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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亚浪墨》1916年10月10日三版
内容提要
关于鸳鸯蝴蝶派名家徐枕亚演绎的科幻小说《格白勒大学旁听记》，通过查阅报刊资料与人事档案，结合亲属访问，可确认这篇民国科幻遗珠的原著者“芜城星海”的真实身份，从而挖掘出一位已被今人淡忘的通俗小说家、科普与教育工作者于星海。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他在小说、科普、教育方面均有作为，为培养学生、传播科学贡献了力量。其人其文其事，也牵出了众多人物，这些信息织就了一幅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为通俗文学、科幻文学、科普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丰富细节。
关 键 词
徐枕亚 于星海 鸳鸯蝴蝶派 科幻 中国科学社
一 鸳鸯蝴蝶派的科幻遗珠
近年来，一些被遗忘的民国科幻作品被重新发现，中国科幻的历史图卷得以重绘。正如《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2022）所说：“目前已有超过百篇这一时期的作品被发现，我们只要拂去其上的尘埃，就能发现它们夺目的光芒。”[1]
近期，笔者又在徐枕亚的杂著《枕亚浪墨》中发现了一篇有趣的章回体科幻小说《格白勒大学旁听记》（以下简称《格》）。徐枕亚因其哀情小说《玉梨魂》曾在民初轰动一时，堪称鸳蝴派的标志性人物。在其众多作品中，《格》显得颇为“另类”：无关才子佳人，而是讲述星际战争和物种进化，虽不无消遣娱乐效果，重点却是介绍科学知识、呈现技术奇观，“科普”意味颇为强烈。
《格》共八回，以万余字的篇幅，叙述公元4000年事：一位月球居民乘车飞往火星，车上有猴子服务员卖“太阳界通讯社”的各种报纸，可用猴语与人交流。到达后，主人公到格白勒大学，聆听苏什推尔斯教授讲解历史。原来火星早有文明，只因懒惰且受制于地理环境，进化不如地球。约三十年前，地球探险家来到火星，两星始有往来，并在月球设立领事馆。火星上两国交战，误伤地球飞车，引来地球远征军。地球人以诸多先进武备（能将声音、光波变成固体的声速战车和光速战车、超声波武器、生物武器、催眠武器等等）征服了火星，之后又组成地火联军，统一了太阳系，征服第二太阳系。因太阳日益冷却，哈利德博士发明了人造光，并进行人体改造——脸有气孔，能直接吸收空气、消毒后合成养分，于是人类不再需要排泄、生殖，不病不死。人的背脊上还改造出了气囊，可以自由沉浮。文末，“记者”醒来，发现一切只是吸雪茄兴奋而生的幻想。
在清末民初的科幻中，《格》的特色很鲜明：
1. 以往的高科技战争场面和技术乌托邦景象，基本只在地球上展开，对于外星世界，或者存而不论，或者将其描绘成只有奇珍异宝而无文明的桃花源，《格》则依托天文学知识，讲述几大行星之间的战争与融合，最终在太阳系的规模上实现大同世界。
2. 以往的“洗脑”“洗心”“换血”等身体改造幻想，很少带来人体外观上的明显变化，且此类描写都带有一定的寓言意味，指向国民改造的议题，《格》则根据功能的需求对人体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且不带有民族寓言的意味。
以写情取胜的鸳蝴派名家居然创作了一篇别致的科幻小说，这应该是值得研究一番的。但目前所见的各种近现代科幻作品年表都未收入此文，徐枕亚或鸳蝴派的研究者也极少谈到它。这激起了笔者的调查兴趣，由此获得了不少有趣的发现。
二 《枕亚浪墨》的版本问题
《格》会被后世淡忘，与《枕亚浪墨》的版本情况不无关系。对此，相关论著说法不一。魏绍昌等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辞典》对该书有如下介绍：
1914年上海民权出版社出版，共6卷，20万字。卷一“说蠡”，收“惨情小说”《余归也晚》，“孽情小说”《自由鉴》，“烈情小说”《一死难》，“妒情小说”《毒药瓶》，“哲学小说”《格白勒大学参观记》，“哀情小说”《弃妇断肠史》。[2]
这是笔者所见唯一提及《格》的资料。而郑方泽所编《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1834-1918）》，也称《枕亚浪墨》出版于1914年，但关于篇目则说：“收短篇小说五篇，各篇题目之首各标以‘惨情小说’‘孽情小说’‘烈情小说’‘护（妒）情小说’‘哀情小说’等名称。”[3]
可见，两书所指《枕亚浪墨》并非同一版本，差别在于有无收录《格》一文。此外，一些研究在述及《枕亚浪墨》时，只提1915年的上海清华书局版和上海小说丛报社版，而未提及1914年版。笔者多方查阅，见到该书十余种版本，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详细列举，只提供结论：
1.《枕亚浪墨》出版后，三十多年里多次印行，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2. 众多版本有不同书名、不同出版机构。最早版本为1914年上海民权出版社版，可能存世最少，笔者仅从《中国近代文学辞典》等书得见相关信息，暂未找到任何馆藏，亦未在《申报》等数据库中查到该版本的广告；
3. 即便同一机构所出，不同版次的《枕亚浪墨》收入《格》与否，也不一致；
4. 早在1921年，已有不收入《格》的版本；迟至1929年，仍有收入《格》的版本；
5. 凡收入《格》且原书目录、正文皆可查证者，目录标题均为《哲学小说 格白勒大学参观记》，正文标题均为《理想小说 格白勒大学旁听记》。
因此，《枕亚浪墨》的读者虽然不少，但许多人或者没有读到《格》，或者读到而未予重视。
徐枕亚
三 《格》有无底本？
不过，这篇科幻小说并非没有给同时代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1916年，曾任北京中央观象台第一任台长的气象学家高鲁，在其创办的《观象丛报》上发表的天文学科普文章《晓窗随笔》中提到了《格》：
近十年来，中国小说之风行，堪称极盛。故以译著小说为业者，亦日见其多。……偶检《枕亚浪墨》，见有星海原著之《格白勒大学旁听记》，名曰“理想小说”，颇能以科学哲理，一洗近时译者沿袭之耻。全书不过八回，而精审之处甚多。第一回之目，为“加西尼博士登演坛，格白勒学生听历史”；第三回之目，为“蓝光从天外飞去飞来，魔术在人间换心换意”；第五回之“莽莽乾坤永无昼夜，林林星国只胜春秋”等，虽未精于专门，实已脱却陈腐矣。书中所用“格白勒”，即旧译之称为“刻白尔”者。《观象丛报》所载《刻白尔传》，即其人也。兹因原书之旧，不欲改纂，附记于此。[4]
“刻白尔”，即“开普勒”。《格》能获得气象学家的如此好评，可见其在清末民初的小说中确实不同凡响，而这并非徐枕亚一人之功。小说标题下注有“芜城星海原著”，正文开头有一段说明：
余友星海，哲学家也，所著理想小说，余已获观数种。构局离奇，设想新颖，妙在篇中有所发明，悉能详细剖晰其原理，非于科学哲理，确有心得者，不能道只字也。此篇造意，益形深远。稿成，嘱余以白话体裁，重为演绎。余不文，且于是项学问，素乏研究。率然为之，知不免隔靴搔痒之诮矣。倘有纰谬之处，尚望星海及当世哲学大家，有以匡正之。（26页）[5]
也就是说，小说中的科学内容与幻想情节，均来自这位“芜城星海”。话虽如此，近年来的研究已证实不少晚清民国科幻其实都有底本：或翻译外国作品而不注明是译作，或言明是译作而实际上是对外国作品的大胆改写。因此，笔者也不得不考虑：如此别致的《格》，究竟是“星海”原创，还是另有底本呢？
一方面，文中有些地方确实有翻译味道。第一回里，主人公说乘坐无轨电车时“异常沉闷，像乘那奥羽汽车”（27页），这应该是指日本的奥羽线铁路。最可疑者，是第二回里的这一句：
那时声战军车，发出ウルテラ紫色光线，照格白勒国军舰，不多一刻，那一组游战驱逐舰队的军舰，受他的光浪激动，热力异常酷烈……（30页）
通篇汉字中忽然冒出几个日文，实在奇怪。笔者请教了日本学者上原香，她根据前后文推断“ウルテラ”可能是“ultraviolet”（紫外线）的音译。这样的细节，让笔者疑心《格》脱胎于日文作品。
另一方面，文中某些专有名词和部分内容，又似乎是来自外文书籍的中译本。例如，故事中提到了二十世纪的日本科学家横山又次郎，又说“木星土星天王海王星，自体为高热体，在二十四（世）纪，斯卑克德的分析报告，曾有此说”（36页）。横山又次郎的《地球之过去未来》曾于1902年由文明编译印书局出版中译本，其中写道：“据斯卑克德分析，此星亦如木星……”[6]“斯卑克德”其实是“光谱”（spectrum）的音译，该书日文版里原文是“スペクトル分析”。[7]
看来，“芜城星海”的初稿很可能脱胎于日文作品，同时从一些小说、科学书籍的中译本吸收内容，加以发挥。即便这些猜测属实，《格》也并非单纯的“译作”，尤其是徐枕亚的白话演绎，更加强了它的“创作”成分。
四 “芜城星海”是谁？
这位“芜城星海”，应该在天文学等方面有所积累，用高鲁的话说，“虽未精于专门，实已脱却陈腐矣”。那么，此人究竟是谁呢？
在徐枕亚主编的报纸中，能查到八篇署名“芜城”或“芜城星海”的作品，大都乏善可陈，只有《小说日报》上的《换巢鸾凤》较为重要。这部长篇文言小说，讲述人物的多角恋情和参加辛亥革命的故事，杂有大量诗词。由于《小说日报》问世不到一月即停刊，故事未能连载完，但有单行本行世。查上海市图书馆所藏该书三个版本（电子版）信息如下：
于星海:《换巢鸾凤》，中原书局1936年版
可见，“芜城星海”即是“于星海”。他与鸳蝴派似乎关系不浅，但其身份却不大为人知晓。同为《民权报》《小说丛报》撰稿人、喜谈人物掌故的鸳蝴派名家郑逸梅曾称，“星海不知何许人，著有奇情长篇《换巢鸾凤》”，“文笔亦极风华婉约”。[8]后世学者亦对其人不甚了然，如《中外小说大辞典》（1990）中《换巢鸾凤》条目称：“于星海，江苏江都县人，其生平不详，民国时期人。”[9]而《中国长篇小说辞典》（1991）中《换巢鸾凤》条目则称：“作者星海（于星海），生平不详，仅知为安徽芜湖人。”[10]两本辞典出版时间接近，关于作者籍贯却说法各异。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与徐枕亚交好的民初小说家，既能写出有新意的鸳蝴派作品，又能提供一篇别具特色的科幻小说底稿，而其身份竟不为人知，岂不可惜？于是笔者又尝试以“于星海”为条目进行检索，很快又在“芜城星海”外发现了“两位”于星海。
五 “松江于星海”
“第二位”于星海是《科学画报》编辑、中国科学社成员。《科学画报》由中国科学社于1933年创办，这本综合性科普期刊历经沿革，至今仍然存在。
关于中国科学社和《科学画报》的研究，偶尔也会提到这位于星海，知道他曾担任中国科学社总办事处助理兼编辑，1933年9月起改任总办事处秘书兼图书馆管理员。[11]实际上，中国科学社编辑的《科学》和《科学画报》刊登过多篇署名“于星海”的科普短文、译文以及对读者来信的答复，内容涉及物理学、生物学等知识。与此同时，《科学画报》上还有一位常务编辑于渊曾。那么，“于星海”是否就是“于渊曾”呢？答案是肯定的。1920年出版的《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杂志》第3期载有几位职员照片和一份《累年职员任期表》，其中就有“数学教员”于渊曾：“字星海，籍贯松江”。[12]
在几种数据库中，笔者找到了他的一些信息：1914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堂，1924年获文学士，[13]之后留校任教。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圣约翰大学发生“国旗事件”，爱国学生与美籍校长卜舫济发生冲突，爆发了著名的“六三事件”，五百余名学生脱离学校，包括孟宪承、钱基博、于星海等在内的十九名中国籍教员辞职。之后，孟宪承、钱基博等离校师生筹办了光华大学，[14]于星海则受聘于松江中学，任教务主任。[15]之后，他又任职于中国科学社，除在报刊发表文章，还译有《船——它的起源和发展》《大众天气学》等科普书籍。[16]
从知识背景来看，“松江于星海”完全具备翻译、撰写科幻小说的能力，或许就是《格》的“原著”者。但“芜城”一般指扬州，和“松江”实在对不上。
另一方面，笔者又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苏定强先生的文章里，看到了“第三位”于星海：
1949年至1951年我在上海肇光中学念初中……初中快毕业时，有一次在英文课上，于星海老师讲到：沿着北斗七星中的两颗延长五倍就可找到北极星，萌发了我对天文学的兴趣，我不仅实际去看了，而且去买了一些天文科普书来读，渐渐地我的主要兴趣转移到了天文学上。[17]
这位于老师也许就是“松江于星海”？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笔者给苏院士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很快就得到了热情而详细的答复。考虑到这些信息的珍贵性，笔者征得苏院士的同意后，将部分信件内容引用如下：
那天于星海先生讲怎样找北极星时好像在黑板上还画了北斗七星和北极星的图。于星海先生教我们英语，几乎不插进其他内容，这是我至今记得的于先生讲课时插入其他内容的唯一的一次，而且这段话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全班同学讲的，但却引导我走上了天文的道路。从1949年春到1951年春共有五个学期，我印象中除第一学期可能还有其他老师教外，都是于星海先生教的，他教得好而且非常认真，课堂上于先生很严肃，但对学生很和气，从未看见他对学生发过脾气。于先生个子较高，年约五十多岁。听说于先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当时在我印象中于星海先生曾经做过《科学画报》（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非常好的著名科普刊物）的编辑。由于于先生比较严肃，不上课时我和他接触很少，但有一次我是清楚地记得的：从我1951年上海肇光中学初中毕业到1955年考进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之间，我一直是一位天文爱好者，1954年冬到1955年春期间，我在青年科学家杨世杰的帮助、指导下，磨制了一个口径6英寸的反射望远镜镜头，装起来，拍摄到了很清楚的月亮照片，1955年春或夏，我问到了于星海先生家的地址，我去看望了于星海先生，我问候他，简单介绍了我这几年爱好天文的情况，把一张我们拍摄后放大到比A4纸还大一点的很清楚的月亮照片送给他。以后我和于星海先生没有再联系过，但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国科学院两次要每位院士写一篇回忆录时，我都写到了于星海先生和他上面讲话的内容……
我印象中于星海先生上课是用上海话讲的，没有扬州口音。
出于谨慎，这里的几处重要信息使用了“听说”“印象中”等表述，因此有待进一步确认。苏院士提供了一张地图，标示出于老师家的大概方位，建议笔者到当地走访并向上海市田林第三中学（前身为肇光中学）求助，但受疫情影响，笔者一直难以赴沪，只能继续在数据库中搜集线索，也确实有了新的发现。
作为综合性科普杂志，《科学画报》也曾刊登过“科学小说”和科幻短文。这其中，最让笔者感兴趣的，是1939年出版的《科学画报》第6卷第3期登载的《世界末日当如是》。该文推想了一个“流浪地球”般的未来：1941年未知天体闯入太阳系，造成引力变化，导致地球逐渐脱离太阳，“像一个流浪者，在恒星和星团间进行着一种新的冒险事业。也许再经数百万年后，牵制地球的这个星把它带入另一个太阳的引力范围内，给它光和热，使地面上的生命又得滋长发荣”[18]。文章篇首称：“D.B.Harris著，原文载美国芝加哥《冠冕》报Coronet。夷微节译。”据此，可知原文为1937年9月Donald B. Harris刊发于Coronet杂志上的“World by a Thread”。译者“夷微”正是于星海，因为他所译的《船——它的起源和发展》一书在《科学画报》上连载（1938年第5卷第6—11期）时即署“夷微译”。
“夷微”一名，当取自《道德经》：“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19]于是笔者又注意到《科学画报》有多篇署名“夷微”“希夷”“希微”“于夷”“化夷”“夷菲”的文章，其中“夷微”名下的数十篇文章应该都是于星海的手笔，其他的也不无可能。
如此看来，“松江于星海”的科普短文要远比最初所见的多，而他在《科学画报》的工作也和“科幻”颇有关系。
《科学画报》第1卷第1、7、8、11期封面
至此，笔者心中已经有了“三个”于星海的形象，他们同名同姓，同在上海，有相近的科学教育背景，能否“合并”为一人呢？
六 “合并”于星海
在与苏定强院士通信约一年后，笔者终于有机会去上海一查究竟。
笔者先是到田林三中查阅了于星海的档案，确认了“肇光于星海”正是“松江于星海”，完成了第一步“合并”。
这份档案主要是从1952年到1960年所填写的一些表格、材料等，涉及学习和工作经历、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等信息，但没有记载去世时间，也没有任何一处提到小说创作的事，且有一些令人困惑的细节，如妻子名“薛之鸿”，而岳父却叫“王支林”。之后，笔者前往档案中登记的住址（正位于苏院士地图所标示的区域），找到了居住于此、已八十多岁的翁锡琳女士，她正是于星海小儿子于轸元的太太。下面是她提供的一些档案中未见的重要信息：
于星海之女于怡元为第一位夫人所生，未婚、无后；第二位夫人薛之鸿家乡在无锡，生有三子：在长子于轮元和三子于轸元之间，还有一个儿子（档案未提及），估计应该在1933年前后出生，早年加入革命（印象中叫“南下支队”），年轻时在涪陵牺牲，薛之鸿曾领取烈士家属证，烈士姓名当是“于×元”，中间一字当为“车”字旁。
翁锡琳与于轸元结婚时（1967），于星海早已因病故去，她只见过其照片，对其生平了解很少。在那个年代，她与丈夫对彼此的家庭都不愿多谈，孩子们所知就更少了。她只记得于星海先生曾留下很多英文书，其中有不少数学方面的。这些书籍今已不存。她非常确信于星海是松江人，讲话也是松江口音，从没听说过于星海先生写过小说，也不知道他和“芜城”有什么关系。婆婆薛之鸿曾随长子于轮元在西安交大长期生活，所以与她接触也不多。
笔者据此推断“于×元”烈士加入的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于是联系了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在《服务团战友参加重庆地区接管、建政名录》中找到了唯一一个符合描述的姓名“于载元”。笔者再次向翁锡琳女士求证，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对，是叫于载元。”笔者进而查到一篇文章，作者宫家和曾任西南服务团川东区党委工作队一分队队长，他在文末列出了“同来的”同志名单，内有“于载元”。[20]他应该就是于星海的儿子，牺牲时间及原因尚不清楚，或许是1950—1951年间在剿匪战斗中牺牲，年仅十八九岁。
这位烈士的兄长于轮元，是西安交大教授，其女于勤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自己三岁时祖父去世。[21]笔者联系了该书的责任编辑，希望能了解更多信息，得到的答复是：于勤女士生于1958年，与母亲现居美国，两人身体都不太好，因此她在国内的联络人希望不要去打扰她们。
由此看来，于星海当于1961年左右去世。
至此，通过其后辈求证其早年经历这条路走到了尽头。笔者只得再度转向公开出版物。在上海市图书馆，笔者发现一本《佘山小志（增订本）》，该书由张叔通、张琢成、于迟园、于星海、王支林、于诗鸢编辑，于小莲绘图。[22]王支林和于迟园都是有名的书画家，前者字毓芳，正是于星海档案中提到的“岳父”，后者字仲迟，又名于允鼎，“迟园”为其号，也是其自建小园之名，与王支林交好。张大千在松江禅定寺出家为僧的三个月中，常与王支林、于迟园等人聚饮论艺。于迟园之子于在丁（名传曾）、侄孙于濂元（字小莲）曾写有相关的回忆文章。[23]而在档案中，于星海提到过堂弟“于在丁”。由此可知，于迟园为于星海之叔，于小莲为其侄，后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至于于诗鸢，又名于士元，“字自玄，江苏松江人，工篆刻，兼精摄影术”，为于小莲之兄，[24]他的文章和于星海的照片同见于《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杂志》第3期，他也是中国科学社成员，担任过事务会计兼经理部助理等职。[25]
看来，“松江于星海”生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样的家庭，联姻时注重“门当户对”本是常事。于星海在档案中自述十四岁时丧父，估计此后多蒙叔叔于仲迟照顾。1933年，宋美龄等人士为松江孤贫儿院捐款，内有“于仲迟先生率葵生星海二位先生合送洋四元”，叔侄关系可见一斑。[26]他与叔叔好友王毓芳的女儿成婚，也是顺理成章。王毓芳曾辑录过《琅琊王氏仅存诗抄》，其高祖王鼒为华亭（松江）岁贡生，伯祖王朝黼为嘉庆甲子（1804）举人。[27]而在民国时期出版的《交际全书正编》中，有吴中名士邹弢所写的《于星海君与王女士结婚颂词》，内称：“于君星海，河内名流，王氏令姝，琅琊秀质。”[28]这篇颂词应该是为于星海的第一次婚礼所写。他的第二任妻子薛之鸿亦出身名门：档案中“重要社会关系”中列有“亲戚薛保康”，1951年时“约40岁”，他应该是著名科学家顾毓琇的姨母之子，[29]母亲王镜芜嫁入无锡薛氏，祖父当是外交家薛福成之兄、慈禧御医薛福辰。[30]薛之鸿女士即出自此无锡望族，薛保康当为其兄弟或侄辈。可以看出，于星海与叔叔于仲迟一家很亲近，与岳父王支林也一直关系不错，进而可以推断第一任夫人当因故早逝。
尽管有了这些新发现，但众多线索只是一再确认了于星海“世居松江”的印象，没有一条能够指向“芜城”。于家枝叶繁茂，只是于星海已故去六十多年，再设法联系其他未必知情的亲属已无多大必要。
就在笔者感到希望渺茫时，新的想法涌现出来：如果难以证明“松江于星海”就是“芜城于星海”，能否反过来证明“芜城于星海”乃是“松江于星海”呢？换言之，应该再回头研究一下“芜城星海”，看看他与鸳蝴派友人能否和“松江”人物联系起来。
此前，笔者主要关心的是科幻和科普问题，没有重视《换巢鸾凤》这本鸳蝴派小说，重新翻阅后才注意到一个有趣细节：小说叙事者“余”即名“星海”，而第三章提到主人公辉华“长余两龄”，第六章又说“亡清末年时辉华龄十九耳”[31]，由此可推断1911年时“余”年方十七。而“松江于星海”生于1895年（档案载），正与书中之“星海”年龄相当。当然，“芜城星海”不等于其笔下的人物“余”，不过，《小说丛报》上的广告特别强调：“著者与书中人都有关系，故能言之凿凿，迥非凭空结撰者可比。此情海之奇闻，亦革命之实录也。”[32]而就在《换巢鸾凤》开始连载的一个多月之前，中华革命党人为反对袁世凯而在上海创办的《民国日报》不但发表了大量倒袁新闻和讨逆文章，还登载了一份持续七天的广告：
余友杨鼎君，工炭画山水花草及放大写真，现住武昌陆军预备四连。润费廉而取件速，有愿索画者，直接通函接洽也可。特此介绍。芜城星海启事。[33]
这位有绘画功底的军人“杨鼎君”是谁？笔者一时找不到线索，只得转向与“芜城星海”有关的其他人物。《换巢鸾凤》出版时，书首有“邝拿翰”之“序”，其中涉及原作者信息的只有一句：“星海君，原情种，仆亦恨人。”[34]能被邀请作序，当非普通人物。该序曾在《小说丛报》发表，署名为“邝摩翰”。[35]而1915年《爱国月刊》第1卷第1期刊登过署名“摩翰”的《适斋词话》，1917年《同德》杂志第2期重载《适斋词话》时则署名“邝摩汉”。由此可知，为《换巢鸾凤》作序者就是江西人邝摩汉（邝振翎，1884—1932）。他毕业于南昌宪兵学校，被保送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还参与组建了“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担任过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曾受教于林纾，长于诗词，也发表过小说。[36]
可见，“芜城星海”认识不少革命者，《换巢鸾凤》确非“凭空结撰”。
顺此思路，笔者又注意到了改写过“星海原稿”的“仪鄦”，此人应是为《枕亚浪墨》撰写过序言的“云间胡仪鄦”，他与刘铁冷等人共同集股创办了《小说丛报》并邀请徐枕亚担任该报主编。[37]笔者检索“仪鄦”时，才发现收录了“于君星海”婚礼颂词的《交际全书正编》竟也收录了胡仪鄦代人所写的《室人朱氏哀辞》。此前，笔者一心想从婚礼颂词中找到联姻双方的家庭信息，竟对此书撰者姓名视而不见，如今再看，署名竟是“古邗铁冷”，即刘铁冷。如此一来，悬案几乎告破了！
刘铁冷、胡仪鄦、徐枕亚等人经营《小说丛报》，“芜城于星海”不但在该报上发表小说，还将自己的两篇初稿分别交给徐枕亚和胡仪鄦改写，而刘铁冷编《交际全书正编》，所收应酬范文既有松江（云间）胡仪鄦的文章，也有“于君星海”的婚礼颂词，则可断定新郎必为“芜城于星海”。
笔者很快就找到了其他有力的佐证：原来，“松江于星海”的叔叔于仲迟常在“迟园”招待朋友，还曾主持“松风诗社”，“一时名流如杨了公，费龙丁，姚鹓雏辈咸归之”。[38]关于鸳鸯蝴蝶派的名称，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源于1920年杨了公、姚鹓雏等友人一次聚饮间的笑谈。[39]姚鹓雏（1892—1954）是松江人，少年时代便被当地人视为神童，深得名士杨了公的赏识，后考入京师大学堂，成为林纾的“得意门生”，有“松江才子”之誉，辛亥革命后，求学生涯中断，回到上海“卖文”，曾为《小说丛报》《礼拜六》等刊撰稿，其短篇小说《电子发射器》带有科幻色彩。应徐枕亚之邀，他创作了长篇“哀情小说”《燕蹴筝弦录》，于1915年由上海小说丛报社出版，徐枕亚为之作跋。因为这些作品，他后来也被人归入鸳蝴一派，与另一位松江小说家朱鸳雏并称“云间二雏”。[40]他和于星海都曾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三中学，前者年长三岁，曾在《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杂志》第2期上以“第一次毕业生”的身份发表《燕蹴筝弦录》“自序”及“跋”等文章。[41]如此，悬案可解。
下面列出“芜城于星海”和“松江于星海”的一些联系：
根据这些联系，笔者有充分的把握断定：“芜城于星海”正是“松江于星海”。
关于他那位住在“武昌陆军预备四连”的友人“杨鼎君”，也有了点眉目。刘铁冷、胡仪鄦等人创办《小说丛报》期间，“一时以文字相交接分任撰述者，有湖南杨君南邨，君为湖北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因奔走革命而来此。君所著述，除《摅怀斋诗话》及短篇小说外，有单本《孽海双鹣记》，盖纪实也”[42]。1914年，《民权素》第1、2期刊载《摅怀斋诗话》时署“南村”。这位投身革命的小说家杨南邨（杨南村），曾在《小说丛报》连载《负暄丛话》，自述辛亥八月时为“驻鄂陆军第三中学校”学生。[43]他的《孽海双鹣记》与于星海的《换巢鸾凤》同在1936年10月由中原书局重版，列入“中国文学名著”系列。他会否就是“杨鼎君”呢？即便不是，他也完全有可能与于星海相识，为后者撰写《换巢鸾凤》提供某些素材。
下面，笔者将根据查得的各种信息，概述于星海的生平。
七 松江于星海生平概述[44]
于渊曾，字星海，中国近现代小说家，科普与教育工作者。生于1895年10月22日，籍贯江苏松江（现上海松江）。于家在当地颇有名望。叔父于允鼎为松江名士，长于诗词古文，尤工书法。父亲开过纸店，后到上海开绸缎店。十四岁时（约为1909），父亲因债务致店铺倒闭而自杀，此后家中生计靠兄长工作及田租维持。遭此变故，遂发奋读书，希望帮助母亲分担生活。1910年2月考入江苏省立第三中学，对几何产生兴趣，因当时几何课程为英文教学，遂努力学习英文。
1914年1月中学毕业，2月入上海圣约翰学校预科。迟至是年，已开始小说创作，曾以“芜城星海”之名完成《哲学小说 格白勒大学参观记》（又名《理想小说 格白勒大学旁听记》）文言体初稿，请友人徐枕亚演为白话，收入徐氏《枕亚浪墨》。1915年至1916年间，在徐氏主编的《小说丛报》《小说日报》上刊登《换巢鸾凤》等文言作品，署“星海”“芜城星海”。1916年9月，《换巢鸾凤》由上海小说丛报社出版，署“芜城星海著，海虞振亚校订”，1918年3月再版。
因学费负担，曾两次停学：
1915年8月至1916年7月，在松江英文补习学校任英文教员；
1916年8月至1918年1月，在圣约翰文科学习。大约在此期间或前后数月，与书画名家王支林之女成婚；
1918年2月至1920年7月，在母校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任数学教员；
1920年8月，复入圣约翰大学数学系学习。是年，长女于怡元出生。[45]
1924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1924年8月至1925年1月，为圣约翰附中数学教员。1925年2月至7月，为圣约翰大学数学讲师。“五卅惨案”后，因对校长不满，与孟宪承、钱基博等其他十八名中国籍教员同事一起辞职。是年7月，松江人钱江春（1900—1927）受好友侯绍裘（1896—1927）办学思想影响，创办私立松江初级中学，聘于星海为该校英文教员、教务主任。[46]侯绍裘亦为松江人，共产党员，17岁（1913）时考入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主编过《松江评论》，其弟侯绍伦为于星海之友。
1927年春，北伐军将至上海，钱江春与侯绍裘等人为革命军多方奔走，积劳染病去世。[47]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侯绍裘被捕就义。[48]7月，上海设市。8月，于星海经黄粟香介绍，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任英文教员。1928年1月“因病”辞职。
1929年3月，经黄粟香介绍，入中国科学社，任助理员兼图书馆员至1933年7月。其间，与第二位夫人薛之鸿生子于轮元（1931）、于载元（约1933）。薛女士出身于无锡望族薛氏。
1933年8月至1947年7月，在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画报》任编辑。在该刊编辑名单中署“于渊曾”，并以“渊曾”“星海”“于星海”“夷微”等署名发表科普类文章及译文并回答读者来信，又在中国科学社创办的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普译著《船——它的起源和发展》（1939）与《大众天气学》（1942）。
1935年，与薛之鸿生子于轸元。翌年11月，《换巢鸾凤》在上海中原书局重版，署名改为“于星海”；同月，参与编写的《佘山小志》由松江峰泖编纂社发行，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1937年4月增订再版）。该书编绘者中，除于迟园（叔父）、王支林（岳父）、于诗鸢（侄）、于小莲（侄），还有张叔通、张琢成，二人与迟园、支林交好，曾与钱江春等人一起资助侯绍裘创办景贤女子中学（1921）。[49]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科学社部分机构内迁重庆，《科学画报》编辑部等机构因地处法租界而保留。1939年，《申报》推出由中国科学社上海社友主编的“科学与人生”周刊，于星海为编委会成员。[50]
1947年8月，经张琢成介绍，入上海立达学园，任英文教员，至翌年7月。
1948年8月，到肇光中学任教，为英文教员。该校自1946年就已建立秘密学生党支部，播撒革命种子。[51]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市政府教育局派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王黎夫为该校校长。[52]于星海档案中“何人介绍”一栏即填“王黎夫”。1950年11月28日，由集体介绍加入中苏友好协会。在该校任教至1955年12月。曾为该校候补校务委员会委员。
之后为上海市第六十四中学数学教员。1956年被评选为上海市优秀教师。
新中国成立后档案登记“姓名：于星海。原名：于渊曾”。有高血压。
约在1961年，因高血压疾病（有家族病史）去世，享年66岁。
松江于家作为“工商地主家庭”，极重教育，族中儿女多有所长，或工书画，或通摄影，或钻研科学，或投身教育。其中，“鼎”“曾”“元”三辈的成就与遭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折射出近现代江南地区传统士绅家庭在时代波澜中的选择与变迁。于星海生于乙未，正值甲午惨败之后。受家族影响，他有一定旧学根基，中学起又对几何发生兴趣，努力学习英文。青年时代与常熟徐枕亚、松江胡仪鄦、松江沈东讷等通俗小说家有所往来，他们又在诗词、书画、小说方面与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邝摩汉、杨南邨等军人有所“交接”。
于星海的文言体小说《换巢鸾凤》，大约以友人事迹为基础加以演绎，其中录有大量诗词，体现了亲友的影响。他参与完成的科幻小说《格白勒大学参观记》不同一般，反映了他的科学教育背景。但其小说作品不多，目前所见者均为青年时代所作，盖此后志不在此，故不以小说闻于世，亦不为郑逸梅等文坛掌故家所识。大学期间受过良好的数学教育，“比较地对数学有研究”。其职业生涯分为两部分：中年（34—52岁）就职于中国科学社，从事科普工作；其余时间则为英语、数学教师，其学生中如赵家璧、苏定强等成就出众者当有不少。
于星海先生晚年在档案中自述：“母亲对于旧礼教极重视”，他因此养成“拘谨的性情与人无忤与物无争孤独的生活”，“我对于同仁间不多讲话，更少争辩”。他给学生留下“教学认真、课上严肃、为人和气”的印象，其性情可见一斑。他因“国旗事件”辞职，为其风骨之流露，其名亦因此载诸史册。作为一名近现代爱国知识分子，他在小说、科普、教育方面均有作为，为培养学生、传播科学贡献了力量。作为一名称职的父亲，他在战火频仍的民国时代将一女三子抚养成才，子女中既有著名科学家，又有革命烈士，他们为祖国建设奉献了知识、热情乃至生命。
左图来源：《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杂志》
第3期（1920年出版）
余论 “化将热雨洗山川”
有关于星海的生平及著述，或许还有资料有待发掘，只是笔者精力有限，暂不能继续追踪。下面只对两个问题做些补充分析。
（一）于星海档案称“懂得英文，可以阅读”，为何《格》却疑似脱胎于日文作品？
于星海认识多位通晓日语的人物，除了为《换巢鸾凤》作序的邝摩汉，还有为该书题写书名的“华亭东讷”（松江沈东讷）。他曾是创办《小说丛报》的集股人之一，“云间师范毕业”，“尤工日语”，后因小说丛报社“内部小有龃龉，故独立一帜”，与徐枕亚另创清华书局。[53]沈东讷有一部得意之作《三白桃传》，为该书作序者中有一位友人秦毓钧[54]，他出自无锡秦氏，曾与从弟秦毓鎏留学日本，1904—1905年间任教于松江府青浦县中学堂，1908年应张蕴和之招到上海任《申报》主笔。[55]秦毓鎏不是旁人，正是横山又次郎《地球之过去未来》一书的译者，《格》很可能参考过该书（见第三节），而张蕴和则是于仲迟的好友张叔通之兄。[56]如此看来，《格》正是在这样一个交错的人际关系网中，历经了“科学知识—文言体科幻—白话科幻”的生成过程。
（二）松江于星海发表小说时为何署名“芜城星海”？
笔者至今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也没有确切线索，不便妄加揣测，但确信前述的各种证据已相当充分有力，则此疑问不再成为必须回答的难题。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曾一度觉得应该有“两个”于星海：一个是辛亥革命时年仅十六岁的中学生，正因父丧而发奋读书，后来成为教师、编辑，一生热爱科学、性情“拘谨”；另一个则被友人称为“情种”，喜作诗词，在1916年发表了《换巢鸾凤》这样一个“失意情种＋壮士革命”的故事，通篇凄风苦雨，和其名下的其他文章一起给人以老气横秋之感。“两个星海”似乎气质不同。直到查清于星海身边的亲友关系，“冲突感”才得以消除。于星海是否曾为“多情少年”且不论，辛亥革命必定给他们这一代少年的思想带来极大震荡，促其老成。《换巢鸾凤》中的一段内容可视作其心态变化的见证：
此为辉华侨寓东京（亡清末年时辉华龄十九耳）遣怀所作，试将前诗一比较，则天真烂漫之辉华，已截然两人矣。即著者亦每忆少小时节，无忧无虑，不识不知，乃人生最愉快之时期，永弗可再，盖至足宝贵也。乃今者辉华仆仆疆场，居然识过宿将，未多让查理士第十二也。余读其《暮郊烟雨》……又《寒野行军》（漠漠风沙扑马鞯，荒凉到眼总凄然。几家篱落妆幽景，一片斜阳画晚天。拾起零星都白骨，行来枯寂等黄泉。励我健儿拼我血，化将热雨洗山川）二诗，几不信活泼小儿，乃实处斯境，深沉尔尔，慷慨激昂复尔尔。夫岂然耶？夫岂然耶？[57]
青年于星海与军人相交，友朋中可能有人死于辛亥革命，则其撰写《换巢鸾凤》，虽不乏来自稿酬的诱惑，但应该也有纾解这场历史巨变带给自己的冲击的需要，亦不无以此纪念某些友人的可能。这部罕被提及的《换巢鸾凤》和它不为人知的作者提醒我们：关于鸳鸯蝴蝶派的“革命书写”和“科学幻想”都已有不少研究，但民初通俗小说家究竟为何编撰革命故事？他们与那些踏上战场的军人又有哪些千丝万缕的实际联系？他们有何种科学背景？又怎样看待小说的娱乐和教育功能？这些问题，恐怕还有许多未被揭示的丰富细节等待调查。
可以肯定的是，于星海既创作了具有鸳蝴派风格和自身特色的长篇小说，又与徐枕亚合作了一篇别致的科幻作品，并且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众科普杂志的勤恳编辑，还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所以谨撰此文，希望人们能记住他的贡献。
贾立元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100084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3期）
注 释
[1]吴岩主编：《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
[2]魏绍昌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辞典》，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
[3]郑方泽编：《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1834-1918）》，吉林省函授学院1981年版，第308页。本文中[（）内字，均为笔者订正之字。
[4]曙青：《晓窗随笔》，《观象丛报》1916年8月15日第2卷第2册。关于高鲁，参见刘传标《船政人物谱》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1页。
[5]本文所引《格》中原文，均基于上海小说丛报社《枕亚浪墨》1916年10月10日第3版。
[6]横山又次郎：《地球之过去未来》，无锡秦毓鎏、上海杨我江译，文明编译印书局1902年版，第24页。
[7]横山又次郎：《地球之過去及未来》，第40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
https://dl.ndl.go.jp/pid/831040/1/23。
[8]郑逸梅：《小说丛话》，《万象》1942年4月1日第1卷第10期。
[9]周振甫、林辰、孙绳武主编：《中外小说大辞典》，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页。
[10]许觉民、甘粹主编：《中国长篇小说辞典》，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11]《中国科学社概况（民国二十年一月刊）》，见林丽成、章立言、张剑编注《中国科学社档案整理与研究 发展历程史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43页。《理事会第95次会议记录（1931年6月12日》，见何品、王良镭编注《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 董理事会会议记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190页。
[12]江苏省立第三中学编辑：《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杂志》第3期，上海中华书局1920年版。
[13]《圣约翰大学堂录取新生案》，《申报》1914年1月9日。《圣约翰大学历届毕业生、肄业生名录》，见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6页。
[14]钱基博：《光华大学成立记》，见傅宏星主编、校订《潜庐诗文存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15]《松江初级中学启事》，《申报》1925年11月28日。
[16]太勒（G.I.Taylor）：《船——它的起源和发展》，于渊曾译，杨孝述校，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39年版。英国David Brunt原著，于星海译述：《大众天气学》（“中国科学社科学画报丛书”），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42年版。
[17]苏定强：《从爱好者到天文学家》，收入方正怡、方鸿辉编《院士怎样读书与做学问》（上），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9、101页。
[18]D.B.Harris：《世界末日当如是》，夷微译，《科学画报》1939年9月1日第6卷第3期。
[19]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06页。
[20]宫家和：《对川东区党委工作队一分队的回忆》，收入《在南川十四年》，四川省南川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版，第108页。
[21]于勤：《追忆我的父亲于轮元》，收入黄上恒等编《从黄浦江边到兴庆湖畔》，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6页。
[22]张叔通、张琢成、于迟园、于星海、王支林、于诗鸢编辑，于小莲绘图：《佘山小志（增订本）》，松江峰泖编纂社总发行，中国科学公司印刷，1937年4月增订再版（1936年11月初版）。
[23]王后坤：《松江书画家王支林》、于濂元：《蜚声桑梓的书画家于允鼎》，收入政协松江县委员会文史组：《松江文史》第七辑，1986年版，第31、32～33页。袁金珏：《张大千在松轶事片段》，收入政协松江县委员会文史组：《松江文史》第九辑，1987年版，第32～34页。
[24]关于于士元，见《晨报副刊·星期画报》1927年第96号所载照片及1928年第125号所载《于小莲〈仕女〉》文字说明，“上图全国报刊索引”所录该刊未见版权页。
[25]《中国科学社概况（民国二十年一月刊）》，见林丽成、章立言、张剑编注《中国科学社档案整理与研究 发展历程史料》，第243页。
[26]《松江孤贫儿院甲子兵灾纪念会敬谢》，《申报》1933年7月5日。
[27]徐雁平编著：《清代家集叙录》（上），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92页。
[28]邹弢：《于星海君与王女士结婚颂词》，收入铁冷撰，楚声注释《交际全书正编》，上海国光印书局印刷，崇文书局、小说丛报社发行，1923年1月15日九版，第72～73页。
[29]顾毓琇：《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张遇、杨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30]陆阳：《顾毓琇的祖母、母亲和妻子》，《书屋》2018年第11期。
[31]芜城星海：《换巢鸾凤》，《小说日报》1916年6月12、25日第7、20号。
[32]“奇情小说《换巢鸾凤》”，《小说丛报》1916年10月10日第3年第3期。
[33]见于《民国日报》1916年4月24—30日“介绍”栏目。
[34]邝拿翰：《〈换巢鸾凤〉序》，于星海：《换巢鸾凤》，中原书局1936年11月重版，第1页。另，“序”后有“闵塋”“赵巽”的题词及作者“自题”。
[35]邝摩翰：《序说部〈换巢鸾凤〉》，《小说丛报》1916年8月10日第3卷第1期。
[36]关于邝摩汉，见陈予欢编著《黄埔军校将帅录》，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193页；谈敏《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中），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9页；马强《民国报刊词话叙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
[37]仪鄦（星海原稿）：《伦理小说 迷津筏》,《小说丛报》1945年1月1日第7期。刘铁冷：《民初之文坛》，《永安月刊》1947年2月1日第93期。
[38]在丁：《记迟园二三事》、刘颖白：《迟翁小传》，见政协松江县委员会文史组《松江文史》第十辑，政协松江县委员会，1988年版，第33～35页。
[39]平襟亚：《“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181页。
[40]孙超：《民初“兴味派”五大名家论（1912-192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03～237页。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松江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3～1044页。
[41]姚锡钧：《〈燕蹴筝弦录〉自序》《〈燕蹴筝弦录〉跋》，《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杂志》1917年7月第2期。
[42]刘铁冷：《民初之文坛》，《永安月刊》1947年2月1日第93期。
[43]南邨：《负暄丛话》，《小说丛报》1915年8月12日第13期。
[44]本节文字，下标横线信息来源于上海田林三中保管的于星海档案，下标曲线信息来源于翁锡琳女士，其余来自公开出版资料的注明出处，前文已经注明出处的则不再重复。
[45]于怡元为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研制者，参见《致敬，西迁馆里的“她”力量！》，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
Jiyf4H76ladRKBzm6OxEVw，2022年3月8日。
[46]《松江初级中学近况》，《申报》1925年9月1日。
[47]关于钱江春，见《松江文化志》编写组编《松江文化志》，百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
[48]关于侯绍裘，见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松江县志》，第1048～1049页；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江苏党史知识简明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179页。
[49]唐金波：《云间有颗启明星：侯绍裘烈士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50]张剑：《传播科学、提升民族素质以抗战救国——中国科学社主编〈申报〉周刊“科学与人生”栏目分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年2月第30卷第1期。
[51]郭丰敬、徐思祖、刘祖禹：《战斗在肇光中学的阵地上》，收入项伯龙编《青春的步伐：解放前上海大中学校学生运动史专辑》，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52]华海烽：《家庭影响我参加革命和选择专业》，收入杨光辉主编《空军通信部长的传奇人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53]刘铁冷：《民初之文坛》，《永安月刊》1947年2月1日第93期。《清华书局开幕》，《民国日报》1918年5月22日。
[54]秦毓钧：《三白桃传》序，见云间东讷《三白桃传》，小说丛报社总发行，中国图书公司印刷，1916年5月1日初版。
[55]秦寅源：《秦毓钧生平事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无锡文史资料》第22辑，1990年，第59～68页。
[56]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松江县志》，第1034页。
[57]芜城星海：《换巢鸾凤》，《小说日报》1916年6月25日第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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