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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季节》剧照
内容提要
作为年度现象级作品，网络电视剧《漫长的季节》超越“复仇”逻辑，讨论普通人的“救赎”与和解的可能。应对作为东北叙事起源的“创伤”，《漫长的季节》重新调整了当代文学“新东北写作”中父一代与子一代的结构性关系。剧中父一代的故事无法通过子一代来转述，他们必须自己讲述自己，自己救赎自己。通过将“创伤”的叙事策略转化为自身的叙述结构，《漫长的季节》从历史中救赎一代人，并最终塑造了普通人“群像”，表现了普通人的生活，使得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落地”。经由救赎，历史与现实在文化上达致一种集体性的和解。
关 键 词
《漫长的季节》 新东北作家群 东北文艺复兴 复仇 救赎
引言 复仇？还是救赎？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改编自于小千2018年的原创剧本《凛冬之刃》[1]，由剧本改编的同名小说已于2023年5月出版。就小说而言，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沈墨先后杀死了大爷、卢总、殷红、卢总妻子蒋林、傅卫军、福利院院长、龚彪，将小露推倒在供电箱上，将致命针剂注射到王北体内，并借此逼着王响跳楼[2]——她最后的复仇对象是王响，在小说中王响曾无意中见证沈栋梁性侵沈墨，却选择了明哲保身。在原剧本中，沈墨宛如复仇女神，从冰天雪地的黑暗深处走来，以血还血，毫不宽恕。
于小千：《凛冬之刃》，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3年版
让我们停留在沈墨复仇这一刻，将目光移向海外：近年来被侮辱者复仇的故事，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文艺潮流，产生了一串长长的名单。2020年的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上，《寄生虫》获最佳影片奖，《小丑》男主演杰昆·菲尼克斯获最佳男主角奖，两部都是关乎底层复仇的电影。这批作品不约而同地出现，与经济下行期全球阶层矛盾的激化有关。像《小丑》这样的作品，反讽着超级英雄电影，颠倒了“英雄／丑角”的位置。出身于哥谭市名门望族的蝙蝠侠布鲁斯·韦恩，凭借资本与科技所维系的秩序，已然不具有询唤的魅力；相反，观众更为认同“小丑”，认同尊严被践踏的底层，正是在《小丑》中“小丑”这个角色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亚瑟”，第一次展现出挫败的生活。有意味的是，《小丑》中的华彩乐章，和《漫长的季节》相似（也许还有《白日焰火》），都是一场超越语言的舞蹈：肆意癫狂，戏谑感伤。这场“复仇”的潮流，一直席卷到《漫长的季节》2023年4月上线之前。就在《漫长的季节》上线前一个月，复仇题材的韩剧《黑暗荣耀》播出了第二部，其热潮席卷全球电视剧榜单，成为Netflix全球榜榜首。
以这一世界性潮流为参照，《漫长的季节》作为本年度最优秀的华语电视剧之一，在叙事上有重大突破。辛爽导演弃用带有复仇意味的剧本原名“凛冬之刃”，借用班宇《漫长的季节》[3]这篇小说的题目。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叙事核心，在于如何走出“漫长的季节”所转喻的创伤。这一创伤包含着东北叙事中常见的“下岗”，也包含着丧子丧妻，包含着身份的失落。
《漫长的季节》包含了诸种应对创伤的方式。其一是沈墨式的，以无休无止的复仇来应对；其二是宋玉坤式的，以“心若在，梦就在”的方式来应对。第一种应对的方式，即当下流行的“复仇”的方式，显然并不能真正疗愈创伤，而是征用民粹的情绪，导向一种玉石俱焚的无政府主义。不无反讽，这种无政府主义情绪被大众文化产业有效地收编，转化为一种针对“下沉市场”的爽剧叙事策略。第二种应对的方式，即曾经流行的“心灵鸡汤”式的方式，将“下岗”等历史创伤划定在个人乃至家庭的内部，希图在主体的精神世界里依赖“豪迈”“坚强”“心”“梦”解决这一现实危机。《漫长的季节》反讽这一应对方式：在该剧第11集，厂长宋玉坤在桦钢厂职工代表大会上宣读下岗名单前做动员，在念诵出“看成败人生豪迈”后被龚彪打断，被龚彪质疑“你到底和丽茹啥关系”，在即将下岗的全厂职工面前，戳破了宋玉坤这类腐败分子的假面。
应对作为东北叙事起源的“创伤”，《漫长的季节》以“救赎”取代“复仇”。“救赎”这一概念在当下研究中常常被笼统地移用，变成一个虚浮而臃肿的能指，丧失其内在的复杂性。在文学批评中，“救赎”这一概念的现代意味，是由本雅明所确立的，而“救赎”构成了本雅明文学批评的重心。[4]本雅明对于“救赎”的理解，带有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宗教背景，受到喀巴拉教派的影响。[5]基于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方面参考价值并不大。有重要意义的，是本雅明“救赎观”包含的对于历史时间的独特理解，哈贝马斯指出过这一点，“本雅明独到的历史观念对于拯救的愿望给予了解释”[6]。这是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念？本雅明反对将历史理解为一条前后相继的线（他的“单子论”在爆破这条线），反对认为可以科学地把握“本来面目”的历史主义。本雅明的看法，如《本雅明传》作者霍华德·艾兰、迈克尔·詹宁斯所指出的：“本雅明的概念中尤为关键的是：过去（the past）在多种层面上内在于现在（the present）的观点。”[7]两位作者进一步阐释说：“过去时刻在一个梦想着它的现在时刻之中醒来，与此同时，这一现在时刻看清了过去之梦，从梦中醒来从而看清自身。”[8]
假如本雅明读过“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尤其是班宇的小说，他会像谈论波德莱尔一样谈论他们。父一代与子一代的结构性关系，仿佛是本雅明历史观的文学展示。本雅明在最后一篇代表作《历史哲学论纲》（写于1940年春，又译为《论历史概念》）中谈到如何历史地描绘过去：“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他本来的样子’（兰克）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9]“过去”没有真正地过去，“过去”并不是在“现在”之前，而是就在“现在”的内部。救赎之道，在于如何把握“现在”和“过去”的这种关系，如本雅明所言：“我们关于幸福的观念牢不可破地同赎救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也适用于我们对过去的看法，而这正切关历史。过去随身带着一份时间的清单，它通过这份时间的清单而被托付给赎救。过去的人与活着的人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我们的到来在尘世的期待之中。同前辈一样，我们也被赋予了一点微弱的救世主的力量。”[10]如果和“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对读，本雅明这段诗性的奥义也许不再那么难以理解。在班宇等人的小说中，“过去”（父一代）和“现在”（子一代）存在于同一个时刻，存在于线性历史之外的停顿时刻。父一代在子一代的故事中醒来，子一代通过父一代的醒来而看清自身。这是“新东北作家群”小说真正的深层结构：“救赎”的结构。
同时，在本雅明含糊止步之处，我们的“救赎”带有中国气派。我们的救赎不是“去历史”地救赎，而是在“历史中”救赎。本雅明反对历史进步论，他那背向未来的“新天使”意象，迎接着本雅明厕身其间的从一战到二战的历史风暴。但搁置价值的救赎，势必将救赎抽象为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神秘抚慰，或是无地彷徨的知识分子玄学化的诗论。历史有其进步性，“救赎”意味着将正义交还给历史。这种“交还”是艰难的，不能依赖于“复仇”的颠倒毁灭，而要依赖于“救赎”的辩证革新：作为“救赎”的“复活”从来不是“复仇”，而是铭刻着往昔生命经验的新生。
这种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这种中国气派的“救赎”，被“东北文艺复兴”集大成的作品《漫长的季节》所把握。在“东北文艺复兴”的艺术潮流中，如何以复杂的叙事探寻“救赎”之路，这既是理解《漫长的季节》，也是走出“漫长的季节”的关键所在。
一 父一代开口说话
作为“东北文艺复兴”的阶段性总结与再出发，电视剧《漫长的季节》请来这一浪潮的代表作家班宇担任文学策划，重新修改剧本大纲。[11]和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以往的作品相似，《漫长的季节》在叙事架构中运用了以下三组核心范畴：工厂／下岗、凶杀／悬疑、父一代／子一代。《漫长的季节》以1998年桦钢下岗为故事背景，以碎尸案为故事线索，交错展开1997／1998年与2016年这两条时间线，展现以王响为代表的父一代、王阳为代表的子一代的命运。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无论是下岗还是凶杀，亦或父一代／子一代两代人命运的交错，都是“新东北作家群”惯用的元素。比如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12]，小说以1995年下岗改制为背景，通过接连不断的出租车司机遇害展开故事，在1995年与2008年这两条时间线上，展现父一代的李守廉、庄德增与子一代的李斐、庄树的命运。笔者清楚，文学界对于“类型化”往往有一种警觉，似乎类型化就意味着是缺乏创造性的、过于商业化的。殊不知类型化是一种文艺潮流成熟的标志，无论是历史演义、才子佳人小说，亦或作为现代文学起源的五四文学，纯文学追踪溯源的先锋文学，都有各自的类型化。“新东北写作”中的类型化，并不是基于商业化的重复，而是有其内在的历史与精神的根源。“新东北写作”聚焦1990年代工厂共同体遭遇“下岗”后的破碎，“碎尸案”是这一破碎的完美转喻。双时间线的运用，既因为这是子一代所追忆的故事，更是因为历史创伤并未终结，父一代的故事回响在子一代的故事中，我们并未走出“漫长的季节”。可以说，“新东北写作”分享着相近的类型，根底在于这一类型背后的历史无意识。
立足于“新东北写作”，辛爽推进了以往的叙述类型。比如在一些视觉元素运用上，辛爽回避了冷冽肃杀的东北符号。以往媒体对辛爽的采访提到了这一点：“想到东北，他首先会想起秋天阳光下金色的树，天格外高和蓝，天气不算冷，人可以穿着夹克衫在户外散步。‘是我印象中特别明媚的一个东北，人们都非常积极地生活着。’”[13]考虑到东北秋季相对短暂，无法支撑足够的拍摄时间，剧组选择在昆明拍摄。桦钢和铁路取景自昆明钢铁厂；王响居住的宿舍区，系原昆明轮胎厂的旧宿舍区；桦钢的大礼堂、办公楼和傅卫军经营的录像厅，取景自昆明五钠厂。而贯穿电视剧始终的玉米地，是剧组提前四个月在西双版纳种植的。如果不是提前说明，观众不会发现这东北的秋天其实是云南的秋天。“‘东北’是一个比喻”[14]，老工业区的境遇有相似之处。
更关键的推进，来自辛爽重新调整了“新东北写作”中父一代与子一代的结构性关系。“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大量从子一代的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的故事，比如双雪涛的《大师》《无赖》《光明堂》《飞行家》、班宇的《逍遥游》《盘锦豹子》《肃杀》《空中道路》以及郑执的《仙症》。[15]但是在《漫长的季节》中，“王响-马队-龚彪”所代表的父一代的故事，不再依赖“沈墨-王阳-傅卫军”所代表的子一代来转述，而是成为故事真正的主角。如何让父一代开口说话，一直是“新东北写作”的难题。可堪参照的是，作为“新东北写作”的起源性作品，《平原上的摩西》依次安排庄德增、傅东心、李斐、庄树等人物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开口说话，只有李守廉一直保持沉默。
父一代与子一代的故事既互相映照，又彼此分裂。就《漫长的季节》来说，假设没有父一代的故事线，“沈墨-王阳-傅卫军”的故事线近似一个残酷青春的故事。“青春文学”与“新东北写作”不仅是“80后文学”前后继起的文学潮流，而且是两种不同的写作范式。“新东北作家群”也是从“青春文学”中脱胎而出的，像双雪涛的早期长篇小说《翅鬼》[16]，郑执的早期长篇小说《浮》[17]，都带有浓郁的“青春文学”印迹。“青春文学／新东北写作”两种写作范式博弈、互渗、转化的一个标志性文本，是郑执的长篇小说《生吞》[18]。这部作品已经隐隐触及父一代的历史命运，但内化着东野圭吾《白夜行》的叙述逻辑，也即回响在《生吞》中的“为点亮她的生命，将自己付之一炬”。
郑执：《生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同样，《漫长的季节》中“沈墨-傅卫军”的人物关系，和《白夜行》中“西本雪穗-桐原亮司”的人物关系非常相似，都是饱受凌辱的少年男女，结成一种紧密的同盟，向这个社会发起复仇。这或许再一次提醒我们，如果“新东北写作”由子一代视角所完全主导的话，有可能回归“残酷青春”的叙事。有必要补充说明，子一代并不是一种回避性的视角。从子一代出发的叙述，保持着必要的叙述距离，在克制中蓄积着艺术感染力，班宇的《盘锦豹子》[19]就是这种写法的典范。但如果父一代只能依赖子一代视角来讲述，确有可能走向一种新的遮蔽。
《漫长的季节》解决了这个难题，电视剧的故事重心是以父一代视角呈现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推进。怎么让父一代直面当下受众，意味着如何直面历史创伤，这是“新东北写作”的症结所在。辛爽试图在小说停步之处前行，以电视剧的方式，书写一部“东北文艺复兴”的“长篇小说”。第一集第一章“姐夫以前开火车的”[20]，全片第一个镜头，以一个近似儿童身高的机位，在绿油油金灿灿的玉米地里，仰望着东北秋日那疏朗的天空。铭刻着乡愁的视角缓慢拉升，凝视着一列蒸汽机车冒着白烟隆隆驶过。镜头转到驾驶室内景，在《钢铁工人多自豪》的音乐中，火车司机王响不无骄傲地拉响汽笛。随即镜头上摇，火车驶向远方；镜头下沉，农用三轮车从远方驶来，冒着黑烟，驶过一辆停滞的出租车。在以前开火车的王响和当下开出租车的王响之间，辛爽将如何从这“漫长的季节”中，救赎一代人走出创伤？
二 从历史中救赎
我们可以在内容和观念的层面上讨论救赎，比如《漫长的季节》清洗了对于下岗工人的污名化。传统的市场化叙事，往往将“下岗”指认为东北工人双重缺陷的结果：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与东北地域文化的缺陷，共通的表现为懒散、保守、愚昧、粗野等等。这种新自由主义色彩的说辞，随着近年来包括《漫长的季节》在内的“东北文艺复兴”的出现，已然不值一哂。诚如张慧瑜《以悬疑的名义：可见的“创伤”与重返90年代》一文指出的：“《漫长的季节》中关于90年代的‘重访’对工人下岗故事有了清晰的‘价值’判断，正义的、善良的、老实人都被下岗了，而以厂长（权力）、假港商（资本）为代表的权势阶层是贪污、挪用公款的坏蛋，这种叙事改写了90年代以‘大锅饭’、‘人浮于事’、‘减员增效’等为主基调的改革话语，显示了2010年之后对90年代叙事的重新反思和审视。”[21]
和内容层面相比，笔者更为关注形式层面上的救赎难题，即我们应该构建一种怎样的艺术形式，使得救赎成为可能。这不是说内容层面不重要，内容层面和形式层面也不能戛然二分。问题在于，创伤隐藏于无意识层面，而非意识层面，难以在意识层面予以解决。因此，作为指向无意识深处的路标，“弗洛伊德”无论是在二十年前的《马大帅》系列中，还是在当下的《漫长的季节》中不断浮现，也许并非偶然。在辛爽致敬的《马大帅》中，范伟扮演的范德彪，频频碰壁后，开了一家解梦馆，担任馆长暨辽北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解梦馆挂着锦旗“料梦如神”，自书对联“古有奥地利国弗洛伊德，今有辽北地区范德伊彪”，供奉着弗洛伊德大幅肖像。被创伤萦绕而不自知的范德彪，以一种滑稽的自大掩饰着无力感，臆想着自己不是“患者”而是“医者”。“弗洛伊德”这个符号同样出现在《漫长的季节》中，有意味的是，迷恋弗洛伊德的龚彪，也和范德彪一样被称为“彪子”。“彪”在东北方言中有“傻、楞”[22]的意思，“彪子”可以直译为比较鲁莽的“傻子”。但这里的“傻”未必是愚钝（龚彪在剧中是1990年代的大学生），而是像著名作家辛格笔下的傻瓜吉姆佩尔[23]一样，隐含着抚慰与疗救。只是和傻瓜吉姆佩尔相比，无论是范德彪还是龚彪，都表现得更为戏剧化。这种夸张、滑稽的戏剧化受到“二人转”等东北民间曲艺相应表演程式的影响，也体现出东北文化内在的非常宝贵的韧性。[24]
疗愈创伤，告慰亡魂，文艺仿若一场抚慰性的宗教仪式。为应对创伤的冲击并予以转化，文艺作品自身的形式，也要随之变化。创伤在叙述上的症候，就是重复，“创伤具有一种萦绕不去的品质，通过不断的重复和返回持续占有主体”[25]。这种重复性，在文本与文本之间体现为互文性，“互文性能够表明被遗忘和被压抑的记忆浮到意识层面”[26]。这或许可以解释《马大帅》的元素为何密集地进入《漫长的季节》之中，像维多利亚夜总会、桂英风味烤肉店、KTV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都源自《马大帅》。尤其是被观众们津津乐道的一幕，维多利亚的门童盯着王响说：“我看你这么眼熟呢，咱俩是不是在哪见过？”这个门童，就是《马大帅》里维多利亚的门童，无数次目睹“辽北狠人”范德彪气宇轩昂地出入。《马大帅》是二十年前东北影视剧中的一个“异类”，和固守在龙泉山庄（《刘老根》）、象牙山村（《乡村爱情故事》）的乡土喜剧不同，《马大帅》以马大帅、范德彪失业状态下的游走，展现出一幅斑驳的社会画卷。在《漫长的季节》之前，“范德彪”这个人物形象就走红于B站，相关解读、二创被称呼为“彪学”。在范德彪对于失败感的掩饰中，青年网友或会感到一丝吊诡的亲切。
《漫长的季节》海报，维多利亚的门童
“创伤”同样在文本内部制造重复。如安妮·怀特海德在《创伤小说》中的分析：“创伤小说的重要文学策略之一就是重复策略，它能够在语言、形象或情节的层面上起作用。重复模仿了创伤的后果。”[27]无法释怀，难以告别，创伤的往昔不断重访，一条时间线切入另一条，就像《漫长的季节》中“1997／1998”不断重访“2016”，笔直向前的线性叙事在创伤的世界里不再可能。这催生出辛爽多线交织的叙述策略：既然创伤导向着精神世界的碎片化，那么救赎的第一步，就意味着搜集碎片，拼接全体。非线性叙事邀请受众投入其中，将碎片整合为全体。“碎尸案”作为无意识的隐喻，召唤着大家拼接尸体，找出真凶，或是走向救赎。
拼接的难题在于，整全性的世界已不复存在。那个世界停留在王响的火车进站的时刻。王响可以骄傲地追溯父亲，父亲是桦钢的元老，铲下了建设桦钢的第一锹土；可以骄傲地追溯自己，王响是桦钢的劳模，“我叫王响，响亮的响”。但王响熟悉的世界正在瓦解，工友们的下岗与儿子王阳之死，在同一时间发生。王响没有未来，他被困在时间里了。
比较“东北文艺复兴”以往的作品，这是第一次，子一代死去了，而父一代还活着——父一代的故事无法通过子一代来转述，他们必须要自己讲述自己，自己救赎自己。王响和马队他们毕生都在追求一件事：“正名”。老年马队的第一次出场，就是抱怨拉丁舞选拔的不公正。马队感受到他所在秩序中“名”与“实”的脱离，他洞悉沈墨大爷沈栋梁性侵了沈墨，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他无法将其治罪。马队无法承担这种分裂，故而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离开警队：脱下所有的警服，穿着内衣离开了警局。在马队的世界里，“能指”像警服一样脱落。一个症候性的细节是，他将养的狗命名为“小李”，这个名字来自他曾经的手下、现在的局长李群。马队最终的“救赎”，在于“通了”，他最终想清楚了碎尸案的来龙去脉，找出了真正的凶手。此时步入老年患了脑血栓的马队哭诉“这案子是不是破了”，将眼前的李局称呼为当年的朱局。名实重构，秩序回归，马队作为正义的代言者之一，以此抚平十八年前的创伤。
以王响、马队他们为例，普通人的救赎，指向秩序的回归。而这一秩序的正当性，在于对“罪”与“无罪”的确认。秩序崩解的“下岗”时代，并不是每一宗“罪”都能得到判定。故而《漫长的季节》中充斥着私刑：沈墨杀害了假港商卢文仲等人、马队殴打了沈墨大爷沈栋梁、王响威胁和沈墨同归于尽。这种充斥着私刑的混乱，结束于王响对于王阳的正名。在《漫长的季节》结局，王响问沈墨两个问题：王阳到底杀没杀过人？你们为什么要杀王阳？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使得他确证王阳是清白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使得他确证王阳不是被害，而是救人时发生意外。王阳既无罪，也与罪行无关，在这一刻王响也和马队一样“通了”。他最终放弃了同归于尽的执念，用王阳生前送给他的红毛衣扑灭了火焰，从出租车里救出了沈墨。
“漫长的季节”到此结束了，结束于那件燃烧的红毛衣。诚如本雅明所言：“历史会衰变为意象，而非衰变为故事。”[28]这不是普通的意象，而是本雅明分析的辩证意象，如杰姆逊的诠释：“辩证意象的双重性，就是人们把现在叠加于过去之上的、一种上下堆叠的双重性。”[29]在《漫长的季节》中，“红毛衣”是典型的辩证意象，“过去”与“现在”交叠于此。走出“漫长的季节”，意味着走出这类辩证意象所指向的结构性关系，“救赎”的重点是“重生”。
由此我们来到《漫长的季节》的最后一章，也是全剧的华彩乐章：“往前看，别回头”。时间线跳到2017年，王响穿上了一件新的红毛衣，这件新毛衣来自他1998年意欲卧轨自杀时，在铁道边捡到的弃婴王北。这里的对位关系十分明显：王阳／王北的对位；死亡／新生的对位。导演特为安排了一个对位镜头：王北抱起王响，浑如当年王响抱起王北。但是“重生”最终所依赖的，是自己说服自己。《漫长的季节》给出了一个神来之笔的结局：在送王北去车站上学的路上，王响来到了全剧开场的那片玉米地，他穿越玉米地，遇见开着火车的年轻时的自己。仔细甄别的话，我们能够模模糊糊地，看到已然倒在玉米地深处的王响。灵魂出窍，王响来到了一切开始的时刻，对视着年轻时的自己，王响对着“他”也对着自己说：“往前看，别回头。”“创伤”像命运的旋涡，不断制造重复与循环，而王响和这一代人，终将与过去告别，与自我和解。
《漫长的季节》剧照，图中书为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在梦境中认识真实的自我》
这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式的救赎，在我们的救赎中，没有弥赛亚的位置。王响与马队，曾经的国企工人与刑警队长，他们的救赎是从历史中救赎，在救世主的位置上，是正义和秩序，一种带有人世间温度的朴素的信仰。这里的例外是三人组中的龚彪，迷恋弗洛伊德的龚彪，无论是在1990年代的时间线里，还是在2016年的时间线里，都不需要救赎。在他的世界里“能指”并未紊乱，进一步说，龚彪并没有生活在由话语所组织的世界里。一个症候性的细节是，龚彪将《梦的解析》挂在胸前，当作简易的防刺背心，“弗洛伊德”完全被还原为书本的物质性。正因为他不在话语秩序里，因此他不介意围巾是绿色的，不介意鞋子是破的，也不介意丽茹是不贞的。他以梦的方式，重新解释这个世界。只有在梦中，才有爱；清醒的话，爱则不可能。所以他会将丽茹的美容院起名为“如梦”，所以丽茹会对龚彪说“我真羡慕你，能一直活在梦里”。这也是龚彪自己的体验，“像做一场梦似的”。龚彪的结局是：他在中彩票的那一刻遭遇车祸，在被撞得飞起的出租车里面露微笑，恰如他这一生爱与死的颠倒。龚彪只能死在救赎来临之前，龚彪不需要救赎。就像我们可以以梦治愈现实，但无法以梦来治愈梦。
三 “共鸣”之后，向何处去？
以《漫长的季节》为代表，“东北文艺复兴”的杰出作品，无论是班宇的小说亦或辛爽的影视，早已超越“地方文艺”的范畴，不仅仅与东北、与下岗有关，而是深刻回应着当下的世界。毕竟，“下岗”已经是二十年前的陈年往事，笔者父母一代的下岗工人，已渐渐步入暮年，在养老金等保障下得到了安置。“东北文艺复兴”之所以流行开来，在于今天的部分受众，共情体验到当年的难题。
由此我们能够理解《漫长的季节》的点睛之句，辛爽引用了班宇的一首诗：“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这里的共鸣，指向子一代对于父一代的共鸣。而青年群体和文艺主流受众，有较大的重叠。或可以说，“东北文艺复兴”的重要作品，结晶为我们理解时代情绪的一个大的意象：“意象不会以过去之事物来阐明现在之事物，或以现在之事物来揭示过往之事物。其实在意象里，过往和现在会突然汇聚成一种星座布列的态势。”[30]
故而值得深思的是，“共鸣”之后，向何处去？这也是本文开篇作为线索的提问：复仇？还是救赎？毋庸讳言，在双雪涛等“新东北作家群”早期作品中，历史的积怨也可能导向复仇。比如双雪涛发表于2017年的短篇小说《北方化为乌有》[31]，保卫工厂的车间主任被腐败分子雇凶杀害，车间主任的恋人多年来不止不休地追凶，最终将凶手杀死，并将逐一对当年的恶人复仇。当“北方化为乌有”之后，愤懑、压抑的情绪都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怎么走出当年的废墟，在今天尤为值得思量。
救赎的意象，同样密布在双雪涛、班宇、郑执这些“新东北作家群”作者的小说中。这倒不仅仅是指“新东北作家群”小说中的宗教符号，如摩西、《圣经》、光明堂等，而是一个代表性的意象“水”。“水”既喻指着灾难，又喻指着重生。青年研究者喻超分析过双雪涛笔下“水”的意象，通过对于《天吾手记》《长眠》《光明堂》等小说的细读，指出双雪涛笔下的“水”，指向的是失去秩序后的恐惧与陷落。[32]另一位青年研究者常青结合班宇小说指出，“水”不仅仅如洪水的意象一样象征历史暴力，不只是“死亡与创痛的发生地，同样也蕴藏着重生与救赎的可能”[33]。就班宇的代表作《冬泳》结尾来说，常青认为“沉入湖底之后，‘我’在迷乱的幻觉中与作为死者的隋菲父亲相遇，当初二人争执的场景再度复现，最终却归于宁静”[34]。
但这不是《冬泳》的结尾，班宇最后还写了这一段：
我赤裸着身体，浮出水面，望向来路，并没有看见隋菲和她的女儿，云层稀薄，天空贫乏而黯淡，我一路走回去，没有看见树、灰烬、火光与星系，岸上除我之外，再无他人，风将一切吹散，甚至在那些燃烧过的地面上，也找不到任何痕迹，不过这也不要紧，我想，像是一场午后的散步，我往前走一走，再走一走，只要我们都在岸边，总会再次遇见。[35]
这一结尾有一种神秘的寥廓，仿若安哲罗普洛斯电影中的长镜头。“我”自水面浮出，来到无人之地，是否由此重生，依然悬而未决。
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冬泳》对于辛爽有所启发：“《漫长的季节》剧本讨论阶段，辛爽提议最后要有一场大雪，落在所有人的身上。那是一个听起来颇具浪漫色彩的画面。辛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场戏的灵感来源于东北作家班宇的小说集《冬泳》封面，上面印着一句话：‘人们从水中仰起面庞，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36]在《漫长的季节》最后一集，当“红毛衣”燃烧殆尽后，王响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路上，辛爽导演安排一场大雪缓缓降落。在这场预示“秋天”结束的大雪中，镜头闪过主要人物一生中的重要时刻，他们面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有一种释然的承担——如龚彪在雪中将绿围巾系在脖子上，选择对丽茹不离不弃；如马队痛殴沈栋梁后点燃香烟，凝望着大雪哑然一笑。
影评家毛尖盛赞这一场大雪，谈到《漫长的季节》是一部很难被超越的封神之作，认为辛爽重新确立了时代的道德感和美学感。毛尖进一步勾勒了《狂流》《渔光曲》《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作品的传统，指出我们的影视创作有一笔巨大的遗产：表达普通人的生活，使得我们的价值观“落地”。[37]
延续着毛尖的说法，可以略作补充的是：辛爽的“普通人”是集体性的，这也是左翼文化传统的重要遗产。以往“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限于篇幅，故事主要围绕个人展开。这种写法易于与浸染在现代主义美学中的青年读者同频共振，但有可能将“救赎”导向一种孤独的个人，一种内在的冥思。由此值得倾听杰姆逊对“救赎”的分析，“救赎”意味着“人们必须从集体层面，而非从个体层面来了解它”[38]。《漫长的季节》作为特殊的“长篇小说”，以充分的艺术容量，展现出集体层面的“救赎”。这场雪之所以重要，在于这是一场飘扬在共同体上空的大雪。在细密的雪中，所有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未曾相遇，又宛如重逢。辛爽不是召唤一个人，而是召唤“一代人”走出“漫长的季节”，如他对记者所言，《漫长的季节》讲的是“一代人的一生”[39]。在这场大雪中，辛爽雕刻出普通人的“群像”。
电影《钢的琴》剧照
班宇也在访谈中提到，“我想写的相当于一个群像”[40]。所以《漫长的季节》固然有主角和配角之分，但主角与配角的命运浑然交错。比如还是这场雪，巧云这样的次要人物，她坐在残疾丈夫的自行车后座上，搂着患病的孩子从维多利亚下班，扬起面庞迎接雪花的飘落。班宇修改了原剧本中巧云的脉络，巧云从1998年的时间线来到了2016年的时间线，与王响有一场黄昏恋。在该剧第11集，王响洞悉巧云对自己的感情，但当他偶遇追求巧云的退休教师，发现这位吴老师可以更好地保障巧云的生活时，王响选择放弃自己的幸福。他开着出租车拉着巧云与吴老师去商场，貌似不经意地表达对巧云推心置腹的理解，在隐忍与牺牲中，展现出一种有硬度的爱，一种不可磨灭的尊严。仿若回旋，在《马大帅》第1部第26集，冬日的小饭店里，落魄的范德彪向被打断了腿的骗子老钱举杯：“干一个，骗我有功啊……”命运的巨轮碾压过生活，普通人生活的辛酸与精神的高贵尽在其中。
笔者在梳理“东北文艺复兴”时曾谈论过：“东北的复兴，并不仅仅是东北这一地理空间的复兴，而是超越东北地域的普通人的复兴。……‘东北文艺复兴’最终意味着，理解普通人的命运与尊严。”[41]复仇意味着失序，而救赎意味着重构正义的秩序，这一秩序将给予普通人以尊重。经由救赎，将在文化上达致一种集体性的和解：我们不再是焦灼不安地在成功学中内卷的个人，而是富于尊严的普通人群体中的一员。
《漫长的季节》剧照
暖阳照亮秋日的田野，《漫长的季节》最终以金色的色调结束，将潜在的冲突转为和解，擦亮普通人价值的光芒。“东北文艺复兴”的作家与导演们，终将汇入创造时代新文艺的激流中。这或许印证笔者在2019年第一次提出“新东北作家群”这个概念时的展望：“‘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42]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漫长的季节》是一曲安魂曲，以“再回首”的方式“往前看”，抚慰我们这个时代内在的震颤。
黄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241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1期）
注释
[1]笔者无法看到这个剧本的原貌，无法判断剧本文本、小说与电视剧之间的差异。
[2]小说和电视剧中同一人物姓名不同，为方便比较，本文按照电视剧统一。此外小说中大爷死于沈墨读大学的1998年，死于沈墨指使傅卫军制造的车祸。
[3]班宇《漫长的季节》刊于《十月》2022年第3期。
[4]理查德·沃林以“救赎美学”概括本雅明的思想体系，参见理查德·沃林《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吴勇立、张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哈贝马斯在著名的《瓦尔特·本雅明：提高觉悟抑或拯救性批判》一文中，将“救赎批评”理解为本雅明与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区别的标志，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是一种揭秘意识形态幻觉的、“提高觉悟”的批评。该文中译本参见《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这本研究论文集，由郭军、曹雷雨翻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5]本雅明的挚友、对喀巴拉教义深有研究的犹太神学家肖勒姆（又译为朔勒姆）在所著的《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译者朱刘华）中有过回忆。著名学者梁展翻译过斯台凡·摩西《历史的天使：罗森茨维格、本雅明、肖勒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一书，该书比较了这三位犹太裔思想家对于“救赎”的理解，罗森茨维格即《救赎之星》的作者，该书出版于1921年，对青年本雅明有所影响，本雅明在《论卡夫卡》等文学批评中引用过该书。
[6]哈贝马斯：《瓦尔特·本雅明：提高觉悟抑或拯救性批判》，选自《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郭军、曹雷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0页。
[7][8]霍华德·艾兰、迈克尔·詹宁斯：《本雅明传》，王璞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51、351页。
[9][10]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选自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67、266页。
[11]卡生：《〈漫长的季节〉，命运才是最大的悬疑》，《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19期。
[12]小说刊于《收获》2015年第2期。
[13]王彦：《〈漫长的季节〉，当共鸣结成了琥珀》，《文汇报》2023年5月5日。
[14]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15]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16]2011年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2012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17]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8]2017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盘锦豹子》最早在2017年10月发表于豆瓣网，后收录在短篇小说集《冬泳》之中，由上海三联书店于2018年出版。
[20]辛爽将《漫长的季节》分为12集，总时长817分钟，最长的单集即第11集107分钟，接近一部电影的片长。这12集，又像小说一样分为长短悬殊的四章：“姐夫以前开火车的”“响亮的响”“那个人回来了”“往前看，别回头”。
[21]张慧瑜：《以悬疑的名义：可见的“创伤”与重返90年代》，《北京青年报·北青艺评》2023年5月13日。
[22]许皓光、张大鸣：《简明东北方言词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23]《傻瓜吉姆佩尔》是出生于波兰的美国犹太裔作家辛格的代表作品，意第绪语版发表于1945年，英文版发表在《党派评论》1953年第3期，英文译者为著名作家索尔·贝娄。中文版参见《辛格短篇小说集》，傅惟慈、万紫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4]本文对于“彪子”的分析受到本刊编辑的启发，特此致谢。编辑在交流中谈到《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承担了《马大帅》中马大帅的角色，而龚彪承担了范德彪的角色。“马大帅-范德彪”或“王响-龚彪”这种二元人物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25][26][27]安妮·怀特海德：《创伤小说》，李敏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7、98页。
[28][29]詹明信：《班雅明：多重面向》，庄仲黎译，台湾商周出版社2022年版，第475、492页。
[30]詹明信：《班雅明：多重面向》，第496页。
[31]小说发表于《作家》2017年第2期。
[32]喻超：《“创伤”的情感体验与文学表达——双雪涛地域文化小说论》，《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
[33][34]常青：《论“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35]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08页。
[36][39]潘轩：《导演辛爽谈〈漫长的季节〉：我们在讲一代人的一生是如何过来的》，《南方周末》2023年5月11日。
[37]毛尖：《告别这个“文化庸俗”的时代，影视圈需要一场左翼运动》，观察者网，2023年7月14日。
[38]詹明信：《班雅明：多重面向》，第39页。
[40]罗昕、王励勤：《〈漫长的季节〉文学策划班宇：打个共鸣的响指吧》，澎湃新闻，2023年5月23日。
[41]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42]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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