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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收藏交易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影响重大，是现代文学史料学中不可忽视的理论问题。二者具有同源共生关系，在发展进程中相互影响。收藏交易行为促进了史料的发现与收集，却也加剧了研究的碎片化，阻碍了史料电子化进程，与研究界形成复杂的博弈态势。同时，收藏交易从创作阶段就深度参与现代文学生成，为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和问题意识，推动了文学史观的转型，催生出新的研究形态。当前，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生态尚未稳定，未来发展需综合考量多种因素，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收藏交易的影响机制，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二者融合发展，从而借助体制外力量推动学科建设。
关 键 词
现代文学史料学 收藏交易 研究生态
1980年代，学界就已发出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呼声[1]，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现代文学史料学虽已搭建起初步框架，但距离全面系统的理论架构仍有距离，尚未形成类似古典文献学那样的独立性，在概念、属性、应用等诸多方面依然处于开放状态，呈现出富有生长性的生态结构。不过，相较于确立学科独立性，学界似乎更倾向于在具体研究上丰富研究对象，拓展学科边界，实现跨学科融合。
现代文学史料学体系架构未竟全功，或许确因时机未到，各作用力之间还未达成最终协议，尚在互相调和之中，出于发展需要拒绝了结构束缚。众多因素交互造就了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现状，它们之间复杂常变的相互关系使得行业生态处于流动形态，持续开拓出成长空间，新的史料形式和研究方法被不断生产出来，导致理论发展一直在追赶应用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收藏交易作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其影响显著而深刻，可以说部分决定了史料研究的生态环境。无论这些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论以往有意或无意的忽视，这一问题都是研究界不得不面对和正视的现实。学术生长需要来自相关产业的滋养与拉伸，却也难免因此被限制或遮蔽，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清醒认识和有效梳理，有助于更好地权衡与放置各个因素的位置，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打开更多的可能空间，推进学科体系早日建成。
一 同源共生与历史进程
史料收藏交易等商业行为，对不同时期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研究均会产生一定影响。[2]由于不同学科在史料研究现状上差异显著，商业行为施加影响的角度、方式以及程度也大相径庭。即便在文学研究领域内部，各个阶段的文学史料在形式、种类和应用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别。资本市场具有超乎寻常的敏锐嗅觉，对不同时段史料在各个研究领域中的应用方式极为敏感，驱动收藏交易界以市场为导向，据此不断调整自身参与研究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文学史料的收藏交易行为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对研究生态的影响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在史料研究方面，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情况有较大区别，三者无法共用理论及方法论体系。经过训诂、小学、经学、朴学、历史考古学等一系列学术发展至今，古典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成熟的学科，完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科规范的转型，与古代文学研究各司其职，兼覆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在现代性学术思维统领下，古典文献学吸纳了传统学术方法，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体系。如今，古文献在市场上基本上遵循古籍文物的收藏与流通规则。文物与史料的收藏交易分属圈子，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对研究的影响大不相同。[3]文物收藏与交易对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的影响，较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大得多，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无论是新出土的实物史料还是新发现的文献史料都会愈来愈少，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大量收藏金石、甲骨的时代固已不存，鲁迅、胡适与郑振铎等人四处搜罗古籍的时机也已逝去。随着图书馆、文博系统的不断完善，研究工作在文献使用上更加便利，往往无需与收藏界打太多交道。例如，最近出版的超大型文献集成《唐五代诗全编》[4]考索、补订、纂辑了唐五代时期的全部诗歌，所用的都是现存文献及已有考订成果，来自收藏界的影响不甚明显。
罗振玉旧藏祈雨甲骨刻辞残片，甲片背面书写：此龟板与罗大人流（留）的千万别卖，现藏旅顺博物馆
图片来源：长沙简牍博物馆《鉴古知今——罗振玉藏品展》
与古代文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当代文学研究。如果说古典文献学与古代文学是两个独立学科，各自拥有不同的训练方法、研究路径和专业团队，那么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只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目前还算不上是分支或流派，学界甚至还在不断提醒史料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5]。时代愈近，史料存世量愈大，尤其档案、检讨、检举信、自白书等史料形式极富时代特色，从识读阶段开始，古典文献学方法对当代文学史料就基本不适用。这些新型史料不仅数量庞大难以穷尽，而且很难纳入图书目录系统，失去了公共机构平台的支持，当代文学史料从收集、整理阶段开始就面临着各自为战的局面。发现了商机的旧书纸商和收藏市场因此大量吞吐当代史料，大型网络交易平台如孔夫子旧书网成为不少研究者重要的材料搜寻场所。收藏交易的存在打破了由史料垄断造成的学术壁垒，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有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当另文专做讨论。
而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则介乎于古代与当代之间，曾有过和当代文学史料相似的历史阶段，同样经历了很长的“野蛮生长”期，至最近20年才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秩序。在此基础上，相关理论体系才有可能被渐次搭建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收藏交易行为全程参与，与史料研究共同经历了从混乱到有序的发展过程，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直以来，学界不断指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小题大做、啰唆琐碎、罗陈资料……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其实就在于研究的碎片化，而收藏交易行为对此颇有推波助澜之嫌。当然应该承认并批判这些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换个角度考察，研究形态本身未尝不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古典文献学经过数代演进才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而刚刚初步建立起史料秩序的现代文学，甚至还没有完成全部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尚且徘徊于古典文献学和现代史学的方法论之间，未能完全调和史与论。正是在这样富有生长性的阶段，包括收藏交易在内的各种因素才能活跃参与学科建设，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具有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料的保存、收集、交易形式上，近代与现代几乎是一致的，这从侧面反映了两者之间研究方法的同一性，也充分体现出现代文学独特的时代过渡特性。中国近现代之间衔接紧密，现代文学不可能与晚清割裂，现代文学史料正在经历一个向前追溯的状态，越来越多的近代史料被纳入现代文学研究视野，晚清日记近年来备受关注并被大规模排印[6]，就是这一趋势的充分体现。与此同时，现代文学史料收藏界也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近代史料，通过交易方式将它们与古文献区分开来，将其纳入现代文学史料的市场范围。由此可见，收藏交易行为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之间存在着同源性、同步性与共生性。
收集是史料工作的第一步，仅靠研究界，恐怕几代人皓首穷经也未必能够完成这项初步工作，各方面的民间力量通过继承、赠送、购买、交换等收藏交易行为参与进来，是现代文学史料得以保存和传承的重要途径。由于经费有限、人手不足、编目困难等原因，常规书籍以外的史料很难被纳入现有的图书馆、文学馆等公共平台系统，正好由民间收藏进行补充。尤其现代文学手稿，其总量庞大，虽有不少存放于文学馆等机构，但数字化程度很低，研究应用不甚便利。更大数量的手稿流通于民间且转手频率不低，是交易热点之一，手稿研究也相应比较活跃。相比之下，民国时期档案的情况较为特殊，绝大部分存放于档案馆、学校、单位等机构，数字化程度更低，能在市面上流通的极少，基于档案的现代文学研究圈子比较小，部分原因即在于此。
现代中国距离当下并不算遥远，存世史料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相当丰富，同时兼具文物和艺术价值，收藏门槛相对不高，入门不难，很快聚集起相应的市场圈层。在文物和书画市场已形成比较成熟业态的情况下，现代文学史料市场虽成型不久，近年来已经有了数个稳定的收藏交易商业圈子，另有不少文史爱好者出入其间。这些小圈子彼此之间以及各自与学界的关系形态有异有同，但总体来说都在博弈、互动、合作之间保持微妙平衡。
基本上，学界与收藏界的关注点高度重合，双方都比较青睐的史料种类有初版本、签名本、名人手札、珍稀图像等，盖其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学术价值，其中大部分且具有物权唯一性的特点，学界重视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收藏界则期待它们在价格增值上能有更好的表现。除了这些长期受关注的品类，学界与收藏界还会同步掀起一阵阵小热潮，共频产生研究热点和高频交易，并在两界之间产生较为频繁的互动，比如旧书热、签名本热、手稿热、图像热、信件热、日记热、近代热等。可以说，双方存在互相促进、彼此推动、共同成就的合作关系。
《两条血痕》（周作人签赠刘半农）周作人译，1927年10月开明书店初版，纸本毛装。系周作人译日本短篇小说集，收小说6篇。大32开毛边本，封面装帧为钱君匋先生早期代表作。扉页有周作人墨笔题识：“赠半农砚兄/十一月二十日/作人”。原为姜德明旧藏，内钤姜藏印，姜先生身后由中国书店·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承拍，落槌价15万元人民币，另需加各种费用
如今谈及现代文学史料，早已不再局限于书籍，只要是能对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作用的历史材料，无论是何种类统统归入其中，一概论之。不过，其中的书籍，尤其是古籍的收藏交易，自古以来就另有一套规则。[7]作为现代文学史料中占比最大的部分，现代文学相关书籍经历了“书籍—旧书—史料—古籍”的系列转变过程。在古人的收藏理念中，唯藏书为正经事，余者无论书画、金石、杂项等均为玩物之举。这一观念在近现代被大举颠覆，科技现代化进程中印刷业迅速发展，书籍的种类、形式、数量都在不断增长，收藏价值相应持续贬值；教育现代化推进基础教育大规模普及，读书不再是极少数士人的专利；经济现代化生产出大规模的自由交易市场，书籍价值下跌，其他藏品则价值上升，在价格因素的驱动下，藏书业失去了昔日光环。2024年上海市民文化节甚至独创了“收藏读书节”这一项目，将“收藏”与“阅读”相结合，充分展现出两者在当下的文化融合。作为中国整体现代性转化的产品，文学阅读与书籍收藏一起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现代文学与书籍交易也同步进入普罗时代。
民国时期，现代文学书籍不过是寻常书，有些比较难得的版本售价略贵，与晚清之前的藏书情形大有不同，而与现在的状况相似。1950年代公私合营后，私人书肆都改为新华书店，每个城市设一间古籍书店。那时的新文学书籍还称不上“古籍”，只能算是旧书，无人重视。改革开放以后，书市和私人旧书店逐渐出现，那是平价收购新文学书籍的黄金时代，书市地摊上可以淘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好东西，且价格不过几角几元。1990年代中期之后，古籍拍卖兴起，逐渐弥合了知识信息差，最初不过是平价的普通旧书，经拍卖程序后几乎照搬了珍稀古籍的交易方式，价格水涨船高。在新型市场的冲击下，书市、地摊、旧书店几乎全部倒闭，部分新文学书籍价格直追古籍，被划入文物一类，另外部分则与其他种类的现代文学史料混作一处。
书籍以外，现代文学还存在不少特有的史料形式，相关的收藏交易方式也相应各具特色。从晚清民国开始，“破烂行”里就有专拣字纸的营生，不过关注的主要是名家书画。民国时期有一个流行很广的段子，说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见不时有人在院角行不雅之举，遂手书一条贴于墙上，其文曰“不可随处小便”[8]。不意当晚便被人揭走，剪裁装裱后成“小处不可随便”，即可货以重金。中国传统士人向来有焚烧字纸的习惯，齐白石等人更是有意识地从不让字纸出门，皆为防止手迹外流。晚清民国以后字纸越来越多，大量当废纸处理，从中可挑拣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逐渐培育出一个专门行当[9]，许多史料也因此保存了下来。荣宝斋等经营书画古籍的字号店铺在训练学徒时，往往先从“认烂纸”开始，由师父带着分拣收购来的大量字纸，从中选出有价值的，借此训练鉴别眼光。
目前市面上有大量于右任墨宝流通，其中并无“小处不可随便”条幅，但有不少集字仿品，此图为AI制作
晚清以来，现代文学史料的初步搜集长时期停留于该形式，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如此。尤其是老作家、老学者、老编辑过世之后，他们的藏书、稿本、信件等常被当作废纸处理，由收破烂的收购之后，经过分拣，继续流入下一级市场。有时文联、出版社、图书馆等单位会处理旧资料或清理资料室，也会被收废品的成批买入，这也意味着会有包括作者手稿、档案在内的大批资料流出。早年史料不那么受重视的时候，不少初版本甚至是孤本最初都混在故纸堆中，以极低廉的价格被收购、转售。随着史料研究迅速升温，史料的文学史地位得到极大提升，研究界对史料的需求急剧上涨，价格自然水涨船高，造就了现代文学史料收藏圈许多个“30元变30万”的“捡漏”[10]神话[11]。在巨大的利润空间吸引下，现代文学史料的收藏交易圈迅速扩大，形成了上下游产业链，继而逐步定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没有他们的鼓吹、背书与投入[12]，现代文学史料收藏交易圈不可能如此迅速成型。研究界对于史料的需求激发了收藏界的热情，收藏与研究之间存在着共生共荣的关系。
卞之琳《音尘集》，一九三六年夏雕木版试印十余册于北平文楷斋，木刻雕版，朱墨刷印，宣纸线装，开本长二〇九毫米，宽一五七毫米，一函一册，外套驼黄色锦盒，名篇《断章》就收录其中。此书为姜德明旧藏，经雷梦水手购于中国书店。卞之琳本人“手边只存一册，而且是缺锦套的”，已经送给了研究其作品的香港学者张曼仪女士，卞之琳去世后，张曼仪与卞之琳女儿青乔一起将那册《音尘集》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目前所知传世者仅此二本，姜藏锦盒完整，品相上佳，可谓孤品。实拍终价943000元人民币
产业一旦趋于成熟，合理的交易规则建立起来，意味着买卖双方信息差被缩小，高利润和“捡漏”时代同时走向尾声，研究界和收藏交易界再次同步。1990年代后期拍卖市场完善后，可以说几乎所有高价史料都以拍卖形式交易，现时“捡漏”越来越困难，而“吃药”[13]却成了家常便饭。现代文学史料的收藏与交易逐渐分化，一部分纳入了已经相当成熟的近现代书画圈，比如最近鲁迅赠增田涉条幅的出世、转手、再转手，最终创下新的交易纪录，这一系列操作已经脱离史料圈，完全遵循书画圈拍卖规则运行。[14]另一部分向文物杂项类靠近，余下的大部分自成一套，形成自有的现代文学史料收藏交易圈，当然，其中也按旧书、手稿、图像等进行了细分。同样是做现代文学史料，有人专做收购转手，有人专司收藏并以藏养藏，有人专做拍卖，有人做书，有人做信，有人做稿本，各自有着不同的小圈子。
鲁迅赠增田涉长条直幅，字心一百乘以三十厘米，日式裱装，裱装全幅两百零五乘以四十厘米，完好无损，在现存鲁迅字幅中是极为少见的大幅
观察收藏交易产业的成熟过程，可以发现基本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进程同步，两者的发生机制存在着内源性一致，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特征和独特形态息息相关，传统与现代在文学中的交互作用决定了史料的形态，进而决定了研究和收藏交易方式，最终令两者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以及复杂的博弈关系。
二 交互影响与复杂博弈
收藏交易界与研究界紧密相关，却各有路数，彼此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交易收藏对于研究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促进了史料的发现与收集，另一方面却加强了史料碎片化的现状，甚至使得一部分史料消失在研究界的视线之外。
收藏交易界对于史料研究最大的作用在于“发现”，没有他们的穷搜罗掘，很多史料可能会彻底湮没于历史的荒烟蔓草；最糟糕的地方也在于“阻碍发现”，一入藏家深似海，从此再难窥真容。无论是出于爱好痴迷还是持货待涨，对于研究者而言，一旦史料，尤其是未经发表的史料被私人秘藏，就意味着此项史料研究工作的起点从辨识转换成了寻找佚件。寻佚与辑佚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是一种可以被总结、传授、复刻的方法，而前者必须对史料流通圈有相当程度的熟悉，另外还需要不凡的幸运。凡不可复制者皆不可以方法论之，寻佚因此算不上是研究方法。
苏雪林，《台北之行》手稿，26x25cmx19，纸本硬笔，1962年
历史中能做到“传承有序”者毕竟少之又少，尤其现代文学史料历时尚短，秩序建立太久，大量重要史料难知所在，即便现世也往往以横空出世的姿势突然出现。最近，《苏雪林未刊日记（1934年、1936年）》出版[15]，底本为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两本，整理者曾着力寻找苏雪林散逸民间的其他日记佚稿，最终未果。苏雪林1935年日记之中的一册曾现身于西泠网拍，既不知何所来，亦不知为何人所得，之后再未出世，导致这次出版仍付之阙如。再如生前死后都广受关注的李慈铭日记，早在1898年左右，其中一函手稿就被学生樊增祥带走，之后不知所踪，直到80余年后才突然现身。为了补全李慈铭日记，从缪荃孙、蔡元培等人开始，学界从来没有停止对这一文献的追寻。据郑逸梅所记，他曾听苏继卿谈起过，日记并未亡失，而是被樊增祥后人卖给书商，之后辗转藏于汪伪政府内务部长陈群的泽存书库中，抗战后由汤恩伯接收。[16]泽存书库后来并入中央图书馆，无论被汤恩伯所得，还是归入图书馆藏，总有很大希望尚在人间。1988年3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文《关于李越缦〈郇学斋日记〉》，透露这部分日记已重见天日，即将付梓，但并未详细说明其来龙去脉。[17]这才有了后来《越缦堂日记》[18]的全文影印和《李慈铭日记》[19]的点校排印。然而这一函手稿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流转，最终又是如何现世的，至今仍难以考证清楚，只知道和书商、收藏者有很大的关系。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些“沉底”的文献，只能寄希望于收藏家之乐于分享。可为反例的是，西泠网拍另有苏雪林《台北之行》手稿19页，幸赖拍得者潘敦在文章[20]中提及，并将其中一页拍成高清照片，研究者方知苏雪林这一佚文。
蔡元培题签《越缦堂日记》
历史上，收藏家与学问家的身份曾高度重合，然而愈到近前，二者间的泾渭愈是分明。现代学科体系成型后，专业工作的入门要求一再提高，非经专门训练，很难掌握其规范。而收藏的门槛也在水涨船高，不仅需要相当的经济能力，如果要以藏养藏，那在策展、经营等多方面都要精通。术业有专攻，双方各有领域，能够兼善两者之美者越来越少，双方之间从来各有其道，却也从不缺乏合作。
基于双方目标不同，收藏家与学问家未必总能站在同一立场。自古以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总是如此微妙，至今如是。收藏家自然更看重藏品的文物价值，而研究者在意的却是文献价值。近年来，频频拍出高价的鲁迅手稿在收藏拍卖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作为已知文献，其研究意义却相对没有那么大。这类手稿，在物权唯一的特性下即便公布完整高精图，仍无碍于其产生高昂的经济价值。不过，对于大部分史料来说，本身的艺术和文物价值却不高，主要卖点在于研究价值，一旦完全公开任研究界取用，就失去了市场流通的前提。研究者希冀史料能够公开共享，私人收藏却没有共享资料的义务，无论哪种形式的市场，很少有将史料藏品全部展示的，通常只披露其中一小部分，用以吸引购买，只可惜断篇片字只可略窥一斑，难睹全豹徒然令人心痒。好在拍卖目录基本是按书画交易标准印制，所呈图像均为高清大图，求史料若渴的研究人员从中也可能有所获益，因此拍卖图录也可算是难得的二手资料。对于史料工作者而言，即使未必有财力进场举牌，关注拍卖会资讯也不失为信息来源。如果是小型拍卖或是网上发售不太知名的作家信札等价值不太高的小件，或可与卖家商量，不买原件，只以较低的价格获得照片，能够识读即可，但像日记之类的大件史料，就很难通过这种方式成交。
茹志鹃《一个普通的女人》手稿，20x26cmx9，纸本硬笔
拍卖惯例基本上不会公开托售人与拍得人的信息，研究者无从得知该史料的来处去向，往往只能眼看着有用的史料在交易市场上昙花一现便不知所终。更有不少私人收藏者一旦持有便独自把玩，秘不示人，甚至不再让其重新进入流通，研究者只能徒叹奈何。越是具有研究价值、受到关注的史料，越有可能被奇货可居。研究界关注收藏交易界的动向，甚至直接参与其中，但仍然无法掌控其随机性，多数情况下只能旁观重要史料的忽现忽隐。
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书于“东京创作用纸”的两百格（10×20）稿纸之上，黑墨水书写，共一百五十四页（绝大部分一页二面，也有个别一页一面），又有题词页一页，对折装订成册，封面有郁达夫亲书书名。除了封面略为受损和沾上一些油渍以及第二十一页左面撕去一部分外，整部手稿有头有尾，保存完好
拍卖与收藏虽然高度相关，但并不是一回事，不过他们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颇为相似。书画界大型拍卖会的惯常做法会邀请艺术史论家前往背书，现代文学史料的高端拍卖会亦循此例。[21]近年来，现代文学史料，尤其是近现代名人手稿在收藏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郁达夫的小说手稿《她是一个弱女子》在2019西泠春拍的中外名人手迹与影像艺术专场中，以780万元人民币落槌，计入佣金后总成交价达到897万元；鲁迅手稿《古小说钩沉》在嘉德春拍古籍善本专场以690万元成交；鲁迅《致陶亢德信札》全文不过200余字，却拍出655.5万元的天价，一字均价3万元；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南京以1207.5万元成交，创下中国文人手稿拍卖新纪录。这些“天价”手稿不仅体现了其特殊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也反映出研究界和收藏市场对近现代名人手稿信札这一品种的普遍关注。这些拍卖过程中，无不有着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深度参与，双方可以说是相互带动、相互促进。
鲁迅《致陶亢德信札》
在交易市场逐利性的驱使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交易中出现了辨伪的要求。现代文学史料伪品从最初的原件仿造发展到最近的拼贴伪造，甚至使用老纸老墨集字造伪，从有底本发展到生造内容，即便对该作家的手稿和生平有相当程度熟悉者，也不一定能完全识别。十年前北京潘家园曾流行出售名人信札，信封邮戳俱全，信纸、笔迹全无破绽，然而只要是现代文学的专业工作者，总能知道这些信早经影印出版。好在造伪成本不低，而大部分现代文学史料的售价尚不值得费这番功夫。
实际上，如果史料能够实现可查询的数字化，利用电脑程序将这些伪作与现有的手稿加以比对，辨伪的成功率就能大大增加。但目前手稿数字化程度较低，只能依靠研究者凭借自身知识积累进行判断，这既凸显了研究者在收藏界的重要性，也迫使研究者重视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精通。通过观察收藏家与研究者互动的方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由于数字化程度不足，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尚处于学科发展的早期，传统学术方式仍占据主流位置，大量应用古典文献学方法。
令人无奈的是，收藏交易虽然自成圈子，也通过自己的平台聚集了大量史料，但却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史料系统整理意识，导致这些史料散落成珠，无法查询，亦无法用文学史观串联应用，遑论进入大数据电子化存取模式。研究界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介入时代，而这一大批史料却仍停留在手工建卡阶段，史料研究碎片化的根源可部分归因于此。文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催生并繁荣了市场，为作为商品的史料赋值增值，加速了史料流通，然而自由市场的作用是双刃的，收藏交易市场一方面给出正向反馈，充当了官方平台的有益补充，积极参与了史料的收集保护；另一方面，研究界的推动愈有力，收藏界史料私有化的现象就愈严重，收藏愈发达，史料盲区愈多。收藏与交易发掘出大量史料，活跃了史料研究，却也阻碍了手稿的可利用数字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研究生产资料的垄断。
相较之下，以孔夫子旧书网[22]为代表的网络交易平台更能体现电子化时代的特征。孔网与拍卖公司不同，它只是一个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本身不对平台商品的真伪、质量等负责，而是通过商家信誉值进行有限的约束。网络交易的特性决定了孔网所售旧书和史料大部分比较平价，无形中对所有卖家的定价形成了约束，使其逐渐成为学术资料获取的常规场所。孔网在学术圈的普及降低了史料获取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公共机构造成的垄断。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强化了史料作为商品的特性，培育出完整的分工和流通链，使得学者几乎不可能再处于史料发现的源头。史料研究生态愈芜杂，电子交易平台的作用愈明显，孔网对当代文学史料的影响力远大于现代文学史料。
其他电子交易平台，如朋友圈发售、群拍卖等，商家使用社群营销方式将同好者组织起来，在特定人群内流通特定种类的商品，其做法与民国时期荣宝斋等书画古玩铺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日常联络和交易场所转移到了线上。这些小圈子往往具有资讯优势，买家可以委托卖家定向搜寻所需，也可以实现圈内流通，互通有无。总体而言，现代文学手稿收藏与交易圈较之传统收藏市场来说相对小众，无论是资金还是知识门槛都不算最高，其中鱼龙混杂，研究者与收藏者、拍卖行之间互相博弈，极大影响了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生态环境。
三 价值探寻与合作策略
换个角度看，收藏交易可以成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收藏交易市场犹如一座巨大的宝库，不仅在资源上，更在研究视角上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领域，研究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挖掘珍贵的现代文学史料，与收藏家展开合作，解读收藏家的收藏动机、收藏策略，借鉴他们对藏品的学术判断与研究成果，从而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打开新的视域，双方共同推进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向纵深发展。
早在现代文学创作阶段，收藏交易就已开始参与其中。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学术的继承转型有着内在同源性联系，传统的学术方法尤其是古典文献学，对现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构成深刻影响，而古典文献学中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等工作与现代文学史料收藏交易有着潜在的脉络联系。鲁迅作为新文学先锋，在“整理国故”方面也成绩斐然，整理的各类古代文献多达22种，如《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唐宋传奇集》等。他辑佚、校勘极为用功，以《嵇康集》为例，工作本就有四个，用于校勘的本子几乎囊括国内所有版本。同时，他还是一位收藏家，在北京居住的14年间，鲁迅前往琉璃厂多达480余次，购买经史子集各部古籍3800余册，还收有金石拓片、古砖铜镜甚至普洱茶膏等大量杂项。[23]除此之外，他还从国外四处购藏版画、插画，用于创作和编辑出版事业。[24]现代作家普遍具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周作人、叶圣陶、郁达夫、郭沫若、施蛰存等人都是很好的例证。即便沈从文这样自称“乡下人”的作家，也有收藏的爱好。[25]这充分表明，史料的收藏交易与创作、研究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现代文学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现代文学独特的思想形态，为新文学提供了传统资源，也为后世的研究开拓出更多的视角与路径。
1963年,施蛰存在北山楼与所藏碑拓合影
中国传统文人与书肆、古玩行之间的关系略可相当于当下史料研究者与收藏交易市场的互动。乾隆年间，北京琉璃厂一带始设书籍、古玩、字画、碑帖、文具等店铺，尤以书店为盛，之后蔚然成风，成为文化产品集散地，流通包括古今图书在内的各种收藏品。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些店铺与治学材料来源之间的关系，不少人撰文著书详述各间铺子情形，记载当时的情况。清代李文藻[26]曾著有《琉璃厂书肆记》，清末缪荃孙[27]为之补撰《后记》[28]，近人孙殿起[29]、雷梦水又增撰《三记》《四记》。李文藻筑有“竹西书屋”，据称藏书数万，他精于刻书之事，少有文名，有诗集、文集若干，尤用功于金石、古文，有相关著述行世，他的藏书与学问、作文相辅相成。缪荃孙精于文献诸学，同时也是藏书大家，被称为“中国近代图书馆鼻祖”。这两位都是典型的集文学家、收藏家、学问家于一体的传统士人。孙殿起由琉璃厂书肆学徒出身，渐成版本专家，收有珍善古籍上万本，凡经手过眼者皆登录在册，集成《贩书偶记》20卷，录入有清一代兼及辛亥革命以后至1935年前的著述，补《四库全书总目》所失收者。雷梦水是孙殿起的外甥、助手，也整理了不少贩书所得。舅甥二人由贩而学，与文化界交往极为深厚，他们精通目录版本学，尤其在古籍鉴别、考证上深有造诣，所著书录至今仍是研究界的常备工具书。这二位由学徒、书商而版本专家，学术路径虽不同，然与缪、孙殊途同归。
现代文学家承继了上一辈的传统，不但集多种身份于一身，且与刻印、收藏、交易等各个环节都保持着深度交往。郑振铎是文学家，也是大收藏家，海量收购俗文学本子之外，他曾从北京琉璃厂等地购藏各式彩笺，与鲁迅合编成《北平笺谱》[30]，其收藏与编辑的思路之开阔，至今仍富有启发性，也充分显示出当时文人与琉璃厂大小店铺的熟稔程度。鲁迅在上海，郑振铎在北平，俩人因此往来书信多达三十几封，为后世留下了珍贵史料。郑振铎不仅与各大铺子的掌柜常来常往，和老西张、板儿杨等刻工也是老熟人，还亲自操持刻印等事。下课之后，他常到琉璃厂各店选购笺纸，抱回南池子的家中于灯下品味编选[31]，此时他收藏者与学问家的身份完全重合，互相呼应。
鲁迅、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
时至今日，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者与收藏家之间的关系仍旧密切，只是合作方式有所变化。收藏家在某一领域长期浸淫，不但掌握研究者大量需要的材料，更兼消息灵通，博闻强记，甚至在某些具体知识点上的了解可能超过研究者，而专业研究者则对于文学史观有着更为精准全面的把握。在有关藏品的辨识、辨伪、价值判断等问题上，收藏家往往会邀请研究者参与。比如判断作者在文学史中地位几何，是否佚文佚信，重要性如何等方面，研究者比收藏家更具专业优势。研究者在收藏家处寻找线索，过眼新出现的史料，听取相关意见，再结合自身的专业训练，形成研究成果。而以藏品或拍卖品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将提升藏品价值，推动交易，为收藏家所乐见。
搬迁至上海福佑商厦地下二层的原文庙旧书市场
不仅如此，研究界实际上一直在积极寻求与收藏界的合作。在史料工作流程中，收藏家们通常承担着“发现”的初始环节，如果他们能够与研究者分享藏品，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保持深度长期的合作，双方就可以共同制订合理的整理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珍贵的现代文学史料，确保这些史料能够得以充分利用。
出于多种原因，现代文学的学科推进很大一部分来自史料的新发现与新应用，再加上现代文学史料的公用化程度比较低，尤其是档案、手稿等几乎没有被数字化，史料因此常常成为垄断资源。公共平台有其自身的工作节奏，在研究利用上难免有时不太便利，收藏界却能和研究者进行深入的互动，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地，研究者总是想打入收藏圈，原因即在于此。如鲁迅研究一般能够基本穷尽史料，并最大可能公用化的情况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并不常见，大量研究对象相对小众，基础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远未完成，不得不求诸于收藏交易界。史料浩如烟海，正是不同分工领域的合作，才使得更多史料浮出水面，进入文学史视野，得到充分的研究。
青文书屋是香港一家已结业的二楼书店兼出版社，由罗志华经营，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关系十分密切。2008年2月4日，罗志华怀疑在在书仓整理书籍时，被二十多箱塌下的书籍活埋，时值农历岁晚年廿八，无人得知其事，失救而死，直到十四日后尸体腐烂发臭，才由大厦保安员发现，青文遂永久结业，最后一名顾客为香港文化人马家辉
就史料本身而言，并无绝对的“大”“小”之分，哪怕只是碎纸一角，亦有可能涉及重要的文学史问题，对于专业的史料工作者来说，每一件在历史中产生的史料，均有独属于它自己的研究场景，都不可以被舍弃。但在研究资源不能无限丰富的条件制约下，并不是每一件史料都有机会在恰好的契机进入研究视野，至少在当下，学界没有足够的资源使得现代文学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和人物都能得到充分深入的研究，这其中涉及的取舍问题，实际上是对文学史观的考验，而收藏交易则很好地推动、辅助、补充了学界对史料的取舍。近年来现代文学史观的数次转型，例如上海都市作家群受到重视、图像热持续升温、对文学史中“消失”作家的探寻等，可以说背后都离不开收藏交易行为的合作与推动。
韦力收藏清《翁方纲诗稿》稿本
具体来说，收藏交易中的审美价值导向对现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在各种类型的收藏活动中，审美观念是决定藏品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甚至被不少藏家视为首要原则，毕竟，若非出于热爱，很难长期深入地从事收藏行为。藏家以文学审美性为标准挑选收藏对象，这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取向互相映射，促使文学史家修正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单一视角，发掘出一个又一个富有文学趣味的作家，令文学史呈现出多元景象。收藏交易中的审美观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能够帮助调整研究思路中的价值偏差，它提醒研究者在重视作品思想价值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体验。收藏交易中的审美观念还能推动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者可以借鉴收藏交易中的审美评价方法，从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等维度对现代文学作品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更全面地揭示作品的内涵和价值。
收藏交易活动还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研究界常常强调研究风向对收藏交易的引领与推动，实际上，收藏交易也倒逼研究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市场价值评估引发了对现代文学史料价值的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可能更侧重于史料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收藏交易中的价格波动让人们开始关注史料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近现代史料在拍卖市场上的高价成交，促使研究者思考这些史料的特殊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仅仅只是因为作者的知名度、手稿的稀有性，还是其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这些思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现代文学史料的多元价值。例如，现代文学手稿学研究近年来渐成热潮并得以不断拓宽研究思路，这与近现代手稿拍卖屡创新高不无关系。
龙绂慈日记，载1924年正月初一日收到女婿谭光、女儿龙沅贺年片。初见于网络拍卖平台，之后引来不少学者进行相关考证，最终串起了谭、龙两个湘中望族的联姻，又由龙沅引出了吴梅、沈祖棻、王嘉懿等“梅社”成员，以及曾昭燏、游寿、常任侠等在中央大学就读的湘籍人士
从收藏交易行为引发的思考，使得跨学科研究方法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收藏交易涉及历史学、艺术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学科领域，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相结合，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对文学史料进行分析和解读。粗略说来，结合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可以分析文学手稿中的书法艺术价值；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阐释收藏交易价格与现代文学史料价值的相关影响；借助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摸索到史料流转间文人关系的脉络。这些跨学科研究方法有助于拓展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以田野调查的方法观察收藏交易中藏品的来源和流转过程，也能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通过追踪文学史料在收藏交易中的轨迹，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特定文学史料的重视程度和收藏偏好，进而补充文学史叙述，有助于揭示现代文学史料的传播路径和文化交流情况。近年来，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在国际收藏市场上频频现身，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传播态势，为现代文学的国际化研究提供了新线索。
此外，收藏家群体的存在与演变也值得研究者加以关注。收藏者群体构成复杂，不少现代文学的爱好者出于对作家作品的喜爱，将收藏当作一种粉丝致敬行为，有些人的藏品甚至足以开出小型博物馆[32]。他们对自己的收藏主题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长期积累的收藏经验和知识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包括研究视角和方法在内的多种参考。即便未经专业训练，但出于真心热爱，在长期浸淫之下，这些收藏家形成了各自擅长的文学领域和史料观点，虽然无法纳入学术规范，但其角度往往富有启发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有别于学术眼光的看法可以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提供借鉴。
2012年4月，日资拍卖公司“汇元拍卖行”在上海公拍，此为11号拍品。拍件为日本裱双挖，上图为鲁迅给内山完造的日文信札真迹，非复制品；下图为日本人奥村博史在鲁迅逝世当日于万国殡仪馆的遗像写生印刷品，原件现藏上海鲁迅纪念馆，二级文物。该件以底价1500元人民币“大漏”成交，收藏人与学界交往极为密切
在民间收藏的催生下，现代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研究者，他们不在学术体制之内，甚至未必从事文化相关工作，集中精力专攻自己热爱的领域，主要依靠收藏获取史料基础。社会结构现代化之后，职业分工与古代相比有了巨大变化，分类越来越精细，专业门槛也越来越高。在古典文献学这样的成熟领域，业余爱好者很难取得突出成就，自从发行和编辑完全分开之后，再靠贩书撰写出有参考价值的版本学著作几乎不可能。但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情况有所不同，史料工作与文学研究尚未作出学科划分，研究人员是同一批人，单就史料工作而论专业化程度没有那么高，史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工作也远未完成，这为非机制内的研究者提供了参与空间，他们能够投身专业研究并取得成绩。[33]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收藏交易界的活跃分子，或者与之保持着深入的联系交往，其研究方法颇有另辟蹊径之妙。
在此背景下，现代文学出现了图像研究、手稿研究、掌故写作等不同于传统学术的路径。掌故写作古已有之，以野史、笔记、佚闻等形式呈现，具有口述历史的特征。但当下的现代文学掌故写法有所不同，多数取材于史料断章，大量使用考据方法，以叙事手法记述了一些难以纳入正统文学史的人事。这一写法重现了散落于零碎史料中的史实，有些可以体现出作者的文学史观，带有文学理论思考，有些追求大众关注，另一些则只为满足个人趣味。掌故写作的材料大部分来自收藏交易界，二者同样呈现出不成体系的碎片化形态。这些非体制内写作透露出许多史料线索和信息，无论研究者对其持何种态度，它们和收藏交易行为一样，既可作为研究对象，也能成为资料来源，是研究的必要补充，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研究的风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研究形态正是收藏交易行为的衍生产物。
总的来说，现代文学史料的研究生态尚未完全稳定，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未来如何发展取决于周边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学术发展路径上，传统学术道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显然不可能被现代文学研究所复刻，想要将现代文学史料作为学科独立出来，需要厘清的基础理论问题还有很多，包括收藏交易行为对于研究的作用力。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收藏交易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对于其具体的影响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动收藏交易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融合发展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如今，收藏交易行为大量发生于互联网上，以电子商务形式成交，怎样充分利用已有的电子平台，突破商业壁垒，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无论如何，认可并借助体制外的力量，对于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来说，是必须要面对的学术生态现实。
郑绩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310007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7期）
注 释
[1]比较明确的提议可参见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2]中国历代学人都关注到收藏交易与研究之间的关联，比较典型的有明代书画家、文学家、史论家李日华，他在日记和著述中多处提及各种收藏交易行为与书画观之间的勾连。详见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3]不论是“文物”还是“史料”，其概念都带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将两者纳入不同的收藏交易圈子，则是商业市场顺应学科划分而自然形成的结果。“史料”独立于古籍成为收藏交易门类的过程，与学科发展几乎同步。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到相关情况，如姚旸《晚明江南的民间收藏交易空间与“隐性网络”》，《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1期。
[4]陈尚君：《唐五代诗全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5]吴秀明就曾提出：“有必要强调和提出‘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学’问题，在研究思路、格局、向度和方法上进行一次带有革命性意义的重要‘战略转移’。”吴秀明、周诗寒：《论“四位一体”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料研究》，《文艺争鸣》2023年第5期。
[6]近十几年来掀起了近代日记稿本整理和出版热潮，仅最近十年来出版的近代日记就有上百种。参见张剑《近些年日记整理情况与未来展望》，《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4年第4期。
[7]起码从南宋时期开始，古籍就已经成为收藏的重要门类。宋末元初周密父子均是收藏家，周密曾著《云烟过眼录》，提及其父在杭州收购古书的情况。参见周密《云烟过眼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8]梁实秋曾在《诗坛“不准小便”》一文提及此事，参见《晨报副刊》1922年7月5日。
[9]许地山在小说《春桃》中写到过这一行当，“捡纸”的春桃不认识字，走街串巷喊“烂字纸换取灯儿”，回家后由同居的向高处理，“他认得几个字，在春桃捡来和换来的字纸里，也会抽出少些比较能卖钱的东西，如画片或某将军、某总长写的对联、信札之类”。许地山：《春桃》，《文学》1934年3卷1号。
[10]古玩业行话，指买到远低于市场价的物品。
[11]比较有名的一则是民间收藏家韦力以人民币200元的价格在皇城根早市收到了柯邵忞《新元史》手稿。参见《藏书爱好者地摊上捡回〈新元史〉手稿》，《北京晚报》2013年10月8日。
[12]有一掌故可为佐证：2005年左右，上海旧书业十分兴旺，民国时期旧书价格刚刚开始上涨，笔者曾与师妹往福州路选购旧书，讨价还价之际，师妹搬出导师陈子善，想讨点香火人情，谁知店主说：“没有那一位，我们旧书价格还上不去呢。”
[13]古玩业行话，指买到伪品、仿品等假货。
[14]据了解，该条幅在历史中消失已久，最近由增田涉家族委托日本著名的古书商业合作社“明治古典会”在其举办的“七夕古书大入札会”进行拍卖。2024年7月7日，有中国背景的丰泽美术社以日币一亿四千万日元（加佣金折合人民币共约740万元）拍下。三个月后，10月16日，丰泽美术大阪秋拍，该条幅以两亿五千八百万日元落槌，买家身份未获透露。
[15]底本2册，印作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该书采用图文左右对照，影印原稿再附以点校文字。
[16]郑逸梅：《〈越缦堂日记〉残缺部分的下落》，《清娱漫笔》，上海书店1982年版。
[17]此文作者署名“海波”，看语气似编辑。《郇学斋日记》编辑为宋惕冰，是否即是海波待考。
[18]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版。
[19]《李慈铭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20]潘敦：《一封寄去台北的信》，《澎湃新闻》2021年10月9日。潘敦为策展人，在上海、台北等地都开有画廊，专注于文人书画。
[21]最近创下新高的鲁迅手迹拍卖会前，丰泽美术就曾邀请数位学者前往赏鉴，并撰考证文章。有关此条幅的来历可详见陈子善《鲁迅书赠增田涉〈锦钱余笑〉诗幅真迹疏考》，《上海书评》2024年9月6日。
[22]以下简称“孔网”。“孔夫子”IP下另有拍卖平台，则另当别论。
[23]具体可见《鲁迅日记》中相关部分，查日记，鲁迅为琉璃厂常客，收藏既丰且杂，还买过假货。有关收藏、国学与创作的关系，鲁迅研究中早就关注到此，相关的论述不少，比较集中的可参见孙郁《鲁迅与国学》，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
[24]亦可见《鲁迅日记》，常见托人从外地或国外收集购买，粗略统计收中西版画约有一万二千件。
[25]“七七事变”之后，沈从文随校南迁，张兆和产后不便留在北平，沈从文催促张兆和南下的信件中多次提及要将他收藏的古董带上。参见《从文家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据杨苡回忆，沈从文在昆明也购买收藏了不少东西。参见杨苡口述、余斌撰写《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
[26]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号茞畹，晚号南涧、南磵，乾隆二十六年进士。
[27]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筱珊，号艺风老人，光绪二年进士，曾为翰林院编修。
[28]目前常见版本为李文藻、缪荃孙撰《琉璃厂书肆记附后记》，玉谿山馆雕版刷印8开线装本。
[29]孙殿起（1894—1958），字耀卿、贸翁，著有《贩书偶记》20卷。
[30]《北平笺谱》，北平荣斋印行，1933年版。共收木刻套印彩笺三百余幅，青纸书衣，线装，六册一函。书衣题签由沈兼士书写。该书次年即再版，之后被各出版社以不同种形式多次重版。
[31]详见郑振铎《访笺杂记》、《北平笺谱》后记。
[32]由收藏者主导的展览、纪念馆等并不稀见，收藏者情况复杂，藏品良莠不齐，有珍品、孤品，也有不少仿品、伪品，由于涉及商品价值，文中不便具体点明。
[33]比如子仪本职是公务员，她研究方孝孺、陈梦家等人成绩斐然，所著《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21年版）从收藏界和网络拍卖获得不少信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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