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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狂人日记》，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
内容提要
就短篇小说艺术成就而言，《狂人日记》很难被称为优秀之作，但“鲁迅”随它而诞生，“鲁迅起点”就隐藏其中。起点首先是个时间命题，《狂人日记》中的时间则含混“错杂”，呈现出“反日记”的特征，因此，找到时间符码、厘清时间线索是理解这部作品的关键。日记中作为开端也是作为写实的“月亮”，指向绍兴民元革命这一具体时刻；小序中“余”的“适归故乡”，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时间符码。“现在之我”“余”因“适归故乡”而激活地方革命经验，追溯民元革命起点，召唤曾经的“狂”（革命），新的革命主体和新的叙事主体因此得以成功孕育，“鲁迅”——“革命鲁迅”由此诞生（新生）。民元革命既是鲁迅诞生的起点，也因作品中的回望反刍和历时性情感的抒发，以及鲁迅后来的反复言说，从而上升为鲁迅的“原点”。
关 键 词
《狂人日记》 呐喊 民元革命 地方经验 鲁迅原点
引 论
1918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上海群益书社“拟中止”出版。迁到北京已满一年，吸纳了不少北京大学学人的《新青年》杂志，已然打出“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旗号，但却又一次面临停刊危机。[1]后经陈独秀等人交涉，“以允出刊”，自此，《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为‘复活’”[2]。时在教育部任职的周树人，1918年1月4日致好友许寿裳信，描述此事，他对《新青年》杂志动向的掌握和内情的熟悉，可见一斑。[3]此时的周树人已然下定决心走进“新青年”阵营。随后，他给许寿裳信中屡屡谈及《新青年》，日记中常有寄送许寿裳及其他友人《新青年》杂志的记载。1918年5月29日，周树人给许寿裳信中透露，“《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并再次对《新青年》前景表示担忧，“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4]6月17日，其日记载寄许寿裳该期《新青年》，19日他听闻许寿裳丧妻，写信致哀宽慰，信末再次强调“《新青年》第五期及启孟讲义前日已寄上”[5]。由此不难推断，载有《狂人日记》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出刊大约是在6月上旬到中旬之间，周作人6月15日“收第五号《新青年》十册”[6]的日记，亦可佐证。细究这一期的出刊时间，并非只是为了说明《新青年》又回到延期出版的“常态”，发展困境犹存，依旧在社会上没有太大反响。[7]更为关键的是，贴合1918年的《新青年》场域，考察《狂人日记》在什么情境下产生，是理解其价值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再次“复活”后，第4卷第1号开始创设白话新诗专栏；第3号有钱玄同化名和刘半农演出的“双簧戏”；第4号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各方有关“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汉字”问题的讨论，并开设“随感录”栏目；第6号则是著名的“易卜生专号”。相较这些更为“奇而怪”的栏目和论说，相较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诸多北大名流，陌生名字“鲁迅”及其小说《狂人日记》自然很难引人注意。仅就《新青年》第4卷第5号而言，头篇是陈大齐的长篇论说《辟〈灵学〉》，“随感录”栏目是钱玄同、刘半农两位主将对《灵学杂志》的驳斥，还有与此相关的吴敬恒（稚晖）的《致钱玄同论注音字母书》，可见，该期杂志可谓不折不扣的“批灵学”专号。同时，胡适富有理论建树的《论短篇小说》，陈独秀辩驳性很强的《有鬼论质疑》，李大钊面向青年极具鼓动性的《新的！旧的！》，蔡元培的《大学改制之商榷》，皆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议题。而该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显然颇能抓人眼球，《新青年》之后的“随感录”，包括鲁迅自己的第一篇“随感录”，都持续跟进过这一议题。概而言之，《狂人日记》并非第5号《新青年》的主推文章，在众多更具“话题性”的名家名作中，也并不怎么“特别”，置于当时“无句不狂、有字皆怪”[8]但依旧反响平平的整个《新青年》杂志，《狂人日记》和“鲁迅”这个名字，就更显得“平凡”与“普通”。[9]
雁冰：《读〈呐喊〉》，《文学》1923年10月8日第91期
然而，正如茅盾当初在《读〈呐喊〉》中所说，《狂人日记》发表后“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但是鲁迅君的名字以后再在《新青年》上出现时，便每每令人回忆到《狂人日记》了；至少，总会想起‘这就是狂人日记的作者’罢”[10]。换言之，“鲁迅”是随着《狂人日记》而“诞生”的，《狂人日记》中隐藏着周树人何以转换成“鲁迅”的符码。因此，尽管鲁迅对第一个推崇和称赞《狂人日记》的傅斯年写信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11]，但后来人更多把此视为鲁迅的自谦之词。围绕着这篇作品而展开的研究，越来越盛，尤其是日本鲁迅研究，有着更为自觉的“原点”问题意识，对《狂人日记》也就特别重视。近些年来，在日本任教的李冬木，更是通过一系列的翔实材料，细密考证出“狂人”诞生在日本，他阐述“狂人的越境之旅”[12]，爬梳“狂人之诞生”与日本明治时代“狂人”言说关系[13]，至于《狂人日记》中“吃人”意象的生成，他也追溯到“日本明治时代的‘食人’言说”[14]。凡此种种，让人耳目一新。“简言之，他力图证明，明治知识环境的‘狂人’言说帮助孕育了鲁迅的‘狂人’，只待风云际会、瓜熟蒂落。”[15]
日本学界借助《狂人日记》的“鲁迅原点”重构，为鲁迅研究打开了非常广阔的天地，本土鲁迅研究亦受益良多。然而，《狂人日记》不仅是“鲁迅”诞生的起点，还是中国现代小说和新文学的发端，固然《狂人日记》发表后长期受冷落，但后来大家进行新文学的历史总结和叙述时，追溯起点，《狂人日记》和鲁迅，以及刊载它的《新青年》杂志，被几无例外地凸显出来。新文学历程中的当事人鲁迅、茅盾等人，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所写的“导言”，有类似的总结和定位，后世各种论著，也大都如此叙述。[16]既然《狂人日记》还关乎中国现代小说、现代文学的发生，那么把“狂人”及其原点导向日本就难免出现方向性的偏差，既然“起点”“原点”首先是作为“时间”标度而存在的，那么回到《狂人日记》的本土原生场域，以时间为轴，打通文本内外，才是我们理解鲁迅“起点”“原点”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现代小说、现代文学“起点”的锁匙。
一 起点：作为开端的月亮
《狂人日记》计有十三篇白话日记，连同前面叙事者“余”所撰写的文言“小序”，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小说文本。文言小序和白话日记不仅形式对立，叙事人称并置，而且对于“日记”的内外“时间”，也有说明。首先是“余”有对日记内部时间的解释：“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17]其次是“余”小序最后整理“撮录”的时间标识——“七年四月二日识”，即民国七年四月二日，几乎所有的鲁迅年谱、传记以及研究著述，都把七年四月二日——1918年4月2日这一天，视为《狂人日记》的创作时间。
小序中“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以供医家研究”等，常被视为是叙述者的“故作玄虚”或“幽默话”。孙伏园认为，“错杂无伦次”不仅“不必置信”，而且日记十三章“结构非常严谨”，“并不是‘错杂无伦次’”。[18]周作人也声称：“这篇文章虽然说是狂人的日记，其实思路清彻，有一贯的条理，不是精神病患者所能写得出来的。”[19]诚然，两人很是了解鲁迅的创作和思想，但很显然，回到《狂人日记》文本，十三篇日记没有明确的时间标识，“不著月日”的确属实。而且这一点也甚是奇特，因为不论是中国之前之后的日记体书写，还是域外的日记体小说，几乎没有类似情形，《狂人日记》和果戈理同名小说的最大差异，就在于时间的标识。进一步细究不难发现，十三篇日记的时间线索，更是含混不清，或压根就没有。第一则是“今天晚上”，第二则是“今天”“早上”，第三则是“晚上”，第四则是“早上”，第十则是“大清早”，这多少还有点“日记”的样子。第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则日记，要么泛化为“这几天”“不知是日还是夜”“日日”，要么没有任何物理时间的提示。最为奇特的是，日记中的记事，“时间”上体现出明显的“反日记”特征。例如，狼子村佃户来告吃人一事曾反复出现，是“吃人”主题的具体例证。第三则日记首次记录，时间是佃户“前几天”来告荒；到了第五则日记，也已经过了针对第四则日记的“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却又把时间定为是“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第八则面对“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的诘问，“狂人”举证“狼子村现吃”；第十则既有“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时间又回到佃户告荒求减租的“前天”。可见，日记部分不仅具体时日缺失，而且时间线索全然紊乱无逻辑可言，这是我们解读这一文本时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为什么名为“日记”，却体现出“反日记”的时间上的“错杂无伦次”，甚至是时间上的明显停滞？既往研究大都延续孙伏园、周作人对于“错杂无伦次”的否定，并从中细读和挖掘出狂人“发疯—觉醒”“病情发展—认知深化”[20]的进展逻辑。“发疯—觉醒”的对立而又统一，是后人对《狂人日记》共同的认知阐述框架，各方只是偏重不同。历来“狂人”形象的分歧与争议，也只是合逻辑地在“发疯—觉醒”中更偏向哪一边的问题。
赵延年绘：《狂人日记三十八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近来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小序中的“不著日月”和日记正文时间的含混，“说明狂人是‘时间不感症’患者，对现代社会惯于用来标示时间段落的物理时间缺乏意识……对于狂人来说，时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感觉，是情绪性的，因而是内在于现代社会个体的主观之物”[21]。还有研究者解释说，“‘不著日月’的日记与‘没有年代’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对应关系”[22]。不难看出，上述思路虽拎出时间命题却都采用虚化处理，要么归结为狂人内在性、主观化的心理时间，要么视为象征性、寓言化的历史时间。前者多倾向“格式的特别”，即有关小说文体形式及其现代性的论述，把《狂人日记》视为“意识流”小说，也在这一逻辑延长线上；后者更关注“表现的深切”，强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否定和批判，《狂人日记》民族寓言说，暗含同样的思路。但值得追问的是，虚化处理《狂人日记》“时间”的方式，又该如何把握作为“起点”的具体时刻呢？
有关时间“起点”，理所当然该从日记的开端入手，不论作者怎样地“故弄玄虚”或刻意“错杂无伦次”，排在起首位置的那一则日记，必定隐藏着作为“起点”的时间符码。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今天晚上”是一个客观的、物理的时间，具体年月日的缺失，又使其变得含混不清。不过，后面“很好的月光”，补充了时间符码的线索，而紧跟着的“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更是时间维度的关联，表明了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起点”。《狂人日记》是从很好的月光写起，也可以说，鲁迅的新文学，中国现代小说也都是从这个月亮开始。
重视“起点”“原点”问题的日本学者，也普遍注意到了“这个月亮”。鲁迅特别钟爱月亮，最早发现这一命题的就是日本著名诗人、翻译家佐藤春夫。鲁迅逝世当天夜里，与鲁迅从未谋面但熟悉中国文坛、深谙中国文学的佐藤春夫，以诗人特有的敏锐，写下悼念文章《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他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发觉“月光的描写与少年的生活”是鲁迅小说里的重要表现，他继而指出“月光是东洋文学在世界上传统的光，少年是鲁迅本国里的将来的惟一希望”，“月光是鲁迅的传统的爱”，“少年便是对于将来的希望与爱”。[23]鲁迅作品译介到日本，佐藤春夫居首功，他和增田涉一起合作翻译的《鲁迅选集》，1935年6月由岩波书店出版，在日本影响很大。佐藤春夫也把自己“月光与少年”的发现，讲给合译的增田涉，1947年增田涉写成《鲁迅的印象》，其中一个专节就是“鲁迅跟月亮和小孩”。“鲁迅好像喜欢月亮和小孩。在他的文学里，这两样常常出现。——这是佐藤春夫先生和我谈到鲁迅时说的话，我认为这是诗人佐藤先生锐敏的感受性所直接地抓住的鲁迅艺术精神的要点。”增田涉进一步强调：“在这两种事物里，不是分散而是联系在一起象征着鲁迅艺术和为人的纯洁姿态。”[24]尽管佐藤春夫和增田涉都只是泛泛谈及鲁迅笔下的月亮意象，但两人的鲁迅译介流播很广，尤其是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出版后就“作为‘百万书’的一部而再刊行”[25]，竹内好及其后的很多鲁迅研究者都受此启发。田村俊裕就援引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的发现，聚焦《狂人日记》中的月亮，但他明显扬弃了“传统的月亮”，转而强调鲁迅经由日本而发现的“西方的月亮”。田村俊裕认为：“此处的月亮象征着‘不吃人的人’，即狂人所说的‘真的人’的眼睛。狂人正是由于仰望了月亮——真的人的眼睛，被洗却了心中的污浊，而顿然醒悟——发狂。”而且，他还进一步推测，“《狂人日记》中关于月亮形象的描写，很可能受了西方人月亮观的影响”，西方文化中，圆月拥有使人发狂的魔力，英法语系中的疯子、狂人lunātic、lunatique，“其语源就是拉丁语的luna（月）”，字面意思就是受月亮影响的。[26]伊藤虎丸则沿着田村俊裕的思路继续展开，也认可月亮是主人公“发疯（觉醒）”开始的契机。他详细阐述道：“或者鲁迅是否意识到月光（Luna）和发疯（lunatic）这种时髦的组合，我以为都无所谓。我想在此指出的问题，首先是这里全然没有着笔主人公被逼疯的过程，而倒是将主人公的发疯作为作品的开端，作为构成作品世界的前提；其次是构成发疯契机的‘月光’，似乎会令人想到是象征着某种超越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主人公身上，由于和某种超越的东西相遇而发生了‘认识主体从作为被赋予的现实（也包括自我本身）当中的隔离’……所谓‘认识主体的隔离’，就是主人公见到月光而被表现为‘精神分外爽快’的觉醒（即‘发疯’）。”[27]很显然，上述论述中月光虽然作为开端，仍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存在，依然是“发疯—觉醒”阐述框架和逻辑的体现。自然，进一步追溯“月光”意象的价值，以及由此引发的“发疯—觉醒”，一定会找到鲁迅在日本所收获的西方“个”的思想或者“启蒙”的价值观。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光”和“启蒙”的语义关联，狂人作为“光”（启蒙）之主体的觉醒，就是顺理成章的解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研究者也有类似的思路，陈思和对此有详细阐述：“启蒙是从‘光’开始的。在这里，鲁迅用的是月光，月光照亮了狂人，使狂人由此而觉悟，然后他就精神爽快，‘爽快’实际上就是发精神病了。就是说，这两套话语，是套在一起的，现实意义上他发疯了，精神意义上他是被启蒙了，他觉醒了，他也成了启蒙者。”[28]
赵延年绘：《狂人日记三十八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但问题在于，如果“醒来”的决定性契机可以前移，推移到鲁迅留日时期所获得的西方现代价值观念，那么该如何解释“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这种彻底的今是而昨非的感觉？为什么是晚上？为什么是很好的月光，而不是白天很好的太阳？就超越性、象征性或者启蒙的光照运动而言，后者更为适合。[29]更为关键的是，回到文本自身，第二则日记的开头还是月亮，“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不论月亮象征的是“传统的爱”还是西方的“个”“启蒙”，都很难解释第一则日记的首次看见和第二则日记月亮的消失。当然，基于现实层面而言，月有阴晴圆缺，今天有明天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都能解释得通，但讨论到象征层面，整个文本理应一以贯之。月亮所象征的“觉醒”“个”“启蒙”“传统的爱”，随着第二则日记月亮的消失，就不复存在了么？第八则日记更有意味，是很好的月光的回归。一个二十左右的年轻人，也可以说就是佐藤春夫所说的少年，和狂人展开吃人辩驳。“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这里很好的月光、满面笑容的少年，似乎很难解释成光明、爱、觉醒的体现。实际上，田村俊裕和伊藤虎丸的处理方式都是把月光作为“契机”，随即置换成“眼睛”——象征着“真的人的眼睛”，映射出让狂人感到不安的邻居家的狗的、周围人的“眼睛”，从而把月亮的象征意义不能贯穿整个文本的问题给遮掩过去，但由此也消解了月亮作为“开端”的意义。
二 写实：三十多年前“民元革命”时的月亮
当鲁迅替“狂人”写下第一则日记，年月姑且搁置，“很好的月光”就可说明，设置的日期在阴历十五前后。“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紧接着的“三十多年”显然不是随便选取，而是作家借狂人表达他人生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于1881年9月25日出生的鲁迅而言，三十多年对应的就是1911年10月之后，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其实就不难猜测。这一年的10月10日，即阴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首义民国肇生的革命在全国各地相继爆发，后来被称为“辛亥革命”；浙江的“辛亥革命”是1911年11月5日凌晨两点由杭州率先开始，11月5日正是阴历九月十五日。而且，当时尚未改用阳历，计时习惯为阴历九月十四日夜里两点，《民立报》《申报》《时报》等相关报道，都是如此表述。鲁迅在《阿Q正传》第七章“革命”部分，对时间细节的把握相当精确，“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30]
丁聪绘：《阿Q正传插画》，群益出版社1945年版，第45页
需要进一步验证的就是，这个时间点是否能够对应日记中月亮的“写实”。11月5日白天，杭州就宣告光复，消息很快就传到绍兴，绍兴迅速响应。根据周建人、宋紫佩等当事人的回忆，11月5日也就是阴历九月十五晚上，鲁迅参加越社同人召集的群众大会，被推举为主席。“鲁迅当下提议了若干临时办法，例如提议组织讲演团，分发各地去演说，阐明革命的意义和鼓动革命情绪。”[31]鲁迅“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来镇静人心”[32]，“时间在下午，一班人回到学校时，天已黑下去了”[33]。此后，鲁迅和范爱农、陈子英等人及其学生一起，连续两天晚上到城外迎接王金发及其革命军队，终于在11月9日也就是阴历九月十九日晚上迎来了王金发。也有一说是阴历九月十七日，王带军队到了绍兴，因为当时还未有公元纪年，有人回忆对阴历时刻更为强调。[34]综合《全浙公报》《绍兴公报》的相关报道，可以确定的是，王金发最迟是在9日晚上进驻绍兴，鲁迅迎接的时间点最晚也不过阴历九月十九。[35]简而言之，从阴历九月十五到九月十九之间，是绍兴光复的重要时刻，鲁迅不仅表现得相当积极活跃，且主要活动都在晚上。不论是鲁迅参加群众大会被推举为主席的九月十五晚上，还是带领武装演说队上街维持秩序的晚上，抑或是和众人在城外热切等待王金发军队到来的两个晚上，不少回忆对天气和月亮的细节都有特别提及，“黄昏以后，明月很皎洁”[36]。
毫无疑问，绍兴光复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周作人阴历九月十六日在《绍兴公报》上发表的《庆贺独立》，就淋漓尽致地写出了绍兴的新生。“美哉！洋洋星旗飘扬，今日何日，非我绍兴之新纪元耶。独立，独立，我绍人何修而得汝，汝亦何幸而为吾绍人所得。……第知夫今日之绍兴，已非昨日之绍兴。昨日之绍兴，人心惊悸，犹为奴隶之绍兴；今日之绍兴，熙熙攘攘，已为自由之绍兴。如火如荼，一跃千丈，绍兴之人幸福耶？绍兴之魄力也。”文章末尾，作者更是难掩激动：“记者于是跃然以起曰：绍兴万岁！独立万岁！汉族同胞万岁！”[37]明月皎洁的阴历九月十六，所发出的“今日何日”的“新纪元”感叹，与日记第一则前几句，极为相似。当然，这篇文章是否归属周作人，尚存争议，有研究者认为作者另有他人，“显然是一位生活在国内（很可能就是绍兴城内）的关心时事的人，也许就是一个‘革命党’”[38]，作者或许就是和鲁迅一起为绍兴光复奔走的革命志士傅岩（笔名顽石）[39]。事实上，鲁迅这一时期常和周作人共享文章署名，因此周作人写出体现兄弟思想的《庆贺独立》并非没有可能，而且《庆贺独立》中有关绍兴光复的“得之于俄顷之际”，和鲁迅后来多次提及的“垂手而得的绍兴光复”，说法完全一致。退一步说，《庆贺独立》作者另有他人，是和鲁迅一样同属绍兴光复时期的积极分子，这更能说明，从像鲁迅这样的革命者看来，自此，绍兴是一个全新的开启。绍兴光复的这一刻，连同天空中的那轮圆月，永远铭刻在鲁迅的脑海中。绍兴的天是新的，月亮也是新的，处在当时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所产生的新生感，和天空中的月亮互为镜像。所以，《狂人日记》第一篇，月亮首先是写实，“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都能在绍兴光复革命这个时间点上一一对应，并得到很好的解释。
《绍兴公报》
月亮是绍兴辛亥年光复革命时的月亮，它构成《狂人日记》如何书写的开端起点，是我们理解作品世界的基本前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鲁迅的个人体验和记忆中，他明确把绍兴光复等同于“民元”，而“民元”本身就蕴含中国现代历史的起点这一含义，同时又有“原（元）点”之意。当然，不少研究者论及《呐喊》和鲁迅的创作时，常援引鲁迅1925年给许广平信中的民元光明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40]姑且搁置鲁迅对“民元”“民国”表态的多重蕴含，仅就“民元”时间指涉而言，这一段书信似有明示，因为，鲁迅到南京教育部任职系1912年2月中旬，离开南京北上为5月初。而且，民国肇始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被视为共和政体和新国家产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是如今普遍而通行的历史叙述。不过，见证和参与历史进程的革命者，其记忆和感受或并非如此，因为这之前有更为直接和突然的革命行动和光复宣告，这之后有更为宏大、更有标志性的时间点和全国性事件，例如清帝逊位、南北统一等。就世界视野和国际认可而言，后续这些时间点和事件更为关键。其实，鲁迅给许广平写信，是讨论当时学校和教育界的黑暗，他论及民元在南京教育部的光明和希望，民元约等于民国建立之初的意思。同样的例子还有1927年鲁迅给章廷谦的信，谈及他对蔡元培识人用人方面的抱怨，“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41]。除此之外，鲁迅谈及具体的“民元”时间节点，大都指向绍兴光复的那一刻，而且常常是把民元和革命作为固定搭配。例如《这个与那个》中，鲁迅明确提到王金发革命后被捧杀，“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42]。《谈金圣叹》中再次谈到绍兴光复革命，“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掉换了”[43]。鲁迅感叹最多的当属人们对民元革命的遗忘、文艺界对民元革命的淡漠，《无声的中国》中他感叹道：“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44]《马上日记之二》中，鲁迅再次呼吁，“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45]。为萧军《八月的乡村》作序，鲁迅又一次感叹像“民元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46]。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和《狂人日记》同属《呐喊》小说集的另一经典名篇《阿Q正传》。《阿Q正传》大部分章节时间都很模糊，唯一明确道出的是第七章“革命”叙事，“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的“三更四点”。由此就可推论，自第三章开始出现含混时间的“春天”到阿Q被抓捕和处决的“暮秋”，都发生在宣统三年到民元的转换之际。而且，占比很重的最后三章，叙事时间非常紧密，第七、八章就是光复革命之后的那几天，最后一章“大团圆”收束在光复革命“成功”之后的二十天之内，也就是举人老爷“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鲁迅后来反复谈论这部作品时，一再强调“民元”的时间点，强调唯有据此才能理解《阿Q正传》的“现实性”和阿Q的选择及其命运。针对有人指摘阿Q革命和被抓的描写“太远于事理”，鲁迅答复说：“但阿Q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那些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离奇。”[47]郑振铎也曾和鲁迅“商榷”，对阿Q做了革命党“不以为然”，鲁迅后来公开回复道：“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48]很显然，鲁迅有关《阿Q正传》的“民元”时间说明，并非后人所理解的1912年，而是鲁迅所体验的故乡光复革命的时刻，因此，这和作品中的时间下限，辛亥年的阴历九月，并不矛盾。[49]
鲁迅在1912
如此不厌其烦地援引诸多材料，细究“民元”的时间指涉，只是想说明两点：第一，鲁迅的民元记忆更多指向绍兴光复的具体时刻，或可以说，鲁迅的表述中，更为准确的意思是民国在绍兴的建立；第二，民元革命不仅是时间起点，也是意义起点，是之后鲁迅无限生成和后来反复回望的原点。鲁迅后来一再强调《阿Q正传》的民元时间，就是旨在提醒大家注意阿Q的革命的“合理性”和“纪念作为开端”的“民元革命”[50]，后人却常常无视时间符码，只是从笼统而又整体的国民性视域和启蒙主义立场来关照。其实，也只有结合宣统三年到民元的时间转换节点，我们才能更好理解背负几千年历史的阿Q的性格和命运。《狂人日记》同样如此，而且它比《阿Q正传》的时间符码更含混，不过，借由日记中作为开端同时也是作为写实的月亮——绍兴光复时的月亮，我们还是找到了时间之匙，从而打开进入作品内部世界的通路。日记首先是鲁迅借“狂人”再现出的绍兴光复-民元革命这个时间点上的情绪和感受。
三 月光之下：“精神分外爽快”与“我怕得有理”
日记的开始，月光除了隐藏着时间符码，还明示了情绪表达，“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精神分外爽快”视为日记主人公“发病”的开始，同时也是觉醒的表现。如前文所援引伊藤虎丸和陈思和的论述，“表现为‘精神分外爽快’的觉醒（即‘发疯’）”，“‘爽快’实际上就是发精神病了”。但很显然，不论是前面的小序，还是日记文本本身，都没有关于主人公如何“发病”的交代，把“精神分外爽快”理所当然地视为“发病”的症候，逻辑上显然太过跳跃。引发主人公“精神分外爽快”的关键还是月亮，主人公正是看到了三十多年未看到的月亮，从而情绪上引发了强烈反应。如前文一再详述，写实层面而言，这个月亮是绍兴光复革命时的月亮，象征层面来说，这个月亮是绍兴新纪元，也就是民国在绍兴的表征。因此，我们与其先入为主把“爽快”视为主人公发疯（病）的症候，不如回到绍兴民元革命的那段时间，考察鲁迅究竟处在一种怎样的情绪状态，继而辨析“狂人日记”之“狂”的所指。
鲁迅后来曾多次谈及绍兴光复的民元革命，“每逢谈起，先生总带着不少的兴趣描述当时情景，就好像刚刚出发回来的那么新鲜，感动”[51]。周建人等人的回忆，也留下了鲁迅等人当时情绪的记录。“‘革命胜利万岁！’‘中国万岁！’‘共和万岁！’口号声此起彼落，人们象喝了醇酒，都兴奋了，陶醉了。”多年后，周建人仍然感叹：“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也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一个旧的、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时代结束了，而一个新的、民主共和的时代诞生了，开始了。”[52]鲁迅当时和之后的创作，都有对这一新生时刻情绪的表达。他为《越铎》所写的“出世辞”，淋漓写出“天日腾笑”的兴奋爽快：“越人于是得三大自由，以更生于越，索虏则负无量罪恶，以底于亡。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宙合矣。”[53]鲁迅后来所写的《范爱农》，也特意描写了范爱农和他前所未有的兴奋感，“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54]。他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再次吐露光复革命时的兴奋与爽快——“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55]
的确，民元革命前的鲁迅正处在极度苦闷与压抑之中，个人事业、家庭状态、国家命运，都看不到任何希望。突然之间，绍兴光复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情绪上的亢奋可想而知。因此，“精神分外爽快”是鲁迅光复革命时极其真实、也极为正常的情绪状态。要论疯或狂，应该如是理解，多年的憧憬——似乎难以企及的梦——突然实现时的欣喜若狂，就像杜甫诗中“忽传收蓟北”而“喜欲狂”“纵酒放歌”，这也是“狂人”之“狂”的第一层含义。和杜诗中“国家政治”层面的巨变相类，周建人说大家兴奋得像喝醉酒，喊“革命胜利万岁”“中国万岁”，周作人在文章中欢呼“独立万岁”“汉族同胞万岁”，鲁迅写“天日腾笑”，都是这种既真实又“疯狂”的情绪状态的体现。孙伏园的回忆，也印证了鲁迅欣喜若狂的情绪和民元新国家层面的关联。鲁迅接受王金发的委任，成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他和学生第一次见面，头戴一顶陆军帽，“鲁迅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内容现在自然记不得了，但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56]。
不过，主人公精神分外爽快的同时，伴随着紧张、不安与担心，“然而须十分小心”，“我怕得有理”，很多人正是由此来进一步揭示狂人的病症，那么，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还是回到绍兴光复革命时期的社会氛围来解读。周建人回忆王金发进城时众人“情绪热烈”，但他也明确记录了大家的恐慌，居家不怎么外出的周作人也感受到了紧张与不安。[57]时在绍兴府中学堂读书的宋崇厚，坦诚自己当时也很害怕，看着同学们大都离校躲避，所以他也特地向鲁迅告假回家。鲁迅严肃地劝他不要怕，“逃掉的是满清官吏，我们为什么要逃？勿要自慌自”[58]。后来的诸多回忆录，不免过于凸显和强调鲁迅的临危不乱，但很显然，时人的恐惧不安，是极其普遍的情绪。正如曾与鲁迅一道组织武装演说队的宋紫佩所观察，“人心浮动，疑惧参半”[59]。其实，光复革命时绍兴社会的不安与慌乱，鲁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的第一部小说，写于辛亥年冬天的《怀旧》，对此有细致生动的描绘。“予窥道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60]熟悉这篇小说内情的周作人曾明确指出，“这篇小说是当时所写，记得是辛亥年的事，而逃难的情形乃是借用庚子夏天的事情”[61]。《阿Q正传》第七章“革命”，鲁迅重点着墨的也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安与恐惧。1919年发表的随感录《“来了”》中，鲁迅对此有更为直白的书写：“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鲁迅还专门补了一句，“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没有‘过激主义’哩”[62]。
以后见之明的视角，辛亥革命及其所肇生的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后人的回忆录中，这一点尤为明晰，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已然是中学历史教科书耳熟能详的结论。“但对当时多数中国人来说，鼎革造成的‘民国’这一共和政治体制恐怕比其所推翻的政权更具异质性，也带来更广泛的挑战——这个当时多数人并不了解的新体制的确是前所未闻的。若返回时人之旧心，我们或不宜像有些论著那样把共和取代帝制视为一个顺理成章的‘正常’结果。”[63]革命肇生的民主共和体制，不仅是亚洲的独一，就是放眼全世界，也没几个成功的范例，称其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点都不夸张。因此，回到光复革命的时空场域，社会各界的恐慌，其实不难理解，也很普遍，而坚信共和理想真诚拥戴民国的在当时却并不那么“顺理成章”，且很是独异。《风波》中“皇帝坐了龙庭了”在众人眼里是正常；《药》中革命者夏瑜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在众人看来不是“人话”而是“疯话”；《范爱农》中醉后大谈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也是“他人”眼里“愚不可及的疯话”。鲁迅后来谈被奴役习惯的庸众反而特别痛恨民主共和，他再次以故乡绍兴的民元革命为例：“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64]
不过，他人眼中的异类、“疯”，正是革命者自诩的“狂”，作品名为“狂人日记”而不是“疯人日记”，差异就在这微妙的视角。“就作品所提供的信息来看，他自命为‘狂人’”[65]，其他地方再无此称呼，反倒是主人公劝大哥不要盘剥佃户放弃压迫人、吃人，被大哥怒斥为“疯子”。考虑到鲁迅此时系列“随感录”中“家国同构”的议论，以及和《呐喊》其他篇目的互文，“狂”的革命指向很是明显。1919年的《寸铁》中，鲁迅对此有更明确的说明。“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然而酋长终于改了君主。君主终于预备立宪，预备立宪又终于变了共和了。喜欢暗夜的妖怪多，虽然能教暂时黯淡一点，光明却总要来。有如天亮，遮掩不住。想遮掩白费气力的。”[66]
狂人是革命者的自我命名，是带着“狂气”的独异者，支撑他们的是对未来新制度、新国家的憧憬和梦想，而不是过去的经验，当然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本文始终强调回到绍兴民元革命理解鲁迅的“起点”和“原点”，其缘由也正在于此，因为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日本“经验”都不能提供给绍兴光复、民国成立这一前所未有的新“实验”。而且，大多数人内心惧怕这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害怕新制度和国体的“来了”，对他们而言，消除恐惧和摆脱慌乱的方式有两种，一边是响应和顺从革命，“咸与维新”，成为合群的大多数，一边是迫害和消除那些真正的革命者，视其为异类和“疯子”。这两种方式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害怕“新”“来了”的“多数主义”对少数真诚革命者加以迫害（宣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借狂人之口，说出了真心拥戴民国坚信共和的独异者的心声，“我怕得有理”。受多数迫害的“被迫害狂”，是“狂”的又一层含义，《狂人日记》小序中，“余”对此有明确说明，只是既往研究不甚重视。的确，仅从日记文本，我们似乎很难看到太多主人公被逼被迫害的事实，大哥、医生都像是“蒙冤的”[67]，但回到绍兴光复革命前后，革命者受挤压被“迫害”的情绪感受就很容易理解，鲁迅和好友范爱农当时的处境和遭遇，就是最好的明证。
范爱农夫妇，《绍兴文史资料选辑 第11辑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1991年版
精神分外爽快的欣喜若狂，坚信共和、憧憬未来、指点江山（新国家）的狂狷之气，对未来充满疑惧“怕得有理”的“被迫害狂”，“狂人”之“狂”的这三层内涵，在鲁迅民元革命后的一系列作品中，都有所展露。鲁迅为《越铎》写的“出世辞”，遮掩不住欣喜之感与狂狷之气，“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68]。1911年11月，鲁迅和弟弟周建人一起写信给绍兴议会长张琴孙，自信满满为实现共和而提供具体方案。“侧惟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为本柢”，“今日之所急，唯在能造成人民，为国柱石”。这封信后以《维持小学之意见》刊登在《越铎》上，周作人也参与信件的草拟，可见，兄弟三人当时思想基本一致，共享文章。周作人后来回忆录只明确提及《望越篇》是他所写，但也坦诚，“因为留着草稿，上边有鲁迅修改的笔迹”[69]。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倾向于把《越铎》上署名“独”“独应”的《望华国篇》《尔越人勿忘先民之训》《庸众之责任》《民国之征何在》等文章，同样视为鲁迅那时思想与立场的体现，不再具体辨析其到底该归属于谁，毕竟就语言文字风格而言，更接近当时的鲁迅而非周作人。[70]其实，鲁迅后来谈到集外文时，也曾“有意”透露这些古文，“以后回到中国来，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霁云先生也找不出，我真觉得侥幸得很”[71]。《望越篇》道出了绍兴光复革命后的兴奋和对未来的疑惧，“今得解脱，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孰不欢欣？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但是，经过两千年来专制和政教愚民的淘汰，“庸愚者生”和“国人性格之良窳”，“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72]《望华国篇》尽显对新民国的希望和期待，又有对中国既往历史循环的悲观和忧惧：“中国之事，一治一乱，治者其服刑之日，而乱者其得志之秋。故观近古史书，历历皆罪恶之迹；亦历历皆耻辱之痕也。罪辱如斯，而悲哀则安在，悔改者又谁欤？顽迷之民，不知自觉，坐令覆辙屡践，长其罪恶而重其耻辱，可哀也夫！”[73]“一治一乱”“奴役与被奴役”“历历皆罪恶之迹”的历史，期待不知自觉的国人的悔改和新生，都可与《狂人日记》及《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关联起来解读。《尔越人勿忘先民之训》开篇和结尾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既属于鲁迅多次且独有的“错”引王思任的语句[74]，又明确传达着鲁迅的“念旧恶”“不宽恕”，而这也是鲁迅之后始终如一的革命姿态。《庸众之责任》《民国之征何在》，仅题目就可视作《狂人日记》及其整个《呐喊》和同时期所有作品的主题概括……概而言之，这些慷慨激昂的文字俨然就是民元革命时期“狂人”的“呐喊”。
四 革命后“第二天”：“全没月光”与狂人的沉潜
把月亮视作“传统的爱”或西方的“个”“启蒙”，很难在象征层面贯穿整个文本，而月亮作为民元革命的表征，则可一以贯之。日记中月亮的时有时无，暗含着“民国之征”的“有”与“无”。第一则日记是作为开端的民元革命，凸显从未有过的“巨变”和主人公的兴奋与隐忧，第二则日记“全没月光”，就是写革命后“第二天”，革命终结在革命的“成功”之时。《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就以“故乡的例子”来说明“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75]显而易见，鲁迅欣喜于民元革命的成功和民国在绍兴的建立，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他更在意革命后的第二天。《范爱农》中写他和范爱农第二天去看光复后的绍兴，“内骨子是依旧的”[76]；《阿Q正传》中，“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77]。这些都可与《狂人日记》相互印证，民国是建立了，但之后又仿佛没有，就和此前几千年的历史没什么两样，狂人正是因革命后的“依旧”“从来如此”而产生前所未有的疑惧和绝望。所以，第八则日记中“天气很好，月色也很亮了”，象征着民国的似有实无，中国又回到奴役与被奴役、吃人与被吃的老路。对此，鲁迅后来在“忽然想到”中有更明确的揭示：“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78]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时，上升到民国坍塌的联想：“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79]“庸众”作为“民国的敌人”，如何破坏民国，如何迫害真诚的革命者，构成《狂人日记》乃至其后鲁迅文学的核心主题。这就是为什么日记中的吃人，绕来绕去，最后都落到了像徐锡麟这样的革命者身上，同时，日记也预告了人血馒头嫁接到秋瑾身上的《药》。
绍兴大通学堂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塑像
革命后“第二天”的依旧和虚妄，的确基于鲁迅绍兴的民元革命体验，然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时间”的沉淀，是他后来长时间的回望和反刍使然。《狂人日记》历史现场感的模糊和时间线索的含混，鲁迅对待民元革命的复杂情感，都源于此。尽管大家都把《范爱农》视作绍兴光复革命后的纪实，但其实鲁迅当时并没有那么幻灭，要不然就无法解释后来的民元光明说，即使到了南京教育部，鲁迅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坚信“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然而他们总失败”；也无法解释鲁迅在《〈越铎〉出世辞》系列作品中的慷慨激昂。
狂人的日记正如小序所交代，确“非一时所书”，但写的却是一时之事，就是绍兴光复革命那几天的情绪记录，以月亮和狼子村吃人可标识出日记时间的长度。很显然，作者是截取了个人生活和中国历史的一段“横截面”，但因后来的回望反刍和个人情感的历时性沉淀，作品又常常流露出“纵剖面”的议论。例如日记中反复出现的“从……一直到……”“四千年来”“从来如此”的语词和句式，显然不是短篇小说常见的“横截面”抓取。小说“横截面”“纵剖面”的论述，出自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和《狂人日记》同期刊载，“是《新青年》同人在小说主张和实践上的第一次正面亮相”[80]。胡适认为，短篇小说的主要特征，除了“经济”，再就是个人生活和社会历史“横截面”的截取。“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纵面看去，须从头看到尾，才可看见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一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81]所以，胡适总结说，“那些可传世不朽的‘短篇小说’”，都是“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最精彩的‘横截面’”这两个条件的结合。很显然，以胡适《论短篇小说》中的相关特征和规范而言，或者说，以经典的短篇小说艺术成败来论，《狂人日记》“横截面”模糊，又夹杂太多纵向的个人议论和历时性的情感宣泄，算不上“成功”“优秀”的短篇小说。竹内好和丸山昇在小说成就方面，对《狂人日记》的评价都不高，甚至略有微词，认为“有直观却无构成”[82]，“《狂人日记》勉强算是一种观念小说”[83]，鲁迅后来说《狂人日记》“幼稚，而且太逼促”，也不完全是自谦之词。或可以说，《狂人日记》的创造性就在于紧要的“横截面”选取（尽管它被鲁迅刻意压缩和隐藏），同时叠加“纵剖面”的议论，“横竖”交融在“民元革命”这一时间点和意义点。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的小说，乃至他之后的整个文学世界，都能在此找到“路径”和“原型”。从主旨倾向来看，鲁迅的关心，始终与革命息息相关；就艺术技巧而言，后来的回望反刍和历时性的情绪层累，造就了鲁迅最为独特的叙事风格——“复调”。
复调是“鲁迅的突出贡献”[84]，这已成学界的共识。但是，既往研究论及鲁迅的复调，多与叙事人称相联系。有关《狂人日记》，大都会强调双重第一人称“余”和“我”并置，由此探讨复调叙事的张力、论争和主题上的游移、反讽。[85]因为小序用文言文写就，“余”被视为保守的反讽的解构的一方。其实，革命立场、政治姿态并不与语言形式构成必然关系，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就是明显的例子。章氏固然排斥白话且晚年文化上日趋保守，但鲁迅高度评价“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86]很显然，与其说是双重第一人称造就了《狂人日记》的复调，毋宁说是时间魔法使然；与其说狂人“我”和撮录日记的“余”对应两个不同立场的现实原型，毋宁说是时间切分出不同姿态的两个“我”，过去之“我”与现在之“我”。过去之“我”就是“狂人”，现在之“我”正是“余”，于是就有了对话、张力和论争，或可直接简化为“现在”和“过去”的复调。因而，关注《狂人日记》的叙事人称和“文白对立”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叙事中的时间符码。由时间脉络切入就可看出，小序和十三篇日记组成的完整文本，包含两个彼此相关联的时间向度和逻辑：一是狂人“我”如何一步步沉潜为后来的“余”；二是沉潜者“余”如何一点一点召唤过去的狂人。
比对小序中“余”和日记中“我”的语气、姿态，不难推想，一个狂放青年如何被磨平了棱角和锋芒，变成持稳、老成的中年，因而，作品明显展露出告别青春的意味，“具有青年成长的原型意味”[87]。但需要强调的是，《狂人日记》不是宽泛意义上的告别青春或自传性作品，而是以民元革命为起点，从兴奋、激昂到失望、幻灭的心路历程。学界通常援引鲁迅的《呐喊·自序》来叙说鲁迅的成长史和心态史，并把其中的逻辑带入《狂人日记》中，由此造成对这部作品理解上的偏差。
作为《呐喊》结集时的交代，《自序》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很显然，写在1922年底的《自序》，“在提供‘鲁迅前史’的实证材料之外，也是作者对‘历史’的一种文学性征用”[88]。这段材料被反复征引，用以阐述《狂人日记》的诞生和《呐喊》的由来。不过，鲁迅为了凸显“以文艺启蒙民智成为新文学开端的重要命题”[89]，在《自序》中有意倒错“事与情”，并把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民元革命”这段略过了。首先，他并非东京文艺运动失败之后开始“沉入于国民”和“回到古代”；其次，如前文详细论述，绍兴民元革命期间他曾是那样地欣喜若狂和慷慨激昂，“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和由此而生的幻灭感，指涉民元革命更合乎情理，而非东京时期的翻译和办刊活动；最后，鲁迅“在会馆的‘闹鬼的房间’埋头于古籍之中”[90]，即随教育部北迁住进“S会馆”到《狂人日记》问世这段时间，才是他名副其实的“沉默期”“麻醉期”。不过，鲁迅在《自序》里还是流露出一些和革命相关的端倪，并反复使用加重语气的“更”。“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显然指的是围绕着民国的一系列革命，“更寂寞更悲哀”也表明曾经更看重更期望。“都为我所不愿追怀”，很容易联想到《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我不堪纪念这些事”，而这篇正是因为民国和双十节的被忘却而产生的纪念。“不通世故”的“前辈先生”N和“我”，堪称“狂人”和“余”的翻版，同样是时间所分割的“过去之我”和“现在之我”，同样交融在民元革命上的“横截面”和“纵剖面”。其实，鲁迅后来为“自选集”写的“自序”中，对他加入新文学阵营的经过，有更为清晰的描述。他首先表明，当时“新青年”阵营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但也坦诚，他起初对此“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因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91]可见，鲁迅开始对文学革命的“冷漠”，与民元革命及其之后围绕着民国的一系列革命和反复有关。从一个民元革命时积极行动且慷慨激昂的革命者，到沉潜抄古碑的“行政官员”，正对应着狂人经由“候补”而到沉潜者“余”的过程。
北京绍兴会馆
问题在于，沉潜者“余”召唤民元狂人的契机何在？抄古碑的“官员”周树人成为鲁迅的动力何在？仅仅是因为钱玄同的反复动员和劝邀么？那么，作为当事人的钱玄同，不论是详细记事的私人日记，还是后来的公开言说，为何都没有对那段著名的“铁屋子”对话有所回应呢？
五 “适归故乡”：地方革命经验的激活与狂人的复归
相较而言，“余”召唤民元革命时期狂人的向度和逻辑，略显隐蔽。不过，小序中与“余”相关的一明一暗两个时间线索，有助于揭开这一隐含逻辑。明的是“七年四月二日”，即“余”撮录整理日记的时间，暗的是“适归故乡”，即“余”发现狂人和其日记的时机。
学界一般未必会把小序中的“余”视为鲁迅本人，却把“七年四月二日”——1918年4月2日，视为《狂人日记》的创作时间。但周作人回忆“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92]，而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则考证指出，“《狂人日记》有可能是五月创作的”[93]。援引上述两种说法，一个“当在”，一个“有可能是”，并非只为了说明《狂人日记》的创作时间存有各种可能，而是想借此指出，“七年四月二日”的功能和作用，也许不在于具体时间的标识。因为，它只是出现在文言文小序的最后，日记正文部分的开始之前，换言之，“七年四月二日”并不标记整个作品的创作时间。其实，文言文序＋白话文本的形式，在当时《新青年》杂志上，并不怎么特别，尤其是不少翻译作品，“也往往以‘文言形式’作为‘序言’或‘附识’”[94]，“《狂人日记》的生产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翻译’的产物”[95]。《狂人日记》独特之处就在于小序之后添加的“七年四月二日识”。颇有意味的是，后来《呐喊》结集时，鲁迅又在《狂人日记》篇末“补记”了“一九一八年四月”，这似乎与小序中的标识没太大区别，且能彼此印证。大家坚信1918年4月2日为作品的创作时间，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姑且不论《呐喊》结集时，鲁迅有意识地为各篇小说“补记”写作时间，甚至明显篡改日期[96]，仅就《狂人日记》篇目补记和小序中时间的形式来看，两者差别显著，“七年四月二日”故意隐去实则又特别强调“民国”纪年，这不啻一个鲜明的政治表态，因为在中国历史文化脉络之中，纪年一直都被赋予重要的政治含义。革命党人亦是如此，把纪年问题看得十分重要，例如绍兴光复之后，前文提及的《庆贺独立》，就在篇末特别标注，“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既望”[97]。各地相继响应武昌首义之后，变革为民国纪年就事关正朔制度，“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高度重视的一个政治问题”，“是代表革命性质与革命成败的一种重要象征”。[98]改元之后，社会推行阻力依然很大，除了旧历习惯，就是政治上的投机和摇摆，“奉民国正朔者，仍存宣统年号”[99]。历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样颠覆民国的“大事”，纪年方式及其所体现出的立场和姿态，尤为人瞩目。1916年，袁世凯称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北方的报刊《亚细亚报》等开始采用洪宪纪年，上海的报刊“也顾忌他的势力，不敢用民国纪年了，而是纷纷印上中性的公元纪年，有几家胆小的报纸甚至用极小的字体在‘一九一六年’后面添加了‘洪宪元年’几个字”[100]。《新青年》更名之前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也不得已略掉民国纪年，只是特别标注“正月号”。铺陈如此多的材料和背景，只是想表明，鲁迅对改元和纪年及其背后的意蕴，有自觉认知，在鲁迅这里，纪年从来都不只是时间问题，而关乎政治姿态和革命信念。尤其是民国节庆、民国遭遇危机或者重大政治事件时，民国纪年都会被鲁迅所特别强调，形成他颇为系统的纪年表述方式。[101]
可以确定的是，《狂人日记》小序中的纪年形式，是作者有意为之，独属于“余”的“七年四月二日”，展露出“余”大胆、激烈且“狂”的那一面。尽管过去之我“狂人”屡屡受挫、不断失望，逐渐蜕变为后来的沉潜者“余”，但“余”同样不能忘却曾经的狂人和民元革命，一直坚信革命。也因为这样的姿态，秉承民国纪年的“余”和“狂人”一样，都有被迫害之虞。鲁迅曾借偶然间翻到的民国元年的镜子而大发感叹，“情随事迁”“宛如见了隔世的东西了”，他继而追问：“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102]整理撮录日记的“余”，也面临“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狂人所患“迫害狂”之类，正因为“余”的感同身受才被“知”，被命名。鲁迅在北京政府教育部受挤压的现实处境，“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103]的“俟堂”印章，也就是笔名“唐俟”的来由，都可印证之。可见，不论是姿态、立场，还是处境、遭际，“狂人”和“余”的内在一致性，远超彼此间的裂痕。所以，就文本内部而言，“余”召唤“狂人”的向度合理而且必然；就文本外部来说，鲁迅的生成和他“呐喊”的主动性，也可确证无疑。
《呐喊·自序》中，鲁迅谈论最多的也是“苦于不能忘却”，《狂人日记》及其随后文学世界的形成，“未必存在‘回心’，毋宁是通过无法忘却而呈现的忠诚，即对年轻时代即已确立的理想的忠诚”。鲁迅最不能忘却的当属民元革命，他的理想的忠诚也在于民元革命，以及由革命而生的新的中国。因此，当鲁迅“决意要把那个革命像梦一样地驱除掉，但革命就像梦一样，变成了一个内在的、完全烙在他心底的、无法驱除的记忆，他因此才有‘苦于不能全忘却’的表述”。[104]一言以蔽之，署在小序之后的“七年四月二日”，一开始就传达出“余”撮录日记的主旨，唤醒民元革命时的狂人，书写无比重要却又被忘却（空白）的民国。这正是《狂人日记》得以产生的动力源泉，也是“鲁迅”得以生成和他“呐喊”的真正由来。正如鲁迅后来并非“忽然”而是一直所“想到”的，“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105]。
“七年四月二日”与其说是一个时间契机，不如说是姿态和结果的呈现。那么，究竟何时才是唤醒民元狂人的契机？小序中还隐含着一条重要的时间线索——“适归故乡”，“余”因归乡和“往访”，这才获得狂人大哥“献诸旧友”的日记，才有了撮录日记和讲述狂人故事的可能。
众所周知，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共有三次返乡，其中1919年的回乡卖房和举家搬迁，直接催生了《故乡》及其之后的诸多作品，对此学界阐释颇丰。相比较而言，鲁迅的前两次回乡，似乎很难找到直接对应的作品，毕竟此时他还只是个“沉默”的教育部“官员”。但另一方面，这也正对应着沉潜者“余”的情形，“适归故乡”暗示，或可说就是“明示”，“余”讲述狂人的故事应与“沉默期”的两次归乡有关。最近，一些研究者基于文史互证的方式来考察《狂人日记》的人物原型，已经隐约触及了鲁迅的故乡地方革命经验。例如，有研究者由狂人的“候补”结局出发，联系绍兴籍革命者徐锡麟以“候补道员”身份行刺的史实，拓展作品结局的解读空间；[106]也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以昔日“中学校”为线索，进一步考辨“余”和“某君昆仲”“檃栝人物原型甚众”，包括了辛亥革命前诸多绍兴学校的师生，如绍兴东湖通艺学堂、绍兴大通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中人。[107]上述研究强调文史互证，为理解《狂人日记》打开了新天地，但是，前者以徐锡麟为人物原型的考辨，把《狂人日记》本事坐实在辛亥之前，与作品中的诸多时间线索相抵牾；后者注意到历时性，却把人物原型无限泛化[108]，造成命题和推论的自我消解。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详述，《狂人日记》的时间密码就在于“横截面”和“纵剖面”的有机结合。作品既横向截取民元革命这一时段，又在纵向的革命史、民国建国史的脉络中召唤具体的人和事，抒发历时性的情感。因此，辨析“候补道员”“中学校时良友”固然重要，更为关键的是“适归故乡”，正因为归乡，才有过去起点的召唤，民元革命“横截面”的再现，正因为归乡，才有了抚今追昔的感叹，历时性情绪的展现。
1913年6月19日，任职教育部的鲁迅，首次回家探亲。归乡途中，他遭遇辫子军的骚扰，“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卧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109]；回到家乡，他看到依然盗匪横行，造成他被迫滞留绍兴，“城中有盗百余人，军士搜捕，城门皆阖，欲行未果”[110]。这些情形，鲁迅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一改他往日记事的简略风。与此同时，鲁迅首次归乡期间，和民元革命时的故友陈子英、孙福源（孙伏园）等，多有往来，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鲁迅通过亲友详细地了解了范爱农去世前后的情况”[111]。7月27日，鲁迅乘船离开绍兴，他又一次罕见地在日记中直抒胸臆，“以孑身居孤舟中，颇有寂聊之感”[112]。
陈师曾1916年赠鲁迅“俟堂”印
1916年底，母亲六十大寿，鲁迅第二次返乡，或更直接对应着“余”的“适归故乡”，也可说，这次返乡孕育了《狂人日记》。首先，这一年民国遭遇严重危机，袁世凯称帝废除民国纪元，这对鲁迅刺激很大，他后来屡屡提及此并对纪年问题特别关注。如前文讨论《狂人日记》小序纪年时所述，一个带着民国纪年姿态回归故乡的“余”，确有现实指向。11月30日，也就是回乡前几天，鲁迅收到委托陈师曾刻“俟堂”印章，亦可说明，民国危机的大环境、教育部里受挤压的小环境，构成鲁迅第二次归乡的“时代”氛围。“俟堂”正是和“鲁迅”一同诞生的“唐俟”的来源，不难推论，此时的“鲁迅”也在周树人心里萌芽，归乡使其彻底生发。其次，鲁迅返乡前，患“迫害狂”精神疾病的表弟阮久荪突然来访，声称有人“设计陷害”他，并委托鲁迅转交母亲他的绝笔信。[113]鲁迅日记10月31日载：“下午久孙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士诊视，付资五元。旋雇车送之入池田医院，并别雇工一人守视。”[114]11月6日，鲁迅出资请人送阮久荪回家乡养病。阮久荪患病期间，鲁迅接连写信给阮氏家人汇报病情。12月3日，鲁迅启程离开北京，5日经停上海，特意从日本药房为阮久荪购药，“往东京制药会社为久孙买药三种，量杯一具，五元”[115]。上述种种，一可看出鲁迅对表弟的关心，二可推断鲁迅很是熟悉“迫害狂”的病情和症状。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当民国的危机、阮久荪的病况和故乡的人、事对接，狂人的形象就呼之欲出，更加具化。所以，“适归故乡”乃是《狂人日记》的文眼所在，也是“鲁迅”得以“诞生”的关键。
12月9日，回到绍兴后的鲁迅给好友许寿裳写信，汇报所见所感。“虽于所见事状，时不惬意，然兴会最佳者，乃在将到未到时也。故乡景物颇无异于四年前，臧否不知所云。日来耳目纷扰，无所可述。”[116]“将到未到”的“兴会”，说明鲁迅起初的兴奋和期待，像极他民元革命时的精神状态，也如《狂人日记》第一天情绪的表达。然而，回到故乡之后“所见事状，时不惬意”，“故乡景物颇无异于四年前”，“耳目纷扰”，恰与革命后“第二天”情绪体验相似。这绝非笔者生硬联想和刻意类比，因为鲁迅给老友的信中，叙说最细致的就是革命人的受冷落和遭排挤。有革命元老蔡元培在越中的不被理解：“在沪时闻蔡先生在越中，报章亦云尔；今日往询其家，则言已往杭州矣。在此曾一演说，听者颇不能解，或者云：但知其欲填塞河港耳。”也有革命家章太炎在浙江的遭受质疑：“杭车中遇未生，言章师在外亦颇困顿。浙图书馆原议以六千金雇匠人刻《章氏丛书》，字皆仿宋，物美而价廉。比来两遭议会质问，谓此书何以当刻，事遂不能进行。国人识见如此，相向三叹。”[117]此外，鲁迅还向许寿裳叙说浙江第五中学校长朱渭侠病逝的情形，12月16日学校为朱渭侠举办追悼会，鲁迅前往并“致挽联一副”。第五中学就是此前鲁迅任职的绍兴府中学堂，也就是绍兴民元革命的大本营。还有一点需要补充，鲁迅在绍兴期间，曾于24日收到阮久荪21日发出的信，这甚是奇怪，因为此前鲁迅曾委托人送阮久荪回故乡，并得到久荪和阮家的确证信函。[118]所以，此时的阮久荪要么已然好转并外出谋职，要么病情依旧严重被关家中只能写信。结合之前鲁迅赴上海买药，和之后1917年1月1日阮立夫的来访，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当然，这并不是要回到阮久荪乃“狂人”原型的窠臼，而是想借此进一步说明，正是在故乡，鲁迅把阮久荪的情形和蔡元培、章太炎、朱渭侠、陈子英等人的境况糅合在一起，并内化为自己的感受。更何况，不论是民元革命时期，还是此时的返回，鲁迅在故乡的处境也都颇为糟糕。他给许寿裳的信，最后就戛然而止于家乡人对他的提防和戒备，一如《狂人日记》中众人对待狂人的态度。
鲁迅致许寿裳信（1916年12月9日），《鲁迅手稿全集 书信 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5-36页
正如之前民元革命和民国成立在绍兴，为鲁迅所念兹在兹，重回故乡，尤其是第二次返乡，鲁迅切身感受革命败在绍兴、民国危在绍兴。在故乡的切身体验内化为自己的感受，记忆这一过去的现在被彻底唤醒，现在之我“余”开始讲述过去之我“狂人”一路溃败沉潜的故事。也只有在故乡，未来的现在——梦想，苦于不能忘却的曾经的梦想，又被彻底激活，“余”书写狂人溃败故事的同时，召唤起点之时的“狂”，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也成了可以料定的必然，从而有了“鲁迅”的新生，确切地说，是“革命鲁迅”的新生。
“鲁迅”就随着《狂人日记》结尾“救救孩子”的那一声“呐喊”而诞生，仅从文本内部来看，末尾的这一则日记和“救救孩子”的“呐喊”，很是突兀。因为，第二则日记已然揭示，孩子们也都被“他们娘老子教的”，成为吃人群体中的一员，但末尾两句却突然再次指向孩子，带着期许的追问和拯救的希望。很显然，日记写到第十二则，已然讲完民元狂人一路溃败绝望沉潜的全部故事，“是主人公＝作者对‘吃人社会’黑暗构造认识的完成与封闭”[119]。日本学者木山英雄、伊藤虎丸都注意到了《狂人日记》末尾的唐突感，“末章的两行看起来有些唐突”，而且，他们也都意识到，“在那‘间不容发的衔接’当中，没有作为某种条件的相应的事情或精神逻辑是不行的”。[120]不过，两人都没有对具体的“某种条件”或“相应的事情”进行探究，而是直接援引《呐喊·自序》中的“铁屋子”比喻，阐述绝望之为虚妄、绝望转换为希望、希望是在于将来的精神逻辑。诚然，类似哲学层面的突进，可以相当程度地解释作品结尾的跳跃，并印证持“铁屋子”说的鲁迅何以展开其后的文学实践。但是，某种具体的“条件”或相应的事情——“契机”，才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没有了它，哲学层面再深入，也不能弥合现实层面的逻辑跳跃。因此，“适归故乡”所触发的“条件”和“相应的事情”，才是重中之重。
行文至此，必须修正此前的一个论述。前文曾详细论及，由小序和日记组成的完整文本，包含两个时间向度的叙事和进展逻辑，讲述民元狂人一路溃败沉潜的故事和唤醒曾经的民元狂人，而契机都在于“适归故乡”。但这两个时间向度的叙事，并不包括最后一篇日记，如果给《狂人日记》进行大的段落划分，文言文小序是第一部分；前十二篇日记是第二部分；最后一则日记的两行文字，属于单独的第三部分。划分的依据还是时间要素，序言中的“适归故乡”对应着“现在”；第二部分从日记开始的月亮——绍兴民元革命的月亮可看出，是在讲述“过去”，当然，“现在”和“过去”彼此嵌套在一起，造成了作品叙事时间的含混和叙述的复调；但最后一段，带出的是过去的梦想，民元革命时所曾经梦想又失落了的，指向的是未来，是再次的革命。最后一段的叙事人既不是小序中的“余”，也不再是之前日记中的“狂人”，而是融合了“余”和“狂人”的新的叙事主体——鲁迅。其实，鲁迅给许寿裳当面解释“鲁迅”意涵，“取愚鲁而迅速之意”[121]，沉潜的“现在之我”和激昂的“过去之我”的融合，也就是更具韧性的新的革命主体。因此，与其执着于“启蒙的辩证法”和“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思想逻辑，不如聚焦在鲁迅经由故乡地方经验的革命逻辑所完成的绝望到希望的转换和飞跃，必须经由革命，因为没有出路的绝望正是革命的理由所在。“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122]鲁迅后来曾解释过自己“提笔的力量”，就是前文所列举的《〈自选集〉自序》，他对文学革命也就是起初的革命文学的“冷漠”，是跟辛亥革命后“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的失败有关，但“提笔的力量”也来自革命失败的确证和重新革命的诉求。也就是在这段之后，鲁迅援引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23]，可见，绝望希望的转换确实关乎“文学鲁迅”的生成，但民国危机和“革命鲁迅”的生成，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先有革命人鲁迅“适归故乡”时的激活，才有《狂人日记》及其之后系列作品的产生。套用丸山昇对竹内好的套用，是“革命人”鲁迅“生发出文学者鲁迅的这一无限运动”[124]。不过，丸山昇的革命人鲁迅，也“呈现出不亚于竹内好的抽象色彩”[125]，而且他的“实证”某种程度上是基于鲁迅大革命期间和革命文学论争时言说的推演，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和《革命文学》中的相关说法，是丸山昇立论的根基。“所以，看似处于辛亥革命到五四期间的鲁迅像是‘革命人’界定的原因，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丸山升观察了各个时期的鲁迅像之后，在书写过程中的一次提前预告与强调。”[126]这也正是丸山昇对《狂人日记》并不怎么看重的原因所在，“《狂人日记》勉强算是一种观念小说，他把捕捉到的现实中被抽象化了的某种形象，依然抽象地投放出来，其地位和意义都大致保留下来”[127]。其实，“以再造民国为目标的国民革命，堪称又一次辛亥”[128]，鲁迅此时的革命论说，大都以故乡的民元革命经验（教训）为基础。所以，有必要在此再次重申，民元革命——基于绍兴地方实践和经验（反思）的国家层面的革命，既是鲁迅的“起点”，又因后来的不断回望和反复言说，成为他的“原点”，“国家与革命，才是理解鲁迅的支点所在”[129]。
余 论
借由作品中“余”的“适归故乡”和鲁迅“沉潜期”归乡的相互参证，《狂人日记》文本内部的叙述逻辑，和文学鲁迅生成及其“呐喊”的来由，就是二而一的事项。“余”，也就是沉默期的鲁迅“适归故乡”，带来地方革命经验（教训）的激活，革命在故乡的似成实败，民国在绍兴的似有实无，得到又一次的确证。“余”追溯民元革命起点，讲述狂人一路溃败的同时，如影相随地召唤（激发）曾经的“狂”（革命），新的革命主体和希望得以孕育，新的叙事主体——融合了“余”和“狂人”的新叙事主体，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狂人日记》和“呐喊”在“适归故乡”这一刻，就已经瓜熟蒂落，剩下的只是公之于世的时间而已，或者说，只待和钱玄同等《新青年》同人的相互走近。
其实，新青年阵营的扩大和“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是与1916年的“民国”危机有关[130]，《新青年》台柱之一的钱玄同，就是极其典型的个案。1916年元旦，钱玄同日记留下“民国历数尽于昨日”[131]的感叹，之后，他在日记或其他各种公开场合，多次提及“洪宪天子之教训”和他思想的改变。[132]“一九一六（三十岁），因为袁世凯造反做皇帝，并且议甚么郊庙的制度，于是复古思想为之大变。……于是渐渐主张白话作文，而于孔氏经典尚不知其为不适用共和时代也。”[133]“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134]这一段发昏梦醒的论述，近似“《狂人日记》开篇的‘狂人’之语”，“只不过鲁迅使用的小说笔法，而钱玄同则是陈述事实，从梦中醒过来成了‘中华民国的新国民’，这是钱玄同的新身份，也是他反复古的现实支撑和价值参照”。[135]
可见，鲁迅和钱玄同都以自己切身体会的民国危机为触发点，以各自的方式来召唤革命和革命人，那么，两人的相互走近，就是可以料定的必然。果然，又一次民国的重大危机张勋复辟之后，钱玄同和鲁迅关系迅速升温，交往频繁。一边是钱玄同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计划写一篇“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并率先抛出“大纲十三事”[136]，开始积极投入《新青年》；一边是鲁迅历经故乡“地方经验”的确证，又一次目睹“龙旗”“五色旗”的“城头变幻”，把此景嫁接故乡人事的《风波》，沿用“过去之我”和“现在之我”对话的《头发的故事》，也得以酝酿。它们和此前已然成型的《狂人日记》，“成为鲁迅小说写作‘缘起之缘起’”[137]。或可以说，是民国的危机和革命的诉求“劝服”（激活）了他们两人，激活了作为革命人的他们。就像钱玄同后来给林语堂的信中所说，他和“最佩服”的吴稚晖、鲁迅、陈独秀、孙中山等真正的革命者一样，“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138]。因此，钱玄同走进“S会馆”和鲁迅的多次夜谈，以及夜谈的内容，包括像文字改革、文体文法、小说评价、书写规范等看似比较“纯粹”的“新文学”话题，都理应在民国危机和革命逻辑中来审视。实际上，钱玄同的“大纲十三事”构想和“应用文”的强调，都是为了让“新国民”应该有“新智识”，不让那些腐朽的所谓“国粹”“转害今后的新国民”和“新国家”，背后投射出以“保种”为鹄的的“复古”革命观向以“保民国”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观的转变。钱玄同在第十一条纲要专门讨论纪年，尽管他还没有定论，希望大家就此展开讨论，但他最后还是亮出自己的态度，更倾向用民国共和纪年，他甚至提出，往前的中国历史都以此来统一命名，“则倒数之，称民国纪元前一年，至民国纪元前二七五二年，亦未尝不可”[139]。鲁迅与钱玄同就“大纲十三事”多有讨论，他或直接发表意见以促改进，或积极支持钱玄同付诸实施，如帮他从日本购买杂志、推荐书目等，其中，《狂人日记》小序中的民国纪年，或可视作对钱玄同第十一条构想的回应和表态。
钱玄同与刘半农
当然，近些年也有很多人强调，鲁迅加入《新青年》阵营，同样进入过“S会馆”的刘半农居功至伟，甚至比钱玄同更为重要，“把寂寂无名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介绍给《新青年》广大读者及中国文化界的第一人，就是刘半农”[140]。钱、刘“劝邀”鲁迅，孰先孰后，孰更为重要，这固然值得辨析，但这都不影响或更能说明本文的这一判断：鲁迅加入《新青年》阵营，源自民国危机的诉求和革命人的先行确立，他正是如此看待和刘半农的关系。例如，鲁迅为刘半农标点的《何典》作序时，颇为“突兀”地联想到革命和民国。“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虽然不像东西，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141]看似突兀的“乱党”叙说，实则说明他对刘半农的革命人定位。
概而言之，鲁迅在和钱玄同、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人密切接触之前，1916年民国危机后“适归故乡”时，革命人鲁迅已然经由地方经验激活，《狂人日记》就已瓜熟蒂落，他后来走进《新青年》阵营，和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相互走近，正是基于革命人的相互体认。回到《狂人日记》这一具体文本，就短篇小说艺术而言，它的确算不上优秀之作，就鲁迅自身文学趣味来说，它远不如《孔乙己》那样“从容不迫”[142]，为鲁迅所偏爱。但是，《狂人日记》之于鲁迅文学世界，却是母题式的存在，它既像日记体的记事，又像随感体的议论，既有“旧事重提”的散文调子，又有“自言自语”的诗化诉说风。或可毫不夸张地说，短短的一篇《狂人日记》，我们几乎看到了鲁迅全部文学世界的雏形，包括《呐喊》之类的小说，“随感录”之类的杂文，《朝花夕拾》《野草》的影子也能从中依稀看出。
张武军
西南大学文学院
400799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1期）
注释
[1]《青年杂志》第1卷出版后，因战事缘故，以及和《上海青年杂志》名字雷同，曾被迫停刊数月之久。
[2]陈思和：《重读有关〈新青年〉阵营分化的信件（下）——〈新青年〉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上海文化》2015年第6期。有关《新青年》作为同人刊物和社团形成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02～122页。
[3]鲁迅：《180104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4]鲁迅：《180529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2页。
[5]鲁迅：《180619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3页。
[6]周作人：《周作人日记（1918年1月1日—12月31日）》，《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7]王奇生详细考察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的历程，认为林琴南致蔡元培公开信发表及蔡元培公开答复后，学界名流“林蔡之争”才真正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8][10]茅盾（雁冰）：《读〈呐喊〉》，《文学》1923年10月8日第91期。
[9]温儒敏等人编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曾经指出，“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发表后，并不像后来一些文学史家所描述的那样立即就引起轰动”。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此后，张钰揭示了《狂人日记》的“即时反响”中“被忽略的一年”，见张钰《被忽略的一年——谈〈狂人日记〉的即时反响兼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1]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全集》第7卷，第236页。
[12]李冬木：《“狂人”的越境之旅——从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他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13]李冬木：《狂人之诞生——明治时代的“狂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14]李冬木：《明治时代的“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15]张业松：《〈狂人日记〉百年祭》，《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2期。
[16]当然，近些年也陆续有质疑《狂人日记》为中国现代小说史开端的声音。有人援引胡适的赞誉推举陈衡哲的《一日》，也有从“地方路径”出发挖掘李劼人《儿时影》的开拓性贡献。李怡：《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此前亦有质疑五四新文学作为现代性起点的声音，这就是王德威讨论晚清小说时所提出的著名论点“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第4卷第5号。
[18]孙伏园：《〈狂人日记〉》，《生活与学习月刊》1946年7月1日第1卷第3、4期合刊。
[19]周作人（止庵校订）：《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20]王富仁：《〈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年刊（1991—1992）》，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285页。
[21]李国华：《时间意识与小说文体——胡适〈论短篇小说〉与鲁迅〈狂人日记〉对读》，《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22]季剑青：《从“历史”中觉醒——〈狂人日记〉主题与形式的再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23]佐藤春夫：《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韦特孚译，《国闻周报》1936年11月1日第13卷第44期。
[24]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页。
[25]增田涉在为《鲁迅的印象》所写的“第二版序”中，谈到该书的影响，包括竹内好等诸多后来卓有成就的鲁迅研究专家，都一致推崇该书。“百万书”，是大家可读的好书的意思。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二版序第1页。
[26]杨雪瑞：《日本学者对〈狂人日记〉的二则考证（节译）》，《教学与管理》1990年第5期。
[27]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28]陈思和：《名著新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
[29]刘涛在《狂人：在宣传家与哲人之间——〈狂人日记〉解》中阐述说，柏拉图的光学谱系中，“月光自然低于日光”，“因太阳顿悟者可以称为哲人，因月亮顿悟者尚不是哲人，只是哲人的投影”，所以“狂人与哲人终究有差别”。刘涛：《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30]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37～538页。
[31][33]乔峰（周建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的一年》，《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6页。
[32]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艺阵地》1940年8月1日第5卷第2期。
[34]陈言的《辛亥革命在绍兴》中记录，阴历九月十七日晚上，王金发的船来到五云门外，“上岸后一一和孙德卿、周树人等人握手”。陈言：《辛亥革命在绍兴》，《绍兴文理资料选辑·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1991年第11辑。
[35]《全浙公报》1911年11月11日报道了昨日王金发在绍兴的一系列行动和举措，由此可以断定最晚是9日晚上或10日凌晨，王金发的船队在绍兴上岸。《本省革命·绍兴二》，《全浙公报》1911年11月11日。
[36]乔峰（周建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的一年》，《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第15～16页。
[37]周作人：《庆贺独立》，《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钟叔河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原文未有标点，系编者所加，“绍兴之人幸福耶”后用问号显然不合适，理应和后面一致用句号，或都用叹号。
[38]汪成法：《周作人“顽石”笔名考辨》，《湖南人文科技学报》2007年第1期。
[39]李斌：《〈绍兴公报〉的“顽石”：周作人抑或是傅顽石？》，《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6期。
[40]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41]鲁迅：《19270612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37页。
[42]鲁迅：《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第151页。
[43]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4卷，第542页。
[44]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2页。
[45]鲁迅：《马上日记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362页。
[46]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96页。
[47]鲁迅：《忽然想到（七—九）》，《鲁迅全集》第3卷，第67页。
[48]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7页。
[49]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后来有关《阿Q正传》“民元”的说明和作品时间相矛盾，《阿Q正传》故事的时间“最迟不迟于阴历九月三十日”，而不是鲁迅后来所说的民元（1912）。蒙树宏：《关于〈阿Q正传〉故事的时间下限》，《蒙树宏文集》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163页。
[50]汪晖对阿Q的革命问题和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有详细的论述，借用鲁迅自己的叙述，“作为开端的民元革命”更为贴切，参见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51]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艺阵地》1940年8月1日第5卷第2期。
[52]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页。
[53]鲁迅：《〈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8卷，第41页。
[54]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24页。
[55]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第195页。
[56]孙伏园：《哭鲁迅先生》，《月报》1937年5月15日第1卷第5期。
[57]周作人（止庵校订）：《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出版社2013年版，第320页。
[58]宋崇厚（裘士雄整理）：《鲁迅先生在绍兴府中学堂》，《宁波师专学报》1979年第4期。
[59]宋紫佩：《二十年来之回首》，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10）》，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60]鲁迅：《怀旧》，《鲁迅全集》第7卷，第229页。
[61]周作人（止庵校订）：《知堂回想录》，第320页。
[62]鲁迅：《随感录五十六·“来了”》，《鲁迅全集》第1卷，第364页。
[63]罗志田：《重释“辛亥巨变”》，《读书》2021年第11期。
[64]鲁迅：《我谈“堕民”》，《鲁迅全集》第5卷，第228页。
[65]张业松：《〈狂人日记〉百年祭》，《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2期。
[66]鲁迅：《寸铁》，《鲁迅全集》第8卷，第111～112页。
[67]参见解志熙《蒙冤的“大哥”及其他——〈狂人日记〉的偏颇与新文化的问题》，《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
[68]鲁迅：《〈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8卷，第42页。
[69]周作人（止庵校订）：《知堂回想录》，第336页。
[70]彭定安、马蹄疾的《〈军界痛言〉为鲁迅辛亥革命时期的佚文考》（《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2期）、《〈越铎日报〉署名为“独应”的四篇“古文”为鲁迅佚文考》（《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王晓初的《“沉默的鲁迅”及其意义——从越文化视野透视》（《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等文章，对于《越铎》上署名“独”“独应”的文章进行辨析，认为“‘独应’和‘独’都是鲁迅早期使用的笔名”，“四篇文章的思想、风格、语言和鲁迅其他著作”一致，“它们与被明确归于鲁迅写作的《〈越铎〉出世辞》以及鲁迅此时前后的思想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71]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4页。
[72]周作人：《望越篇》，《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第37～38页。
[73]周作人：《望华国篇》，《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第39～40页。
[74]参见彭定安、马蹄疾《〈越铎日报〉署名为“独应”的四篇“古文”为鲁迅佚文考》，《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
[75]鲁迅：《黄花节的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428页。
[76]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24页。
[77]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42页。
[78]鲁迅：《忽然想到（一至四）》，《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
[79]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第204页。
[80]李国华：《时间意识与小说文体——胡适〈论短篇小说〉与鲁迅〈狂人日记〉对读》，《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81]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第4卷第5号。
[82]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6页。
[83]丸山昇：《鲁迅（一）——他的文学与革命》，靳丛林、李光泽、李明辉译，《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夏。
[84]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另外可参见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85]参见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第六章第一节“双重第一人称独白的论争性呈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另参见温儒敏、旷新年《〈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对该小说“序”在全篇中结构意义的探讨》，《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8期。
[86]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65～567页。
[87]金理：《〈狂人日记〉与现代中国的青春想象》，《文艺研究》2020年第1期。
[88][89]邢程：《“副文本”的倒错——〈呐喊·自序〉与新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2022年第4期。
[90]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91]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8页。
[92]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205页。
[93]藤井省三：《〈鲁迅事典〉前言·后记》，弥生译，《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7期。
[94]王桂妹：《“白话”+“文言”的特别格式——〈新青年〉语境中的〈狂人日记〉》，《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
[95]王钦：《翻译的诱惑：重读〈狂人日记〉》，《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
[96]鲁迅在《呐喊》结集时补记各篇篇末日期，存在一个隐性线索，即被五四语境所挤压的“辛亥、民初体验”和“双十怀古”，这也足以印证，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呐喊》诸篇，时间标识是鲁迅刻意为之。参见丁文《五四语境中的“双十怀古”——〈呐喊〉的生成、编集与版本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1期。
[97]周作人：《庆贺独立》，《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第35页。
[98]赵立彬：《改元升旗：南京临时政府新国家外观的确立与反响》，《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99]鲁迅：《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第361页。
[100]罗岗：《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开展》，《书城》2009年第5期。
[101]有关鲁迅作品中的纪年，可参见张中良的《鲁迅世界的多重民国影像》，《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102]鲁迅：《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第208～209页。
[103]许寿裳（讲演），沈蕴芳、程季瓍记录：《鲁迅的生活（续前）》，《新苗》1937年2月16日第14期。
[104]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
[105]鲁迅：《忽然想到（一至四）》，《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
[106]参见杨兆丰《“候补”之谜——拓展〈狂人日记〉中狂人结局的读解空间》，王纪人主编《2015—2020青年学子品读文学经典大赛获奖作品集》，上海作协·华语文学网2021年版，第266～273页。
[107]郜元宝：《“某君昆仲”及其他——〈狂人日记〉文言文小序人物原型考论》，《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另见郜元宝的系列文章，《再谈“赴某地候补矣”》，《中文学刊》2022年第1期；《“赴某地候补矣”——重申〈狂人日记〉的一段学术史公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8期。
[108]郜元宝在一系列作品人物原型的考证中指出，某君昆仲作为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不仅包括浙江的诸多学校，也包括此前东京留学同学和新青年同人。参见郜元宝《“某君昆仲”及其他——〈狂人日记〉文言文小序人物原型考论》，《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
[109][110][112]《鲁迅全集·日记》第15卷，第68、73、73页。
[111]朱忞等编著：《鲁迅在绍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113]鲁迅保存的阮氏4封信，参见谷兴云《关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原型阮久荪——介绍鲁迅保存的四封阮氏信简》，《河北学刊》1983年第1期。
[114][115]《鲁迅全集·日记》第15卷，第246、251页。
[116][117]鲁迅：《161209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3、353页。
[118]鲁迅1916年11月14日日记载：“上午得久孙信，九日越中发。蓝德自越还，持来梦庚函，复与工泉十元，从季上假之。”《鲁迅全集·日记》第15卷，第248页。
[119]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172页。
[120]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173页。
[121]许寿裳（讲演），沈蕴芳、程季瓍记录：《鲁迅的生活（续前）》，《新苗》1937年2月16日第14期。
[122]鲁迅：《铲共大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07页。
[123]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68页。
[124]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125]高华鑫：《“革命”的多义性——思想史中的“丸山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
[126]李松、刘宁涛：《丸山升“革命人”鲁迅像的建构及其反思》，《南宁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127]丸山昇：《鲁迅（一）——他的文学与革命》，靳丛林、李光泽、李明辉译，《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夏。
[128]张武军：《作家南下与国家革命》，《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129]张武军：《1927：鲁迅的演讲、风度与革命及国家之关系》，《东岳论丛》2021年第7期。
[130]参见罗岗《一九一六：“民国”危机与五四新文化的开展》，《书城》2009年第5期。
[131][133]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336～337页。
[132]参见施晓燕《从〈钱玄同日记〉看〈新青年〉时期钱氏对鲁迅的影响》，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53页。
[134]陈大齐、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眼球》，《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第5卷第6号。
[135]王本朝：《从复古到反复古：钱玄同的民族国家认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8期。
[136][139]钱玄同：《通信》，《新青年》1917年7月第3卷第5号。
[137]丁文：《五四语境中的“双十怀古”——〈呐喊〉的生成、编集与版本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1期。
[138]钱玄同：《回语堂的信》，《语丝》1925年4月20日第23期。
[139]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页。
[140]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鲁迅全集》第3卷，第322～323页。
[141]孙伏园：《孔乙己》，《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4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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