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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内容提要
《回响》以侦探叙事为外壳，揭示的却是当代人普遍的信任危机。小说将人性叙事发展为当代人的精神镜像，并据此作出现实诊断和精神追问，既有侦探小说的可读性、人性叙事的深度，也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当代性。《回响》既以细腻精微的叙事勘探一种爱的病理学，又召唤着重建爱的可能。从能动现实主义视域看，现实主义不是静态、凝固的形式；现实主义是形式不断僵死和重生的过程。只有对形式的不断重构，才能捕获真正有效的现实经验。《回响》重构心理叙事和通俗叙事，实为重构现实主义文学的形式，以此发现更内在的现实经验。《回响》既表现“人的境遇”，也表现“境遇中的人”；既表现现实的规定性，也表现现实的可能性和超越性。由此，《回响》内在地与新时代现实主义精神会通，显示出启示性意义。
关 键 词
《回响》 东西 茅盾文学奖 现实主义 能动性
在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之前，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已获得文学界的广泛肯定，并通过影视改编获得更大范围的接受和传播。灵魂风暴、人性实验、类型小说的纯文学化，是理解这部小说较常诉诸的角度。论者或强调《回响》是现代人性叙事的崭新探索，是“现代以来不断地在我们的文学中、在世界文学中反复回响的关于人性和人类境遇的基本主题在当下最新的、有力的同时又是有效的洞察和一份回响”[1]，或提出小说揭示了“在貌似有序、美好的生活世界下面，还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心理世界”[2]；涉及“叙事、文学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3]。这些评论为理解《回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重要的参考，但《回响》既已通过茅盾文学奖完成初步经典化程序，便为后续的讨论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更深入地理解《回响》艺术上的探索和创制？如何理解《回响》与当代生活内在的关联？如何理解《回响》在行进的当代文学中的位置及其提供的启示？本文试图从能动现实主义的视角对上述问题有所回答。
一 信与疑的悖论和爱的病理学
《回响》的侦探叙事中镶嵌了一种自1980年代开始进入当代文学，如今我们已十分熟悉的人性论。这种持论往往强调人性幽深驳杂、深不可测的非理性层面。1980年代，当人们厌倦了本质主义宏大叙事的时候，人性论为中国文学递来了一个理解复杂性的方案。《回响》无疑依然可以在人性论话语中得到解释，这也是已有评论关于《回响》的重要解释路径。这种解释依然具有合理性：请想想，冉咚咚为何终于能将徐山川绳之以法，靠的不是理性的推理，而是人性黑洞的助力。沈小迎藏在徐山川车里的录音设备提供了关键证据。从理性上，沈小迎的选择是维护丈夫徐山川；可是作为一个受制于复杂人性推力的个体，她却无意间为破案提供了关键证据。这不就是人性之深吗？又如慕达夫无法说清的开房记录一事，既不是出轨，不是打牌，不是按摩，那是什么？可能是与作家贝贞有暧昧、无实质的见面。慕达夫为何第一时间不跟冉咚咚说清事实，而后只能疲于奔命地寻找高仿的谎言？很可能只是内心一闪念，他明白事实必令冉咚咚猜疑，于是选择了看起来更无害的说辞，孰料在推理专家冉咚咚面前并不能过关，让自己陷入深深的被动之中。这也是人性。至于冉咚咚，小说最后揭示了她对慕达夫的百般猜疑，实是基于她内心深处对慕达夫的厌倦和对年轻同事邵天伟的爱。这又是人性，是深入精神分析层次的人性。这种人性论也被《回响》出版方所强调，小说封底自陈主旨：“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4]这是直击靶心之言。冉咚咚能破凶杀案，却解不了慕达夫开房之秘，也解不开自己内心隐秘的潮汐涌动。
然而，今天如果简单沿用幽深人性论来解释《回响》，可能只得其皮相，而难获其真谛。在我看来，《回响》的意义不仅在于精湛的侦探叙事和幽深的人性叙事，更在于其推理线与心理线构成的有机整体，成了勘探和反思现实的镜像。换言之，《回响》并非为人性而人性，它不是简单地申述和感叹人性幽深；《回响》借着人性叙事作出现实诊断和精神追问。探索作为当代人精神镜像的人性叙事，这是《回响》与既往人性叙事重要的区别。因此，《回响》既有侦探小说的可读性，有人性叙事的深度，也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当代性。
理解《回响》的现实感和当代性，就必须理解这部作品推理线和心理线双线合一的有机性，以及小说叙事与当代精神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回响》共九章，前八章中奇数章是案件推理线，偶数章是家庭心理线，第九章双线合一、归于一体。这种双线结构并不少见，很多通俗侦探小说也常以此结构来调节叙事节奏、创造阅读期待。但《回响》的双线叙事显然更具有机性。双线的联系维系于冉咚咚身上，这种维系不是表面化的，而是具有精神深度的。《回响》有一个巧妙而富有深意的设计：作为案件侦破者的冉咚咚，同时也是一个心理病人。警察与病人的合体，创设了信与疑的纠葛，这成了小说精神叙事极其重要的支撑。作为警察，要求疑；作为亲人，要求信。刑警面对的是一个真相隐匿、扑朔迷离的世界，无怀疑不成侦探，疑是警察尤其是刑警的方法论；而日常所谓日常，在于日用而习焉不察，在于四时流转而生常情常理。信是日常生活赖以正常运转的前提。以日常的思维，不能破案；以侦探的方法，不能过好平凡的日子。问题是，疑与信纠结在冉咚咚的身上，弥漫于其家庭生活中。冉咚咚因慕达夫一次无法说清的开房记录而疑窦丛生，无法释怀。有趣之处在于：由于预判了冉咚咚的怀疑，慕达夫努力提供一个个更能让冉咚咚相信的说辞，但是，当信的基础不复存在，真相反而显得特别可疑。慕达夫和冉咚咚夫妇问题的实质在于冉咚咚的心灵已经启动了怀疑程序，这是一个不断加剧、无法中止的程序。
《回响》没有理想化的预设，没有让冉咚咚清醒地平衡了信与疑互噬的冲突。东西在冉咚咚的心灵内部，演绎了疑对信的侵蚀，以及由此引发的当代人的情爱和精神危机。因此，《回响》不是一般的侦探推理小说，也不是简单的心理透视小说。它以案件为媒，揭示了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病理学。破案不是关键，心理叙事也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它试图指出，凶手是病人，警察也是“病人”。凶手易春阳和侦探冉咚咚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同构链条上的节点，是互相指涉的镜像。
《回响》另有一个巧妙的设计：策划人吴文超接受了两个互相冲突的策划要求，夏冰清要求他策划一个生日会，令徐山川感动而与她结婚；徐海涛要求他策划一个方案，让夏冰清离开徐山川。这不仅是一般的机巧设计，这个互否性情节跟冉咚咚的信与疑的纠结是同构的，作者试图暗示，纠结和悖论广泛地存在于当代人的生命经验内部。“回响”不是孤声，是环环相扣，也是声声相应。从当代经验内部提取的《回响》，便具有了对当代经验的提问能力。《回响》从侦探叙事的奇观性和人性叙事的幽深性出发，落脚点却是富有现实感的当代情感危机追问。当很多人仍在感慨人心深不可测的时候，《回响》追问的却是信之不存，人能否爱？如何爱？就此而言，《回响》可视为面向当代主体的“情感教育”。
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二 爱的危机和重建爱的可能
《回响》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在哲思层面讨论爱的危机和重建爱的可能。爱情是极其重要的现实、文学乃至哲学命题，爱虽常被自明化和庸俗化，但在E.弗洛姆、阿兰·巴迪欧、韩炳哲等哲学家那里，爱并不简单。爱的哲学是主体面对他者乃至世界的理论和方法；爱的危机就是主体的危机和现实的危机。在《爱的艺术》中，E.弗洛姆认为爱的危机“病根在于始于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化的爱”[5]，他主张“把爱当作是一种积极的活动，一种灵魂的力量”[6]。阿兰·巴迪欧甚至将爱情定义为“最小的共产主义”[7]。阿兰·巴迪欧展示了“爱情可以怎样被放大到一种政治语境中，成为政治追求的动能”[8]。在《爱的多重奏》中，他召唤当代人像爱真理一样去相爱，在爱的持续性中去无限靠近永恒的真理。阿兰·巴迪欧批判了一种将对象他者化的爱情观念，并充满洞见地阐述了爱的可能：“正是在爱之中，主体将超越自我，超越自恋。在性之中，最终，仍然只不过是以他人为媒介与自身发生关系。他人是用来揭示实在的快感。在爱之中，相反，他者的媒介是为了他者自身。正是这一点，体现了爱的相遇：您跃入他者的处境，从而与他者共同生存。”[9]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巴迪欧认为韩炳哲“爱的双人舞”的观点是对“这个世界的一次重构，世界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而是一个单数的‘我们俩’，这是为所有人重新绘制的世界蓝图，是为我们开辟的一条崭新道路”[10]。世界充满危机，巴迪欧相信可以通过爱情、科学、艺术和政治而通往真理。爱情如此被委以重任，在他看来始于柏拉图。“柏拉图认为，灵魂引导爱情变成了一个理念，与韩炳哲书中的‘疲怠社会’相对立。”[11]在很长时间内，爱情是被哲学家嘲笑的对象。叔本华认为爱情背后的力量是生命意志，弗洛伊德认为爱情不过是力比多的装饰。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萨特这一脉存在主义哲学家对爱情都保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不管是用浪漫主义话语来装饰爱，还是用生理性话语来解构爱，它们都将爱视为一种闭合的、凝固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和一种融合的可能。晚近以来，从西方到中国学界对情动理论的热切，实是对科学主义话语、解构主义话语压抑生命的某种反思。在上面简单的追溯中，我们看到当代的爱情哲学不仅开拓了爱的生命潜能维度和社会批判维度，也开拓了爱的政治性维度和乌托邦性维度。爱不仅是个人主义的享乐或一种昙花一现的激情，爱还通往真理和共同体更美好的未来。这对深陷个人主义泥沼和碎片化现实的当代主体而言，无疑深具启发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来不缺爱情主题作品，但像《回响》这样自觉地以爱为当代精神镜像和心灵病理切片，进而追问当代主体心灵危机和爱的可能性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回响》触及了多组情爱关系：慕达夫与冉咚咚的旋涡型关系，徐山川与沈小迎、夏冰清的利益型关系，慕达夫与贝贞、冉咚咚与邵天伟的暧昧型关系，洪安格与贝贞的重组型关系，卜之兰和刘青的疚爱型关系，易春阳和谢如玉的单恋型关系。这些关系绝大部分危机重重或不堪一击，它们是当代婚恋关系颇具代表性的类型。其中作者尤其着力刻画了卜之兰和刘青的疚爱型关系。因内疚产生的爱通常并不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爱，这依据的其实是浪漫爱的话语逻辑——缺乏纯度的爱自然不够浪漫。可是，从人性的伦理性角度看，疚爱却是一种印证了主体责任意识的爱，它证明了人不仅是生理性、利益性动物，也是伦理性动物。冉咚咚因为潜意识中对邵天伟的爱不断跟慕达夫找碴，可在办好离婚手续，扫清了与邵天伟在一起的障碍之后，却同样因为疚爱而踌躇不前。这一层恰是《回响》与以往精神分析小说的不同之处。自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风行以来，精神分析小说不可谓不多。其主旨多在印证人的精神和意识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在揭示冉咚咚因爱邵天伟而挑剔慕达夫之后，精神分析的目标即已达到。但东西其实别有怀抱。人性复杂，此不消多言。面对复杂的人性，爱能否归航？这才是《回响》真正的追问。冉咚咚因为疚爱而踟蹰，慕达夫则越来越自觉地形成一种承担之爱、守望之爱和深沉之爱。慕达夫无疑经历过对爱的动摇，也有对冉咚咚的报复心理，什么维持了他爱的执着和信念？在慕达夫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不无理想化的寄托。这个敏感多思的人文知识分子，他忍受了妻子的百般猜疑和“审问”，他看透了妻子移情别恋的内心，却依然试图跟情敌邵天伟公平竞争，依然等待着妻子的回心转意。在面对妻子“你还爱我吗”的问询时依然坚定地说“爱”！[12]是因为女儿？是因为冉咚咚对他依然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或是因为慕达夫将“爱是恒久的忍耐”当作信条？当然不是。大概是因为慕达夫经过各种挣扎，甚至以玻璃碎片扎破脚底的痛苦之后，领悟了爱的本质：爱不是放任自己的欲望和冲动，爱不是以对方为中介进行的自恋，爱意味着部分地放弃自我，以寻找新的融合的可能。此际，在爱的哲学上，文学教授慕达夫已与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迎面相逢。
概言之，《回响》将“推理”“心理”化合为一，其人性叙事目的不在将人性深渊奇观化，而在由此勘探当代主体爱的病理学，并追问一种超越个体的爱情伦理的可能性。由此，《回响》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当代性和召唤性。《回响》比以往那种复杂人性论走得更远，它意识到复杂和混乱不是结果，而是爱的危机。借由慕达夫对冉咚咚发出的爱的召唤，它向所有的当代人发出召唤：去爱！摆脱原子化、个体化的观念去爱！去爱中寻找真理！去爱中缔结一种共同体的精神关系和人类的未来！由此，《回响》也显示出其内在的新时代性。新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的新时代性，这是两个互相印证的命题。文学的新时代性，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从原子式个人话语中摆脱出来，在时代、文化和精神的危机中，探索生命作为共同体的可能性，或者说，探索生命的共同体性。这里的共同体性既不是以个体拒绝集体，也不是以集体否定个体；而是个体与个体的和鸣，是己与群的碰撞与融合。在危机四伏的大变局时代，人类又重新踏上了探寻人性、总体性与共同体性的道路。《回响》对爱的勘探和呼唤，可视为此种文化迫切性的回响。
三 能动现实主义：重构形式，才能照见现实
由于借用了侦探叙事外壳，《回响》在获得读者和文学界好评的同时，也有人表达了疑虑，以为《回响》不过是一部较为好看的通俗类型作品。持论者显然没有看到，侦探叙事只是《回响》的外壳。对类型文学元素的改装，并借此将现实感深化为一种有效的现实主义，这才是《回响》的创造性所在。
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现实主义这一超级议题，由于内涵庞杂、源流交错，在实际使用中常常被自明化、静态化和空洞化。达米安·格兰特认为现实主义可能是所有批评术语中“最独立不羁、最富有弹性、最为奇异的一种”，“这个术语长期以来变动不居，它那种难以遏止的吸收修饰语以提供辅助语意的倾向，对此作出了极其清楚的说明”。[13]很多时候，使用者未必明了“现实主义”所指何物，更甚少意识到，现实主义需要在与当代经验的不断对焦中继承和创新，才能捕获其有效性。现实主义固然有其广阔、深厚的艺术传统和颠扑不破的理论方法，但现实主义并没有静态、凝固的形式。茅盾《子夜》、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都是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但蕴藏在这些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经验只能被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法袭用和照搬。这是现实主义动态性的一面；另一面是，当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经验刚出现又尚缺乏稳定阐释之际，常常难以被识别出来。动态性影响着崭新现实主义的接受。如今，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白鹿原》已被视为无可否认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可是在其经典化之前，同样充满各种争议和否定之声。所以，对作家而言，能否创造性地发展现实主义？对批评家而言，能否敏锐地甄别崭新的现实主义？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现实主义动态性带来的挑战。
如何理解现实主义，这依然是个问题。我们无法对现实主义进行一言以蔽之的定义，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现实主义常被转换为以下议题：第一，叙事效果的写实性。即作品有人物，有故事，叙事符合现实逻辑，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现实性，符合以上标准的作品，只是具有写实效果，其表现的“现实”很可能只是局部的、表象的、碎片的现实。第二，题材的现实性和重大性。很多作品因为以重大历史、现实题材为表现对象而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品，某种意义上，重大题材无疑给现实主义书写提供了舞台和领地，也提供了开掘的方向。然而，不少重大现实题材的主题创作，不能真正走进现实，深入生活，认识浮浅，走马观花，虚情假意，这种伪现实主义的流弊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一些艺术品质不高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题材的重大现实性为现实主义开掘提供的空间和可能，只能证明题材不是有效现实主义的充分条件。第三，思想视野的史诗性和总体性。正如刘大先所说：“‘史诗性’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词语，尤其在涉及长篇小说的时候，似乎只要情节时间跨度够长、涉及的人物够多都无所用心地被称作‘史诗’，其实不然。‘史诗性’指向于总体性，也即它必须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要有宏观视野，个人遭遇映射出的是时代命题与历史的变迁。”[14]当代小说中，陈忠实《白鹿原》和梁晓声《人世间》都因其“史诗性”而被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事实上，这既因为它们有较长历史跨度、人物众多、线索交错，也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出示了对历史总体性的判断。第四，人物刻画的典型性。恩格斯“除了细节真实，还应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5]的判断，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现实主义的重要论断。典型包括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典型环境的创造。鲁迅所谓“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16]的典型人物论，体现的是个体与群体、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则要求把人物置于时代和历史纵深中来理解。恩格斯的典型观对历史本质的重视构成了后来卢卡契总体性论述的基础。因此，典型性与总体性也有重叠和勾连。以上几个方面虽提供了现实主义这一论域的主要议题，但现实主义的道路和可能性显然更加开阔，也召唤着新的创造。
不难发现，《回响》并未严丝合缝地呼应上述几种重要的现实主义范式，它并非重大题材，并无广阔生活，也无巨大历史跨度；至于其细腻入微的心理叙事、其探入精神分析层次的人性发掘、其由案件切入社会分析的做法，也早有诸多中外文学经典实践过。《回响》没有《人世间》那种人间百态、时代沧桑的“史诗性”；冉咚咚和慕达夫似乎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典型人物。可是，《回响》分明以“爱的病例学”捕捉到了某种现实感，并且基于当代经验对现实形式作出探索。假如仅有破案线索，《回响》的现实感就不够强。有了慕达夫和冉咚咚的情感线，侦探叙事的陈规惯例被打破，非常之案件与常态之生活便融为一体、互为镜像。小说虽借助了凶杀案的奇观性，但落脚点仍在更广阔的日常生活及其内在危机中。任何小说的现实感，都来源于对日常生活的挖掘和重返。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类内蕴着一种悖论：一方面小说讲述的故事必须离奇，唐传奇、法国罗曼司，这些叙事文类的命名就道出小说的某种本质。但另一方面，现代小说必须超越传奇。奇观性带来可读性和消遣性，但陈规化的奇观叙事并不能敞开生活，反而阻碍了内在真实的涌现。这意味着，现实感的获得和现实主义的有效性，并无固定之法，而必须因应着现实经验的变化而不断调焦。《回响》何以锁定了崭新的现实感和现实性？凭的就是一种能动现实主义的方法和立场。能动现实主义投射于《回响》，体现为从正面强攻，全景式再现路径撤退；取径幽深，舍全景而共一线，以更精巧的构思凝聚和切入当代精神危机内部，使小说获得了现实感和独特的现实主义形式。这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小说以冉咚咚为联结点，使警察与病人合体，使奇观与日常同构。作为敬业忘我、正气凛然的警察，冉咚咚无疑属于英雄形象。1980年代以来，对英雄人物的表现方式显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譬如表现英雄的人性、魔性、脆弱性或悲剧性，都有相应的作品。《回响》表现的是冉咚咚的“病”，由此使冉咚咚获得某种凡人性和典型性。小说中，莫医生巧妙地测出了冉咚咚对慕达夫的不信任，“你不敢往后倒是害怕他接不住你”[17]。冉咚咚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冉咚咚的心灵危机，可能也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小说中，不仅冉咚咚受怀疑症的折磨，洪安格与贝贞、徐山川与沈小迎及夏冰清等人，都置身于各自猜疑的迷雾之中。这个时代的危机或许不是一个或几个具体的悲剧，而是人们纷纷失去了信的能力。《回响》虽不以广阔的现实生活取胜，却具有对内在现实的发现能力。“现实既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也不是直接发现的，而是经由相对充分、相对真实的解释搭建起来的。”[18]某种意义上，对疑的症候和爱的病理学的发现，正是《回响》以“相对充分、相对真实”的叙事搭建起来的内在现实、深度现实，这也是现实主义的重要体现。
其次，小说以夏冰清遇害为起点，构筑起一条包括“徐山川—沈小迎—吴文超—徐海涛—刘青—易春阳”的犯罪嫌疑人链条。这一链条上的人物社会身份、性格特点、命运遭际各异，小说拒绝将人物仅作为承载情节的功能单位，而是努力赋予每个人物以血肉、情热、悲欣和生命的困惑。既发挥点线结构深度表达的优势，又尽量实现不同阶层人群的覆盖性以及人物的立体性，这是《回响》的自觉追求。《回响》以并不广阔的叙事结构，通过嫌疑人链条的延展，展示出相对多样、丰沛的社会人生。由侦探而建立嫌疑人链条，这并不稀奇；但通俗侦探叙事，嫌疑人的延异，只为一次次掩盖谜底、延长悬念；《回响》如此用心于每个人物生命的来路和去处，倾力于人物性格的内在性、立体性和自洽性，正是基于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服膺。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才不满足于在跌宕的戏剧性中提取阅读快感，而力图将叙事安放在生活中，力图将人物置放于激荡的现实深处。
最后，小说以慕达夫为典型，寄寓了现实主义的召唤性。慕达夫是一个在情感守持和道德伦理上近于完美的男人。面对贝贞的诱惑和冉咚咚的猜疑，他始终守住底线，保持对爱的忠诚，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情感的波澜和内心的挣扎。面对与贝贞近在眼前的激情，他退却了。他转身继续守望爱，召唤爱。这种描写究竟是过于理想化还是另一种现实主义？无疑，依照某种“现实”标准，慕达夫这样的人物并不易找。但现实有很多种，究竟哪种“现实”拥有对现实的代表权？悲观的，还是乐观的？更低的，还是更高的？支离破碎的，还是总体宏阔的？这是现实主义内在的纠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爆发为“歌颂与暴露”之争。抛开二元对立的眼光，必须承认：现实主义既要表现“人的境遇”，也要表现“境遇中的人”。“人的境遇”体现为现实的规定性，“境遇中的人”则体现为人的超越性。无视境遇现实性的写作，固然不足取；但忘记了人的超越性，忘记了人追寻更高德行生活的努力，同样不足为训。《回响》中，冉咚咚、贝贞、洪安格、徐山川等人的心灵之病，体现的是“人的境遇”；而通过慕达夫，书写的则是“境遇中的人”。慕达夫正以自己的努力，将置身于“人的境遇”中的冉咚咚询唤为“境遇中的人”。正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作者罗杰·加洛蒂所说，生活的意义既是“作为一种强制的必然来经受，又由一种自由而孤独的选择的责任来承担的”[19]。正是从必然王国靠近自由王国的历程，使人成为具有更高可能的人。
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现实主义不可能“无边”，任何概念，失去边界就失去了意义，罗杰·加洛蒂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针对性。今天，继承并发扬现实主义就意味着既从已有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汲取营养，又承认其不断扩容、持续当代化的事实。核心的难题在于，如何将现实主义的扩容和现实主义的坚守统一起来。今天的现实主义，在经受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洗礼和重构之后，已经很难从简单的艺术技巧、风格上去定义。凝固化的现实主义将沦为“每个人都挥舞着对付左邻右舍的意识形态旗帜，是每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才具有的品质”[20]。有效的现实主义必须面向当下和未来去创造，现实主义越来越体现为一种关怀现实的立场、精神，创造现实感的思维和方法。换言之，我们既坚持现实主义、呼唤现实主义，又不能轻易先验地锁定现实主义，而必须在与现实经验的持续碰撞、对焦中创造和更新现实主义。
阿兰·罗伯-格里耶：《为了一种新小说》，余中先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版
借由《回响》，中国文学应当认真面对现实主义的能动性／能动现实主义这一议题。所谓现实主义的能动性／能动现实主义，是区别于反映论现实主义的论述。人们习惯于认为，现实就存在于生活中，而现实主义就是对这份现实的认领，实则大谬不然。现实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实在更加复杂、错动，只有创造性的努力和随物赋形的现实形式才能凝聚变动不居、与时俱进的现实经验。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就持这种能动现实主义立场，他认为“所有的作家都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的”[21]，并特别指出现实主义是形式的僵死和再生的动态过程：“当一种写作形式失去了它最初的生命力、它的力量、它的强烈度时，当它成为一种平庸的处方、一种学院派，追随者只是出于惯常或者懒惰才尊重它，而对它的必要性毫不提出疑问时，这时候，对已然死亡的套式提出质疑，并探寻新的、能够继续接班的形式，就构成了一种对现实的回归。只有当人们抛弃用旧了的形式，对现实的发现才将继续向前走一步。”[22]詹明信提议“不把现实主义看成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某种被动的、摄影似的反映和再现”，而“看成一种形式的创新，看成一种对现实具有某种创造能力的过程”。[23]罗杰·加洛蒂也说：“作为现实主义者，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事件、人物的仿制品或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的内在节奏。”[24]上述都是能动现实主义的立论。现实主义不是对现实的认领，而是对现实充满能动性的显影、捕捉和创造。现实主义和现实之间不是静态的、锁定的关系。最具当代性的现实永远是游离的、隐匿的，滑如泥鳅。曾锁定过现实感的形式，并不能持续有效；曾被认为落伍过时的形式，未必不能推陈出新。有效的现实主义，是形式与内容、文学传统与当代经验的不断碰撞，是一个能动的、敞开的、创造的过程。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如此看来，《回响》勘探心理，实为勘探现实；其借用侦探叙事的形式重构，也为照见现实。这种能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或许是叙事之外另一份启示。引申开去，写作须有能动性；面对具有当代性的写作，批评也不能简单袭用既往概念。比如将《回响》置于现实主义论域，则“心理现实主义”看似是最顺手合身的概念，实则不然。当代的中国文学界，早已意识到以中国作品作为西方理论之注脚不仅削足适履，更有主体性沦陷的危险。所以，从中国作品、中国经验发现和发展理论方是可行之道。“心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在20世纪西方文学史研究中已经高度稳定化和自明化，一般认为，“心理现实主义”是20世纪西方文学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文学潮流，受现代心理学影响，以亨利·詹姆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作家为代表，“以心理现实化与现实心理化之间的有机统一互为表象”[25]，使现实主义融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特征。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关于心理现实主义已建立一套相当稳定的论述。
这套十分稳定的知识表述对正在行进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启示已十分有限。“心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早在1980年就有中国学者撰文介绍。[26]1980年代初，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期。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反思带来了对西方现代派的强烈渴求；很多带着现代主义性质的文学流派以加前缀的现实主义的形式，成为中国文学追捧的对象，与“心理现实主义”前后脚被介绍进中国的还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潮流。彼时，“心理现实主义”无疑大大拓展了中国作家的写作视野，并提供了向内进行心理和精神探索的崭新方向和广阔空间。可是，以当下的目光看，“心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已略显陈旧、乏力，无法提炼出崭新的远景。究其原因，恰在于以往的“心理现实主义”论述重心理而轻现实，“现实”被简单化为某种写实性效果。换言之，只要一部作品仍保留着可以辨认的故事、人物等要素，“现实主义”便被认为得到保证。在最低写实意义上理解“现实主义”，这实是对“现实主义”的巨大简化和误解。如果沿着定型化的“心理现实主义”概念来论述和理解《回响》，则可能津津乐道其叙事、心理书写甚至精神分析，对心理叙事如何成为深度现实的有效形式等问题则可能语焉不详。质言之，能动性的写作也召唤着能动性的批评。
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结语 现实主义：依然广阔的道路
现实主义是说不尽的。它广阔丰富，无法一言以蔽之；它变动不居，拒绝本质化定义。现实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走过近二百年历史，引入中国也已过百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经历了从祛魅到复魅的过程。现实主义经历过浮沉和争议，却依然被证明是广阔的道路，是新时代文学重要的指引。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是兼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艺术流派经验的现实主义；是盘踞着写实性、总体性、史诗性、典型论等诸多理论议题的现实主义；也是必须面对新时代、新经验、新挑战，以能动性去创造的未完成的探索。
作为近四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回响》既是作家东西艺术经验的总结，也内蕴着新时代文学在探索有效现实主义方面的宝贵经验。《回响》的成功是以现实主义精神化合诸多艺术流派经验的结果；《回响》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动态的现实主义。《回响》中可以听到诸多艺术流派的回声，诸如批判现实主义、现代心理叙事流派、通俗侦探叙事，等等。《回响》既化合雅俗，又超越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对立。《回响》的能动现实主义，体现为对诸多既往艺术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和综合、对现实问题的审视、对当代人心灵危机的呈现，也体现为对承担现实、拯救现实之可能性的探索。既表现“人的境遇”，也表现“境遇中的人”；既表现现实的规定性，也表现现实的可能性和超越性。由此，《回响》内在地与新时代现实主义精神会通，显示了其意义和启示。
陈培浩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350108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注释
[1]参见李敬泽在《回响》研讨会上的发言。时间：2022年9月16日，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B座多功能厅。
[2]谢有顺：《日常生活令人惊骇的一面》，《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
[3]南帆：《〈回响〉：多维的回响》，《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3期。
[4]东西：《回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封底。
[5][6]E.弗洛姆：《爱的艺术》，萨如菲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64页。
[7]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
[8]陆兴华：《爱带给我们行动的勇气》，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邓刚译，第2页。本文为《爱的多重奏》中文版推荐序。
[9]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邓刚译，第50页。
[10][11]阿兰·巴迪欧：《重塑爱欲》，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娀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8、7页。本文为《爱欲之死》序言。
[12]东西：《回响》，第346页。
[13]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4]刘大先：《何谓当代小说的史诗性——〈人世间〉读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
[15]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陆贵山、周忠厚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
[16]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8页。
[17]东西：《回响》，第281页。
[18]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冯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9页。
[19]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20][21][22]罗伯-格里耶：《从现实到现实主义》，《为了一种新小说》，余中先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184、185～186页。
[23]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26页。
[24]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第176页。
[25]关晶、胡铁生：《欧茨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贡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7期。
[26]参见王平《“心理现实主义”与“感伤人道主义”的结合——评〈在冰山里〉及其他》，《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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