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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
内容提要
陈映真入狱的七年间，台湾经济急速发展，城乡、阶级各方面变化巨大，同时也面临地缘政治重组所导致的例如退联等重大危机，对当局的正当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挑战。爆发于1971年的保钓运动是此一时空脉络下的重大历史事件，跨代继承五四精神的青年学生，首度对台湾社会现状与未来表达了关切与质疑。在这个不可不变人心思变的变局中，“乡土”作为一个对现状企图有所改变的朦胧隐喻骎骎流行。1975年出狱后的陈映真面对此一形势，结合《夏潮》杂志同仁积极展开民族归属、反帝反殖，与第三世界这三条战线的思想部署，既挑战国民党大力扶掖的反共亲美现代派文学，也同时试图对“党外”右翼的“乡土”修辞进行对话导引，企图将“乡土”这一散漫含混的能指最终导引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谱系与源流。由于当局对陈映真所代表的左翼文艺思潮的介入高度戒惧，发起了对它的围剿，从而爆发了乡土文学论战。然而，此一论战除了陈映真与当局文人的场面论战外，深水区的论战其实是左翼的、爱国的、第三世界的乡土文学一派与右翼的、民粹的、“本土的”乡土文学一派之间的低调而惊弦的斗争；后者在进入1980年代后与声势日益壮大且之后集结为民进党的分离主义政治运动紧密结合。乡土文学论战是台湾战后的爱国的、左翼的文学与思想运动所达到的最高点，然而其历史意义却不因本身在论战中的“胜利”而被记忆，反而在之后的分离主义的霸权下被遗忘，甚至被挪用、整编归入霸权叙事之中。
关 键 词
陈映真 台湾1970年代 乡土 乡土文学论战
一 远行归来
1968年5月陈映真被捕，审问大半年，年底判了十年刑期。七年后，也就是1975年，蒋介石死后百日，宣告大赦，陈映真出狱。七年缧绁，是陈映真炼成的最后环节，犹如临炼就的钢等待最后的一次冰激。在那说不清带进来的是绝望还是安慰的太平洋永恒潮声的绿岛铁窗内，陈映真与之前只是传说中的风雷——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的幸存者，终于直面了。这使他以前只能通过禁忌阅读而略知一二的20世纪中国革命在台湾，遽尔从“听闻世”变成“见闻世”。“具体”联系上中国革命的他，“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1]。革命者的血肉之躯与不死之火的亲证，将他之前大半因孤独而生的徬徨与犹疑去除殆尽，终而确信“自己的想法并没有错，且值得再坚持下去”；在他前面不再有退路或歧路。[2]
陈映真在绿岛监狱自己制作的洗衣袋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出狱那个暗黑的凌晨，我誓约要为那些囚系不知底于何时的朋友而活……”[3]2003年，陈映真大病初愈，读了当年《文学季刊》的海外同人刘大任所写的回顾1960年代初白色恐怖岁月里与陈映真交往的几篇文章后，主动写信给多年不通问讯的刘大任，而这就是信里的一句话。借由这封信，陈映真委婉地说明了1975年出狱后为何与刘大任几乎断绝了音讯往来，因为“当年你回大陆后的幻灭，碰上我初出狱时的激越，话说不到一起，是十分自然的”。1974年，刘大任作为一个北美的保钓运动人士曾访问了中国大陆。
也算比较少见吧，陈映真极少说他的牢狱生活。多年后，当好新奇的记者非要他谈谈对狱中生活的“感受”时，他如此说：“和被世人有意无意遗忘的一群人生活，体会他们的渴望、梦、希望、信念和他们的悲愁、挫折、忿怒、哀伤、孤独……对于一个志于写作的人，是极为宝贵的体验。这些体验，使人谦虚，使人有更大的勇气去生气、爱和希望。”[4]在他的回答里，还是没有狱中生活的逸事点滴，只有全面而深刻的自我体验。害人性命的牢狱，反倒成了学习者的老君炉了。陈映真常以“远行”指谓狱中七年，以笔者看，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其一，不欲贩卖囚衣以自怜矜、以邀时宠。其二，视远行如“取经”；入绝地见绝人取绝史。其三，“远行”如归，其后若新生。
历劫归来的他，“激越”而欲有所为。但同时，在他不在场的这七年间台湾所发生的巨变——经济发展猛进、政经格局大改、人文地景大变、各种欲望动能纷沓杂陈、意识形态冲突正处于话语形成期——又让归来者对扑面而来的新时代有一种强烈的格格不入感；他一点儿都不怀旧，但他对这个历史上少有的巨变七年所呈现的“新”难以认同，遑论融入。这是否因此而与身在此中而对同一巨变浑然无觉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生命经验有重大不同呢？笔者不免联想到温水煮青蛙的比喻，如若时人为温水中的青蛙，那么陈映真则是突然被投入热水的青蛙，震撼应不可名状。陈映真往后的写作，包括1980年代兴办《人间》杂志，可能都得从这个“格格不入”开始寻起。
正值壮年且壮怀激烈的陈映真，以一种强烈的欲有所为以及一种同样强烈的格格不入，这般高度张力的状态，进入到这个他所陌生却又熟悉、诡谲多变却又根底不变、看似平和熙攘却依旧罗网密布的1970年代下半叶。
二 不在场的巨变七年
七年在狱，也就是七年不在本岛剧变现场。1960年代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策略成绩斐然，工业产值于1968年首次超过农业。作为低阶工业产品末端加工基地，台湾顺利编入美日资本全球生产分工链。这个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是资本与技术依附，以及劳力密集。以如此的“依附发展”为基础，凡政治与军事、思想与学术、文化与生活，各方各面都同时深化了对美国的依附。在反共威权政权与急躁猛进的工业化背景之下，劳动与生态危机、不均衡的城乡发展、原住民族的生存与文化危机，以及导致文化底蕴与人文精神流失的大众消费社会的蔓延……都在1970年代快速涌现。
社会生活面貌的快速巨变，最直观地表现在地表上的变化。陈映真曾回忆，也不过入狱才两年吧，在一次移监押送中，“透过车上的小细缝看到当时板桥的街道，许多的新房子都盖起来了，几乎都不认得了”。对1975年的台湾，他的空间证词则是：“出狱后更不用说了，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在视觉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建筑，整个永和几乎都变了，真令我有恍如隔世之感。”[5]对1970年代初急速落于环境与身心的巨变，时人有诗为证：
楼房自天空飘落／在一夜之间／隐密而轻悄的／纷纷飘落在地上……空气也在塑造我们／混凝土的筋肉／架空的脑袋／玻璃窗的眼睛／一座座坚固实用美观的楼房。[6]
经济发展与人造空间上的海变，其实还只是整个1970年代上半叶发生在台湾的巨变风景之一隅。繁荣与饱足之后，是大体积的迟钝顽强的且不易表述的黑石般的焦虑。1970年代初，被逐出联合国之后一连串的外交承认崩陷，对人们投下的不安波动是无法低估的。攥在当局手里的大众媒体，能限制焦虑的表达抒发，但无法消除焦虑的内燃机制。二十年高压统治下整个社会的高度去政治化去思想化，使得焦虑感得不到理论表述只得漂流。企图导引收编焦虑于反共大纛之下，当局出动宣传机器进行前所未有的舆论动员，搞出了同代人记忆深刻的政治文宣《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挤榨恐共情绪，要求各阶层尤其是中产市民，在横逆之来时，建立起朝向“中央”的团结。1972年，笔者参加台北市高中联考，寂静的国文考场里抬头一看，主考官窸窸窣窣在黑板上写下作文题目，四个大字：“无畏横逆”。人恒言其所无，“无畏”事实上说的是“特畏”。一种关于时局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甚至恐惧感，在1970年代初开始笼罩在岛屿上空，乃至考场上。因此，若总结1970年代上半部的特征，除了经济繁荣“楼房飘落”之外，就是二十余年高压秩序的终结的开始：学生运动萌芽了（保钓运动1971年爆发）、“本土”意识抬头了，甚至连先前以洋为师的都会“读书界”也开始躁动了。而这所有的新兴现象其实又都是被外部正当性危机所引发。这一切，哪怕是在陈映真1967年书写《唐倩的喜剧》时也无法想象的，因为他不在场的那些年，同时也是全球地缘政治巨变的七年。
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从论战到交战；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同时，中美开始试图接触，1971年基辛格密访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其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日本跳上了与中国建交的巴士。凡此，都剧烈摇晃了前二十年间的世界以及东亚冷战格局。在美国企图重新结构东亚地缘政治下，1971年初，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台列屿，激起了北美与中国台湾两地战后原本“天下事国事不干我事”的青年学生的爱国保种追求世间正义的情操，引发了反美反日的保钓运动。运动所能汲取的历史资源自是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其间，台大青年教师王晓波的一副垂挂在台大校门口的布对联广受注目：“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这个运动是对战后亲美亲日反共独裁秩序的首次挑战，是1960年代全球青年反抗运动在留美台港留学生圈与台湾高校的延迟点燃。“保钓”对一代青年影响巨大，使很多参与者离开平静的书桌，对帝国主义问题、民族主义问题，以及台湾社会在繁荣巨流中被遗忘的底层弱势群体问题，睁开了久闭之眼。海外的一些保钓留学生甚至一时重新认识并连接上20世纪中国革命，走上了“保钓左翼统一运动”的路线。北美保钓运动后来左右分裂，在右翼这边形成了日后所谓“独台”的阵营。独台派（或中华民国派）以蓝白当局为底色，进行“反共革新保台”。
在岛内，保钓运动所引发的战后以来首度质疑西方、关怀自家社会的地火，找到了文学作为一个突破口。关杰明，一位新加坡大学文学教授，所写的三篇批判现代诗的论文，经中译后在台发表，引发了从1970年下半叶到1974年断断续续的“现代诗论战”。论战里冒出了先前二十年以洋为师的文化与精神氛围中所不可能有的文学反省，对现代诗的精神颓废、内容空洞、语言晦涩、汉语败坏，以及对中国文明与文学传统的割断，提出强力批判，从而呼吁文学的民族性与现实性。[7]关杰明、唐文标、高准与高信疆等人，是现代诗批判运动的重要参与者。陈映真后来根据资料发现1972年赴台任教的唐文标（1936—1985），早在1970年就已经展开了现代诗批判，但文章写了发不了。而唐文标之所以能如此，又是因为他“是在保钓的火焰中煅烧出来的人物”[8]。现代诗论战之间，陈映真在狱中通过获准订阅的《中外文学》，注意到了唐文标的《僵毙的现代诗》。这个被陈映真视为“划时代的事件”的现代诗论争[9]，是战后集体噤声二十余年后的第一次文学思想论战，可视为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的前哨战。但无论是“现代诗论战”或是“乡土文学论战”，都必须摆在保钓运动所开启的思想空间这一前提下掌握。
1970年代台北街景
与1960年代以来高速经济发展同步出现的是私人部门的猛窜；出现了大量（以本省籍为绝对多数的）新兴资本家与中产专业者。于是，1970年代初台湾的政经地平线见证了当局独占部门不再独大，以及富而后好权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冒出。这个受到美国鼓励与支持，对国民党展开挑战的“党外”新兴力量，于1972年顷，通过“第一届增额立委选举”开始低调集结并逐日成长。以本省中产阶级为主要构成，有美日背景且日后旗帜鲜明成为台独侧翼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鉴于可能严重地威胁台湾地区全民生存的当前国际局势表示深切的关怀”之下，于1971年发表《国是声明》，以高昂的冷战与反共措辞，呼吁国际社会万不可将以“这岛屿”为“家乡”的一千五百万人“出卖”给中共政权。长老教会的分离主义话语尔后更攀新高，在1977年的《人权宣言》中，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10]1970年代初，在党外政团主要是诉诸“省籍”的身份政治要求政治民主化之时，在岛内扮演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先锋角色的其实是基督教长老教会，而要到1970年代中后期，文学（例如叶石涛的文论）才进入这个先锋位置并成为要角；借文学语言更曲致而隐秘地往分离主义方向前进。
长期噤声的各色知识分子也开始寻觅言论禁区的突破口。1970年，抗日前辈叶荣钟在报刊上连载然后于翌年出版的关于日据时期台人非武装抗日历程的《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事实上卸下了一道尘封的历史栅栏，使稍后以张我军、赖和、吴浊流、杨逵、吕赫若等为对象的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史的探讨风潮得以展开，重现日本殖民时期的压迫与反抗。1973年高信疆在《中国时报》办《人间》副刊，对推动副刊文艺与进步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11]但最重要的或许还是《大学杂志》在1970年代初的出现。1970年，应对时变改组的《大学杂志》，结合了留美知识分子、国民党革新派官僚与中小企业界精英这三股力量，出现于政治地景上。1972年底，在台湾大学“民族主义座谈会”上，杂志成员陈鼓应与王晓波首次让“美日帝国主义”这般左翼话语冒出人嘴，让左右的分歧首度公开出现于校园。多年后，陈映真曾称之为战后二十多年来的“石破天惊”事件。
《大学杂志》革新版
1970年代从右到左、从独到统的各种社会力量隐约开始分化的结果之一是《大学杂志》也开始分化；杂志成员，当局重点培养的台籍青年才俊张俊宏，于1975年脱党办《台湾政论》，是具分离主义倾向人士的首度政治集结。次年，位居该杂志光谱左侧的陈鼓应、王晓波、王拓等，则向甫于1976年中改组，由苏庆黎担任主编、陈映真参与的《夏潮》杂志靠拢，形成日后所谓左统派的初度集结。一直到1970年代结束之前，“党外”一词泛指当时统独左右尚未明显分化的所有对立于当局的群体或个人。这把大伞的左边覆盖了以保钓左翼为谱系溯源的一派，反帝反殖、对资本主义发展持批判立场、文艺上倾向左翼现实主义，并且在民族意识上较有中国归属。伞的右边则是本土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集结。他们在感情与世界观上亲美亲日，以自由主义概念词汇为表，以省籍、本土、悲情与“台湾人出头天”等为里，架构出以身份政治为动力、为藏锋的论述构造。相较于书生气的，欲借大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想进行文艺斗争推动社会进步与解放的左翼策略，右翼则脱掉皮鞋、卷起袖子悉力投入草根选举动员，热烘烘地以民粹的认同的话语争得失于眼前权力场中。“党外”一词，到了1980年代终于为当初的右翼所垄断，不能不说其机早有所伏。
以后见之明，固然可将统独左右之分溯源到1970年代甚至更早，但这不代表当时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统独左右之分。在当局仍然宣称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权，以及并无任何独派力量昭然现身的前提下，何来“统派”之有？回到1970年代，尽管海外有零散台独组织并向岛内“党外”频送秋波，但当时的“党外”基本上是对以台籍人士为绝对多数构成的亲美的、反共的、挑战国民党的政治集结的表述。以后的台独派的历史叙事将“党外”打包定名为其无疑之前身，是“回溯历史”的暴力使用，是胜利者对历史的恶用。1970年代，分离主义思想言论严格说来仅见于日本与北美，在台湾，绝大多数即便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甚至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人士，也并不曾将台湾与中国进行二元对立。后来人们随口就说，那只是压迫下的“不得已”，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不得已”是事后建构的遁词。1971年，以“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龙”为号召的“龙族诗社”成立，创社元老之一就是后来分离主义“台湾文学史”祭酒的陈芳明。根据另一创社成员诗人施善继的回忆，“龙族”一名还是陈芳明当年自己定下来的呢！1974年，吕秀莲在她的一本书的自序里还这样说：“我已体验到生为中国人，死必为中国鬼的事实，我于是更加努力于使自己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更为现代、更为逻辑、更为活化的中国人。”[12]虽然这里的“龙”或是“中国人”可能已因激越空洞而被现代化意识形态所附体，从而已经隐含了必将终弃之因，但毕竟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之前，分离主义，如有，也仅仅还是一种无法论述遑论实践的“倾向”，点状地隐于各种情绪与修辞之后，例如陈映真在1960年代所目击的包括了皇民化作家在内的老一辈台湾文人的聚会。
值此海变之际，蒋经国于1972年任行政院长全面掌权因应变局，内阁台籍人士大增——这是一手安抚，而另一手则是弹压。发生于1973年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即是当局威吓士林意图造成寒蝉效应之举。进入1970年代，面临外部承认塌方连连的国民党政权，虽然虎牙犹在，毕竟难掩支绌，初露疲态。当局正当性的两尊门神——亲美反共与中华道统，都开始遭遇低调、间接而暧昧的质疑。在文艺思潮上，受保钓影响的“现代诗论战”以及同时以黄春明、王祯和等为代表的关切草根民众与民族尊严的现实主义潮流，对美式现代主义或“纯文学”展开了批评姿态。在大众文化上，相对于国民党虚空自饰徒然讨人厌憎的孔孟道统，一种回归“乡土文化”的风潮开始流行；素人画家洪通的以台湾农村民俗信仰为主题的作品成为时宠，是一指标性事件；此外还有朱铭的雕塑以及林怀民的舞蹈。在“乡土”作为一个流行能指之下，自1960年代下半叶就开始在《文学季刊》发表以本乡本土为对象且具现实批判意涵的小说的黄春明与王祯和，在1970年代初，与他们前辈作家，尤其是钟理和的战后的素朴写实遗作，渐渐被打包在一起，笼统谓之“乡土文学”。其实，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乡土文学”的内容与实践，并不待1970年代，而是在1960年代下半叶的《文学季刊》就出现了，但不得其名，也未引起关注。当年陈映真与黄春明等人所依稀怀抱的文学旨归，得要到1970年代初随保钓运动而起的“现代诗论战”时，才得初现轮廓大概。
深入考察“乡土”这个能指，将发现它是一个高度政治性概念，看似泛泛无奇，却能勾动隐秘神经；是1970年代上半叶对当局霸权的挑战所能至的安全极限。在1950年以后二十年时光中，当局完全以亲美、反共与中华道统为三角支撑，拒绝或否定所有对台湾社会现实与方向的提问与探索。这个宰制，表现在文艺上，就是完全脱离台湾社会现实的美式现代主义与反共文艺的擅场。时序进入1970年代，当世界冷战结构松动、国民党政府骤临正当性危机时，惊蛰初动的反抗力量便以“乡土”为号召，其核心则是一道提问：“台湾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未来怎么走？”在当年，仅仅把目光从美式现代化或孔孟道统与“党国”正统引回当下大地现实，就可以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台湾的现实是什么？走向哪里？”既是一个高次元的开放的问题，那么1970年代上半的“乡土”“乡土文化”“乡土文学”的意义就必然是多重且混沌的，等待被厘清导引的。认真提出此问题无异于火中取栗，因为不提则已，一提就是一串噬人毒蛇。因为前述问题，如果不堕入无意义修辞，就必然是一串组合问题：你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革命？如何看待国共内战与全球冷战？如何看待美日强权及其新旧殖民？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何看待“第三世界”？以及最终或最始——如何看待“台湾人”与“中国人”？
“乡土”不只是一个空间类别，“乡土文化”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乡土文学”也不只是一种文学类别。在1970年代台湾，它们是在一种特定时势下的曲折政治表达。它们吊诡地与战后二十年成长起来的新兴都会中产阶级的初生态政治欲望与动能，有一种欲盖弥彰的内在关系，因为这些象征的痛痒之所在皆与对国民党垄断利、权以及政治方向论述有关。因此，“乡土”及“乡土文学”提法的兴起，与新兴选举政治，成为互为援引互为诠释的两条水脉，就此勾动了欲有所变的知识分子与学生的神经。尉天骢1974年12月如此见证：“从本校（台湾政治大学）最近请来的校外作家所谈的问题来看，好像乡土文学正成为学生间的话题。”[13]虽然左与独这两块禁区仍在当局眈眈审视之下，但国民党当局及其现代派文人显然已对这个陌生趋势感到异常焦虑了。而所有重要的“乡土文学”作家都是本省籍这一事实，则又给这个不安设色加权。外省人也有写乡土的，如司马中原或朱西宁，但因为他们是外省人，写的又是大陆故土，故而是完全不在“乡土文学”之列的。这股与新兴党外运动互为表里的“乡土”运动，就其最形上的诉求而言，其实是空间对历史的战役，隐含了欲将“台湾空间”独立于“中国历史”的懵懂欲望。
出狱后的陈映真正是要对“乡土”这一能指，进行左翼的、20世纪革命中国的、第三世界的导引。那么，他首先得做的就是与那共打一把“乡土”之伞者厘清关系。在当时共同反对国民党的语境下，这个厘清还必须谨慎为之。陈映真采用的是一种“代别”策略，称钟理和、钟肇政等为“乡土文学第一代”，而黄春明、王祯和与他自己，则是“第二代”。这是一个聪明的战术，既不与从“素朴的现实主义”挪移到“本土主义”的“朋友们”决裂，又与彼等搞出一个分别。之前，我们说过，虽然时代的限制让陈映真“误判”了钟理和文学的全貌，但他借由他当时所能读到的钟理和的小说，表扬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在当时的进步性，说它们是战后台湾所开出的第一朵最难得的花——“台湾的乡土文学”，在美式现代主义与反共文学之外的南台湾一隅，沉静而良善地诉说那块地面上普通民众的人生、的欢欣、的忧愁、的现实。但陈映真想必看到，在1970年代的新情势下，这般的“现实主义”最多也只能是“素朴的现实主义”——由于它对核心价值判断与议题争议的自我引离。这样的“乡土文学”，纵然，或恰好，由于它的“去政治化”，反而有可能成为新形势下的另一种政治化。陈映真借由“代别”所企图表扬的乡土文学，不是本乡本土的、“非现代主义”的，或自然主义的书写，而是一种有坚实民族归属意识以及深厚社会意识的“现实主义”。正是在这个语境下，陈映真在1977年4月乡土文学论战战云密布之时，写了《原乡的失落》，对钟理和文学里的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虽然同情但却深刻严厉的批评。
陈映真多次表明，对日常语用上的“乡土文学”一词不能不因势而用，但对作为知识概念的“乡土文学”则是“抱着质疑的态度的”。夸张点说，陈映真试图把“乡土”从与“本土”的暧昧纠缠中导引到一种具有明确民族归属与第三世界观点的历史与文化意识。在如此高度政治性的导引中，陈映真面临的是一种“横站”情境：一边是所谓党国，另一边则是那对党国面从腹背、在论战风起时背手作壁上观，且日后逐渐走上分离主义道路的新兴本土派政客与文人集团。
三 展开多重战线——乡土文学论战前的陈映真
1975年出狱的陈映真，行将不惑，一穷二白且背着政治犯案底，时遭安全系统“关心”，谋职糊口处处碰壁。年底，某出版社为他出了两本小说集《第一件差事》与《将军族》，不旋踵后者即遭查禁。作为长子，肩负生养两家生计之责，无可奈何之日，巧遇昔日同窗，介绍他到美商温莎药厂工作。也许与之前辉瑞药厂的履历有关吧，年底顺利就职，担任营销经理（promotion manager）——不得不说，那上国之人毕竟身心都超脱于岛屿白色恐怖感觉结构。但这个洋公司毕竟还是有一个据说是“陈纳德将军的中国好友”的中国老董，他以及公司的安全部门，倒是一直冷眼留神着这位前政治犯。陈将军的这位老友，后来成为陈映真1980年小说《云》里“宋老板”的原型。
在外商公司朝九晚五当“上班族”，是陈映真的一个社会身份，以陈永善或YS之名行。另一个身份则是一位已经惹人注目的作家陈映真。出狱后的陈映真在他的书写策略上有两大改变。一是开始写大量的论评文字，二是小说在形式上更接近一般所谓的现实主义了。这是因为写作的主客观条件都改变了。陈映真早年的写作，尤其是1964年之前的作品，多少有比较浓的同人写作味道——“一小群朋友里面，自己写，自己看……”，但出狱后，他赫然“发觉自己被讨论”。[14]补充说明一个背景：1972年，香港出版了《陈映真选集》（刘绍铭编），这是陈映真的第一本小说集，客观确定了他小说家的身份。出狱后受瞩目，意味对写作的社会效应得更加自觉了。因此，陈映真才说他此后的写作“理性的成分比较高”。这个“理性”，所对应的还不是言之无物的“浪漫抒情”，而是一种更自觉的社会性——他发现他有更大的“流量”了，因此希望对读者有所影响。主观上的社会性自觉，以及客观上的管制松动，使得陈映真的小说脱略了以往的晦涩，在形式上更趋向“现实主义”。于是我们看到他的小说对读者更友善、时空背景更具体、人物更加关系性、叙述更加讲求铺陈展开……也同时看到他的小说比较长了，甚至出现了从未有的中篇格局。从短篇到中篇，所意味的远远超过“字数”，而是折射了时代与作者的多重变化。
陈映真1975年出狱后于温莎药厂同乐会弹吉他
跨国药厂营销经理的业务之一是编辑药厂的形象杂志《温莎医药卫生杂志》。1976年5月，陈映真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报导因车祸已昏迷十三年的年轻女性王晓民的双亲的“苦难、忧心和希望的故事”[15]。这是后来我们在《人间》杂志常看到的那种绽放着人间爱的“报导文学”的一篇原型作品。是年7月，这篇文章另载于《夏潮》杂志第四期。从此以后，陈映真不停变换着笔名出现于《夏潮》杂志。多年后，陈映真在一次访谈里，说他“出狱后看到两个新的东西，一个是‘保钓’……第二个，就是《夏潮》杂志”[16]。
《夏潮》这份杂志的前三期还是《读者文摘》风的通俗杂志。1976年改组后，在封面右上角打上“社会的、乡土的、文艺的”属性定位，低调而确凿地展露了一种当时“党外”杂志中少有的左翼倾向。苏庆黎（1946—2004）是改版后的新主编，她是日据时期台共成员苏新的女儿，“庆黎”者，当是取庆祝台湾光复、黎明破夜之意。苏庆黎比陈映真约小十岁、战后出生、知识养成上比较“新左”，对工农阶级运动的在地发展有比较高的实践兴趣，是“夏潮系”与“党外”主流派的对口者。1976—1978年的一次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胡秋原办的“七七抗战纪念会”上，大学生的笔者在台下听过苏庆黎关于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演讲。记忆中，苏女士辞气铿锵、火力十足，演说很吸引人。那应是笔者听过的头一回左翼演讲吧，虽然当时并不知左右。
《夏潮》杂志
《夏潮》杂志是白色恐怖以来台湾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第一次集结。戒严时期，办杂志很困难，一个杂志一个号。苏庆黎得知她前夫办的通俗杂志《夏潮》要脱手，就通过陈映真绿岛牢友陈玉玺，找上陈映真商量接办，表示希望办一份能避其名求其实地宣扬“社会主义”理念的杂志。[17]当时，党外有左翼倾向与祖国情怀的作者正苦于无处发表，陈映真于是带着苏庆黎去找1950年代坐过白色恐怖大牢十年、左翼政治犯群体（所谓“老同学”）核心人物的陈明忠，请他想办法筹钱办杂志。然而，就在陈明忠1976年7月3日夜里将第一笔钱交给陈映真的翌日，他就因一个几乎必定判死的“通匪”大案，被收网逮捕。翌日陈映真得知陈明忠蒙难，大恐缦缦，自忖在劫难逃，然而，陈明忠先生却挺住了整整三个月没完没了的“军统式”刑求，死活不松口，坚持不认识陈映真其人。问案过程中，有一个重点又和陈映真有关。警总怀疑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一篇有凭有据报导国民党恶形恶状做票操纵选举的文章是陈映真写的。这篇力挺党外参选者的文章，从香港传回台湾后，据说影响颇大。但由于陈明忠坚称不认识陈映真，因此也无法落实他们的猜测。其实，当局并没猜错，这篇署名戴乃民的文章《台湾政坛老兵郭雨新》，据陈明忠说，是“我让苏庆黎从陈菊（时为郭雨新助理）那里拿到资料，让他（陈映真）写了一篇关于郭雨新选举、国民党如何作弊的文章，偷偷送到香港《七十年代》发表”。陈明忠还说，“陈映真在这篇文章中故意改变了文章的风格，不过‘警总’还是怀疑到他”。[18]
由于陈明忠等“老同学”们的支持，苏庆黎、陈映真与战后年轻一代的泛左翼知识分子（包括先后加入的王晓波、陈鼓应、王拓、唐文标）终于在1976年7月成功刊行了改组后的《夏潮》第一期（总号第四期）。
相对于陈映真参与过的甚至包括《剧场》杂志的其他刊物，他似乎较少忆及《夏潮》。在《后街》一文里，他曾说他“为杂志《夏潮》的编务尽一些打杂写文章的义务”。“打杂”与“义务”这二词，是否委婉暗示了他在这个刊物的某种客卿位置？对这个重要时期的重要刊物所言甚少，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苏庆黎的确是强势全责主编；其二，短短三年的《夏潮》经历了这一小小左翼群体，沿着对党外民主运动的性质评估，以及阶级运动或中国统一孰为优先，这两个问题的分化。多年后（2003年），苏庆黎在一次访谈里，批评陈映真是“国家统一优先”论者，超过了对“劳工阶级本身”的关怀，而且对介入党外民主运动一事抱有洁癖。[19]陈映真则从不对外言及这些内部矛盾。在《追悼苏庆黎女士》（2004）一文里，陈映真高度肯定苏庆黎主编下的《夏潮》在重新挖掘1920—1930年代日据下台湾文学反帝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从新帝国主义批判的角度引导认识第三世界，这两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陈映真回避了对她与统一运动的关系的评述。
《夏潮》杂志于1979年初遭查禁，但短短几年的存在已让它成为之后我们认识台湾1970年代无法绕过之物；直到今日，“夏潮”二字仍是台湾统左派的一常见指谓，好比，人们会说陈映真是“老夏潮”。《夏潮》杂志深刻介入1970年代下半叶的思想与现实斗争，是当时在各种议题（反帝、反殖、第三世界、劳工、农民、环境，以及各种文艺思潮）上持左翼立场的唯一刊物，是左翼乡土文学一派的机关刊物。《夏潮》杂志是战后以来左翼刊物的发轫，既有国际主义的胸怀视野又试图立足于第三世界，同时也试图克服岛屿失忆症，祖述辛亥以降至五四的20世纪中国革命传统，并进入日本殖民的记忆废园，拯救赖和、蒋渭水、吕赫若、吴浊流、杨逵……于历史编写。通过它，出狱后的陈映真，以及《夏潮》杂志的朋友们，才得以对日据时期以来的台湾左翼斗争史与反抗文艺史进行密集补课。1968年入狱之前，陈映真对台湾史特别是台湾左翼反帝反殖的斗争史所知不多，因此1968年之前的陈映真不但不知钟理和的背景，恐怕对赖和与吕赫若等人也一无所悉。对杨逵（1906—1985），陈映真当时虽然耳闻其名，但也不曾读过他的文章，直到1973年，才在狱中读到刊于《文季》（《文学季刊》1970年停刊后在1973年复出的新刊名）的杨逵的日据时期作品《模范村》。[20]
是这样一个在外商公司朝九晚五、时时活在“老大哥”眼皮底下，以及，当然我们也别忘记，尚在新婚燕尔的陈映真，以《夏潮》杂志为实践与论述平台，步步踏进了光复后台湾的文学与知识界的最重要论战——1977年春天开始逐步升温的“乡土文学论战”。若说陈映真等人是在1977年8月因为彭歌与余光中等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多篇欲制敌于死命的文章后不得不应战，从而将论战升高且成为一重要政治事件，并在夏秋之际达到高潮，固然称不上错误，但也只是表达了一种“行为主义”式的浅薄表象，且将导引出一个错误判断：整个论战是敌对方发起的，而陈映真等只是被迫应战。必须指出，陈映真与这一论战的关系并非被动卷入。论战的时机与形式固然不是陈映真所能选择的，但论战的形成与陈映真作为一个思想斗士的积极能动性有决定性关系。几乎可说，如果没有陈映真，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论战。出狱伊始，他就朝着一种新时代的左翼文艺与社会论述前进，直到论战爆发近两年间通过多篇文章开出的多重战线，都与日后论战的形成紧密相关。
第一条战线是关于民族归属。他以“横站”之姿同时挑战党外右翼初萌的“孤儿意识”与分离主义，以及当局的沙文主义中国观。1975年7月出狱，9月就发表了《试论陈映真》，回顾囚前写作，自勉抛却前期的忧悒孤独，重整自我，并与萌芽中的“革新的文坛”携手昂然前进。在这篇自评文章里，作家对自己早期作品刻意低评，以自非求团结，将前期小说“基本上”视为“市镇小知识分子”作品，所写的几乎都是他们“行动的无能”与“言行间的背离”，以及绝望与死亡。这些作品固然是以20世纪中国革命、冷战内战、民族分断，以及白色恐怖作为隐秘文脉，但隐秘也者，其实也就意味着只有作者自知。因此，“现代中国”只是以一种“元”的性质深藏于文本之后。然而，1975年开闸而出的陈映真，则是紧迫地将“中国”从这个“元”的蛹中蜕变而出，让它更舒展地进入历史与社会现实。于是，他对自己早先写作的检讨工作不妨看作是搭出一个背景，以便聚光于他早期小说里的一个特定母题：“本省人”与“外省人”关系。之所以聚焦于这一母题，并非出自所谓“省籍”或“族群”兴趣，而是因为它与20世纪中国革命血肉相连。“本省人”与“外省人”双方，在历史巨变场中相遇时所遭遇的一些难题，必须置放在帝国主义与新旧殖民主义的大语境下才能被理解。陈映真呼吁，值此变革之时，文艺创作者切不可划分什么本外省，要一起为中国民族而写作，同时超克官方的“大华夏主义”与党外右翼的“弃儿意识”与“被害者意识”，“使分离或有相分离的危机的中国人重新和睦”，并以“重新建立我们在中国现代史的主体的地位”为目标昂扬前进。
在当代台湾重建中国人的历史主体性是陈映真的第一条战线，是他所欲勾勒的思想新局的重中之重。这是根基磐石，没有它，一切终将飘浮于虚空。
第二条战线对应的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批判它的遗害，继承对它的反抗。陈映真于1976年10月吴浊流过世之际，刻意发表在《台湾文艺》而非《夏潮》的书评《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读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就是欲在已略现分离主义苗头的文论场域争夺对吴浊流的诠释权。这是陈映真首次在该刊物发表文章。如果我们还记得1960年代钟肇政曾多次为《台湾文艺》向陈映真邀稿而不遂，那么此时的陈映真似乎对文艺战线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战局意识。
陈映真将吴浊流定位为日据时期“记录中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精神和心灵的历程”的“台湾先行一代”文学家。将日据时期台湾的文学收摄在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殖传统里，正是与台独史观对垒。台湾的现代史与文学，如果表现出与祖国现代史与文学有差异的话，那个差异不是范畴的而只是程度的，是台湾作为祖国衰败而被割让沦为殖民地而强烈呈现的，因此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这个侵略的历史中最为典型的一部分”。易言之，台湾以其一岛之地被割让，使它更尖锐地承受了祖国之被损害之被侮辱。相对于台独文论企图圣像化“亚细亚孤儿”，使其成为自恋政治的依托，陈映真则通过重读小说，指出创作旨趣是在对“孤儿意识”的克服。陈映真在对抗“若干分离主义者的‘台湾人意识’的前身”的孤儿意识时，也同时批评战后西方现代派颓废文风对文艺产生的向下驱力。因此，反帝与反殖不只是历史的清理而同时也是当下的批判。美国“新殖民”有意无意遮蔽了“旧殖民”残暴，因为它的现代化理论以及它的现代主义“美学”，支撑着西化派大人先生们视人民的、反抗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文艺为落后粗鄙。两间余一卒，陈映真还是“横站”。
1976年，后来的赫赫独派学者、皇民化文学翻案人张良泽（1939— ）教授主编的《钟理和全集》出版了，稍后，他又主编了《吴浊流作品集》。当时的张良泽是否已形成了亲日的、台独的文艺思想，笔者没有考据不敢说，但他的确是几年后陈映真对台独文论主动出击、点名批判的头一个对象。[21]通过《钟理和全集》，陈映真终于看到了钟理和的文学全貌，除了战后以《雨》为代表的“素朴的现实主义”，还有更复杂的也同样真实的殖民主义创伤。他读到了那篇书写日据时期“本岛”知识分子从一种对祖国的朦胧爱慕到当真正直面中国时的失望、苦闷、幻灭，从而无意识地回归当初他所欲疏离的殖民者文明观，转而走上精神上与中国分离的道路的著名小说《夹竹桃》，于是写了《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22]。
无论是评论《亚细亚的孤儿》或是《夹竹桃》，陈映真都不是在面对单一文本或作家，而是在面对一个集体现象，并直接切进独派最敏感也最幽暗的旨在“脱中”的恋殖叙事。同时期，《夏潮》杂志开始大力绍介日据时期的抗日作家赖和、杨逵与吕赫若等人的作品。这不但让当局文特开始神经紧绷，也同时让具分离主义倾向的本土派视陈映真为起于萧墙之内的更危险、更无法容忍的“异端”。后来我们也的确看到，在乡土文学论战白热化之际，本土派文人，不约或约，而同作壁上观。
第三条战线是“第三世界”。2005年，他写了一篇重要文章《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回顾了他与“第三世界”这个概念的接触史，提及“第一次在台湾提出‘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这两个词”是在《“乡土文学”的盲点》（1977）一文中。然而，这是陈先生的记忆之误。“第三世界”首度出现的时间要晚一年，见于《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1978）。但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更细致的考据者吧。目前只需确立一个事实：“第三世界”是陈映真出狱后面对新的时势所展开的一条思路；至于哪一年首用甚至这个思路是否非得以此名表述，其实并不重要。1970年代的台湾仍在戒严时期，使用“第三世界”毕竟稍嫌刺目，于是“‘落后’地区”“农业的殖民地”“资本帝国主义所侵凌的各弱小民族”“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全非洲”等词，交替使用所指实同。至于陈映真为何要到乡土文学论战高峰过后才直接用“第三世界”呢？笔者揣度大约是出于一种心情：既都已被论敌直接泼红漆了，哪还有那么多羽毛可爱惜呢？
包括陈映真自己，大家常常把陈映真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从他1983年参加“国际作家工作坊”的经验谈起。但重读陈映真在1970年代下半叶的写作，可说并非如此。此时的他大量参照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国民革命思想。“党国”的“孙总理”，于是被“党国”的政治犯重新激进化。随着孙文，陈映真也相信，半或前殖民地的广大世界，必须承担起世界方向的责任，反抗帝国主义强权的文化支配，“寻找合于自己条件的‘现代化’道路”，建立“寻求民族归属的文化运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陈映真眼里，不同于列强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反帝反殖、站在弱小民族解放的立场、具有亚洲或东方的文明自觉，实属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然而，浏览1970年代党外论述，并非陈映真独然，孙中山或“国父”之名经常被援引，揆其原因，既是因为“国父”之名可以为保护伞，也是因为“国父思想”几乎是时人仅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的词库。这使人们倾向于以“工具论”或“策略说”处理1970年代的孙中山思想。但今日重读陈映真，我们发现他对“三民主义”的积极评价似乎更是出自真诚，而非一般党外的“策略考量”或“能近取譬”。在《瓦器中的宝贝》（1977）一文中，陈映真指出三民主义关于中国出路的思维，是建立在中国自身国情之上走出自己民族现代化道路的努力，是“既要学外国和自己传统中的长处，又要保持自己民族独特的风格”的超越西化与复古的“第三种反应模式”。[23]虽然陈映真并不曾也无必要展开思想史的申论，但他在这个古今中西的大问题上，与孙中山、章太炎与鲁迅不是颇有对话之处吗？所谓“第三种反应模式”难道不能与鲁迅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有所交涉吗？1978年底的一次访谈中，陈映真再次指出“我们三民主义，就是一条独立而不是模仿的道路”[24]。《瓦器中的宝贝》一文，对我们探索陈映真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应属重要，因为它写于乡土文学论战爆发前，并不存在因论战之故而有对“国民党左派”谱系的前辈支持者（如胡秋原、任卓宣等）结亲示好之嫌。陈映真诚心诚意认为三民主义是被“忧时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弃在自家角落而蒙尘的一堆瓦器中的宝贝，必须被重新发现。
陈映真的左翼思想源流众多，有鲁迅、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论、旧俄虚无主义与安那其、原始基督教……现在，我们似乎还可加上孙中山。其实，《瓦器中的宝贝》还不是头一回表达他对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国民党左翼”的肯定。事实上，早在写于1966年顷的小说《某一个日午》里，就已泄露了作者对1920年代上半叶广州时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时代，及其“蓄着列宁式胡须”的革命青年的朝气理想的肯定。“国民党左翼”之于陈映真，就如同原始基督教之于他，都是在今日死灰遗迹上想象原初光热。“国民党左翼”之所以被陈映真低调肯认，又必须回到陈映真，作为一个怀抱祖国情怀的“殖民地的孩子”，对“国民党左翼”曾有的反帝反殖、与天下弱小民族共情的民族主义，真有所感。然而，这个“国民党左翼”或国民党前世的历史遗产，在当代台湾遭到完全遗忘；朝野皆然。陈映真对“国民党左翼”的立场，无关乎对当代国民党的同情，而是拒绝将台湾人的历史意识异化于20世纪中国革命。于是，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夏潮》会背离1970年代主流的“乡土”氛围，连篇累牍地对20世纪初的国民革命史进行思想补课。这个编辑方针反映的应该是夏潮成员里陈映真这一厢的历史见解。
陈映真思想中的（中国）民族主义与第三世界是并生而相互决定的，既不存在抽离民族主义的第三世界论，也不存在脱离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观。第三世界内部之间是要发展对话与合作，但前提是第三世界成员必须各自根据自身条件努力克服帝国主义所加诸于各自的宰制。近年来，有论者试图从陈映真思想中抽提出一种非（或，反）民族主义的第三世界论。立论好坏不论，应非本自陈映真思想的内在逻辑。第三世界、反帝反殖，与建立民族主体性，是互扣的三环。
有了第三世界视野，陈映真的思想斗争就展现了一个更辽阔的世界史格局。于是，他所呼唤的“民族归属”，就是着眼于反抗，以第三世界一分子的感知立场与团结心情，放眼阔步，一起抵抗西方宰制。因此，举凡文艺创作上的现代主义、学问（好比他常举例的医学与文学）上的英美崇拜，以及基督教会对西方教会的孺慕模仿……，都成了陈映真跨越1970年代与1980年代的主要批判对象。
1975年出狱后，目睹整个社会的精神心智状态加速与本根离异同时还浑然以此自得，陈映真有棘心之痛。当年，笔者正好上大学一年级，整天挟着其实也没看懂几页的洋文书招摇过市；并浸淫于英美摇滚乐，浮想一种依稀以旧金山为背景的文明——自由、阳光、海洋、富裕，且魅力欢快。然而，青年如我的内心却远非因有向往而笃定，反而深埋着一种无法言明的焦虑，甚至还会有一种悖反心理，常欲召唤远古贤圣如老庄或西方“反骨”（如尼采或赫塞），以细声对自己耳语“洋人说到底还是不行”。所以，笔者对陈映真当年的孤独感似乎可以理解，因为整个文化界与读书界莫不大约如此——隐藏着耻感地崇洋。当时有一“事件”深深刺激了陈映真。1977年3月，《大学》杂志登了一篇题为《把医学从殖民地的地位挽救回来》的文章，报导了台湾医学界的一个怪现状，原来，医学院或大医院里都长期使用一种外语词汇混搭中文文法的奇怪语言，用在病历、研究与学术交流。恰巧当时有一个刚回台的医生，用完全的中文作报告，竟引起数波哄堂大笑。下士闻道，大笑不止，智者为之怃然。陈映真对此事感受异常强烈，在《三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和文学》（1977年5月）、《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1977年7月）以及《当前中国的文学问题》（1977年10月）诸文中，一再提及。医学的问题，其实就是文学的问题，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只不过在精英医生群体那儿，新旧殖民所导致的败坏语言文化以及脱离民众社会的病征更具象而已。
与批判医学与文学的殖民状况同一语境下的行动，是对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批判与导引。进入1970年代后，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频频以一种精英西化士绅的、分离主义神学侧翼的姿态，介入岛内政治。乡土文学论战正酣之际，陈映真写了针对长老教会的文章，分别是1977年11月署名施根本的《台湾教会需要改革》[25]，之后又写了《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1978）。在这两篇都发表于《夏潮》的文章里，陈映真都热情呼吁长老教会自我改革，以“后进国家中教会的角色”看待自身的使命，而不应作为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分离主义的神学喇叭。陈映真期待它自反而直，摆脱帝国世界观，看到第三世界广大人民在全球不平等架构下所遭遇到的剥削、压制与歧视。陈映真多次援引耶稣的语言与形象以及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权以“现代神学”或“参与神学”为婉称），触及到一种将耶稣第三世界化的想象。在《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中，陈映真首次引用了《马太福音》第25章34～46节，耶稣于赴难前再三叮咛门徒的话。耶稣向他右手边的众人道谢，谢谢他们在他饿了的时候给他饮食，赤身裸体时给他衣穿，并到监狱里探望他……众人为之一懵，说我们何时干过这样的事呢？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耶稣说这些人将会蒙福。语毕，耶稣转头向左边人众，质问他们何以从来不曾如此看护守望他？他们也懵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这个“最小的兄弟”的寓言，是此后陈映真试图将体制基督教会朝向“人民”与“第三世界”导引时，多次引用的一段经文。[26]
针对台湾1970年代往富裕狂奔的同时，急性发作于宗教、文艺、人文学，乃至医学诸领域的病征，陈映真提出的应对之道是回归两个核心关切：民族归属与社会意识。我们将看到，陈映真据以进入乡土文学论战的，恰恰就是这个笔者将简称为“双关切”的基本立场：新时代的文学及其他要有社会关怀，更要有民族归属。这两个范畴，此后一直是陈映真文学与社会思想的双踏，据以评价导引文艺，据以认识与批评当代。后来陈映真在1990年代比较热衷的“台湾社会性质论”的两大支柱——对殖民状况以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定性分析，其思想源头可能得回溯到1970年代中期的这个“双关切”。但无论是“双关切”或是“社会性质论”，陈映真，最终而言，还是将“民族归属”（或“殖民状况”）视为“磐石”。这不是一个学究式的理论问题，因为深度和历史与政治纠结。1980年代之后，很多当初仅仅立单足于“社会关切”的人士都右转台独了。这是因为“社会关切”或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固有其内在逻辑，不可化约为“民族问题”，但是现实上的“民族问题”以它巨大的召唤感情的能量，能转换社会问题的感受方式与论述轨辙，并搬运吸收其能量，使其名实相离异。
回顾陈映真在1975年夏出狱到1977年夏乡土文学论战爆发的两年间的实践，我们看到他开出了多重战线：为在台湾的中国人树立能赓续20世纪中国革命精神的主体地位；养成对新旧殖民的历史自觉与批判能力；以及建立一种具有第三世界视野的民族主义立场。这是自“左眼消失”二十余年后，由陈映真所擘画的思想大局；它是一种具中国气派、接中国地气的左翼，而非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所规定的左翼。可以想象，以陈映真思想为主导架构的乡土文学左翼，必然遭致当时来自（原型）分离主义者与老牌“党国”文工的嫉视，后二者陡然惊觉彼此之间其实并无不共戴天之仇……多年后，他们甚至终而“度尽劫波兄弟在”，好比陈芳明与余光中在新世纪的“和解”。
这么看来，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的种子可能至少在两年前就被远行归来的陈映真给播下了。
四 策马入林：陈映真与乡土文学论战
1977年暮春，当局文艺阵营吹响了光复以来的首次战号，谴责新兴乡土文学有成为“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的危机”。5月初，气氛已凝重，陈映真写了一篇短文勉励战友尉天骢，当然以及他自己，在面对当局暴力时，要记得拿撒勒人耶稣的一句话：“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不，岂止不要怕，“且轻蔑之以最冷、最深的轻蔑”。[27]到了夏秋之交，对乡土文学一方的指控达到凌厉高点，组织笔阵在大报上对乡土文学作家扣红帽子。后见之明，这个陡现的杀机，与岛屿将被美国抛弃的极恐以及引发的整肃欲望，有密切关联。与论战约莫同时发生的两个“插曲”，颇能说明当时恐慌氛围：一是由当局发动的“一人一信”运动，万信齐发，于8月盛暑之中抵达草船白宫；二是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呼吁“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的《八一六人权宣言》。不论是国民党或党外右翼，对当时的“乡土文学”数君子，都有嗜血之欲，或欲杀之，或欲借刀杀之。
论战硝烟初现时，陈映真的回应策略是，除非不得已否则尽量不与对方近身纠缠，而应以传布大局观为念。这个大局观的核心是：如何在青年中建立起一种反帝反殖的中国人主体性。对陈映真而言，所谓乡土文学，关注的从不是现代主义或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形式问题，而是在它的所指之月：通过新的文学运动所揭示的民族的与社会的“双关切”，回归中国人的主体性。因此，陈映真与他的另一位当时的亲密战友王拓，在论战时期的论点，就已经有看似细微其实关键的分别了。陈映真从不曾，如王拓说“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陈映真很理解，如果只有“社会意识”或“现实意识”而无“民族归属”，或以社会意识绝对优先于民族归属，那都可能产生理论与政治的质变。
从1977年5月开始到10月，陈映真写了多篇“论战”文章，按时序分别是《三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和文学》（5月）、《“乡土文学”的盲点》（6月）、《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6月），以及《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10月）。论者常把其中与“现代派”鏖战的文章（例如《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视为论战的重头戏。也的确有理由如此看，例如前引文就是对彭歌以及余光中等于1977年8月将陈映真等乡土派人士的作品扣上一顶“工农兵文学”帽子并指控他们实为中共之第五纵队（如余光中的著名尖叫：“狼来了！”），这类索命指控的绝地回击。《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与《三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和文学》辞气稍缓，借由对台湾三十年来各个方面对西方附庸的病相诊断，积极呼唤从1970年“保钓运动”开始，经过“现代诗论战”，迤逦至今被众人称为“乡土文学”的革新路径。陈映真并不满意“乡土文学”这个习用的但又具强大误导力的标签，悬名说实，努力突显标签之后的“双关切”——民族归属与社会意识。相对而言，当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由于附庸西方兼乏社会意识，耽溺于“个人内心的葛藤”，只能成为民族虚无主义者与权力集团的帮闲。
尉天骢编《乡土文学讨论集》，远景出版社1978年版
然而，如果把“论战”仅仅视为乡土派与现代派这组对手之间的交锋，则注定是遮蔽而误导的。“论战”二字本身其实就颇有误导之效，因为1970年代的剧变使“党国”文人注定成为时代下沉的一方，保守而反动，并无时代所赋予的语言气势，加以余光中、彭歌等二三子虽然善于深文周纳，但理论能力其实荒疏，最多是几十年前的“现代评论派”或“新月派”的庶子孽出，并无足论。那么，何战之有？真正能让他们站上“论战”对手位置的，其实是他们所握有的庞大宣传机器，以及在他们荒凉理路后头若隐若现的可怜斧钺罢了。这是“论战”一词的可能误导之处。至于遮蔽，则是将对战场的想象局促在乡土派与现代派之间戏剧化的明火执仗，从而让真正尖锐的无声斗争被“忍者化”。如果说“现代派”位育下沉、理气双亏，那么掩盖在“论战”的“热闹”之后的“门道”，不就是在那位于时代上升气旋的广义“乡土”阵营的萧墙之内吗？笔者相信，陈映真深深恐惧那真正的敌人是当时保持沉默高坐观争的渔父——那群他还没完全放弃最后团结盼望，礼称他们的作品为“素朴的现实主义”的“本土派”文人。白色恐怖下，陈映真与他们的头顶上都有悬剑，他们之间存有箕豆之谊，因此纵然出狱后他体感此一文学阵营与台湾意识高涨的“党外”之间有互为表里关系，甚至默默以“乡土文学”为“台湾文学”之权宜名，他仍然努力维系着一种反对伦理，不作阋墙之斗。
然而，势不由我，后来成为分离主义首席文论家的叶石涛，在1977年5月主动出击，在左翼乡土派机关刊物《夏潮》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夏潮》为何在自己的城堡上插上（于陈映真而言肯定是）异己的旗子？现在似乎是一桩乏人问津的“公案”。是作者投稿，还是邀稿？无论如何，叶石涛为何不在自家刊物《台湾文艺》发表此文？刊登此文，在《夏潮》内部是否引发争论？现在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了，但可以确定的是，登在《夏潮》而非《台湾文艺》这一事实，无疑将会导致两种效应：其一，集结右翼乡土派的《台湾文艺》免于搅进论战浑水，取得旁观与主动；其二，《夏潮》将因此而对“台湾”、“乡土”与“文学”的立场变得暧昧模糊，客观上帮助乡土右翼对左翼的“收编”。一直到1970年代末，右翼本土派还是没有放弃对陈映真的“统战”。1979年4月，陈映真还以小说《夜行货车》获得了“吴浊流文学奖”。在统独尚未决裂前，由于同是本省籍同样反国民党，右翼本土派对陈映真与《夏潮》，以及他们的读者群，估计还是想要争取的。在1977年5月登了叶石涛的特洛伊木马式文章后，《夏潮》的六月号更是登上了《台湾文艺》的广告：“《夏潮》的读者们！您好 您也爱文艺吗？您念过《台湾文艺》吗？”右翼本土派的“收编”企图，是建立在对它所掌握的“族类”筹码的自信，以及对陈映真等人的祖国意识的低估。以笔者当时作为一个政治意识懵懂的大学生而言，直观带着我只读胡秋原的《中华杂志》与《夏潮》。笔者后来分析二者同异：前者特质是“外省味”、看不起国民党、反美、有中国意识，后者则是“本省味”、反国民党、反美、有中国意识。而我之所以无法接受当时其他“党外”杂志，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它们后头都有一股欲盖弥彰的反中气味。如果懵懂如我，都能做如此的实践分类，那么“统与独”，在1970年代下半叶就已经是压抑而又尖锐的问题了。
小说集《夜行货车》，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以后见之明，这是右翼的叶石涛为争夺“乡土文学”解释权，而做的战略性文章。策略上，叶石涛完全避开现代主义，上下四百年申论台湾乡土文学的“历史”，并勒定乡土文学的地盘。叶氏以灵巧飘忽的修辞术，含糊其词于两个关键点。其一，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当你读着读着觉得作者是在宣称“台湾”是特定空间、历史、文化与人民诸元所构成的独立自主之范畴时，接着你就看到信誓旦旦的“中国的台湾”——修辞舞者叶石涛先生就是能让“模糊”沿着文章意义恰好不至于崩解的悬崖边缘前进。其二，则是在台独文学论述的实质内容上涂敷一层障眼的左翼涂料（例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现实主义）。这样一种进可以为雄，退足以保身，陈映真多年后谓之“机会主义”的操作，在1980年代中后期台独主张不再是风险时，终于为叶氏当作婴儿期的鞋子般丢弃了，于是，将他的台湾文学史书写中所有“热情洋溢地强调台湾新文学的中国属性的文句全部删除、窜改”[28]。你的确可以如此问：如果台独文论无能于修辞立诚，那么它所试图巩固的台独运动本身呢？
暧昧修辞之后，叶石涛论台湾文学的“独特性”的逻辑则是相对清晰。《导论》开宗明义：“岛屿的大自然及种族性是研究乡土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虽然他始终没说“之二”为何。这是企图经由淘空历史性与社会性，并以空间性与“种族性”为地基，建立台湾文学论；理论与政治光谱上无疑落在极右。叶石涛的台湾文学论虽然貌似左翼地“反帝／反封建”朗朗上口，但其实只是用它来表达分离主义的核心感情要素：一直受到“外来政权”压迫的“台湾人的悲哀”。或用叶石涛的拟人化语言：“台湾一直在外国殖民者的侵略和岛内封建制的压迫下痛苦呻吟。”但归根究底，谁是台湾人呢？答案是只要认同这个岛屿就是台湾人；“台湾乡土文学”的作品，可以是台湾人用日语写的，也可以是日本人写的——“不受肤色和语言的束缚”。因此，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论”前门大贴反帝与反殖标语，却为日本殖民开了一道莫名其妙的方便后门。这个深藏的恋殖底色，催使他批评了某一种反日立场。他借张良泽之口，复诵了一种日本侵略免责观：“近代中国民族的厄运，应该由中国民族自己负责，我们不能全归罪于外来民族。”[29]这是通过向日本联结，建立一种“反压迫的”、悲情的、拒绝与现代中国认同并共情的“台湾意识”，继而界定何谓“台湾乡土文学”。叶氏修辞云雾之后，理路清晰如此。那么，叶氏欲彰弥盖的所谓今日台湾乡土文学应当继承的“民族的抗争经验”不就呼之欲出了吗？今日所当“抗争”者，无法不是那“外来的”国民党政权以及红白无论的“祖国意识”，而尤其是那更危险的陈映真一派的红色祖国意识。《导论》舞剑，意在映真。这让人们有理由猜想，当年应是叶石涛主动投稿《夏潮》杂志，以期达到与“现代派”事实上的分进合击、扩张极右乡土文学论的幅员，以及更谋略性的，让《夏潮》因成为他人的传声筒而流失了原属它自己的理论与政治完整性（integrity），这三个目的。
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夏潮》1977年第14期
为何说“意在映真”？《导论》最泄露真心的部分在结尾处。叶石涛在肯定了战后“新一代的台湾作家”三十余年来继承了“日据时代台湾乡土文学”的“不死鸟”的精神之后，话锋突然一转，倾泄了一种文脉所无、毫无来由的悲观与恐惧。叶石涛以如此晦涩的文字结束文章：“但是这三十多年来的台湾乡土文学所指向的路线，是否通往光明和理想的坦荡大道，而不是窄门……我应该说我的心情是痛苦而沉重的；夜半为噩梦所惊醒而低头回忆之时，真有禁不住夜长梦多之感呢！”[30]
叶石涛的恐惧密语，摆在今天，则是清楚到不可能有第二种意思。他是以空间的、“台湾人”的右翼“台湾乡土文学”立场，指斥陈映真等将“乡土文学”引领到具祖国意识的、反新旧殖民的、第三世界的左翼方向；他的噩梦所指与钟理和、钟肇政等的“乡土文学”绝对无关。于是，我们赫然发现，乡土文学论战时期，首先丢到陈映真头上的红帽（虽然朦胧低调），竟是从台独派那一角落飞出来的。陈映真其实非常清楚叶石涛的《导论》是文学台独的第一波文论，而且是针对他而发的，但考虑反抗政治的道德性，只能在始终不捅破那张叶氏窗纸的前提下“商榷”。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结尾处，陈映真也仅能聊作不解状，说：“我们又很不能理解叶先生对‘新一代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的将来，何以抱持着那么语焉不详而又怵目惊心的悲观的态度了。”[31]
《导论》是一个精心布局的战略级行动。它不挑衅“党国”沙文民族主义、不批评英美现代主义，只以空间定义的台湾与台湾人（或台湾社会），定义他的乡土文学，目的是建立一套与20世纪中国革命及第三世界割离的、与五千年中国历史切断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并与“台独教父”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相互呼应。叶石涛的“乡土”或“台湾”是要脱中入美日的，而陈映真的“乡土”则是将台湾的乡土与大陆的乡土，与第三世界的乡土，紧密连接为一个大乡土。因此，如何看待自身与美日新旧殖民与广大第三世界的关系，是关键。《导论》所欲周全的，恰恰是一套与陈映真“双关切”的乡土文学论全面对反的“乡土文学”观，但要命的是它却频仍使用类似的“左翼”语言。他无法不反应，于是写了这篇笔者认为是乡土文学论战中最重要的文字——《“乡土文学”的盲点》，并且将它投到对方的领头刊物《台湾文艺》上，而非如一般做法，在发表刊物上回应。如此微妙的动作，无言说明了这一来回的高度政治性。多年后，台独派喜欢借由陈映真对叶石涛的驳论，怨訾此文当时对叶石涛所造成的“政治风险”云云。但这不但完全无视衅由叶起，且无视于当时对叶氏台独历史观早已了然于胸的陈映真，在行文造句上确已竭尽“商榷”礼数与回护善意了。早在1960年代就仔细读过“左独”史观教父史明所写的日文版《台湾人四百年史》的陈映真，当然很容易辨认出站在叶氏《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后头的史明。陈映真晚年，以老病之躯，写了一篇叶石涛评议，明确指认叶氏受史明影响，“经过精心包装，第一个在台湾岛内提出所谓‘台湾人意识’的概念”[32]。
让我们离开叶陈“高手过招”的“门道”，且回到论战现场的“热闹”。包括余光中与彭歌等重量级写手的当局笔阵，于1977年8月达到恐怖高潮，一时杀气腾腾，其中尤以诗人余光中最为凌厉狠绝，除了发表《狼来了》，指控台湾有人公然提倡中共的“工农兵文学”——被时人辣评好似抛出“血滴子”（当时武打电影里大内高手杀戮忠荩之士的飞行杀器），也会着夜行衣发暗器，写秘信给政工头目、文艺小沙皇王升上将，以酷吏之深文周纳，制双栏，逐条对照，断定陈映真思想的毒果来自“青年马克思”的毒树……“乡土文学论战”这一劫，将台湾西化派知识分子修炼多年的自由主义画皮给掀掉了，现出了极右翼本相。
然而世间之事起落有时竟似当年非典疫情，白热之后，情势意外渐趋缓和，直到当局在翌年元月的“国军文艺大会”上公开表示包容乡土文学，事件算是暂告一段落。这在国民党方面，空雷无雨，自取瞎折腾之讥。一般咸信这是因为当局在巨变的1970年代对社会脉动的判断力与自信心都严重退化，从而对如何定位乡土文学举棋不定。在党外右翼日见茁壮的威胁下，当局也不是不可能产生主次矛盾的策略性思维；乡土文学左翼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小撮秀才。这是笔者对论战何以戛然而止的时势猜想。若论具体人事介入，能对当时高层说得上话的胡秋原、任卓宣（叶青）、郑学稼与徐复观等人，都表态强烈支持乡土文学这一方，也应对事件发展有一定影响。必须指出，也许除了徐复观之外，这几位生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老先生们，都有各自的“国民党左翼”知识背景——反共，但也同时将三民主义左倾化。于是他们在乡土文学的作品以及陈映真的文学观之中，捕捉到他们与左翼乡土派的共同诉求——自尊自重的中国人立场，以及针对现代派文艺、现代化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的质疑与批判。在乡土文学论战里，我们看到即将从历史舞台完全退出的外省国民党理论精英与本省乡土文学左翼的一段难得的忘年之交。进入1980年代后，以留美知识分子为大脑的国民党，全面失去了它的理论能力以迄于今。但这是另一话题了。
陈映真与“前国民党左翼”老先生们的交集是20世纪中国革命之前期的国民革命，或“孙总理”；以此为纽带团结他们以及他的长期战友尉天骢（任卓宣为其姑父）。他们都把中国革命断在孙文的广州，无法接受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有机延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必然结果；例如，胡秋原就长期视中共革命为（与“西化”同一逻辑的）“俄化”。陈映真知道老先生们的立场极限，因此他必须做某种积极的“和光同尘”，脚步放慢、语言保留，以求团结。对出狱后一直到1979年初的陈映真而言，20世纪中国革命的高点就展现在新中国的成立与尊严（例如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例如“九评”），以及“文革”在国际封锁下的反美帝反苏修联合第三世界的壮志大心。至于老先生们那边，我们已无法考证他们知或不知陈映真的“政治”。但无论如何，饱经世变的老先生们，当年是以“陈映真万不可能认同中共”的姿态为前提，对陈映真等提供火力支援。论战翌年，1978年，尉天骢出了一本乡土文学论战的讨论集，请胡秋原作序，序成，题为“中国人立场之复归”。胡秋原指归论战意义，与陈映真视乡土文学为“寻求民族归属的文化运动”大同，说明了老少俩往后在中国统一运动上长期同行的基础。至于尉天骢，倒是在他晚年（也是在陈映真北京中风卧病之时），表达了他当年不识老友真心的一种复杂怨怼。但这又是另话了。
这些，都说明了陈映真的寂寞，与重要。他的寂寞与重要都来自一个事实：唯有他与当局以及“党外”主流之外的各路边缘人马，有话语交集。然而，这个问题得另说了。在1970年乡土文学论战时期，唯有陈映真怀抱了一幅完整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视野，但是为了团结，他并不热衷以此示人，更不以此丈量人、要求人。为了大目标，陈映真乐于求同存异，与人偕行。《夏潮》时期，他对待主编苏庆黎的态度应该约略如此。笔者甚至猜想，即便是在与对中国共产革命运动有充分共识的“老同学”（1950年代白色恐怖幸存者）的关系上，陈映真可能与他们在很多历史问题或哲学问题上（例如，如何看待宗教），也有某种“不争议”的默契。陈映真显然并不会以某种比较狭隘的党派视角定位早期国民革命，因为对他而言，后者与抗战、人民民主革命，同属中国人民在20世纪试图走出自主道路的艰难努力的一部分，同属一条历史长河，有源有流。
五 变与不变：“怀抱一盏隐约的灯火”
1977年5月，论战硝烟已起，陈映真出狱后出版的小说集《第一件差事》的第四版即将问世，陈映真为这个集子写了一篇自剖心境意味深长的《四版自序》。后来他给这篇序又下了一个新标题：《怀抱一盏隐约的灯火》（以下简称《灯火》）。这盏灯火指的是？
陈映真：《第一件差事》，远景出版社1975年初版
古人说：“德不孤，必有邻。”这句话不应呆看，想说的或许是：孤独是有德者的经常处境。怀抱一种禁忌的理想，陈映真比他人更需要鼓舞，但这个鼓舞又不可求之于外，只能从内而生，因此他经常得孤独地自我鼓舞。1960年代，他遥想对岸人民革命的“鹰扬的号角”，以此鼓舞他在白色沙漠中的独行。坐牢期间，在绿岛铁窗内，他通过对当局报刊以及少数被重重审核而后放行的刊物里的讯息，反言正推、正言反推，诠释与想象本岛的各种让他为之振奋的变化消息，让他在狱中如是沉吟：“故乡再也不是素来的阒寂和茫漠。我闻见生发和鸟语的气息。”
出狱之后，陈映真认真补课学习、严厉批评自身、建立大局观、广结同道与同志，并在这样的准备下，陈映真打了一场美好的战役……这些，都是我们所知道的，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正确”是有限的，因为它多少是“行为主义的”——只看到陈映真的实践与姿态，却没有读到他的内在精神感受，好比，对1970年代后半叶的时代的真实感受为何呢？如果他对他曾走过的1960年代台湾的内在感受是“阒寂茫漠”，却只因“怀抱着那一盏希望的灯火”之故，从而“孤单地、却自以为充实地走来走去”的话，那么到了1977年初夏，也就是乡土文学论战展开之际，他就真地感受到一个精神与思想的春天的到来了吗？处处可见有着同样内曜心声的同志与战友，于是他与战友们相视而笑、握手拥抱？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至少是可议的。在他策马入林，慨然加入论战之时，也恰恰是他对时代的深刻失望甚至绝望之时。在《灯火》里，陈映真叹喟世事陵替、故交零散的寂寞，然而“最出人意表的寂寞，竟是一时还看不见应该新起的俊秀。将近两年来的观察，知道了故乡有变，有不变。其已变的，不可谓不大；而其不变的，依然或者益为阒寂和茫漠。新秀的不出，怕便是这不变或未变的阒寂和茫漠的一个部分罢”[33]。
照理说，在各方皆蠢蠢欲动，尝试寻找“台湾往何处去？”答案的1977年，难道不应该是一个遍地冒出新秀嘉苗的春天吗？但陈映真毕竟还是在热闹中看到阒寂，亢奋中看到茫漠。变的是如此的轻易，而不变的又是如此之顽强。文章中，笔者多次看到“然而”，进而联想起鲁迅在1925年所感叹的“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34]。
他到底观察到什么？“阒寂和茫漠”到底何所指？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新秀”？陈映真都隐约其词，不欲直接展开。但我们多少还是可以通过相关文本找到理解的甬道。
关键是“阒寂与茫漠”所指的时空为何？陈映真在《灯火》里说，1960年代中期作《第一件差事》诸篇小说，就是怀抱着“隐约的灯火”，企图以作品激发“旷然的寂寞与怵然的反省”，打破那“阒寂与茫漠”。为“隐约的灯火”所光照者就是反抗帝国主义与新旧殖民，回归中国人主体性。陈映真盼望这一盏“隐约的灯火”成为1970年代台湾的新文学新思想运动的核心精神所指。人们可以用“乡土文学”这一方便名指谓正在进行的战斗，但不应得筌忘鱼，不应忘却所以——那一盏“隐约的灯火”。在1960年代的“阒寂与茫漠”下，那曾是一盏寂寞的灯火。然而，今日的这盏灯火呢？还在孤独地、寂寞地燃烧吗？
乡土文学论战翌年，陈映真发表了三篇小说——《贺大哥》《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笔者认为，陈映真写这三篇，旨在以他的创作现身说法他所理解的新时代文学的目标，或“乡土文学”这个权宜名的真正所指，将文学回归民族归属与社会意义这两个核心关切上，让一种立诚、求真、爱人的中国人主体性，通过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批判，重新站立起来。这是陈映真所怀抱的一盏孤灯，是他的心志状态的核心。因此，1978年的这三篇的主意是说明他的文学理想，以及他所以为然的“乡土文学”。这几篇小说都有一个强烈的呼唤：要对那个使你躺下的体制感觉格格不入，站起来，成为人。[35]因此，小说的主人公总是透露出一种与体制惰性斗争的样貌。
《贺大哥》里的那位美国青年贺大哥，一个越战受害者与加害者，到台湾寻觅具赎罪性质的爱与奉献的新生。贺大哥虽然最终失败，但却以他的病痛的精神的呐喊与挣扎，启发了女主人公大学女生小曹，让她反省到她不诚的、惰性的生活，帮助她建立起超越“异性之爱”的积极人生，让小说结束在新生的阳光下。《贺大哥》也不妨理解为陈映真的一篇精神状态日志。小说主人公与当代格格不入，但拒绝耽溺于孤寂，不倦寻求达人以立己，在时代的软硬残暴下仍能爱人敬己。《夜行货车》有两种人，一种人身心完全臣服于跨国公司成为软体动物，另一种人则始终格格不入。小说恰恰是要策动格格不入者“站起来”，与这个扭曲的体制对抗。《上班族的一日》，与一般认为过于乐观的《夜行货车》结局相对应，是以主人公虚矫反抗的失败终局；他放弃了昙花一现的青年时期的理想追求，扼杀了自己初萌的格格不入感，重新投入那“上班族人生”……就此而言，1980年的小说《云》也是类似母题。一个跨国公司经理先是因跨国公司的伪善而幻灭而离开，后来在一位年轻女工的文字激励下，看到了自己日复一日的苟且虚无，而欲有所为。甚至1983年的《山路》，又何尝不是凝视沉思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堕落与英雄记忆的全面遗忘：一个曾经立志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主体，最终与她曾深刻鄙视所反抗的资本主义“上班族”体制融为一体，多年来已毫无格格不入之感。最后，女主人公以自杀结束那虽富裕安逸却早已倒下了的人生。
《灯火》里，陈映真把话铺陈得如此隐约曲折，实属不得已。陈映真环顾四周旧交零散、新秀不出，感觉到“出人意表的寂寞”，是一种何等难言的心境啊！文末，陈映真还是不免对绝望与暗夜止步，瞩望于茫茫曙光中有“较多的青年”，能从这本小册子里“认出一些陈旧的足迹，而在跋涉中增添一份小小的鼓舞”。
这样的期待，落空了吗？从乡土文学达到批判性高点之后的历史走向——往亲美媚日反中的台独道路上快步前进——看来，那答案不幸是肯定的，落空了。事实上，陈映真出狱后向公众热情推荐的几位“新秀”（新锐作家或文艺批评家），包括宋泽莱、杨青矗、谢里法以及一度曾为紧密战友的王拓，或迅或迟，后来都云雾散去现身于台独道上。推荐者陈映真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双关切”里的一支——以20世纪中国革命为核心的民族归属，在他们诸位的思想与感觉结构中是无感甚至是反对的，然而，对那欧风美雨下严重缺乏社会现实感的台湾文艺而言，这几位的写作毕竟还展现出一缕对美式现代主义的质疑，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属性与社会意义。长期以来，陈映真怀抱一盏灯火寻觅具有“双关切”的同志，然而到了1970年代下半叶巨大变迁时刻来临之时，他也只能找到几位（从他的隐秘之尺衡量到的）独脚文友——只具否定的社会批判意识而无肯定的民族归属感。由于他们的“反殖民”与“反帝”后头不存在对中国与第三世界的认同，因此很容易将他们的“初心”接上一种分离主义的短路，将各种“反”连上“反中”。不忍心如此说，但陈映真即便是在作为敌方点名攻击的“尉陈王”（尉天骢、陈映真与王拓）的“我们”之中时，也是孤独的。尉与王会肯定“现实主义”以及文学的社会意义，不会质疑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但他们的“民族归属”则必然是与人民民主革命以降的中国割断。质言之，他们都反共，只是不以现代主义的形式反共而已。然而，长期而言，形式终将被内容决定。于是，多年后，我们看到陈映真的尉天骢尉大哥与陈映真的“论敌”陈芳明，以及陈映真的赠帽者兼告密者余光中，在约莫新世纪来临后几年，走上一个颇具历史尴尬性的“和解”与互为犄角的“呼应”。细审这个“和解”的隐秘情之所指，那就不得不是“陈映真”了。然而，这也是后话了。
陈映真当时是否预知之后，我们诚然不知，也倾向于审慎存疑。但是，陈映真肯定是在了然于他们（例如前述的宋杨谢王）的“限制”，也同时是在明了自己的深度孤独的前提下，对所有凡是稍具进步可能之人，都愿意声援提携，凝望于他所肯定之点，不计他所忐忑之处。陈映真始终愿意在“大局”之下团结各方面人马。平生怀抱大孤独感的他，却能努力克服或压制孤独与寂寞，不但不退而自怜，反而时刻抱持团结兴群之念并付诸行动，即便他始终不曾完全消除他与时代、与众人的深刻“格格不入”。反而是他所寄望为同道同志的人时而退群反目。人我同行如此之难、如此让他为之屡挫，但却从未因此使他放弃协同众人并促成最大可能的团结。
六 1970年代反抗的历史意义
1960年代下半叶到1970年代初，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中国大陆爆发“文革”、欧洲与北美反体制学运涌现，以及美国的大规模反越战示威。这都是全球冷战在之前十余年的高峰期之后，步入结构松动期的诸征候。受到上述时代因素影响，1970年在北美出现以来自台港的中国青年留学生为主体的保钓运动。运动过程中，浮现并形成了一条质疑批判冷战体制、美国霸权及其思想学术，并重新认识现当代中国的左翼运动路线。
1960年代的全球狂飙，延迟地通过北美保钓运动，终而抵达思想学术长期闭锁僵固的戒严台湾。保钓左翼思想晃动了静止多年的死水，让文艺思潮这一角落泛起了些许不安定，于是我们看到了1970年代上半叶的“现代诗批判”，以及更重要的——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的出现。为何唯独文艺领域起变，而非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等的全场域变化，是因为戒严时期唯有文艺的较形象化思考才较能隐匿政治性，但同时却又有一种全面覆盖现实的优势。因此，在所谓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抗旗帜下，真正进行的是一场暗喻性质的政治斗争；双方心知肚明真正的焦点不在文艺本身，而是对世界观的斗争、对（台湾）历史与社会诠释的斗争，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斗争，对未来方向的斗争。可以说，在美国长期卵翼下无法不阻绝而弱智的台湾社会，是经由1970年代的文学论争才真正接上了世界现代史，接上了整个世界“从三〇年代延续到七〇年代的文艺理论上的左右争论”。当人文与社会科学思想领域完全为西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尸位，从而在世变当下“完全缴了白卷”之时，毕竟出现了陈映真与黄春明等少数文学家，以创作者对时代的敏锐体会，经由小说对帝国主义与新旧殖民提出反省，并同时想象一种更合理的人生与社会。多年后，六十一岁的陈映真在一篇分析黄春明小说的长文中，再度回顾乡土文学，指出黄春明、王祯和与陈映真等人当年文学写作的思想史与知识史的意义：“这是个文学创作所呈现的思想远远超前于同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思维的时代。”[36]
不同的历史尺度会导引出不同的看待论战的方式。从当代视角，它可视为“世界六〇年代”在“台湾七〇年代”的延迟反应。将历史视野延展至二战后所形成的冷战与内战架构，那么，论战可视为对美国新殖民与国民党白色恐怖体制，以及以二者为前提的新兴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三位一体的“秩序”的首度思想反抗。推到更前，从一个“包括台湾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的架构看，论战可视为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台湾人民依据深厚祖国情怀所进行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跨代继承。不论如何看，左翼乡土文学是对那不以膜拜美日新旧殖民为耻的当代台湾知识界的奋力反击，是向人民展现先民争取主体尊严的足迹的实践。[37]
陈映真非常重视这战后首次的思想反抗运动，在之后的二十余年间，屡屡写文章、办研讨会、组织专题……抵抗主流政治的记忆与遗忘工程。盖1980年后逐渐成气候的分离主义力量，一直试图将“乡土文学”去除历史脉络、清除于其不便的“杂质”，并将“洁版”乡土文学论收编于它的分离主义大叙事中。这是典型的“回溯史学”政治操作，以结果为前提改造历史地景，反映的是政治胜利者视历史为妾的权力意志，任意妆扮。无法否认，台独派通过文学史作为先锋的分离主义重构，今天看来是取得了一时之效；吴浊流、杨逵，甚至连赖和的祖国意识的、抗日的、反抗皇民化的呐喊，都在新的文学史书写里被喑哑了，成为一张张“凄惨的无言的嘴”（借用陈映真小说名）。
陈映真如此重视当年这个论战，其实还基于一个残酷事实：乡土文学论战结束后，小说或广义的文艺，不再是社会变革的手段，也不再担当社会变迁的序曲了。进入1980年代后，一连串的政治与社会变化，例如解严、强人政治结束、自由化、学生运动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兴起、分离主义势头飙高……被台湾知识界与文化界至今翘首视为翻天覆地的“进步年代”。然而，“进步”竟是意味着当年论战所浮现的诸如“台湾往何处去？”等变革思想的消失，并陵替之以西美意识形态的历史终结大叙事以及众声喧哗的后现代、后结构、认同政治等无尽学术时髦吗？变革思想消失的同时，是思维的童騃化，于是“问题”仅仅呈现为哈姆雷特山寨版的：“是独立，还是维持现状？”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多年里，陈映真经常提出一个高度尖锐但从来也得不到回应的问题：为何竟然看不到一篇足以反映作为一个人的分离主义者的喜怒爱恨快乐忧伤希望绝望的文学创作？重视当年的论战，就是在面对思想、理论与文学的危机；与乡土文学论战偕亡的是思想与文学的反省的、批判的、向上的潜能。
如果这样看，台湾战后进步与革新的思想动能所攀抵的最高点竟是在1970年代末就已达到了，而后滑坡。果如此，那么1980年代显然是一个我们并不充分了解的怪异年代；在貌似进步中隐藏着巨大反动。而其怪异显然并非今日众口铄金地以“1980年代解严以来……”为开头的断代造句所能遮盖。我们之后将随陈映真的脚步探访台湾1980年代。
1970年代下的这场论战有赢家吗？在时代极限内申张观点的左翼乡土文学一派，在思想与理论层次上，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它的两个“对手”不是倚权门而狺狺——如“党国”现代派，就是缄默作深沉状——如党外本土派。但话语上的“优胜”站在与之相逆的形势时潮前，显得无比苍白；几可说是“胜利者一无所获”。1978年底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翌年发生的“美丽岛事件”使原先在台面上还作态包容左右统独光谱的“党外”，在进入1980年代后，默默完成了一场有“清党”实效的变革，成为一个以台独为伏流、以右翼民粹政治为形式、以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为归趋的政治集团。这个一方面反国民党、反共以及隐藏在前二者之下的反中，另一方面亲美、媚日，诉诸中小企业资本利益的“党外”政治集团的巩固，使得左翼乡土文学一派秀才在“文论”层次上的胜利，不待1980年代之到来，在1978年底就几已成明日黄花。更何况，同时期大陆“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这一连串事件，对陈映真形成了信念危机程度的巨大冲击。1982年底的中篇小说《万商帝君》，是陈映真小说家族里“时间体例”的一个例外之作——写的不是当时之事，而是回到论战次年的1978年底，以当年为背景铺排人事。小说里，原型台独派刘福金心目中的“乡土”其实不过就是一场流行；作家赶流行写乡土，他则是把乡土当买卖。小说欲指出的是，“乡土”在后论战的台独派心目中，与反帝反殖具有第三世界立场的中国人主体性完全无关，只是跨国企业商品的营销手段而已；而“乡土文学”者，名虽存而神已亡。小说结局黯淡：不论是台独派、当局派，都将自我取消民族主体意识，共同拜倒于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拜物教及其大祭司——那真正的（而非癫狂版的）“万商帝君”彼得·杜拉克——的神坛之下。
如果说，保钓运动拉开了台湾1970年代巨变的序幕，挑战了全球冷战、国共内战，与白色恐怖的战后体制，那么乡土文学论战则是保钓运动的正宗继承，是战后迄今台湾社会试图挣脱新旧殖民、冷战、国共内战、白色恐怖与不均衡发展的枷锁，并寻求祖国意识与社会自觉的努力，所曾达到过的最高峰。这个约莫两年不到的反思运动，在1978年底戛然而止。它的终止，意味着整个1970年代的落幕。但消逝的不只是1970年代，也是那以文学作为社会变革先锋的时代。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中，文学的“双关切”越来越成为饱食喧嚣的世界中的孤独跫音，以及理论家与文人嘲弄的对象。文学的历史能动性与社会效用的流失，对一位如同鲁迅，也会将文艺视为“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8]的作者而言，应有非常之痛吧！这个深沉而无以名说、不可明说的痛感，或可让我们理解当初怀抱盖起十层“华盛顿大楼”（以跨国企业空间为坐标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系列）壮志的陈映真，何以最终让它成了一栋“烂尾楼”。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一个时代的昂扬的、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就在他面前魔法般消逝了。除了那在特殊状况下所写的《云》（1980），作者之后写作小说的动力与心情，似乎都不再以策马入林、肉薄现实为首要标志，而有了一种通过历史甬道回到过去拯救记忆，寻觅一盏暧暧灯火的况味了。
陈映真手稿
赵刚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
350007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
注 释
[1]陈映真：《后街 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全集》第14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160页。
[2]《（访谈）专访陈映真》，《陈映真全集》第18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240页。
[3]刘大任：《五封信》，《印刻》2017年2月号。
[4]陈映真：《（访谈）人权的关怀不应有差等》，《陈映真全集》第5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284页。
[5]《（访谈）专访陈映真》，《陈映真全集》第18卷，第240页。
[6]乔林著、施善继解说：《楼房》，《基督的脸：乔林诗集》，林白出版社1972年版，第29、30页。
[7]陈映真：《试论施善继的诗》，《陈映真全集》第4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286～357页。
[8]陈映真：《怀念唐文标》，《陈映真全集》第7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83页。
[9]陈映真：《三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和文学》，《陈映真全集》第3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10]陈映真：《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陈映真全集》第3卷，第252页。
[11]陈映真：《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回顾——访陈映真》，《陈映真全集》第9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页。
[12]吕秀莲：《再版序》，《寻找另一扇窗》，书评书目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
[13]陈正醍著、陈炳昆译、曾健民校：《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见曾健民主编《台湾乡土文学·皇民文学的清理与批判》，人间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14]《（访谈）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陈映真全集》第7卷，第28页。
[15]陈映真：《生之权利：王晓民和她的家庭》，《陈映真全集》第2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45页。
[16]陈映真：《（访谈）〈人间〉杂志：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追求和理想》，《陈映真全集》第21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267页。
[17]陈映真：《追悼苏庆黎女士》，《陈映真全集》第22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8页；陈素香、吴永毅、苏庆黎：《从现实主义文学到左翼运动——苏庆黎人生的三大转折》，《人间思想》2021年第25期。
[18]李娜整理编辑：《无悔：陈明忠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72页。
[19]陈素香、吴永毅、苏庆黎：《从现实主义文学到左翼运动——苏庆黎人生的三大转折》，《人间思想》2021年第25期。
[20]陈映真：《学习杨逵精神》，《陈映真全集》第21卷，第60页。
[21]参看陈映真《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陈映真全集》第4卷，第269～285页。
[22]陈映真：《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陈映真全集》第3卷，第17～32页。
[23]陈映真：《瓦器中的宝贝》，《陈映真全集》第3卷，第13页。
[24]陈映真：《（访谈）乡土文学·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陈映真全集》第3卷，第393页。
[25]《陈映真全集》（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未收，但应是陈映真所作。
[26]陈映真：《德雷莎姆姆和她在台湾的修士修女们》，《陈映真全集》第8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页；陈映真：《基督徒文字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陈映真全集》第9卷，第346～364页。
[27]陈映真：《“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陈映真全集》第3卷，第36页。
[28]陈映真：《叶石涛：“面从腹背”还是机会主义？》，《陈映真全集》第20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页。
[29][30]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夏潮》1977年第14期。
[31]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陈映真全集》第3卷，第333页。
[32]陈映真：《叶石涛：“面从腹背”还是机会主义？》，《陈映真全集》第20卷，第346页。
[33]陈映真：《四版自序》，《第一件差事》，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5年版，第5页。
[34]鲁迅：《野草·希望》，《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35]陈映真：《试论陈映真》，《陈映真全集》第2卷，第315～328页。
[36]陈映真：《七〇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陈映真全集》第17卷，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226页。
[37]陈映真：《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出刊报告》，《陈映真全集》第17卷，第245～247页。
[38]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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