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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内容提要
乔叶在乡土认同上虽然经历了由“逃离”到“回归”的转变，但这一点不曾改变其城乡重叠的文化身份，这一身份又造就了乔叶的“弱地方性”乡土书写。具体到小说《宝水》，它是乔叶与乡建派接触的产物，其“弱地方性”体现为乔叶能将自己的乡愁投射到故乡之外的一个山村，且在同一部作品中，并置宝水的“振兴”与福田的“衰落”。这是一种全新的乡愁模式，即在都市返乡者那里，乡愁与故乡可以分离，且能以乡愁经济的形式达成。此外，福田庄的命运则是小说的一条暗线，福田所代表的平原村庄很难被各方力量“选中”，或许无法避免走向“衰落”，这也是当下主旋律“乡村振兴”话语与知识分子式的“乡村衰落”叙事并存的现实基础。
关 键 词
乔叶 《宝水》 乡建 “乡村振兴” “乡村衰落”
身份：“弱地方性”写作的城市返乡者
1996年乔叶的首部散文集开篇便是自述生平的《我是乔叶》一文。这时，年仅24岁的乔叶已是一个在中小学教师岗位上工作过四年，又在县委宣传部工作了三年的“老体制”，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深受读者喜爱的青春美文作家”[1]。这篇自述表明了她逃离“乡村”的决心，并明确提出一种“超越”的文学观：
我深深知道：我来自于乡村却不能沉沦于乡村，迷醉过城市又必须超越城市。我得摒弃乡村的愚昧封闭陈旧狭隘和都市的轻薄浮飘浅劣虚荣，从而汲取最精华的素质……[2]
“超越”乡村和城市，“汲取最精华的素质”，这种“上升”的文学便是20世纪90年代让乔叶声名大噪的“青春散文”和“哲理美文”。这些散文不值得过多讨论，乔叶后来也承认“早期的所谓散文其实离文学很远”[3]，说这是她熬煮的“心灵鸡汤”[4]。这种“超越”开启的乃是一种非地方化的写作，但乡土写作本身又高度地方化，因此考察乔叶的乡土写作，便无法不提及她早期的这种非地方化的倾向。
”逃离“乡村时期的乔叶
在一次访谈中，乔叶被问及是否有诸如莫言的高密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一样的“精神原乡”，乔叶的回答是决绝的：“没有，在这方面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5]在另一次采访中，她补充道：“我刚开始写小说，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很不爱说自己是河南作家，想在写作时清洗掉自己的河南印记。……那时候心怀大志，就想当个全国性的作家，想让自己看着高大上。什么高大上？当然是城市生活啊。”[6]这种意识当然不是凭空出现的，应视为其散文时期观念的延续，它通常呈现为一种无地方的当下书写，同时宣告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活哲学，但根本上又是相当现代化的都市个人意识。不妨看看这篇题为“标本的一天”的文章，该文被收入多部散文集[7]，或可代表乔叶文学观念之一端。这篇文章流水账式地记录了2011年4月2日的日常，乔叶说这是“作为无数个一天中的一个标本——一个幸福的标本”，这幸福便是拥有健康的身体，能用这身体工作，能靠工作挣钱消费，能有时间和心情通过语言表达这一切，最后乔叶总结道：
这个标本所意味的，不是一天。它就是我的当下。这一个个当下连着我的昨天和明天。昨天是此岸，明天是彼岸，这个标本的一天，它就是船啊，我在船上，心怀热爱。[8]
《标本的一天》可视为乔叶“超越”写作的一次实践，这是有机的一天，“我”是彻底的个人，上班、读书、休息、吃饭、看电视等，这实际上就是乔叶在郑州当专业作家的普通一天，它是标准的现代都市生活。然而“标本的一天”绝不是稳固的生命状态，即便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模式标本，往往也伴随着不同的残缺。《收割机穿过花园路》便是“标本”的一个缺口。这是一个早高峰，乔叶被堵在上班路上，当窗外收割机经过时，她想到故乡正是麦收时节，这勾起了她的乡愁，但当读者期待一段想象性的返乡抒情时，乔叶却写道：
我该回去的
我该跳下这可恶的出租车
跳进你的怀抱
可是，我不
故乡只适合歌咏和回忆
只合适在超市购买农产品时
作为最重要的选择项
我宁可滞留在这堵车的大街
滞留在这没有花园的花园路[9]
这首诗写于何年，未及详考，根据诗中“六月十三日，周一”的时间推测，有可能就是写作《标本的一天》的2011年。[10]无论如何，“标本的一天”在开端处便被收割机碾碎了。
整体上看，乔叶逃离地方的写作并未实现“向上”的“超越”，她笔下最打动人心的散文，大多也是乡土之作或乡土性较强的篇章，尤其是那些与祖母、父亲等家人相关的作品。乔叶那些具有自传性的小说，大多也离不开一个豫北的乡村为其源源不断地供应情绪的动力，如《叶小灵病史》《认罪书》《最慢的是活着》《月牙泉》《拆楼记》《四十三年简史》《指甲花开》等。《宝水》中这一点也相当突出，小说女主人公早年致力于摆脱乡土情感和人际关系的罗网，甚至在祖母临终前也不愿意回去，决绝的逃离所造成的情感创伤也增强了后来自我反省时的情感强度。小说写道：“每次从外面回到村里，都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都想逃走。为啥？因为不自由。谁都认识谁，这特别不自由。在城市里会觉得孤独，但孤独其实也意味着自由。”[11]在主人公看来，乡村是一个束缚性的地方，城市则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她试图通过逃离实现向上的“超越”来获得自由，这显然有着乔叶的影子。正如人文地理学家的说法：“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我们都希望既有安全，又有自由。”[12]“标本的一天”是自由的，却绝非无懈可击，它随时会遭遇一次早高峰的拥堵，或者乡村记忆的情绪冲击，这里隐藏着乔叶对地方的渴望。从乔叶逃离乡土的文本的裂缝中，读者可以捕捉到乔叶文化身份的重叠性，用《拆楼记》中的说法就是“乡村底子、城市身份”[13]。这种文化身份隐伏在乔叶的整个写作中，是支配她乡土写作某些基本特征的根源，在其“逃离”阶段如此，“回归”之后仍然如此。
乔叶：《拆楼记》， 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当地方意识成为一种身份自觉后，乔叶便有意识地标记自己的“回归”时刻。《宝水》被她视为“回归之作”[14]。在《拆楼记》完成后也曾如是说：“2011年开始写《拆楼记》时，我就不断回到家乡，汲取了很多营养。”[15]2008年《最慢的是活着》也被她视为“回归标志”[16]。就题材来说，更早的诸如《指甲花开》（2007年）、《柴禾妞儿》（2005年）等作品，未必就不算“回归”之作。文本倒推无法标记一个准确起点，除非真有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乔叶，否则就有必要正视其城乡重叠的文化身份。正因如此，在《宝水》引起热烈讨论的当下，乔叶几乎被视为时下最有代表性的乡土作家，但她同期的多数作品仍然专注于都市情感书写，她仍以一个城市女性的身份，保持着对道德冒犯的热情。“乡村底子城市身份”的自觉，当然离不开河南（乃至中国）乡土文学传统的召唤与示范，这一点乔叶在讨论个人的地方自觉时也一再谈及，但乔叶乡土身份的发现，并不是以否定自己的城市身份为前提的，所以忽视城乡重叠的身份就不大能理解乔叶的乡土写作。不妨来看乔叶晚近的一次“回归”。
2020年6月，正是豫北的麦收时节，乔叶终于跳下“可恶的出租车”，走进故乡的麦田。根据乔叶自述，她在2014年后就经常回乡积累《宝水》的写作素材[17]，她老家所在的村庄也是小说中福田庄的原型，这次回乡想必也是其“跑村泡村”[18]的一个片段。在6月14日的头条文章中，乔叶写道：
前两天回老家，沿途都是刚刚收割过的麦田。下车跑到地里拍了几张照片。一位老农蹲在路边树下，看我忙活完，悠悠地问：“你这干啥咧？”本想答：“这麦田太美”，突然觉得好矫情。那该答什么呢？我答了：“您这收成不错。”但其实似乎答什么都不能匹配这厚重的土地和辛勤的耕种者。[19]
豫北麦地（2020年6月 乔叶摄）
乔叶这段随意写下的文字，同时传达了两种知觉，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其一或许可称之为“风景的发现”，其二则是对土地与农民的赞颂。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知觉并非亲密无间：关于前者，根据柄谷行人的经典论述，风景是无视外部的、孤独的人才能发现的[20]，这是现代人的知觉方式，它倾向于都市性；至于后者，则是一种融入群体的情绪，有悲悯、感激与认同，它倾向于乡土性。或许正是意识到其中的裂痕，当乔叶预备脱口说出“这麦田太美”时，她意识到“矫情”，因为在前一种知觉中，农民本身就是风景，而风景是不具有对话性的，所以乔叶避开提问，转而称赞农民与眼前土地合作的成绩。压抑“风景”的冲动，努力进入“农民”和“土地”的逻辑，这就造成两种知觉的“交战”，这是乔叶身上的文化性格。一方面她是城市人，无论是精神还是肉身都是个体性的；另一方面，作为完全的个人，——正如《宝水》中的女主人公，当丈夫逝世，孩子和母亲远居异国，她从人际关系的罗网中解脱为一个彻底的个人之后，却立刻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失眠），于是乡村便开始发挥疗治的作用，促其正视自己的无根状态，重建与地方的亲情。乔叶身上显然没有出现柄谷行人所说的知觉“反转”[21]，而呈现为两种知觉的纠缠，这正是其城乡重叠的身份所决定的。如小说《四十三年简史》中，有一段女主人公开车返乡时，在车上感受到的风景：
有农人从地里回来了，淋着雨。有匆匆走着的，边走边骂着雨；有慢慢走着的，哼着小调，就那么湿着头发和衣裳。她就觉得，那匆匆走着的人，就是穷人；那慢慢走着的，就是富人。而像她这种人，这么看着雨的，就也是富人……[22]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一段雨景，在散文《穷人》中也写到了，但小说中是女主人公返乡的风景发现，散文中乔叶则把它设置为童年时期“坐在大门口看雨”时的风景收获。乔叶在散文中取消了雨景体验背后的城乡差异和可能的阶层因素，将一种知觉纠缠的风景体验“提纯”为匆忙与否的人生态度。显然，一者是“返乡”带来的身份自觉，一者是泛化的个人心灵体验，这种矛盾正是乔叶双重身份的一个观念投射。
城乡身份的重叠是大多数具有农裔身份作家的共性，乔叶的独特性在于，她初中毕业后就上了师专，此后又以面向市场的通俗写作开启自己的文字生涯，“幸运地”躲过了高校乡土文学与文化观念的规训，使之与知识分子化的乡土意识保持着距离[23]，她既不是一个都市的批判者，也不是一个眷恋田园往昔的人，一言以蔽之，乔叶缺少那种基于现代性批判的乡土激情。而在现代以降的乡土文学传统中，尤其是人文学科内受过高等教育的返乡者，在察觉自己优越性的同时，会很“自然”地触发向内的忏悔与自我批判，并极力清洗掉自己身上的那些都市“污渍”，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道义上的“条件反射”，近年来，那些引发广泛共鸣的返乡书写，诸如梁鸿、黄灯和王磊光等人的乡村书写，无不如此。乔叶则不同，她笔下那些成功进城的女主人公，在乡下往往还有一个苦苦生活的姐姐、母亲或者女同学，主人公虽一再警惕自己的优越感，却又难以控制地表现出对她们的厌恶，《月牙泉》《拆楼记》《认罪书》无不如此。李敬泽说乔叶长于表达“未被理念整理和驯服过的真实的心灵”[24]，所谓“理念”，既是指种种禁锢心灵与肉身的道德律令，也包括追求形而上学的知识分子教养。
在与《宝水》有关的自述中，乔叶一再袒露自己的乡土自觉，似乎暗示她的写作完成了从城市到乡村的过渡，但正如上文分析过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重叠的身份与知觉的纠缠仍然存在，这尤其突出地体现为她能在一部《宝水》中，相当“自然”地并置福田庄的“衰落”与宝水村的“振兴”，而这升降两套话语本应由不同类型的作者完成。解释这一“问题”，或许需要发明一个概念，即“弱地方性”。纵观乔叶的写作，逃离时期的作品体现为抹除自己的乡土身份，这是一种非地方化的写作，但即便是“回归”后的作品，主人公实际上也与地方保持着距离——要么如《最慢的是活着》那样，偶一返乡，要么如《拆楼记》那样，关键时候站到旁观者的位置，要么如《宝水》那样，选择了别一个乡村——不像她的河南前辈乡土作家，诸如阎连科、李佩甫、刘震云等人，以及同辈的梁鸿那样，对地方有着强烈的依恋。一言以蔽之，乔叶并非离不开故乡的人。乔叶的这种地方意识，不妨称之为弱地方性，以区别于主流乡土文学那种强悍的地方依恋。或许正是这种弱地方性，让乔叶可以将自己的乡土情感投射到故乡之外的一个村庄，并欣然接纳乡村旅游，最终加入“乡村振兴”的主旋律中。
宝水：摹写乡建派的实践空间
故事仍然要从“非虚构写作”绕不过去的2010年说起，这年《人民文学》开设了“非虚构”专栏，借助这个平台，梁鸿和乔叶这两位河南女作家都将眼光投注到自己出生的那个平原村庄，一个是位于南阳邓州的宋庄（即《中国在梁庄》中的“梁庄”），一个是位于焦作修武的杨庄（即《拆楼记》中的“乔庄”和《宝水》中的“福田庄”），梁鸿创作了引起巨大情绪共鸣的《中国在梁庄》，乔叶则以半个当事人的身份介入老家的拆迁，创作了名为《拆楼记》的“非虚构”小说。时至今日，在“非虚构”开疆拓土，已经明确了自身的文学版图之后，她们的作品仍然是讨论“非虚构”时绕不开的重要文本。
郝堂村的中国乡建院
或许正是得益于乡土“非虚构”的社会影响力，她们在作品出版之后都开始接触乡建派，但随着接触的深入，后续却显示了相当不同的态度，这也直接体现在她们此后乡土写作的地方选择上。梁鸿在“陆续参与了一些乡村建设团体的活动”后，感到自己与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乡建人并不是同路，她说自己“害怕行动，害怕被裹挟其中”，并且不想面对行动者难免要面对的“二元对立的站位和叙述”。[25]毫无疑问，梁鸿是知识分子式的，怀疑、批判以及内省的意识近乎一种知识本能，在与乡建派碰撞之后，她仍然选择踽踽独行地坚守在梁庄，守望这个走向“衰落”的故乡上的人与事。不同于梁鸿，乔叶与乡建派的接触不会晚于2014年，但她在地方性上显示了比梁鸿更强的适应性，这正是其弱地方性的体现，乔叶也没有那种非要坚守不可的理念，因此她既能与盖楼、拆楼的村民共情，对由政治强力推动的现代化进程也能予以充分的理解，她与乡建派的接触就成为写作《宝水》的契机，乡建派的实践也构成了小说中新乡村的主要形象。
关于《宝水》的写作动因，乔叶在文章中有过比较清晰的介绍：
最早动意写《宝水》，是被豫南信阳的一个村子所触动。那是2014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村里参加活动，这个村子2013年被住建部列入全国第一批“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也是原农业部确定的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点乡村。[26]
这个村庄就是河南信阳的郝堂村，它是乡建派大力宣传的一个样板村。同年夏天，乔叶再次造访郝堂，目的是“为某个乡村图书馆捐书”[27]，这个图书馆就是郝堂村的叶楠白桦文学馆，它是由乡建专家孙君设计、建造的村庄地标建筑，也是郝堂村的文化中心。通过这些地方文学交流，《拆楼记》的作者与别一个乡村世界发生了实际的联系。乔叶说她在郝堂受到触动，因而想要写一部小说，但郝堂的吸引力既源于其陌生的新品质，同样这种陌生也会阻碍乔叶的整体构思，不得已，她选择回到修武老家寻找熟悉的“旧”品质，她找到了豫北的一斗水村和大南坡村，它们是修武县全域旅游发展的标杆村。一斗水村和大南坡村都是太行山脉的山区村庄，前者紧邻5A级景区云台山，后者则是乡村“美学经济”的样板，都是风景秀丽的旅游村。基于这三个村庄，乔叶捕捉到乡村进步之链上的几个关键点，她说：“信阳的村子走得比较靠前，正好可以和老家的村子形成链条上的接续性。”[28]在这些村庄形象之上，乔叶创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宝水村，她写道：“我确认宝水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例乡村，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乡村。”[29]
郝堂村叶楠、白桦文学馆和村史馆
不过在这“链条”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村庄，乔叶似乎没打算在发展之链上给它一个位置，这便是乔叶的老家杨庄，也就是《宝水》中福田庄的原型。实际上乔叶是融合了杨庄（福田庄）、郝堂与一斗水这三个村庄，才构筑起《宝水》的三角形的力学结构：郝堂村提供乡村建设的美好图景，它为《宝水》提供了时代的新品质，杨庄则提供了充沛的情感动力，一斗水村则提供了现代桃花源式的乡土自然空间。在这个力学结构中，乔叶将熟悉的“旧”情感与陌生的新事物结合在一起，她擅长书写逃离村庄的女性的命运和情感，具体到《宝水》，女主人公与福田的情感纠葛构成了小说的暗线，但她后来又在回嵌地方时实现了与宝水村的新生，这构成了小说的明线，这是作品的新质。《宝水》中明暗两条线索是不能分开的，倘缺少暗线，情感动力便会不足，就有沦为配合政策写作的风险。乔叶的新，离不开她的“旧”，新村庄的灵魂是乔叶既有的写作风格赋予的，这集中体现在小说对当下生活与情感细节的执着上，也即乔叶特别强调的“真佛只说家常”[30]，但这不见得就是乡土化的，应该说这是乔叶一以贯之地对当下、日常与人际关系的敏感导入乡村的自然结果，熟悉乔叶整个写作的读者，对此不会感到陌生和意外。
大南坡村
《宝水》的新质离不开小说中的乡建书写，关于这一点，乔叶和不少研究者都曾谈及，却未能展开，但这是理解其直面当下乡土实践的文学书写的关键。郝堂村是乔叶动意写作《宝水》的起点，实际上宝水村的乡村建设主体也是“郝堂模式”的文学再现，有大量关键细节可以印证这个判断。在乡建界的宣传中，“郝堂模式”常被归为李昌平“内置金融”的成绩，实际上政府的作用无疑要更为根本，且就个人而论，孙君的乡建理念影响或许还要更大，他也是《宝水》中孟胡子的原型之一。在小说中，孟胡子是一个“学美术出身”、“雅好书法”[31]、有极强亲和力的乡建专家，作为“梦载乡建院”的发起人，他到宝水村参加乡建，经过县长三顾茅庐多番邀请方才得以成行。这些身份与孙君都高度重合。孙君也是美术出身，作为北京绿十字环保组织和中国乡建院的发起人，2010年曾受时任信阳市平桥区区长王继军三次邀请，方才前往郝堂村调研，策划郝堂乡建。[32]因为出身美术专业，他重视传统民居营造和艺术乡建，主张从社区营造入手，推行环境保护和垃圾分类。孙君的核心理念是“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在小说中，孟胡子的核心观念是反对“把乡村当作城市做，把乡村标准跟城市标准看齐”[33]。在乡建实践的诸多关键细节上也可以找到直接联系，如在民居营建中，孙君不赞同城市建筑的做法，反对民居墙体贴瓷砖，他还用自己的“语言”游说村民：
孙老师说瓷砖不能贴外墙，它会在冬天反射阳光。家里很冷，在雨天潮湿后，不能透气。瓷砖像人穿雨衣，不透气，闷热。有贴瓷砖的人家，家中肩周炎、关节炎、胃寒的比例都很高。农民一听就明白了，就知道该不该贴瓷砖。[34]
《宝水》中专门有一节就是“敲瓷砖”，孟胡子要求贴了瓷砖的必须敲掉，恢复成传统民居样貌，他因此落了一个“砖家”的外号，“村里人都说他那个专家是瓷砖的砖，整日里琢磨着要敲那些个瓷砖”[35]。又如在社区营造时，孙君很看重农民参与垃圾清扫和垃圾分类，在具体操作上，他多次提到调动小学生参与的作用：
村小学还鼓励小学生回家督促家长搞好垃圾分类，每两周到三周让小学生进行一次巡游，检查全村的垃圾入桶情况，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学生授予“环保小卫士”称号。[36]
孙君在著作中一再提及这一方法，《宝水》也专门写到这一情节。宝水动员卫生整治，效果不佳，孟胡子便让小孩子们进到各家各户检查、打分、贴小红旗，小说写道：“看着像是游戏，一旦贴上了小红旗，游戏的壳里就有了严峻元素，村里马上就分成了有旗和没旗的两类。”[37]这样一来，很快街面上就难找到塑料袋了。值得一提的是，不仅主人公孟胡子有郝堂的影子，小说中女党支部书记大英作为宝水村的核心人物，她与郝堂村原党支部书记胡静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是果敢、干练的女干部。郝堂在修建污水处理厂时需要迁坟，主家不太积极，村主任胡静就串通风水先生，让主家及时完成迁坟。[38]小说中也有相似情节，宝水修建停车场时涉及迁坟，曹家想获取高额补偿，大英便串通了风水先生让曹家主动把坟迁走。《宝水》中的乡建实践，还有很多或大或小的细节可从郝堂找到原型，诸如县村干部与乡建专家之关系、村史馆之设立、农家乐之经营、乡村研学与乡土自然教育之展开，乃至于参访模范乡村、举办百家宴与乡村春晚、打造豆腐坊和“网红”形象，等等，可以说郝堂是了解宝水的一面镜子。当然，正如前文已谈及的，宝水的乡村建设有多个村庄的影子，也是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因之绝非郝堂村的回声，比如左靖的碧山公社在大南坡村的艺术乡建[39]，又如河南“大树空间”这类开发农艺产品机构的思路[40]，等等，在乔叶笔下的宝水村，都能找到对应的文学形象。
群山深处的一斗水村
活跃在当下的乡村探索，成为乔叶据实虚构宝水的基础，这就引出乔叶乡土写作的工作方法。乔叶曾说过她这一代人的乡土经验比较匮乏，不像诸如阎连科、莫言等前辈作家，他们的“乡土记忆非常完整和坚实”，彼时乔叶还认为写作“不一定要扎根于某块土地”[41]，但乡土写作显然无法回避要“扎根于某块土地”，这也是乔叶需要直面的问题。如果说乔叶小说的乡土性一度依靠相对有限的乡土记忆，那么从《拆楼记》开始，她找到了“扎根于某块土地”的方法，也即田野调查，乔叶说她在写作《拆楼记》时“尝到了采访的甜头”[42]，毫无疑问，《宝水》的写作也离不开这种田野工作，用乔叶自己的说法，也就是“跑村和泡村”。也有论者将乔叶的这种工作方法上溯到当代文学的“深入生活”传统[43]和“采风”传统[44]，这是问题的一个面向，因为乔叶确实有意识地将自己“回归”地方的方式并入当代传统中去，如在2016年的《遥想柳青》一文中，乔叶就从落户皇甫村的柳青身上，辨识出自己“泡村”的当代传统[45]。但更应注意的是，即便乔叶并不认同贴在她身上的“70后”标签[46]，但相同的城乡经历也伴随着相似的“回归”方式，这是具有代际性的，因此即便立场不同，同代乡土作者也表现出相似的田野倾向，乔叶如此，梁鸿与黄灯也都如此。因而，与其说这是某种当代传统之延续，不如说这首先是残缺的乡土身份决定的，这也是两代乡土作家的一个差异。
一斗水村的少年、核桃树和狗
前文谈到乔叶乡土写作的弱地方性，这一点在《宝水》中表现得相当突出，田野方法是类人类学化的，它的地方选择相对灵活，乡土写作中的这种地方回归可用潘家恩发明的一个概念，即“回嵌乡土”[47]，《宝水》就是一部“回嵌乡土”之作。乡建派的“回嵌”，实际上就是一种现代人的返乡方式。《宝水》的弱地方性，体现为故乡与乡村的分离，并最终呈现为乡愁与故乡的分离，即是说作家虽然扎根乡村，但这个乡村不一定是他的故乡。这个微妙的差异显示了未来乡土写作的某种新的倾向。近年来已有一些乡土文学和自然书写显示了这种倾向，如河南作家青青的《王屋山居手记》，江西作家傅菲的《深山已晚》，分别是以定居王屋山和武夷山的生活为题材的散文。当然，这里是不包括那种政策性写作的。如果说以往的乡土写作，故乡是动力的源头，鲁迅以降的乡土文学中故乡便发挥这样的作用，但《宝水》面对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在高度城市化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是没有故乡的人，因而乡土文学面对的人群，便逐渐由离乡之人向无乡之人转变，乡愁也逐渐转向“乡愁经济”，乔叶在《宝水》中的乡村建设，也让人联想到更多的乡村实践，包括乡村旅游、民宿运动、“农业+旅游”，等等，都可被视为“乡愁经济”。虽然这个乡愁不大纯粹，但它指出的文化事实却需要引起注意，即哪怕是无根的现代人，仍然有强烈的再乡土化的情感需求，当然，其文化症候也应受到正视。不难发现，如果进一步讨论乔叶的“回归”，“乡村底子”固然是促成“回归”的动力，“城市身份”何尝不是呢，甚至可能是更主要的力量。毕竟“宝水模式”所强调的“乡愁经济”，本身就建立在城乡互动的基础之上。
2023年7月28日，在《宝水》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十四天前，农业农村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了《“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鼓励引导城市退休人员回乡定居，参与乡村建设。或许只是巧合，但《宝水》无疑可被视为这一政策的先声。《方案》的多项举措，都能在《宝水》中得到印证，其中特别谈到“发挥乡情馆、村史馆对乡情乡愁的记录作用，打造在外人士的情感地标和精神家园”[48]。《宝水》的女主人公就是村史馆的负责人，打造宝水，正是“打造在外人士的情感地标和精神家园”，它面向的“在外人士”，实际上就是与乔叶类似的都市人群。
福田：平原村的“乡村衰落”
从故事情节来看，《宝水》是一部皆大欢喜之作。有研究者已经指出小说中频繁使用“就都笑”[49]，统计全书，“笑”出现了755次，“都笑”出现了103次，“就都笑”这一短句也有73次，宝水村充满了笑声。不仅如此，《宝水》自推出之后，也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同时又邂逅了主旋律，它似乎是一部让各方面都满意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宝水》是一部皆大欢喜之作。但当带领读者感受宝水振兴的欢笑之际，“宝水”同样提示不应忽视福田庄的衰败。
在小说的开头，女主人公计划提前退休，到乡村疗治她的失眠症时，首先排除的就是她自己的故乡，理由是“福田庄已经快拆没了”，但在潜意识里，女主人公未必真敢面对这个属于自己的熟人社会，但在宝水村，“外人”身份却能带来诸多便利，让她能同时获得安全与自由。除了自己的故乡，女主人公还排除了“那种没有一点儿热乎气儿的荒凉破败的村子”、“已经成了旅游景点的那些大红大紫的村子”以及“离城市太远的村庄”[50]，女主人公最终选择了一个有风景、有历史还有人情味的村庄。宝水村不仅被女主人公选中，它也是时代选中的村庄，先是被孟胡子选中并打造成功的乡建样板，后又被省政府评为“美丽村庄”。小说中写了孟胡子的选择标准——“县里让他挑村时他就打定了主意，怀川虽是半山区半平原，平原村却从不考虑”，不仅因为山村“项目空间”大，更能显出成绩，还因为“山村的自然条件在审美上也容易出效果”[51]。实际上宝水村在“云里景区”（即云台山）附近，风景和文化——而非农业——是其被选中的第一本钱，这也是其原型村庄的共性。宝水村如此，同为河南作家的周大新在其书写乡村振兴的小说《湖光山色》中，也选择了有相当山水和文化本钱的楚王庄。按照这个标准，更普遍意义上的乡村，尤其是在河南，包括福田和梁庄在内，那些散落在广阔平原上的无数村庄，那些仅能依靠土地过活的农民，是很难被选中的。关于这种选择，李昌平曾给过一个粗糙估计：
我国有数百万个自然村，五十多万个行政村。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村庄会自然消亡。我曾推断，这类的村庄占60%左右；真正有未来的村庄，可能只有30%左右；10%的城市郊区村庄，会淹没在城市之中。
乡村振兴，重点是建设和振兴30%有未来的村庄——未来村。[52]
一斗水村的苹果树、玉米地和蜂箱
如果说这还是乡建派在面向未来选择合适的乡建对象，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就宝水所代表的乡村旅游模式来说，被“选中”的村庄则要更少，贺雪峰也给过一个粗糙的估计，他认为：“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机会来发展出新业态的农村占全国农村的比例不会超过5%。”[53]这些统计并不精确，却足以让人明白宝水式的村庄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要理解被选中的意义，当然不是为了谈村庄的先天命运，而是要指出“选中”意味着庞大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就笔者调研所得，郝堂村和大南坡村的政府及民间力量的投入都已过亿元，且这里提到的郝堂村和大南坡村，还只是所属行政村中的一个居民小组，如郝堂有18个村民小组，主要的开发只是集中在红星组。基层政府需要打造样板村庄，乡建专家也需要成功案例，但公平发展同样不能忽略。就《宝水》中提及的“全域旅游”来说，在现实中，修武的实践并不成功，在孙君的乡建案例中，“远安全域旅游”也是他自己承认的不成功的案例。贺雪峰的调研也曾指出，全国范围地方政府都在推动“全域旅游”，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旅游市场的有限性，还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54]并且乡村旅游高度依赖城市环境，如在疫情期间，上述村庄都遭遇了极大的冲击，因为城乡被绑定到一起，它们在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面临新的风险。这也是不少乡村研究者希望维持一个良性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
就乡村建设运动来说，这股自现代以降便致力于深度参与中国社会改造的民间力量，已经存在超过一个世纪，时隔如许，才被《宝水》写进乡土文学，不得不说是一大贡献，也为乡土文学增加了新的人物形象。但也要承认的是，《宝水》整体上仍欠深入。即便是作为“宝水模式”的三个主要原型村庄，它们背后各自的乡建理念也有差异，乃至理念上的矛盾，如强调内生性的郝堂村与外向型的大南坡村之间差异就很突出，即便在郝堂内部，倚重“内置金融”的李昌平与具有文化主义倾向的孙君之间也有不小的差异，又比如强调集体经济与主张引入外部资本的分歧，等等。乡村建设内部光谱的复杂性，甚至要远大于农村社会学的派别分歧。这些都可能对乔叶直面现实的写作构成挑战，但从操作上看，乔叶的处理方式是比较简单的，她选择在现实中抽绎出一个臻于理想的宝水模式：《宝水》中的乡建人，即便不是完人，至少都是恰到好处的人物，又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宝水村，演绎了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喜剧。
《宝水》明暗两条线索上的两个村庄，或许代表着乡村的不同命运，一方面是由宝水村的振兴所彰显的时代的喜悦，另一方面则是由福田庄所延续的自《拆楼记》《叶小灵病史》以降的乡村衰落的农民心灵史。作者未必有意如此，因此在小说中，福田庄像是宝水乐章背后的一个杂音，很显然，这也是我们时代所面对的乡村现实的一部分，如果按照李昌平的说法，多数村庄倘若没有未来，那些有未来的村庄即便是走向光明，也仍要有人来唱那大多数的挽歌。这或许就是何以在当下，既有“乡村振兴”的欢歌，也有“乡村衰落”的挽歌。
《宝水》中有一个凭吊亲人的场景，女主人公回到福田，先到叔叔家给逝去的亲人磕头，再到墓地祭拜，女主人公见到亲人遗照时泪水便会崩溃，但墓地却不大能引起她的伤感。小说写道：
墓地只有土堆，只有旷野，只有草，只有树。墓地最多的就是坟墓。墓地就是死亡的气息，而且是群体死亡的气息。在这里，死亡这个巨大的句号显得无比自然，很容易接受。但在家里不一样。家里是活生生的人在过活生生的日子，看到这些照片上的亲人……会想起他们走路的样子，咳嗽的样子，吃饭的样子，生气的样子，发愁的样子……[55]
在梁鸿笔下，也有凭吊亡母的场景：
独自来到墓地，与母亲告别。
不管怎么说，乡村之所以总是能让人产生某种古老、深远的乡愁似的情感，是因为它与原野、山川、河流的天然联系。它把人类的目光拉向广阔、丰富的自然界，拉向无限延伸的天空，让人情不自禁地思考自己灵魂的来源与归宿。
大地，总是永恒。……不知为什么，那一刻，觉得母亲仍与我同在，她躺在这片土地中，而她的女儿在感受着这片土地，用她的灵魂与精神。[56]
墓园凭吊是乡土文学常见的场景，但乔叶和梁鸿的乡土意识却显示出不小的差异。在乔叶笔下，具体的、个人的、当下的、生活化的经验是其乡土意识的基础，她缺少向外、向上扩张和延伸意义的激情，并且乔叶的乡土意识更多地集中在家庭空间内，亲人间具体的情感与生活细节编织成乔叶式的乡村图景，即便在《宝水》中乔叶开始引用费孝通，但她笔下的乡村形象并非《乡土中国》式的，更像是一幅由现代女性用情感触角勾勒的心灵地图。但在梁鸿笔下，个人体验常是作为其乡土感受的起点，它会触发并导向更崇高、更广远的领域，诸如土地意识、身份认同、乡愁、苦难以及历史感，而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理论，则是其形而上地感知土地的知识工具。这两位河南女作家，面对同埋在一片热土上的故人，她们的亲近方式是不同的，梁鸿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化的，乔叶则相对世俗，或者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更强调“尘世场”[57]。梁鸿是悲情的，她是这块土地上的虔诚主义者，她为土地上的变动而惆怅。乔叶则对土地上的变动充满理解和同情，她说：“对于变化本身，我能够以相对平静的心态接受。”[58]但即便如此，面对故乡被拆迁，乔叶也要承认：“对于乡，我不是愁，是疼痛。”[59]严格说来，知识分子式的感受方式，并非没有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见得能与农民的真实感受保持一致，因此乔叶的非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时候却能更准确地捕捉到人的情绪。尽管如此，尚不能如有些评论者所说的，乔叶的《宝水》是对鲁迅以降的乡土传统的超越。关于这一点，凡能注意到脚下这片土地上存在多样命运的人，是不难判断的，这也是知识分子式的“乡村衰落”叙事与主旋律的“乡村振兴”话语同时存在的现实基础。
豫北的杨庄
尾声：宝水如镜何所照？
《宝水》中有一处情节，女主人公与恋人老原沿路登山，走出了宝水村，他们一路攀上云顶，在太行之巅，纵目南望，平原广野，尽收眼底，小说写道：
看见福田庄没？老原调侃。
嗯。
他笑了笑。一时无话，心里却怦然一动。我当然没有看见福田庄，可其实我不是一直都在看见她么。宝水如镜，一直都能让我看见她。[60]
后来乔叶又以“宝水如镜，照见此心”为题写了创作谈。宝水这面镜子似乎成为主人公进入故乡的一种方式，主人公确实也是在宝水完成了与福田的和解。但小说中女主人公透过宝水这块镜子照见的故乡，会是百里外的福田庄吗？
小说中的宝水，是一口常年涌水不涸不竭的水源，它与现实中的一斗水泉情况基本相同。这口泉位于贯穿太行、连通晋豫两省的白陉古道旁，古道为行军通商的要道，先秦便已形成，水泉也存在了一千二百多年。[61]千百年间，它都是离乡者们临时息足之地，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故乡，但在千年之后的今天，却有源源不断的人被吸引到这里，好像秩序颠倒过来，全世界都成为一个临时的庇护所，反而要到古人歇脚的地方体验故乡，认识故乡。
平原上的“梁庄”
如果说鲁迅在《故乡》里开启了中国人对故乡的无限失望——他写道：“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62]——暗示中国人的乡愁与故乡已经发生感知上的分离，那么到了乔叶的《宝水》，这种分离就不只是一种情绪，而是转化成为一种行动，他（她）决定放弃故乡，并选择一个由集体记忆打造的完美故乡。这或许也解释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张，打造乡愁经济的情绪动力何以越来越充沛。所以宝水如镜，照见的究竟是什么呢？
邓小燕
武汉大学文学院
43007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注释
[1]乔叶：《坐在我的左边》，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封底。
[2]乔叶：《孤独的纸灯笼》，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3]张莉、李馨主编：《当代河南女作家研究资料汇编·乔叶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6页。
[4][5][6]乔叶：《我常常为困惑而写》，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3、132、169页。
[7]包括《让自己有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深夜醒来》（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生活家》（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一往情深过生活》（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年版）等散文集。
[8]乔叶：《生活家》，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页。
[9]乔叶：《我突然知道》，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
[10]6月13日为星期一，且符合乔叶工作履历的，有2005年、2011年和2016年三个年份。
[11]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47页。
[12]段义孚：《空间与地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13]乔叶：《拆楼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14]乔叶：《诚实地去倾听，朴素地去写》，《北京青年报》2021年1月9日。
[15]乔叶：《我常常为困惑而写》，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0页。
[16][17]乔叶：《宝水如镜，照见此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5期。
[18]参见乔叶《跑村与泡村》，《长篇小说选刊》2022年6月。
[19]今日头条，2020年6月14日，
https://www.toutiao.com/w/1669442026932231/?log_
from=944692853273e_1694087907814。
[20]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21]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页。
[22]乔叶：《七粒扣》，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216页。相同的段落，见《走神》《天气晴朗，做什么都可以》《深夜醒来》等散文集收录的《穷人》一文，在散文中，人称代词用了第三人称的“她”。
[23]李蔚超对乔叶的“非知识分子”风格作过系统论述。见《乔叶论》，《作品》2022年第7期。
[24]乔叶：《我常常为困惑而写》，第127页。
[25]梁鸿：《中国在梁庄 新版》，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329页。
[26]乔叶：《宝水如镜，照见此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5期。
[27]乔叶：《香蒲草的旅程》，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第258页。
[28][29]乔叶：《宝水如镜，照见此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5期。
[30]乔叶：《宝水》，第235～238页。
[31][33][35]乔叶：《宝水》，第60、161、28页。
[32]孙君、胡静：《郝堂：中国式乡建》，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34]孙晓阳、王佛全：《回家——郝堂村新农村建设纪实》，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36]孙君、廖星臣编：《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理论篇》，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
[37]乔叶：《宝水》，第357页。
[38]孙君、胡静：《郝堂：中国式乡建》，第149页。
[39]大南坡村是艺术乡建派的代表人物左靖主导设计的，村内方所书店、碧山供销社、五条人士多店等文化空间，都是典型的艺术乡建景观，与郝堂村和一斗水村有不小的差异。
[40]《行走的书店：大树空间和它的手艺人》（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收录了乔叶的《拔姜记》《大树之大》，记录了乔叶与“大树空间”的关系。在小说《宝水》中，在宝水村收购荆编的女商人，就有“大树空间”创始人张娇的影子。
[41][42][46]乔叶：《我常常为困惑而写》，第133、168、156页。
[43]路杨：《当代乡村书写的经验质感——论乔叶小说〈宝水〉的写法与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5期。
[44]李静：《中国式乡土现代化的文学赋形——论乔叶〈宝水〉的形式美学》，《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
[45]参见《遥想柳青》，收录于《香蒲草的旅程》。
[47]参见潘家恩《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48]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2023年7月28日，http://www.moa.gov.cn/xw/zwdt/
202307/t20230728_6433127.htm。
[49]路杨：《当代乡村书写的经验质感——论乔叶小说〈宝水〉的写法与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5期。
[50][51]乔叶：《宝水》，第9、69页。
[52]李昌平：《村社内置金融与内生发展动力：我的36年实践与探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53][54]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55]乔叶：《宝水》，第186页。
[56]梁鸿：《中国在梁庄 新版》，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286页。
[57]乔叶：《让自己有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58][59]乔叶：《我常常为困惑而写》，第160、160页。
[60]乔叶：《宝水》，第408～409页。
[61]孙军主编：《河南一斗水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第51页。
[6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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