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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耳：《秘要》，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秘要》不仅塑造了边缘场域中的底层群像，而且将其置于混杂纷乱的民间世界与武侠江湖，展露了一个充满异质性的黑书界域。小说重点聚焦武侠黑书的生产流通、写作出版、索引考据，以其中的侠义精神灌注而成人物主体的精神底色，借以包裹潜藏于地下的隐而不彰的经验世界。可以说，田耳尝试以一种“新形式”去写“武侠”甚至写小说，围绕着武侠黑书本身及其周边而生成的新的叙事形式，其掺杂着文化政治、军事历史、民间江湖的传奇性元素，又以类型化的“武侠”之俗对撞严肃小说之雅，在雅俗的交杂与形式的熔铸中，呈现黑书及黑话所意欲更新的修辞话语，凭借边缘的文化逻辑补益现实世界的伦理象喻和价值诉求，重新揭示作为潜流却始终澎湃奔涌的生命形态。
关 键 词
田耳 《秘要》武侠 民间 新形式
一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专门提及：“似乎一种原本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剥夺了：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1]小说固然可以无所不包，叙写并传递多元化的经验，但这样的“交流”却未必能够真正形成有效的“讲述”，甚至这个过程需要警觉虚伪、虚空乃至虚无的写作，人云亦云已是不堪重负的堆砌，虚与委蛇更让虚构本身陷入空洞，“因为感情的松弛扩展越是取代（我们较为接近地把其称为神话的）成分的内在气魄和形体，联系就越少，就越会产生一种无论是可爱的、无艺术性的自然产品，或者脱离艺术、脱离自然的造作物”[2]。经验的匮乏及其流动的受阻，势必带来种种冲突、遮蔽、操控以及背反和篡改，因而不可或缺的是相互缠绕的“交流”与“联系”，从更深的层次召唤出经验及其传递的可能性。
20世纪中国的武侠小说，在雅俗之间游走、融通，包裹着传统的文化经验与现代的形式表达，“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由于投合孤立无援的中国人的侠客崇拜心理和喜欢紧张曲折情节的欣赏习惯而可能风行，经由书商和作者的通力合作批量生产，很快成为20世纪中国最受欢迎的通俗艺术形式”[3]。20世纪70年代末港台的武侠小说开始在内地流传，至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蔚然成风，洞开了新的天地，尤其注重对人物主体的内在心理描写，展现他们身上多元立体的性格，以此显影当代中国的精神跃迁，同时裹挟着显明的文化政治的兆象。经此，武侠小说得以在多样性熔铸中“交流”江湖侠义、历史意识、宗教观念等，进而“联系”当代中国总体意义上的情感结构以及复杂幽微的精神扭结。
田耳的长篇小说《秘要》以20世纪80年代前后直至21世纪为时间线，讲述武侠小说的侧面与背面，沉潜在关于“黑书”的民间世界，却饶有兴味地将武侠精义和江湖情志灌注其中，以传奇式的怀旧呈现不同社会层级的经验世界。小说里，“我”在博冠楼征集部一室从事收藏行业，四处鉴别搜罗藏品，流连于旧书及收藏品网站，一头扎进了盗版书的江湖，后者是一个名曰“黑书界”的场域，鱼目混珠，繁芜庞杂，对应着其中人物的身份阶层与生活世界，也代表了“一种时代的气息”，也即“八十年代的即视感”[4]，武侠世界叠加黑书江湖，不同话语呼啸而过，交织、碰撞、融汇，最终凝聚并形构于田耳元气淋漓的叙事里，展露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俗世民间，那里混沌驳杂却充满无尽的可能。
武侠江湖自然指示着一种乌托邦或异托邦属性，由此延伸出来的，还有庙堂和权力中心以外的民间世界，对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武侠小说而言，社会规制特别是版权问题，加之出版行业本身的约束，使黑书市场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并且在出版和流通中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黑书”不可能进到新华书店系统，而且因为发行渠道的阻滞而只能走民间批市。尽管面临诸多压制，但由于受到人们的热捧而大为流行，这在小说里滋生出一种世纪末的隐秘狂欢。“过得几年，镇上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最受欢迎的只能是港台武侠剧，每一部都刀光剑影，光看武打就让人一个劲儿叫爽，剧情简直是免费奉送的，哪能不好？”[5]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特别是1980年代港台武侠，成为《秘要》的人物心理预设以及故事的逻辑起点，田耳不仅通过武侠小说的阅读、接受来展开那个江湖世界，而且还将重心放在文本的创作、出版和流通的过程中，如此便跳出狭窄的文学范畴而走向宽阔的文化政治与社会历史视域。
《天体悬浮》，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被猜死的人》，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田耳此前的长篇小说《天体悬浮》《被猜死的人》，无不将人物写得幽暗深邃，无论是扑朔迷离的案件中的警察形象，还是养老院吊诡可怖的老人群体，都指向特定的群像与事件，述及其平静安然的表面之下的暗流涌动。到了《秘要》则不仅洞开了不为人知的武侠江湖，同时还原泥沙俱下甚至藏污纳垢的黑书世界。田耳小说还是一如既往地写小人物，只不过在《秘要》里，那些主流之外的人物更是沉潜在仿佛湮没无闻的社会圈层，在那里他们经历着喑哑、沉默，在并不被主流认同甚至不具有合法性的场域中，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也时常被遮蔽乃至被剥夺；然而，这样的人群却在田耳的小说里声色尽显，他们为生计奔波却始终恪守理念，为兄弟朋友两肋插刀不计得失，更为武侠黑书的存续发展而坚忍守持，活脱脱一个当代版的现实武侠世界。就如詹姆斯·伍德所说：“在这样的世界里，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把探险从这些缓慢的退却中拯救出来：把意义、色彩和生命力还给大多数平凡的事物——还给足球靴和草地，还给起重机、树木和机场，甚至是还给吉布森吉他、罗兰牌扩音器、老味道牌洗浴用品和爱洁清洁剂。”[6]田耳的小说恰是能够洞悉细碎、微弱的声响，从纷繁复杂的现象里细致分疏那些低到尘埃的经验，排除外部的杂音噪声而将“意义、色彩和生命力”重新归还给平凡的大多数又或特异的极少数。
在《秘要》里，黑书藏家同时也是玩家，遵循的是一套地下的游戏规则，他们深谙其中的定规与漏洞，左右奔突且醉心于斯，“一种冷门收藏项目刚热起来，操作得当，很多藏家原本不玩，却被一股吸力拉过来，价格抬升越快，走货越容易，买涨不买跌的规律，在藏界更是立竿见影”[7]，关键在于他们投射了深切的情感、怀抱，也因此得以超克现实的艰困处境。对于一群饱经风霜的文化边缘人，那个黑书场成了他们的避风港，加之武侠小说所自然携带出来的价值和情怀，最终塑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验主体，他们的对立面是“有权有势者”和“习以为常的事”，他们需要回应的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在“创新、实验”之中背向“威权”的所在。[8]他们在现世遭遇挫败和悲剧，只有那个充满风险而且需要不断创新与实验的武侠世界可以赋予新的想象，因为那里包裹着正义、忠信、豪情，惩善扬恶、家国大义亦是题中应有之义，甚至超越善恶、死生、悲欢，于是乎武侠之义理逐渐渗透于主体的情感结构，拯救灵魂于焦渴、干涸之中。推进一步说，正如小说中的黄慎奎所言，“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玩物”[9]，也可见其中的时间变幻与历史属性，而且一代人交付心力于其间，形成某种广泛而坚固的集体意识，并参与到文化质地的浇铸之中，衍变为历史的症候以及时代的精神状况。
黑书还成了历史缝隙中秘密流通的一种形态，如小说里提到大维出版社当时为内地的机构采买重要物资，便顺道捎来一些港版书籍，那些私下印行的武侠小说，也会当成礼物赠人。高沧的《天蚕秘要》便是彼时从港台流入内地，从而在那个敏感的历史时段凸显自身可供索引探究的价值，这便使得田耳视域中的小说沾染了历史、政治、军事、文化的多元色彩而愈加传奇化。由此可见，“黑书”何尝不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去探寻幽微却又宏大的精神“秘要”，同时成为历史破冰之裂缝处的重要兆象，见证了时间与人心的切换、转圜、革变。
二
自提供黄慎奎书目开始，年过半百的纪叔棠开始入职博冠楼成为职场新人。而黄慎奎是开四海书店的黑书权威，他书目里排名第一的黑书缺本便是高沧的《天蚕秘要》，高沧神秘而传奇，是解放初抵达中国台湾的老兵，本名黎本忠，军情局第四处驻港四组情报官，被边缘化后投身武侠小说写作。“天蚕”也许是黎本忠被策反后的新代号，在文本里藏匿关于军事情报的内容，试图通过小说的方式将机密传递出去，但最终未获证实亦一度隐没无声。“我”和纪叔棠等黑书中人都来自底层，开车的不过是柳微、宝骏，言谈举止中，底层的意味和民间的气息扑面而来，尽管纪叔棠后来不声不响入手了银灰色捷达，但还是在时局的巨浪中艰难汩渡。与这些人物相呼应的，是高沧的《天蚕秘要》《白骨红绫》，黄慎奎的《披风过客》，荒神（小说考据应是黄慎奎另一笔名）的《碧血西风冷》，陈青云的《阴魔伏尸洞》，署名金庸的《铁杖流星》，署名梁羽生的《追魂千里仇》等黑书代表，其都指向地下江湖的混乱无序与暧昧不明。
梁羽生（左）与金庸（右）
黄慎奎的满腹才华一腔热血，却没有得到主流杂志的接纳，他唯有转向黑书市场，无意中翻腾激荡如鱼得水。在1980年代，他摇身一变成为作家，大多数人因此对他“高看”一眼。包括小说提到的当时的“严打”、万人空巷的露天电影、作为“特定的符号”的港台以及油头粉面的万之锋等，无不透露出时代的讯息，田耳试图将现实世界的经验现象提至一个总体性的宏观层面，从琐碎和细腻中抽象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历史显影。黄慎奎的《碧血西风冷》诞生于1991年，意欲交由正规出版社出版，但却患病迟疑，且这个时间武侠热逐渐冷却，黑书市场不断走低，正版武侠品类规范亦颇为繁多，黑书被挤压到了越发狭窄的角落，既有的生存场域发生剧烈动荡。作为第一本电脑排印的黑书，《碧血西风冷》的沉浮历程，不仅成为黄慎奎个人生命史，同时更指向行业的命运与历史的动向。
不得不指出的是，武侠小说所包孕的江湖与庙堂、正义与邪魔、仗执与逍遥等，也延伸出民间与官方、边缘与中心的二元分化，也即在那个隐蔽的、地下的以及底层的场域里，激荡着不同声部的交响，他们的隐忧与悲欢、挣扎与死生，都被黑书幽暗的执念所冲淡甚而覆盖。正如小说中的柯姐所言：“一个行当，只要能够把人变得不一样，赚不赚钱都断不了香火。”[10]制售黑书的成功“秘要”在于走传奇化的路径，制造属于自身的神话以提升价格／价值，因而在小说里，从天下第一缺《天蚕秘要》，到高沧的传奇人生；从惊险的情报机关，到惊奇的侠义世界；如是等等。一方面囤积居奇以拔高作者的知名度并最终提高书籍的价格，另一方面则是满足读者大众的猎奇心理并契合整个历史转型时期的国民风尚。可以说，《秘要》展开的恰恰是两种层面的隐秘世界，一个是武侠小说本身隐含着的关于“秘密”的内在形态，“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大体上可分两种：一为现实存在的与朝廷相对的‘人世间’或‘秘密社会’，是历史上爱管闲事的侠客得以生存的空间；一为近乎乌托邦的与王法相对的理想社会，那里的规矩是凭个人良心与本事替天行道、惩恶扬善”[11]；另一个则是黑书江湖里诸多桀骜不驯的生命形象及他们的行迹功过。如此形成两种难以规训的独立主体，他们仿如藏身在阴影之中，却与现实世界构成隐秘的回响，巴赫金提到拉伯雷小说的人物形象含纳着“特殊的、原则性的和无法遏制的‘非官方性’”，无论是高沧、黄慎奎，又或是纪叔棠和“我”，《秘要》中的形象同样背身远离既定规制之内的境地，特别是其中提到的“影子写手”，也就是站在黑书背后的最重要的写作群体，他们居于江湖之中，实则隐没其外，周旋场域之内却杳然无声音，“在而不属于”的存在境况，使他们无不试图挣脱那个隐匿的甚至是湮灭的状态。他们作为“看不见的人”却不甘于以此谋生，更想有朝一日现出真身，乃至借之扬名立万。正如巴赫金所说：“任何教条主义、任何专横性、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与拉伯雷的形象共融，这些形象与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与思想和世界观领域的一切现成性和确定性都是敌对的。”[12]反观作为职业群体的“影子写手”，其追寻的写作的要旨、武侠的精义、个体的诉求，形成了自身内部的严肃性，然因其置身阴影中的行业以及内在的局限性，时常为外在的压抑所消解，但也因此，他们无形中构成了对抗既定的稳定性、严肃性、现成性的因素，而且对应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民间文化传统所涌动的生存现实、情绪状态、文化探索，同时也意味着新时期以来文学写作的暗流以及由此流淌出来的关乎雅与俗、明与暗、中心与边缘的文化经验。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实际上，在黑书界人士与书籍打交道，甚至自己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尽管他们始终遭受现实生存危机与身份认同危机，但某种程度而言大体属于民间的文化人。陈思和提出知识分子的民间性体现在“知识者自觉属于社会人群的一员”，并且“一旦在行业领域发生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局面”，知识人的“民间立场”就变得尤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秉持“民间性总是一个内在的指标”就显得异常关键，因为这涉及一种非同于专业的或官方的视角和方法，“民间性能使知识分子在庙堂面前保持清醒的距离和批判性的认识，而不会在权力的腐蚀下与之同流合污”[13]。《秘要》里的人物无疑暗合着其中的价值理念，他们热衷于黑书的策划、出版，对于武侠小说的热忱以及亲自下场写作，都可以指向非常广泛的民间世界，并且在特定历史时段的知识传播中扮演独特的角色，这就涉及一种寓于民间的民间性，以及关于知识者的概念和属性的拓宽。不仅如此，在黑书中同样可以发掘异样的美学特质，“现在，黑书已被易总确定为潜在的爆款，我便打足精神，反复把玩儿，要自己好好体味这批黑书封面上负载的年代感。顺着易总的提示，果真看出它独具的美，甚至像以前的人一样质朴热情——我必须看出某种美感，这是我的职业道德”[14]。在进入审美视域与主体经验时，武侠小说以及《秘要》叙事本身的意义也得以凸显，无论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黎本忠／高沧的特务／小说家的双重身份，还是涉及情报工作的人物身上文化政治的隐秘立场，抑或是《天蚕秘要》以及高沧本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叙事者抛出了问题却并不试图提供真相，如是亦契合着民间世界的混沌暧昧，通过不断的悬置以及由此生发的悬疑，其背后却是坚硬如铁的精神韧性，由是可见高沧、黄慎奎等人阅尽沧桑甚至生命将尽时所开启或完成的武侠创作，实践的是“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其中显露出的是某种不相妥协的英雄主义。[15]
从这方面来看，《秘要》不仅写奇书，而且写奇人、奇事，高沧生命及创作的扑朔迷离、台岛风云的突变转圜、地蝎堡战役的内外交困，等等，重要的是，黑书也好，人事也罢，均是彼此穿插且相互照应的，纪叔棠讲述黎本忠经历时，便能在特定时刻翻开《天蚕秘要》，找到相近的原型与相应的故事。不仅如此，对黑书的接受过程也恰恰揭示出某种隐秘的社会心理，因为很多时候，禁忌与图腾是互为表里的，从武侠黑书的出版流通可以见出，对理想世界的追寻常常隐蔽于非正规产销渠道以及非合法性的经验价值之中。陈平原就曾谈道：“通俗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并非作家已经说出来的政治见解或宗教观念，而是其中所表露的那些作家尚未意识到或已经朦胧意识到但无法准确表达的情绪、心理和感觉。”[16]俗世民间的写作，武侠江湖的构造，以及对庙堂／中心的遥遥相望式的反抗，都指示着黑书江湖与生命经验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关联。那些不可言喻和无法言明的所在，便使得黑书的存在意味着双重篡改及悖谬，一方面是黑书界对原著和名作者的直接套用、挪用，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则存在着黑书的写作／制作者的自我压抑与主体性反拨，譬如对于众多地下写作者而言，无尽的盗用之后，他们的理想仍是写一部属于自己的不朽的武侠著作。
三
如前所述，田耳不仅在小说中触及黑书江湖的“秘要”，黑市的书籍从策划、印刷、出版直至最后进入流通环节成为商品，武侠小说在彼一世界中也意味着文化政治的转喻与历史命运的转化；而且对于武侠世界的准入、深耕以及登堂入室，也需得其要领、尊其规约，从而获取另一重意义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黑书界自有一套话语系统和运转机制，在行业共识和江湖规矩之外，也多有个人经验及黑话秘要，这些元素在特定的场域中是可以有效流通的，高沧、黄慎奎等人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规约的确认，却自成一格，在民间性的径向中亦属“合法”；不仅如此，这些黑书在边缘化的且充满危机的审美性中，还牵引出特定的时代性，从而使得小说在追忆与追述中不至于虚无缥缈而显出必要的历史纵深感，在那个全民追逐武侠小说的时期，时间之幽深，江湖之邈远，使得“武侠”同时成为乡愁与幻想，足以回溯经验个体的生成及总体情感的衍变。而且，对武侠精神的求索甚至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出现在主体的“觉迷”并参与到精神的建构之中。
在《秘要》里，人们对于黑书及其透露出来的武侠世界充满了狂热，当然也出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的商业时代对经济利益的追逐，那是一个现实与幻想交相融汇且能够彼此推进的时代，纪叔棠矢志不移地挖掘海滨出版社的遗址，终于得到了犒赏，收获一大批珍贵的黑书，虽然随后遭遇了波折，但他始终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滋生理想主义的以及美学意义上的幻觉，“我们用日神的名字统称美的外观的无数幻觉，它们在每一瞬间使人生一般来说值得一过，推动人去经历这每一瞬间”[17]。最明显的，黄慎奎病重弥留之际，纪叔棠与平日里的几个兄弟力图帮其完成未竟的书稿，如是这般歃血为盟式的代笔续写，行侠仗义者人人各具秉性，语言风格参差不齐，但却是整个小说最回肠荡气的所在，“虽然只是续写别人作品，顶多算码字民工，我仍当自己像作家。对镜子照一照，自嗨一下，竟发现长相本就是作家……其实，作家该有什么样子，我又哪里得知？到作协的网上找一找，竟然发现，长什么样的都能当作家”[18]。这里存在的误认与自认，折叠着种种拼凑嫁接里显影的心志，以及错杂假借中的理想，以黑书冒充原创、以合写假作独著、以枪手自比作家，真假虚实之间，奏响了痴癫肆意的狂想曲，也是一场拉伯雷意义上的酣畅淋漓的狂欢。他们身上勠力同心的使命感，颇有些豪气干云的气势，主体情感结构中的那种长期浸淫于武侠小说的精神能量于此刻被彻底召唤出来。
拉伯雷：《巨人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话说回来，小说中那些自成体系的地下黑书文化并非遗世独立的存在，其实际与明面上的官方系统相互对应，因为最终的商业目的是殊途同归的，由是必须在各自的路径里保持品质的上乘、流动的畅通，其中出版物的宣传以及网站的运营，也需要尽可能地迎合大众期待，符合彼一时代的审美需求。除此之外，黑书界还有非常专业的一面，除了出版印刷上的学问，还有就是黑书鉴定。纪叔棠进军黑书界成为首位鉴定师，而且身份是首席，其中当然颇有悖谬之处，他对黑书的鉴定或只能称为“鉴伪”，因为“鉴真”本身已是某种背反式的虚无。也就是说，对黑书和假货的鉴定，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撕裂，具体而言，鉴定是权威的、合法的，但因其所鉴定之物的不合法，加之“鉴定师”本身也是一种无法界别的认定，从而体现为某种偏离乃至荒诞，就如同纪叔棠们手里掌握着诸多的“秘要”，但是如是之经验／价值却是被主流所质疑和排斥的，而且随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殆。但是在田耳那里，自始至终试图维护潜隐的经验所累积出来的“秘要”，因为那里承载着无数边缘个体的生计、念想，也包裹着他们情感抉择和精神奔突，主体性的秉持与抱负得以询唤的背后，是由于其间展开了他们原已封闭了的生命可能与未来想象。
除此之外，纪叔棠、徐瀚默等人在黑书界钩沉索隐、饾饤考据的功夫，也同时对应着“学术研究”的路径。黑白、正反、真伪之间常常不是泾渭分明的，不同话语有对称也有交错，边缘和中心及其价值的参照更是无法截然分化，“纪叔棠若是在国营印刷厂，黄慎奎若是入职新华书店，两人阅读档次必会相应提高；但命运决定了他俩只能待在黑书一行，也就成天跟武侠打交道，以黑书会友”[19]。这就意味着除了商业上的考量，小说还延伸出另一重至关紧要的维度，那就是人物身上的理想、执拗，以及灵魂摇摆中的守持。光明磊落的英雄主义，不得不与难见天日的黑书江湖相遇，黑书界表面是沉潜不明的经验世界，但却由于其中的知识传输、商业行为及主体性生成，促使人们的精神属性和价值认同得以转化出来。从类型小说到小说类型，从黑书版本的假借到武侠小说的虚构，从原创或假借的作者到书商的博弈，在浮出水面与沉潜水底的多元话语角逐中，形成了田耳小说叙事不断折叠、变形与重塑的结构性张力。
四
小说里，作为“我”的老板的柯姐也是颇值得考究的人物，她的男友是影子写手，但是却忽然人间蒸发不知所终，到底意难平的她为了寻觅男友而走上了黑书之途。柯姐因自身的遭际而变得偏执、怪异，深入影子写手界而成为业界标杆，“柯姐看得太多，竟能从用词、行文和习惯性表达等方面，分辨出大陆作者和港台作者之间必然的、微小的区别”[20]，而这背后，则是情感和生活世界的内外对应。柯姐在训斥“我”的写作时，曾一针见血地提出写1980年代的武侠小说，结尾却出现了“异次元空间”。不仅如此，在她的引导下，多人续写合著的小说虽说良莠不齐，但也足见武侠黑书居于拼凑、堆叠的隐秘肌理，充斥着穿越与交混，阶层的夹缝与幽明的场域不时撕裂着既已存在的情感结构，那是1980年代及其延伸出来的价值形态，也呈现出世纪之交的精神征兆，同时成为传统武侠小说甚至包括文学本身盛衰转换的映射。何以在如是之历史换喻中转场、转换、转身，成为小说所试图传达出来的文化“秘要”。
世事苍茫，纪叔棠后来离开了黑书界，经营家庭的同时开起了奶茶店，而“我”陷于佴城的琐屑生活里迫切逃离，彼此在韦城再度相遇，“我”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纪叔棠也重新操办四海书店，两人恍如隔世般都受到了某种精神的统摄，他们再一次追怀1980年代，追寻武侠与黑书之“秘要”。当然田耳也非故弄玄虚，小说除了高沧的《天蚕秘要》，还有徐瀚默的遗著《秘要：高仓系列武侠小说玄机考略》，也就是说，从武侠小说的写作到其考辨、研究，形成了一种足以自我阐释的内循环的自足系统，就如黎本忠（高沧）小说中是否挟带军情，以虚构之文本包孕实际之机密，这或许也是“秘要”所在，但是故事到底还是没有交代最后的答案，也许暗合了小说的现象和经验的表述，暗喻和转喻的切换之中，指控却是难以成立的所在，透露着小说本身往往在“似与不似”中，其中的诸多真相亦是如此，“物资采买和信息传递，两者本就极难甄别，何为采买点，何为联络点，也在似与不似之间”[21]。以至到了最后，“我”和纪叔棠成为深文周纳的索隐派，不断假设和求证徐瀚默与余湛群是否认识，两人是否联手陷害黎本忠，但这样的“研究”仍是无疾而终。经验的彼此对释与循环再生，不仅是主体性生成的关键，也是叙事自身的有效性及核心命题，更关系着情感结构的形塑与重建。因此，如何激发个体或群体经验的不同维度，探索自足性界域的可关联与可再生形态，成为文学的、性灵的同时也是文化与历史的“秘要”。
总览全书，有意思的是除了纪叔棠不咸不淡的婚姻家庭，几乎没有异性间的情感，有的只是兄弟之间类英雄的情感以及对黑书的执念。而偏执于黑书甚至在小说人物身上演变为无法克服的病症，但也时常意味着侠义的气质、未竟的理想与精神的疗救，“据说淘书癖是一种病，曾有书痴将自己收藏的书送去拍卖行上拍，结果书一离手就后悔不已，后在拍卖会上疯狂地拍回每一本藏书”[22]，欲望的主体随着对象的消逝与重现而不断自证其身，田耳所倚重的淘书癖与收藏症，实际上为潜藏于民间或底层而被一定程度剥夺、压抑、消除了欲望的经验主体重新赋形。更有意味的是，欲望的消解及其重新开掘的过程，恰恰对应着后革命时代商品经济视域中的文化转场与阶层分化，以及在这个裂变中的创伤经验和自我诊愈。
小说行将结束时提及将“郊野”视为蛮荒之地，那里是遭受疯狂遗忘的所在，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与无人问津或随时会被湮灭的破败景观，流露出稍纵即逝的边缘经验。郊野与城市存在着显赫的对照、纠葛甚至“抢夺”，郊野衰颓却饱含野性，斑驳而毫不齐整，貌似败落里充溢着勃动的生命，这是纪叔棠们及其所寄居的那个场域的内在属性，也即他们在精神上或现实里寓居的那个武侠世界、民间圈层以及其中不断被撕裂却又挣扎着弥合的经验世界，隐喻的是天地玄黄之际的悬而未决，涌动着种种可能与离题、合规与非法、明亮与暗黑、躁动与颓丧。正是在繁杂的反拨与有序的更新中，活的经验得以衍化为生命的印证以至灵魂的救赎，这是小说之以虚御实、无有阻隔的显像，更是新的“形式”得以凭借此而呼之欲出的“秘要”。
五
小说最后，“我”与银发苍苍的纪叔棠参加台北书展，意欲造访80多岁高龄的黎本忠（高沧），尽管素未谋面，却已如仗剑天涯出生入死后的惺惺相惜。从边缘之地走出来，自然有惶惶不可终日的处境，时而也在岌岌可危处夹缝求生，而那里呈现出一个同时涌动着陈腐与激情的民间世界，好就好在，他们最终都着上了武侠精神的底色，以至再狼藉失措也不会坠落溃散，这或许代表一代人精神奔袭与灵魂探询的“秘要”，循此得以抵御历史的洪潮而不被冲刷得过分苍白或碎裂。这场台北之旅既是寻踪高沧，同时又投射出台港武侠小说的影响及其反馈，其呼应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泥沙俱下，使得文化的潜流始终充盈他们的襟怀，甚至构成精神的底座，冲决狭隘的道途与淤积的阻塞，最终敞开生命的可能与新的情感界域。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文津出版社2022年版
本雅明曾指出费希特与浪漫派思想一度形成的亲缘关系，将“反思”视为一种对于形式的反叛并立意新塑某种知识与意识，“把人的精神的行为方式提高为意识的行为……通过这种自由行为，那种自身已是形式的事物——那种智力的必要行为——被纳入一种新的形式，即知识的或意识的形式，如此，这一行为便是反思的行为”[23]。拉伯雷的《巨人传》里有一个“酒客醉话”，“我要是不喝，就干得慌，也是等于死。死后我的灵魂会飞到一个水池里。干的地方，灵魂是待不住的”，酒神的狂欢灌注于个体的灵魂，以开启新的生命和灵魂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拉伯雷将管酒之人称为“新形式的制造者”[24]，如酒神精神般的灵魂解放往往得以探求真切超拔的存在形式。在《秘要》里，纪叔棠等为代表的“黑书人”以及高沧、黄慎奎为代表的新武侠写作，因其超越了现世的烦扰而寻得新的自由，也因为沉浸于那个明暗不定的边界而不是陷溺其中，由此得以摆脱实在界的泥沼以及精神的束缚，并且凭借武侠、民间、边缘的内在姿态，开启一种真正具备文化身份和价值属性的主体塑造，田耳正是借此构筑了新的经验与生存、情感与意义的形式空间。
茅盾曾在《读〈呐喊〉》中评论鲁迅的小说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他还援引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观点，认为写作者包括接受者应对“新形式”进行创造并加以认同。[25]反观田耳的长篇小说《秘要》，何尝不是以新的形式去写“武侠”以至写小说，以一种“小说中的小说”结构新的叙事形态，掺杂文化政治、军事历史、民间江湖的传奇性元素，融通小说之雅俗以新创武侠之形式，呈现黑书及黑话所意欲更新的修辞话语，周旋于边缘场域与底层世界，循此更新逻辑的状态与伦理的诉求，揭橥虽为潜流却始终勃动奔涌的生命经验。
曾攀
《南方文坛》杂志
53002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0期）
注 释
[1]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载汉娜·阿伦特编《启迪》，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5页。
[2]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柄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4][5]田耳：《秘要》，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12、7页。
[6]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蒋怡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
[7][9]田耳：《秘要》，第106、200页。
[8]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7页。
[10]田耳：《秘要》，第217页。
[11]陈平原：《20世纪武侠小说》，载《千古文人侠客梦》，第73～74页。
[12]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载《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13]陈思和：《论现代知识分子岗位的超越性和民间性》，《南方文坛》2023年第3期。
[14]田耳：《秘要》，第19页。
[15]爱德华·W.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页。
[16]陈平原：《关于一种小说类型学的武侠小说》，载《千古文人侠客梦》，第207页。
[17]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08页。
[18]田耳：《秘要》，第240页。
[19][20]田耳：《秘要》，第76、329页。
[21]田耳：《秘要》，第211页。
[22]田耳：《秘要》，第305～306页。
[23]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柄钧、杨劲译，第37页。
[24]拉伯雷：《巨人传》，成钰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25]雁冰：《读〈呐喊〉》，《时事新报·文学》周刊第91期，19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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