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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达尔摄影室（L’Atelier Nadar）约1890年拍摄的陈季同肖像
© 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及摄影部（Département des Estampes et de la Photographie, BnF）
内容提要
陈季同1890年发表的小说《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是19世纪末报刊文明和现代出版的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内学界备受瞩目。通过回顾该法语小说报刊连载阶段的文本发生及创作背景，我们认为闽剧《紫玉钗》和19世纪法国的远东异域情调小说是其在唐传奇《霍小玉传》、杂剧《紫钗记》之外的重要当代灵感来源。作者在继承上述中、欧文学传统时有意突破程式，以语言及文体创新、病理书写及“比较风俗”的人类学视角赋予作品现代性，又通过着重刻画人物的性格悲剧，探求超越时空的“世界性”文学价值。小说可被视作“文化迁变”视域下的客体，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流通，实现了语义迁移（déplacements sémantiques）与再化（résémantisation），从而最终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及法语文学史。
关 键 词
《黄衫客传奇》 陈季同 现代小说 意义迁变 文学史书写
引 言
晚清驻欧外交官陈季同1890年于巴黎出版的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以下简称《黄衫客》），曾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图书市场及文学评论界引发广泛关注。直至一个多世纪后的2010年，学者李华川完成了该小说的中译，这部最早由中国作家以西方语言创作[1]、以“李霍爱情”为题材的作品才重归其文化母乡。
陈季同：《黄衫客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凭借其跨语言文化的文本特殊性，《黄衫客》自中译本出版至今的十余年间，引发了文学史书写、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等领域的持续关注与讨论。相关研究或强调这部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将其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先于五四近三十年的“起点”[2]；或借《黄衫客》的个案阐明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时就同时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3]，而作为形成新文学传统重要条件的中外文化交流，持续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取向[4]；或从译介学角度分析《黄衫客》的跨语际改写，及李华川中译本中潜隐的文化权力结构问题[5]。还有学者将陈季同的小说与同样题材的《霍小玉传》及《紫钗记》进行文本对读，分析其情节设置与艺术手法的独创性。[6]研究者也关注到了欧洲现代文学手法，尤其是心理描写的运用[7]，认为《黄衫客》标志着陈季同巴黎文学生涯“最富创造性的阶段”[8]，而小说的现代性在于使用了“欧式白话文”，并借鉴了环境及心理描写手法[9]。
上述研究成果多以李华川的中译本为研究对象，从《黄衫客》在中国新文学或华人法语写作传统中的地位、小说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中译本的接受等角度展开探讨。而作品诞生的历史及社会背景、相关文本在不同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作者的创作意图及直接灵感来源、对中西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批判等问题，均有待进一步发掘。由此，本文旨在从陈季同的法文原著出发，试图还原、梳理这部小说从构思连载到成书译介，其间文本生成与流通的过程。同时透过“文化迁变”的视域，我们将重新审视其放诸法语文学、国别文学、白话新文学等传统与框架时，因时空位移而发生的语义迁变与再化。
一 “小说在中国”：陈季同的文学史观与创作初衷
作为陈季同法文作品中唯一的长篇小说（roman），《黄衫客》的发表与作者其他作品一样，得益于19世纪末法国高度发展的报刊文明。[10]该作品首刊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一日报《时报》（Le Temps），1890年七八月间于该报头版的“连载小说”专栏分22次连载完毕。[11]此时《时报》的日发行量在两万份至三万份之间，凭借其丰富内容，尤其是高品质的外交新闻广受法国政界、商界和学界精英的青睐。[12]这也使得小说在诞生之初就拥有一个高质量且多样化的读者群体。
1890年7月23日，《时报》“连载小说”专栏开始连载《黄人》（L’Homme jaune）
小说在报刊连载阶段题为《黄人》（L’Homme jaune），这一表达在法文语境中一语双关，部分学者已有探讨：一方面，“黄衣人”的义项直接对应小说中出场不多却推动情节走向的人物“黄衫客”；另一方面，此短语通常被用作指代“黄种人”，呼应了故事的异域情调，指向“中国书写”。在19世纪末的欧洲，人类学、民族学（ethnologie，或译“人种学”）研究方兴未艾，生理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了作家的观察视角，推动了自然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形成。驻欧十数年的陈季同也对这些时兴思潮产生浓厚兴趣，以书写“中国人”为己任。[13]在《黄人》连载前夕，《时报》特别刊登了以陈季同与编辑部通信为基础的《小说在中国》一文，旨在补充中国虚构文学的背景知识，激发公众阅读兴趣。[14]文章开篇以编辑部的口吻做出说明，“我们可通过此文了解中国的想象文学，并考察陈季同将军如今运用的文学体裁是否早有先例。陈将军也乐意以他珍贵的信息帮助我们”。由此可知，日报编辑部以通信形式与作者陈季同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国虚构文学传统”的访谈，又将陈季同的回答整理后刊出。
作为连载小说的“副文本”，《小说在中国》一文为我们提供了来自作者与编辑双重视角的关键信息。陈季同在文中首先回溯历史，认为不同于许多其他民族文学中小说是文明高度完善后的产物，中国的“传奇文学”（littérature romanesque）很早就诞生了。这是一种源于大众、具有道德教益的纯叙事作品，具有早期西方文学中史诗或抒情诗的地位。中国的小说正式出现于社会相对稳定、文学繁荣的隋代，由于当时只尊崇“学问”，最早的小说作者均不可考，我们只能将它们归于最重要的诗人名下。此番论断至少传递出两点信息：一是陈季同的“中国小说史观”是对十九世纪法国汉学观点的批判性接受。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在其《玉娇梨》法译本序中曾阐述小说的文体特点，认为它不同于史诗，只能是“社会晚年的产物”，是原始信仰式微后，关注俗世生活的结果。[15]陈季同很可能参考过该观点，却并不认同。二是陈季同注意到由于传统“文人”观念的局限，小说作者大都未能留名史册，而这“在今天会被判定为严重失误”。这种说法显然是站在19世纪末欧洲文学的视角反观中国古典文学，对“重诗文轻小说”的传统进行反思与批判。
《时报》1890年7月21日刊载的《小说在中国》
该文继而介绍小说的当代发展，提出最著名的中国小说当属六“才子”，即《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和《桃花扇》。此处列举的六大“才子”小说出处不详，囊括了清中期以后确定的“四大奇书”，又不同于金圣叹的“六才子书”或“十才子书”。事实上这并非陈季同在其法语写作中首次探讨“才子”的概念，他在1885年连载的《中国人的戏剧》中，已经引述过汉学家巴赞（Antoine Bazin）法译《琵琶记》序言中虚构的一位出版商（观点同毛纶）与一位文人（观点同金圣叹）关于“才子”的争论。[16]陈氏所评“才子小说”不离“四大奇书”框架，又加入了金评《西厢记》及戏剧《桃花扇》。他对这六部作品的介绍详略不一，其间不乏新奇之论，比如展现权谋的《三国演义》类似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而《西游记》则运用了凡尔纳的手法，只是以纯奇幻代替了科幻，而小说主角历经劫难的过程也不似《八十天环游世界》中的人物那般洒脱走运。另外，陈季同也简要介绍了“才子佳人小说”，对这类“男女主人公历经阻碍终成眷属”的程式化作品评价不高。他虽未举出篇名，但十九世纪法国汉学家对这类小说相对集中的译介是他撰文时不可忽略的背景。[17]或许正因如此，他在列举“六才子”时对世情小说《红楼梦》和《西厢记》一笔带过，却有意引导读者关注历史题材的《三国演义》和玄幻题材的《西游记》。[18]通过与当代法国作品的比较，中国明清白话小说重现历史细节、善用恢宏想象等与欧洲现代文学相近的特性被突出，从而更易为法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帕维（Theodore Pavie）节译《三国演义》，1845-1851年
在上述文学传统中，陈季同如何定义自己的作品，而《时报》编辑又作何理解？文章最后两段话锋一转，重归编辑部视角，指出《黄人》“与上述中国小说都不同”。原因是即使法国读者对“异域文学”或“原始艺术”充满好奇，博学而风趣的作者陈季同也是不会照搬几世纪前的文学程式，呈现给当代公众的。因此《黄人》是一部中国作家创作的、迥异于“唐传奇”或“元曲”的小说。编辑认为，陈季同是那样“现代”（moderne），以至自称绝不会盲目“迷信”《红楼梦》等前代文学范式，而要在全新语境中描写中国生活，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他的小说将直面本应完美却最终毁于“性格缺陷”（défaut de caractère）的人生——由于主角李益的软弱，两位天使般的痴情女子香消玉殒，而他自己也难逃罪责。
《小说在中国》既是融合编辑部观点的连载预告，也是作者陈季同的“创作谈”。上述“性格悲剧”的作品定位应由作者本人向编辑概述，表明了他的创作初衷：取传统故事原型却不落唐传奇或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之窠臼，创作十九世纪的现代小说。该观念为我们今天解读这部作品开启了重要路径。
二 儒林戏《紫玉钗》：不可忽视的当代灵感来源
尽管陈季同在面对《时报》读者时有意将《黄衫客》作为一部现代原创小说来介绍，但其故事框架脱胎于唐代蒋昉所作传奇《霍小玉传》，此已为学界共识。当时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全套嘉庆十一年（1806）苏州聚文堂坊刻巾箱本《太平广记》为陈季同参考原文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他同一时期转写为法文的《汧国夫人的故事》（L’Histoire de la duchesse Nien），也侧面说明作者对唐传奇作品的关注。[19]事实上，该故事是对白行简《李娃传》较为忠实的法语翻译，或为陈季同为实现长篇虚构性创作而进行的前期实验。然而，小说《黄衫客》与唐传奇《霍小玉传》之间的关系则复杂得多：如直接比对两者可见大量情节改写（李彦姝，2019；张丽华，2022）；而若同时对读汤显祖取材同一蓝本的杂剧《紫钗记》，也可见小说在人物设置和描写手法方面的明显变化（黄诚，2014）。我们在考察陈季同的法语小说如何运用李霍爱情这一古典文学素材时，应看到其不限于某一单一文本、多样的灵感来源：“临川四梦”之一的《紫钗记》剧本较之唐传奇，故事情节已经丰满了许多，或可看作是唐传奇与陈季同19世纪末创作的小说之间的衔接文本。例如该剧较为经典的第十六出“花院盟香”,呼应法语小说中第八章李霍在花园中首次独处时，互表心意的情节。但在陈季同笔下，汤显祖剧中较为程式化的一幕被改写为欧洲情感小说（roman sentimental）“一见钟情”式的邂逅：两人言语及眼神互动十分热烈，更有李益于动情处将小玉拥入怀中亲吻的情节。在本节中，我们将不再赘述陈氏小说与《霍小玉传》《紫钗记》两文本相比在故事情节、语言风格、文学手法等方面的差异，而将重心放在我们所认为的、小说创作的当代灵感来源上。
纳达尔摄影室（L’Atelier Nadar）约1890年拍摄的陈季同肖像
© 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及摄影部（Département des Estampes et de la Photographie, BnF）
闽剧《紫玉钗》取材于唐传奇《霍小玉传》，初为折戏。据1980年代福州市《闽剧志》编辑部考证，剧本最初或为明末福州文人、当地戏班“儒林班”创始人曹学佺（1575—1646）所作。[20]曹学佺与前辈汤显祖也有旧交[21]，其家班搬演的《紫玉钗》应对《紫钗记》有所参考。在民国初年整理剧本的郑振铎看来，《紫玉钗》的剧情符合唐代诗人李益本事，未如《紫钗记》改编的团圆结局那般落入“俚俗弹词”之窠臼，艺术性远胜于后者。[22]郑氏整理剧本时所依据的是光绪二年（1876）福州集成堂本，应与陈季同能够接触到的版本近似。我们追溯小说《黄衫客》灵感来源时，之所以要将闽剧剧本区别于《紫钗记》单独讨论，原因有三：首先，《紫玉钗》于清光绪二年（1876）前后由儒林班重新排演，一时为福州城内盛事。该剧深受当地文人士大夫赞誉，后成为民间流传最广的福州地方剧目。林纾的闽剧剧本《上金台》，也是在受到《紫玉钗》的启发后，以唐传奇《无双传》为蓝本创作而成。[23]陈季同在1877年赴欧前以及1882—1883年回闽之际，在福州文人雅集上观看过该剧。[24]
其次，《紫玉钗》剧“以黄衫豪士挟李益上马始，以小玉死终”，突出了豪侠黄衫客的义举对情节发展的决定作用，以及李益软弱的性格对悲剧结局的直接影响。这些特征均在陈季同小说《黄衫客》的人物塑造和情节走向中有所体现。《紫玉钗》剧本仅一折，对应《黄衫客》小说的第二十四章，聚焦李霍在黄衫客协助下再次相见时互诉衷肠的情景，也是故事在上述其他文本中矛盾冲突的最高潮。该折戏剧本中，李、霍各自的陈诉以倒叙方式还原了二人身世背景及相见、相恋乃至分别的过程。李益自言与小玉“东阁酒阑成欢会”而定终身，却不想李母另下聘卢氏。而他自己因软弱竟不敢反对，最终辜负了小玉。[25]这呼应了小说《黄衫客》第九章中，李益在晚宴后留宿小玉母女家中，继而在霍母郑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小玉共度良宵，以及第十六章中在恍惚中与卢氏成婚的情节。而细节刻画方面，陈氏小说将“东阁欢会”的表述进一步发展为两人从各自房间走出，在月下“偶遇”、相认的浪漫情节；[26]而折戏中李益面对包办婚姻时的被动也在小说中被渲染为他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拜了高堂，后大病一场、精神逐渐失常的曲折经历。折戏中小玉自述身世时回顾母亲招赘李益为婿，约定待其考中功名后再来迎娶。未料对方另攀高枝，将其抛弃。[27]与唐传奇中的同居关系不同，小说中保留了折戏中“招赘”的经历和明媒正娶的承诺，但将两人的相识安排在了李益高中状元之后，增加了迎娶小玉的合法性。[28]在第十二章中也强调两人的结合是受到女方家长和双方好友认可的“婚姻”。不同于《紫钗记》的团圆结局，小说保留了唐传奇和折戏中小玉悲恸而卒的悲剧，并将李益的结局改写为在疯癫中殉情。这些细节都说明，《霍小玉传》绝非陈季同法语虚构作品的唯一灵感来源，而当代的闽剧等戏剧文本对小说情节的影响不可忽视。
郑振铎：《考证注释〈紫玉钗〉剧本》，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最后，小说《黄衫客》一方面沿袭了唐传奇和明清戏曲中“大历年间”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却将故事发生的地点从长安变换到了南京。女主角小玉与其母的居住地也因此由“长安盛业坊”改换为南京城内江心岛屿之上的“金山”附近，与大报恩寺琉璃塔隔水相望。[29]然而现实中今属镇江的金山寺与南京市区、大报恩寺的距离超过五十公里，由明成祖朱棣修建的琉璃宝塔也不可能出现在故事设定的年代。“琉璃宝塔”（Tour de porcelaine）是17世纪以来以约翰·尼霍夫（Joan Nieuhof）为代表的西方旅行者创作的游记文学中最具象征性的建筑，陈季同有意利用同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构建了时空错位的文学景观。小说中描写的“金山”应同时呼应作者故乡福州城内、闽江江心的水中寺“小金山”。咸丰末年，原“儒林戏”发祥地、福州洪塘乡乡绅蒲三善继承曹学佺衣钵，在福州金山寺旁重新搭台演出儒林剧目，使之从家班、士大夫阶层走向民间。陈季同在稍晚的1870年代很可能就是在福州金山寺旁观看了《紫玉钗》的排演，而由此受到启发，将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与其早年观剧地点关联在了一起。
综上，激发《黄衫客》小说写作灵感的中文文本是多样的，至少包括《霍小玉传》、《紫钗记》和《紫玉钗》。陈季同这位中国法语作家笔下的江南，应为融合了其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体验和19世纪法语文学“东方想象”的文学创造。通过引入诞生于明清之际、流行于光绪年间的闽剧《紫玉钗》作参照，我们可将《黄衫客》小说的创作实践，视作对明万历以来福州文人取材唐传奇等故事创作杂剧这一文学传统的继承。[30]另外，作者运用同时期欧洲情感小说和风俗小说的手法，使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更为丰满。
三 现代出版业、异域情调与文学传统
《时报》连载结束两个月后的1890年10月，小说《黄人》（L’Homme jaune）由法国巴黎夏尔朋铁丛书 （Bibliothèque Charpentier）出版单行本，题为“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31]与连载版相比，单行本将原先的第23章一分为二，因此在内容相同的情况下增加一章，共28章314页。夏尔朋铁是陈季同1890年新签约的合作出版商[32]，与其之前合作的卡尔曼·列维（Calmann Lévy）出版社相比更贴近大众市场。一封寄给沙龙主人夏尔朋铁夫人（Marguerite Charpentier）的信件显示两人早于1890年便开始往来，陈季同极可能是通过她的文学沙龙与其夫乔治（Georges Charpentier，1846—1905）及整个出版商家族建立起了联系。[33]1872年以来，丛书由乔治夫妇经营，他们又出版了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的全部作品，龚古尔、福楼拜、都德等同代作家的部分作品，并大获成功。1880年代巴黎出版业竞争日渐激烈，仍立足文学作品的夏尔朋铁不再局限于自然主义作家，而将丛书收录的范围扩展至古代名著及非自然主义流派的当代小说作品。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收入丛书，定价3.5法郎，自初版后至少重印两次，发行共3000册。[34]丛书的声誉及销量保障了《黄衫客传奇》单行本在法语区，以至欧洲邻国图书市场的流通。
Le Roman de l’homme jaune（《黄衫客传奇》）1890年初版及1891年再版
© 法国国家图书馆（BnF）
陈氏对小说文体的理解和偏好也基于其旅欧十数年的阅读与生活经验。在参观巴黎的一间阅览室时，他从法国向导处得知令多数读者沉迷的旧书是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通俗小说，并意识到这类作品与中国“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相似：产量虽高，文学价值却有待考察。[35]因此陈季同在创作《黄衫客》时有意突破中国“才子佳人”的叙事传统和欧洲通俗小说团圆结局的俗套。小说在1891年再版时，封面加上了副标题“中国风俗”[36]。事实上该作品在法国的接受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被视作与法译中国风俗小说（roman de mœurs）类似的作品，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阅读动力主要来源于异域情调。[37]另一方面，与朱迪特·戈蒂埃的《帝龙》、皮埃尔·洛蒂的《菊子夫人》及凡尔纳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等作品一样，它也被归入19世纪末法国作家以上述翻译作品和当代探险家的游记为灵感而创作的远东异域情调小说。
《黄衫客》吸取中、欧虚构性文学的特征开创了独特的语言和文体。例如小说第十三章叙述李益和小玉在杭州西湖一带漫游时，通过两人观赏湖边岩石题咏的情节引用了苏轼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及黄任《西湖杂诗（其六）》[38]。如果说在叙事中穿插诗句是中国话本小说的惯例，第二章与第十一章中由崔允明和李益写给各自恋人的赠诗，《致莲花》和《赠小玉》，则在形式和题旨上均承接欧洲文学传统：两首诗押交错韵（rimes croisée），前者五节以十音节的双行体诗句为主，有意模仿18世纪末博马舍喜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一幕第六场中托名林多的伯爵在罗思娜窗下以吉他伴奏的唱段[39]；而后者十节以八、九音节诗句为主，很可能受到了当代帕纳斯派诗人布雷蒙（Émile Blémont）《中国诗篇》（Poème de Chine，1887）中部分作品的影响[40]。这是最早由中国作家创作的法语诗歌，也是华人法语写作中仅有的讲求音节数和押韵的法语诗，比20世纪80年代程抱一创作的现代诗要早近一个世纪。而小说第十二、十九章分别以两封完整的来自李母和小玉的书信结束，也可见盛行于18世纪法国的书信体小说的影响。《黄衫客》一方面着重风俗描写，对科举取士、祖先崇拜、传统节庆等极尽细节铺陈，呼应了陈季同法语作品“比较风俗研究”的惯常手法[41]；另一方面则通过塑造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将唐传奇和明清戏曲中“因果报应”的道德教化改写为凡人抗争命运而不能，最终走向疯癫和死亡的悲剧。小说开篇便借同窗崔允明之口指出了李益犹疑软弱、缺乏自知的性格缺陷，为日后波折埋下了伏笔。小说后半部则着重刻画了李益在误会已经产生后仍心存侥幸、消极回避的“延宕”脾性。陈季同还试图用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解释李益的失常行为：他先是在婚礼后昏迷数日，幻觉不断，渐趋疯癫（第十七章）；由崔、韦二友拦下前往郑府时，则一路处于恍惚状态，在幻觉中看到黄衫客在马前引路（第二十三、二十四章）；在小玉去世后又时而暴怒，时而忧郁懊悔，显露出双相情绪障碍的典型症状（第二十一、二十八章）。而作者也反复强调李益是“病人”，在上述两次发作时均有延医看病的情节。在进行这些病理性细节描写时，作者应熟悉当时法国神经医学的最新发展，并借鉴了19世纪末法国文学中日渐普遍的心理分析及精神疾病书写。[42]另外，小说中“黄衫客”（l’homme jaune）这一人物形象也实现了从路见不平的“豪侠”向霍小玉的“先祖”的重要转变：或许是侠义精神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语境，陈季同选择将黄衫客的介入重新阐释为小玉先祖的庇护。然而小说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祖先崇拜叙事——作者有意批判李母以祖先之名胁迫李益与卢氏完婚，这直接导致李益精神失常；而作为小玉祖先的黄衫客则成了她自主选择姻缘的庇护者，并最终在精神上“惩罚”了李益的背叛行为。而且，作为先祖的黄衫客出场时是画像上的人物，而之后也只现身于李益的幻觉中，是其内心矛盾的投射。这一设置也可见19世纪末欧洲心理学发轫时期对文学的影响。而当代法国书评人吉尼斯蒂（Paul Ginisty）则将超现实的“黄衫客”形象比作杜丽舍花园中的传说人物“红衣小人”[43]，可见该人物形象在法国文化语境中的参照。
陈季同1889年10月为小说《珠江传奇》作序时盛赞其“使中西文字融会贯通”，这也成为他本人次年创作、连载小说时的理想与目标。[44]小说《黄衫客》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欧洲文学市场上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其对古今、中西文化资源的吸收与自觉融合，以及发达的报刊文明和现代出版业的传播效益。
夏尔·卡斯特拉尼创作于1889年巴黎世博会的《“巴黎名流”全景画》，其中第22张有两位中国人，作者将右者标注为陈季同。他们前方戴高礼帽的是法国工业家及收藏家埃米尔·吉美
Charles Castellani, Panorama le Tout-Paris, 22e planche (partie)
结语：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黄衫客传奇》
在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观念日益强化的背景下，夏尔朋铁丛书也以民族和语言划分“国别文学”，对收入的作品进行分类。小说《黄衫客》在1890年出版时，分属“法国文学”（Littérature française）的“小说或故事”类。随着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译本于1900年和1905年在罗马和里斯本相继出版，《黄衫客》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45]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法国前殖民地逐渐独立，“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Littérature francophone,又译“法语语系文学”）的概念逐渐盛行，部分法语文学研究者将《黄衫客》及陈季同的其他法文作品视为中国（华人）法语语系文学（francophonie chinoise）这一文学传统的开端。[46]
《艺术尼斯：文学、工业与财经报刊》（Nice artistique : journal littéraire, industriel et financier）1890年12月18日，封面图为画家Louis Tauzin所画的陈季同漫画
时至21世纪，《黄衫客》“闯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领域，并掀起了一股旷日持久的讨论风潮。第一轮高潮当属小说中译本出版的2010年前后：两位文学史家严家炎与范伯群观点碰撞，前者2003年就主张将陈季同、林语堂的外文作品也写进中国文学史[47]，而后者认为由于该作品在其时代未对中国文坛产生直接影响，《黄衫客》可被视作“一位迟到的先驱”，却并非中国新文学“开山之作”。[48]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界对《黄衫客》的探讨仍不离“起点之争”[49]，并在2021年《严家炎全集》出版之际再度达到高潮[50]。部分学者主张在充分认可这部小说文学史价值的同时，无须将其与本土作品《海上花列传》、《孽海花》（1905）或《狂人日记》比较，角逐出所谓“开山之作”：一方面，该现代性作品作为孤例，很难论证其代表“新文学”这一集合的断代意义[51]；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本就不必定以某部作品、某一时间节点划定[52]。最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之问本身，也值得追问：对该问题的主要看法可归纳出九种之多[53]，但“起点”的意义何在？有学者以此为契机反思19世纪以来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文学史书写及其线性历史叙述的合法性，认为抛开“起点”之说，法语小说《黄衫客》也与中国现代文学直接相关。[54]也有学者重申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其起点是不断建构的结果，认为真正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是2010年出版的作为翻译文学的《黄衫客》中译本。[55]这些探讨无疑超越了最初的“起点说”[56]，不断拓展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场域。
本文通过对法语小说《黄衫客》诞生背景、创作观念及其所继承的中、欧文学传统的回顾，结合对其文本中具有现代特征的情节的分析，旨在说明这部作品的文学史价值正在于它超越特定语言、文化和文体，以现代小说重构古典题材的“世界性”。我们认为，作者本人的创作与文学观念、多元化灵感来源和中、欧文学传统，与法国发达的报刊文明和现代文学出版机制，从不同方面共同诠释了作品诞生之初便具有的“世界文学”属性。在本个案研究中，我们将欧洲学者20世纪末提出的“文化迁变”的视角与方法作为他山之石。[57]从唐传奇至明清剧本，再到19世纪末“东方情调”的法语小说，本文试图以相关文本分析说明这一过程并非作为文化载体的同一文学题材的简单位移，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语言风格方面在不同时空语境中均有所发展，使得李霍与黄衫客的故事不断被重新诠释，最终获得了现代意义——从唐传奇的果报思想，到清代闽剧的情感冲突，最终抵达法语小说极尽铺陈与深入挖掘的性格悲剧。而《黄衫客》小说的意、葡、汉等语译本作为翻译文学在各自时空背景中产生的影响与文学史意义，可另作探讨。
陈季同19世纪末的法语作品作为整体，对当代各类文学史书写的意义也值得专文探讨，此处不赘。在“文化迁变”的视域下，随着拥有多重文化背景、以多种语言书写的作家日渐增加，以国家或语言来划分的传统文学史观已无法适应当代文学史书写的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重写文学史。[58]事实上无论是“法语语系文学”，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相关学者在致力于“重写文学史”的工作时均着眼于文学资源在跨文化迁徙时，在诗学及文学人类学层面上产生的交互影响。作为文化摆渡人（passeur culturel）的陈季同运用古今、中西文学资源重新阐释了现代语境中李霍与黄衫客的故事，而《黄衫客》作为文化载体，在不同语境间实现了语义迁移（déplacements sémantiques）与再化（résémantisation）：它为19世纪法国文学史、法语文学史带去了中国虚构叙事传统，又带着19世纪欧洲小说的特性回归中国现代文学史。
齐悦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中国研究系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0期）
注释
[1]丁敦龄1875年发表于巴黎的作品《偷小鞋》（La petite pantoufle），一方面经由法国作家奥贝尔（Charles Aubert）翻译，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保留了明清话本“下回分解”等套语定式，应被视为晚清拟话本小说的法语翻译作品。
[2]严家炎：《“五四”文学思潮探源》，《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作为《黄衫客》中译本撰序者，严家炎与译者李华川自2008年起就针对小说内容持续交流。在译者看来，对该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地位的界定，极大程度上推动了译本的面世。（见李华川《译后记》，陈季同：《黄衫客传奇》，李华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289页）
[3]孟繁华：《民族传统与“文学的世界性”——以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为例》，《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
[4]孟繁华：《我们的文学传统与世界性——近年来中国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及其问题》，《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1期。
[5]周云龙：《荡向无何有之乡的轻舟：陈季同的跨文化交流愿景与书写》，《华文文学》2014年第3期。
[6]黄诚：《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论陈季同〈黄衫客传奇〉的艺术性》，《江汉论坛》2014年第5期。
[7]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Ke Ren, Fin-de-Siècle Diplomat: Chen Jitong (1852-1907) and Cosmopolitan Possibilities in the Late Qing World, Baltimore, Maryland, July 2014, p. 151.
[9]花宏艳：《中国趣味与法国精神：陈季同的比较风俗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22 年第3期。
[10]在单行本出版前，《中国人的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分别在1884年和1885年连载于文学月刊《两个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与综合日报《时报》（Le Temps）；关于法国19世纪报刊文明史，参见卡力法等编《报刊文明：十九世纪法国媒体的文化史》（La civilisation du journal - Histoire culturelle et littéraire de la press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巴黎新世界出版社（Nouveau Monde éditions）2012年版。
[11]该“连载小说”（Feuilleton du Temps）专栏旨在推介法国及外国作家的长篇或短篇作品。1879年，儒勒·凡尔纳以中国情调为背景的冒险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在同一版面连载。陈季同的小说连载的具体期数为1890年7月23日至27日，7月30日至31日，8月1日至3日，8月5日至10日，8月12日至17日。
[12]Patrick Eveno, Le journal Le Monde : une histoire d’indépendance, Paris, Odile Jacob, 2001, p. 23.
[13]在同为189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快乐》一书的序言中，陈季同明确表明自己的书写“属于人类学范畴”并致力于描写一系列的“民族现象”（une séie de phénomènes ethniques）。
[14]《小说在中国》（Le roman en Chine）一文刊于《时报》1890年7月21日的第二版的社会新闻专栏“日复一日”（Au jour le jour）。
[15]Abel-Rémusat. Préface, Iu-Kiao-Li, ou les deux cousines, Paris, Moutardier, 1826, p. 7.
[16]Tcheng-Ki-tong, « Le Génie », 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 étude de mœurs comparées, Paris: Calmann Lévy, 1886, pp.45-65；该作品结集出版前，曾连载于《时报》（Le Temps）。巴赞原序见« Préface ou Dialogue entre un éditeur chinois et un jeune lettré », Le Pi-pa-ki, ou l’Histoire du luth, trad. Antoine Bazin,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41。
[17]当时已译入法语的中国小说主要有《好逑传》、《玉娇梨》和《平山冷燕》。汉学家雷慕沙、儒莲在选择翻译这几部小说时最初看重的是其中的对白有助于学习汉语口语，而并未重点考察其文学性。另外，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与盛行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情感小说（roman sentimental）有共通之处，因而译本在非专业的普通读者中也受到欢迎。
[18]1890年法国尚未出现这两部小说的全译本。西奥多·帕维（Theodore Pavie）节译了《西游记》的第九、十两回，分别发表于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第九期（第357～392页）与第十期（第308～374页），后收入帕维编译的《故事与小说集》一书（第57～88、167～203页）；1845年和1851年巴黎迪普拉书局出版了《三国演义》法译本两卷（San-Koué-Tchy Ilan Kouroun-i Pithe. Histoire des Trois Royaumes），为小说第一回至第四十四回的全译。
[19]李昉等编，谈恺校刊：《太平广记》，清嘉庆丙寅十一年苏州聚文堂坊刻巾箱本，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CHINOIS-7500；陈季同：《汧国夫人的故事》（L’Histoire de la duchesse Nien）, 收入《吾国》（Mon pays），夏尔朋铁出版社1892年版，第95～119页。
[20]清兵入闽时曹学佺自缢殉节，儒林班一度被禁，直至乾隆追谥曹学佺为“忠节”后复兴。
[21]汤显祖有《与曹尊生廷尉》《答范南宫同曹尊生》两首诗作，收入《玉茗堂尺牍》。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玉茗堂尺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2]见郑振铎《考证注释〈紫玉钗〉剧本》，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郑振铎在该书的序言中首次提出了“闽剧”的概念，以此统称福州地方戏。
[23]见邹自振《试论林纾的戏曲创作》，《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24]陈季同1876年5月结束一年的欧洲游历后回国，奔波于福州、南京、天津三地，1877年3月底随留学使团再度出使欧洲；1882年10月，已在驻德使馆任职五年的陈季同告假回国修父母墓，1883年6月返回欧洲。这一时期《紫玉钗》是福州当地最常上演的儒林戏剧目。
[25] “记当初，为寻佳偶，来到长安。寻觅丽人谐良配，天缘得遇女中仙。……东阁酒阑成欢会，密约中秋迎娶回家。那知好事反而多磨，我母亲又下了卢氏聘。令人负盟却誓，相见无颜。”“自别芳容往觐亲，谁料家慈别议朱陈。本当要推辞新婚配；怎奈是千金成聘，六礼会收，心内事又不敢向高堂相告禀，因此上阻滞我的婚姻。误却汝的佳期。默默筹思，进退两难。”郑振铎：《考证注释〈紫玉钗〉剧本》，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7、66～67页。
[26]这一情节在蒋昉《霍小玉传》则是小玉自言“妾本娼家”，当晚在鲍十一娘的安排下侍候酒醉的李益就寝。同时受剧本影响，小说《黄衫客》中强调小玉洁身自好，而她母亲郑夫人发现了两人的“秘密”后更是愤怒难当、伤心欲绝，直到李益向她保证自己的真心后才略为宽慰。小说的关键性改写，对李霍相识、相恋过程层层推进的细节叙述彻底否定了“书生妓女，始乱终弃”的唐传奇套路，而将李霍的爱情提升到了“以至真至纯的人情、人性面对现实困境”的层面来书写、考量。
[27] “侬家霍王幼女小玉，当初母亲将侬招赘李益为婿。定约选官之后，遣人奉迎。谁料他别赘他门，弃旧怜新”（郑振铎：《考证注释〈紫玉钗〉剧本》，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9页）；唐传奇《霍小玉传》中小玉关于身世的交代基本相同，但小玉自知庶出的身份不能和李益相匹，因此并未奢望李益将来能够迎娶她，而只央求他能够将二人的同居生活再延续八年。
[28]陈季同为强调中国礼俗的严谨与“文明”，在多篇文章中强调文人的爱情和婚姻都发生在考取功名之后。见陈季同《文人》（Les lettrés），《中国人的自画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êmes），卡尔曼-列维出版社（Calmann-Lévy）1884年版，第84页。
[29]小说开篇即交代故事背景为“中国首都南京”，并以对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和金山寺“异域风光”的大段描写吸引读者。见陈季同《黄衫客传奇》，李华川译，第1～3页。
[30]王晓珊：《闽剧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31]由热尔韦·夏尔朋铁（Gervais Charpentier，1805—1871）于1838年创立的“夏尔朋铁丛书”是19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丛书之一，旨在通过小开本口袋书的创新设计降低价格，将当代文学精品推向大众市场。至1841年，该丛书已基本囊括当时所有重要小说家的作品。包括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以及雨果、穆塞、乔治·桑、特奥菲尔·戈蒂埃等同时代作家的部分代表作。
[32]陈季同在夏尔朋铁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四部作品，分别是《中国人的快乐》（1890）、《黄衫客传奇》（1890）、《巴黎印象记》（1891）与《吾国》（1892）。
[33]该信由陈季同于1890年1月24日寄给玛格丽特·夏尔朋铁，手稿藏于法兰西学院图书馆。（Correspondances de M. et Mme George Charpentier II, Collection du vicomte Charles de Spoelberch de Lovenjoul, Manuscrits de l’Institut de France. Cote : Ms Lov. D 670 / Fol. 232-234.）；关于夏尔朋铁沙龙在巴黎社交界的地位和影响, 参见Michel Robida, Le salon Charpentier et les impressionistes, Bibliothèque des arts, 1958。
[34]印数可见于1897年出版的《夏尔朋铁丛书目录》（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Charpentier, août 1897, Paris: Eugène Fasquelle éditeur, 1897）。
[35]陈季同：《参观阅览室》（Un cabinet de lecture），收入《巴黎印象记》（Les parisiens peints par un Chinois），夏尔朋铁出版社1891年版，第211～220页。
[36]“新书速览”，《时报》1890年10月25日。
[37]中国风俗小说在法国翻译和接受的动力从18世纪致力于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到19世纪学院汉学家的实证主义，最后过渡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异域情调。见Philippe Poste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Studies.漢學研究，2010, H-S, pp. 261-291。
[38]原诗为“明月香风十二层, 半间亭子晚来登。内家五夜凭高望，指点湖山正上灯”。小说对诗句出处只字未提，旨在将之自然化入故事情节。
[39]该三节唱段同样为十音节双行诗体。见Pierre-Augustin Caron de Beaumarchais, Le Barbier de Séville ou La Précaution inutile, Texte établi par Édouard Fournier, Laplace, 1876, Œuvres complètes, pp. 79-80。
[40]陈季同在1889年巴黎世博会期间所作、题为《中国的社会组织》的演讲中引用了布雷蒙《中国诗篇》中的三首，明言受到这本诗集的影响，并仿照这些“中国风”的法语诗歌自己创作了一首。见陈季同《吾国》（Mon pays），第62～66页。
[41]在一次接受法国日报La Presse的采访时，陈季同坦言自己的创作初衷是借助小说情节和主人公的经历，对中国的科举、婚礼、葬礼等进行“风俗研究”。（见《在中国使馆》，La Presse, 1890年10月24日）
[42]双相情绪障碍症在1854年由法国精神病学家法拉亥（Jean-Pierre Falret）在其《精神医学临床经验》（Leçons cliniques de médecine mental）一书中首次以“循环疯癫症”（folie circulaire）和“双重形态疯癫症”（folie à double forme ）之名进行描述。1883年，精神病学家西提（Antoine Ritti）发表了专著《双重形态疯癫症临床研究》（Traité clinique de la folie à double forme）。
[43]见Paul Ginisty, L’Année littéraire. Sixième année, 1890, Paris, Bibliothèque-Charpentier, 1891, p. 277。
[44]“使中西文字融会贯通，如天衣之无缝, 谁谓天下非一家哉。” （« Lettre-préface du Général Tcheng Ki-Tong. Fac-similé », 3 octobre 1889, in René Pont-jest, Le fleuve des perles : l’araignée-rouge, par René de Pont-Jest ; avec une lettre-préface du général Tcheng ki-Tong, Paris: E.Dentu, 1890, p. NP）
[45]Tcheng Kitong, L’uomo giallo. Romanzo cinese. traduzione di Ebe Colbosin, Rome-Turin, Rouxe Viarengo, 1900 Tcheng-Ki-Tong, O Romance do Homem Amarello. Costumes Chinezes. Tradução de Luis Cardoso, Lisbonne, Parceria António Maria Pereira-Livraria editora, 1905.
[46]钱林森：《中西交通的一道桥梁：法国文化圈内的华人作家》，《法国研究》2004年第2期。Yinde Zhang, “Pour une archéologie de la francophonie chinoise : le cas de Tcheng Ki-tong”,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vol. 339, no. 3, 2011, pp. 289-300。
[47]严家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明报月刊》2003年4月号。
[48]范伯群：《新文学的先驱——论〈黄衫客传奇〉》，《江汉论坛》2014年第5期。
[49]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50]重点探讨陈季同小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黄衫客传奇〉中译本序》二文位列《严家炎全集》首卷的前两篇，可见严先生对相关问题和观点的高度重视。陈思和教授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的讨论，“展示了严家炎学术思想的总纲领”。见严家炎《考辨集》，《严家炎全集》第1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陈思和《他在重写文学史——读〈严家炎全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51]李彦姝：《从〈霍小玉传〉到〈黄衫客传奇〉：兼论中国小说近代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52]吴福辉：《现代文学史不必定以一部作品为开端》，《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53]文贵良：“从文学汉语实践的角度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2022年6月2日腾讯视频讲座，腾讯会议号码：336-678-200。
[54]张丽华：《从陈季同〈黄衫客传奇〉入史反思文学史的民族国家框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55]吴俊：《近思录（二）：翻译文学与文学史“重构”——从现代文学“起点”谈起》，《南方文坛》2022年第6期。
[56]在其“全集”的改定稿中，严家炎先生将黄遵宪的“言文合一”主张、小说《黄衫客传奇》等不再直接认定为明确的“起点”，转而表述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时的状况”。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收入《严家炎全集》之一《考辨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
[57]关于“文化迁变”（Transferts culturels/Kulturtransfers/Intercultural-transfers）的概念及方法，参见Michel Espagne, Michael Werner (ed.), Transferts, les relations interculturelles dans l'espace franco-allemand : XVIIIe et XIXe siècle, Paris : E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米歇尔·艾斯巴涅《文化迁变的概念》,解静译，载《跨文化对话》2016年第36辑。
[58]Michel Espagne, “L’histoire littéraire et les frontières”, in V. Denaene, J.-L. Jeannelle, M. Macé and M. Murat (ed.), L’histoire littéraire des écrivains, Pari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 2013. pp. 30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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