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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珏
刘晓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获奖感言
很荣幸来到这里领这份珍贵的博士生奖。我十分惊喜，也十分感恩！
今天是2025年7月15日，这是我们此刻在北京的计时方式。对我而言，这个日子值得铭记，因为有幸和诸位师长，共聚一堂。此外，我还想起，在九百公里以外的安徽老家，我的祖辈还默念着另一种时间，它需要以农历和节气为根据，而现在正是六月中、夏至后，新一茬旱稻在酷暑和不乏污染的水土里，野蛮生长的时节。大都市北京、未曾全然脱离泥土的家乡，这是我频频往返的两重空间，某种程度上，它们也指代着人与自然互动的两种时间状态。
故乡与异地差异化的时空秩序容易激活人对旧土的感知，乡土书写曾由此发源，我的研究兴趣和问题意识也由此生成。我尝试接合乡土和自然两个问题域；渐渐发现，由此延伸出去的宏大命题、一些需要严肃以待的大字眼，例如城市与乡村、技术与自然、现代与传统、生产与生态，都可以在我亲历的——或者说人人都可能亲历的——地方找到它们平凡而真切的形式。还有一些人，我们可以想到的未曾谋面却不算陌生的人，生活在其他地方和更早时代的人，他们是赵树理、柳青、李凖、周立波等，他们在新中国农业合作化时期进行的农村题材创作，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支持我们将问题放在更深厚的历史脉络中，从文学的特有视角作思考。
合作化运动不仅重组农民社会，而且借由让渡土地、改育“良种”、移山治水等举措改造农业自然环境，这是中国乡土自然变迁的重要一环。合作化小说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文学载体，保留了大量的农民生活场景、农业自然景观，成为勘探同时期中国农民情感结构与自然观念的重要文本。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新的解读方式，综合传统农村题材小说研究对历史纵深的细察与生态批评对地方自然的关怀。《再造农时》这篇文章就属于这种尝试。
这篇文章我从硕士时开始着手，其间虽然经过反复的删改调整，成文后仍不免忐忑。我知道自己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对相关问题的求索，仍需更踏实认真的努力。感谢《丛刊》给了这篇文章发表的机会，让我可以就教于大家；感谢诸位编委、编辑及评委老师给予这篇文章肯定和鼓励。作为文学研究的新人晚辈，更应该感谢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丛刊》为我们持续营造着一个优良的知识生态，凝聚起一个紧密的学科共同体，引领我们向学术研究应有的本真深远处探去。
我的发言结束，谢谢大家！
康凌
康凌（复旦大学中文系）
获奖感言
感谢《丛刊》及各位评审老师对这篇文章的肯定。
《分化世界中的劳动者》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计划外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个计划外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丛刊》的推动和督促，另一方面也和我自己的一些困惑有关系。这个困惑，我想可能也是许多现代文学领域中的研究者，尤其是比较年轻的研究者所共享的困惑，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在处理这有限的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这样那样的所谓“成果”，与我们自己所身处的当下生活，当下境遇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不希望现代文学研究成为某种古典化的研究的话，我们还能够做一些什么？
这当然是一个特别宏大，也因此听上去已经有些空洞的问题。具体到我自己来说，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92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借用这两年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来讲，我做的其实是“旧大众文艺”的研究。面对由新的题材、新的媒介、新的文类所构成的“新大众文艺”已经如火如荼的2025年，面对AI、元宇宙、机器学习、短视频、推荐算法等等新名词、新概念，我们这些“旧大众文艺”的研究者，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在“旧大众文艺”的实践和探索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以及与之相关的分析工具、概念框架、乃至提问方式，是不是还有意义，是不是还有可能打开我们理解当下生活的新的空间？——这可能是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一个压在纸背的心情。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分化世界中的劳动者》其实更多地是一个尝试，一次检验自我的过程。我想试一试，在旧大众文艺的讨论中，曾经得到大量关注的脑体分工的问题（它是我们熟悉的所谓三大差别之一），在面对当代的、变化中的劳动形态与生活经验，面对非虚构这样的新的文体、新的形式构造的时候，是否还能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些新的问题，打开新的反思的可能。
这样的尝试当然是非常初步的，所以我也要再次感谢来自《丛刊》的各位老师的鼓励和肯定。
刘天艺
刘天艺（复旦大学中文系）
获奖感言
首先感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专家评委们的认可，让我这样一位刚刚步入学者生涯的年轻人获此殊荣。今天站在这里，我非常开心和紧张。开心是因为，自己曾经写作最用力、最花心思的论文获得了学界的认可，给予我莫大的鼓励。紧张则是因为，我甚至到现在也不太敢相信，自己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文章，就获得了年度论文奖。在我心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标杆和风向标，我从学生时代就十分仰望这份刊物，密切关注上面的每一篇文章，以此把握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热点问题。在研究生群体中，如果能在《丛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往往会吸引很多羡慕的目光。相应地，我会觉得，如果写出来的论文不够完美、不够深刻，好像连给《丛刊》投稿也是没有勇气的。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青年学生、学者心中的地位吧。
我是一名“90后”，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青椒”。今天在座的都是我的前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读着各位的著作成长起来的。我想从自己这篇《从<广州事情>到<俄英若交战>：1927年左翼郁达夫形象的生成、发展和消散》简单地谈谈，我在成长过程中对学习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点看法。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从远处来说，是我对郁达夫脱离创造社一事的兴趣，觉得其中还有很多没有被厘清的部分，找材料找了三年，也比较幸运地找到了。从近的来说，应该就是从2022年开始，《丛刊》上也陆续发表了几篇很重要的郁达夫研究，比如张武军老师和倪伟老师的文章，似乎掀起了一个郁达夫研究的小热潮。这让我更加有信心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对于这篇文章，由于资料上的限制，还有一些不足。但我试图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对于作家作品研究、作家思想研究，以及知识分子与大历史大时代关系的研究。是否可以在写作上突破形式上的限制，呈现出多种层次，从作家作品、文论到史实的考证结合，去共同展现一个大问题，在一篇大文章里实现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观点的结合。这个发愿很美好，但实际文章写作算上注释有4万字。我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是只有《丛刊》才会刊登这么大篇幅的文章，也确实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我会继续努力在学术道路上前进，再次感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石岸书
石岸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获奖感言
非常感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评奖委员会的认可，能获得这一荣誉，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
今天让我站在这里发言，既非常忐忑，也的确想在此鼓起勇气汇报一些感受。或许是因为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变动的原因，我总感觉我所看到的世界在不断地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个变化还没有来得及理解，新的变化已经猝不及防地冲击了我们的生活。对此，我想讲3个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就是今年年初，DeepSeek突然一鸣惊人，它的App在手机应用市场里还只有20万次左右的安装次数的时候，我就已经下载了它，然后在春节前后疯狂使用，已经到了万事不决问DS的程度，包括出门拜年几点迈出大门比较吉利这样的问题也要问问它。春节过后，我在人大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教“学术规范和学术写作”，在备课时我忽然意识到，这种类型的课程已经被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如果不直面AI在学术规范和学术写作中的新角色，不直面AI所改变的知识生产的新格局，这类课程的课程体系便会显得非常陈旧。
第二个小故事，是今年五一假期我回湖南老家看望爸妈。我妈63岁，文化程度不高，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她一整天都没有开电视，我很奇怪，我说你现在不看电视了吗？她得意洋洋地说，我现在经常好几天不看电视。要知道，我妈看电视的习惯已经保持了几十年了，去年我回去她还会经常看看电视。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她只要一休息，就玩手机，看微信刷抖音，休息时间几乎全在手机上。这时我才意识到，新媒介的变革已经如此彻底，它一举改变了我妈几十年的媒介使用习惯。关键的是，这个变化，就发生在今年，它与AI一样，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变革甚至革命。
第三个小故事，是今年4月，北京大学的陈昊老师英年早逝，年仅42岁。陈昊的前同事高波老师写了一篇真情流露的纪念文章，题目就叫《忆陈昊：在中年之前离去》。我一字一句看完了，看完后消极了一天，第二天开始默默地制定了锻炼计划，并且坚持到了现在。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创纪录了，此前无数次的锻炼都没有坚持超过一个月的。我是一个“85后”，尚未不惑，当然不想在中年之前离去，但在我们身边，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同龄人因各种原因在匆匆告别人世。不过这终归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们的学术在中年之前就进入象征意义的死亡，这还是很有可能的。至少对我来说，我自己的学术道路在中年之前就彻底停滞，那还是非常有可能的。这在学术上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死亡”。
有些事情在不断发生巨大变化，而且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相应的，有些事情则在不知不觉中陈旧、停滞，甚至终结。站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些变革甚至革命能够内化为我们学术的甚至理论的思考吗？这些陈旧、停滞甚至终结能够反向刺激我们寻求自己的学术与人生道路吗？此次此刻，站在这里，我想，这一荣誉正是促使我去追问和探索的一个重要的激励。谢谢大家！
张蕾
张蕾（苏州大学文学院）
获奖感言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活动，十分感谢《丛刊》，感谢各位编辑老师，感谢评审老师们的厚爱！这个论文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能得到自己专业老师和前辈们的认可，于我是最大的鼓励。
《“历史小说”的创生：从吴趼人到德龄》这篇论文从写作到发表经历了好几年时间。最初是2018年写成的，作为我课题结项书稿的一部分，提交结项后，便放置了一段时间，慢慢焐热。到2022年，我补充了相关资料和论述，修改了几遍，形成一篇论文，主要讨论《三国演义》的现代“演化”问题，着眼于传统“演义”如何转化成现代历史小说。这也是我去年5月出版的《传统的踪迹》一书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关于“从传统到现在”的问题，一直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由古而今，文学的发展流变从来未曾中断过，文学研究也不能因学科分界，而阻隔古代与现代，或中国与世界。跨越时间与空间，援引人文与科学，是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必然。2023年6月，我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研讨会，会上发言的内容就以“演义”传统和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为例，交流了论文的主要观点。会后听取了一些老师的意见，把题目定为《“历史小说”的创生》，讨论重心从《三国演义》的传统影响转移到现代“历史小说”如何生成的问题上。
“历史小说”的概念、观念和创作是晚清才开始的，《三国演义》是传统演义体小说的代表，却不能被含混地称为“历史小说”。我不想以现在学界谈论较多的“类型”视角来禁锢任何优秀的创作，当鲁迅以“类型”为方法来考证中国小说的纵向传统与横向关联的时候，他的研究视野是宏阔开放的而不是限制偏狭的。我相信，优秀的作家总是在力图突破已有的陈规、套式和认知、思想的局限，创造出独具力量的作品。从清末的吴趼人、曾朴、用英文写作的德龄，直到当代的作家都是如此，他们都在用真诚、丰沛的笔墨，抗衡时代的挑战，书写我们人类的历史。经过多次修改，终于我把论文投给《丛刊》，最终发表。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历史上最深沉的东西往往就是最确凿无疑的。”我相信这点，相信认真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是重要的。人到中年，感谢《丛刊》再一次认可。
在《丛刊》第一次发表论文是2008年，还是在我读博士期间。可以说，《丛刊》是一路鼓励和帮助我成长的，我心怀感激。《丛刊》是我心目中的学术圣地，有着令人无限敬仰的学术传统，感谢《丛刊》给了我向学术表达敬意的空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不忘初衷和过往，感谢《丛刊》能继续伴随我的读书生涯。谢谢！
鲁太光
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
获奖感言
首先，要感谢我的研究对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具传奇色彩、最具标识性，也最具当代性的著名作家丁玲。感谢她以飞蛾扑火般的热情，投入追求真理、改造现实、创造艺术的事业之中，以有限的生命证明了真理的无限、现实的无限、艺术的无限，证明了在文学家的情感熔炉中，思想、生活、美学的化合是多么的艰难又是多么的重要，证明这种化合一旦成功，奉献给人类的将是多么宝贵的真与美的财富。我这篇论文，只是写出了丁玲文论浮在冰面之上的很小一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在丁玲的文论中，在丁玲的创作中，还有很多珍宝需要发掘。从这个角度看，《丛刊》编辑部把“年度论文奖”发给我，是丁玲的精神、丁玲的人格、丁玲的文学给我以教益的结果。致敬丁玲！
其次，真心感谢评委老师的青睐。说老实话，收到编辑部老师的微信时，我竟然忽略了对我而言最有价值的内容——我的论文得了年度奖。之所以有这种近似愚蠢的失误，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从未期望我的某篇文章会得奖，二是我知道《丛刊》有这个奖，有颁奖活动，我以为就是叫我作为编辑同行来随喜。只是后来再次看信息确认时间时，才“意外”发现是自己中了奖。虽然没有期望，但被青睐是幸福的。这证明了评委们的慧眼和公正——他们看到了丁玲文论的丰富价值，也看到了我在这个方向上的初步努力。为这意外的鼓励，致敬评委！
再次，感谢《丛刊》的编辑老师。我自己既做研究，也做编辑。我深知，这两种工作都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但相比于做编辑，做研究毕竟还有得到鼓励的机会——就像此时此刻的我，而做编辑，就是为他人做嫁衣，其中的甘苦，一言难尽。感谢《丛刊》的编辑老师，以自己的寂寞成就作者的荣耀，以自己的认真守护学术的尊严。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希望我们此刻的喜悦也能成为编辑老师的喜悦。
最后，我还有一点感悟。物质生产加速竞逐、科学技术迭代发展的时代，往往是文学艺术被边缘、人文学术被冷落的时代。但历史已多次证明，如果没有文学艺术的滋养，没有人文学术的护持，物质生产发展、科学技术迭代带给人类的不一定是福音，有时甚至相反，是灾难。从这个意义上看，尤其需要文学艺术工作者、人文学术工作者甘于寂寞、精诚合作，用高质量的文学艺术、人文学术呵护人类未来。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目前虽人在重庆，但心却在《丛刊》现场。
谢谢！
刘复生
刘复生（海南大学人文学院）
获奖感言
感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感谢评委老师们的鼓励。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个奖无比珍贵，不单因为《丛刊》的优秀论文奖一直具有良好的学术声誉，更因为《丛刊》代表了一个让人敬重的人文传统。
这个传统，在我看来，就是学科规范与当代性的平衡。
《丛刊》向来坚持严谨的学术规范，遵守着现代文学专业“老先生们”确立的家法，对学科边界和专业的有限性保持着必要的戒惧。但是，另一方面，《丛刊》又没有丢掉对时代的敏感和紧张感，持续关注着最核心的历史议题并积极做出回应。
在二者之间，《丛刊》维系着良好的平衡感。文质彬彬，光而不耀，这是它最为难得的品格。它没有画地为牢，为学术而学术，走向迂腐和学究化，始终保持着某种开放性，但却警惕丢掉学科根基的盲目的跨学科，更反对急功近利的对热门课题的趋附，不屑于曲学阿世的姿态表演。
所以，尽管《丛刊》对学术研究的当代性具有充分自觉，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政治关怀，却抑制住了直接介入现实议题的冲动，极力以一种更为沉潜和幽微曲折的方式，以文学和文化问题为中介，对更为深层的思想和精神问题做出学术的回应。它似乎在强调一种学术伦理：学术研究乃天下公器，不可丢掉公共关切，沦为专业圈子的私玩，但既为公器，却也须警惕它的负作用，不可失去必要的距离感和超脱感，对历史的介入必须借助严谨的知识程序的中介，以避免草率、狭隘和褊狭。作为权威的专业杂志，它以无声的律令，塑造着一代代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并经由这个学术共同体，悄悄塑造着当代的精神文化。
我想，一个时代，不能没有直击当下的文字，它们才华横溢，挥斥方遒，激情四射，情感饱满，我们不必要求它们学理稳健，逻辑严谨，只希望它们针砭时弊，揭示病灶，熏浸刺提，振聋发聩。但是，一个时代，同样需要沉静缜密的思考，它从当代问题意识出发，却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条分缕析，从头说起，迂回推演，有时还有欲言又止，欲语还休，充满延宕与犹疑。两种文字都不可或缺，没有学术化思考的打底和积累，激扬文字往往会流于空泛，甚至沦为鲁莽；必须要有沉吟不决的灯下徘徊作为补充和约束，果敢勇猛才不致于畸变为一意孤行，不计后果。
任何时代，都需要唐·吉诃德，也需要哈姆雷特。这是现代文学的传统，也是《丛刊》的传统。我心中的理想的《丛刊》，同时长着唐·吉诃德的心脏和哈姆雷特的头脑。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学术性恰恰是保护当代性和现实实践精神的手段。我们都知道，现代文学研究在八十年代的成熟，就打上了当代性的烙印，鲁迅等作家一直作为当代作家活在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为所有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也为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资源和灵感，甚至还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叙事的范型。但是，这种历史功能，恰恰是通过学术的方式实现的。
近年来，《丛刊》因应时代变化和学科状况，纳入了更多当代文学的内容，不乏对当下创作的观察，而且进一步打破了文学研究的边界，直击当下大众文化现象。这都是在延续《丛刊》注重当代性的传统，但是，《丛刊》和新的研究对象却保持着审慎的距离，注重在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和文化源流中予以定位。因而，明显区别于一般的文学评论。
我的获奖论文正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自我要求的，这篇关于王安忆小说的论文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有意对当下中国社会所遭遇到的现实危机进行历史反省，但是，我尝试着把自己的观察和判断通过对王安忆小说文本的解读，在文本与历史的对勘中自然地呈现出来，在写作中，我有意克制了自己下判断的冲动，努力将材料、文本，王安忆的观念和我的观念融合起来，最后再以审慎的间离的批判者的眼光加以统合。
这种方法，正是我所理解的《丛刊》的方法，将现实问题意识和学术表达谨慎地结合起来的方法，我想，我之所以会自然而然选择这种方法，或许和常年阅读《丛刊》不无关系吧。
再次感谢《丛刊》。也感谢评委老师们的肯定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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