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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了国际主义最生动的一课》，青年出版社1950年版
内容提要
文艺史一般以第一次文代会作为当代文艺的起点，但当代文艺的发生还有着深刻的世界背景和空间结构，同第一次文代会几乎同时筹备和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事件。联欢节是战后世界格局的产物，也是美苏文化冷战的重要部分，它对民族文艺、社会主义内容和现实主义的提倡，以及苏联中心地位的强调，所体现的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斗争和矛盾，构成了当代文艺所身处的世界空间和世界结构，影响了当代文艺的道路选择和未来方向。
关 键 词
1949年世界青年联欢节 文化冷战 当代中国文艺 世界时刻
通行的观点一般是把第一次文代会作为当代文艺的起点，在时间意义上强调它的转折性、标志性意义，但是认识当代文艺的发生无法忽略它的世界背景和所处空间的变化。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向来都没有与世界隔绝，和革命关系紧密的文艺也从未脱离世界。况且第一次文代会本身也内含着诸多世界性因素，会议收到了多个国家和组织的贺信贺电，在会议准备和召开期间部分参会人员还筹备参加了8月14—28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1]与世界的关联可以提供认识此次文代会以及当代文艺的不同视角。为进一步考察当代文艺发生时的世界背景，本文将围绕1949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准备、召开过程，明确当代文艺在其起点时刻所处的世界结构，为当代文艺确立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和坐标：在冷战格局下，美苏对世界霸权的争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世界主义现代主义”的对抗，以及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与东欧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交织着的共识和矛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纠葛。在这样的多重视野之下，或许可以进一步明确当代中国文艺如何展开对“世界文学”的想象和观察、辨明“世界”并确立自身在其中的位置和未来方向，从而提供认识当代文艺发生的多重历史时刻。同时本文对世界青年联欢节和第一次文代会进行一种“相关性”[2]考察，不纠缠于二者之间的因果性关联以及联欢节对当代文艺的直接性影响，而是从内与外的“相关”考察当代中国文艺所处的时空结构。
一 青年政治与文化冷战
世界青年联欢节（又称世界青年及学生联欢节）每两年召开一次，由世界青年联盟主导。世界青年联盟1945年成立，其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旅英国际青年理事会，以及随后在1942年成立的以反法西斯为目的的世界青年会议。世界青年联盟“以团结全世界民主青年，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持久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争取青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应得权利与青年底更好前途，作为努力的目标”。[3]
1949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纪念邮票
世界青年联盟是战后国际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两个大国试图以新的世界构想突破民族国家的区域限制，谋求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介入，大量国际性群众组织应运而生，除世界青年联盟外，还有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妇女联合会、国际学生联盟、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等。战后初期，这些组织内的东西方国家的代表“尚能够合作共处”，但随着冷战的深入，这些组织日益成为“表达思想、观点抗辩的平台”和不同利益集团“分裂对抗的工具”，“内部的争论转而又成为冷战双方对峙的缩影”。[4]
冷战所塑造的国际形势影响了青联的发展，北欧一些坚持社会民主党立场的青年组织不满青联完全站在苏联“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破坏和平、准备新的战争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被世界青联指责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手中的工具”，并取消这些组织负责人担任的青联职务以及这些组织的会籍，这引起一些中间和右翼青年组织的不满并相继退出青联。[5]在1949年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高呼“斯大林万岁”“苏联万岁”的做法也引起西方国家一些青年组织的不满。1949年8月，西方国家右翼和中间派青年组织在伦敦成立“世界青年大会”，与世界青年联盟相对立。世界青联从此变成了一个“主要由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青年组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由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以及亚非拉国家青年组织参加的世界青年组织”[6]。
因此，冷战背景是考察青年联欢节的必要视野。冷战是意识形态之争和人心之争，美苏通过心理战、文化战等方式进行对抗，并把广播、电视、电影、文学、艺术等纳入其中。作为冷战的重要方式，文化冷战主要是指“一国通过操纵思想和文化进程，投射或竞争本国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性”。在文化冷战中，青年项目不仅是“这一大规模竞争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部分”[7]，因为青年是“社会的新生力量，具有关心自己的前途、对社会问题比较敏感和追求美好未来的特点”，各种政党和社会组织“都把争取青年作为扩大自己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8]
在美国看来，苏联在冷战初期对于“‘捕获’全世界青年人的思想不遗余力”[9]，因此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争取青年的多种反击活动。1945年，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说：“我们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10]“青年领袖项目”就是美国实施的试图通过操控青年来操控世界未来的全球项目，它以媒介宣传、文化和教育交流等方式来影响各国青年的思想观念，一方面使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领袖“‘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为促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改变’积蓄力量”，另一方面使新兴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潜在青年领袖“接受并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所在国家的道路选择”。[11]
美苏在冷战背景下围绕青年争夺世界和未来的战略，决定了1949年青年联欢节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创办联欢节本来的目的是“通过世界各国青年的戏剧、音乐、美术、电影、舞蹈、球赛……等各种文化、体育和娱乐的活动，来加强国际青年间的了解和团结”，但在冷战的对抗下，第二届联欢节除了要“加强国际青年间的了解和团结”之外，也致力于“交流各国青年斗争经验以便有组织的向帝国主义进行坚强的斗争”。[12]苏联代表团团长米哈伊洛夫在9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明联欢节是全世界进步青年力量的团结与精诚一致的示威，同时“帮助世界民主青年分清朋友和敌人，认清什么道路对青年是正确的，而什么道路是虚妄的、灾难性的、不正确的”[13]。
在美国看来，世界青年联欢节是“共产主义针对青年群体的宣传努力中，最了不起的创举”，“它吸引了最大规模的非共产主义参与者”。[14]美国认为联欢节有两个目的，一是“为苏联政策获得国际支持创造一种气氛”，二是“通过将西方描述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打扮成‘受压迫人民的’的支持者，来赢得那些尚未有政治倾向的青年人的支持，使其皈依共产主义思想一边”。[15]所以从一开始，美国情报机构“就一直密切关注，并想办法加以可能的影响”[16]。1947年7月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联欢节“遭到各国反动派的百般的攻击诽谤和行动的阻挠”，第二届联欢节筹备途中在以色列、意大利、荷兰、阿尔巴尼亚、拉丁美洲、中东、印度、英国、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均受到阻挠。[17]
中国青年代表与希腊青年代表在一起
联欢节的确如美国情报机构所认为的那样，意识形态倾向非常鲜明。联欢节以及同时召开的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设置了两种道路的明显分野，在呈现共产主义的光辉形象与美好未来的同时，揭示美国“和平破坏者”的形象，这在联欢节举办的展览里尤为明显：“整个世界的一切活动，都呈现在观众面前，照片、画像、口号以及统计表，显示了全世界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远景。各国的问题，如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世界青年为争取和平的联合战斗等，也都在这里反映了出来。”但这个世界是分化和对立的，“展览会的一边，说明了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好的，可发展的；它的另一边，只隔几码之地，说明了什么是坏的，必须消灭的”。比如展览中对各国军费开支有一个比较，各国青年们“当他们读到一张表格上，美国行政预算里军费占百分之五十一，而教育经费仅占百分之一时，他们都紧握了拳头。但当他们再读到苏联的军费占国家支出的百分之十九，教育经费却占百分之二十六时，那些年轻的脸上又回复了光彩”。[18]展览着力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在苏联的展室里，“苏联青年生活的幸福，是被所有参观者所钦慕的。白日托儿所、新式学校、医院和夏令避暑地等的照片，说明了苏联政府对于它的人民的关切和爱护，世界上再没有那一国的青年能获得如此周到的关切和爱护了”。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展览品，同样给人们一个“美好的画面”。通过这种对比鲜明的场景再造，激发青年的斗争热情，有青年留言：展览会“加深了各国青年彼此间的了解，我们要战斗、战斗、再战斗”。[19]
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和他国代表交流
联欢节也是新中国展现自我、走向世界的机会，代表团通过文化交往开辟新中国的外交空间，以寻求更广阔的世界性对话，展现了世界政治中的“中国时刻”。这也是毛泽东对此次文化外交活动的期望：“眼下，外面的世界对中国革命知之甚少，国民党的宣传机器说了我们不少坏话，把我们描绘成青面獠牙的妖魔。你们出去，就是要让世界看看，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20]中国通过一百多幅照片展示了“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如何在毛主席领导下，获得了基本的胜利”的主题，土地改革、军民关系、青年运动和新政协筹备会的照片把“一个行将诞生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轮廓，显现在世界青年的眼前”[21]。
同时中国代表团和不同类型的国家开展交流活动，按照世界的总体格局寻求对话与合作的可能性。8月19日，中国代表团与苏联青年代表团联欢。8月20日，“多瑙河上的狂欢节”上，中国代表团表演大秧歌舞，吸引15万人。8月22日下午举行第一次招待会，招待东南亚国家的青年代表。同一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各国记者七十余人参加。8月23日与自由希腊和西班牙青年代表聚会，同日招待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青年代表。25日招待资本主义国家青年代表。和不同国家青年的交往有着政治和外交诉求的差异，比如针对正处在斗争中的国家，中国代表团着重输出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面对人民民主国家时，中国代表团则强调共同体意识，表达共同打破美国封锁的希望；在面对资本主义国家青年代表时，则采取分化和差异策略，强调中国人民一向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但只反对各国帝国主义政府，绝不反对各国人民。[22]
可以说，联欢节呈现给中国的“世界”并非一个既定的、均质化的整体，相反它充斥着差异、对立和斗争，是需要重新确认的秩序。冷战背景和青年联欢节所呈现的世界格局，给中国代表团“上了国际主义最生动的一课”：一方面强化了社会主义的共同体意识，“我们中国人民是和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各国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休戚相关的”，另一方面确认了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23]而美苏之间关于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冷战框架下的世界文艺的版图和二元结构，在它们对世界文艺领导权的争夺中，中国自然无法置身事外，这也影响了当代中国文艺的道路选择。
二 民族文艺与“世界主义”批判
青年联欢节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其过程和活动安排与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有密切关联，它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苏联国内对“世界主义”的批判。在苏联看来，美国所推行的是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世界主义”策略，仇视民族主权和独立，最终目的是“想以民族主义代替爱国主义，想以世界主义代替国际主义”[24]，其实质是压迫和侵略其他民族的借口，隐藏着一种种族优越论。在“世界主义”的观念之下，“整个世界就是自己的祖国，反对任何国籍。借口创造‘世界的’、‘全人类的’文化，取消各民族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25]。与之相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与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所以苏联针对“世界主义”在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提出“国际文化并不是没有民族性的”[26]。
苏联在二战后开始的对“世界主义”的斗争涉及科学、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世界主义”本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但在战后苏联的批判运动中被本质化并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1946年对《旗》杂志的批评就强调杂志发表的雅诺夫斯基的短篇《医生的心》和《盲目的幸福》“纯粹建筑在从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样本中抄袭过来的穷途末路的哀思上”，编辑部“没有把诗人的注意力引导到我们时代底战斗的题材上，反支持了一部分诗人走向个人主义的杂的狭小世界去了”，同时“对于帮助揭露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工作做的非常不够，没有同文学上的形式主义与自然主义作积极的斗争”。[27]1949年1月，从戏剧批评界开始，苏联开始了大范围的对“世界主义”的批判。《真理报》刊发《论戏剧批评界一个反爱国主义者集团》，《文化与生活报》刊发《站在异己立场上了》，两篇文章“揭穿某些戏剧批评家——世界主义者”尤左夫斯基、古尔维奇等“用两面派手段进行阴谋危害的勾当”，“攻击苏联新起的作家，反对反映苏联人民之斗争与创作生活的新剧，鼓吹形式主义，崇拜欧美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轻视俄国和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文化，用骗子手段宣传世界主义思想”。[28]在苏联，“世界主义者”被视为“反爱国主义者”的代名词，表现为盲目崇拜欧美资产阶级文化，是崇洋媚外，放弃民族自尊，比如“把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文艺看成为西欧文化底反映”，“把伟大的俄国民族诗人普希金称为‘欧洲文明底产儿’”，“把俄国艺术叫做‘只是具有地方性的艺术’”，“侮辱灿烂的俄国古典艺术”。[29]
“世界主义”批判在联欢节的体现之一就是通过民族节目表演（包括民族音乐、民族舞蹈等），民歌和民间舞竞赛等来表明文艺的民族性和本土化，以民族文艺来对抗“世界主义”的影响，彰显文艺的民族起源和传统，树立文艺的民族自尊。[30]参会各国大多准备了本国民族文艺节目，联欢节期间“各国代表团连日表演民族歌舞节目”[31]，在最后一次告别晚会上，“足尖舞和许多民族舞最受欢迎”[32]。
获奖的郭兰英等人
参与此次联欢节的中国青年文工团由青年艺术剧院、华北大学文工一团、华北人民文工团、陕甘宁文协等11家团体的64名文艺工作者组成。在联欢节两周的活动中，中国文工团“共演出十八次（剧院五次广场十三次），观众达三十余万”[33]。文工团演出了大量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文艺节目：大秧歌《歌颂人民领袖》，大腰鼓《庆祝胜利》，秧歌剧《兄妹开荒》《十八把镰刀》《牛永贵负伤》《光荣灯》，独唱《感谢毛主席》《翻身道情》《妇女自由歌》，齐唱《秋收》《中苏友好团结》，混声齐唱《我们工人有力量》《解放区十唱》《民主青年进行曲》，少数民族艺术的蒙古舞《希望》和《牧马舞》，民乐合奏《放驴》等。其中，腰鼓和大秧歌获得了特等奖，民歌《翻身道情》的歌唱者李波获独唱二等奖，《妇女自由歌》的演唱者郭兰英获三等奖，《民主青年进行曲》的作者马可获三等奖。
中国青年文工团的节目以大秧歌、秧歌剧、少数民族舞蹈、民乐为主，突出了文艺的民族形式和民间特色。比如秧歌舞和腰鼓舞“都经过精心加工，在服装上作了新的设计。……大秧歌舞女的是穿红缎子镶黄色的衣裤，围白底蓝花头巾，腰扎宽幅的黄绸带。男的穿蓝上衣、白裤子，白头巾，一色红腰带”[34]。这两个民间舞蹈为参加联欢节的各国青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是新颖的、充满朝气的”[35]。还有，《妇女自由歌》反映的是旧社会妇女备受压迫、新社会妇女当家做主的主题，曲调采用的是地方剧种山西祁太秧歌《苦伶仃》《割莜麦》《卖烧土》《大挑菜》。祁太秧歌是劳动者日常生活中的民歌，通常一支曲子只有两句或四句，“一支曲子却可以唱多段歌词，述说一段故事”，后来“由独唱发展到有两个人的表演唱，出现在正月里的社火游行中，被称为过街秧歌”。《妇女自由歌》的第一部分用的就是《苦伶仃》的曲调，但“赋予了崭新的内容与革命的意义”[36]，民族形式和革命内容的结合也是这些节目的共同特征。
对民族文艺的张扬体现的是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主张，借以显示与“世界主义”的差异。联欢节对民族、民间文艺的强调显然和苏美两国对“世界文艺”领导权的争夺有关。冷战期间，美国试图以“现代主义”文艺、反共文艺和大众文艺主导世界文学的格局。美国新闻处和政府资助的基金会组织“在全球投放大量财力与人力推广美国文化产品，包括阳春白雪的现代主义文艺与下里巴人的通俗流行文化，支持当地文化事业发展，意在左右其战后文化重建与舆论导向”[37]。美国对“现代主义”文艺的推行，其实是对其所内含的“冷战观念与美国价值如‘自由’‘民主’‘个人’等重新界定、阐释、包装”，“旨在对抗苏联的文宣活动”。[38]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后，通过各种文化和文艺活动进行宣传战，力求“要从共产主义的黑暗中拯救自由”[39]，它秘密主办或资助的展览、演出以及诗人、小说家、剧院公司、舞蹈剧团和学生社团，也都是“为了使二战后帝国权力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的合法化，以及在文化上对这种权利转移的支持，重塑和改造世界文学的思想”。其中，“中央情报局”1950年秘密资助成立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帝国较量中最重要的项目和机构之一”，它通过各种方式重新定义“世界文学的准则”，“塑造它、定义它、规范它、管理它、增选其中的部分”，使某些作家“沉默或边缘化”的同时，以“一种文学和文化的秩序”“使某些作家如同世界作家那样，在一个新的国际文学体制中变得特别易于辨认”。[40]一批现代主义的、批评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作家、书籍、电影等也因此得到了“中情局”的资助并获得广泛的传播。
苏联代表团团长米哈依洛夫在演说中就指出了英美等国意识形态宣传的侵略本质：“英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力求以撒谎的宣传，通过报纸、广播、文学与艺术，从道德上与政治上腐化青年的办法，来影响青年”，本质上是要“达到在精神上奴役各国人民特别是奴役青年的目的”。他批评“色情的浅薄的美国电影和低贱无价值的著作”“不仅在美国并且也在欧洲、近东与远东的国家中泛滥着”，并主张作为一种反抗，“青年必须与其本国人民在一起，奋起保卫最先进的文化，必须起而保卫自己民族的进步的艺术和文学，并以全副力量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而斗争”。[41]
对“世界主义”及其文化策略的批判，以及批判中对不同文艺道路和方向的评价也被中国所注意并纳入当代文艺的构想中。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刊发了大量苏联批判“世界主义”的翻译文章，相关的译介性书籍也相继出版。[4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文代会也对“世界主义”进行了批评。钱俊瑞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世界主义”是“美帝国主义企图统治世界的工具，它的目的是为了抹杀各民族的独立和特点，削弱各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并介绍了苏联文艺界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在钱俊瑞看来，中国文艺也受到“世界主义”文艺的侵染和影响，并指出“应该警惕，反对这种影响，并热爱中国人民，中国历史和中国优良的文化艺术传统，创造出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作品来”[43]。因此在对“世界文艺”的态度上，第一次文代会非常明确，就是要“反对新文艺界内部的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文艺和中国封建主义文艺的影响。……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务使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发生有机的联系”[44]。
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
对“世界主义”的不同态度构成了衡量中国文艺的重要尺度和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艺道路进行划分的依据，资产阶级文艺、现代主义、形式主义等也都被纳入“世界主义”的范畴中，并作为文艺民族化的反面被批评。解放区文艺因为鲜明的民族化特征被确立为当代文艺的方向，并被认为是对五四新文学“世界主义”倾向的克服。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中认为解放区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他指出，对民族民间旧形式的利用“最主要的收获是秧歌”，“在农村旧秧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的人民的秧歌”，这正是解放区所追求所探索的新形式。[45]同时，周扬在报告中也提到“世界文艺”的相关问题：“过去我们把封建阶级的文艺看成旧形式，是对的；但把资产阶级的文艺看成新形式，却错了。后一种看法是来源于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而又反过来助长了这种心理；说得不客气，这是一种半殖民地思想的反映。”[46]
周扬提到的“盲目崇拜西方”也是茅盾报告中的重要话题，他批评了国统区文艺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文艺的影响，存在着“漫无批判地‘介绍’乃至崇拜西欧资产阶级古典文艺的倾向”，并强调“介绍不能漫无标准，而学习也同时应加以批评。不幸那时成为一种风气，则既无标准，也不加批判。有些文艺工作者甚至以为熟读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古典作品就可以获得中国文艺所缺少的高度艺术性”。茅盾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把艺术价值单纯化为技巧问题”，他以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例，认为这部作品“无论就思想深度言，或就‘艺术性’言，当然是不朽之作，但不幸许多读者却被书中主人公的个人主义精神所震慑而晕眩，于是生活于四十年代人民革命的中国，却神往于十九世纪末期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方式，这简直是时代错误了”，而崇拜西欧古典作品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波特莱耳也成为值得学习的模范”。在他看来，国统区文艺对形式主义的片面追求主要是因为脱离了本民族的生活和现实。[47]
解放区文艺与国统区文艺之间的“世界主义”差别，尤其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东方与西方的对立构成了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学，确定当代文学所要继承传统的重要框架。在当代文艺的视野里，五四新文艺是需要重新选择和定义的传统，在这个传统里，左翼与革命文学才是主流，现代主义文学则是被批判的对象。而且因为在“民族形式”“大众化”问题上的差异，解放区文艺构成了对五四新文艺的超越，就像周扬在文代会报告中讲的：“‘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与讨论过‘大众化’、‘民族形式’等等的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实际的彻底的解决。直到‘文艺座谈会’以后，由于文艺工作者努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学习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至少找到了解决的正确途径。”[48]
当代文艺的这种结构在1949年这一历史时刻被着意强化，并构成了此后诸多文学现象的根源。从世界青年联欢节和第一次文代会内在的时代相关性来看，二者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共处社会主义文艺与政治的想象之中，它们的基本主张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艺的基本结构。而且联欢节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原则下对民族文艺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各民族国家对文化独立性的诉求。对中国来说，这与毛泽东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民族形式的强调若合符节，“中国的独立性”具有了实现的可能。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往布达佩斯之前的深夜，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代表团成员时，毛主席告诫代表团说：“出国后要丢掉中国人头上的‘东亚病夫’帽子！”周恩来则提醒说，“在外国人面前要去掉‘三分封建’”。[49]这意味着新中国要摆脱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象，展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新姿态。值得注意的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苏联批判“世界主义”的武器，然而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存在重叠的部分，只是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属性。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它一方面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另一方面又强调民族独立自主的重要性，马克思、列宁都承认这两个维度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斯大林却着重强调前者，部分地忽略后者，这就使得国际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苏联推行自身模式进而建构霸权的“世界主义”，尤其是随着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崛起，这一倾向愈加明显。[50]
三 “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文艺的苏联化问题
苏联文艺作为联欢节最大的赢家，一共获得了59个奖项，超过了第二届青年联欢节全部112个奖项的一半。对大会文化活动有特殊贡献的文化总奖三名，头奖为苏联获得，文化活动竞赛四名优胜者中，苏联代表获得前三名。土风舞竞赛中，苏联青年获得一等奖。芭蕾舞竞赛中，一等奖五人都由莫斯科大戏院的青年舞蹈家获得。[51]合唱竞赛中，头名是斯大林汽车工厂合唱队。此外在民间音乐竞赛、民谣小队合唱、土风舞单人舞蹈、民间乐器竞赛等各项比赛中，苏联代表也均获得不少奖项。这种状况被视为苏联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反映。世界青联主席鲍埃逊表示，“文化奖首奖由苏联代表团所获得，再度证明了在文化和艺术方面，苏联青年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青年，都有更大的发展机会”[52]。
苏联青年舞蹈者9月22日在布达佩斯国家歌剧院进行古典舞表演，“剧院的大厅从未如此拥挤。请求入场券的人太多了，假若全要满足他们，那么苏联的舞蹈者就必须在布达佩斯停留一个整月”，这场表演也被看作是“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大会重要事件之一”。[53]在最后一次告别晚会上，“红军歌舞团的军士舞压轴，舞毕幕启，露出大幅的苏联国徽，全体演员围立其周围，一会儿国徽揭去，露出斯大林像，又有一面列宁和斯大林的合影，红旗徐徐自天而降，彩纸纷飞，台下观众起来欢呼斯大林万岁，台上台下交互鼓掌，许多花束投到台上去，庄严地唱歌散场，那一晚的观众都自庆有此幸运看到这伟大设计的一幕”[54]。这个场景无疑构成了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一个缩影，彰显了苏联以及苏联文艺在世界革命文艺中的中心地位。
我国代表在莫斯科参观世界人民给斯大林同志的祝寿礼品
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主导性地位和世界革命的中心位置，也是苏联在联欢节上刻意强化的内容。苏联代表团团长米哈依洛夫在演说中强调了斯大林的主张：“凡是毫无保留地、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准备去保卫苏联的人，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而且，假如不保卫苏联，就不可能保卫与推进这个革命运动；因为谁要是想不要苏联或反对苏联而保卫世界革命运动，其实他就是反对革命，而且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55]显然，苏联所强调的国际主义实质上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主义，暗含着去民族化的倾向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殖民问题。这一问题也突出体现在对“民族形式”的不同理解上。虽然联欢节上强调和展现“民族的形式”，然而中苏对“民族的形式”的认识却存在巨大的差别。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构成了层级关系，“前者是普遍的、永恒的，既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内核，又构成了长远的超民族国家的乌托邦远景，后者则是临时的、过渡的，只是充当一种中介的作用，而且更多集中在文化层面”，所以苏联对“民族形式”的建构是“非政治甚至去政治化的，目的恰恰是为了防止政治性的民族主义的出现”。[56]所以苏联倡导民族文艺表面上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体现，但事实上它更强调社会主义内容和精神的普遍性，而不是民族的独特性。相反，毛泽东十分强调“民族形式”的政治性，它并非只是手段和中介，本身包含了民族独立性的诉求，所以在中共的视野中，“民族形式”“不仅早就超出了‘文学（的）形式’的一般内涵，而且也不是‘（政治的）内容’的附属品，毋宁说，正是‘民族形式’本身在决定着文学如何具有‘中国气派’以及政治内容如何具有‘中国’的合法性”[57]。对“民族文艺”和“民族形式”的不同理解，恰恰反映了中苏关系以及中苏文艺关系中“民族独立”的关键问题。
因此在联欢节上，苏联非常强调社会主义的内容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普遍性原则。[58]在苏联的理论建构中，它们构成了国际主义最为根本的部分，也是和“世界主义”“反爱国主义”相对立的文艺形态。在苏联文艺界看来，“世界主义”除了抹杀民族文艺之外，“世界主义”者作为“反爱国主义者”还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苏联在对“反爱国主义派”的批判运动中指出：“‘世界主义者’反对苏联文艺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反对苏联文艺底健康和乐观的精神。他们诋毁在作品中努力反映现实和创造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真实典型的作家和戏剧家。”“世界主义”者“企图剥夺文学、艺术和科学底党性，取消其积极的思想内容和生气勃勃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因此根本上讲，反爱国主义“阉割文艺的思想内容”，试图“把艺术和人民分离”，实质上是一种“反人民的活动”。[59]同时在对“世界主义”的批判中，苏联也把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归结为不同类型文艺的对立，“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之与世界主义相互联系，一如现实主义之与爱国主义不可分割。唯美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批评家之成为反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者，也是必然的结果”[60]。
在“世界主义”批判的背景下，苏联在联欢节上通过各种方式强调社会主义的内容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传达社会主义文艺的普遍精神和苏联的文艺模式，比如“十分注意地研究现实生活，善于反映出在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现象”，“大胆地提出现代迫切的问题，热烈的拥护新的、共产主义的萌芽”[61]。展览会上的苏联展室就表现了文艺与革命的密切关联，比如展览展出了苏德战争中，“一张母亲在声嘶力竭地呐喊的招贴”《祖国的母亲在号召》。还有一张《前方来的家书》的油画，“是一家老小倚了门窗在听男孩诵读，室内阴暗，室外的明亮阳光照耀进来，那光彩照得可喜，写出读信人恬然的心境与对祖国战争的热爱，有人说这幅画如在阴天挂在室内，一定也会觉得天气晴朗较好的”。[62]
苏联在联欢节上还着重强调了工人阶级的文艺领导权和文艺的阶级性，因为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条件。苏联代表团六百多人“是从人民当中产生出来的，因为苏联政府与布尔什维克党已为天才青年的发展创造了一切条件”[63]，其中大部分是普通的青年工人，比如斯大林汽车工厂工人合唱团、斯菲尔洛夫斯克市的舞蹈队和青年工人学校的乐队等。[64]苏联艺术家的出身和工人身份，在团长米哈伊洛夫看来，表明苏联出现了新型工人：“他是具有崇高理想、广阔眼界与高度文化的有教养的人，他不仅对他自己的职业有兴趣，而且对政治、文学与艺术也有兴趣，工人可以对高等教育机关的学生讲演，他们可以和杰出的工程师、技师合作创造新技术，几十万普通的集体农民可以积极参加实地试验。”[65]
与联欢节的总体倾向相适应，中国青年文工团的节目都是“根据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指示的新文艺运动方向而排练的”[66]，并在社会主义文艺的普遍精神和革命意识的层面得到联欢节肯定，很多国家的代表从演出的节目“看到中国人民的英勇与勤劳，看到新中国艺术的战斗性，看到新中国的艺术是为人民的艺术”。比如《牛永贵负伤》博得好评，希腊代表说他们国内的战斗中也产生过类似的故事。[67]各国代表大多肯定了中国文艺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品质，比如“中国的节目富有政治意义，但看起来并不是政治宣传，而是实在的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同时，“用民族形式表现出来国际主义的精神”。还有英国一位作曲家说：“从你们的表演看出中国的艺术和人民结合了，英国的艺术是艺术，人民是人民。中国的艺术是进步的，英国的是落后的。”[68]在离开匈牙利时，中国文工团对送别的人们表示，“中国人民艺术能受到大家的欢迎，首先应当归功于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军——苏联的启示。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在战斗中生长的中国新文艺，能为各国民主青年代表和匈牙利人民所体会，是因为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事业，是一致的”[69]。很显然，中国代表团把自己置于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体中，表达的正是联欢节所彰显的社会主义的共同意志。
中国代表团也把学习苏联作为参与此项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中国代表团往返匈牙利的行程都取道苏联并停留参观，在莫斯科大剧院、小剧院和艺术剧院观看了经典歌剧、舞剧、话剧以及俄罗斯交响乐、民族音乐和民族舞蹈，这些活动使“这批刚从解放区出来的中国青年，大开眼界，大受教益，对社会主义的苏联由衷地敬仰，也深感中苏两国的差距，今后向‘老大哥’的学习任重道远”[70]。文工团还肩负另一项任务，就是在“世青节”结束之后，“到莫斯科参观和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建设经验，特别是剧场艺术的建设经验，以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艺术建设所借鉴”[71]，在后来北京人艺的建设过程中，莫斯科大剧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72]。
中国代表团在布达佩斯访问苏联代表团后留影
第一次文代会虽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性地位，但明确指出，“我们十分重视而且虚心接受中外遗产中一切优良的有用的传统，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经验”[73]，在给苏联作家协会、作曲家协会贺电的复电中也表明了同样的态度。社会主义文艺的因素也在诸多报告和活动中都有体现，比如会议邀请多位工农兵作为特邀代表，招待代表的演出也多表现的是工农兵生活。尤其是7月10日文代会专门举行了工人联合晚会，由工人组成的剧团参与表演。演出由工人创作的表现工人阶级生活的节目，表明工人阶级“足以担当民主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具体表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进一步的发展”。[74]很显然第一次文代会也在强化包含文艺的阶级性和工农兵主体性在内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一般性原则。
第一次文代会成立的文联以及下属的文协等机构也是仿照了苏联的文艺模式。文代会收到的礼物中，《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后来“被列为中国文艺界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文艺整风的必读文献”[75]。1949年以后中国翻译最多的是苏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到1985年间，中国一共翻译了一千五百多位俄苏作家的作品。[76]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时更是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文艺创作的最高准则。
然而在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普遍性之下，隐藏着它与民族特殊性的矛盾，“苏联化”与“去苏联化”因此成为此后一段时间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批判南斯拉夫和铁托，就是因为在苏联看来，其狭隘的民族主义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叛变社会主义的事业”，结果“脱离了社会主义与民主阵营，坠落到帝国主义法西斯阵营里去”。[77]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不同尝试的后果，对中国无疑是一个强烈的警示：如何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如何权衡民族主权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其实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中间地带”的设想，试图寻找超越美苏两大霸权之外的政治空间，因为这一概念在深层上“反映的是他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身份的界定、理解和强调”，内容“涵盖了对世界政治的本质、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和趋势，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的世界地位和前途等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判断”，但受制于美苏冷战的世界二元格局，中国无法置身事外，自1947年秋天起，“为了与苏共中央提出的‘两大阵营’理论保持一致，‘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在中共话语系统中消失了八年之久”，直到1954年毛泽东才又重新提出。[78]因此新中国文艺的“苏联化”过程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自身特殊性的探索。就像列文森指出的，毛泽东“不是‘无根飘浮的世界主义者’，他不愿割断与本土的联系”[79]。而在张光年看来，在是否取消文联这一问题上反映着毛泽东在文艺上“不愿意事事模仿苏联”[80]。
结 语
周巍峙回忆1949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意义时说，“中国民间舞从农村走向大城市，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舞蹈工作者也从各个农村根据地走向或返回大城市，他们这次和中国的革命文艺、民族文艺一起走向世界，这在我们的艺术生涯中是一个‘突变’”[81]。“突变”正是看到了当代中国文艺在空间结构上的变化，“世界”成为理解当代文艺的重要时刻。
当代中国在开端时的“世界”意识非常明确，“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苏联，而苏联文艺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极大影响了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道路，但因为这种想象世界的方式携带着冷战所固有的二元对立的模式，随着国际政治的变化以及苏联本身外交政策的调整，导致中国视野中的“世界”处在不稳定的状态。1949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呈现给中国的“世界”观念在后来也被逐渐消解，尤其是1950年代中后期，赫鲁晓夫一改以往斯大林时期对西方的强硬态度，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开始对西方开放，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导致中国开始寻求“去苏联化”的道路，并通过亚非作家会议等拓展美苏之外的文艺空间，视野进而转向更广阔的亚非拉地区。
与“世界”意识相应，具有国际主义内涵的社会主义构成了当代文艺的基本结构，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文艺在不同时期的面貌。因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文艺”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它必须由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来具体实施。历史表明，仅仅从原理出发理解社会主义往往导致脱离中国实际的情况发生，因为“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性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不是直接同一，有时甚至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而且“作为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有所区别的”。[82]因此在社会主义这一结构之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非超越历史的，对当代中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关系的认识必须放在具体的语境之下，而不是从某种理论或“原理”出发。对社会主义普遍性的认识不能是抽象的，而必须是具体的，只有充分尊重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这种“具体的普遍性”才能真实落实和实现。[83]新时期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的提出无疑都是对以往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伴随着新的社会主义认识，“世界”与“世界文艺”也随之变化，并进而影响了中国及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
王秀涛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0087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1期）
注释
[1]参加文代会表演的华大文工一团等团体部分人员参加了出国文工团，“准备九月四日在匈牙利京城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青年节中的演出，原定大会的节目就不得不停演了”。这次文代会招待表演的节目中，《民主青年进行曲》就是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创作的献给将在华沙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以中国民主青年斗争为题材”的剧本。见《〈民主青年进行曲〉的创作过程》，《在人民的舞台上》，诗剧文出版社1949年版，第56、157页。
[2]洪子诚在《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中提出这一概念：“相较于较多蕴含平行比较的‘相似’，‘相关性’增加了某些直接关联的成分，但这种关联又不一定能落实到寻找‘有迹可循’的依据。从相关性的角度出发，可以讨论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在某一时期‘近似’的国家，在处理若干重要的文学问题上，有着怎样的相似或不尽相同的方式，有怎样的思想情感逻辑。”
[3]《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中国青年》1949年第16期。
[4]张杨：《文化冷战：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47-198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42～243、242页。
[5][6]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编：《布达佩斯的回忆：参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二十一年（1945年～196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7][9][11]张杨：《文化冷战：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47-1989》，第244、244、1页。
[8]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编：《布达佩斯的回忆：参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二十一年（1945年～1966年》，第1页。
[10]引自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2]《世界青年及学生联欢大会》，《中国青年》1949年第16期。
[13]《世青大会苏代表团长 谈苏联青年代表团社会主义制度已使千万青年充分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和天才》，《光明日报》1949年8月24日。
[14][15][16]张杨：《文化冷战：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47-1989》，第167、168、168页。
[17]子冈：《记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我们上了国际主义最生动的一课》，青年出版社1950年版，第7页。
[18][19][21]《记世界青年及学生联欢大会展览会》，《中国青年》1949年第18期。
[20]吴志菲：《〈妇女自由歌〉与“三八”节的来龙去脉》，《党史纵横》2014年第3期。
[22]《我出席世青代表团继续招待各国代表我国青年与各国青年的友谊与团结进一步增强》，《光明日报》1949年9月1日。
[23]《全世界民主青年友谊团结万岁》，《中国青年》1949年第16期。
[24]斯卡特谢科夫：《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少共真理报“答读者问”》，《人民日报》1949年2月22日。
[25]郁文哉：《略谈苏联文艺界最近的思想斗争》，《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
[26]君强、曹汀：《世界主义美国反动派的思想武器（译自四月七日真理报）》，《人民日报》1949年7月29日。
[27]《布尔塞维克党性的伟大原则苏联文学报社论》，《人民日报》1949年5月15日。
[28][29]新松、萧三：《苏联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严肃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运动》，《论“世界主义”》，群众书店1950年版，第94，109、111页。
[30]《世界青年及学生联欢大会》，《中国青年》1949年第16期。
[31]《世界青年及学生联欢大会开幕八十五国青年代表在匈京会师》，《中国青年》1949年第16期。
[32]子冈：《记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我们上了国际主义最生动的一课》，第10页。
[33]《中国文艺工作团在匈京》，《中国青年》1949年第19期。
[34][35]周巍峙：《年方九十——周巍峙文集》4，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
[36]吴志菲：《〈妇女自由歌〉与“三八”节的来龙去脉》，《党史纵横》2014年第3期。
[37][38]杜英：《当冷战现代主义遭遇文化民族主义——关于中国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及其文化再造运动的考察与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22年第3期。
[39]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2页。
[40]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予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0～21、20、15、17页。
[41]《为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与青年的美好将来而斗争苏代表团团长米哈依洛夫九月四日在第二次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摘要》，《人民日报》1949年9月10、11、12日。
[42]如《论文艺中的世界主义》（时代出版社1950年版）、《论“世界主义”》（群众书店1950年版）、《反对哲学科学文艺中的世界主义》（世界知识社1950年版）、《苏维埃爱国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中外出版社1951年版）、《世界主义——美国战贩的工具》（中外出版社1951年版）、《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版）等。
[43]《钱俊瑞出席文代会 报告苏联文艺界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铁路职工王祥李昂讲话要求作家写生产写建设》，《光明日报》1949年7月12日。
[44]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41页。
[45][46]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76、77页。
[47]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61～62页。
[48]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76页。
[49]舒铁民：《忆1949年随团赴匈参加“世青节”》，《世纪》2020年第2期。
[50]这一问题可参见涂用凯、郭艳妮《国际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嬗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6期。
[51][52]《苏联青年代表团在匈京》，《我们上了国际主义最生动的一课》，第16、17页。
[53]《世青大会文艺节目竞赛我国腰鼓获特奖》，《光明日报》1949年8月30日。
[54]子冈：《记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我们上了国际主义最生动的一课》，第10页。
[55]《为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与青年的美好将来而斗争——苏联代表团团长米哈依洛夫九月四日在第二次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摘要》，《人民日报》1949年9月11日。
[56]季剑青：《“民族形式”的政治与中国经验——读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2期。
[57]贺桂梅：《“民族形式”问题与中国当代文学史（1940-70年代）的理论重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1期。
[58]《揭穿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六日新时代杂志社论》，《人民日报》1949年6月14日。
[59]《揭穿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六日新时代杂志社论》，《人民日报》1949年6月14日。
[60]《布尔塞维克党性的伟大原则苏联文学报社论》，《人民日报》1949年5月15日。
[61]新松、萧三：《苏联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严肃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运动》，《论“世界主义”》，第100页。
[62]《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记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中的苏联展览专室》，《我们上了国际主义最生动的一课》，第24、26、27页。
[63]《世青大会苏代表团长谈苏联青年代表团社会主义制度已使千万青年充分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和天才》，《光明日报》1949年8月24日。
[64]子冈：《记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我们上了国际主义最生动的一课》，第10页。
[65]《世青大会苏代表团长谈苏联青年代表团社会主义制度已使千万青年充分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和天才》，《光明日报》1949年8月24日。
[66][68]李伯钊：《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李伯钊在上海文艺界欢迎会上的演词》，《解放日报》1949年10月19日。
[67]《苏联青年代表团在匈京》，《我们上了国际主义最生动的一课》，第9页。
[69]《中国文艺工作团在匈京》，《中国青年》1949年第19期。
[70][71]舒铁民：《忆1949年随团赴匈参加“世青节”》，《世纪》2020年第2期。
[72]舒铁民：《新中国第一个综合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党史博览》2018年第5期。
[73]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78页。
[74]钟纪明：《全国文代大会晚会节目评介更进一步为工农兵服务戏剧课笔记之九》，《光明日报》1949年7月21日。
[75]参见洪子诚《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
[76]参见王玉莲编《俄苏文学译文索引（1949.10-1985.12）》（内部发行），北京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资料室，1987年版。
[77]《共产党保卫着国际主义的原则》，《光明日报》1949年9月8日。
[78]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79]列文森：《革命与世界主义：中西舞台之间》，何吉贤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80]张光年：《回忆周扬》，《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81]周巍峙：《年方九十——周巍峙文集》4，第62页。
[82]叶险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
[83]参见丰子义《马克思视野中的“世界主义”》，《哲学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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