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涛在“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内容提要
在钱理群老师宏阔、丰富的学术世界中，1940年代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他对战争情境中“人”的状况的关注，对战时文学实验性和探索性的考察，以及开辟的“大文学史”视野等，都极大带动、引领甚至形塑了后来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开展。年轻一代研究者在接续钱老师研究思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话和拓展的意图，比如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将战时文学的实验性，理解为整体的“文学的重造”，将对“人”的理解更多置于具体的生活、思想和实践的轨迹中。事实上，钱理群老师自己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也在不断推进，这与他退休之后调整工作方式、重新探索“真的知识阶级”的道路、持续关注贵州地方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努力，显然有着内在的呼应。
关 键 词
钱理群 1940年代文学研究 实验性 真的知识阶级
在钱理群老师宏阔、丰富的学术世界中，1940年代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他对这个时段的文学、历史及战争情境中“人”的状况，一直情有独钟。按照他的自述，自1980年代末完成《周作人传》之后，就“马不停蹄”，“立刻把目光转向1940年代的文学研究”，并拟定于1999年60岁生日前，完成洋洋五大卷1940年代文学史。这一愿望最终并未达成，成为“一想起，心里就隐隐作痛”的遗憾，但事实上，钱老师在这个领域内的耕耘一直持续，30多年来也累积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前两年，他收集相关文稿，编成《19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论集》，还撰写《“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忆》，完整梳理了自己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历程。在文中，钱老师重申了2004年整理的《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中的说法，对于1940年代文学的位置、特质及研究的意义和可能性，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总体说明，如“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从40年代文学切入，就可以起到‘拎起中间，带动两头’的作用”；该项研究要“以特定历史时期战争情境下的‘人’为中心”；“战争与文学与人，民族解放运动与文学与人，共产主义运动与文学与人‘交叉’在一起，形成十分复杂、丰富的思想、文化、文学局面”；1940年代文学内外关系的复杂性、其内在的理论含量，“更为我们的学术想象力、理论思辨力和创造力，提供了一个可供驰骋的广阔天地”。[1]可以说，钱老师的构想和实践已经成就了一个体系[2]，极大带动、引领甚至形塑了后来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开展。
“一个札记” “一门课” “一个年头” “一个构想”
最近十多年来，有关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非常活跃，推进很快，这块曾经亟待开发的“生荒地”，已得到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开掘。正如钱老师预想的，因为其内外关系的丰富和复杂，这块值得反复深耕的领地不仅为“学术想象力、理论思辨力和创造力”提供了广阔天地，也为新的研究视野、方法的尝试提供了可能。一方面，这些新绽放的可能性、新开辟的视野，以及新涌现的议题，大体上都没有脱离钱老师拟订的方向，接续了当年的思想势能，比如关注战争情境中“人”的状况，关注战时“流动”中流亡者的精神构型，重视1940年代文学整体的实验性、探索性，以及容纳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大文学史”视野等。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研究者在接续钱老师研究思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话和拓展的意图，现代文学研究十余年来意识、方法的演进，潜在地折射于其间。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可能对其中的“变”与“不变”做完整论述，下面，仅就1940年代文学的实验性及对战争情境下的“人”的关切这两个方面做一些展开。
如何理解1940年代文学的“实验性”
从1995年开设“四十年代小说研讨”课开始，钱老师就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判断：在《四世同堂》《霜叶红似二月花》《寒夜》《长河》等有代表性的作品标志了中国现代小说走向成熟的同时，1940年代也出现了一批突破规范、带有探索性的实验性作品，其深度和广度远超此前20年的新文学。在这门课上，钱老师带领学生重点研读的，也就是这样一批非主流、边缘化，但在艺术上具有实验性与超前性文本。在“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忆”中，钱老师如数家珍列出了当年“研读”的着眼点：
……要对这些实验性作品做文本细读，就不能不注意到：“说书人叙述的插入”，“隐含作者的显隐变换”，“中心意象的营造与转移”（萧红）；“耀眼、怪异的、华丽的、雕琢的、繁富的美”的价值（李拓之）；追求“抽象的抒情”，“小说（与诗）的哲理化，语言的具象性与抽象性的融合”（沈从文）；“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端木蕻良、骆宾基、萧红）；在民族化声浪铺天盖地之下，“死不媚俗”的姿态，大张旗鼓加强欧化色彩的自觉对抗（路翎）；“在俗白中追求精致的美”，构建“纯净的语体”的语言实验（冯至、赵树理、孙犁）；拒绝“诗化”，追求议论、描写、叙述结合的“散文化小说”新模式（废名）；才华泛滥，过度追求多义性、丰富性、可分析性的“意义的充溢（爆满）”（张爱玲）；诗性的描写语言与质朴的叙述语言，个人话语的压抑与偶尔突显，群体语言中军事、政治斗争与地理政治语汇的游戏化，造成的充满“语言缝隙”的小说文本（卞之琳）等。[3]
这是一段密度极大的文字，涉及的作家诗人，如萧红、沈从文、端木蕻良、冯至、路翎、废名、张爱玲等，无论是在读者接受还是专业研究中，如今早已不再是非主流、边缘化的存在，相反都已成为文学史上出镜率最高、存在感最强的作者。有关1940年代文学实验性、探索性的研究，后来也蔚然成风，有相当深入和全面的开展。像小说文体的诗化和散文化、叙事视角的构造和变换、抒情的抽象与具象的结合、文本之中不同话语的碰撞与内在缝隙……这些常见的议题，基本都在钱老师上面这段回忆勾勒的范围内。
如果考虑不同区域、不同脉络的差异，也可看出钱老师对1940年代文学实验性的理解，并不是没有内在的偏重。对于赵树理、孙犁等延安与解放区的作家，钱老师十分看重，但他对文学探索性、实验性的考察，更多还是集中于国统区文学，更多着眼于文学形式、文体和语言的层面，这其中自然蕴含了某种特定的“文学性”或文学“现代性”理解。有意味的是，有研究者在探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于周立波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时，也引述了钱老师上面那段回忆文字，认为对五四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如果要谈1940年代文艺的实验性，那么不仅要谈萧红、沈从文、张爱玲，要考察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同时也要考察解放区文艺对新文学原理的整体突破。因为，1940年代文艺最大的实验性之一，是“来自于《讲话》对于文艺的新要求，以及这种新要求对文艺的内部各环节造成的巨大挑战”。这一挑战不只表现为对民间文艺、对工农兵文艺的探索，更主要体现在文艺为什么要经由政治来抵达现实？以及如何经由政治来抵达现实？出身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作家为什么会同意经由中共的政治理解来抵达现实？怎样写政治政策才是成功的小说？正是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应中，丁玲、周立波、柳青等在小说的叙述形式、语言、抒情性、结构、人物、情节构造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这与国统区和沦陷区作家的探索是同步的。[4]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将《讲话》带来的冲击纳入1940年代文艺的“实验性”范畴，这样的扩展基于近年来延安与解放区文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同时意味着对文学实验性的理解，可以挣脱单一的文学“现代性”逻辑，转置于更开阔、更纵深的视野中。换言之，从五四新文学的展开脉络看，1940年代文学的实验性、探索性不是局部和个人的，也不限于对主流文学规范的突破、逾越。“实验性”或可理解为一种整体的“文学的重造”，即如沈从文所言：“记录这个国家重造过程中各方面的贡献，足供十年后国人参考的，应当是有历史家感兴的文学作者的事情。这工作既伟大，也艰难。……国家在重造，新文学也在重造，目下为前者努力，明天还可为后者作同样有意义贡献。”[5]在延安与解放区，《讲话》对新文艺内部各环节造成了巨大挑战，带动了一大批作家在深入生活、深入政治的过程中，锻造了全新的文艺形式以及新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即便在国统区，战时国家的重造、社会的重造，以及由此带来的极为丰富的内外关系，同样对作家的身份和意识、文学的形式和功能、文学“场域”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乃至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媒介等多个环节造成巨大挑战。比如，为了战时动员和社会组织的需要，相对于小说、散文、诗歌等新文学的传统样式，报告、游记、战地访问、朗诵诗、街头诗、秧歌剧、合唱、木刻等新的文艺方式，在战争的前沿与后方不断涌现。被“读”的新文学，逐渐向一种可“听”、可“看”、可“具身”参与的“行动中的文艺”转换，这构成了闻一多所谓“文学的历史动向”。由此，1940年代文学、文艺或可看作一个各种文类、方式、媒介相互碰撞的巨大“实验场”。有关这方面实验性的讨论，目前似乎已逐渐成为热点，吸引了更多年轻研究者的注意。
如果将“实验”理解为“重造”，那1940年代很多作家的“越轨的笔致”，就不能完全在文学形式或某种文学“现代性”的内部去理解，同样与作家不断调整写作位置，回应战时社会、政治、思想议题，加入“国家重造”“社会重造”的努力相关。像沈从文在“抒情”“人事”与抽象议论之间不断综合的尝试，就离不开“文学重造”“经典重造”的构想，离不开一直希望在主体情感的深处去处理战事及社会变迁的执念。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确实“追求议论、描写、叙述结合”，但这种“散文化的特征”不能仅简单理解为小说与散文的文体互动，借用废名自己的说法，这部“五伦俱全”的书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写的是历史，是一部哲学或自传，夹叙夹议的写法，类似某种“格物致知”的过程，同构于他在战时乡间中不断体察民族精神、反省读书人身份的精神实践。
如何把握“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学形态”
在2004年整理的《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中，钱老师提出了“文化、思想、学术背景下的文学史”构想，这一“大文学史”构想看似无所不包，涉及的领域极其宽广，但核心的关切，还是要落实在“人”——“战争情境中的‘人’”身上：
总的来说，是要探索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尤其是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更进一步说，是知识分子中最敏锐、最感性的作家）的精神历程与由此形成的精神特征，使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己，也使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人。以特定历史时期、战争情境中的“人”为中心：文学中的人，创作、接受文学的人。[6]
诚如有论者概括，将作为文学活动实践者和参与者的“人”的命运置于文学史的中心，在钱老师那里是一以贯之的，构成了他文学史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整体特征。[7]在钱老师的表述中，“人”常常是总体的、作为一个普遍形象出现，但他实际的关切却并非抽象、笼统，而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规定和精神意涵，在各种类型的“人”中，他更关注“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更进一步说，是知识分子中最敏锐、最感性的作家”。而且，他认为理想的文学史研究，不应局限于作家生平、创作状况、内容与形式、读者接受一类经验性层面，而真正的“文学史”的把握，还应更进一步：
深入到作家、作品、读者的内部深层机体里，去审视、开掘、发现特定历史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作家、读者群体与个体以及作品所显现的各种类型“人”的群体与个体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及其美学形态，并从这一切的综合把握中，揭示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学形态。[8]
从这些表述中不难看出，钱老师关注的“人”，更多是那些精神复杂、强力之人，尤其以敏锐、感性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为代表；这样的“人”往往处于生存和精神的困境之中，承受历史选择的两难，并与20世纪的革命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保持了内在的紧张。毋庸讳言，这种关切与钱老师一代知识分子切身的、刻骨铭心的经验相关，与对“短的20世纪”之正反两方面“后果”的反思相关。正是这种经验的切身性，让一代学人的研究包含了强烈的主体投入和深厚的忧患意识。这种“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的主体投入，在更年轻的研究世代中是相对欠缺的。这一点常常被念及，却似乎可望而不可即，或者需要以另外的方式、通过新的“同时代人”意识来激活。
要“揭示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学形态”，“生存困境”和“美学形态”之间的关联，又该如何生成？受王瑶先生文学史研究的启发，寻找一个时代的“典型现象”或“中心意象”，作为文化背景、时代情境和文本结构之间的“中介”，是钱老师多次阐发过的研究方法。在1940年代文学研究中，他也特别注意从作家作品中提取一些富于象征意味的形象、母题、姿态，如“旷野”与“流亡”的意象，如人物“向远方（天空）凝眸”的神态，在这些“中心意象”的相互关联中，进而整体把握战争时代“人”的生存状态、体验、精神困境及集体的转向。1996年出版的《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汇集了钱老师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最初成果，收入其中的《“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就是一篇颇具代表性的“倾心之作”。文章从1940年代文学中常见的气象博大、意蕴丰富的“旷野”“流亡者”形象写起，将艾青、路翎、何其芳、无名氏、聂绀弩等众多作家诗人串联在讨论中，“旷野”上的“流亡”被把握为战时文学非常内在的精神结构。与“流亡”相衔接的，是对“归宿”的追寻：“战争中的人（中国的知识者）的心灵史并没有从这‘绝望’与‘残酷’的生命体验深入下去，而突然地转了方向”，展现出“追寻归宿”的精神冲动，民族、土地、家园、传统、人民等，都会被“想象”或“诗化”“符号化”为“归宿”，而这一系列追寻与“想象”的终点是延安。“流亡者的文学”经由“战争浪漫主义”转向了“改造”与“颂歌”的文学。
钱理群：《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这篇“倾心之作”写于1990年代初期，也充溢着那个时期的精神气息。它类似一篇1940年代文学总论，调动了众多文本，气象宏阔恣肆，从今天的角度看，文章的展开和论断，在宏阔的同时可能会有些简单、明快。以“旷野”“流亡”等“中心意象”作为人、作品和历史之间的“中介”，这一“中介”在论述中也似乎透明了一些。据钱老师自己的交代，文章写完后征询学生和朋友的意见，一位学生就反馈：这种把人类生存境遇和审美机制结合的方法大有可为，但文本生成虽然与作家的心理结构、文本内容相统一，却无法说明作品为什么在美学意义上是好的作品。因而，有必要引入一种文学机制或者说是美学机制。对作品的美学机制关注不够充分，会难免出现“文学作品只是说明人类境遇与历史细节的材料这一局面”。除了对美学机制关注不够，这种“透明”也表现在论述的推进上，比如从精神的“流亡”到“归宿”的突然转向，就确实有点“太突然”，更多出于一种精神史意义上的直观把握，转换过程中社会、文化、政治、美学等其他“中介”层次，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或者说，对战争情境中“人”的关切，应放在更具体的语境和更动态的进程中，其中蕴含的错综因素，会为突破直观、拓展认知提供新的契机。在分析钱老师文学研究的方法时，有研究者就认为，钱老师在1940年代文学中提取的“中心意象”不能只作为“历史象征物”来看待，这些“中心意象”反映的是战时中国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变动：
例如“流亡”主题与“流亡者”形象的反复出现，触及到的是战争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之相伴随的是政治、教育、工业、文化等多重资源向内地的流动；关于“土地”“回乡”的书写，以及农民“新人”形象的出现背后，涉及到的是乡土中国的地方经验、基层治理、社会改造与新的政治主体的生成问题。……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实践也不只是作为一种精神表征或符号世界，而是全方位地卷入到上述这些结构性变动之中，生成具体的话语、行动甚至政治参与。
人口迁徙、向内地流动、地方经验与基层治理、“新人”的发现与培养，从这些延伸的议题中，也能看出一些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动向”，如强调文本向历史开放、引入社会史视野、将文学实践放入20世纪中国整体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实践中去考察等。事实上，这些“动向”的生成与开启，与钱老师1990年代之后的后续工作也有莫大关联，他提出的“大文学史视野”，多年来一直推动着也激励着现代文学研究向更综合、更广阔的空间开放。
如何在研究中实现对“人”的关切
针对强调“非人格”或结构性因素对人文研究的影响，将“人”重新放回思考的中心，形成对历史之中具体“人”之存在的关切，似乎是当下不少人文思想研究者的共识。当然，怎样理解“人”，在何种意义上关切“人”，选取怎样的方法和路径，在不同的学科或学人那里可能相当不同，有很多更内在的问题需要对待。比如，引入复杂的社会历史维度，挖掘更多的“细节”以照亮现场，是否就一定能带来对“人”的理解的深化？回到人的具体生命经验中，甚至回到人的矛盾和困境之中，而“困境”之中的生命经验，是否本身一定自明？从某个角度看，在历史、社会的复杂视野中去打开“人”的丰富性，或许还是相对容易的，而意识到隐在的观念、感知结构的牵绊，意识到丰富的“细节”可能被收纳于对“人”的先在理解中，则更为困难。这是相对隐微却尤其关键的层次。
上文提到，基于个体的生命经验和对历史“后果”的反省，钱老师非常关注精神复杂、处于困境之中，并与20世纪革命文化保持张力的知识分子心灵。他在20年间先后完成的“知识分子三部曲”（《1948：天地玄黄》《1949—1976：岁月沧桑》《1977—2005：绝地守望（我的精神自传）》），就是以“天地玄黄”之际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象与选择为“起”，以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为“承转”，最后“用自己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史做一个‘总合’，即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在“总合”部分，钱老师提出的“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等六大问题，勾画出了他思考的经纬；而“承转”部分，概括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命运的两个关键词——“改造”与“坚守”，或可看作钱老师知识分子研究一条内在的主线。一方面，经由“改造”，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在观念、思维、情感、心理、行为方式等方面，形成了“新的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另一方面，“面对强大的时代压力和思想迷惑”，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仍“能够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继续思考”。上述两个向度之间的纠葛以及内涵的紧张，贯穿在钱老师的多种论述中。在他早期的研究中，以“旷野”“流亡者”等中心意象，能强力勾勒“人”的生存困境、“人”的历史形态，这样“人”的形态也往往包含潜在的构造性，呈现于“改造”与“坚守”、个人精神探索与革命政治的要求、文学的特殊性与政治的规定性乃至战争浪漫主义与日常生活的诗意等一系列二元关系中。
考察1940—1950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改造”和“坚守”是一条关键的问题主线，但在战争与革命的情境中，要更为整全地把握“人”的精神和存在，这或许不是唯一的线索。比如，相对于被外部大政治、大历史“改造”，在新的环境、新的挑战下“人”的自我成长、不断打开，也是相当重要的历史经验。不仅在延安，经过了《讲话》和“整风”的洗礼，知识分子和文艺家在深入生活、深入乡村的实践中，完成了观念和感知的重造。类似命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国统区，战时的流动、迁徙、各种救亡运动的兴起，也让众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接触广阔的“内地”和“大众”，拥有了更多的现实感和社会感，并由此得以突破原有的、过于自我信赖的新文艺观念或启蒙观念，完成人的“重造”。在“改造”与“坚守”之外，从人的“重造”和“成长”的角度看1940年代的文学经验，会有助于松动由历史“反思”而形成、沉积的认知框架，在具体生活、思想和实践的轨迹中，更内在地贴近“人”的展开。比如，钱老师提炼出的“流亡者”形象，生成于抗战时期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迁徙的背景中。有研究者就注意到战时“流动”与主体生成的关系，以丁玲1938年领导“西战团”及随后在延安的经历为考察对象，细致分析“流动—停留（学习、总结、‘整风’等）—流动—停留”的反复交替，对于作家稳定性的主体状态带来的冲击和改变。这种有关“流动”和“停留”的讨论，在方法和问题意识上，刚好和钱老师早年有关“流亡”与“归宿”的精神史研究，构成了有意味的参照。
卞之琳：《地图在动》（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收录《山山水水》余稿
对历史之中“人”更耐心、更深入的体察，也会表现在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卞之琳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虽仅留“烬余录”一般的片段，但象征化的风格和过于细腻的文本构成，颇能激发研究者的“细读”热情。钱老师早在“四十年代小说研读”课上，就对其中记录知识分子在延安参加开荒劳动感受的“海与泡沫”这一章进行过非常经典的分析，认为其中“海”的意象，象征了人民、阶级、党等群体的力量，“泡沫”则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个体话语和思想；所谓“海统一着一切”，意味着“个体”的“一切”都“遗忘”（淹没、取消、否定）在“集体”里，也意味着“个别”与“短暂”的具体存在，要被统摄于“普遍性与永久性”之中。钱老师的解读非常经典，把握到了这一文本的核心命题，但自我和集体、个别与普遍的对峙，还是简单了一些，可能无法完全说明诗人灵活多变的玄思。近年来，在接续钱老师思路的基础上，有研究者参照《山山水水》其他章节及卞之琳的思考逻辑，探讨了“海”与“泡沫”、“峰柳”与“空白”一类对立意象相互依存、转变的关系，认为小说人物虽然在时代中改变自己，但这种改变并不是以消弭个性为代表，相反他们正是用投身时代的方式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自己的个性。相对于个人和集体的对峙，这种读法更能接近卞之琳这样的敏感知识分子渴望加入历史、与历史螺旋展开同步的真实心境。对同一文本的延伸解读，包含了不同世代学者的潜在对话，这也反映了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整体的进展和问题意识的转换。在战争、流动、驻留、改造、成长等不同的情境中，突破既有认识、感知结构的限制，更充分打开“人”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更内在地理解“人”的重造和社会重造的内在关联，相信也会为1940年代文学研究带来持久的活力。
钱理群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向”
钱老师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主要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同时，也不无特定时代思想语境的影响。1997年之后，钱老师宣布摆脱学院体制的束缚，走一条“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相结合”之路，学术研究的重心也由现代文学转向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然而，对于1940年代文学研究，内心还是“藕断丝连”，也曾多次重返。由钱老师主持并参与撰写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完成于2012年，其中1940年代文学的描述仍是一个重点。钱老师还亲自下场，撰写了《战争爆发时中国作家的反应》《救助贫困作家运动》《抗敌宣传队的活动》《“文章入伍”：抗战初期的战地文化运动》《西南剧展：抗战戏剧运动的总检阅和大讨论》《重庆文艺中心地位的确立》等数十个条目，“或开拓新的领域，或对原有的研究有新的阐发，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
前两年，为支持一份地方大学学报，钱老师还发表过一篇题为《抗战时期现代文学发展的三个新趋向》的论文。这篇文章可能不太起眼，内容为《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中有关1940年代文学总论的摘录，即便只是部分的摘录，却有很强的整体感。在文中，钱老师没有强调战争情境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以及文学形式的多方面探索，而是正面提出了三个新趋向：五四新文学走向边远地区和底层民间社会；雅、俗两大文学潮流由相互对立转向相互交融与互动；解放区从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中诞生了“新小说（文学）”。对于其中的第一个趋向，钱老师的展开尤其充分，特别讨论了多支抗战演剧队深入内地、深入边地的活动轨迹，也以贵州为例，讨论了因为战时的迁徙、流动，于是有了“贵州（边远地区）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
这样不期而遇的结果，促进了贵州文化自身的现代化过程。正是抗战时期，贵州创办了公立贵阳师范学院、私立清华中学、青岩、榕江乡村师范学校这样的现代学校，以贵阳文通书局为代表的现代出版业，《文讯》《贵州日报·新垒》等现代刊物和副刊，都有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学教授、学者、编辑参与，就直接和五四开创的现代新文化接上了轨。贵州普通百姓，特别是年轻一代也因此得以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看写实手法的话剧，第一次唱抗战歌曲，第一次逛现代书店……
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第一次”，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新思维、新形式、新美学，才由少数中心地带，扩散、深入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为普通老百姓和年轻一代所接受，并渗透到他们日常生活中。钱老师还意味深长地写道：“这意义深远的变化，是在抗日战争中发生和实现的，或许这才是1940年代文学、文化的真正价值所在。”这一句偶然插入的“旁白”，用的是一种探问的语气，但我感觉，却传达了新一层的历史领悟。钱老师的理解似乎已不局限文学史自身的展开脉络，在“拎起中间，带动两头”之外，1940年代文学更重要的意义，是与现代中国的核心议题相关，即生成于沿海和中心城市的现代的思想、文化，如何在战时的流动、迁徙中，突破地域和阶层的区隔，突破自身观念和感知的限制，深入内地和边地，与更广大的社会和更多数的人群相结合的问题，“文学的重造”由是联动了人、社会、文化和国家的整体重造。钱老师进而又谈到这样“历史性的相遇”对于新文艺的激发，谈到了街头诗、朗诵诗、大合唱、秧歌剧等新文艺形式在战时的涌现。可以说，上文提到的1940年代文艺更宽广的实验性，为近年来不少年轻研究者关注的实验性，作为抗战时期新趋向的一种表征，已被纳入钱老师的视野中。
文章的标题是“抗战时期现代文学发展的三个新趋向”，从某个角度看，这篇文章也显现了“钱理群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向”。当然，所谓“新趋向”在钱老师这里也并不算新，其实早有酝酿、展开。《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中钱老师亲自撰写的条目中，就已包含《抗敌宣传队的活动》《贵州文化和新文化的相遇》等相关内容。而且，这些新趋向、新关切的形成，应该是与1990年代后期之后，特别是2002年退休以后，钱老师自身定位的调整、学术工作的不断突围和开拓相同步的，如在“学者和精神界战士”相结合的方向上，进一步选择“真的知识阶级”的立场，主动于体制的外围，自下而上参与中国教育的改革，推动志愿者运动，参与地方文化研究，开拓民间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等。这些努力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自觉地加强了自我生命和学术研究和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2014年12月，在《读书》杂志组织的“钱理群作品精编”出版座谈会上，孙歌对钱老师个人努力的意义做过一个总体性的概括。她认为自清末开始，传统社会支撑政治、道德以及民间社会生活的士大夫群体逐渐消亡，如何在新的、尚未定型的历史格局当中重新确立曾经由传统士大夫承担的三重责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的困境。钱老师正是“在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里，用自己的方式，在回应同样的重新寻找知识分子在今天历史结构当中位置的历史课题”。因而，他的困惑、自我否定和自我坚持，乃至于自相矛盾，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确实，21世纪以来的钱老师，似乎在以一人之力，在与政治、道德及现实社会、民众生活的复杂关系中，不断探索着一种新的知识分子位置。即如他从鲁迅那里接过的“真的知识阶级”概念，在这样的探索中，其内涵也在不断拓展：除了坚持在体制之外，站在弱者或平民一边，保持“永远的批判”的立场，也指向了眼光向下，发扬“泥土精神”，从具体的小事、实事做起，关注脚下的土地等将思想变成实践的路径。这造就了钱老师生命和学术特有的广度、厚度，也构成了某种气息和光彩，辐射于钱老师不同领域的工作，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进展也概莫能外。将抗战时期贵州等边远地区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辨认为“1940年代文学、文化的真正价值所在”，这一份经验的挖掘、这一重领悟的获得，与钱老师对贵州地方文化的持续关注，与编辑《贵州读本》《安顺城记》等工作，显然有着内在的呼应。
钱理群教授与《安顺城记》
在《1948：天地玄黄》的“代后记”中，钱老师谈到历史写作要面对由“彼”到“此”的“时间差”，因而应表现为一个不断往返的双向过程：
既要“由此及彼”，努力进入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去体察、理解彼时彼地的人（个体与群体）怎样、何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也即某种历史命题是怎样产生的；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在选择（命题）展开与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事实（后果）。
在钱老师这里，“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两个原则相辅相成，要求研究者既能入乎其内，在进入历史现场时保有同情的理解，又能出乎其外，保持一定历史距离的冷静与客观。对于这种辩证往返的文学史观，钱老师后来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强调要正视正反两方面的全部“后果”以及“长期后果”，在历史的复杂性面前，要有一种承担重负的“强韧”态度；而且，还要避免以“成功”与“失败”或成功程度的大小作为价值判断的绝对标准，避免完全排除历史的偶然性，把某种趋势和历史选择视为普遍的必然。这些思考都非常有启发性，需要特别耐心地去领会。这种“强韧”或许也可表现为：刻骨铭心的个体生命经验，能带来历史“反思”的迫切和深入，但研究者有必要意识到个体经验的限度，努力挣脱自身，去直面他人的、其他群体的以及另外脉络的经验；与此相关的是，对于“后果”（正反两方面）的反思，也不应停留于那些相对显豁、已得到充分考虑的层面，更要着力去开掘那些不为常态“反思”所照亮，却具有丰富可能性、亟待整理和转化的资源。自然，这一过程也会伴随研究者自身位置的调整，伴随既定观念结构甚至感性直观的突破。由此，“历史”和“人”也得以在不断往返的途中被不断地双向打开。
姜涛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注释
[1]钱理群：《“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8期。
[2]有年轻的研究者将钱老师1940年代文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概括为：“一份札记”（发表于1996年的《文体与风格的多种实验——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一门课”（1995年开设的“四十年代小说研读”课程，课程讨论结集为《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一个年头”（1998年为“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撰写的专著《1948：天地玄黄》）以及“一个构想”（2005年整理发表的长篇研究计划《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路杨：《玄黄时代的“大文学史”视野——钱理群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启示》，《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3]钱理群：《“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8期。
[4]何浩：《〈讲话〉的挑战与“社会”的生成——从〈暴风骤雨〉和〈种谷记〉座谈会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
[5]沈从文：《明日的文学家》，《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357页。
[6]钱理群：《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7]季剑青：《把“人”放在文学史的中心——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8]钱理群：《代序：我这十年研究》，《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