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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文集》
内容提要
在新时期开始反思“农业合作化”表现“包产到户”的文学潮流中，作为“农业合作化”叙述传统后起之秀的陈忠实显得犹豫不决。在小说中具体表现为：“农业合作化”叙述的继续，农村基层干部在包产到户政策实施时的心理矛盾与悲壮心境，及叙述者对此的体谅与同情。这使得他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显得“保守”“滞后”。但接近历史语境，这“保守”“滞后”，留存了农业合作化与包产到户两种农村政策的基层实施者在历史转折时期的过渡心境，呈现了在“农业合作化”叙述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农村题材作家进行“包产到户”叙述时的思想转折与叙述转变。
关 键 词
包产到户 陈忠实 农业合作化叙述 新时期
陈忠实的小说《信任》获得过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整个1980年代他也持续创作。但与同一年获奖已经成为文学史名篇的《乔厂长上任记》《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内奸》《记忆》相比，与同时期农村题材名篇《乡场上》《黑娃照相》相比，与因名篇而成为1980年代小说经典作家的茹志鹃、蒋子龙、高晓声、方之、张弦、何士光、张一弓等相比，陈忠实与他1980年代的小说是湮没于文学史叙述之中的。在反思农业合作化的时代氛围与阅读视野中，陈忠实对“农业合作化”时期基层干部的体谅与同情，显示出“保守”“滞后”的特质。因此，他的这些小说就似乎成了历史转折时期的悬浮物无处安置。不过，如果我们把他1980年代的小说放置在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政策调整与包产到户政策实施前后的历史变迁中，放置在“农业合作化”小说向包产到户叙述转换的文学环境中，同时关注陈忠实10年的公社书记身份，从1960年代到“文革”后期的创作经历，陈忠实与他的1980年代的小说就留存了两种农村政策的基层实施者在历史转折时期的过渡心境，呈现了在“农业合作化”叙述传统中成长的作家叙述包产到户时的文学过渡形态。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农村政策调整”与陈忠实的新时期“农业合作化”叙述
张光年在1978年读了《人民文学》转载的陈忠实的《信任》，在日记中表示“有深广的现实意义，看后受到教育”[1]。这一年，陈忠实的小说写作在中断两年之后再次开始。
1978年到1980年，陈忠实的十多部短篇小说塑造农业社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公社书记的正面形象，突出他们建设农业集体化的使命感与崇高感。小说文本的叙述声音、叙述态度非常集中统一，叙述者对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公社书记的正面形象完全认同。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公社书记成为农业集体化的人格象征，小说赋予了他们强烈的英雄气质。如《南北寨》中南寨支书常克俭一心为社、一心为队的忍辱负重，《七爷》中老支书七爷对公正终会到来的历史远见，《小河边》中农业社长与大队支书“老大”面对磨难的云淡风轻。到了《石头记》中的队长刘广生与《心事重重》中的模范饲养员，确证了农业集体化精神的持久影响力与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有效性。
1978年夏，西安市郊区洪庆公社凭证土地战区。陈忠实在誓师大会上动员报告
陈忠实在塑造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公社书记正面形象的同时，表现了农业社社员对农业社的追怀，呈现了物质与精神都充分自足的农业社图景。由于叙述者与农业社员情感、态度的高度契合，小说又是立足新时期的回顾性叙述，追怀就体现出复原并再造这一理想农村的想象与激情色彩。《七爷》叙述“四十岁左右的男女社员，怀念田庄历史上这一段欣欣向荣的日子”[2]，《心事重重》中的方老三老汉是合作化时期的饲养员，“他对农业社的感情是任何没有受过冻饿的人无法理解的”[3]。在追怀的同时，小说强调农业社的精神感召力，如《徐家园三老汉》中，蔬菜生产专业队苗圃组组长徐长林老汉帮助治安老汉从“奸老汉”变成好社员过程中，笃信的是“一个社员对集体的实心”[4]。小说《猪的喜剧》虽然涉及了“文革”后期农村左的政策，但队长克贤对社员来福老汉的体谅，两人在推搡中留下的理解的热泪，彰显的还是农业社社员之间、社员与队长之间的深厚情谊。尤其是小说中人物来福老汉与叙述者的口吻合二为一：“农业社好，灵人一个劳动日分八毛，咱笨来福也分俩四毛。”[5]农业社的理想性已经完全征服了叙述者。小说《南北寨》中南寨支书常克俭走过场畔时，吃中饭的社员的眼睛流露出对当家人的崇敬与仰视。社员对大队支书的信任，体现了农业社的向心力，伦理满足与精神自洽。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
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单向度的肯定性叙述，与《剪辑错了的故事》中老寿的不解与叙述者的感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李铜钟应对饥饿的务实与叙述者的写实，《李顺大造屋》中李顺大屡次盖房不成的苦恼与叙述者的解嘲形成的叙述态度的多重性、驳杂性，以及由此发生的小说对农业集体化的反思性相比，显得观念滞后、叙述封闭、情感单一。这种与众不同是由陈忠实独特的创作经历与人生经历决定的。
陈忠实1960年代后期在报纸上开始发表作品，“文革”开始中断了他的写作。从1973年开始，到1976年，他以一年一部中篇的稳定创作进度，在农村题材小说领域形成了符合当时时代主题的故事模式，具有了可辨认的创作特色，开始发生全国性影响。1973年的《接班以后》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选本，并被改编为电影。1974年的《高家兄弟》和1975年的《公社书记》都改编为连环画。1976年的《无畏》发表于《人民文学》。这些小说着力塑造公社书记形象，在当时农田水利与办副业、上大学与扎根农村，农业集体化与包干到户的两条路线之中，凸显公社书记形象的斗争性、政治觉悟与英雄品质。与政治化的人物糅合在一起的是小说对同宗同族、兄弟叔嫂笑骂之间的乡村伦理温情书写。政治伦理与乡村伦理的结合使得陈忠实的小说在当时独树一帜。两相比较，陈忠实1978年的小说与他“文革”后期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新时期的重启是以恢复自己已有的写作传统开始的。但也体现了新时期的特质，基层干部形象从“文革”后期的现实斗争性向新时期治愈伤痕重新上路的精神引领方面转变。
现实生活中的陈忠实直到1978年还是毛西公社党委副书记。自1968年从民办中学教师借调，进入毛西公社协助做专案工作开始，他在人民公社工作10年之久。其间，1972年正式成为国家基层干部，1974年成为毛西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担任毛西公社党委副书记，直到1978年。[6]10年间，陈忠实分管公社卫生工作、养猪工作、农田水利工作。保证了每个村子建立起医疗站；落实“养猪的一封信”的精神，实现每户一头猪的要求；保证了公社所属城市区段的蔬菜供应，驻队解决派性严重对立的生产队，化解矛盾恢复生产。[7]在“文革”结束后的两年，为毛西公社办了几件大事。1976年冬，被公社委派驻队，调查一个在四清运动中被开除的支书的案件，1977年底支书平反，陈忠实的工作受到好评。1977年再次驻队，提高一个落后生产队的生产，生产队生产面貌改观。1977年6月到7月，担任毛西公社学大寨平整土地副指挥，带领群众把跑水、跑土、跑肥的800亩“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从1977年冬天到1978年6月，担任毛西公社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的主管副总指挥，组织公社人力，完成灞河河堤水利工程，这一段河堤几十年坚固如初。[8]陈忠实一直在以人民公社干部的身份、心态参与农业集体化的具体工作，已经融入了农业集体化之中。“无论我无论我周围的干部，议论只局限在某项具体政策的恰当与否，谁也不会发生对集体所有制的丝毫怀疑，甚至可以说，对自50年代中期完成的农业集体化体制的理性信奉，已经形成意识里的自然习惯。”[9]农业集体化的成长环境、生活环境、工作内容与基层干部的纪律自觉，促成了陈忠实笃信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惯性，推迟了他的历史变迁感知。另外，在陈忠实的基层干部经历中，1976年到1978年，历史转折之际的两年，陈忠实的实际工作没有出现停顿、间断与变化，基层工作的一贯性、连续性让他较之于他人更久地在历史的延宕中置身其间、置身事内，这再次延缓了他的历史变迁感知。这种推迟、延缓提供了新时期历史转折、农村政策调整、农村经济落实的层次性、递进性。
《告别理想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农村政策调整改革的阶段性、探索性也是陈忠实的思想惯性、新时期农业合作化叙述得以发生的时代背景。1977年传达过农业学大寨的讲话，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也还“不能突破‘三级所有’的集体模式，写上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性语言”[10]。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党的工作“破除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已经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及地主、富农子女问题的决定，这意味着自农业合作化开始，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的敌对成分已经不存在了。1979年9月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改成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参与了农业政策制定的亲历者立刻就从“‘两个不许’到‘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的改动中感觉到了包产到户的突破”。[11]后来的研究者把1979年看作人民公社制度进入革故鼎新的非均衡状态的一年。[12]但当时身在陕西的公社书记陈忠实听到“私底下传说安徽有地方实行了包干到户，但不敢相信”[13]。一方面是农业政策调整的破冰进程，另一方面是迈向改革步伐的探索、实验。政策制定者与基层实施者的身份差异、中央与地方农业部门的观念差异、地区之间的农业水平差异，不同地方落实农业政策、推行包产到户的先后差异，都造成了政策落实、推行、接受的不同步、不平衡。1978年到1980年的陈忠实与他的小说，呈现了这一不平衡性与差异性，留下了历史转折之际的过程性。
“包产到户”的改革与陈忠实的矛盾
1980年4月2日与5月31日，邓小平两次谈话都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5月31日的谈话提到了安徽凤阳1978年开始的包产到户。“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14]这两次谈话形成了1980年12月的75号文件。“75号文件传达贯彻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迅速在各地发展起来，呈现出强劲的势头，实际上突破了文件。”[15]突破是指文件本来限定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施行。到1982年元旦，第一个一号文件出台，说明包产到户不姓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全面肯定了包产到户。[16]1980年最著名的农村题材小说，当属何士光的《乡场上》。冯幺爸在罗二娘面前、在曹福贵面前直起腰来说了公道话，形象地体现了“责任田落实到人”照亮了农民的尊严。张一弓《黑娃照相》也是名篇，表现“有了责任田”的黑娃的乐观与自足。陈忠实也在1980年开始写作包产到户题材的小说，但他的小说并没有写包产到户的顺理成章，而是写这一政策在农村干部精神世界中激起的波澜。何士光、张一弓等人是从农民的角度写包产到户，表现农民拥护包产到户的心境。陈忠实是从农村干部的角度写包产到户，表现农村干部对包产到户的犹豫不决。这类小说，让我们增加了一种观察包产到户在农村引起反响的角度，也可看到包产到户实施过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陈忠实小说中的生产队长、老支书、公社书记等基层干部无法接受包产到户政策。即使接受，也有保留意见。他的小说不涉及包产到户实施后给农村和农民生活带来的具体变化，主要集中表现农村干部面对包产到户时的思想观念斗争，做了多角度的展现和揭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首先，小说展现农业合作化政策中成长的农村干部在包产到户政策实施后的思想障碍与精神负累。“多年来对小农经济的限制和斗争，是公社党委书记的神圣职责。现在要他去鼓吹农民上自由市场，甚至叫他逛自由市场，嫑说理论，感情上也难得畅通！”[17]“不管感情上是否畅通，他们已经向县委明确表示：保证尊重社员意见，由社员选择责任承包的形式。”[18]农业合作化的退出，意味着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念、立场态度的塌毁。包产到户，不仅是一种农业政策，也包含这一政策背后的价值观念、立场态度的建立。在塌毁与建立之间，农业合作化中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背负着由制度惯性、政策惯性与思想惯性构成的情感压力。
《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
其次，小说写到生产队长、支书等农村干部无法接受终结农业合作化政策时一并否定他们的精神付出。黄建国不满于农业集体化的弊端与基层执行者等同的社会舆论。他陈述自己的辛苦：“在河东公社，他睡过安稳觉吗？坡陡沟深的塬坡，沙石嶙峋的河滩，跑烂了他多少双鞋？泥泞狭窄的沟道小路，夜晚摔了多少回跤？那一年下雪，一下滑进道沟，摔得人事不省，我是为了坑害农民吗？”[19]冯景藩不理解被时代遗忘的境遇。“真是令人寒心哪！想当年，冯景藩在冯家滩办起河西乡第一个试点社的时光，乡上县上领导们嘴里喊着他名字的声音，够多亲切！你王书记调来河西公社才几年？你知道冯景藩为了农业社熬过多少心血？你知道冯景藩在三年困难时候领着社员大战小河滩的壮举吗？你知道冯景藩从县里乡里领回去多少奖旗锦标吗？你知道中共冯家滩支部书记在‘四清’运动中挨打受骂的委屈吗？”[20]黄建国们与冯景藩们的痛苦源自历史更迭之际，把自己的付出从历史中抽离，也包括他们奉献但不被理解的伤感，从农业合作化到包产到户转变中的心理落差与精神失衡。他们没有回顾农业合作化给农民带来了怎样具体的效益，而是不断突出自我精神的高尚与英雄主义。自我对话的倾诉，反问句式的辩诘，人物语言与叙述者态度的同一，表现出叙述者的同情。《初夏》里冯景藩自思：“二三十年来，他不仅没有实现当初实行合作化时给社员们展示的生活远景，而且把自己家庭的日月搞烂包了。无论公私，三十年里，他竟然一事无成啊！”[21]这是陈忠实小说中生产队长、支书对农业合作化唯一的一次具体评价。经历过农业合作化的生产队长、支书对包产到户作出合理评价需要巨大的历史勇气，也需要破除沉重的思想重担。
最后，陈忠实小说呈现了生产队长、支书包产到户后的失落、留恋情绪。“地畔上的界石是他俩带领着社员，一个一个拔掉的；牲畜是他俩一家一户说服动员集中到大槽上来的。现在，得由他俩再把一条条地畔分开来，把一头头牲畜送交社员牵回家里去饲养……”[22]“等到二队最后分掉这两槽牛马，老汉心里感慨系之：完了！他终于抑制不住心情的伤感，涌出眼泪了……”[23]小说《霞光灿烂的早晨》中包产到户后的一匹红马因想念饲养院而偷跑回来更是一个象征性细节。失落、留恋情绪与当时从农民角度写包产到户的小说形成了强烈反差。同样的政策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之间激发出完全相反的情绪。
与此同时，陈忠实还塑造了接受包产到户政策的新一辈队长，具有农业合作化队长气质，这流露了他对农业集体化队长精神的历史期待。农业社队长冯景藩在包产到户后退出，儿子冯马驹走马上任，这父与子的传承，包含着父一代伦理的延续，冯马驹的理想体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小说中当年第一个支持冯景藩办农业社的人是冯德宽父亲，如今冯德宽父亲又督促儿子支持推行包产到户的冯马驹，表征了包产到户中农业社长与社员关系的重演。小说结束时，冯马驹、冯德宽和彩彩在已故生产队长冯志强坟前立下誓言，凸显他们向农业合作化精神汲取资源的决心。
《杜润生文集》
陈忠实对农村干部在包产到户到来后的不解、失落的精神情绪的体谅式书写，对生产队长、公社书记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付出的理解与同情，在推动包产到户的1980年代显得“不合时宜”，作为历史的后来者，我们把这份“不合时宜”放置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有可能接近历史。推动了包产到户改革的杜润生在1981年就说：“有的同志说，在包产到户这个问题上，中央几个文件前后不连贯，下边很被动。对于包产到户，先是说不准，后来说不要，再后来是有条件地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变动又恰好证明党中央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哲学论断来处理问题的，是实事求是的。不足之处是，这些变动事先在干部中酝酿不够。这是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部门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下边通气不够。”[24]也就是说，农村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的隔膜、不解是当时存在的社会现象。农村基层干部在包产到户施行过程中属于不无被动的中间地带人群，处于尴尬的位置。此外，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所起的农村生产条件积累作用，也是历史存在。“集体化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平整了土地，修筑了机耕路和拍灌水渠道，购置了动力机械。”[25]农民从三十年的集体化中得到了两样东西，其中之一是“具有交通排灌系统的平整农田”[26]，50年代，水利措施主要集中于大工程，60年代转向基层的水利，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这些基础工程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27]“集体化也为新的水利建设提供了实际上免费的劳动力。”[28]陈忠实一直无法忘怀，自己参与的农田水利工程一直造福家乡。从这一点来看，陈忠实小说中的基层干部强调自己参与的农业集体化时代的付出，也是历史的事实。这些农田水利建设的组织者、贯彻者在包产到户之后，大部分退出了历史舞台。“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都逐渐为新提拔的干部所取代，曾经为农业集体化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农村老干部们先后告老还乡。”[29]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基层干部在包产到户转折之际成为历史的隐匿者。而由《乡场上》中的队长，《桑树坪纪事》中的李金斗，《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队长，“厚土”系列的生产队长等家长式队长形象形成了新时期文学中队长的“恶名”。陈忠实为历史的隐匿者，新时期文学中的被贬抑者，作出了双重调整。
《初夏》是陈忠实表现包产到户题材中用力最多的一篇，写作过程长达三年。写作时，“陷入痛苦的深渊”[30]，“这是我从事写作以来二十年间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痛苦”[31]。造成痛苦的最重要的缘由就是对冯景藩精神性格的塑造和展现。“我可以轻轻嘲弄一下冯安国，却无法伤害冯景藩一词一字。我想真实地写出他们今天的心理意识，就不能不如实地回顾他们历史的功绩和光荣，有意无意的失误和自己遭到的挫折。没有这些历史，就没有今天的那种‘失落’情绪。”[32]修改的痛苦包含了陈忠实思想的剧烈斗争。他无法面对冯景藩，其实是无法面对自己。他被自己所逼迫。陈忠实面临着两种精神压迫：一是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的陈忠实，在现实中遭遇着冯景藩式的冲击；二是作为写作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小说家陈忠实，知道自己的写作传统面临改变。
在陈忠实的个人经历中，有两件事令他难以忘怀。1982年，陈忠实做了实验。在分到的责任田里自种自收。收了20袋新麦，2000斤，这算中等收成。但这一料麦子的收成，抵得上生产队三年或四年分配的夏季口粮。实验的结果让他在回顾自己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历史时的悖论，也察觉了农业合作化具有的弊病，但他无力回答。最终，他把历史造就的理解的困境转换为一种个人选择，“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选择避开这一悖论性的人生境遇与当代农村历史。[33]与此同时，陈忠实在骑着自行车走乡串户落实包产到户的夜路上，突然想到，如果柳青在世，对于他一生文学事业中论证的农业合作化的正确性遭遇到现实的推翻，他会怎么办，想到这一点，陈忠实惊吓得从自行车上跌落下来。[34]这种痛苦既源自陈忠实的现实处境的悖论，个人经验对包产到户效率的确证，而他自己10年的工作就是以对人民公社的推行否定包产到户，也源自陈忠实的写作处境。他信奉追随的柳青的写作方式也是对农业合作化的论证，而包产到户的施行意味着柳青所论证的农村政策即将告别历史。与之相应的写作方式也需要更新。陈忠实写出了历史过渡者与文学过渡者经历的精神焦虑与痛苦。在当代文学中，十七年时期与新时期文学的农村题材小说形成了断裂的叙述。十七年时期的农业合作化小说讲述农业合作化的必然，新时期以来的农村题材小说叙述包产到户给农民带来的由衷喜悦。陈忠实的小说提供了断裂的叙述之间的情感衔接，以及情感衔接时的困惑与彷徨。
晚年柳青、农村题材小说传统与新时期陈忠实
柳青是陈忠实文学道路上至为重要的作家，但陈忠实只听过柳青的讲座，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直接的交流。但晚年柳青对农业合作化的思考在新时期陈忠实的小说中有很多密切呼应。晚年柳青反复提及农村干部在“四清”等运动中所受的冤屈，表示了对他们的理解与同情。柳青问道：“农村干部的辛苦，你们知道吗？他们黑不当黑，明不当明，难得吃上个正顿饭，睡上个囫囵觉，吃饭时间还是工作时间，难道他们就一无是处？这十几年的工作没有一点成绩，就漆黑一团吗？”柳青很气愤。[35]柳青也提到《创业史》原型王家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1964年12月，“四清”工作组召开了斗争王家斌和全体干部的大会。[36]《创业史》中冯有万的原型，胜利大队的董柄汉，情况也令柳青痛心。董柄汉被剥夺了党员身份，工作组不允许他当队长、组长。但董柄汉工作有办法，群众让他当队长，生产上来之后工作组就又把他拉下来。[37]柳青晚年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回忆，在陈忠实的《七爷》《乡村》《初夏》等多篇小说中都能找到可以对应的人物形象。柳青认为社教运动极大地破坏了长安县的干部队伍，新的干部队伍在运动以后思想、心理、作风都有了较大的转折性变化。[38]陈忠实自《信任》始，屡次叙述“四清”等运动对农业合作化基层干部的打击。1980年代后期，小说《地窖》又重写《信任》故事，并发生了从和解到和解的困难的变化，同一主题的重新叙述，同一历史的反复讲述，陈忠实对“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基层干部曾被历史误解但又在农村政策转变之后被遗忘无法释怀。柳青晚年的回忆迟至2016年才公开面世。但两代作家在体察农业合作化实施过程，思索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因相同的生活体验产生了情感共振与观念契合。可以说，柳青没有时间写出的，陈忠实写出了。新时期的陈忠实以小说的形式写出了柳青在新时期的思考可能，写出了柳青的农业合作化小说传统在新时期的演变路径。
《柳青传》
柳青之外，历史也没有给同样是“农业合作化”典范作家的周立波、赵树理留出时间叙述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十七年的“农业合作化”小说代表王汶石与李准也没有奉献新时期农村题材新作。唯有“山药蛋派”作家马烽的新时期新作留下了难得的思想与文学参照。获奖小说《结婚现场会》突出落实农村政策对农民的鼓舞，《典型事例》强调落实农村政策中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伍二四十五纪要》具有全面反思历史的意愿，对大跃进、浮夸风的危害、“文革”时期左的政策都做了揭示。等到1984年发表《我村有个章小宝》，马烽通过小说把开放自留地、家庭联产承包、家庭副业、乡镇企业等新时期以来农村政策的演变做了全面的文学演绎。可以看出，马烽小说及时地对农村政策变化做了小说书写，不存在如陈忠实的转变的艰难、接受的犹豫。但马烽小说采用的视察体、访问体与巧合、反转的情节形式使得小说接近于演绎政策的故事，缺乏当事人的现实感与现场感。这或许是老作家沙汀觉得似曾相识的原因。“马烽的《结婚现场会》，才力不减当年。较之一般新出现的优秀短篇，总像缺少一点新锐之气。故事，人物安排总觉似曾相识。”[39]沙汀并非十七年时期农业合作化代表作家，但他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评委的身份与对当时小说的阅读与自我反思，也提供了文学史参照。1978年与1984年沙汀发表的两篇农村题材小说《青坡》与《木鱼山》，都没有超越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叙述框架。他对此反思道：“这是一部我酝酿了三四年的作品，最初九章，也已写好一年多了。我之搁下来另写别的，也就是解放前夕的，主要是因为思想障碍未能克服；不愿损害，或者说担心损害党和毛主席的形象。现在算想通了，尽管我对三年困难，特别是大跃进的失误，同《黑旗》的作者仍然存在很大差距。”[40]同时谈及，“《乡场上》那样的短篇，我也有不可企及之感”[41]。同反思小说存在很大差距与对包产到户小说的不可企及，“农业合作化”对老作家沙汀而言，不仅是突破一种农业政策与叙述方式，还包括对农业合作化时代的评价，因此产生了沉重的思想顾虑，并最终也不可能走出认识突破但写作踟蹰的错位。较之于沙汀，陈忠实对农业集体化精神的期待与公正评价的信心，包含着农业集体化环境中成长的作家的笃定，其间，有着当代作家与老作家的区别。陈忠实与马烽、沙汀新时期写作的比较，为观察“农业合作化”小说传统的新时期演变提供了又一种可能。
《陈忠实年谱》
1984年之后，陈忠实小说开始表现包产到户后农村的变化，包括农村干部与农村世风的变化。不论是干部的变化还是世风的变化，有一部分是以农业社的伦理自足为远景的。如《拐子马》中的支书马成龙，《最后一次收获》中的支书赵济生在包产到户后成为既得利益者。《害羞》《两个伙伴》描摹金钱名利对农村风气的影响，《山洪》中村民对干部吃要之风的痛恨，《兔老汉》中姚善民老汉的善心反得恶报。有的是对农业社干部的再发现，如《轱辘子客》中的支书刘耀明一直都是利益独占，《绿地》中的公社书记也经历过诱惑的困扰，《十八岁的哥哥》中的村长从农业合作化到包产到户都以精明著称。面对农村的变化，《最后一次收获》中已经在城市工作的赵鹏在包产到户后第一次收获后举家离开了，《十八岁的哥哥》中的曹润生在兴办村镇企业受到压制后怀着气愤离开了，这表现了陈忠实面对农村变化的思想情感困惑。此后的《四妹子》是陈忠实表现包产到户后农村变化最为深入的小说，叙写妯娌由于四妹子的先行致富引发贫富不均引起的嫉妒心理，涉及了生产队与封建道德观念的双重束缚，这意味着陈忠实从当代农业政策叙述接通了乡村文化书写的文化血脉。他从当代中国农村的讲述转向对现代中国乡土的讲述，从《蓝袍先生》，到《四妹子》，再到《舔碗》，具有自身的演变逻辑。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白鹿原》于1990年代出版后的巨大且持久的影响，陈忠实自己关于1980年代的剥离说，研究者以“蝶变”[42]概括陈忠实1990年代创作的自我超越，都不断加深了1980年代陈忠实创作的湮没。这造成了陈忠实创作历程的割裂，也忽略了一个贯穿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的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家携带的当代文学密码。“作为一个农村题材写作的作者，你将怎样面对30年前‘合作’30年后又分开的中国乡村的历史和现实？”[43]“在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时候，我毫不含糊地执行‘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切实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具体实施方案办事，保证按照限定的时间，把集体所有的土地，耕畜和较大型的农具分配到一家一户；在我转换出写作者的另一重身份的时候，感到了沉重，也感到了自我的软弱和轻，这是面对这个正在发生着的生活大命题时的真实感受。”[44]这是困扰陈忠实精神与写作的最大难题。在他的生活与写作中，表现农业合作化的合法性与正确性是难解难分的，已经成为他生命认知与文学创作视角的一部分。但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被包产到户取代。他对农业合作化的看法与观点没有随着新时期的政策与时俱进。这种迟疑在某种程度上是难能可贵的。当代农村政策论证了“农业合作化”的正确性，同时也论证了“农业合作化”解体的必要性。但既经历“农业合作化”施行又经历告别“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见证人的形象是缺乏的。这一退出历史的群体的生命体验在新时期是被遮蔽的，陈忠实写出了这份被遮蔽的退出者体验。“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们就是不相关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45]陈忠实以一种同时代人的“断裂”“错位”感知、把握了从“农业合作化”到“包产到户”的历史转折与叙述转折。
阿甘本《裸体》
李旺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010020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
注 释
[1]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2]陈忠实：《七爷》，《陈忠实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3]陈忠实：《心事重重》，《陈忠实文集》第1卷，第96页。
[4]陈忠实：《徐家园三老汉》，《陈忠实文集》第1卷，第58页，
[5]陈忠实：《猪的喜剧》，《陈忠实文集》第1卷，第105页。
[6]邢小利：《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5、56、82、86页。
[7][9]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4页。
[8]邢小利、邢之美：《陈忠实年谱》，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7页。
[10]刘湛：《回顾一九七九年七省农口座谈会》，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11]段应碧口述：《1979年〈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始末》（下），《农村工作通讯》2015年第13期。
[12]刘庆乐：《权力、利益与信念：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人民公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13]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第96页。
[14]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15][16]黄道霞：《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诞生的经过》，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134、135页。
[17][19]陈忠实：《反省篇》，《陈忠实文集》第1卷，第193、192页。
[18]陈忠实：《梆子老太》，《陈忠实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页。
[20]陈忠实：《初夏》，《陈忠实文集》第2卷，第50页。
[21][23]陈忠实：《初夏》，《陈忠实文集》第2卷，第18、12页。
[22]陈忠实：《梆子老太》，《陈忠实文集》第2卷，第228页。
[24]杜润生：《坚持改革，稳步前进》（1981年10月20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杜润生文集》（上），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25][29]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362页。
[26]曹锦清：《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页。
[27][28]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4、235页。
[30][31]陈忠实：《创作感受谈》，《陈忠实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4、485页。
[32]陈忠实：《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陈忠实文集》第2卷，第491页。
[33][34]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第99、91页。
[35][36][37][38]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245、252、263页。
[39][40][41]沙汀：《沙汀文集》第九卷下，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858、824、860页。
[42]李建军：《陈忠实的蝶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7年版。
[43][44]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第96、96页。
[45]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人》，《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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