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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像
内容提要
穆旦在抗战大后方的行实问题可以借助新史料得到进一步厘清。穆旦进入和离开抗战大后方的时间，当在1938年3月17日和1945年11月24日；在重庆新闻学院的招考与开学，师资、课程与分组，同学与社会实践等情况，也能得到有效补充。依据《中央日报》重庆版的招考广告与重庆市档案馆藏“中国航空公司”档案，还可充实穆旦年谱、传记与研究的若干内容，细化青年穆旦的职场人事关系与经济情况，助力学界全面理解和深入研究穆旦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
关 键 词
穆旦 抗战大后方 行实
近40年来，穆旦研究已发展为中国新诗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与“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1]，在基本文献发掘整理与学术问题研究拓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要实绩。但关于穆旦在抗战大后方的行实，即便参照学界最新成果，包括易彬的《穆旦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和《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等，仍有若干晦暗不明之处。
一 进入与离开：穆旦与抗战大后方的两个时间节点
抗战爆发后，穆旦是何时进入抗战大后方[2]的？抗战胜利后，穆旦又是何时离开抗战大后方的？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未见穆旦有明确的记述，已有研究成果表述大都比较笼统。
穆旦是“湘黔滇旅行团”的一员，在《长沙临时大学应行发给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学生名单》中排在286人的第2位，[3]其来到大后方的时间，当然应该在1938年2月20日至4月28日从长沙步行（有时也搭乘车船）到昆明的艰苦跋涉时段之中。借助也“参加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两个月零十天，行了三千五百里”的钱能欣“途中草草写成此册日记”之记载，[4]更具体的时间应在1938年3月17日。是日，旅行团“清晨在细雨中离别了晃县。沿途山坡较小，不费大力，经酒店塘、蒋家湾、大鱼塘而至鲇鱼铺，这里是湘黔两省的交界地方。继续沿公路前进经南宁堡、九狮乡、杉木坳，下午四时抵玉屏县城”，全程68里。[5]至于更确切的“初入黔境”地点，就在离别湖南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抵达贵州玉屏县城的途中。穆旦在大后方的前41天，继续在“旅行团”中度过，虽与钱能欣不在一个分队，但钱氏的日记对了解穆旦初进大后方的行踪，还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固然有作为个人的艰苦、奔波和疲惫，但也有作为群体得到地方组织慰问、联欢的荣光，与单纯战火中的艰险逃亡有别。比如，3月17日抵达玉屏后，就有“县内备极欢迎，全体宿县衙门内，并开联欢大会，曾昭伦先生向小学生演讲”[6]。在同学回忆中，还有“十一级查良铮兄，系教育家查良钊老校友之昆仲，于参加旅行团之前，购买英文小字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已完全撕光。此种苦学精神，堪为青年楷模”[7]之说。
《西南三千五百里》封面图
穆旦告别“抗战大后方”的时间，则在1945年11月21日“与二○七师师长罗又伦同坐一辆吉普车，从昆明出发，开始为期40多天的北上之旅”[8]之后。按照穆旦《从昆明到长沙——还乡记》所载，“十一月二十一日自昆明出发，即日歇于普安”，“普安一日而抵贵阳，又两日抵芷江”，[9]则离开“抗战大后方”，再次经过黔湘省界鲇鱼铺（今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境内）的时间当在24日。至于与别的史料存在龃龉，致使研究者比较纠结的“穆旦跟罗又伦师长是否亦是先从曲靖出发”[10]问题，的确值得注意。所见重庆《正气日报》1945年11月7日还有消息称“青年军二○七师，奉令东调，已于昨日起，分乘汽十五团专车开赴泸县，候轮东下”。如果此则消息属实，则青年军的东调6日已经开始。因此，笔者倾向于以穆旦文字为参考，确定其告别“抗战大后方”的时间。穆旦在抗战大后方（含远征军阶段）生活了7年半有余，度过了从20岁到27岁的黄金时代。
二 旧报与新闻：穆旦与重庆新闻学院的三个方面补充
关于穆旦1943年在重庆新闻学院学习的情况，易彬《穆旦年谱》节录穆旦档案之《历史思想自传》（1955年10月）、《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1953年2月21日）、《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1956年4月22日）、《干部履历表》（1959年4月19日）、《干部履历表》（1965年9月）等，有综合性的谱文，是目前最为直接而重要的材料。翻检旧报纸，结合已成为史料的当年新闻，还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略作补充。
（一）关于招考及开学
1943年8月25日，《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均以不同标题刊发“中央社讯”，称“为加强国际宣传起见，特在渝蓉桂昆四地招考国际宣传高级新闻学员三十名”。[11]其中最为翔实的还是桂林版《大公报》，不仅披露招考“定九月十日起”，报名期“自即日起，至九月八日止”，而且讲明了报考条件与考试科目：“凡大学毕业均可投考。考试科目为党义、国文、英文、中外史地、时事及英语口试六门”，以及开学日期与学员待遇：“十月十日在渝开学，蓉昆桂录取学员，供给来渝旅费，受训期间，每月暂支给薪津一千二百元，并得按年龄分领六斗、八斗、一石平价米或代金。训练期满，考试及格，在国内服务半年，经考选报送国外大学深造……”[12]这对广大青年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已经在国际宣传处昆明办事处工作，“抱着出国留学的期望……觉得只有留学后才有较好的个人前途”[13]的穆旦，吸引力不言而喻。借助桂林版《大公报》消息，穆旦报名时间及参加考试的科目等情况，可以得到补充。参照《穆旦年谱》，可追溯至8月23日、24日“重庆版《中央日报》在头版刊登《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招考国际宣传高级新闻学员启事》”[14]。桂林版《大公报》转换了视角（《中央日报》启事称“本处”），淡化了政治色彩（《中央日报》启事之“投考资格”为“隶中国国民党籍或服膺主义志切入党之中华民国国民不分性别以曾在国内外大学毕业英文写作会话纯熟无疵并明瞭国内外现势者为限”），并补充了“该处负责人谈称”的发起背景等内容。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两个细节，一是这则启事确实在头版，但是在头版广告栏的第三条，而8月25日的桂林版《大公报》和重庆版《中央日报》等已然将招考消息编入报纸正文，可见越发重视此次招考工作；二是《穆旦年谱》所录此启事名称，第三处“宣传”系衍文，可谓百密一疏，应校正为《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招考国际高级新闻学员启事》。《穆旦传》之“《中宣部国际宣教处报考国际高级新闻学员》”[15]也应相应调整。
《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8月25日第二版截图
1943年10月12日，《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中央日报》等均刊发或长或短的“中央社讯”，核心内容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教处举办的国际宣传高级新闻学员业已筹备就绪，于十一日下午四时在两路口巴县中学国际宣传处礼堂举行开学典礼……考取学员三十二名，并将该班隶属于中央政治学校，定名为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16]从计划的30人，到考取的32人，有2个名额的增加，似乎正好印证穆旦自述之“进入前在昆明投考，在录取的两名中没有我，但昆明国际宣传处负责人周帆萍认为我成绩好，要替我争取，于是我在他的办事处中等了约一个月，帮他坐办公室，以后始得进入新闻学院的许可”[17]，进而推测增加的两个人中就有穆旦，了解周帆萍的“争取”能力与“新闻学院”招生规模的弹性。如若穆旦参加了开学典礼，则他至迟在1943年10月11日下午已经抵达重庆两路口，且开学典礼之过程，就是其在重庆的经历。再录《中央日报》消息如次：“宣传部张部长道藩主持，并致训词，指示国际宣传之重要，及该班以实习为求学方法之特点。次由程副部长中行训词阐释新闻记者应为有现代知识及现代技术之通材之意义甚详。继由董副部长显光训词，以新闻记者事业之重要，勗勉各学员埋头苦干成为将来之干材。末由克罗斯教师训词告以训练纲要及所采方法，当场嘱各学员，将当时开会情形，写一五六百字之报告，以为第一次之实习，词毕礼成。各学员即将于十二日开始学业矣”[18]，可知典礼之大略。
（二）关于师资、课程与分组
《穆旦年谱》引述穆旦自述谓：讲授有党义（潘公展讲）、政治制度（甘乃光讲），美国新闻史（美籍老教授），英文新闻写作（三个美籍教师），每日上午听讲，下午写英文新闻及到重庆各机关采访新闻……每星期有纪念周一次，由董显光或曾虚白作时事报告或训话。[19]在《时事新报》《中央日报》的消息中，关于师资与课程的内容是：除由克罗斯教授亲授世界新闻事业概况，并延请潘公展先生主讲党义、甘乃光先生主讲中国行政组织与制度、马星野先生主讲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其他时间大半为采访编辑之实习。可知穆旦的自述大致准确，只是遗漏了马星野先生及其课程。而美籍老教授，当是克罗斯，消息中的介绍是“曾任纽约前锋论坛报之法律总顾问，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历十六年之久”[20]。根据第二期学员马大任的回忆，其全名拼写是Harold L. Cross，[21]应即Harold Livingston Cross (1890—1959)。这位给穆旦讲授“印象最深刻的”美国新闻史，“讲课引起班上很大的兴趣”的外籍专家，给穆旦的影响和对中国新闻教育的贡献值得重视。至于课程名称“世界新闻事业概况”与“美国新闻史”之间，可能并无实质性差别。另外三个美籍教师，则是消息中的罗吉斯、德勒尔、倍克，在马大任的回忆中，三人的顺序及姓名分别是：贝迭克（Richard T. Baker）、庄同礼（Anthony F. J. Dralle）与罗吉斯（Floyd O. Rodgers，Jr.）。[22]材料显示，马星野1943年“作为政校重庆新闻学院仅有的三个中国教授之一，负责讲授‘新闻学概论’和‘新闻事业史’二课”[23]。穆旦的遗漏，似乎缺乏有意遮蔽的理由，很可能就是失记所致。
关于课程，主事者曾虚白1944年7月写就的《中政校新闻学院之产生及其未来》，有更为详细的介绍，谓“所开课程，计有九项如次”，即新闻之采访与撰写、新闻学基本理论、编报法、宣传新闻学、无线电新闻之撰写与广播、采访与编辑、社评写作之准备、特写撰述法、社评写作之技术。[24]
值得注意的还有穆旦不曾提及的分组情况。“中央社讯”披露：学员共分三组，每组由一教授指导，每日按照报纸编辑惯例，由各组任总编辑者派定其所属组员，担任当日采访编辑之工作，出发采访，返班撰稿，编辑发排，一切手续，完全按照报纸编辑业务进行，各教授除亲自参加工作外，随时从旁批评纠正，每星期六上午开检讨会议一次，三组各出其一周之成绩互为比较，选定成绩最优者一份发交国际宣传处印刷房，发刊英文周刊，最初为试办期，俟其内容充实后，即拟作为正式刊物发行。[25]曾虚白的文章也不曾说及分组情况，但谈到“学员的实习刊物《重庆新闻》（The Chungking Reporter）已于三月间问世，并在极短的期内，将篇幅扩充一倍了”[26]。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曾文之《重庆新闻》问世时间属实，则1944年2月退学的穆旦是来不及看到它出版的。如果穆旦“由全班学员编英文《重庆新闻》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27]的档案自述是准确的，则其退学的时间当在3月之后。而《重庆新闻》的创刊时间，由于目前尚未找到原刊，只能录以待考。
（三）关于同学与社会实践
穆旦在重庆新闻学院的同学情况如何呢？2010年版《穆旦年谱》谓“全班有三十多人，包括张鸿增、李炳泰等人”[28]，2025年版《穆旦传》指出“穆旦后来的交代材料提到了张鸿增、李炳泰”[29]。马大任的回忆文章虽称“‘新闻学院’第二期同学入学的时候，第一期的同学早已毕业……所以我对他们并不太熟识”，但还是提及余梦燕、彭瑞馥、张鸿增、沈昌瑞、欧阳美生、周庆陶、凌崇熙、周森镛、谭全裕、李惠苓、袁孟晋、刘士雍、曾纪培等13人。[30]马文没有提及查良铮，看来确实“并不太熟识”。马文提及的彭瑞馥、张鸿增、刘士雍，在当年报章消息中就有出现。《时事新报》1944年8月21日、《大公报》1944年8月22日等均有消息云“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第一届学员毕业在即，纷请赴前方实习战地采访……第一批四人，计刘士雍、张鸿增两人赴湘省战区；彭瑞馥、汪椿宝两人赴怒江前线”[31]。消息中不曾被马文提及的汪椿宝（后改名为汪衡），也是广有影响的人物，系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的最早中文译者，复旦大学经济系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有“中国的版权先生”之誉。如果马大任的回忆无误，那么加上明确表示“我是该院第一期毕业生之一”[32]的葛思恩，可以列出姓名的第一期学员已有17人，占全部32人的一半。这16位同学与穆旦的交往情况如何，目前尚未看到相关回忆文字。这或许和穆旦的提前退学，投考中航公司职员，没能一起完成学业有关。葛氏回忆“不久在报上公布了录取名单”，经过对9月10日以后的《中央日报》进行逐日翻阅，检得内容如次：
（重庆区）蔡耀年 刘士雍 鲍履平 陆秋涛 王有辉 李天璞 戚殿萱 张 浔 周森镛 史悠鑫 凌崇熙 葛思恩 袁孟晋 张淑芳 王昌煦 程义宽 周庆陶 王绍坊 余梦燕 欧阳美生 李惠苓 林典华 汪椿宝 （成都区）池富仁 柳星机 （昆明区）欧阳采薇 李炳泰 谈金裕 （桂林区）曾纪培 张鸿增 备取 彭务勤（渝） 高克方（桂） 上列名单以报名先后为序渝市录取各学员希于五日内来处报到并办理保证手续[33]
这份32人名单的出现，事实上推翻了前文的某些看似符合逻辑的推断，增加的两个人中并没有穆旦。但周帆萍的“争取”能力与“新闻学院”招生规模的弹性，则可以进一步确认。穆旦“在录取的两名中没有我”之回忆虽然有偏差（录取的不是两名，而是三名），但总体可靠。从“在他的办事处中等了约一个月”看，穆旦很可能错过了1943年10月11日下午的开学典礼。因为如果10月2日之前就“争取”成功，那么查良铮就会出现在《中央日报》的名单中。如果看到《中央日报》的名单再“争取”，则“得进入新闻学院的许可”当在11月甚至以后。当然，就算周帆萍神通广大，可以在《中央日报》公布录取名单之前有内部消息，就开始为穆旦“争取”，那也花了“约一个月”的时间，是来不及参加开学典礼的。穆旦抵达重庆两路口的时间，还得推迟。开学典礼之过程，也不是穆旦在重庆的经历。与之相关，穆旦自述之“在新闻学院不及四个月，我便脱离了”的时间，也得推迟，至少不能从1943年10月11日起算。
邓绍根《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的交流合作及其影响》依据Report of the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on the Chinese Post-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MARCH, 1943-AUGUST，1945录有一份27人的第一期学员名单，少数人员与《中央日报》不同，如贺叔琥、殷珊姑、沈昌瑞、王晋华等。[34]2023年8月微信请教邓教授，蒙爽快告知“这篇文章有些错误”，又越二日传来所依据的英文资料封面与内页，令人感佩。核查内页英文报告原文，列出第一期学员名字和出生地者计30人，邓教授识读翻译出27人，殊为不易。尚未翻译出的三人为：江苏的Ying Da、广东的Miss Choy Wing-yung和陕西的Mee Hsieh-yin，希望读者诸君有以教我。贺叔琥、殷珊姑、沈昌瑞、王晋华对应的英文名分别为Ho Su-fu、Ying Shan-gu、Shen Chang-rai和Wang Chin-hwa，来自江苏、浙江、江苏和马来亚。报告提供的名单何以与《中央日报》录取名单存在明显差别，《中央日报》名单中的32人是不是悉数报到入学了呢？值得继续追问。马大任所列名单中，“谭全裕”应为“谈金裕”，有资料显示谈系武汉大学经济学院1942届毕业生。[35]至于彭瑞馥和沈昌瑞，莫非也是某方争取的结果？穆旦在重庆新闻学院的同学到底有多少，哪些人与穆旦存在真正的同学之谊，具体名单如何，仍然有待查考。
Report of the Dea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on the Chinese Post-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封面，感谢邓绍根教授提供。
当年重庆新闻学院学员的社会实践活动，也颇受关注。所见有媒体公开报道的，可举三例：
1. 1943年10月14日参观中央通讯社。“下午五时由克罗斯教授率领……由社长萧同兹，英文部主任徐兆镛招待参观各部室，并详加说明，各学员纷纷提出问题……至六时许始辞出。”（《新闻学院学员参观中央社》，《中央日报》1943年10月15日，第3版）
2. 1943年11月11日参观重庆《中央日报》社。“全体学生三十余人由该院美籍首席教授……率领，于十一日下午十时，至本报社参观。由本社派员，茶会招待……直至十二时始兴辞返城。”（《政校新闻学院员生昨晚参观本社》，《中央日报》1943年11月12日，第3版）
3. 1943年11月23日参观重庆《大公报》社。“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院长克罗斯，副教授庄同礼等率领学员三十人，于昨晚九时莅临本报参观。当由本报总编辑王芸生等殷勤招待，并于茶会席上致欢迎之词。各教授学员于授询若干问题后，复至编辑部及工厂等处参观。各学员兴趣至浓，不厌求解。至午夜十二时，始在教授催促下，欣然乘马车归去。”（《新闻学院员生昨夜参观本报》，《大公报》1943年11月24日，第3版）
这些参观活动，如果不出意外，穆旦应该都有参加。只是不知“内敛的，客观的”[36]的穆旦作为学员，有没有提问交流。但更为详尽的《穆旦年谱长编》，或可将这些学员参观的消息入谱。
关于穆旦在重庆新闻学院的生活起居，还有一条消息值得摘录，那就是《大公报》的特写《新闻事业的摇篮——记中政校新闻学院》。其中“你如果去拜访它，你并不能够找到它的门口，校园，满脸书卷气的先生和夹书本来往的学生。它是溶解在两路口巴县中学内国际宣传处的里面，找到国际宣传处，也就找到它。宣传处举行招待记者会的新厅是它的课室，办公室是教员室”[37]等内容，可知作为新闻学员的穆旦生活环境之大略。
三 广告与档案：穆旦与中国航空公司的三份新见史料
结束新闻学员生活之后，穆旦进入了中国航空公司职员时期。这一时期的情况，学界的了解更是非常有限，笔者发现三份有些关联的新史料。
（一）招考广告
《中央日报》重庆版1944年1月15日和16日两天头版刊有广告《中国航空公司招考业务及会计人员》，内容如下：名额——业务及会计人员各取8名。应考资格——（甲）业务人员：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并有服务经验者。（乙）会计人员：专科以上学校会计、银行或经济系毕业，曾从事有关会计工作者。报名手续——自即日起至元月二十二日止（例假除外）每日上午九至十二时下午二至五时（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时）携带学历资历证件及本人照片一张至本市中正路川盐银行二楼本公司人事课。考试科目——（甲）业务人员：国文、英文、常识、地理及英文打字。（乙）会计人员：国文、英文、会计学、珠算及英文打字。考试合格者须经口试及体格检查，口试及体格合格方予录用。考试日期及地点——元月卅日上午八时起，在中正路川盐银行二楼本公司举行考试。[38]
《中央日报》（重庆版）1943年10月2日中国航空公司招考广告
穆旦自述所谓“适逢中航公司招考职员”[39]，应该就是此次“业务及会计人员”招考。能成为录取的八人之一，可见穆旦的考试、口试表现很好，体格检查也无问题。而今后的新版《穆旦年谱》，也可增加1月30日谱文：上午八时，到中正路川盐银行二楼中国航空公司参加业务人员招录考试。1944年的重庆中正路川盐银行大楼，即今日重庆新华路重庆饭店南楼，因同为国民政府经济部旧址，已被列入重庆市渝中区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可以确认的穆旦在重庆活动过的具体建筑场所，该楼能够留存至今，已是难能可贵。1944年的穆旦考场，或可为今日虽仍挂着“重庆饭店”金字招牌，却已沦落为服装卖场的传奇建筑再增加一抹诗意。
（二）中航档案
查阅重庆市档案馆所藏责任人为“中国航空公司”的档案，仅见两份档案提及查良铮，一为《中航员工消费合作社社员名册》（截至卅三年八月十九日止，档号00600002013090000009），一为《有限责任中国航空公司员工消费合作社社员名册》（卅四年二月一日，档号00600002013090000013）。前者中查良铮名列366号，职业“事务员”，认购股数“二〇”，已缴金额“二百元”；后者中查良铮名列405号，职业“仝”（应指与前面358号陈学溶“职业”栏所填之“职”相同，“职”或系职员之简称），认购股数仍为“二〇”，已缴金额仍为“二百元”（前表中多数人士的认购股数和已缴金额均已翻倍）。这两份档案材料一是可以佐证其时穆旦之于中国航空公司的在职在册关系，二是可知穆旦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认购股数和已缴金额均未随大流而有所增加。
《中航员工消费合作社社员名册》封面页
《有限责任中国航空公司员工消费合作社社员名册》封面页
借助新史料，可以厘清穆旦进入和离开抗战大后方的时间，补充其在重庆新闻学院的招考与开学，师资、课程与分组，同学与社会实践等情况，可以充实穆旦年谱、传记与研究的内容，细化青年穆旦的职场人事关系与经济情况；但其在抗战大后方的生活轨迹、行实交游、文化活动和创作修改实践，仍有诸多不甚明了之处，期待方家新材料的持续发现与旧文献的别样梳理。
进而言之，讨论穆旦在抗战大后方的行实问题，其更为重大而现实的意义是梳理大后方的“文脉”。正如有学者说：“文脉是一个地区乃致国家思想与精神的精粹，它承担着记录历史、传播文化、延续文明的重要作用，激活文脉、盘活文学资源是一个地区获得长久发展的基础。”[40]
凌孟华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40133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9期）
注 释
[1]张桃洲：《今天怎样研究穆旦》，《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
[2]我们理解的“抗战大后方”，主要包括国民政府所控制的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六省市（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和广西），此外还延及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绥远、青海、新疆六省。
[3]徐心坦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5 学生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4]钱能欣：《自序》，见《西南三千五百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页。
[5]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第28页。此版“六 往沅陵的道中”后的“四月二日”有误植，应为“三月二日”。
[6]吴徵镒：《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见《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版，第10页。“曾昭伦”应作“曾昭抡”。
[7]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忆》，见《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04～105页。“十七”应指查良钊系清华旧制1917年留美毕业生。
[8][10]易彬：《穆旦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25、126页。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该版本。
[9]穆旦：《从昆明到长沙——还乡记》，载《独立周报》1945年12月24日，见《穆旦诗文集》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1]《国民党中宣部训练宣传新闻人员》，《新华日报》1943年8月25日。
[12]《加强国际宣传 中宣部招考高级新闻学员》，《大公报》（桂林）1943年8月25日。
[13][14]易彬：《穆旦年谱》，第111、110页。
[15]易彬：《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195～196页。
[16]《国际宣传学员训练班昨开学》，《新华日报》（重庆）1943年10月12日。
[17][19]据穆旦档案之《历史思想自传》（1955年10月），转引自易彬《穆旦年谱》，第109～110、110页。
[18]《国际宣传处新闻训练班开学》，《中央日报》（重庆）1943年10月12日。
[20]《国际宣传学员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时事新报》（重庆）1943年10月12日。
[21][22]马大任：《回忆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学院——并怀念国际宣传史上的一群小兵》，《传记文学》1998年第1期。
[23]王继先：《坚守与徘徊：新闻人马星野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注释称“参见马星野：《政大新闻教育之创始与发展》（手稿，1975），《马星野档案》99-02-02-050，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24][26]曾虚白：《中政校新闻学院之产生及其未来》，《中国新闻学会年刊》第2期，1944年11月20日。
[25]《国际宣传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时事新报》（重庆）1943年10月12日。
[27]据穆旦档案之《历史思想自传》（1955年10月），转引自易彬《穆旦年谱》，第110页。
[28]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2024年版《穆旦年谱》未见此语。
[29]易彬：《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196页。未注明是何种交代材料。
[30]马大任：《回忆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学院——并怀念国际宣传史上的一群小兵》，《传记文学》1998年第1期。
[31]《国际宣传新闻学员分赴滇湘采访战讯》，《时事新报》（重庆）1944年8月21日。
[32]葛思恩：《回忆重庆新闻学院》，《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
[33]《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录取国际宣传高级新闻学员》，《中央日报》（重庆）1943年10月2日，第1版。原文除括号外无其他标点。
[34]邓绍根：《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的交流合作及其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2期。
[35]武汉大学经济学院编：《继往开来的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36]凌孟华：《填补穆旦缅印从军经历空白的集外文两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37]《新闻事业的摇篮——记中政校新闻学院》，《大公报》（重庆）1943年11月5日。
[38]《中国航空公司招考业务及会计人员》，《中央日报》（重庆）1944年1月15日。
[39]易彬：《穆旦年谱》，第111页。
[40]刘勇、陈蓉玥：《燕赵文脉谱系中的白洋淀作家群》,《河北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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