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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欢 | 新时代文学 “ 物语 ” 与文学经典化方式的拓展——“新时代文学成就展”的多维叙事及其生产性
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时代文学成就展，2024年10月14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
内容提要
“新时代文学成就展”既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形式，也是对文学历史化、经典化方式的有效拓展。“新时代文学”并非一个先在的理论命名和学科范畴，而是由新时代体内生长出来，具有公共性、共时性的动态特征和阐释空间的概念。在新的历史格局和“文明”视野下，新时代文学蕴含着重新激活中国文学的多元传统、回应人类普遍性问题的价值面向和理论整合力。在新的技术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新时代文学的跨界与出海既是新的文学生态的征象，也为理解和介入后现代文化逻辑提供了多重眼光，打开多方联动的更多入口。“新时代文学成就展”在具有社会性的物理空间，以多媒体方式对新时代十年的文学成果作出系统化展示，并完成了一次对新时代文学有“物”且有“物语”的整体化经典化“大叙事”。
关 键 词
新时代文学 公共性和共时性 多元传统与总体性 跨媒介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时代文学成就展”[1]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展览以多元、立体的方式展出了作家手稿、照片、刊物、剧本和经典作品的不同版本及相关研究，展现了新时代文学十年的积累与成就，参观过程也加深了人与人、人与文、人与物的交互现场体验。以展览形式系统呈现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这在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展览”本身即遴选、展陈、历史收藏、秩序建构以及文化再生产的综合机制，“新时代文学成就展”又是一次活的展览，是对正在生成、尚未过去的新时代文学的主动阐释，也为新时代文学重新认识和参与历史与未来提供更多维的思考路径和意义空间。
一 时代语境中的新时代文学
“新时代文学成就展”提供了具有展示、介绍、交互功能的公共空间，也构成了一个将新时代与新时代文学、现实经验与审美体验、观看与记忆、阅读与情感彼此交融的叙事装置。策展者、内容物、参观者作为装置的一环，共同开启了对“新时代文学成就”的交流和诠释，也为新时代文学的意义开掘带来更多互动空间。
展览由“作品”“时代”“人民”“世界”四个专题构成，入口处为中国作协党组近年来发表在《求是》上的重要文章[2]。“把新时代文学放到‘两个大局’中去认识、去推动，努力培育作协工作的大格局，重塑文学事业的大气象，主动认领、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使命新任务，以优秀文学‘答卷’回答时代‘问卷’，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3]，“在中国文学经典的基础上创造新经典，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以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谱写新时代文学的崭新篇章”[4]，这些论述被作为展览的总体内容方向、文本基调。作为一套装置系统，“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以物理场域的容纳性，将时间、空间、文本、影像、价值原则、审美取向等诸元素含纳其中，让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知名作家与素人作者、创作者与评论者、个人手稿信件与大数据排行榜等多种不同元素交织同框，提示了“新时代文学成就”的多元形态与动态结构。与通常的博物馆艺术展陈不同，“新时代文学成就展”带有鲜明的现场感和未完成性，参观者不只是欣赏过去的标本，而且是以文学为契机感知时代、感知自身，并有机会在不同的叙事场景中体验与“新时代”的独特关联、与“文学”的情感共鸣。
“人民书房”提示参观者坚持阅读
在一定意义上，“新时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溢出了文学史的命名范畴，或者说，有别于“当代文学”的话语动力和意识形态逻辑，它并非预先内置了建构目标或明确的“质的规定性”，而更接近“存在先于本质”的自我生产过程，也因此在客观上保留着作为概念的歧义空间。相对而言，“新时代文学”少了那种急于确认自我的焦虑感，并带有尚未被学科化、理性化框定的公共属性。另外，作为一个时代命题，新时代文学又与“新时代”有着共同的实践基础、话语背景和现实驱动力，因而，它既是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这一理论概念在党的文艺事业、文艺战线的延伸和铺展，又回应了由新的物质环境、媒介技术、消费社会等构筑的新的经验事实、知识结构及情感形态。正是基于“新时代”的多义性和多元性，新时代文学需要同时回应宏阔的时代主题和日常生活的当下性，如果说“当代文学（史）”的张力构成是更可辨认的，那么新时代文学则更多表现为不断与跨领域因素互渗和共生，这种多元共生恰是新时代文学主体性的一部分。
由于新时代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中生长出来，也伴生了其主体结构的多元性和多义空间，这是“新时代文学”在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史概念之前就包含的特质，而非特定的概念赋予。从文学史范畴看，相对于近代以来其他阶段对文学的询唤与赋义，新时代文学在历史身份、功能、节奏上显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性格侧面，淡化了某种“本质先于存在”的规定性、急迫性与焦虑感，更多显现出其公共性与兼容性。借用托尼·本尼特的理论，如果将文学史看作“受独特程序支配的特定的话语领域，它调控了作为一系列现存事实的过去的维持和转变。它构成了便于‘历史的过去’生产的学科化手段，而这种历史过去针对‘公共过去’发挥了调节功能”[5]，那么，在新时代文学的生成结构里，其未经历史化的“公共过去”或“公共现在”的面向，不仅构成它的区别性特征，同时也折射了时代格局、社会空间以及其中文学身份、位置的变化。
托尼·本尼特：《文学之外》，强东红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历史地看，现代中国在“短20世纪”和“漫长的革命”里累积了太多紧迫而密集的话语体系、历史转折与折痕，尤其在物质和技术匮乏、政治力量分散的条件下，文化、文学作为稀缺资源，直接担当了新的思想观念、价值伦理和社会改造的先行者和转换器。而“新时代文学”的出场背景，则是中国社会不仅已摆脱生存威胁与匮乏、追赶的紧迫状态，而且在文化和科技水平上发展迅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位列第12。“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6]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纪录成为新的时代的日常体验，精神需求也开始趋向多元和个性化。这些都成为文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感知基础和生长点。关注新时代文学与新时代的内生关系，在于强调和理解新时代文学回应历史、未来的新的基点，有别于在生存危机下沉重紧迫的历史性、组织化斗争，新时代则在开放、多元、全球意识和人类普遍发展诉求的框架下展开。相应地，新的技术、知识网络已经深度改变了文学的形态与文化生产方式，不但刷新了由“作者-文字-出版”构筑的传统文本世界与单向逻辑，创作过程、传播效应、产业孵化的相互介入，也使文学与大众思潮、流行话语、解释世界及改造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时代文学置身于不断更新的技术、规则、现代与后现代文化逻辑所构成的动态结构中，因此其回应时代的过程也是接受自身变化的过程，解释现实的过程也是不断认识自身、想象未来的过程。新时代作为新时代文学的“原生”语境，使新时代文学与时代“大叙事”有了更开阔、更多层次的关联方式和空间，与各个领域、各种类型交织互动的“小叙事”具有自动灵活的参与性和在场感，这也使其显现出先天的兼容性和综合力量。
“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不仅展示了新时代文学十年的发展与积累，也是对新时代文学多元结构的呈现、协调和有序化阐释。展厅中所陈列的作品从海量作品中遴选出来，并经过排序、主题分类和多媒体效果的配合与讲解，其主体部分皆来自中国作协主办的四个文学奖项，如新时代文学十年间的三届茅盾文学奖、三届鲁迅文学奖、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两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以及中国好书榜、“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的部分获奖作品，并着重突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推出的优秀作品。这次集中展出，不仅让参观者看到新时代文学优秀作品的规模与质量，也会促进公众对中国文学重要奖项的了解和关注。奖项所包含的评审标准、专业评价、价值倡导等一系列制度性规则，也作为重要信息参与了“新时代文学成就展”的整体叙述。这不仅体现主办方对文学精品工程的重视，公共展览的方式也为非专业的大众参观者留下明确清晰的新时代文学精品架构和文本线索，因此既可以看成对新时代文学经典化的学术行动，也是一种文学的公共教育与传播互动。
新时代重大主题作品展示墙
在题材上，新时代文学对时代的直接回应是“主题性写作”的典型方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强国给中国社会带来各种新经验、新气象，新时代文学的在场性体现为能更敏锐地捕捉这些新变背后的生活、理念与心灵世界。白烨指出，“主题写作日渐成为一种常态性现象，并由此产生一大批优秀作品，成为文学评选、读者阅读的重要对象和重要文本”[7]。“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中，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推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已发表的重要成果，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和乔叶的《宝水》在专门的“乡村振兴”展览墙展出，与之相邻的是老作家周立波的故乡清溪村的图景与动态，当年“巨变”的“山乡”已是今日的“全国文学第一村庄”。无论是乔叶手绘的“泡村”地图、杨志军的小说手稿，还是清溪村的历史传承与文学精神，都为“数字化生存”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可想象、可抵达的空间场景，理论家罗萨说现代社会的“空间异化”[8]使物理空间变成意义空洞的“非地点”，而这些空间重新成为“地点”正是由于文学带来了故事，故事引发了认同感。同时，作为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信息技术使文学与现实、虚构与真相、文本与想象的边界被一再消解，新时代文学的共时书写，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又会作为现实资源和“风景”被读取、被“打卡”，无论出于情感共鸣还是消费动力，这又反向论证了文学话语的实践性和新时代文学的新形态。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新时代文学成就展”写满时代的变革、人民的奋斗，也满载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中国生活的热闹深沉、中国美学的天地大美、中国智慧的万物和合。展览第一单元“作品”以中国作协主办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开篇，呈现出经典长篇小说文体的重要性。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广阔沧桑的历史、细腻幽微的人心和精湛雅致的笔调，讲述时代洪流中的家族与个人命运，为现代中国经验的呈现打通了文化、历史、人心的经度、纬度和温度。金宇澄的《繁花》以独特的目光聚焦上海传奇，两条时间线并行，引入方言叙事，采纳话本传统，将时代、地域、各色人物的命运和秘密错杂层叠，在生计风物中见出世相大观，在不动声色间示范了新的美学。李洱的《应物兄》深入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内心，借社会生态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借知识分子的尴尬写社会本相，当年的现代主义哲学演绎到了当下已经成为现实主义题材，既是作者对现代风格的坚持，也是现实主义的诚恳表达。徐则臣的《北上》以“历史考古”的方式，将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遗迹、微观的经验情感与知识性写作彼此接引、点染，从而让百年的沧桑岁月、地方风物、家族沉浮、个体生命在运河文化上共同流动浮现，也显现了作者抒情性与实证性交融的独特笔致。大量优秀作品或宏阔跌宕或幽深隐微或绚烂繁华或寂寞阑珊，但终能示人以江流日夜、美善清明的省思，参观者可以在任一文本前停留、沉浸、展开自己同文学叙事间的心灵联结与情感共鸣。对于参观者来说，进入展览空间不仅是立体化、集中性地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接受了从“作品”到“成就”的知识信息。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展架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中属于人文性灵的恒长之美又如何界定它们作为“新时代文学”的独特面孔？还有，更多大众读者所推崇的网络文学、类型文学，有相当数量的作品都是架空历史的背景设置，天地古今人鬼神魔往返穿越，又需要以何种方式描述其“新时代文学”的特征？甚至，在新的跨媒介、多渠道、分众化的大规模文化生产中，很多优秀作品并不出现在评奖机制中，那么这些作品是否以及从哪些层面归入新时代文学的范畴？新时代文学当然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延续文学史的归纳模式，将新时代文学整体性地与某种历史任务、目标、主体身份及美学风格相对应也显得越来越有难度。这本身也是新时代文学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是其需要不断对象化、历史化的动力。
如上文所述，新时代文学并非一个“预制概念”，它有其不依赖文学史命名的公共性面向和自发性，而从文学的学科角度，将新时代文学概念化、理论化又十分迫切，可以说，新时代文学的生成、发展过程与其命名化、历史化过程也因此是彼此交织、加速进行的。一方面，动态性和现场性更能传递“同时代”的脉动；但另一方面，也会因身在其中而难以厘清各种影响因素及其混杂成分，尤其在全球化、万物互联的新时代，在文化类型上学者们将其概括为景观社会、加速社会、后现代氛围，同时，中国持续高效的发展又使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后现代中国的文化逻辑并置于人们的观念结构和情感结构中，于是新时代文学要处理的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多维的状况。对于这种既置身其中又复杂多维的状态，无论是创作过程还是阅读、批评，都很难获得一个成像清晰的焦距，且难免放大最切近的信息或短时情绪与判断，这一问题也可以视作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元问题之一，在新时代文学研究中更加不容忽视。但与此同时，这种“局限”也可能提供另一种“真实”，而作为“真实”的“局限”也会成为对新时代文学“知识考古”的一部分。孙歌在分析鹤见佑辅的竹内好研究时关注到，鹤见佑辅提出的“那些包含了‘某种真实’的错误”[9]的意义，也就是说，正误未必只是“静态化和固定化”的判断本身，“错误”之中包含着背后的认知，这恰恰提供了更多值得深入的“真实”。从这个角度讲，对具有当下性的“新时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难免会有身在其中的局限和偏差，然而这种局限和偏差的内在脉络也是为再历史化、再经典化提供的“真实”之一种。值得指出的是，“新时代文学成就展”展出的鲁迅文学奖中的文学理论评论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提示了文学史、文学批评等研究的在场，它们构成了各时期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对文学作品不断地阐释和发现”，“纠正通说，发现边缘”，“是文学史研究者特别重要的眼光和能力”。[10]
鶴見俊輔『竹内好 ある方法の伝記』、リブロポート1995
“新时代文学成就展”既是新时代文学的一次跨文类、跨介质的展陈与传播，也是对新时代文学学术化、经典化的跨领域、跨学科的深化与推进。在一定意义上，“新时代文学成就展”既是对新时代文学的动态参与，也是在后现代知识情境下，对新时代文学的公共性、学术化和意义阐释的积极介入与文化延伸。
二 从文脉到文明：新时代文学的总体性与整合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1]这不仅为新时代开拓新的维度，也激发新时代文学更宏阔的思想探索。“新时代文学成就展”的主标题“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12]，正是以“观沧海”的气魄和意象贯通古今，显示了策展者的眼光与态度，即在中国文学的总体视野中为“新时代文学”定位。
新时代文学不仅是对新的时代生活的记录与描摹，更需要作家经由新时代穿透时间与空间、意志与表象，探寻时代变革中的思想方式与认知眼光，从而认识和确立自身。认识自己才能重新打开历史，发现之前在特定语境下不曾看到或被凸显的问题与意义。从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以来，文学的脉络就内置于时代变革中，那么，从未来的角度反向观之，文学作为时代的赋形，也可重新激活历史与传统。如果说“富国强兵”“启蒙救亡”体现了百年前中华民族的生存抗争和救国理想，那么，当“人类”“创造”“文明形态”成为中国人新的思想背景，也就意味着新时代已经开启了价值上的自我阐释和探索人类普遍性共识的意义建构。李云雷在《新时代文学“新”在哪里》一文中，将新时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新中国前三十年文学、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国文学加以比较，谈到新时代文学之新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更加重视文学规律”“更有文化自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3]文章展现了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理论阐释力，但比较强调“新”和“断裂”，而对连续性的一面关注不够。关于连续性，这里要突出的不是与断裂性相对的语词意义，而是二者的流动、连缀、互涉所构成的历史总体性，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向世界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经济积累达到一定规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4]这样的历史基点上，文学得以舒展和释放的空间也必然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历史的阶段性，作为叙事主体的新时代文学，不但在展开中国故事的讲述，而且要释放其整合传统、再造未来的能量。
“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以“物体系”对新时代文学十年及其背后的多元传统加以展陈和言说。不仅是书籍、照片、作家书稿，还包括展厅的布局、色调以及循环播放的视听影像，都作为“物语”的一部分参与了对“新时代文学”的阐释。如所有视觉装置的调动效应，观看和记忆总是会相互开启，按维利里奥的形象说法，“来自时间深夜的遥远过去的星星，那微弱的光明，让我们理解现实的光明，让我们去观看和理解我们现实环境的光明，它本身就来自一个遥远的视觉记忆，缺了这个记忆就没有目光的行为”[15]。“新时代文学成就展”所调动的不只是十年的文本成就，还有新时代文学的精神传统及其跨时空链接，无论是古典传统，还是启蒙传统、革命传统、人民文艺传统、现代性传统，新时代文学与它们之间所产生的新的互动，都关联着新的历史主体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自我阐释。
保罗·维利里奥：《视觉机器》，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展览的文学与影视互动区，陈列有刘慈欣的《三体》《流浪地球》剧本，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获得象征世界科幻文学极高荣誉的“雨果奖”，不但使中国科幻文学火爆出圈，也引起哲学、物理学、生物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的关注和讨论。科技、历史、文明、未来，这些事关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命题，本身就是中国思想界正在思考的问题，这意味着，对世界普遍性问题的关注和责任意识与中国思考、中国故事的同步性。而相似的议题、同样的“文明”高度，百年前则是中华民族不得不在殖民抗争中谋求现代性转型的痛苦求索，梁启超作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可视之为中国最早的“软科幻”或“穿越文”。60年后的中国被描述为国力强盛的“联邦大共和国”，在上海举办世博会，且专门强调“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16]。小说明显投射出欧美现代性模式和进步观，但其对主人公“孔子后人”的身份设定、用西历纪年和“孔子纪年”两种纪年方式，则反映出近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大变局中面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矛盾，而关于世博会强调要“学问、宗教”参展，事实上又不自觉地流露了出于传统世界观和文化自觉的对于文明范畴的观照和重视。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与刊载该作的《新小说》杂志封面
列文森认为梁启超是理性上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情感上对传统文化怀有眷恋，但张灏提出了反驳，认为西方价值观虽然对梁起过作用，“但梁决没有完全失去对所有儒家价值观的信仰”，“当梁排斥传统思想的某些方面时，他理智上仍认同其他一些方面”。[17]这里不拟作观点评论，而是关注近代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面对民族危亡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的追究是在从历史到未来文明的整体系统中展开的，而非经济、军事、文化的现代分类。不同于鲁迅、胡适等五四一代，对近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意识到的危机来自深层的世界观，是总体性的价值系统和思维逻辑的颠覆。百年后，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时代文学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展开从科技到文明的人类叙事，主导叙事的是作为主体、面向人类整体的主动思考，同时，作为中国故事，刘慈欣从20世纪60年代写起，巧妙穿行于不同历史阶段，将几经自我断裂、自我超越的历史记忆作为整体，导入通向未来的连续性之中。从这个角度讲，新时代文学的中国故事，也是人类故事、文明故事，也是与自身内部多元的文化传统的再次沟通和新的意义生产。“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不但集中展现了新时代文学的十年成果，也在以“展览”与“文学”碰撞的迁想能力，召唤和发掘新时代文学更深广、更具历史与未来穿透力的精神入口和空间。
刘慈欣《三体》的多语种版本展台
如果暂且跳出五四文学、革命文学、新时期文学等文学史的学科概念，那么中国文学蕴含的作为现代中国内在精神的独立传统、劳动传统、奋斗传统等时代传统，一方面演绎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国故事及其目标诉求，另一方面则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基点和视野下，重新激活这些具有历时性、对话性的命题，使其获得从历史阶段到民族传统的超越性和时代活力。“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以文学的方式让不同时代相互碰撞与融合，令老作家、新生代同框相聚，尽管具体文本所蕴含的历史话语、表意方式都充满多重声部，但经由展览的装置空间和集中“叙事”，呈现的是中国故事在精神传统上的价值相通、相映成趣。
“时代”单元中的一个独立展架是“人民艺术家”王蒙、“改革先锋”路遥和蒋子龙，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展出的手稿中，有王蒙发表于1980年的《春之声》，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呈现的新气象，是为新时期新生机画像的传神力作；还有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手稿，他的著名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1979年，开“改革文学”的先河。他们是时代的同行者、领跑者，塑造并呼唤了承载时代变革和精神追求的新人。如同文学史上梁生宝、萧长春、邓秀梅等人物，是精神气质的“新”使他们成为“新人”，也使他们在社会变革中获得了先锋性。与此相呼应的是“人民”单元带着鲜明时代节奏和生活气息的基层作家群像：“外卖员诗人”王计兵、“钻探工诗人”张二棍、“矿工诗人”陈年喜、“家政作家”范雨素、“快递员作家”胡安焉，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新人”，他们和他们的写作即诠释了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这些文本都频繁地出现“我”，尤其在诗歌文本中，但与1990年代中后期注重个人生活的独特性和“自我”体验又有所不同，新时代以来不少诗人诗作中的抒情主人公开始由“自我”与“他者”的分离，转向面对现实中各个领域的各个“我”，让我们看到在新的身份和场景中的不同主体。新时代的劳动者作家以对生活第一手的经验与认知，联通着社会主义的劳动传统、改革开放的奋斗传统，并且在新时代锻造自身的丰富性和内在气质，让“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彰显魅力。
“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作为具有公共性的视觉装置和内容装置，不仅使老一辈“人民艺术家”与新一代“劳动者诗人”跨时空相遇，也让参观者在一个实体情境下感知自身与文学、与时代的关联。同时，展览作为特殊的叙事装置，以对“成就”的回顾赋予了“叙事”视角以超越性和有序化，立体地链接了“时代”“人民”“新人”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意义与风貌，在各种身份角色中的困境与蜕变，也使文本脉络和历史脉络在大时代、大文学的基调下重新流动，从而导向“创造新的历史”与“文明新形态”的未来可能性。
“时代”单元中王蒙、路遥、蒋子龙的经典作品手稿
“人民”单元中的基层作家群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8]“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框架，不但使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相区分，也将改革开放前后的现代化实践连为一体，而在“文明”的视野下，新时代文学及其精神渊源、文化传统，也得以如学者所期待的“在‘文明’层面上介入普遍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19]。德里克以“历史栖居空间”的概念来看待历史的、文明的范畴与空间区域、主权国家之间相互交织的复杂关联，他认为“标示这些空间的并非固定的边界，而是处于历史变迁中强烈而集中的互动”[20]。在更宏观的价值建构与意义共享的层面上，中国叙事包含着普遍性的“文明”维度与“历史栖居空间”。与历史叙事的阶段性、区域性不同，新时代文学所回应的更趋向于人类共同面对的后现代状况和未来可能性，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包括对历史的调度，从而反身为现当代文学史中的“现代”叙事提供了新的理论契机与价值整合空间。
相较于乡土文学的规模和成熟度，与现代城市相关的书写始终历史地带有道德化和意识形态的张力，从传统中国、乡土中国中蜕变和建构而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充满对现代性转型的介入冲动和塑造热情；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中国在“被现代”的过程中所伴随的屈辱和抗争，现代城市总是作为传统乡村的对标物被观察和批判，对“现代”的书写往往同罪恶、欲望、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形影相随，而这作为一种叙事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关于现代城市及其主体性的直接表达与挖掘。如在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叙事中，“《子夜》中从乡下来的吴老太爷一进上海就去世了；《创业史》中徐改霞进城后便不再被投以关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来到铜城的煤矿，乡村生涯似乎只是提供了他吃苦耐劳的品质，而并无多少处于异质性文明间的主体痛楚和挣扎。除了作者选择的叙事侧重点之外，从文学传统的角度讲，则包含了明显的价值立场和范畴意识。在‘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框架下，吴老太爷这样的乡绅往往被视为‘腐朽’‘没落’‘灭亡’的代称，于是他如何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便不值得关注；在‘农业合作化’主题与历史任务的统摄下，徐改霞进城已超出了既定范畴，那么对她的命运追踪似乎就偏离了题材的规定性；孙少平的道德完美正是作者要为其竭力保住的品格，过多的内在冲突和精神危机则会有高加林重现的危险。然而这种种主动或被动的选择，都折射了我们对于自身文化血液中的文明冲突与矛盾尚未投以足够的关切”[21]，而那些未能被穿透的生命情态和精神细节，需要在新时代更多元的经验和视野中，重新认识和言说。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对新时代文学而言，从中国文学的自身脉络到人类文明形态的多维视野，“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不仅是调动时间轴上的十年，也是以集中的、动态的、空间化的方式，提示了新时代的历史资源、理论契机、价值诉求和未来面向，对于尚在生成中的新时代文学而言，这既是一种主体化的努力，也是对文学如何在新时代介入历史和未来的探寻与阐释。站在新时代文学的历史基点上，各个时期所形成的精神与情感传统都是几代中国人在集体的历史选择与探索中创造的，它们之所以不会在历史中固定和僵化，正源自新的时代对其不断重释和再造，新时代文学的自我讲述过程，也同时在向人类共同的精神空间提供意义资源。作为“新时代文学成就”，展览以图片和解说词结合的形式呈现了重释历史、表现现实的文学作品：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描绘了1930年代上海地下革命者的悲壮故事，作者运用了节奏明快的叙述和谍战小说的笔法，不仅打破了主流革命叙事与类型小说的区隔，也使上海挣脱被符号化的繁华旖旎，重申了其革命底色；乔叶的《宝水》突破了现代性逻辑之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奔赴与离开模式、拯救与被拯救模式，小说从一位知识女性的个人境遇及其精神危机入手，讲述了一个从城市到乡村“逆向”流动和双向创造的故事，尽管在题材上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但小说并非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复刻，而是以乡村世界为舞台，深入的是现代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的美感；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描绘了主人公那豆爷爷的骨灰和其他两位逝者装混，那豆漂洋过海寻找的故事，而这样一个新故事在情节推进中则动用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感情、1980年代既古典又现代的“发小”感情，以及新时代海外劳务工人间的传统乡里之情，没有对这些历史与情感的召唤就不会有读者的共鸣，同样地，没有新时代的重新讲述，这些情感印记也难以跨代际、跨语境地自我指明。新时代文学对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叙事传统的调用，实质上已将这些传统情感化和再历史化，而这一再赋值的过程则使具有历史张力的文化传统作为总体性资源，在新时代的叙事中引发新的精神效应。
三 跨界与出海：新时代文学的新结构新格局
“新时代文学成就展”展厅中引人注目的是两个以图片和数字为核心内容的大型装置，前者展示了新时代文学十年间获得良好口碑和广泛受众面的影视化作品；后者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出海”数据：2023年海外市场规模达40亿元，创作海外原创作品150余万部，海外活跃用户总数达2亿人。两者以最直观的方式凸显了新时代文学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结构与格局。信息技术、多元媒介的普遍应用，使新时代文学从一开始即与媒介互动、全球互联密切相关，实体与虚拟、原创与共创、母本与IP（Intellectual Property）、阅读与消费、审美与流量等一系列新的结构性因素刷新了文学生产方式，因此，跨界与出海不仅是物质媒介和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新征象，而且是文学内在结构、形态与边界的重置，也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重置。“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以跨媒体、多声部的方式，将传统文本、网络文学、影视化作品并置于“世界”单元，也将当下分众化、分屏化的读者纳入展览这个具身性、有序化的叙事空间，立体呈现了新时代文学破圈跨界的新结构和“在世界中”的新格局。
“网文出海”数据展示墙
麦克卢汉认为，在工业时代，作为媒介的文字和印刷术使知识与行动分离，社会逐渐专门化，到了电子时代，“分割过程的技术突然与人际对话融为一体了”，“人们卷入整个社会过程的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顷刻之间与人类的一切经验互相关联”。[22]而当下，信息科学、AI技术的发展已经全面重塑了世界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文学从生产到阅读、传播、评价以及资本转化的全过程，人们可以在海量资源中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文本，通过网络平台的评论、转发、打赏、投票等交互方式直接介入创作过程，进而重构文学的叙事法则、伦理边界及审美机制。同时，后现代文化的分众性和趣缘性趋向也使各种类型的“小叙事”空前发达，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模式设定和需求惯性，东浩纪将其描述为“资料库模型”[23]，它们不再是某种宏大叙事的分支，而是各种彼此间不需要意义连接、满足不同欲望主体的信息系统，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生产的类型化以及交流上的圈层化、粉丝化也是这种文化机制的衍生。对新时代文学来说，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不只是文学生产方式转变的问题，还包括由此衍生的新的生活现实和意义交流方式。“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作为一种叙事装置，并非单纯地对网络文学以及不同类别文学的影视化成果进行展示，而是通过对新时代文学的遴选、梳理和制度化引导，将分散、无序的“数据库”与传统主流的具有主题性导向的叙事相互融合转化，从而输出一个面向海内海外、线上线下的有序图景。
从技术环境和产业环境的角度看，对于文学与媒介技术、文化消费的互动关系，新时代文学具有先天的适应性，或者说，其本身就具有跨界联动的物质环境、制度基础和主动性。虽然初代网络文学在20世纪末已在各种文学网站、论坛等网络空间中试炼，但网络文学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与严肃文学具有明显区隔的边缘类型自发生长，而超越现代印刷传统的多种媒介形态融合，大规模地进行IP开发、重组、再生等运营，则是来自新时代条件下多方联动、破壁的主动力量与综合效应。所谓“网文出海”，不仅是内容出海，而且是连同这套有效的运营模式和成熟的文化类型的整体输送。与文学史中以往的文学空间不同，新时代文学的跨界联动，不单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逻辑，而且是文学边界的突破、文学形态的刷新。作为深度媒介化的“原生代”，新时代文学对于数字媒介及资本所带来的去边界化趋势具有灵敏的感知能力和自我驱动性；另外，对文学基本精神和美学能量的确认和重申，又是新时代文学塑造新的文学生态的机遇与使命。
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不可否认，网络媒介的去中心化和共享功能，带来了更多机会均等、广泛参与的大众活力，但同时，当文学创作由作者为中心转换为作者与评论、流量的“共创模式”，后者又关系到波及全网的传播力、文化影响力和变现能力，那么对作品的批评和鉴赏机制也在去中心化的同时又向数据让渡了权利，继而很难避免对作家创作和对文学基本价值的定位。凯瑟琳·海勒结合信息科学和控制论谈到“后人类”将摆脱与“起源的充实”（orginal plenitude）相关的统一稳定的秩序，开拓“新的思考方式来作为意义”[24]，但在新的意义模式生成之前，消费主义逻辑已经联合算法技术，使文学与媒介平台、流量传播、资本运作深度绑定，各种平台、软件、小程序上的爽文、爽剧、短视频也在不断“喂养”和推送新的人设、爽感与消费模式，在整体效应上造成了文学进入有信息无叙事的状态，讲述则越来越让位于发帖、点赞的社交行为。正如德勒兹的忧虑，“快速运转所当然地促成着一个期待物的市场：甚至无耻、丑闻、怪异等等都悄然流入市场的预期形式之中。那种只能产生于意料之外、慢速运转和逐步扩散的文学创作的条件是脆弱的。那些恰恰不像贝克特和卡夫卡的未来的贝克特和卡夫卡们，很可能找不到出版者，而人们对此还毫无察觉”[25]。应当说，这是当下人们共同面对的文学、技术、伦理课题。“新时代文学成就展”经过筛选、布局与多媒体展陈，呈现了新时代文学的跨界互动、跨海传播，以及刷新严肃文学与网络文学、类型文学既有区隔的开放性格局，实际上也示范了新时代文学多方联动、相互塑造的能动过程。
“网络文学”展览墙
展厅集中排列出2014—2024年新时代文学影视化的代表性作品海报，并标注其上榜理由为“与影视、动漫、游戏等产业合作并取得良好社会效应”，转角处设有中国作协自2015年起创建的“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近十年的榜单。这里既彰显了价值评判标准和权威机构的参与，也以立体、直观的方式，呈现了内容生产与多元形态的跨界转化及其再生产效应，主流化与类型化也在这种转化中相互塑造、双向破壁。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于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到了专业性认可，而作为一个跨代际、跨圈层的文化产品，则是2022年由其改编的电视剧在电视台和几大视频网站热播之后。经过制作团队的精心制作和演员的出色演绎，一部叙事时间跨度近60年的严肃文学，转化为被各年龄层、有着不同成长经历的网友一再刷屏的大众文艺，可以说，在此过程中严肃文学与大众文艺泾渭分明的区隔正在悄然变化。再如热播剧《大江大河》改编自阿耐的网络小说《大江东去》，描述了几位不同身份的年轻人在转型时代的奋斗故事，彰显了拼搏创新的时代精神，其主旋律的题材、网文式的发表方式以及跨媒介的传播效应，都在演绎着新时代文学跨界出圈的空间与落点。
从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影视平台和文化投资将目光投向严肃文学尤其是获奖作品的IP转化，越来越多的网文作者开始向现实主义回归，开放多元的文学场促进了多方力量的释放和凝聚。在展览的文学影视互动区，屏幕滚动播放着“中国文学盛典”的相关实况，在推动主流作家作品跨界转化的过程中，典礼策划者着重强调了其作为文学母本的内容品质，意在使那些“只能产生于”“慢速运转”的作品，和“那些恰恰不像贝克特和卡夫卡的未来的贝克特和卡夫卡们”，找得到更广大的受众群。正如李敬泽所指出的，“只会写小说不是缺憾而是一种本事。在日益丰富的传播格局环境中，应该活跃地、敏锐且充分地发挥优质文学的作用，使得作家的创作成果能够在多元文化生态中得以更好流通”[26]。从市场和受众反馈的效果上看，严肃文学的内容优势和破圈潜质正在突显。电视剧《繁花》《我的阿勒泰》爆火，折射出严肃文学正在重回大众视野，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以悬疑剧的方式讲述东北往事，片名出自作家班宇的小说，“打个响指吧”的诗句，使整部剧弥漫着文学的意象及隐喻。这些都促使IP开发更加注重故事质感及其跨次元传播的前景，早期的仙侠、玄幻、古偶等成功IP虽以丰富的想象力架构起令粉丝着迷的异世界，但多年套路也会难逃重复的窠臼，相较之下，对现实的观照和参与则是以往IP矩阵的稀缺属性，许多网文平台已经开始发起现实题材创作征文、奖励等活动，以鼓励和开发更多现实主义作品。因此，新时代文学的跨界破壁既是严肃文学经由跨界传播而实现大众化、公共化的过程，也是网络文学、类型文学以自身模式的影响力、传播力引起主流文化的重视并主动借鉴吸收的过程，“新时代文学成就展”集中展示了这些跨界成果的不同形态，提示着不同类型的文学在新时代格局下寻求自洽或突围的可能性与生长点。
新时代网络文学的跨界形态更为突出地显现为其海外影响力，与以往的文化传播路径不同，它基本跨过了“理论旅行”的过程，海内外受众在阅读更新上几乎达成同步，这不仅超出了传统翻译文学的一般模式，更重要的是其对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的重置。这种同步性与共享性，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走向世界”或“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模式，“中国在世界中”也不再是一种需要申明的理论立场，而是消融在海外用户急切催更、提前守候的阅读热情中。根据《2024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统计，截至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已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海外本土作者60余万人。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已建立了相对成熟的产业链和IP运营生态链，它不仅以其充满想象力的故事、题材、架构引起海外受众的痴迷、翻译、传播和催更，而且，中国网文的瑰丽元素、叙事模式以及整个IP业态传播方式也在被关注和借鉴。从文化传播的角度，中国网络文学已率先实现从输出、宣传模式到被自发追随、深度喜好的内驱模式的转变。[27]可以说，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与文学的深度媒介化背景密不可分，而这又反过来促使新时代文学从更多角度看待内容与媒介、技术、流量及资本的关联。“新时代文学成就展”将中国网络文学纳入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范畴，重点呈现了网络文学的“出海”成就。除了特制装置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的最新数据及传播榜单，还展出了被大英图书馆收录的16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并以实体书籍的形式陈列。从另一个角度看，展览也以多媒介、多效果并置的方式，提示着网络与纸媒、上传与出版、类型化与经典化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彼此切换与转化。
“世界”单元中被翻译成多语种文字的中国当代作品
继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刘慈欣凭《三体》荣获雨果奖、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三位作家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代表性作家。此外，2014年，麦家的小说《解密》推出英译本，在亚马逊销售榜单上位列世界文学排行榜第17，成为国际性畅销小说，证明了在悬疑推理这个西方文学的擅长领域，中国作家同样展现了精彩构思和智慧。“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为刘慈欣、曹文轩、麦家三位作家专设展台，收藏了其著作的多语种译本。同在展览之“世界”单元的，还有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的获奖作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翻译文本，与三个独立展台错落排布，参观者不但可以看到文学“出海”的双向流动和千姿百态，也有机会对“世界”产生更深切的观察和思考：展示墙上能够清楚地看到不同国家的文字形貌，其中除英语语系国家、日韩等东亚国家的文字，还包括波兰文、捷克文、越南文、孟加拉文、波斯尼亚文等鲜少进入当下媒体视野的文字，而这些以文字方式出现的国家，也拓展了参观者对于世界版图的想象，“世界”的面目不再只是被少数发达国家所覆盖，沿着“新时代文学成就”的叙事视野，随即开启了更为开阔的“世界”观照与阐释空间。
宇野常宽：《00年代的想象力》，余梦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对参观者来说，“新时代文学”以跨媒介、多形态、共时化的方式展陈于一个公共空间，这与平时惯常的浏览个人屏幕的体验迥然不同，由“新时代文学成就展”所营造的公共场域，使人们从“线上生存”模式进入有实体的、有质感的“物”的中间，同时进入由文学牵引的人群中间。事实上，这一过程也可以看作对“脱离物质性”“他者消失”[28]的生活的短暂超越。正如新时代文学需要回应自身所深置的技术环境和后现代氛围，“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作为一个独特装置，以其物理场域的功能性和开放性，即时演绎了文学的核心意义——感知他者。宇野常宽谈道，现代化早期是“物质相对匮乏且缺少自由的时代，作为代偿，能让社会有序运转的宏大叙事比现在更能发挥作用”，因而是个“无物却有物语的时代”，[29]比照之下，作为富足的代价，消费社会则是个有“物”而没有“物语”的时代。如果借用宇野常宽的说法，那么可以说“新时代文学成就展”建构了一个有“物”且有“物语”的立体叙事；对于尚在生成中的新时代文学，这一展览本身即新时代文学的一部分，因而“必须一边把当下历史地对象化，一边加入到当下这个历史过程中去”[30]，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文学成就展”不但以展览的方式拓展了文学经典化的方式，而且身体力行地完成了一次对新时代文学总体化、历史化的“大叙事”。
张欢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0008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8期）
注 释
[1]展览内容后以图录形式于2025年3月出版，见张霁雯、王十编著《中国现代文学馆“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时代文学成就展”图录》，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25年版。
[2]分别为：《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求是》2021年第20期）、《作家要做人民的学生》（《求是》2023年第16期）、《识古今之变 展时代气象》（《求是》2024年第1期）、《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盛景》（《求是》2024年第20期）。
[3]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求是》2021年第20期。
[4]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识古今之变 展时代气象》，《求是》2024年第1期。
[5]托尼·本尼特：《文学之外》，强东红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
[7]白烨：《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引领新时代文学阔步前行》，《文艺研究》2024年第8期。
[8]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页。
[9]孙歌：《“从过失中学习”》，《读书》2024年第3期。
[10]孟繁华：《切近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意识——文学史视野下的新世纪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1期。
[1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12]展览主题名称的直接来源为铁凝的《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写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之际》，发表于《求是》2024年第10期。
[13]李云雷：《新时代文学“新”在哪里》，《人民日报》2018年2月8日。
[1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人民日报》2022年11月29日。
[15]保罗·维利里奥：《视觉机器》，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
[16]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1卷第1期，1902年10月。
[17]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
[1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
[19]张旭东：《文艺文化思想领域40年回顾》，《东方学刊》2018年第1期。
[20]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3～194页。
[21]张欢：《将新的工业经验凝聚为新的美学——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的考察》，《文艺报》2024年12月16日。
[22]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406页。
[23]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大鸿艺术2012年版，第56页。
[24]凯瑟琳·海勒：《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5页。
[25]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26]许莹：《新时代文学跨界传播论坛亮相2023中国文学盛典》，中国作家网，2023年11月18日。
[27]参见张欢《中国文学开拓发展新空间》，《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10月31日。
[28]让·鲍德里亚：《为何一切尚未消失？》，张晓明、薛法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29]宇野常宽：《00年代的想象力》，余梦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4页。
[30]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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