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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雁冰
内容提要
1920年，《小说月报》开始提倡和介绍自然主义。1922年，《小说月报》集中几期开展了有关自然主义的讨论。短短几年内，自然主义借助《小说月报》这个平台逐渐被中国的作者和读者所接受。这一切离不开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的大力提倡。相信文学进化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实证哲学对文学创作的作用，是沈雁冰引进自然主义的心理基础。以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作为考量标准，并且从技术上而非人生观上引介自然主义，是其核心。由此，自然主义在“真”和“写实”的意义上汇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中国旅行促进了新文学现实主义主流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小说创作观念的现代转型。
关 健 词
沈雁冰 自然主义 《小说月报》 现实主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自然主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相比于同时期其他西方文学思潮来说，自然主义引起关注最早，挑起争议最大，在中国本土的传播最为曲折。从1930年代开始，自然主义在中国文坛似乎就已进入沉潜和退隐状态，中国的创作界和评论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无人再提自然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自然主义的这趟貌似失败的中国旅行中，自然主义的精神和血肉已融入中国文学，促进了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转型和中国新文学主流文学思潮的形成。在这其中，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对自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本土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0年代《小说月报》的自然主义讨论是这一传播最有力的平台和最经典的实践。
一 进化论和科学主义浪潮下的引进
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传入国内，1904年的《大陆》杂志发表的《文学勇将阿密昭拉传》[1]是迄今见到的最早对法国自然主义进行介绍的文章。“五四”时期进化论和科学主义浪潮的高涨不仅为自然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而且还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五四”前驱们普遍认为中国新文学要融入世界文学大潮，就必须把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走一遍，自然主义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在对自然主义的接受和提倡中，其对科学和真实的强调吻合“五四”时期的科学观念。
1920年前后新文学界对自然主义的提倡中，进化论也是非常重要的学理依据。这在沈雁冰身上体现得尤为典型。在1920年第1期半改革时期的《小说月报》上，沈雁冰阐明了自己对新文学的看法，认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而且一再申明“我们该拿‘进化’二字来注释‘新’”。[2]在他这里，“新”的就是“进化”的，由此，他也认为，文学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并且是一种线性意义上的按照进化序列所排列的阶段。沈雁冰在回答《小说月报》读者周赞襄的信里再次阐明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说：“中国的新文学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学的路上，——那么，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我们也有演一过之必要；特是自然主义尤有演一过之必要。”[3]1922年的《小说月报》中，不仅“自然主义论战”中在深入讨论自然主义的优劣以及中国新文学创作中是否引进和如何引进自然主义等问题，在“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中，沈雁冰和读者在来往信件中讨论的仍然是要不要介绍自然主义的话题。在这一时期，一种努力赶上世界文学潮流的愿望使得沈雁冰始终把建设中国新文学和介绍自然主义关联在一起。
《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学界很多人认为沈雁冰接受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主要依据是胡适1921年7月22日的日记以及在这之后沈雁冰写给胡适的四封信。实际上，早在见到胡适之前的1920年1月的《小说新潮栏宣言》中就能看到沈雁冰对自然主义的兴趣和热情。沈雁冰指出：“所以现在为欲人人能领会打算，为将来自己创造先做系统的研究打算，都该尽量把写实派自然派的文艺先行介绍。”[4]当然，与胡适的交往坚定了沈雁冰对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选择。1921年8月之后的《小说月报》中，自然主义的介绍力度明显加大，1921年12月的“自然主义专号”的产生也有胡适影响的因素在内。沈雁冰在1921年之后的选择也有他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和《小说月报》的主编引导文坛的自觉意识在内。盛行于19世纪60年代的左拉的自然主义，从发生学上就与现代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主义在“五四”时期之所以引起关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人们对自然主义基本精神的理解与“五四”时期流行的科学观念的不谋而合。盛行于19世纪60年代的左拉的自然主义，是左拉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决定论以及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它从发生学上就与现代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沈雁冰的文学观念中，很容易发现他受到丹纳文学理论影响的成分。因此，沈雁冰成为“五四”时期介绍自然主义最为热情也影响最大的作家和批评家就在情理之中了。
《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
在沈雁冰看来，中国没有自然科学和实证哲学的基础，也没有自己孕育符合科学精神和实证意识的文学创作理论的可能，引进和学习自然主义适逢其会。“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系……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5]不仅沈雁冰，“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是在科学意识的引导下来理解和接受自然主义的。胡愈之在《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一文中说：“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文艺思潮受了科学的影响，便成为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时代。”[6]瞿世英认为：“小说与科学的关系，对于左拉的意见尤要特别注意。因为他是文学的革命家。‘将科学的研究法，运用于文学的创作，以研究自然现象的态度来研究人生’，是研究近代小说之一重要关键。”[7]李之常认为自然主义是“经过了科学陶成的文学，以冷静的理智，求自然底真；以客观的事实为本位，渗溶作者底理想于事实之中”[8]。1920年前后，人们对左拉和自然主义基本精神的理解，都侧重其科学的一面，对其文学上的特质和创造性，反倒很少有人论及。这是科学意识和科学主义浪潮高涨时代的特有现象。正是借助了进化论和科学主义浪潮，自然主义才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进入国内，并落地生根。
二 “为人生”主张中的取舍
在实际的介绍中，以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作为考量标准，沈雁冰对自然主义进行取舍，技术上的自然主义而非人生观上的自然主义是其介绍的核心。
自然主义之所以能得到沈雁冰的青睐，主要在于自然主义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文学诉求与沈雁冰“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之间有非常重要的交汇点。在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意义上，沈雁冰按照“为人生”的标准观照当时的文坛，发现不管是新文学还是旧文学都是以向壁虚造为主，缺乏“实地观察”与“客观描写”，因而既无法表现人生，也无法指导人生。自然主义对客观和真实的强调、对写实的看重有助于新文学更好地表现人生。只有真实地表现了人生，才能够去指导人生。沈雁冰主张的“为人生”是在宏阔的民族的社会的视野中的为人生，其中也不乏“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大人类主义的底色。他认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9]。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中，他明确指出：“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文学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确是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10]
1920年前后的新文学界，正是“问题小说”热高涨之时，在思考人生、提出问题的层面上，问题小说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其创作中概念化和主观化的毛病却也不容忽视。而且大多数作者所哀叹和表现的仅仅是一己之人生，这无疑是令人非常担忧的。沈雁冰指出创作坛的现状：“许多人喜欢做小说，却不知道小说是什么东西，……专门模仿西洋小说的皮毛，……表现的手段太低，或是思想不深入。”[11]《评四五六月的创作》通过对1921年4、5、6三个月中新文学创作情况的统计，指出了当时新文学创作题材的单一化和描写的雷同化倾向，“描写男女恋爱的创作独多，竟占了全数过半有强！最少的却是描写城市劳动者生活的创作，只有三篇；描写农民生活的创作也只有八篇”。恋爱小说中“所创造的人物又都是一个面目的，那些人物的思想是一个样的，举动是一个样的，……竟弄成所有人物都只有一个个性”[12]。在此情况下，自然主义的引进就变得刻不容缓了。因为“文学上自然主义经过的时间虽短，然而在文学技术上的影响却非常之重大。……中国国内创作到近来，比起前两年来，愈加‘理想些’了，若不乘此把自然主义狠狠的提倡一番，怕‘新文学’又要回原路呢”[13]。沈雁冰此一时期提倡自然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看到了新文学所存在的问题，他以给新文学的问题找出解决药方的心态大力提倡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的介绍也被认为是解决1920年代旧文学（主要指的是旧派小说）所存在问题的重要药方。“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看作载道之器，或竟看作牟利的商品，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诉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扩大人们的同情的。”[14]对文学的态度是1920年代新旧文学划分的主要依据。旧派小说的主要问题除了文学态度上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念之外，同样存在着技术上的不会描写，不知道客观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等问题。因此，作为1920年代自然主义讨论中具有结论性的长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指出自然主义是解决新派小说和旧派小说所存在问题的良药，中国新文学必须引进自然主义。
正是基于对1920年代文坛基本状况的分析，沈雁冰对自然主义进行了取舍。沈雁冰此一时期推崇的主要是作为技术和创作方法的自然主义。他是以给1920年代文坛的弊病寻找药方的心态大力介绍自然主义的。1921年，他尝试性地使用和推荐自然主义这一药方，认为“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这是国人历来对于文学的观念；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而要校正这两个毛病，自然主义文学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似乎”的提法表明的是他此时的不确定。[15]1922年，经历了自然主义的大讨论之后，他的态度就非常肯定和明朗了。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沈雁冰认为当时的创作“不论新派旧派小说，就描写方法而言，他们缺了客观的态度，就采取题材而言，他们缺了目的。这两句话光景可以包括尽了有弱点的现代小说的弱点。我觉得自然主义恰巧可以补救这两个弱点”[16]。
沈雁冰：《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在与读者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中，针对读者对自然主义的文学里“大概含着机械论者与宿命论者底人生观，视一切境遇似为不可抵抗的”[17]，因而对自然主义的介绍和提倡产生疑虑，沈雁冰回信指出：“从自然派文学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或不宜于中国青年人，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我们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8]可以说，自然主义的提倡的的确确促进了“为人生”主张的实现。罗钢认为：“茅盾对自然主义影响的汲收，乃是他五四时期建立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丰富和深化。”[19]可以说是一语中的，直接道出了自然主义的提倡与“为人生”之间的逻辑关联。
三 在“真”和“写实”的意义上汇入现实主义
自然主义最初进入中国，是乘着写实主义的东风，与写实主义同行的。从晚清的文学革新开始，写实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和衡量尺度便被一再倡导。从梁启超、王国维到管达如、成之（吕思勉）以至“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和沈雁冰。写实精神都是对一种新质的文学的一种基本要求和期待。在自然主义讨论前后，文学界在提起自然主义的时候，大都是和写实主义以及现实主义混为一谈，甚至连沈雁冰本人都认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20]。在他这一阶段的文章中，左拉、巴尔扎克、福楼拜都被他作为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进行介绍和推荐。“五四”时期的许多小说家和批评家也都很少能将这三者区分清楚。1920年，胡愈之发表了《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他将“自然主义”（Naturalism）称为“写实主义”，他同时也用“写实主义”来指称“现实主义”（Realism）；谢六逸的《西洋小说发达史》中在介绍到自然主义时将福楼拜与左拉都看作自然主义的重要作家。很显然，这是在写实意义上的混用，而这种混用与1920年代人们对人生观上的自然主义的排斥交融的结果，就是自然主义只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以“实地观察”与“客观描写”的方式融入现实主义，成为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主要精神肌理和基本血肉。
“实地观察”与“客观描写”中对沈雁冰以及许多“五四”时期的作家和理论家最具吸引力的是它对“真”的强调。这里，值得我们特别加以讨论的是真实的美学原则在“五四”时期中国文坛的重要意义。周作人曾指出：“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艺术派的主张。”[21]沈雁冰也认为“自然主义者最大的目标就是真，在他们看来，不真就不会美，不算善”[22]。李之常也特别强调“真”的意义，认为“‘真’是自然主义底生命”，“所以自然主义底刺戟最强、最有力”。[23]文学艺术中的真善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充满了歧义和争议的话题。“真”本身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范畴，文学的真和生活的真，经验的真和事实的真，事实的真和情感的真等，不一而足，都是需要区分和鉴别的问题。在自然主义讨论中，复杂的“真”被具体为小说创作中作者经验的真实和所描写的生活细节的真实。并认为有了此二者的真实，就有了艺术的美和善。“真”在这里不仅是一种美学原则，它还是一种价值判断和文学追求。这种价值判断和追求，与这一时期人们对小说社会功用的强调分不开。从晚清的“新民”到“五四”时期的“为人生”，小说在一步步地走向与国家和现实人生建立最根本的关联。由此，受自然科学发展影响的自然主义在“真”的意义上成为1920年代初期的文学热点和学习对象，并最终与现实主义合流。
在对自然主义的介绍和引进中，沈雁冰发现了自然主义对文学功用的认识中“真”的具体指向。“他们以为文学的作用，一方面要表现全体人生的真的普遍性，一方面也要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24]在表现“全体人生的真的普遍性”和“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中，沈雁冰此一时期更为强调的是后者，是“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他评价自然主义小说描写逼真，说他们：“不但对于全书的大背景，一个社会，要实地观察一下，即使是讲到一爿巴黎城里的小咖啡馆，他们也要亲身去观察全巴黎城的咖啡馆，比较其房屋的建筑，内部的陈设，及其空气（就是馆内一般的情状），取其最普通的可为代表的，描写入书里。”[25]此一时期自然主义的描写法中对沈雁冰最有吸引力的就是他们对细节真实的强调。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在沈雁冰还有许多“五四”时期的理论家和小说家这里，“写实”更多的时候都表现为“实写”，它是有明确的现实指向的，那就是当下的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为人生”的文学首先要做的就是真实地表现现实社会、表现现实人生。这种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也是一个变化着的问题领域，最初，沈雁冰提倡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为人生”，后来被具体为“第四阶级的人生”，1925年之后，又有了新的变化。温儒敏也认为：“‘人生派’理论家转向提倡自然主义，有其必然性。过去有的论者认为这主要是针对鸳鸯蝴蝶派的，其实不然。他们是出于对新文学发展的忧虑，才提出这一主张的。……倡导‘自然主义’正是为了克服文坛上‘不忠实的描写’的通病。”[26]从这一阶段以及后来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中国文学并未走向自然主义，也没有产生中国自己的自然主义作品。然而，我们决不能说自然主义就此消失了，1922年前后的自然主义讨论在中国文坛水过无痕。事实上，正是因为经过了这场自然主义的讨论和提倡，自然主义才开始以一种更能为中国民众所接受的方式存在于中国新文学中。在“为人生”的诉求中，它以“真”和“写实”的方式汇入现实主义的大潮，成为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有机构成部分。
四 自然主义讨论与中国新文学主流文学思潮的形成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近一年的时间里，《小说月报》中展开了一系列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最初的讨论以沈雁冰等人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为主，集中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2、4、5、6、7、9号“通信”栏目中。讨论大都是以读者来信和编辑回信的方式进行的，除了读者指定的回信人如谢六逸外，主要的回信人是当时《小说月报》的主编沈雁冰。从13卷2号到4号，基本上都是“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要说明的是自然主义的提倡在当时的必要性。13卷5号“通信”栏标明是“自然主义的论战”，13卷6号是“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是对自然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和讨论。13卷7号沈雁冰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可以看作是对一年多来提倡自然主义的系统论述和总结。
在13卷2号“文学作品中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中，读者周赞襄来信，明确表明不赞成在新文学创作中提倡主义，他认为“现在中国文学的幼稚的创作坛上，应该取宽泛的态度，不宜拘泥某种主义的狭见，束缚幼稚天才的创作发展”[27]。这无疑代表了当时许多读者和文艺界人士的看法，如郭沫若就批评文学研究会的主张“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甚么自然主义啦、甚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28]。《小说月报》的读者汪敬熙也来信强调作者“应抛去一切的主义，一切的技术上的信条，而去描写自己对于生活之真挚的感触”[29]。针对上述观点，沈雁冰在回信中指出“消遣的文学观，不忠实的描写方法，是文学进化路上二大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不能发展的原因”[30]。基于此，沈雁冰认为必须介绍自然主义，一是可以克服以上弊端，给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找准路径；二是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加入世界文学的必经途径。
针对自然主义文学所含的人生观会不会对青年人产生消极影响以及我们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引进自然主义的哪些方面，13卷5号“自然主义的论战”中读者和编者进行了深入探讨。读者周赞襄批评说：“自然主义者描写了人间的悲哀，不会给人间解决悲哀，不会把人间悲哀化吗？”[31]周志伊来信提出：“自然主义文学里大概含着机械论者与宿命论者底人生观，视一切境遇似为不可抵抗的。这个于读者底感印方面就有可讨论之处了，倘若文学真能引导着人生。……自然主义未免太是客观，也许容易引导读者发生无可奈何底感想吧。”[32]沈雁冰回复：“从自然派文学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或不宜于中国青年人，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我们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33]这样的技术性讨论对于中国小说来说是首次，它不仅解决了读者对自然主义的疑惑，同时，也明确了中国文坛到底是在什么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来接受自然主义。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在自然主义讨论的总结性长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沈雁冰首先分析了中国现代小说，认为旧派小说在技术上的问题，一是“连小说重在描写都不知道”，通篇所写都是动作的流水账；二是“不知道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读者根本读不到真正的“实事”。思想上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34]至于新派小说，在他看来，除了几位成功的作者之外，都在技术上存在着和旧派小说一样的毛病，“一言以蔽之，不能客观的描写”[35]。主要原因在于青年们将时代要求和时代精神落实到创作中时描写的生活多是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生活，另外，也“过于认定小说是宣传某种思想的工具”[36]。题材上“最大的缺点是内容单薄，用意浅显”[37]。针对当时小说的问题，文章的第二部分集中论述“自然主义何以能担当这个重任”，在他看来，自然主义刚好可以补救现代小说的上述问题。
那么，沈雁冰到底是看中了自然主义的哪些特点并认为其可以疗救1920年代的中国小说呢？第一，就是自然主义对“真”的追求。这个“真”是在观察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它指向的不仅是“表现全体人生的真的普遍性”，更主要的是还要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第二，是自然主义“事事必先实地观察的精神”。以上两个方面显然都指的是小说的技术方面，也就是这一时期沈雁冰一直在强调的小说的描写法。第三，是在作品的题材上“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38]。不管是描写方法还是题材，沈雁冰要从自然主义中寻找的救治中国现代小说的药方的核心就是描写的真实和切近现实生活，有了自然主义式的“实地观察”和“客观描写”，宽泛的“为人生”在实际创作中才能得到真正实现。
沈雁冰此一时期考虑的都是一些事关新文学发展的基本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这与他本人的社会责任感有关，也与他这一时期作为新文学第一大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理论中坚和新文学第一大刊物《小说月报》主编的身份有关。正是借助了《小说月报》和文学研究会的巨大影响力，沈雁冰的文学主张才会产生普遍性的影响并在一代人中形成共识。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从周作人到郑振铎再到沈雁冰的理论演变，正反映了‘人的文学’通过‘人生派文学’的过渡向着‘为人生的文学’转化。沈雁冰是代表着这种转化结果的人，不仅是他的理论日后成为‘为人生文学’的代表，而且这种理论本身就成为一种文学史的出发点。”[39]对于“五四”新文学和整个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来说，这个出发点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直接通向中国新文学主流文学思潮的形成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
在“五四”前后的语境中，西方的各种文学和“主义”先后来到中国，然而，构成很长一段时间主流文学思潮的始终只有现实主义。这与20世纪初中国的现实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与沈雁冰此一时期的文学行为和理论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正是经由沈雁冰的大力提倡和理论阐发，“为人生”才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西方现实主义才真正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落地生根，产生了中国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过程中，《小说月报》的自然主义讨论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正是经由自然主义的讨论，“为人生”就必须要真实地表现这人生，要真实地表现这人生就必须进行“实地观察”和“客观描写”才成为新文学界的共识。新文学现实主义才从一种正视现实的创作精神转化为一种文学思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1922年发生的有关自然主义的这场讨论，其实要解决的还是现实主义的问题。”[40]它促成了新文学界对创作方法的重视。文学描写的重要性、细节真实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小说创作观念的现代转型。
可以说，没有自然主义的讨论，“为人生”和现实主义就无法从外来的文学思想和思潮转化为中国现代作家对生活和文学的独立思考和认识。没有这场讨论，没有自然主义作为技术手段的融入，现实主义就只能停留在观念和价值层面，而无法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实践。现实主义也无法实现本土化，在中国落地生根。尽管在一个多世纪的文学实践中，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有得有失，然而，回到1920年代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的具体语境中，我们仍然不免要庆幸于这样一场转化的发生。
谢晓霞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518060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9期）
注 释
[1]《文学勇将阿密昭拉传》，《大陆》1904年第1期。
[2]沈雁冰：《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1920年1月。
[3]沈雁冰：《文学作品中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答周赞襄》，《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通信”栏，1922年2月。
[4]沈雁冰：《小说新潮栏宣言》，《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1920年1月。
[5]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6]愈之：《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1920年1月。
[7]瞿世英：《小说的研究》，《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8]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46、47期，1922年8月11、21日。
[9]沈雁冰：《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第17卷第1期，1920年1月10日。
[10]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
[11]沈雁冰：《春季创作坛漫评》，《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1921年4月。
[12]沈雁冰：《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1921年8月。
[13]沈雁冰：《最后一页》，《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1921年8月。
[14][16]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15]沈雁冰：《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1921年12月。
[17]周志伊：《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周志伊来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通信”栏，1922年6月。
[18]沈雁冰：《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通信”栏，1922年6月。
[19]罗钢：《茅盾前期文艺观与西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20]沈雁冰：《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答吕芾南》，《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通信”栏，1922年6月。
[21]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
[22]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23]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46、47期，1922年8月11、21日。
[24][25]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26]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27]周赞襄：《文学作品中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周赞襄来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通信”栏，1922年2月。
[28]郭沫若：《海外来鸿》，《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1922年5月1日。
[29]汪敬熙：《为什么中国今日没有好小说出现？》，《小说月报》第13卷第3号“通信”栏，1922年3月。
[30]沈雁冰：《文学作品中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答周赞襄》，《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通信”栏，1922年2月。
[31]周赞襄：《自然主义的论战·周赞襄来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通信”栏，1922年5月。
[32]周志伊：《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周志伊来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通信”栏，1922年6月。
[33]沈雁冰：《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答周志伊》，《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通信”栏，1922年6月。
[34][35][36][37][38]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39]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
[40]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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