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
内容提要
日本鲁迅研究的深度以及细致程度一直受到广泛认可，但是尚无法称该研究领域及其复杂性得到了彻底探讨。比如在上海曾受过鲁迅熏陶的日本左翼文学家鹿地亘及其所写的鲁迅相关文章一直未受到重视。如果探究其原因，可能无法避免分析讨论引领日本鲁迅研究的竹内好与鹿地亘本人的关系以及战后不久在日本活跃的各种中国文学研究团体及思想倾向等问题。本文从鹿地亘的生平以及工作为切入点，探讨了竹内好彻底忽视鹿地亘及其鲁迅论的原因，并分析了竹内好所参与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与鹿地亘的“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之间的种种摩擦，以期能为鲁迅研究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关 键 词
鲁迅研究 日本 鹿地亘 竹内好
一 被遗忘的鲁迅之日本弟子
众所周知，鲁迅有一位来自日本并与其相交甚笃的“老朋友”[1]，即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其实，鲁迅生前交往的日本人的大部分都是由这位老朋友介绍的，包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对国内外的鲁迅研究者来说，增田涉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他是直接受到鲁迅教诲的日本人，其名字在鲁迅的书简与日记上也频繁出现。增田涉从1931年3月至12月直接承蒙鲁迅的指教，并由此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文翻译工作，返回日本之后与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岩波书店，1935）。他进入改造社从事编译《大鲁迅全集》工作，后来任大东亚部等日本政府机构的特约人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方面的调查。
另外，增田涉是第一个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日本社团“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一员。该社团由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的竹内好、武田泰淳以及冈崎俊夫等创立，其机关杂志《中国文学月报》创刊于1935年3月，后来改名为《中国文学》，共出105期。日本战败之后，增田涉在《中国文学》第99期至第102期上连载了《鲁迅杂记》，于1948年对此进一步加工，并改题为《鲁迅的印象》出版，以便给日本社会介绍他所耳闻目睹的鲁迅及其为人，其文献价值至今被国内外的鲁迅研究者广泛认可。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第二版序言”（1956年6月）中做了如下表示：
八年前初出《鲁迅的印象》的时候，在几位朋友聚会的座上闲谈，小野忍说，假如鲁迅是像歌德那样伟大的人物，那么像写作《歌德对话录》的爱克尔曼那样，增田的姓名也将流传于后世吧。竹内好便略加反驳说，不，鲁迅并不下于歌德，这书也会流传于后世。[2]
正如竹内好所说，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流传于后世，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资料之一。那么，中国学者如何看待这本书呢？增田涉《鲁迅的印象》的中文版译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留日时期应中国文学研究会的邀请曾经参与过该团体的恳谈会。根据1935年6月《中国文学月报》第4期的“会报”记载，钟敬文于同年5月18日在日本东京以“中国民间文学的蒐集与探究”为题演讲[3]，而13个出席者的名单中有增田涉的名字。[4]钟敬文在中文版《鲁迅的印象》的《译后记》（1976年4月）中称赞增田涉“对于鲁迅的学问和人格，又是那样崇敬和细心体察”，高度评价这本书在鲁迅生活和思想研究上的文献价值[5]；同时指出他作为典型日本知识分子的局限性，批判增田涉对鲁迅的谈论“往往受到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上和一般学术上偏见的拘束，因而作了不确当或不大确当的解释或评断”[6]。
増田渉『魯迅の印象』（東京：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48年）
而内山完造在《〈鲁迅的印象〉跋》（1948年7月19日）中曾经提及受到鲁迅教诲的另外一位日本人的存在：“总之，在几个月的期间，直接受鲁迅先生指教的人，据我所知在日本人当中只有增田先生与鹿地先生。”[7]内山完造这里提到的“鹿地先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鹿地亘。有趣的是，这两位日本人不仅都出生于1903年，而且他们的名字“涉”与“亘”在日语里的读音均为“瓦塔路”（wataru）。钟敬文将增田涉与鲁迅的关系称为“师生间讲习关系”[8]，鹿地亘则将鲁迅视为自己的“灵魂导师”[9]。虽然他们都曾于1930年代在上海直接受到鲁迅的熏陶，但增田涉和鹿地亘在日本鲁迅研究中的评价与地位大相径庭。换言之，在国内外的鲁迅研究中，增田涉的工作一直以来受到了充分的关注，但鹿地亘和鲁迅的关系，包括鹿地亘所写的关于鲁迅的文章却被遗忘了许久。那么，鹿地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内山完造（1885-1959）
鹿地亘（Kaji Wataru）的本名为瀬口贡（Seguchi Mitsugi），1903年5月1日出生于日本国大分县，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文学部国文学科，作为东大“新人会”成员和中野重治等举办“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投身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受风靡一时的“福本主义”影响，他于1927年2月《无产者新闻》上发表了《克服所谓社会主义文艺》，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加以批判，成为导致“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分裂的原因之一。鹿地亘于1932年1月加入日本共产党，后来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NALP）的最后一任总书记，1934年被捕下狱，1935年10月由“法庭转向”[10]获保释之后混进剧团秘密来到上海，与晚年的鲁迅及其周围的中国青年成为至交。“八一三”事变之后，鹿地亘辗转香港、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宣传运动[11]，因此在当时日本国内被扣上“卖国奴”的帽子。1946年5月返回日本之后，他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和翻译，但1951年11月忽然被驻日美军“卡农机关”（The Canon Unit）[12]绑架，以所谓“鹿地事件”[13]的当事人而闻名于世。
鹿地亘（1903-1982）
1952年12月被美军释放之后不久，鹿地亘在日本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上如此陈述美军绑架自己的理由：“总而言之，我想这位叫嘎尔施[14]的人很可能企图通过改变我作为文化人的立场以及个人思想，让我从事对日本人民不利的宣传。因为，他跟我说‘总之，我们希望你为我们做和你在中国做一样的事情’。”[15]鹿地亘接着说，美军要求他“站在美军的立场上，和美军一起”从事美军的宣传活动。[16]不过，鹿地亘坚决地拒绝美军的要求，因为他“在政治意义上，作为日本国民不能赞同美国的极东政策”[17]。要注意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鹿地亘在重庆曾经和美军有过合作关系，因此这位美军大佐对鹿地亘的要求可以理解为美军希望与鹿地亘重新在日本合作，不过被鹿地亘谢绝。
鹿地亘后来作为苏联的间谍被起诉，被迫经历长期的法庭斗争（1969年被宣判无罪），渐渐脱离中国文学研究工作，主要撰写关于自己在中国从事的反战活动方面的书籍。围绕着“鹿地事件”，内山完造作为该事件的证人之一在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为鹿地亘做证，将鹿地亘来到上海的情况解释如下：
当时他跟我说，作为远山满的剧团之专属作家绕过青岛来到上海。他说不想留在剧团，无论如何想热心研究中国文学。虽然和他那时是初次见面，但我回答说那样也好。我看他是一位非常认真的好青年。那时与我家关系非常亲密的文豪鲁迅常常做客，我便把鹿地君介绍给了他，鲁迅先生愿意跟他谈一谈，好像把他带回自己家谈话。后来，鲁迅先生说他确实是一位非常认真的好青年，便提议稍微教教他。鲁迅先生之后非常热情地教他。[18]
从内山完造的证言中可以窥见鲁迅对鹿地亘的评价。鹿地亘于1936年2月6日在内山书店初次见到鲁迅。虽然当天的鲁迅日记中没有关于鹿地亘的记述[19]，但根据鹿地亘与内山完造的证言，鲁迅之后一直关怀鹿地亘的生活问题，和内山完造商量之后让鹿地亘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并在日本期刊上发表。实际上，收录于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鲁迅之日记和书信中至少有八处涉及鹿地亘的内容[20]，但这些记述都是片段性的，不包括鲁迅给鹿地亘所讲的内容。值得关注的是，最近被发现的一封鲁迅致内山完造的短简（1936年8月28日）中也有涉及鹿地亘及其翻译工作的内容。[21]
笔者认为，鹿地亘在上海所记载下来的鲁迅之言论绝不逊色于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而且可算是中日左翼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文献。在1936年这一年内，鹿地亘在日本报刊上至少发表了关于鲁迅的三篇文章[22]，其大部分立即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报刊上发表[23]。鲁迅去世之后，鹿地亘同胡风一起从事日本改造社版《大鲁迅全集》（共七卷，1937）的编译工作。鹿地亘致力于翻译其第二卷之《野草》、第三卷《随笔·杂感（一）》、第四卷《随笔·杂感（二）》和第七卷之《传记》。返回日本之后，鹿地亘持续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包括其专著《鲁迅评传》（日本民主主义文化联盟，1948），被美军释放之后也断断续续地撰写了一些关于鲁迅的文章。
『大魯迅全集』第三巻（東京：改造社，1937年）
鹿地亘著『魯迅評伝』（東京：日本民主主義文化連盟，1948年）
鹿地亘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反战作家”而闻名，因此在中国他关于鲁迅所写的文章当时也受到了充分的关注。比如，鹿地亘在1942年6月《文艺生活》第2卷第4期上发表的凡海译《鲁迅魂》中如此叙述：“看看他的遗著吧。那遗著是我们的东西了。我们应该负起属于我们的血写的文字所说明的一切责任。我们应该以刚毅的灵魂面对着这些文字所表现的一切现实而从事战斗。”[24]这篇文章战后不久重新刊登在1945年12月《文艺春秋》月刊（上海：永祥印书馆发行）第2卷第1期的特辑“学习鲁迅·研究鲁迅”之后，立刻转载于1946年2月天津《鲁迅文艺月刊》创刊号，显现出鹿地亘当时在中国的存在感，其《编校后记》中有如下记载：
鹿地亘，他是日本人，但他不是侵略我们的，而是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法西斯的斗士，他一直不满意他自己底帝国主义国家，所以成了祖国的叛徒，并且带着妻子，一直活跃在我们的后方，他是我们忠实的同志，我们的手是该拉在一块的。他是非常崇拜鲁迅先生的，读了他的《鲁迅魂》，我们可以知道他了解先生的深刻了。[25]
虽然中国人民对鹿地亘这个名字已经不太熟悉了，但中国的鲁迅研究者相当重视鹿地亘与鲁迅的关系。比如说，《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一书收录鹿地亘所写的《鲁迅访问记》、《鲁迅的回忆》、《鲁迅和我》与《鲁迅魂》四篇文章。[26]除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鹿地亘的不少论文之外，最近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讨论鲁迅与鹿地亘的关系，包括鹿地亘对于鲁迅的叙述。[27]
鹿地亘著『中国の十年』（東京：時事通信社，1948年）
那么，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如何看待鹿地亘的工作呢？实际上，二战之前的日本鲁迅研究中鲜有见到鹿地亘的痕迹，可能因为对于当时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日本人来说，叛变祖国而出逃的鹿地亘与鲁迅之间的关系是颇为敏感的话题。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鹿地亘从1936年起连续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以及译文，但他因投身抗日战争而被扣上“卖国奴”帽子之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也很难提及鹿地亘的存在。比如，日本作家小田岳夫在1941年发表的《鲁迅传》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与鲁迅有关的日本人及其文章，但却未提到鹿地亘为鲁迅抬棺一事。[28]与此不同，和鹿地亘一起从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中野重治不仅在《鲁迅传》一文中提及鹿地亘撰写《大鲁迅全集》第7卷的《传记》[29]，而且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提到鹿地亘为鲁迅抬棺的事情[30]。据鹿地亘所说，他写信给东京的中野重治告诉他出境成功时，中野重治在回信中对他说“别怀念家乡，你变成中国人吧”[31]，令人感叹二人之间友谊深厚。
战后的日本鲁迅研究者也大多没有充分关注鹿地亘和鲁迅的关系，但丸山升却并非如此。丸山升曾经参与以东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为主的鲁迅研究社团“鲁迅研究会”[32]，后来作为东大中文系教授对日本鲁迅研究与193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据笔者所知，他在1996年发表的《鲁迅与鹿地亘》一文是在日本国内专论这两位人物之间关系的唯一文章。丸山升对于鹿地亘在日本鲁迅研究中的位置做了如下论述：
鹿地亘亲自受到晚年鲁迅的教诲，在其葬礼成为“治丧办事处”的一员，跟巴金、胡风等为鲁迅抬棺，这些事情并不鲜为人知。他不仅撰写跟鲁迅的会晤记录、关于鲁迅的回忆录等等，而且在鲁迅逝世后不久出版了《大鲁迅全集》第7卷的《传记》。这部传记虽晚于增田涉《鲁迅传》，但早于小田岳夫《鲁迅传》，并在全面论及鲁迅生平的一点上较增田所写的更加出色，客观来看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尽管如此，鹿地亘对于鲁迅的叙述至今未有被认真讨论。我本人在之前写作的《在日本的鲁迅》中未有触及鹿地。饭仓照平先生对收录此文的《近代文学中的日本与中国》加以评论时，给我指出了这个疏忽。[33]
丸山升在注意到鹿地亘在日本鲁迅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同时，谈到他从前也没有将鹿地亘当作“认真讨论”的对象。实际上，丸山升在1986年发表的《在日本的鲁迅》[34]一文中亦未提及鹿地亘。当时他以为鹿地亘的鲁迅论“在日本的鲁迅研究史上没有非提不可的价值”，因为在其叙述中存在因时期不同而不一致的部分，而且描述鲁迅及其周围的人物时容易受到其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强地反映这些人物的评价在中国的变化。[35]不过，丸山升后来渐渐地认可鹿地亘及其工作在鲁迅研究史上的重要性，因为其中包括“描述晚年鲁迅的珍贵场景以及在其他文献上没有的鲁迅之见解”[36]。丸山升对鹿地亘的关心集中于其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战活动[37]，因此未有充分讨论鹿地亘对于鲁迅的叙述，但作为日本鲁迅研究者意识到“认真讨论”鹿地亘必要性，其贡献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丸山升（1931-2006）
令人意外的是，被丸山升提到的饭仓照平在对《近代文学中的日本与中国》的书评[38]中并没有指出丸山升的“疏忽”。饭仓照平是竹内好的高徒，曾经与竹内好一起编辑《中国》杂志（1963—1972），致力于编辑《竹内好全集》十七卷（筑摩书房，1980—1982），晚年组织了“记录竹内好之会”。笔者用电子邮件向饭仓老师提问时，他诚恳地给我回信说：“虽然记得不清楚，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应该没有以公开的形式指出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应该是以赠书的谢函或者口头的形式告诉他这件事的，因为我也一直挂念着竹内先生他们未有清晰地阐述鹿地的工作。”[39]对于饭仓照平老师所说的“挂念”，笔者深有同感，因为一边翻阅鹿地亘的文章，一边思考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在各种意义上引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竹内好，为何彻底忽视鹿地亘及其鲁迅论呢？本文主要探讨竹内好和鹿地亘这两位日本鲁迅研究者的复杂关系，通过批判日本鲁迅研究中的巨大龃龉，以期能为鲁迅研究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饭仓照平（1934-2019）
倉重拓「飯倉先生を偲ぶ」（竹内好を記録する会発行『飯倉照平追悼集』，2022年，非売品）
二 竹内好对鹿地亘的看法
虽然竹内好一个人无法代表日本鲁迅研究的全体，但难以否定竹内好作为战后不久“直到70年代都是日本鲁迅研究的第一人”[40]的影响力，因为日本鲁迅研究者直接还是间接地受到所谓“竹内鲁迅”的巨大影响，其中一些人以此为轴心，另一些人通过与此对峙而得到发展。并且，竹内好的影响不仅包括鲁迅研究者，甚至波及一般读者。竹内好指导之下成立的“鲁迅友之会”[41]于1970年代末编辑出版了内山完造著《关于鲁迅的回忆》，其《编辑后记》中强调增田涉、鹿地亘和内山完造这三位日本人的鲁迅记录之重要性，并讲述“虽然前两者各自编辑出版《鲁迅的印象》与《鲁迅杂记》，但内山完造的贵重论稿好像未有编成一本书，在未整理的状态下一直搁置到现在”[42]。这里他们竟然把鹿地亘的《鲁迅评传》错写成《鲁迅杂记》，即竹内好于1949年由“世界评论社”出版的书籍。对1970年代日本的鲁迅读者来说，以《鲁迅评传》为主鹿地亘的鲁迅相关文章好像是很陌生的存在。那么，竹内好在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中如何获得这么庞大的影响力呢？丸山升在1986年发表的《日本的鲁迅研究》中做了如下论述：
战后鲁迅开始被广泛阅读，是在战后数年后的1953年，归功于竹内的翻译。竹内的两种翻译之所以畅销，原因之一是战后数年间几乎没有翻译鲁迅。战后不久曾有出版《鲁迅作品集》全三卷的计划，但出到第二卷后因占领政策而中断。竹内译的《评论集》当初是约定由大阪朝日出版社而翻译的，但也因占领政策而不能出版，和约生效后才由岩波书店出版。[43]
竹内好（1910-1977）1951年摄
实际上，竹内好在1953年内连续出版鲁迅的翻译作品，包括2月出版的《鲁迅评论集》（岩波书店）、5月出版的《鲁迅作品集》（筑摩书房）以及6月出版的《鲁迅入门》（东洋书馆）。回顾日本鲁迅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其翻译方面，1953年似乎是个关键时刻。另外，丸山升关注到了1953年竹内好译著成为畅销书之前是日本鲁迅作品翻译的空白时期，因美军占领日本政策而出版计划不得不中断。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东西出版社于1946年10月出版《鲁迅作品集》第一卷（增田涉译《阿Q正传》），1947年1月出版其第二卷（松枝茂夫译《朝花夕拾》），不过其第三卷（鹿地亘译《随笔集》）的出版计划以失败而告终。[44]竹内好在《鲁迅评论集·解说》中指出，这本书由大阪朝日新闻社出版的计划“因版权问题而取消”[45]，未提丸山升所说的占领政策问题。
虽然竹内好译《鲁迅评论集》出版计划挫折的理由不太清楚，但鹿地亘译《鲁迅作品集》第三卷《随笔集》未能出版的原因，肯定和占领政策有关。论美军占领日本时期的鲁迅作品出版及其挫折，不可忽略的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审查制度。战后不久，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SCAP）参谋第2部（G2）管辖的民间检阅支队（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开始对日本国内所有的期刊、书籍、电影等开始非公开审查。美国马里兰大学图书馆的“普兰格文库”（Gordon W. Prange Collection）收藏了最综合的美国占领时期日本文献，其中包括至少6个鹿地亘的作品[46]，而且其大部分与中国相关，因此当时鹿地亘和中国的特殊关系很可能已经被美军当局所关注。
如上所述，1951年底至1952年底鹿地亘被驻日美军监禁，释放之后也无法专心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反而竹内好在日本获独立之后恰当地抓住时机，并成为鲁迅作品日文翻译的第一人。讨论战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时，一般不会考虑到美军占领时期的审查制度问题，不过笔者想为了历史性地探究各种文本的产生以及被压抑的过程，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也不得不关注这种国际政治情况对言论或者文艺的影响，包括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民间检阅支队对日本鲁迅研究以及翻译作品的态度和措施。
另外，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何看待鹿地亘的问题也相当重要。对于日本战败之前无论积极还是消极地参与所谓“大东亚战争”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来说，不背叛中国人民以及文学，作为日本人彻底斗争的鹿地亘也许是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的存在。鹿地亘返回日本的1946年5月14日《朝日新闻》的专栏“天声人语”赞扬包括野坂参三、青山和夫与鹿地亘的“抗日三男人”战争时期在中国发挥的作用。不同于作为“英雄”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日本共产党干部野坂和与鹿地亘争斗反战同盟领导权的青山，鹿地亘回国之后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复杂得多。
论竹内好对鹿地亘的看法，这些历史背景也值得关注。但实际上，无论战前还是战后，竹内好和鹿地亘都没有直接交往过。更准确地说，竹内好似乎不太愿意跟鹿地亘交往，对鹿地亘始终抱有复杂的心情。据我所知，《竹内好全集》中有六处涉及鹿地亘的内容，但这些叙述都是片段性的。首先可以注意1934年4月29日的竹内好日记，其中说：“江口涣在《作家同盟的解散》中只不过是咒骂鹿地与山田而已，我真受不了。”[47]围绕着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解散的是非，其最后一任总书记鹿地亘的责任问题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研究中不断被人讨论。作家同盟解散之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老干部江口涣在1934年4月《文化集团》第2卷第4期上发表《作家同盟的解散》，指责当时的作家同盟指导部，即所谓“鹿地·山田集团”。这里竹内好只是表达了对江口涣的反感，但对鹿地亘和山田清三郎保留意见。
其次，竹内好在1936年4月《中国文学月报》第13期的《后记》中对鹿地亘到上海之后初次提及鲁迅的文章加以批评，讽刺地质疑他当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资格：
鹿地亘在《文学评论》四月号的《上海通信》上写到关于鲁迅的事情等等，其中频繁使用“幽默的文章”等幽默两个字。我对此感觉有点儿奇怪，反而他最后阐明“在送稿子之后才发现了幽默就是humor（笔者注：原文为英文humor的日文片假名表记）的借用字等等”，这才真正是幽默。[48]
竹内好（1910-1977）1938年摄
鹿地亘在1936年3月4日执笔的《上海通信（其二）：鲁迅先生与中国文化运动之今日》一文中提到鲁迅的“幽默的话语”，并误解地写道“仿佛将无言的对象、历史、社会与自然等事象自然而然地说出来，既是事象内在的生命自然流露、又充满暗示的话语”[49]。正如竹内好所说，鹿地亘这里暴露了他对中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无知。与此相反，竹内好早在1935年3月《中国文学月报》创刊号上简单介绍了《论语》式“幽默”的衰退与“小品文”的盛行。[50]从竹内好的角度来看，连“幽默”一词在中国现代文学上的含义也理解的外逞强翻不译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只不过是个玩笑，恐怕鹿地亘的轻率言论给竹内好留下较深的负面印象，并由此导致了竹内好对鹿地亘的成见。
战后的竹内好日记也值得关注。作为士兵在湖南岳州经历战败的竹内好于1946年6月底返回日本，之后立刻开始访问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和出版人士。同年7月11日，竹内好离开埼玉县浦和的家前往东京目黑的教育研修所，在那里遇到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小野忍，其日记中有如下陈述：“小野君说，他去神田参与《中国文学》的鹿地亘座谈会，我说不喜欢鹿地而谢绝”[51]，明显地表达出他对鹿地亘的看法。实际上，1946年9月《中国文学》第98期登载7月11日下午在东京神田一桥以“向鹿地亘先生询问中国的文学运动”为题举办的座谈会。鹿地亘在座谈会上答出席者的问题，并阐述他所见闻的中国文学状况，最后指摘日本文化运动对民众艺术的浅薄理解，批评明治以来热衷于欧美先进文学的日本知识分子之“半殖民地思想”[52]。遗憾的是，竹内好没有参与此次座谈会，他后来积极参与各种座谈会与会谈，但和鹿地亘直接对话的机会之后再也没有了。
二战结束之前，竹内好决定废刊《中国文学》，并于1943年3月出版了该杂志的最后一期，即第92期。日本战败之后，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千田九一等于1946年3月复刊《中国文学》第93期。后来回国的竹内好对此感到不满，他在同年8月5日写的《备忘录》中对《中国文学》的复刊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强调“从中国文学的方面追求文学中的战争责任的必要性”[53]。探讨战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时，千田九一主编的《中国研究》及其内容值得关注。前面提到过鹿地亘应《中国文学》的邀请参与了座谈会，而且，1946年4月的《中国文学》第94期刊登了黄源著、柳泽三郎译《“中国之友”鹿地亘之记》[54]，通过黄源的写作介绍了鹿地亘在中国的活动。千田九一和战后日本左翼文艺团体“新日本文学会”也有一些关系，因为他1946年12月同新日本文学会一起编译出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说，复刊《中国文学》的千田九一摸索着和日本左翼文艺团体的合作，这个要素也可能是竹内好反对《中国文学》复刊的理由之一。最后，复刊的《中国文学》又于1948年5月以第105期为最后一期停刊。
中国文学研究会編『中国文学月報』〈全8巻別巻1別冊1〉（東京：汲古書院，1971-1977年）
另外，竹内好对鹿地亘的文章也进行了批判。1947年2月12日的竹内好日记中写了自己关于《潮流》[55]第2卷第1期的几篇文章的感想，以“鹿地的论文令人不快”一句搁笔[56]。竹内好所评论的是鹿地亘于1946年11月25日所写的评论《爱国是什么》。这里鹿地亘首先批评日本固有的像“胜者王侯，败者贼”那样的思想以及道德信念的缺失，以此论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笔者推测，竹内好之所以对此感到“不快”，也许是因为鹿地亘断定“大东亚共荣圈”无非是“企图建立东亚奴隶帝国的帝国主义阴谋”。与战败之后立刻否定曾经支持“大东亚战争”的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不同，竹内好战后也坚持思考那场大战的意义，因此从他来看鹿地亘的言论也许像把自己的事搁置一旁而苛责别人的态度。
但不同于大部分日本知识分子，鹿地亘“八一三”事变后积极投身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他甚至被当作“卖国奴”而臭名远扬。典型的“转向者”山田清三郎1938年12月发表了以鹿地亘为题材的小说《暴风背后》，并在其结尾呼唤主人公国贼木崎透，劝说他作为日本人重新复苏。[57]令人费解的是，竹内好战后也未有充分关注鹿地亘等一些日本人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展开的反战活动，对于鹿地亘这方面的贡献视而不见。
另外，竹内好在1948年10月7日的日记中如此批判中国研究所编纂的《中国的现代文化》（白日书院，1948）：“这本书很无聊，尤其是卷头的鹿地亘与平野义太郎实在太过分了。至于平野居然原封未动地转载《鲁迅》的一部分。”[58]竹内好所说的两篇文章是鹿地亘的《现代文化的特质》与平野义太郎的《新中国知识分子论》。虽然他具体指出后者的问题，但关于前者的问题没有具体说明。最后，竹内好在和尾崎秀树的谈话中，论及鹿地亘的著作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上的文献价值，由此陈述：“鹿地先生是当事者，而且他有点儿复杂……”[59]竹内好一向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抱有浓厚的兴趣，但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始终与鹿地亘保持距离，充分表达了他对鹿地亘抱有的复杂心理。
实际上，竹内好对鹿地亘的看法与其说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关，不如说和中国文学研究有关。为了辨别竹内好的这种成见之是非，需要考察鹿地亘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尤其是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上的业绩。鹿地亘认识鲁迅之后，在鲁迅及胡风的引导之下，一边学习中国的语言以及国情，一边翻译发表鲁迅等中国现代文学者的作品。根据笔者的调查，鹿地亘1936年一年间在日本所翻译的作品包括：萧军著，鹿地亘、日高清磨瑳合译《羊》（1936年6月《改造》第18卷第6期）；鲁迅著，鹿地亘、日高清磨瑳合译《我的第一个师父》（1936年6月《日本评论》第11卷第6期）；瞿秋白著，鹿地亘、日高清磨瑳合译《中国革命与鲁迅》（1936年8月《日本评论》第11卷第8期）；鲁迅著，鹿地亘译《讽刺诗三篇：从散文诗集〈野草〉》（1936年9月《改造》第18卷第9期）；鲁迅著，鹿地亘译《写于深夜里》（1936年12月《改造》第18卷第12期）。
可见鹿地亘来华第一年的翻译工作数量是压倒性的。鹿地亘在《上海通信（其二）：鲁迅先生与中国文化运动之今日》中所提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也被译成《中国革命与鲁迅》而发表。讨论鹿地亘的翻译工作时，不可忽略的是当时任《上海日报》政治部主任的日高清磨瑳[60]。他不仅给鹿地亘提供住宿的地方，而且致力于协助鹿地亘的翻译工作，因此鹿地亘1936年前一半翻译作品的大部分是跟日高清磨瑳的合译。竹内好在1936年12月《文艺》第4卷第12期上发表的评论《最近的中国文学》中高度评价萧军的短篇小说《羊》，讲述它“确实已经带有保证新小说世界发展的未来性”[61]。然而，竹内好对半年之前在《改造》上发表的鹿地亘、日高清磨瑳合译《羊》没有加以任何批评。究其原因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竹内好虽然不承认鹿地亘，但认可《羊》日文译本的质量；二是由于和日高清磨瑳的关系，不愿对译文进行批判。实际上，日高清磨瑳不仅于1936年9月加入中国文学研究会[62]，而且成为该社团上海支部的主要人物。1936年8月《中国文学月报》第17期的“后记”中，可以看到竹内好对在沪日本同人的期待：
以同人增田今夏访问上海为契机，当地的人们之间出现以《上海日报》的日高先生为中心成立中国文学研究圈子的动向。今后他们应该可以给我们提供较新的消息，下个月应该可以介绍最近文坛上的民族主义倾向、中国文艺作家协会与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对立等。[63]
1936年9月《中国文学月报》第18期收录了日高清磨瑳所写的资料《文艺家协会和文艺工作者》，而应竹内好的期待，日高清磨瑳积极参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据1937年5月《中国文学月报》第26期的“会报”，1937年4月6日在东京新宿举办中国文学研究会第20届例会，返回日本的日高清磨瑳以“上海文坛的近况”为题演讲。[64]不同于日高清磨瑳，当时在上海的鹿地亘不知为何没有加入中国文学研究会。无论如何，鹿地亘1936年后期在日本已经成为相当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而其优势在于他和鲁迅及其弟子们的亲密关系。鹿地亘的文章在《文艺》、《改造》、《日本评论》与《中央公论》等重点月刊上连续发表，而在鲁迅逝世之后，他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工作达到了高峰。对在东京为中国文学研究会奋斗的竹内好来说，鹿地亘的工作应该是不得不介意的存在。探讨竹内好对鹿地亘的看法时，这一点不应被忽略。
如上所述，虽然竹内好对鹿地亘的翻译工作未有加以批评，但其妻子池田幸子却遭到过竹内好的批判。1935年底获保释之后，鹿地亘应当时的妻子河野樱的要求跟她离婚，单身来到上海之后不久和一位因参与政治运动被迫退学之后跑到上海的池田幸子结婚，但后来前妻河野樱也追随鹿地亘来到上海。和鹿地亘有关的这两位日本女人也跟晚年的鲁迅有过交往，甚至发表她们自己的鲁迅回忆录。[65]不同于鹿地亘和池田幸子，河野樱于1937年1月加入中国文学研究会。[66]而池田幸子翻译过鲁迅的两部作品，分别是《死》和《半夏小集》，前者登载于1936年12月《文艺》第4卷第12期，后者登载于1936年12月《日本评论》第11卷第12期。竹内好在1936年12月《中国文学月报》第21期的“后记”中对池田幸子翻译的日文版《死》加以强烈批评：
一位叫池田幸子的人在《文艺》十二月号上翻译了登载在《中国文学月报》第20期上的鲁迅的《死》，该文可以称为近来无法容忍的暴译。不成熟也不好，所以我一般不想对这些事情进行批判，但其实没有比无知更可怕的事情。有这种恶译流行的兆头，真麻烦透了。[67]
鹿地亘与池田幸子
虽然无法确定竹内好当时是否知道池田幸子是鹿地亘的妻子，但从上文中不难体会竹内好对池田幸子翻译的气愤。在笔者看来，池田幸子的译文确实远远不如竹内好的译文，因为池田幸子的日文中有不少牵强的表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该文是“无法容忍的暴译”，因为池田的日文翻译中没有严重的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刊登综合文艺期刊的标准。笔者认为这两篇译文的最大差异在于竹内好用意译方式以精练的日文翻译出来，而池田幸子虽然译文不够流利，但大抵遵照原文进行了翻译。值得关注的是，竹内好晚年单独重新翻译鲁迅作品[68]时，将《死》中之前意译的一部分改成和原文更接近的表述，最后使这两位翻译者的《死》之译文更接近。可以说，竹内好晚年这样间接地否定了“无法容忍的暴译”这种说法。虽然竹内好晚年开始提及鹿地亘在鲁迅翻译工作方面的贡献[69]，不过他在众多关于鲁迅的著译作品中一向忽视鹿地亘的角色，包括他在日本鲁迅杂文的翻译以及研究中的重要位置，未免影响了后代的日本鲁迅研究者，使得鹿地亘的工作及其意义无法被“认真讨论”。
最后，为了彻底研讨竹内好对鹿地亘的见解，除了竹内好的这些文字之外，还可以关注竹内好对鹿地亘及其工作的忽视。竹内好在1952年10月17日《朝日新闻》发表的《鲁迅的祭日》中，将战前到战后的日本鲁迅研究状况概括如下：
迄今为止给予鲁迅的评价，粗略地看有两种。其一，东洋的虚无主义者；其二，战斗的人道主义者。举例来说，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代表了前者，增田涉的《鲁迅传》代表了后者。我的《鲁迅》是既反对两者又尝试着想要将两者统一起来。不过并不是提出积极的人之形象。所以，鲁迅观的这两个类型，虽然具有各种各样的变奏曲，但还是可以看到被原封不动地继承到今天。战争末期太宰治《惜别》属于前者，中野重治的几篇短文属于后者。[70]
很明显，这里竹内好忽视了鹿地亘从1936年陆续发表的鲁迅相关文章，包括其代表作品《鲁迅评传》。并且，竹内好在1953年6月出版的《鲁迅入门》（东洋书馆）“参考文献”中介绍了当时容易得到的鲁迅作品以及随笔相关的三种日文书籍[71]，并对于战前日本鲁迅翻译作品谈道“现在基本上找不到以前出版的《大鲁迅全集》和其他翻译作品，也没有必要费尽心力寻找”[72]。笔者认为竹内好的这句话表示了战后的鲁迅作品翻译和战前的鲁迅作品翻译之间的断裂。上面提到了鹿地亘是鲁迅杂文日文翻译的魁首。尽管如此，竹内好译《鲁迅评论集》于1953年2月出版之际，竹内好在其“后记”和“序·解说”中避而不谈鹿地亘的工作。
如上所述，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是鲁迅作品的翻译上，竹内好是一个无法妥协的人，然而他对鹿地亘的杂文翻译未加以任何批评，对于鹿地亘所翻译的大量鲁迅杂文一直保持沉默。虽然丸山升给予鹿地亘的翻译工作一定的评价，但他说没有仔细分析其文本。[73]浏览收录于《大鲁迅全集》第三卷（改造社，1937）的鹿地亘所翻译的鲁迅杂文时，笔者也未找出其问题所在。并且，鹿地亘和竹内好的译文在其文体和风格上不太一样，因此笔者认为竹内好翻译鲁迅杂文时参考鹿地亘译文的可能性较小。无论如何，关于鹿地亘所论述的鲁迅相关内容，竹内好除了在1936年嘲笑鹿地亘对中国文学的无知之外，之后一直表现出对此毫不在意的态度，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始终未有探讨鹿地亘的工作及其意义。
三 “中国文学研究会”与“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
前面提到了饭仓照平先生在给笔者的回信中讲“我也一直挂念着竹内先生他们未有清晰地阐述鹿地的工作”，其中的“竹内先生他们”这句话耐人寻味，因为它指的不是竹内好个人，而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们。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该社团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虽然该社团的机关杂志《中国文学》于1948年5月废刊，但战后不久在新兴的鲁迅潮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竹内好、松枝茂夫（1905—1995）、小野忍、增田涉等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旧成员”[74]。正如竹内好的挚友武田泰淳在以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为题材的小说《风媒花》（1952年连载于讲谈社《群像》）中所描述的那样，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之间的交往战后也仍然存在。根据登载在1951年12月《文学》（岩波书店）第19卷第12期的《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之现状及其问题》一文，当时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团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A 以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为主的团体（仓石武四郎等）；B 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既包括机关杂志《中国文学艺术通信》，又包括日本《人民文学》盟友的岛田政雄等，关于新作品的工作量比其他团体多）；C 中国文学研究会（机关杂志《中国文学》尚未复刊，研究会重新组合，继续中）；D 以京都大学为主的团体（吉川幸次郎、入矢义高等）；E 中国研究所（在文学方面人员较少）；F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饭冢浩二、仁井田陞等，没有文学专家）；G 除了上述团体外，还有奥野信太郎、鱼返善雄等孤立的小团体。[75]
根据上文的说明，中国文学研究会当时处于“《中国文学》尚未复刊，研究会重新组合，继续中”的状态。而且，这篇文章的内容以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内部讨论为基础，由同人齐藤秋男起草，竹内好对此加以修改，署名为竹内好而发表。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上面所提到的七种集团中鲜为人知的一个社团叫“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据笔者所知，至今没有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及其机关杂志《中国文学艺术通信》的专门研究。根据岛田政雄的回忆，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是他所组织的社团，鸽子书房为其根据地，从此发行誊写版机关杂志《中国文艺》，共20期左右。[76]根据上文的内容，发行《中国文学艺术通信》（别称《中国文艺》）的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不仅当时“新作品的工作量比其他团体多”，而且和《人民文学》[77]杂志有联盟关系。
为了把握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在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位置，需要回顾战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复杂历史背景。日本战败之后不久，由战前从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9位作家发起成立“新日本文学会”，提出民主主义文学的口号，于1946年3月创刊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不过，欧洲九国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于1950年1月对日本共产党在美军占领之下进行的“和平革命”加以批评，引起日共内部意见分歧，并导致其分裂为德田球一（1894—1953）和野坂参三等的“主流派”与袴田里见（1904—1990）和宫本显治（1908—2007）等的“国际派”。主流派的日本共产党员去中国设立了“北京机关”，尝试以大陆为据点领导日本革命运动。在这种政治变动之下，新日本文学会内部也出现分裂，和主流派亲密的许多文学家脱离新日本文学会，并于1950年11月创刊《人民文学》。
根据《鹿地亘作品集》的“年谱”，鹿地亘于1946年5月返回日本，加入新日本文学会和中国研究所，介绍中国的情况与文学，但鹿地亘年谱中未有涉及日共分裂之后的动向。[78]根据本多秋五所写的《物语战后文学史》，当时鹿地亘与坂井德三（1901—1973）等和中国关系亲密的人士加入《人民文学》的阵营，[79]而且鹿地亘在《人民中国》发表了五篇文章[80]。论鹿地亘和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的关系，鹿地亘和岛田政雄[81]1952年共同编译出版的《1942年延安的毛泽东之文艺讲话》是不可忽视的。上面提到了最初向日本介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文艺讲话》）的是1946年出版的日本新文学会编、千田九一译《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82]，因此鹿地亘译《1942年延安的毛泽东之文艺讲话》是向日本介绍《文艺讲话》的第二本书。根据鹿地亘译《1942年延安的毛泽东之文艺讲话》的“后记”（1952年4月执笔），“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对三篇附录论文的选择及其翻译负责”[83]，由此可以窥见鹿地亘与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另外，竹内好在1956年翻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讲话》（岩波书店）“解说”中提到千田九一和鹿地亘的《文艺讲话》日文译本。[84]
考虑到二战后的日本人积极接受中国文学的时代背景[85]，需要重新审视当时拥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包括它与中国文学研究会之间的对立关系。竹内好在1953年6月出版《鲁迅入门》的“参考文献”中提及岛田政雄著《中国新文学入门》（鸽子书房，1952），并将此评为当时在日本“最为详细”的中国现代文学概观，“但不过是把在中国出版的书合订在一起而翻译，不仅在评价方面存在问题，而且在事实方面也有很多错误之处，在使用之时必须注意”[86]。其实，竹内好这里没有具体讨论该书的“评价”与“事实”方面的问题，但这种评论肯定给予竹内好的读者不少影响。那么，竹内好如何看待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呢？竹内好在《鲁迅的祭日》一文中做了如下论述：
可是战后出现了对鲁迅的新评价。那就是将鲁迅看作具有目的意识来行动的共产主义者了。这主要是左翼人士的见解。而且以毛泽东为鲁迅倾倒的事实为支点。然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并不具备鲁迅实证研究的根据。即使主观上打算将他尊为“神”，但实际在客观上反使鲁迅变得更为卑小。这是将毛泽东的鲁迅论曲解成自己的意识。鲁迅虚无主义的色彩的确浓厚，这是虚心阅读鲁迅的文章时，谁都不得不承认的。鲁迅类似口头禅的一句话是：“我们的社会是一片沙漠。”他真实地看到这些。他渴望新社会的到来却不能描绘它，作为艺术家也不能描绘。以为鲁迅会具体描绘新社会，看起来对他给予了夸大的评价，但实际上对艺术家鲁迅评价过低。最近，中国挖掘出鲁迅与中共相关联的被埋没的资料，这给解释鲁迅提供了有力的线索。但那不是能从根柢上颠覆迄今为止的鲁迅观的东西。在革命成功的国家，计划重新评价传统是理所当然的，但革命没有成功的国家模仿它却是很可笑的。逃避这样的现实是和鲁迅精神唱反调的。[87]
这里竹内好批驳“将鲁迅看作具有目的意识来行动的共产主义者”的日本左翼中国文学研究者及其观点。在竹内好看来，日本左翼文学家的主张不仅缺少“鲁迅实证研究的根据”，而且错误地以为鲁迅“会具体描绘新社会”，因此他应该保护“迄今为止的鲁迅观”不受这种新兴日本左翼鲁迅研究潮流的影响。虽然未有指名批判，但这一段话表达的应该是竹内好和中国文学研究会对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的看法。也许，在竹内好的眼中鹿地亘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人物。
最后，可以关注竹内好和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同人吴七郎之间的论争。鹿地亘和吴七郎共同翻译的冯雪峰《鲁迅回想》[88]（鸽子书房）于1953年6月出版之后，竹内好在同年8月10日《日本读书新闻》（日本出版协会发行）上发表的《在中国的鲁迅研究书籍》中对这本书评论如下：“冯雪峰的文章为一种恶文，译者把它翻译得枯燥平板。也有不少的翻译错误。另外，将译者写成‘鹿地亘·吴七郎合译’这样写法给读者带来又不明朗、又浑浊的感觉很可惜。”[89]后来，《日本读书新闻》的一位读者投稿其“读者之声”并质问竹内好，“鹿地亘与吴七郎合译”这种写法为何会造成“又不明朗、又浑浊的感觉”，并要求竹内好不要用这种说法让一般读者混乱。[90]
馮雪峰著，鹿地亘、呉七郎共訳『魯迅回想』（東京：ハト書房，1953年）
竹内好对此回答说，他所说的不明朗之处在于两点：一是吴七郎的身份和合译的过程；二是鹿地亘的译作可疑，因为有人怀疑1952年在鹿地亘失踪期间出版其译文《李有才板话》是一种隐蔽他失踪的策略。最后他说“国民不仅同情作为人权问题的鹿地事件，而且愿意根究其真相之际，有人进行骗国民之眼的不明朗小伎俩，对此感到遗憾”[91]。接下来，合译者之一吴七郎本人投稿《日本读书新闻》对竹内好反驳，说明自己为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同人，并解释与在病床上的鹿地亘合译《鲁迅回想》的过程以及《李有才板话》出版的背景。他将竹内好所说的“骗国民之眼的不明朗小伎俩”这句话看作对鹿地亘费尽心血的译文之批判，因此感到竹内好对鹿地亘“不寻常的恶意”，同时批评竹内好对原作者冯雪峰“缺少谦虚”的态度。[92]竹内好对吴七郎进行驳斥：首先解释他所说的“小伎俩”不是针对译文本身而是针对出版程序而写；接着对“缺少谦虚”的问题辩论如下：
这表示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态度与方法上的根本差异。为了日本人的幸福，站在日本文学的立场看看中国文学，为何要被称呼“缺少谦虚”。这种具有奴隶习性的人翻译鲁迅研究书籍，实在太讽刺了。[93]
虽然鹿地亘本人没有参与这场论争，但其中竹内好对鹿地亘的一些看法可以窥见。据笔者所知，这是在竹内好的文章中提及“鹿地事件”的唯一文章，虽然笔者没有感到像吴七郎所说的“不寻常的恶意”，但竹内好对这个大事件的冷漠态度不得不令人疑惑。不同于竹内好，鲁迅的老朋友内山完造不顾自己的安危到处活动，通过推动社会党议员和国内媒体，迫使美军释放鹿地亘。
对于原作者“缺少谦虚”的批判，竹内好主张他辨别研究对象的资料价值与作品价值，所以虽然认可冯雪峰《回忆鲁迅》的资料价值，但认为它的作品价值还不如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其实，竹内好在《鲁迅入门》的“自注”中也将冯雪峰《回忆鲁迅》视为“继瞿秋白之后将两者（笔者注：鲁迅与中共）联系起来的基于个人体验的宝贵资料”[94]。其实，中国文学研究会对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的谴责不止于竹内好一人。1956年8月，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冈崎俊夫在《在日本的鲁迅观》中评论战后日本社会对鲁迅的理解时，也对鹿地亘与岛田政雄加以批评：
其中也有将战后日本的条件看做和鲁迅所活的中国条件一模一样，从此试图生搬硬套地学习像鲁迅那样的动向。共产党之类，尤其是往年《人民文学》派的人们之间这种倾向较为明显，至今还未消失［以鹿地亘、岛田政雄等写的《鲁迅研究》（一九四八、八云书店）等为代表性的例子］。从这里可以看到，和战争时期一样甚至在政治意义上利用鲁迅的意图。因此，竹内不得不重新取出自己的鲁迅像，跟“奴隶性”的鲁迅观斗争。[95]
这里所提的鲁迅研究论文集《鲁迅研究》（八云书店，1948）[96]也收录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增田涉的《鲁迅与日本》。要注意的是，他所说的“和战争时期一样甚至在政治意义上利用鲁迅的意图”意味着一些战前日本文学者曾经将鲁迅看作亲日派，并利用其对日本的大陆政策做出辩解。冈崎俊夫也同竹内好一样，用“奴隶习性”或者“奴隶精神”来批判对方，但这种批判真的合适吗？
虽然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好像受到鲁迅杂文中的论争方式的影响，不过他们的批判对象往往并不是战后日本的保守政权以及美国等权力者，而是日本共产党等在野势力。与日本不同，在中国半殖民地的艰难历史条件下生成的文学实践与政治现实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可以说，除非作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彻底反思自己的战争体验，并严肃地面对自己的“奴隶性”，无论其意识形态倾向如何，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评论其他人。
小 结
丸山升在1956年发表的《要读什么：在日本的鲁迅》中写道，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研究方式往往“热衷于用‘马列主义’对鲁迅加以‘评价’与‘规定’，而未有直接探讨鲁迅的生活态度”[97]。可以说，丸山升这里站在左翼文学的传统上不断批判性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问题，这种研究态度在日本鲁迅研究中很罕见。值得关注的是丸山升在该文里对被冈崎俊夫批判的《鲁迅研究》与鹿地亘《鲁迅评传》进行的比较。在他看来，《鲁迅研究》的一些作者好像未有真实地感受马克思主义，因此给人带来依靠他人的“理论”来辩论的印象，不过鹿地亘的著作并非如此。[98]虽然“真实的感受马克思主义”这种话语给人过于抽象的印象，但笔者基本上赞同丸山升的看法，因为鹿地亘的鲁迅观基于他所投身的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两个不同斗争的实践及其教训，与只靠外来理论的知识分子明显地划清界限。这也许是竹内好未能看到，但丸山升看到了的鹿地亘像。
实际上，战后日本左翼运动高峰时期，批判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之鲁迅研究具有一定的道理。不过，随着二十世纪的左翼运动衰落，鲁迅研究也渐渐地专业化，开始忽略鲁迅作品中浓厚的历史性及密不可分的批判性。也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这种“去历史化”与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名义下进行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化有密切的关系，即在当代政治条件所决定的“普遍价值”等新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推动二十世纪“去政治化”的思潮。日本鲁迅研究也未免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因此为了在学术意义上保持其发展的平衡，需要重新研讨鲁迅和鹿地亘等日本左翼文人之间的交流及其历史意义。鹿地亘在《鲁迅魂》一文中关注到鲁迅杂文的这种历史性，对此做了如下论述：
浅薄的我，也明白了东亚与我们的时代的真相了。然而这一切在鲁迅的书本里都已经被他没有残余地写出了的，那是一些什么东西呢？用不着我来一一列举，只要翻开《三闲集》、《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以及先生的其他许多著作，一看便知道了。一句话，我以战栗之身，在这大时代的“地崩”的断层中，在崩落的土层中，在开始奔流的岩石中所感知的一切被掩埋着的历史都赤裸裸地被照耀出来了。而我，虽说是力有不逮，连那些话是为什么而说，多说些什么都有切实地了解过。
——这是镜子！反映一个时代的巨镜……我不能不发出叹声。镜子非照出它面前的东西不可。如果不愿意被照出来，那就只有从它面前逃开。
像所有的镜子，一般的不过是映照。丑态在镜子里只不过叫人捧腹大笑。镜子决不修改映像。那是刚直之魂的化身。[99]
如上所述，鹿地亘认为鲁迅处于东亚、中国的动荡历史潮流中，并将他的杂感比作“反映一个时代的巨镜”。实际上，对日本鲁迅研究者来说，鲁迅杂文作为“巨镜”所反映的那个时代至为重要。鲁迅在用日文发表的最后杂文《我要骗人》的结尾中论及“中日亲善”的口号及其虚构性，并特意指出“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100]。战前至战后，日本鲁迅研究者到底如何看待鲁迅这句话呢？为了让中日两国的人民“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我们到底能做什么？鹿地亘和竹内好都深刻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复杂性，但他们始终没有互相交流的机会，“这对日本鲁迅研究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101]。笔者认为，这两位出色的日本鲁迅研究者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为了进一步发展鲁迅研究，也可以对这种人际关系及其相关文献进行考证，分析其不和的原因之后，再探讨另外的可能性。
仓重拓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100084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0期）
注释
[1]鲁迅：《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2]增田涉：《第二版序言》，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3]其演讲内容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状》为题收录于1935年7月《中国文学月报》第5期。
[4]中国文学研究会編：『中国文学月報』第1巻，東京：汲古書院，1971年，第48頁。
[5][6]钟敬文：《译后记》，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137页。
[7]内山完造：《跋》，増田渉：『魯迅の印象』，東京：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56年，第218頁。中文译本未收录内山完造的跋文。
[8]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页。
[9]鹿地亘：『中國の十年』，東京：時事通信社，1948年，第25頁。
[10]鹿地亘：『鹿地亘作品集』，東京：朝日書房，1954年，第310頁。
[11]关于鹿地亘及其反战运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相关研究。参见井上桂子《鹿地亘的反战思想与反战活动》（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12]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SCAP）参谋第2部（G2）直辖的秘密谍报机关，以美国陆军少佐卡农（Jack Y. Canon，1914—1981）为首领，雇用战前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间谍人员，也展开日本国内的反共谍报活动。
[13]1953年2月13日《人民日报》也登载一篇题为《自称“保护人”的美国强盗在日本的罪行：从“鹿地亘事件”中透露的丑恶事实》的文章，署名为崔奇。
[14]美军大佐，继绑架鹿地亘的卡农大佐负责监禁鹿地亘，鹿地亘把他名字写成“ガルシェ”。根据日本记者春名幹男的调查，这位美军士兵是George Gargett（1917—2006）。春名幹男：『秘密のファイル：CIAの対日工作』（上巻），東京：新潮社，2003年，第444頁。
[15][16][17]1952年12月10日「第15回国会衆議院第1類第4号法務委員会議録」第10号，第6、6、6頁。
[18]1952年12月10日「第15回国会衆議院第1類第4号法務委員会議録」第10号，第21頁。
[19] “六日日记昙午后得姚克信。得烈文信。夜寄丽尼信。”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贰拾（一九三六），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20]1936年8月18日的日记中写着“得内山夫人笺并乡间食品四种，为鹿地君之母夫人所赠”；1936年8月23日的日记中写着“夜内山君引鹿地君夫妇及河野女士来”；1936年9月3日的日记中写着“得鹿地君信”；1936年9月6日的日记中写着“午后复鹿地君信”；1936年9月15日的日记中写着“鹿地君来”；1936年10月4日的日记中写着“鹿地君及其夫人来，下午邀之往上海大戏院观《冰天雪地》，马理及广平携海婴同去”；1936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着“下午同谷非访鹿地君”。另外，鲁迅在1936年9月6日《致鹿地亘》书信中和他商量鲁迅作品出版的事情。
[21]黄乔生：《新发现鲁迅致内山完造短简考释》，《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2期。
[22]其中包括：「上海通信（その二）：魯迅氏と中國文化運動の今日」（1936年4月『文学評論』第3巻第4号，ナウカ社刊）；「魯迅と語る」（1936年5月『文藝』第4巻第5号，改造社刊）；「魯迅と私」（1936年12月『中央公論』第52巻第12号，中央公論社刊）等。
[23]其中包括：雪译《鲁迅访问记》（北京《世界日报》1936年5月4日）；《鲁迅和我》（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2卷第2期，上海：作家月刊社）；《我的师友鲁迅》（上海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1936年11月15日）；雨田译《鲁迅的回忆》（1936年11月16日《译文》月刊第2卷第3期“哀悼鲁迅先生特辑”，上海：生活书店）；《与鲁迅在一起》（1936年10月25日《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0期“哀悼鲁迅先生特辑”，上海：光明半月刊社）。
[24]鹿地亘：《鲁迅魂》，欧阳凡海译，桂林《文艺生活》第2卷第4期，1942年6月。
[25]《编校后记》，天津《鲁迅文艺月刊》第1卷第1期，1946年2月。
[26]参见史沫特莱等《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回望鲁迅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7]参见孙金科、杨定法《鲁迅与日本友人鹿地亘：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0期），潘世圣《鹿地亘·鲁迅·〈上海通信〉：“近现代日本人与鲁迅”论考之一》（《浙江学刊》2008年第6期）等。
[28]小田嶽夫：『魯迅傳』，東京：筑摩書房，1941年，第297頁。
[29]中野重治：「魯迅伝」，『文学者』第1巻第10号，1939年10月。『中野重治全集』第20巻，東京：筑摩書房，1977年，第621頁。
[30]中野重治：「魯迅について」，『改造』第32巻第12号，1951年11月。『中野重治全集』第20巻，東京：筑摩書房，1977年，第634頁。
[31]鹿地亘：『自伝的な文学史』，京都：三一書房，1959年，第233頁。
[32]1952年创立，其机关杂志《鲁迅研究》创刊于1953年1月，1966年5月废刊，共35期，其早期成员包括尾上兼英、新岛淳良、丸山升、近藤邦康与木山英雄等。
[33]丸山昇：「魯迅と鹿地亘」，『桜美林大學 中国文学論叢』第21号，1996年3月。丸山昇：『魯迅·文学·歴史』，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第228頁。这篇论文未收录于丸山升论文集的中文译本。
[34]丸山昇：「日本における魯迅」，伊藤虎丸·祖父江昭二·丸山昇編：『近代文学における日本と中国』，東京：汲古書院，1986年。
[35]丸山昇：『魯迅·文学·歴史』，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第229頁。
[36]丸山昇：『魯迅·文学·歴史』，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第229頁。
[37]丸山昇：研究課題「鹿地亘資料から見た日中戦争期中国文学の問題点の研究」（1989—1991）。
[38]飯倉照平：「伊藤虎丸·祖父江昭二·丸山昇編『近代文学における日本と中国』」（書評），『文学』第55巻第8号，1987年8月。
[39]《饭仓照平致仓重拓的电子邮件》（2017年9月28日）。其日文原本为“すでに記憶もはっきりしませんが，わたしが公開の文章でそういう指摘をしたことはないように思いますので，たぶん本を送ってもらった礼状か，お会いしたおりに口頭で丸山さんに話したのだと思います。わたしも竹内さんたちが，鹿地の仕事に対して，はっきりした取り扱いをしていないことが気にかかっていたからです”。
[40]藤井省三主编：《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林敏洁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41]1957年4月正式成立，发行会报《鲁迅》（共69期），1979年3月解散。
[42]魯迅友の会編，内山完造著：『魯迅の思い出』，東京：社会思想社，1979年，第444頁。
[43][44]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5、357页。
[45]竹内好：「解説」，魯迅：『魯迅評論集』，竹内好訳，東京：岩波書店，1953年，第211頁。
[46]其中包括：『ことばの弾丸』（東京：中央公論社，1947年）；『平和村記：常徳俘虜収容所訪問記』（東京：中央公論社，1947年）；『我らは七人』（東京：中央公論社，1947年）；『脱出』（東京：改造社，1948年）；『中國の十年』（東京：時事通信社，1948年）；『中國の底力』（東京：アジア出版社，1948年）。
[47]『竹内好全集』第15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51頁。
[48]中国文学研究会編：『中国文学月報』第2巻，東京：汲古書院，1971年，第32頁。『竹内好全集』第14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74頁。
[49]鹿地亘：「上海通信（その二）：魯迅氏と中國文化運動の今日」，『文学評論』第3巻第4号，1936年4月，ナウカ社刊。
[50]竹内好：「今日の中国文学の問題：時報一」，中国文学研究会編：『中国文学月報』第1巻，東京：汲古書院，1971年，第2頁。
[51]『竹内好全集』第15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407頁。
[52]「鹿地亘氏に聴く：中国の文学運動」（座談会），中国文学研究会編：『中国文学』別巻，東京：汲古書院，1977年，第246頁。
[53]竹内好：「覚書」，『竹内好全集』第13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100頁。
[54]《记“中国的友人”：鹿地亘》，收录于黄源《随军生活》（大众出版社，1938年3月）。
[55]综合月刊，1946年1月创刊于日本国群马县伊势崎市，吉田书房（后来改名为“潮流社”）印行，发行人为吉田庄藏，1950年3月废刊。
[56]『竹内好全集』第15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470頁。
[57]山田清三郎：「嵐の蔭に」,『文学界』第5巻第12期，1938年12月。
[58]『竹内好全集』第16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44頁。
[59]竹内好、尾崎秀樹：「魯迅とその時代」（対談），『本の本』（東京：ボナンザ），1976年10月。
[60]日本宫崎县人，东亚同文书院第25期生，任《上海日报》政治部主任，《新申报》论说委员。战后任日本宫崎县《日向日日新闻》董事。
[61]『竹内好全集』第14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53頁。
[62]1936年11月《中国文学月报》第20期的《会报》中有9月的入会名单，其中写着日高清磨瑳的姓名及其地址“中华民国上海施高塔路花园里九号”。中国文学研究会編：『中国文学月報』第2巻，東京：汲古書院，1971年，第156頁。
[63][64]中国文学研究会編：『中国文学月報』第2、3巻，東京：汲古書院，1971年，第88、59頁。
[65]池田幸子：《最后一天的鲁迅》，上海《作家》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15日。这篇文章后来转载于1936年12月『文芸』第4巻第12期（東京：改造社）。河野さくら：「病床の魯迅」，『文化評論』第3期，1962年2月（新日本出版社）。
[66]1937年3月《中国文学月报》第24期的《会报》中有1月的“入会名单”，其中写着河野樱的名字及其地址。中国文学研究会編：『中国文学月報』第3巻，東京：汲古書院，1971年，第20頁。
[67]中国文学研究会編：『中国文学月報』第2巻，汲古書院，1971年，第172頁。『竹内好全集』第14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80頁。
[68]『魯迅文集』（全6巻），竹内好訳，東京：筑摩書房，1976—1978年。
[69]“鲁迅为了援助从日本逃亡到中国的文学家鹿地亘，给予他写作的机会”，「魯迅と日本」发表于1973年5月『FUKUOKA UNESCO』第8号（福岡ユネスコ協会刊），『竹内好全集』第2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355頁；“鹿地亘先生从日本逃到上海时与胡风关系亲密，并有机会接触鲁迅。而且，他曾是《大鲁迅全集》的译者之一”，「日本における魯迅の翻訳」发表于1976年4月『文学』（第44巻第4号，岩波書店刊），『竹内好全集』第3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375頁；“1936年春天，鹿地亘前往上海与胡风和鲁迅取得联系，并受其引荐将新进作家的作品连续翻译登载于《改造》”，「『魯迅文集』第1巻·解説」收录于竹内好译『魯迅文集』第1巻（筑摩書房刊，1976年）,『竹内好全集』第4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414頁。
[70]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5～246页。
[71]其中包括：竹内好訳『魯迅作品集』（筑摩書房，1953年）；田中清一郎、中沢信三共訳『阿Q正传』（ハト書房，1952年）；竹内好訳『魯迅評論集』（岩波書店，1953年）。
[72]『竹内好全集』第2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196頁。日文原本为“むかし出た『大魯迅全集』その他は，いまではほとんど手に入らぬし，苦心して探すほどのこともない”。
[73]丸山昇：『魯迅·文学·歴史』，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第239页。
[74]藤井省三主编：《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林敏洁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75]『竹内好全集』第3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312～313頁。
[76]島田政雄：『四十年目の証言』，横浜：窓の会，1990年，第72頁。
[77]编辑兼发行人为柴崎公三郎，发行所为人民文学社，创刊于1950年11月，1954年1月更名为《文学之友》，共50期。
[78]鹿地亘：『鹿地亘作品集』，東京：朝日書房，1954年，第311頁。
[79]本多秋五：『物語戦後文学史（全）』，東京：新潮社，1966年，第428頁。
[80]其中包括：「病床日記：清瀬病院にて」（1950年12月第1巻第2号）；ヒクメット著，鹿地亘訳「私の心」（1951年3月第2巻第3号）；「私は訴える」（1953年1月第4巻第1号）；「密囚の日々（川崎T·Cにて）」（1953年4月第4巻第4号）；「湖北の旅」（1953年9月第4巻第9号）。参见鳥羽耕史「『人民文学』総目次」，徳島大学『言語文化研究』第12号，2005年2月。
[81]日本鸟取县人，1929年毕业于鸟取县第一中学校，之后投身社会运动。1938年前往上海，在从事各种工作的同时学习中国文学。1946年回国，加入中日文化研究所。1949年参与日中友好协会的创立，之后担当协会职员，编辑机关杂志《日本和中国》。
[82]毛沢東著，新日本文学会編：『現段階に於ける中国文藝の方向』，千田九一訳，東京：十月書房，1946年12月。
[83]毛沢東著，鹿地亘訳：『1942年延安における毛沢東の文芸講話』，東京：ハト書房，1952年，第133頁。这本书的三篇附录包括：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以及何其芳《用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来改进我们的工作》的日语译文。
[84]竹内好：「『文藝講話』解説」，『竹内好全集』第5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340頁。
[85]参见尾崎文昭、木山英雄、鈴木将久、松永正義、坂井洋史：「座談会『海闊天空，説古道今』：中国現代文学をめぐる漫談」（一橋大学大学院言語社会研究科『言語社会』第4号，2010年）。
[86]『竹内好全集』第2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197頁。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6页。
[87]『竹内好全集』第1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275～276頁。参见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6页。
[88]中文原本《回忆鲁迅》最初在1951年8月至1952年5月的北京《新观察》杂志上连载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8月出版单行本。日文译本中没有关于原本的记述，因此受到竹内好的批判。
[89]竹内好：「中国における魯迅研究書」，『竹内好全集』第1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298頁。
[90]川原浩：「『魯迅回想』評について竹内好氏へ」，1953年9月7日『日本読書新聞』「読者の欄」。『竹内好全集』第1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406頁。
[91]竹内好：「疑問に答える」，1953年9月7日『日本読書新聞』「投書欄」，『竹内好全集』第1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299頁。
[92]呉七郎：「『魯迅回想』の訳者として」，1953年9月21日『日本読書新聞』，『竹内好全集』第1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407頁。
[93]竹内好：「翻訳の責任その他」，1953年10月5日『日本読書新聞』，『竹内好全集』第1巻，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第300頁。
[94]『竹内好全集』第2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第187頁。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9页。
[95]岡崎俊夫：「日本における魯迅観」，増田渉等編：『魯迅案内』，東京：岩波書店，1956年，第148頁。
[96]这篇论文集包括：坂本徳松「魯迅論」；島田政雄「魯迅と『革命文學』」；寺田良蔵「魯迅と小説」；赤津益造「阿Qと中國農民の生活」；増田渉「魯迅と日本」；齊藤玄彦「魯迅とソ連」；鹿地亘「魯迅と中國革命」；島俊夫「紹介『生きる魯迅』」。
[97]丸山昇：「どんなものを読めばよいか：日本における魯迅」，丸山昇著，丸山まつ編：『丸山昇遺文集』第1巻（1951—1967），東京：汲古書院，2009年，第144頁。
[98]丸山昇著，丸山まつ編：『丸山昇遺文集』第1巻（1951—1967），東京：汲古書院，2009年，第144頁。
[99]鹿地亘：《鲁迅魂》，欧阳凡海译，桂林《文艺生活》第2卷第4期，1942年6月。
[100]鲁迅：《我要骗人》，《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页。
[101]仓重拓：《鲁迅〈我要骗人〉再考：以竹内好与鹿地亘对“浅间山”的不同解读为主》，《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