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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杨沫
内容提要
由于《杨沫日记》原稿没有公开，能参考的材料，除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两个版本外，仅有其子女老鬼的《母亲杨沫》和徐然著述等少数文献。因此，对杨沫的史料，目前还属于内部整理，间或有一点外部材料可作参考。不过，作为初步整理，仍然对研究这位作家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前夕的社会环境、心态、身体状况和阅读准备有一定的价值。
关 键 词
《杨沫日记》 版本修改 写作日期 路扬 老鬼 徐然
《杨沫日记》有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两个版本，由于她的日记原稿未公开[1]，可参考的仅有次子老鬼所著《母亲杨沫》[2]，以及长女徐然编撰的一些材料。因为还未见有《杨沫传》《杨沫年谱》出版，《母亲杨沫》是否可看成这位作家的第一部“传记”也似可讨论。这无论对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影响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3]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还是对研究小说作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所以，“点读”只是勉为其难，但作为杨沫史料的初步整理研究，仍然有一些价值。
本文以1951年、1952年两年“日记”为例，理由是它真实记载了《青春之歌》从构思到写作的起步阶段。
一
《杨沫日记》在出版之前，是否经过了作者修改？老鬼的《母亲杨沫》认为参照日记原稿，“她所公开出版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有不少文过饰非之处”。“母亲把日记中所谓的阴暗面，大部删去，把感情部分大部删去”，“还删去了不少政治上的表态”，另外“补写太多”，故这本日记，“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历史原貌有异，欠真实”。[4]
杨沫《自白——我的日记》，1985年版
有关作者对社会的“表态”，该书列举的是三个例子：
1961年5月23日，母亲在日记中全文抄载了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意见。这本是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康生后来开除党籍了，人人憎恶，臭不可闻，就把康生的这段评价去掉。遗憾的是母亲把康生的这段批示删得干干净净。[5]
“批示”这样写道：
1. 这是一部好小说。我没有读过初版，再版增加了七章农村斗争，这很好。增加三章学生运动，觉得很不自然。我在未读“再版后记”以前，就觉得这几章是强加上去的。电影《青春之歌》以入党结束，结得很好。从全书来看，从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客观发展来看，以入党结束可能比以一二·九运动结束还要好些。
2. 书中反复强调“八一宣言”的作用，这样就减低了毛主席对党的领导作用和少奇同志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作用。这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是很有害的，必须修改，这种修改是容易的。
3. 江华在汽车上宣布戴愉是叛徒，对叛徒还要冒着很大危险去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这既不合理也不真实。戴愉被国民党特务处死也不合理，很勉强的。
如果三版时能将这些缺点加以修改，这部书将是现代最好的小说之一。（1960.9）[6]
1955年6月5日日记原文：
……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些天声讨正紧，我在去年曾对民说：“这么个人，值得这么讨论么？谁会跟他走……”可是这一个月的事实看来却大吃一惊，从舒芜发表的胡风给他的密信来看，这个家伙原来是个极阴毒的反革命分子，他恨党，像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可是他嘴巴上却还挂着马克斯（思）主义。不单他一个人，他还组织了很多人。甚至我们党内的高级干部（华东宣传部长，原24军军政委）彭柏山也和他一流……真可怕。[7]
公开出版的日记将粗体部分全部删去。“又比如她把对老战友秦兆阳打成右派后的谴责部分，全部删去，且换上现在的想法。”[8]原文如下：
1958年2月11日 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的《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老实些》，我才了解我一直以为认真为党工作的老朋友，却是一个自私的极不老实的人。他是处在反党的边缘上。他用何直的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也曾使我震惊。却不知道这位何直却是我的老朋友。他刚遭到批评，并没有认真改正观点，而是一边用何直的笔名写了《关于写真实》，一变上次用何直笔名的观点，大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又在同一刊物上化名反对这种观点……又如修改王蒙的小说，人家批判了这篇，他不敢挺身而出，反而一边也写文章批判它，一边又向作者暗送秋波地道歉，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真是两面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闹越糟，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9]
秦兆阳
而出版后的日记却这么写：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应当老实些》。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惊愕得喘不过气来了。……他就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遭到了攻击、反对，原来“何直”的笔名就是他。据说，他刚遭到批判时，并没有马上接受批评，改正观点。于是，就公开点起他的名来。
我说什么呢？我只有什么也不说——沉默——沉默，无边的沉默……[10]
老鬼为此点评道：如果母亲尊重历史事实，按照卢梭的《忏悔录》精神去写，不怕露丑，这部书将会很轰动的。可惜母亲没这样做。她将日记里有损她形象的内容，跟风的，随大流的，应景的大多删掉。“经过这么处理，让知情的人读来就感到不真实，结果大大减损了这部书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11]当然他也解释，这并非母亲杨沫一个人所为，这类举动，不少作家，甚至知名作家也都干过。
杨沫确实说过类似“真正怀着卢梭的《忏悔录》精神去写”的话，比如1994年版《自白——我的日记》前言曾说：“我钦佩、喜欢卢梭。虽然时代不同，世界观不同，但他教给我、鼓励我要‘真实’。掩饰自己的丑，这并不是美。”[12]作为杨沫文献整理的最初一批成果，《母亲杨沫》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杨沫是她的时代中的人，是其历史活动中的真实人物，日记虽有不足，但研究视野，也不能明显脱离其时代和历史范围。
卢梭《忏悔录》，1980年版
对1951年、1952年《杨沫日记》的校勘、点读，因无“原稿”参考，只能仅就两个版本做一些对校：发现总共修改13处。如1951年1月7日一处、5月21日一处、5月22日一处、6月20日一处、6月30日两处、9月11日一处、9月19日一处、9月26日一处、10月18日两处、11月24日一处、12月25日一处，修改集中在这一年，1952年无修改。从修改的情况看，大多数属于文从字顺之类，只有几处有点特殊含义。如1985年版11月24日日记有一段原话是：“我和我最爱的书中角色之一的卢嘉川，已经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了。我很爱他（而在我的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过这样一个人）。我集中了我所喜爱的布尔什维克的优秀品质于他一身。当作品中似乎是我的化身——当然并不全是我，而是把我更美化、更集中的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林道静爱上卢嘉川的时候，我也就爱上了他。一想到他，我便全心充满激动的感情，仿佛世上真有那么一个健康、俊秀、沉着而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在白色恐怖的危急中，矗立在我的面前。当写到他即将被捕、即将和道静永远分离的时候，我的心沉重、凄楚，几乎写不下去。我哭了，泪水簌簌地流……”[13]到1994年版日记，则把“而是把我更美化、更集中的”删掉，大概是她不想把生活中的人，与作品人物直接联系在一起。1985年版几处比较重要的修改，牵涉到恋人路扬，化名标号为D，集中在1951年9月、10月，共三处（见166页、173页）；到1994年版，则统一改成了化名S。这两个化名，为什么一个用D，一个用S呢？首先，它们都不是路扬名字的谐音；其次，读者也不能根据杨沫经历、作品将它们联系起来；最后，这难道具体指两人都曾知道、心照不宣的某个“时间”“地点”吗？另查老鬼的《母亲杨沫》，也没有找到答案。何以说后一个修改比较重要？因为从1951年9月25日起，杨沫开始撰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提纲，而二十多天前的9月1日，她在脑子中酝酿提纲之际，这位过去恋人的突然来信，颇有“神从天降”之感。因故，1985年版日记写道：
九月一日，忽接D信。使我又高兴又惊奇。我们已间断消息快两年，现在他忽然从朝鲜战场给我写来信。我不得不考虑是否给他回信。后来觉得多年的朋友，而且他远在朝鲜战场，必然希望祖国朋友的信。[14]
联系两个多月后，作者在写卢嘉川时那种激动的感情，书信的表白应属真实。
1951年日记的修改，与老鬼的1955年、1958年、1961年日记的修改，在性质上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初步的判断是，1951年的杨沫，还是一个业余作者和普通机关干部；但是1958年以后，她已成全国闻名的当红作家，不仅从北京妇联调到电影局电影创作研究所，后来还调到北京文联，成为专业作家。作为知名作家、社会公众人物，她很难不再与“文学事件”发生碰撞。因此，在1985年版的“日记”，势必会面临着对“原稿”的修改这一过程。当然，在日记修改活动中，确实有老鬼所说的“胆小”“虚荣”和思想“僵化”等因素，但也要知道，她毕竟是一个受过多年教育的老干部，有“保持一致”的行为自觉，这既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思想特色，也是一个无法祛除的精神烙印。[15]
二
杨沫是何时萌发写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念头的？依据《母亲杨沫》的看法，“1951年9月，在读了《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之后，保尔·柯察金身患重病写书的举动大大鼓舞了母亲”[16]，激励她快把那部书稿写出来。作品最初的名字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最后定名《青春之歌》。之所以确定这个书名，大概跟9月路扬的突然来信有一定的关系。这一段，以及前一时期，因为久患疾病遭丈夫冷遇，杨沫夫妇间的关系相当糟糕，路的连续致信，无意中将“恋人”与“夫妻”之间的冷热关系做了鲜明对比。另外，它们还具有唤起作者对“青春”“过去燃烧岁月”激动记忆的实际效果。《母亲杨沫》写道：
她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他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
母亲爱幻想。在朝鲜前线的路扬这么惦念她，与父亲恰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和他的情谊……似乎在她心中的某个角落恢复了起来。……[17]
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
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18]
《青春之歌》，1960年初版
可以说，卢嘉川是促成《青春之歌》完整构思和作品框架的关键因素，由于他的出现，才有可能把林道静、余永泽、江华和林红等年轻人串联起来。[19]
但查《杨沫日记》，在路扬来信的一年前，这个创作念头实际已经萌发，最早记载是1950年10月13日的日记（1994年版）：
刚才一个人坐在凉台的沙发椅上（按：8月29日到上海治病，住三妹白杨家。杨沫父母不和，但未影响他们兄妹三人的亲密关系。日记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凝视着暗夜的星空，近来萦绕心头的、创作中的人物又在眼前浮动起来了——我想写一部以自己为中心（但不全是自己）的长篇小说，把我的经历、生活、斗争组织成一篇东西。但是究竟怎样写，我仍没想好。[20]
由此推算，“近来”是指几个月前，时间也许还要提前。
这几天过得还算充实——写了一篇名《漏斗》的短篇小说；还不断读些作品；也思考着那个长篇小说（指《青春之歌》）。（10月28日日记）[21]
我每天都有块石头压在心头，就是我那怀了孕却无法在腹内生长的婴儿（指后来写成的《青春之歌》），何时才能出世呢？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自己年轻时（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12月1日日记）[22]
即使再读作家1951年初的日记，这个“时间”也可能提前：
常常在构思我那篇传记式的小说。如此篇能写成，我感觉一定不会太坏。因为有许多流着血泪的火热生活，在灼烧我的心。丰富的生活，正确的观点，再加以一定的艺术加工，总会写出比较好的东西的。但是何时才能完成呢？……（1月27日日记）[23]（按：这里所指不是中短篇，而是长篇。因为此前她已出版了跟自己经历有关的作品）
写不了小说，但我并没有忘掉我那“心上人”——“书上人”随时追随着我，也折磨着我。我每天稍一得闲就想起了她——她在母腹中孕育着，何时才得出世啊？（5月6日日记）[24]
昨天和今天都在读《包法利夫人》（福楼拜著）。我喜欢看故事，但不喜欢冗长的风景描写和细琐的物件描述……（我不大喜欢古典巨匠们的这种精雕细刻，大约我只能写粗线条的作品）（按：这则日记证明作者在为写长篇做准备）
……如果从此我的一切神经症状不再出现，那我就开始动笔写我的长篇——长篇呀！我心上的朋友啊！衷心的、衷心的祝愿你早日降临人间！朋友们，来吧，来吧！（5月21日日记）[25]
今天看《包法利夫人》看迷了。我总是这样子……上午到牙科医院去看牙齿，还挤在人堆里读它。可是，越看越觉得福楼拜的人物刻画不如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突出、深刻。包法利夫人的性格，比安娜·卡列尼娜暗淡多了。（5月22日日记）[26]
我还没成熟。这两天看《红楼梦》又看上瘾了。我认为它是古今中外世界上最好的小说，真是百看不厌！（5月29日日记）[27]
这两天，我有时忽然想：身体总是好不了，干脆来个灯尽油干，尽所有力量写出那长篇小说来，然后死就死了，也比现在不死不活一事无成的好。（6月9日日记）[28]
这两天读完了《暴风骤雨》（周立波著），我感到作者的语言除了太地方化外，还是生动、活泼、丰富的。但是上部和下部有些游离的地方。（6月30日日记）[29]
巴甫连科的《幸福》给我很多的鼓励和启示。……下面是书中最宝贵的铭入我心底的话：……“一个人不幸的程度，要看他自己对于不幸的信念来决定。”“没有天生的懦夫，也没有天生的英雄。每个人都可以做英雄，也都可以做懦夫，只要看他怎么比较方便些。”……我常常回忆我一生中，不，也可以说是斗争中那些最残酷、最紧张而同时又是工作得最有意义的时刻。它们最吸引我，使我感到了自己身上有一股灼人的火热。（8月11日日记）[30]
巴甫连科《幸福》，草婴译，1950年初版
我又时常想那些要写的人物了。主人公是女性，一个失学失业的知识分子，她因家庭的败落，父母的不和，爱情的折磨……在种种坎坷的遭遇中生活。后来却在革命朋友、在党的影响下，一天天成长起来……我要刻画这个人，就要调动我心中许许多多的情愫——快乐与哀伤、希望与失望……女主人公，你快像《画中人》一样，从画中走出来吧，走到人间来吧，快点来吧！我是喜欢你的，思念你的！（8月18日日记）[31]
今天我又在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不看则已，一看，伟大作家的灵魂就把我吸引住了。（8月29日日记）[32]
从以上日记材料来看，在两人关系断绝两年以后，1951年9月1日，路扬从朝鲜战场的突然来信，无疑是杨沫写作《青春之歌》的催化剂。更准确地说，她对这部长篇的酝酿，早在一年前上海治病期间就已开始。从1951年5月到8月，对作品的构思、阅读准备，都在密集地展开和深入地进行着。还需要留意的是，她这一段读的都是古今中外作家著名的“传记体小说”。这些作品从素材、题材到作品结构等方面，均与《青春之歌》有叠加重合之处。
那么，是何原因导致杨沫迟迟没有动笔写这部作品呢？在我看来，除她自己所说的“我还没成熟”外，“疾病缠身”是最主要的障碍。[33]根据杨沫“日记”记载的病，就有心脏病、高血压、腰病、肝胆病、眼疾、牙病、腿部多发性关节炎、卵巢囊肿、脑血管硬化症，忧郁性精神病以及神经官能症等十一种之多。在当代女作家中，一生都被疾病困扰，恐怕没有人能够超过杨沫吧？据初步统计，从1950年至1951年9月，有关生病、养病和治病记载即有：1950年6月14日，9月10日（专程到上海治病已两周），10月7日、11日、12日、18日、19日、21日，11月3日、15日，12月1日、22日；1951年1月1日、11日、12日、13日、17日，5月3日、6日、8日、17日、21日、23日、31日，6月9日、13日、20日、27日、28日，7月1日，8月8日、10日、11日、13日、14日、16日、17日、18日、29日……这还不包括因忙没写日记，或者即使生病也未记述的情况。
其次，是家庭生活的牵累。杨沫育有二子二女，大哥大嫂及子女有一段与她一起生活，三妹孩子安美长住这里；丈夫父母、妹妹也经常来探亲，另有一个侄女长期寄养。这样上上下下，家里时常有十几个人口。四个子女性格各异，自己身体也难以应付，还有单位、家庭的不快（有一段时间，因丈夫忙而不顾家，夫妇产生矛盾），这些生活重担的挤压、累积，不要说是一个女作家，即使是家庭妇女，也很难对付得过来。因此，在妻子／作家、母亲／职业妇女等复杂角色之间，杨沫难免也顾此失彼。老鬼对杨沫的行为举止的叙述，一方面表达的是子女对母亲的不满，反过来说，也可以由此窥见在“事业”与“家庭”关系的纠扯中杨沫狼狈不堪的情形：“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母亲作为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34]
前排左起：老鬼、豁然、徐然；后排左起：青柯、杨沫、马建民
还有一个原因，杨沫是1936年的老党员、老干部（1938年就担任冀中区妇救会宣传部长）。可她“进城”后，却很不如意（大部分人都按革命资历安排了相应领导职务）。她从《人民日报》转到北京妇联宣传部，替人抄登记表，帮后勤分发节日用品，一直没固定工作，类似“打杂”。因身患多种疾病，经组织同意，她离职休养，长达一年多的时间。由于没有职务，看病到相关部门申请“医疗费”（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供给制”，干部职工看病，需申请这种经费），经常遭受白眼、冷漠和歧视，这对她进入文学创作状态，构成无形的伤害。有几个事例：为补牙，市委批给12万元（按当时货币计算），1951年1月11日，她去组织部行政组找T同志商讨医药费问题，要求其开个到市委医务室看病的介绍信，对方冷冷回答：“还用到那儿看病么？”杨沫解释说牙不好，医生说要照个片子。他却更加冷漠了：“奇怪！牙怎么还要照像？”杨沫因病休养，关系被转到五区街道，一位女同志没头没脑地斥责道：“我说，你怎么不要你的组织关系了？”杨沫感到心冷，单位不提拔算了，养病还要“被自己同志蔑视、冷落”[35]，这层侮辱让她在13日日记中愤愤地写道：“旧社会的污浊还在熏炙着不少人：谁是官，谁有权势，谁坐小汽车，谁便被另眼相待……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从旧社会脱胎来的，这些现象可气，可又毫不奇怪。”[36]
三
在杨沫日记中，有关她与路扬关系的文字不多，但如果论及《青春之歌》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卢嘉川，分量就不同一般。1949年2月21日“日记”，有一千多字记述他们六年后“重逢”的情景，不妨全抄在这里：
我在上月二十二日到石家庄和平医院去看病。走在半路上，正和一起去看病的许白天老同学谈着话，忽听一个人叫住我：“这是杨沫么？”我抬头一看，一个穿黄军衣的青年，高高的个子，黑红的面孔，微笑着站在我的面前。当时，我几乎不认得他了，愣了一下，我才猛地喊着：“S！”就是他，六年不见的朋友！
那天晚上，他到我住的报社（按：《晋察冀日报》留守处）营业部去找我。我是怀着新奇、而又不甚热烈的心情接待他的。因为一九四三年春，我曾听说他犯了什么错误，私自跑到敌区去了。从这时起，我不愿再想起这个朋友。但是这晚他向我说明，他并不是私自去敌区的。是因他害了病，分区司令员允许他去城市治病的。以后病好些，组织上叫他留在天津做地下工作。他曾在天津度过许多危险的时光，努力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他和我谈着这些年的经过。谈着，谈着，他忽然出乎我意料地说：
“这些年我常想起我们的过去。我给你写过信，告诉你，我过去是不得已的——因为是去敌区，所以走前没有告诉你。”（按：为保障打入敌营的同志的安全，除组织单线联系，绝对禁止一般信件来往）他似乎在表白他的忠诚。我却躲闪着这些早已消逝的往事。后来，我随便谈到：“听说你走了后，我的精神反倒消除了负担。”他却趁机向我袭击：“这次我们又见面了，你不了解我了，是不是还有负担？”停了一下，他低着头，自言自语似的又问道：“是不是还可以死灰复燃？……”
我的心突然怦怦激跳起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低头沉默一下，慢慢抬起头来对他说：
“不会！永远不会。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了吧！”
他再也不说什么，就起身告辞走了。
送他走后，本来平静的心，突然不安起来。
“七·七”事变前，当我还没有认识民之前，曾经和这位革命朋友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友谊（按：当时她还在和张中行“同居”，当然这属于从五四传布而来的“浪漫蒂克”风气）。[37]但后来因为误会，我们分手了。几年后，在抗日根据地里，我又偶然遇见了他。重逢后，他还没有结婚，我对他负疚似的感到某些不安；他也很痛苦。但经过整风，这些事情已成过去——我决心忘掉它。彼此决定不再来往。
已经六七年不见了，我以为他早就把这些往事忘掉了。谁知，事隔多年，他见到我后，竟又如此表示。他还在谈话中说，一九三六年，他拒绝了P的爱，也是为了我。直到前三年，战争中他得不到我的任何消息，这才随便找了一个老婆。因为合不来，最近又离婚了……
似乎是个悲剧。悲剧演来是会使人掉泪的。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一切。我曾经有过短暂的动摇，但很快，党的力量战胜了我个人的犹豫。于是，我在六年前就已经跳出了这个使人狼狈的泥坑。
谁知，六年后，又一次偶然的相遇，它又使我狼狈了。自从这次重逢，又听见他的诉说后，我心里时常不安地想，我们认识时，他才是个二十岁的青年，如今他已三十三岁了。事隔多年，我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是什么力量还使他想着我们的过去呢？是什么原因还使他对我如此执着呢？真是难以理解。但是最后，我终于看清了这个问题的严肃性，我不愿再重复过去的痛苦，我应当为了革命的利益，克制自己，决不再被任何诱惑打乱自己的生活。是的，我必须这样做！[38]
从这则日记看，说杨沫内心没有“挣扎”显然不诚实。尽管她一再拿“组织”来压抑、消灭这种感情，也不知效果如何。巧的是，我趁机考证了1985年版、1994年版“日记”有关路扬化名“D”和“S”的真实出处：1949年杨沫进入北平之前，带着几个孩子住在河北省获鹿县东焦村，“东”汉语拼音的声母是“D”；获鹿（今属于石家庄，改称鹿泉区）距石家庄20公里，所以才有“石家庄看病”之行。而“S”恰好又是石家庄汉语拼音的声母。这两个隐没在历史深处的化名密码，终于得证。由此，作家杨沫日记与读者之间的“捉迷藏”，也告一段落。
在杨沫日记以外，相关旁证目前有老鬼依据母亲日记、各种传闻组织起来的材料，以及长女徐然的回忆。《母亲杨沫》说，“他们具体的感情经历，母亲绝少透露”[39]。无论它的真实性如何，或可作一些有益的补充：
1941年……母亲因病随卫生部来到了铁路西的后方医院休养。……路东回不去，就来到了十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路扬手下当起了小报编辑。……那时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感情上出现了问题。……多日不见面，见了也不冷不热。路扬虽然比母亲小，却很有修养，对母亲体贴入微。
用母亲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情，当时母亲27岁，路扬24岁，以致于这段友情曾经让母亲很痛苦。
路扬送给母亲一本《鲁迅选集》（按：油印本）。大约是1943年春天，母亲曾带着这本书爬封锁沟，涉大清河。从1943年到1945年整整两年，一直带着它东奔西走。1945年春天，敌人铁壁合围时，母亲把它坚壁在新城县或雄县的东照村一个姓杨的村长家中。因为村子发大水，这本书就再也没有找到。[40]
晚年路扬
从杨沫的文学气质看，鲁迅对她的影响不大。这本选集的珍贵意义显然不是鲁迅，而在于它是杨、路这对恋人间的“信物”。否则，怎么可能在1943年春知道路扬去敌占区——对他出走动机产生怀疑之后——又于九死一生的战场紧贴身边两年不离不弃，最终因大水冲走才忍痛舍弃？！我冒昧揣测，杨沫这一生真正爱过的男性大概只有路扬。[41]杨沫1951年9月11日日记也坦然承认：“（为了尊重我和民的感情，我决不再使它‘死灰复燃’）。然而，我没有忘掉他。人世间不可能把已泼出的水再收回来。”[42]
为强调杨沫与路扬感情的真实，《母亲杨沫》继续写道：“其实，母亲和父亲早在1941年左右时，就发生过感情纠纷，因此母亲才有和路扬的一段罗曼蒂克的友谊。而父亲也与几位女性关系密切，其中有某某的夫人，还有一位是英年早逝的战友的遗孀。”[43]作者老鬼1947年夏秋生于河北阜平（杨沫1947年5月到11月“日记”中断，料他生于这一时期），不久被送回深泽老家，杨沫“忍痛”抛下他回到晋察冀日报社。直至1951年，老鬼才被父母接到北平。所以，1947年出生的他，不可能知道1941年、1943—1945年母亲的几场“感情风波”，能够推断，这段史实一定是从抚养他的奶奶、姑姑嘴里获得，也许是在后来父母吵架争执的时候，零星地掌握。
老鬼在《母亲杨沫》中所录“路扬同志生平”摘抄如下：
路扬（1917—2001），原名路天庚，河北省临城县石城村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历任冀西先遣支队第二团政治处主任、冀西先遣支队政治科科长、冀中十分区第27团总支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19兵团63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在清风店和石家庄两大战役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政治工作的才能，对保障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好的作用。……参加了抗美援朝……1952年因成绩突出，荣获志愿军总部的嘉奖。1953年10月至1961年2月，路扬同志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协助肖向荣主任，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和军委领导交付的各项任务，得到了周总理、彭老总和黄克诚、粟裕等同志的称赞。之后调国防科委任副主任兼秘书长。1964年8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又调回军委办公厅任副主任、主任……1968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遭到林彪一伙的打击迫害，被撤了职，发配到河南省。1972年2月，又被江青诬陷入狱，关押近7年之久。其间，他咬破舌头，严守机密，宁死不屈。1983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为路扬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按：属中将衔），离职休养。……2001年6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84岁。[44]
四
对于“日记”的释读来说，它涉及的家庭撕裂，不知道最终能否愈合？
在点读和研究《杨沫日记》的时候，老鬼《母亲杨沫》和徐然的回忆无疑是重要文献，但不能不注意到，这个材料既在干扰、影响，也是在重塑着她的形象（他们在写回忆著作之前，肯定已读过1951年、1952年“日记”）。有必要将母亲与子女的言论略做对读。
一是有关杨沫对子女“感情淡漠”。大女儿徐然说：
从这个小院出来，我被送进距家很远的设在北京先农坛的育才小学寄宿读书。我这个在母亲的日记中被描写为“小气、忸怩、怕羞、懦弱、爱哭”的女孩子，多想跟着妈妈！多么害怕住校！哦！只要能在妈妈身边，哪怕是听她那经常的斥责……然而，先是我、柯弟（按：指老二青柯），以后又是妹妹、波儿，先后被从这三合院送出去，只在一周或是两周的周日，她才允许我们回家。其时，我们已从解放区进入北京，生活安定了，为什么妈妈不允许她的儿女象别的小学生那样，在日暮的轻烟中，背着书包、哼着歌儿回家呢？[45]
老鬼和两个姐姐徐然、豁然
老鬼所著《母亲杨沫》第25节《儿女情很淡》，用一万多字的篇幅谈论这个问题：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子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46]
我刚上小学时，母亲为省钱，常让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为土里土气，总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还说我的妈不是亲妈……[47]
哥哥……高二时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帮子肿得老大，……发高烧39.8℃，……校医和同学们建议他让家里找个车来接。……父亲与母亲商量了片刻后问：你现在能不能站起来？……你能站起来，又能走路，还能打电话，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车回家吧……101中学校园很大，从宿舍到车站要走很远一段路。发高烧的哥哥就只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从宿舍走到车站。[48]
父母什么时候给过我们粮票呢？从来没有。[49]
……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50]
杨沫一生，怀过7个孩子（两次宫外孕手术），生下来5个，存活4个。这4个孩子中，1人生在北平，另3人诞于烽火漫天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她对孩子的态度，在客观上，与在残酷战争中东躲西藏、九死一生的生存条件，以及以后常年生病治病和紧张的文学创作生活直接有关；主观上，也确如老鬼所说，是出于“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等纯粹个人原因。这从她1945年11月14日日记中可以看出来：
为了给小张腾出时间做些孩子们的针线活，我只得成天抱着孩子，心里常感到莫名的烦躁。[51]
不过。同日日记也记载有徐然、老鬼并不知道的内容：
我们在河滩上散了一会儿步，闲谈了一阵。回来后，我好像舒出了多少天来的闷气，心胸舒畅了些。可是，徐然在大声啼哭，原来她到处找不到我而哭个不停。我哄慰着她，深感到孩子依恋母亲的情感。[52]
徐然
1951年、1952年是杨沫一边跑医院、一边紧张构思和写作《青春之歌》的特殊时期。丈夫马建民基本是不管家和孩子的男人，而陷入“生活”与“写作”尖锐矛盾之中的杨沫，在日记里记述照顾孩子和陪伴他们的内容，即有20多处之多（这两年，并不是每天都记日记，故残缺整月或隔天才写甚多）。不妨抄录出来，与其子女的“回忆”稍作对照。
例如1951年日记：
午后，青柯、安美（按：是三妹白杨、蒋君超夫妇寄养在杨沫家的女儿）、民和我四个人在大观楼看电影《雪中奇羊》……看完电影，青柯一人回校去了。（1月1日）[53]
午后和几个孩子一同去看《秘密使节》——我已是第二次看了（按：显然是陪孩子）。（1月16日）[54]
上午看老秦（按：秦兆阳）的小说。午后陪徐然去看病——她因脖子肿，必须割掉扁桃腺。先到北京医院看的内科，未得结果，就改到第三医院去看。约定后天住院，二十日割扁桃腺，总共要用二十多万元……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知识一天天丰富……母亲的心里是充满幸福、喜悦的。今晚和青柯闲谈，他读书很多，尤其是天文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我从他那儿学得了不少东西……（1月17日）[55]
徐然出院后昨天扁桃腺出血很多，咳嗽得一夜未睡。今早把她安置到我的床上，叫她躺着不动，才好一些。（1月25日）[56]
照顾徐然，夜间醒来多次。穿着单衣下床，我着了凉，有些咳嗽，身体不大舒服。（1月26日）[57]
今天给孩子们买东西花了将近十万元。我喜欢给他们买些东西——为他们花钱我觉得快活。（5月22日）[58]
上午和小胖生了一肚子气。这孩子现在变得非常蛮横不讲理……我要把她锁在小屋里，吓得她大哭大喊……我忽然像受了什么委屈，竟想大哭。（7月1日）[59]
小胖不睡，我心烦起来，竟忍不住哭出声来——（7月3日）[60]
今天青柯到医务所动手术割了过长的包皮。（8月17日）[61]
例如1952年日记：
小胖在正月初四玩小炮时炸伤了手指。到现在廿多天还没有好。……使我心疼、忧虑。（2月22日）[62]
上午，为小胖检查身体和照像花了半天时间。她被批准上育才小学了。从此住在先农坛，一周才能见她一次。孩子，我亲爱的孩子，为了抗战事业，我曾抛开了一个个亲骨肉。……做母亲，搞事业，总是不能两全。……人生的路上总是障碍重重啊！（3月19日）[63]
前天星期六接小胖、青柯回来。傍晚徐然也回来了。孩子们全回来了。五个大小孩子聚在一起（按：包括白杨女儿安美），各有各的性格、特点，怪有意思。（6月30日）[64]
身着列宁装的杨沫
当然，其中也包括有《母亲杨沫》一书时常批评的日记内容：
我过得越来越沉静安详了。除了工作，我不再想病、想其他事。工作——创作占据了我的全部心灵。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多么欣慰的事情啊！（12月3日）[65]
二是杨沫和马波（老鬼）的母子关系[66]，构成《母亲杨沫》一书叙述和评价杨沫的特定视角。不过，某些不易觉察的“漏洞”，也被徐然填补上。[67]
据老鬼讲述，1947年到生他的时候，母亲决定打胎，因组织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在阜平生下来后，不久把他送回老家，找人喂奶。而当时环境改善，许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喂养。“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68]
但杨沫说，想到打胎，除了“浑身关节痛得很不好受”[69]，也是晋察冀边区当时弥漫着歧视已生育女干部的风气所致，“当今夏评定干部等级时，我和另一个女同志的县委书记的等级被提出了问号”，“理由呢，因为我们有孩子，做的工作少”，这难道是“妇女干部自己的缺点、错误吗？”[70]连平日亲切和蔼的《晋察冀日报》老领导邓拓，在考虑是否让杨沫参加驻村附近的土改时，都略带嫌弃地对马建民说：“叫杨沫不要逞英雄。有这么多孩子，身体又不好。”[71]
1951年4月16日老鬼被从河北深泽老家接到北平家中，据杨沫说，她和丈夫一开始就不太喜欢这个“非常顽皮、粗野”“不听话”却会看大人眼色的孩子（1951年5月3日日记）。作为对这则日记的补充，杨沫1992年写的《儿子老鬼》对老鬼有比较详细的描写。[72]
杨沫承认，老鬼初中读《资本论》《列宁主义问题》《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古今中外小说，还崇拜马特洛索夫和斯巴达克斯。
我们住在西城柳荫街的三合院里，大门内的甬道，是水泥地。暑假的炎热天，每当午饭后，这里太阳正晒，水泥地热得像块烧红的铁，可是“斯巴达克斯”精神，却使鬼儿子赤膊躺在这块热铁上……
为了锻炼意志，他苦晒太阳；为了锻炼意志，他在鹫峰下的47中上学时，更有出乎意料之举。[73]
在1967年某天，老鬼趁妈妈在单位，骗走爸爸，蒙面带着10个男女红卫兵，到家里“绑架”了大姐、二姐、堂姐妹和姑姑，抢走几百元钱、200斤粮票和一个收音机，在妈妈房间涂满“打倒刘邓陶！”“打倒杨沫！”“打倒《青春之歌》！”等斗大的黑字，目的是要到越南去“抗美援越”（结果被遣回）。
据老鬼说，致使母子关系濒临“破裂”边缘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内蒙古建设兵团被迫害时母亲宣布断绝关系等“见死不救”的行为。他写作的“新新闻体主义”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可作《母亲杨沫》材料的补充。
老鬼《血色黄昏》，1987年版
如果从杨沫史料整理的角度看，子女对母亲的评价，虽属“个人隐私”，但也会影响对于杨沫整体性的文学史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徐然和老鬼姐弟的回忆出现了“对立性”意见，令人无所适从。[74]
老鬼这一边说：
由于妈妈一直没恢复工作，终日无所事事，在家蹲着，脾气变得特怪，喜怒无常，常为一点芝麻小事动肝火。记得有一回，我好心好意帮她洗衣服。她一看见就火了：“你这是洗衣服还是啃衣服呢？”[75]
另一边徐然强调：
妈妈，我继承了您的血脉，却没有继承您的“大优”，您有气量，待人宽厚；有耐力，不畏险阻，这便是您得以成功的人格优势。……
我以前对您的批评不服气，今天我已是心服口服，但我能去哪……[76]
一边是老鬼说：
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77]
另一边徐然辩解：
我却隐隐感觉，那是否是一颗骚动不安的艺术家的心灵在呼唤？是否是一顷不能容忍消极、丑恶、隐晦、停滞的脑海在追求？那是否如拜伦吟诵——
他们的脸孔不是为生皱纹而造，
他们的
纯洁血液不是为凝滞而造，
他们的宽大心胸，
不是为沮丧而造；
……[78]
好在有1951年、1952年的日记这样最原始的材料在。这意味着整理性工作，既是研究的出发点，但也包含着对其他材料的有益吸收。“由此复原的旧日景观，便不同于‘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了历史化石的意味”，这是“从中得出相对接近真相的认知的前提”。[79]
程光炜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453007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7期）
注 释
[1]按照杨沫“遗嘱”，她故世后，将《青春之歌》等著作版权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但不包括八本“日记”原稿，原稿疑仍在家属手中。
[2]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作者特请杨沫老上级、抗战时期冀中十分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题词“缅怀杨沫同志”（2004年12月21日）。有材料显示，吕正操还曾与这一地区的其他作家如孙犁、王林等有来往。出版社印在封面的宣传词是“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然而，作者“前记”的原话是，“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都活在人们心中”。
[3]老鬼：《母亲杨沫》，第376页。
[4][5]老鬼：《母亲杨沫》，第273、277，273页。
[6]老鬼：《母亲杨沫》，第129～130页。1961年5月23日，杨沫收到周扬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一封信，告知康生对其作品的批示，并抄录给她。
[7][8][9]老鬼：《母亲杨沫》，第274、274、274～275页。
[10]老鬼：《母亲杨沫》，第275页。杨沫与秦兆阳是抗战时期的战友。1942年杨沫在华北联大文艺系读书时（半年），秦兆阳当时是美术系教员；杨与张克、振泽姐妹是朋友，后将张克介绍给秦兆阳为妻；1948年11月，写出文学作品《穷光棍结婚》，时在《华北文艺》的秦提出修改意见。进入北京，时在《人民文学》的秦曾找杨帮助看来稿，杨沫多次去秦家拜访。
[11]老鬼：《母亲杨沫》，第274页。
[12]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杨沫文集》第6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3][14]杨沫：《自白——我的日记》，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66页。
[15]韦君宜女儿杨团，在整理《思痛录》材料时，无意中发现母亲1966年5月写的一首诗，和父亲的续诗。诗作写道：“不管家里把我们当作外人／我们也是家里的人／就是死了也愿意——葬在家里的地／就是变做杜鹃／也住在家里的屋檐／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家——唯一的家”……杨团边读边流泪。父母二十几岁离家奔赴远方、蒙难、被批、先后瘫痪的一幕一幕，重现眼前。“我终于懂了，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我的父母亲那一代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这“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
[16]老鬼：《母亲杨沫》，第64页。
[17]老鬼：《母亲杨沫》，第67页。
[18]老鬼：《母亲杨沫》，第68页。尽管杨沫曾反复强调人物原型只是一个虚构的作品人物，如果没有“强烈的感情”投入和真情实感，相信也是难以诞生的。所以，老鬼的猜测并非没有根据。
[19]参见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三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0][21]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杨沫文集》第6卷，第108～109、112
页。
[22][23][24][25][26]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杨沫文集》第6卷，第117、131、133～134、137～138、138页。
[27][28][29][30][31][32]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杨沫文集》第6卷，第141、143、146、149～150、154、155页。
[33]参见刘欣玥《杨沫的“病”——续作问题与“十七年作家”的晚年心态》，《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
[34]老鬼：《母亲杨沫》，第280页。
[35][36]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杨沫文集》第6卷，第124、125页。
[37]这并不表明，同居一方得知实情后，会“置身事外”。据杨沫回忆，当张中行（当时叫张玄）得知她“偷偷”在跟马五江（马建民）通信时，真实反应是，“他不禁大怒，一脚踢翻了屋中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满地滚着馒头，水漫金山”（《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收入徐然编《青蓝园——杨沫母女共写家事和女性世界》，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而杨沫与路扬的“比较亲密的友谊”，还发生在这以前。可见杨沫在感情上的“勇敢”“大胆”，不输丁玲，以及她笔下的“莎菲女士”。
[38]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杨沫文集》第6卷，第76～78页。
[39]老鬼：《母亲杨沫》，第67页。
[40][43]老鬼：《母亲杨沫》，第65、199页。
[41]杨沫《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这篇文章未写路扬，这并不表明在感情的深度，或她说的感情的“悲剧”上，路扬没有占据着比其他三个人更主要的位置。
[42]杨沫：《自白——我的日记》，第167页。
[44]老鬼：《母亲杨沫》，第71～72页。
[45]徐然：《小草，不是生在沃土中——读妈妈杨沫的日记》，杨沫：《自白——我的日记》，第798～799页。
[46][47][48][49]老鬼：《母亲杨沫》，第280、286、286、288页。
[50]老鬼：《母亲杨沫》，第284页。另可参见杨沫1960年11月30日，1961年5月19日、6月7日、24日、25日，8月22日，11月9日，以及1962年3月19日断断续续的日记，但事实并非如此。
[51][52][53][54]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杨沫文集》第6卷，第4、4～5、121、127页。
[55][56][57][58][59][60][61][62]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杨沫文集》第6卷，第127～128、128、129、139、148、148、153、175页。
[63][64][65]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杨沫文集》第6卷，第178、179、190页。
[66]在内蒙古建设兵团，因马波经常不洗脸、不洗脚，衣服穿得又破又脏，被同学起了绰号“老鬼”。马波不仅不气恼，还以此笔名创作了传记体长篇小说《血色黄昏》。
[67]据老鬼说，他与母亲从1963年到1980年代基本没有来往，后来在大姐徐然的劝和下才重归于好。
[68]老鬼：《母亲杨沫》，第281页。
[69][70]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杨沫文集》第6卷，第41、51页。
[71]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杨沫文集》第6卷，第49页。此为1947年11月26日日记，老鬼这时刚出生不久。
[72][73]《儿子老鬼》，《杨沫文集》第5卷，第322、323，324页。
[74]张中行的《流年碎影》晚于《杨沫日记》出版，书中有他与杨沫相识相爱的讲述，不过，却否认杨沫首先提出“分手”之说，认为是自己因“理智占了上风”，决定“应该分手”。张中行：《流年碎影》，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这说明，“日记”作为原始史料，尽管在研究作家生平活动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有关它的叙述是否完全真实，仍然存在着分歧。
[75]老鬼：《血色黄昏》，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494页。
[76]徐然：《寄给天堂的母亲（代序）》，杨沫、徐然：《爱也温柔 爱也冷酷——〈青春之歌〉背后的杨沫》，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77]老鬼：《母亲杨沫》，第283页。
[78]杨沫、徐然：《爱也温柔 爱也冷酷——〈青春之歌〉背后的杨沫》，第18页。
[79]邵燕祥：《序言》，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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