评论》办公室[36]，当时沈玄庐正编辑《星期评论》。五四之后，研究系与国民党主编的报刊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一度超过《新青年》。钱玄同根据两党派人士这一时期编辑用字要求以及相互间交往渗透，视为“又由国民党底报纸侵入进步党底报纸了”。钱玄同还表示是否给《新青年》撰文，主要看陈望道是否会修改作者文章的用字[37]；无论是钱玄同还是周作人，都有着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所包含的“绝对自由观与反权威论”[38]。
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致钱玄同函手稿（影印本）
收到信后，周作人在12月17日作长信回复钱玄同，如果说之前胡适的文章被周、钱二人称为“统一思想宣言”，那么这封千字长信可称为“反对统一思想宣言”信函资录如下：
玄同兄：
……
以上谈公事竟。
得来信，知道我的乙篇东西，又蒙“书房的灯笼”选取，实属侥幸之至。（我还记得民国三年，我作了乙篇《童话略论》，“白”送给《中华教育界》——因为其中有略骂商务所出的童话，故所以不曾送给该商务也。——蒙他化了三分邮税寄还，说“不合用”。）至于进国两派合谋，统乙思想，诚属可怕之事；但我们不大热心于“争自由”等事，所以也只好任“佢们”用了现行“例”来统乙我们也。因为我近来颇怕无聊的辩论：他们不承认个人的人权，想把人当作乙群羊，以毛角等来分类，说者乙群是乙律平等；（其实便在羊里面，也必然彼此不同，没有真统乙与平等）我等和他们去争，有什么用呢？力子公还主张不应该有板权，似乎乙个人做了东西，是天上注定给那些出板者做材料的：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些“权”去抗议呢？专制，——这是中国的乙切。皇帝，家长……不必说了；现在的（新招牌的老货色也不说)学者，安那其者，新闻记者，“未来的主人翁”的学生，……又何不专制?我对于河南学生的把商人游街，觉得小赵倜们还正多着，他们对于游街的办法还是如此的有兴趣，真妙极了。我颇信遗传学的话，觉得中国的精神(儒生道士两派合成的国粹)在我们血管中流动，不知道何时才能淡下去。过去的几十代的死鬼(客气乙点，应该叫他们“祖宗”)实在凭在我们的身内，这如何是好?不过他们(以上所讲的各种人们)的死鬼，比我们凭的更多，所以我们的顽固也就相形见绌，要被他们所统乙了。
以上所讲，差不多是笼统的说法，至于《新青年》那面，我也不是那样的麻木了。我想寄稿去的时候，当声明不要改变原稿文句；倘不遵行，那时我只能敢告不敏，暂时和这《鲜绿岁》绝交了。“佢们”的板上，只能任其统乙，不值得自寻麻烦，和“佢们”斗口了。
《新青年》近来的内容，我实在不大赞成。因为我自己是不懂社会问题的，所以自己不能谈，也不大喜欢看。我希望特谈政治社会的，与谈文学及什么道德等事的，分作两种杂志，但是终于做不到；这样下去恐要同《大学月刊》乙样，使得各方面的人都不满足。[39]
这封信写于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南下广州，《新青年》由陈望道代为编辑之际。1920年初，戴季陶、沈定一、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张东荪等人常聚在上海渔阳里一起探讨社会主义与办刊，两党派当时在反对北洋政府的目标与步调上取得一致。1920年6月《星期评论》停刊，《觉悟》与《学灯》继续宣传两党派的思想主张。周作人形容“至于进国两派合谋，统乙思想，诚属可怕之事”，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进步党与国民党形成“联合”，新青年派处于独自作战的境地。[40]周作人极为看重思想自由，“但我们不大热心于‘争自由’等事，所以也只好任‘佢们’用了现行‘例’来统乙我们也”。既是正话反说，也是此时不参与政党（政治）的《新青年》同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渐处下风。研究系、星期评论社借助身后的政党力量，使《学灯》《解放与改造》与《星期评论》《觉悟》在新文化运动与政党宣传方面跃然而起。周作人将编辑修改作者用字视为“统一思想”，以邵力子不主张人权和版权溯源专制古已有之，认为从帝王专权、家长制到安那其主义者莫不如此，这既是对国民党的再次批判，亦是周作人对无政府主义态度的转变。
周作人的回信提到河南军阀赵倜。赵倜曾是袁世凯的部下，1919年8月私自与日本人签订借款条约，条件是允许日本人承包郑州等多地商埠的建设与经营权，一时之间日商遍布河南，给河南造成新一轮经济掠夺，引起河南各地民众激烈反抗。1920年河南学生出于义愤押日商游行，周作人对学生行为并不赞成，称之为“小赵倜们”，在周作人眼中这是“兽性爱国”。而陈独秀的《学生界应该排斥的日货》与周作人观点相似，批评自私的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称赞武者小路实笃。[41]周作人反对一切形式的思想统一与专制，反对任何威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信中表示个体反抗虽在这些力量面前相形见绌，但并不会就此罢休；周作人也由此谈及《新青年》并亮明态度：如果自己的想法不能遵行，《新青年》改变自己原稿文句，便与《新青年》绝交。从1919年夏寄希望于《新青年》“不至于思想统一”到1920年冬，如《新青年》也出现思想“专制”便拂袖而去，周作人的着力点从未改变。
周作人提出“我希望特谈政治社会的，与谈文学及什么道德等事的，分作两种杂志”，这依然是个人主义的余响。随后，胡适正式向陈独秀提议《新青年》迁回北京编辑并声明不谈政治，以此征求同人意见，同人群体分化由此公开化。1921年1月，周作人因肋膜炎卧床不能执笔，由鲁迅代笔向胡适表达自己的想法。[42]2月，《新青年》被法国巡捕房查禁，胡适再度想将刊物迁回北京。周作人病重以致1921年春基本未写日记，但在2月25—27日写了三封信，2月26日致钱玄同函提到：“现在已蒙サンペン大夫许可每天得坐起几分钟……还有许多话想写，但因病‘余’不大有气力，所以中止了。”[43]能勉强坐起的周作人对《新青年》表示极大关心，这封信后续部分以及25日、27日写给李大钊的两封信都发表同样的看法：赞成《新青年》分裂为两个刊物，不建议胡适争《新青年》一个名头。[44]此中积极与责任心，与他后来说的“客师”身份颇为不同，且这份责任心由来已久。1919年初，周作人对张豂子与同人间的“骂战”颇为关注，2月18日致钱玄同函提到：“又闻《晨报》昨今又有豂公爵的文章，可以收进《他们骂我们》中，请注意。”[45]周作人进而提出应对措施，“关于张陈双簧事件，或即在第二号中先作一随感录骂之……”[46]无论是外界攻击、新旧思潮之争，还是刊物内在机制变革，都引起周作人高度警觉，这些也正凸显他对《新青年》的主体意识。
《新青年》第6卷第6号
1919年8月19日，周作人给钱玄同写信：近日患眼病，益不能做东西，故《新青年》之稿，仍只一节，尚不曾续写一个字也。[47]8月21日，周作人又写信提到：“我想写几条感想，登入《新青年》，终于还只写了半条；想编辑尚早，或略迟不妨乎？”[48]由此信可知，《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以唐俟笔名发表的六则随感录（六一）到（六六）[49]，其中《不满》《有无相通》《暴君的臣民》三则可能为周作人所作。8月31日，《每周评论》被查封当天，周作人回信钱玄同：“来片已收到了。《杂感》经伏先生索去，登在报上；《新青年》别有一篇稿，但其文句仍是那《杂感》，倘以为可以与国药先生的《嗹马游记》相配，便请录在后面。唯并非由编者从报上抄下，故可不作转载论。日内拟译一篇小说，但第六期中已有了一篇，似不必再添。又要做一篇罗刹之战争小说，则一时不能成功，倘《新青年》不随《每周评论》之后而考终，第七卷中当可载入。”[50]周作人信中提到的译作《齿痛》载第七卷第一号，《沙漠间的三个梦》《游日本杂感》、诗歌《画家》《东京炮兵工厂同盟罢工》、读者回信《答袁濬昌君》载第六卷第六号，可能还包括随感录，这些远超出一个撰稿人范畴，构成编辑者身份认同。
1919年周作人书信所呈现的积极参与态度，与1960年代《知堂回想录》里若即若离的撇清姿态构成对比张力；而周作人的回忆也与鲁迅、沈尹默的回忆文章大相径庭，沈尹默回忆文章表现了周氏兄弟对《新青年》的热衷、介入乃至参与，尤其是对陈独秀的支持。系统阅读周作人在1919年写给钱玄同的多封书信，会发现周作人对《新青年》的感情和态度与鲁迅、沈尹默的回忆有着诸多一致。饶有意思的是，相比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提到《新青年》编辑为六人，沈尹默的回忆录提到七个编辑包括周作人。[51]周作人应当不是一期的独立编辑，但极可能在钱玄同编辑过程也参与其中，当时同人在编辑时互相帮忙、出谋划策，每一期编辑人员的界限可能未必如现在这般分明。[52]第六卷第六号原本是沈尹默编辑，后由钱玄同代编并与周作人共同商议，于是沈尹默有这样的记忆。
1951年，沈尹默回忆1919年初胡适企图独自收编《新青年》，引起周氏兄弟的愤慨：“《新青年》如果归胡适一人包办，我们就不投稿。”[53]1956年[54]、1966年[55]，沈氏再次写到周氏兄弟反对胡适这种态度。耿云志文章曾提出周氏兄弟并不会如此云[56]，但周作人因为胡适“统一思想宣言”站出来商量《新青年》编辑办法。1919年初胡适打算独自收编，他们站出来反对是有可能的，极可能与沈尹默达成共识。1920年《新青年》迁到上海后，二周兄弟持续供稿，这些都难以将他们与同人编辑身份割裂开。同人的撰稿对于《新青年》尤为重要，从第六卷第六号刊登周作人多篇文章到1920年陈独秀不断向北京同人催稿便可见一斑，1920年10月15日周作人给胡适写信道：“你的身体想已好起来了。我很希望你快快全好了，多作诗和文章；现在《新青年》实在冷落极了。”[57]同样在七八月间，周作人应陈独秀来信提议[58]，写信劝许久不供稿的钱玄同给《新青年》撰稿。[59]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7卷，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
1921年，胡、陈分裂之际，胡适直陈钱玄同认为“让外界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这依然是基于上文周、钱二人的通信认为国民党、研究系刊物“统一思想”而发，如果《新青年》也步他们的后尘“这是最丢脸的事”[60]，这也预示着同人群体分化已不可弥合。而周作人似乎有所预知，1920年12月17日书信寄出后，1921年2月《新青年》被法国巡捕房查封，刊物移到广州出版。或许正是出于对政治的高度敏感，让他始终远离政党。然而，作为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他在中国必然是走不下去也是走不通的，这是包括胡适、陶孟和、周作人在内的新青年派都行不通的路径，也构成周作人回到岗位的原因，周作人在1922年转向“自己的园地”，从事自己的“胜业”，这里已可见端倪。
李兰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20043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9期）
注 释
[1]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提到：“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到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2][3]《周作人日记》中册（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6页。
[4]北京鲁迅博物馆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七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48页。
[5]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
[6]刘半农《今之所谓“评剧家”》与钱玄同回信，《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页。根据内容，这封信写作时间当为1918年8月20日，编订时间有误。
[8]1924年9月8日，胡适在给高一涵信中开诚布公地说道：“办一个有资本的杂志，像美国的《新共和》，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58页。
[9]戴季陶：《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星期评论》第2号，1919年6月15日。阿拉奇士姆：安那其无政府主义。
[10]《星期评论》第3号刊登《工人教育问题》《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等文章讨论劳工与苏俄。这一时期戴季陶撰写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阐释“布尔什维克”的含义与对“过激党”一词的误读，思考与分析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此时的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态度显得矛盾且暧昧，戴季陶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随着1919年7月25日苏俄宣布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大为转变。
[11]北京鲁迅博物馆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七卷，第50页。
[12]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
[13]杨天石整理：《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4页。
[14]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
[15]《国外大事述评：俄国包围过激派之运动》，《每周评论》第4号，1919年1月12日。
[16]东荪：《过激主义之预防策》，《时事新报》1919年1月23日。
[17]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
[18]《周作人日记》中册（影印本），第6、10、11、14、17页。
[19]《周作人日记》中册（影印本），第7页。
[20]《周作人日记》中册（影印本），第3、18页。
[21]《周作人日记》中册（影印本），第4、10、13、14、17、29页。
[22]梁勤峰、杨永平等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9、80、84页。
[23]《〈新青年〉自一卷至五卷再版预约》，《申报》1919年8月12日。
[24]泽东：《陈独秀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第1期。
[25]田丹：《〈新青年〉1954年影印本前九卷与原版之区别考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9期。
[26]《本报特别启事》，《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第31号。
[27]朱文通：《李大钊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28]《周作人日记》中册（影印本），第52页。
[29]杨天石整理：《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51页。
[30]王海晗：《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31]陈思和：《重读有关〈新青年〉阵营分化的信件（之一）》，《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
[32]陈独秀：《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33]陈独秀：《随感录（七十三）：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新青年》第7卷1号，1919年12月1日。
[3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35]《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28页。
[36]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37]《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第329页。
[38]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39]北京鲁迅博物馆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七卷，第157～158、165～166页。信函开头部分谈论公事，予以省略，特此说明。
[40]研究系张东荪、匡僧主编《时事新报》，在1919年初曾与北大、新青年派形成短暂联合以回应新旧思潮之争。马建标：《暧昧的联合：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与研究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1]陈独秀：《随想录（七八）》，《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42]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页。
[43]北京鲁迅博物馆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七卷，第158、165页。这封信函引用的同样也是将错配的信札还原之后的内容。
[44]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45][46][47][48][50]北京鲁迅博物馆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七卷，第38、38、52、54、56页。
[49]1919年7月31日鲁迅日记所记的文稿八枚实为刊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的《随感录》五十六到五十九，而非《鲁迅全集》第15卷注释所写的六一到六六。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005年版，第375页，杨俊杰《〈新青年〉脱期与鲁迅随感录“文稿八枚”》，《鲁迅研究月刊》2023年第1期。
[51]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61辑。
[52]当下的一些研究趋向将《新青年》第四到六卷每一期编辑进行考证，如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页；张宝明、陈振可《“编辑”与“发行”：〈新青年〉内在运作机制再探》，《出版发行研究》2024年第1期。
[53]沈尹默：《胡适这个人》，《大公报》1951年12月16日。
[54]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文艺月报》1956年第10期。
[55]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61辑。
[56]耿云志：《〈新青年〉同人分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57]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46页。
[58]1920年7月9日、8月13日、9月4日陈独秀致周作人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08～310页。
[59]北京鲁迅博物馆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七卷，第100页。
[60]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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