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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小寒 | 近二十年“文化老舍”研究的几个关键词——老舍研究动向的一种考察
[ 作者:石小寒] 来源: [ ]

老舍

 

 

内容提要

老舍是文化型作家,“文化老舍”是老舍研究的重要内容,涉及面广,研究者众,理论和方法,切口和阐释各不相同。有的深入开掘刷新前论,有的限于学识重复旧议,程度不同地体现着“重新体认”和“回到老舍”的努力。新世纪的研究围绕老舍创作的文化表现、文化反思和改造国民性展开,彰显出新世纪语境中老舍研究的学术维度,对认识近二十年老舍研究进展并管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状况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

文化老舍 文化表现 文化反思 改造国民性

 

老舍是文化型作家,文化是老舍创作思考的切口和凭据。“文化老舍”内涵丰富,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家文化与国文化,市民文化与官场文化,满族文化与华夏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其承袭与否定,批判和建设,反思与理想,情感立场与理性选择,等等。“文化老舍”研究既是新世纪二十年老舍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考察老舍研究收获进展并管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风貌的窗口。作为老舍研究的常规选项,新世纪二十年成果多,波及面广,几乎每个研究视域都有“文化”“国民性”阐释的影子。

 

一 老舍创作的文化表现研究

 

除《大地龙蛇·序》等少数文章正面阐发外,老舍主要用创作表现文化思考。研究者解读老舍创作的文化表现,多用“文化表现”“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等词语,也有少数研究者用“文化观”“文化价值取向”“文化立场”称谓。

刘子琦以“文化观”分析老舍早期小说[1],说“老舍受到了古老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亲历了五四文化传统影响,在英国的时候对西方文化又有了切身体会”。几年后毛菁华探讨老舍早期创作的文化价值立场[2],说老舍以“五四”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外来“思潮”和“主义”,审视中国文化和国民精神状态,暴露国民性弱点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其文化价值立场具有兼容性和多重性。而他对学生运动的隔膜和认识局限既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也补充了“五四”前驱者的不足。老舍文化接受的多元性决定了“文化价值立场”的复杂性,尽管考察范围缩小到“创作初期”,但论述仍嫌简浅。其实,受多种文化影响,老舍早期创作表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识,情绪躁急,立场游移,既缺少“观”的基本形态,也稀见稳定的“立场”。两文对“无定型”事态进行“定性”分析,概念过大且主要正面论述,阐释困难在意料之中。而《从平民形象塑造观照老舍的文化价值观》[3]就较策略,结合平民形象塑造分析文化价值观,选题具体也得体,因为平民形象展现了老舍“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反思与批判”,由此观照堪称“好望角”。但说老舍“既能吸收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各自的优长,又能清醒地审视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各自的劣质”;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他“既不是守旧者、守望者,也不是一般地随着时代大潮行走的随从者”的论述力求周全,但特色和价值也容易隐失在周全里。

新世纪老舍创作之文化表现研究论及古典精神、儒家文化等内容,情况大体如下。

——老舍与儒家文化研究。“老舍与儒家文化”的阐释隐匿在方方面面,新世纪两篇文章明确指向“老舍与儒家文化”,意味着研究从含混隐匿走向具体明确。冯健飞指出老舍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同时,还通过大量人物形象展示了“重孝悌,讲奉献;求仁义,守信用;崇道德,讲气节”的传统美德。[4]冯的文章明确美德的文化归属,从而增强了具体性,但人物身上那些美德是否独属“儒家精神”却很难裁定——“老舍与满族文化”研究中就有视其为满族精神承袭的说法。哈迎飞分析老舍的宗教性爱国观,梳理老舍不同时段爱国情感的内涵,探究老舍悲剧的真相,显示出求新求深的努力。[5]老舍早期同当时思想界一样,国家意识中包含着“民意至上、人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等内容,随着民族国家命运的变化,老舍国家意识中的儒教色彩逐渐强烈,他视爱国为宗教进而成为“歌德派”,直到晚年才有所觉醒,产生了“我爱咱们的国,谁爱我呢”的疑惑,并就此对“我之立在五四运动外面使我的思想吃了极大的亏”这句广为人知的话做了“顺向”而富有深意的解读。“儒教”是新提法,“老舍国家意识中的儒教色彩”颇有新意。“视爱国为宗教进而成为‘歌德派’”及其相关论述也显示出解读的深刻和立论的沉实。

——老舍与古典精神和“士”、“侠”以及“本土”诸文化研究。《论老舍与中国传统士文化》[6]认为“老舍继承传统士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批判传统,又融合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批判意识,对人性、传统文化、国民性格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老舍作品中的侠义精神及其困境》[7]颇有新意。“侠义”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在民间有很大市场。老舍自幼接受民间文化熏陶,常用侠义行为化解矛盾,帮助失落者走出困境,但其书写具有祛魅性、闹剧性及荒诞化特点。“老舍注重表现的并不是侠客纵横江湖的潇洒和急人危难的豪情,而是侠客遭到时代戏谑的现实以及侠义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困境”,显示出对侠义精神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的文化思考。“他为侠义精神在现代性中的困厄和没落唱出了一曲悲哀的挽歌”,这是有新意和深意的分析。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总有些元素遭到挑战面临窘境,广受褒奖的侠义精神也随着旧时代的远去遭到重创;老舍用喜剧人物表现此种元素显示出文化思考的深度,也流露出浓厚的哀婉情绪。这是值得重视的思考和情绪,正如侠义精神在当下失落和没落值得关注和研究。

新概念的运用犹如强光,照亮某些相关联的事实材料,研究者在强光普照处做文章,努力写出有价值的研究文章。新世纪“文化老舍”研究新概念频出,意味着研究者从四面八方走近老舍;取得了不俗成绩,也存在概念模糊、论述浅显的现象——学养有差异,解读有深浅,任何研究都存在类似现象。老舍创作的文化表现研究亦然。

 

二 老舍创作的文化反思研究

 

《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老舍文化反思的形成发展是关注较多的话题,既有专门研究,也有捎带论述。何云贵的《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8]、石兴泽的《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纵向梳理》[9]和李霞的《老舍文化批判意识的形成及历程演变》[10]属于前者。何文于复杂的时代语境中“揭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生成与发展的复杂诱因”,探究其“何以要选取文化批判的独特视角来展开他的文学主题提炼和文学想象”问题,分析“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颇有深度,而说老舍大半个世纪的创作“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似乎有待商榷。老舍有明确的文化反思和建设执念以及“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和清醒深刻的文化认识”,但在“大半个世纪”里,他有“自觉承担”的时候,也有“非自觉表现”乃至“疏离”的时候。同样是纵向梳理,石文把老舍的文化反思放置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审视,选点明确但略嫌宏观。“就其主要倾向而言,经历了文化接收、文化批判、文化检讨和文化建设四个时段。”其中“接受”阶段没有形成批判意识;抗战期间是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走向文化建设。反思和建设有密切关系但着力点不同,前者“向后看”批判多于赞赏,后者“向前看”褒扬多于批判。就老舍的文化反思而言,数十年的发展变化既呈现出沿着生命逻辑线索前进的趋势,也存在脱离逻辑轨道的紊乱和回旋,顺向逆向交错,瞻前顾后杂存,纵向梳理很难精准细致。李文将老舍文化批判意识的形成演变分作“初步”“深化”“建构”三阶段,阶段划分和概括分析在显示出积极推进研究的同时,也存在青年学人难以避免的稚弱。

老舍文化反思涉及哪些内容?他从哪些角度和方面反思?学术界主要围绕传统文化尤其是北京市民文化展开。陈玉红既注意到老舍“对传统文化的沉痛批判”,也论及其对新型文化模式的探索性想象,力图全面周全。[11]孙登高认为“市民世界”最能彰显老舍创作特色,也最能体现其文化反思的成就和意义。[12]新意比较明显的是《作为“社会人”的“主体性原则”:从老舍在小说中对“家庭模式”的文化反思说起》和《后殖民主义视域下老舍的东方主义批判:以长篇小说〈二马〉为例》。前者认为,“老舍在小说中对传统家庭模式的双向审视,既应和了现代中国在家庭本位的历史惯性中因匮乏凝聚力而亟待转变的紧迫性,同时也关注到‘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涵养人伦力量的关键作用”,因此他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伸张个性的尺度上秉持“主体性原则”,“既重视个人的主体性,又以基本的道德准绳加以规限……在家国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寻求个人自主”。[13]“主体性原则”是新提法,既是对老舍文化反思立足点的新认识,也是对老舍文化人格富有新意的概括。后者大处着眼往细处努力,在后殖民主义视域下分析老马父子在英国的种种遭遇,指出《二马》两种反殖民主义倾向,既反对“西方中心话语建构下东方化的东方”,也反对“东方人参与的自我东方化”。[14]“后殖民主义”是时尚理论,熟练运用可以强化文章的理论色彩;“自我东方化”是新提法,也提供了些许新材料,用以分析《二马》时见新意。但隐约可见对新理论存有“消化不良”的痕迹。

有研究者用“批判”以彰显老舍文化反思的情感倾向,论述却与“反思”阐释大致相同。《老舍小说中的文化批判》说老舍既批判了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也批判了西方文明中金钱、物欲对人的心灵的腐蚀,其“文化批判力量远远大于其他作家”[15]。“批判”有情感倾向但并非否定,也不以否定为目的:批判中包含建设,在批判中建设,为了建设而批判,批判和建设是老舍文化反思的两个方面。前者占位突出,后者如影随形。《“破与立”:浅谈老舍作品中的文化取向》说老舍在批判中建构,在“破与立”中形成自己的文化取向。[16]那么老舍的文化建构包含哪些内容?特点是什么?讨论或许尚欠深透,但两个关键词道出了老舍文化反思的特质。张满锋分析老舍文化批判精神的特性,认为老舍坚持启蒙理性,在对市民文化批判中建构了多维度的话语体系,“批判精神的深邃”在于“对走入偏执的启蒙观”的反思,“对于价值失序中道德信念的沦落状况”的深切关注。[17]

与建构研究相关的是老舍文化反思的现代意识问题。看似有些吊诡,老舍那么留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流向存在那么明显的差异,以至于被视为生活在现代的“中国文人”——所谓“中国文人”其实是说他是“传统型”的知识分子,是“民粹主义”倾向明显的知识分子。而批判色彩浓烈的文化反思却又无可争议地表明,其文化基点是由西方现代文化、“五四”新文化、革命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交融而成的现代理性意识。他站在现代文化思想高度进行反思,为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变而反思。研究者关注老舍文化反思的“现代性”,《论老舍文化反思的现代意识》和《试论老舍“现代性”思想的纬度与深度》做了正面阐释。前者说老舍的现代文化意识很“强烈”[18]。但何为“现代意识”?老舍的现代意识表现在何处?论者没有做出清晰的阐释,影响了讨论深入。后者梳理“老舍有关现代性思想的纬度和可能具有的深度”,将老舍的现代文化意识归纳为“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在具体阐释基础上指出老舍对“三化”正面和负面的思考“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19]其分析概括显示出值得赞赏的深度和能力,同时也显示出选题立论的研究特点——从现实出发选题立论,通过分析彰显现实意义。这似乎是作者的论述思路和治学态度,多篇老舍研究文章均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

对老舍文化反思的现代性做出系统阐述的是《论老舍文化反思的现代性》《论老舍的市民文化反思及其现代性体验》《怨恨:再论老舍市民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三篇系列论文。“前篇”指出老舍的文化反思“具有现代化追求与现代性反抗的双重品质”,其表现主要是“国民劣根性批判、现代化追求和现代性反抗”等方面,对国民劣根性批判表现了现代性焦虑,现代化追求表现为对“人”和个体的关注,现代性反抗表现在对城市文明病的反思以及反思中的挽歌情调。“中篇”在“现代性”追求和反抗基础上提炼出“怨恨”情绪表达,说“老舍的文化反思充满了怨恨的现代性体验:他既怨恨旧派市民老弱迂腐,又怨恨新派市民浅薄恶劣,更怨恨城市贫民的辛酸悲惨以及城市生活的堕落不公。为解决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为释放自己的怨恨心理”,他“创造了一批具有反抗意识与实干精神的理想市民形象”。“后篇”分析老舍对市民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并将“怨恨”推而广之,“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体验心理……获得怨恨是现代中国获得现代化追求意识以及现代性心理体验的标志,克服怨恨是现代中国打破现代化神话与现代性悖谬的出路”。作家不同,怨恨对象、表现内容和释放方式也不相同。三篇文章构成一个完整的论述体系,老舍文化反思的现代性得到深度的阐释。[20]

原因和背景,过程与内容,现代或传统,批判及建设,连横合纵——老舍文化反思在新世纪得到较为全面论述。但尚待耕耘空间还很阔大,优质成果也不多。与文化反思关系更直接者是改造国民性问题。很多研究将其与“文化反思”同步分析,互为因果并行分析,互为研究方法和途径,甚至两个话语混用。诚如研究者所言,老舍从文化角度切入社会和人生,所谓国民性批判其实是文化批判。[21]下面换个角度,对老舍创作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研究进行考察。

 

三 老舍创作的改造国民性研究

 

《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封面

 

老舍被视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旗帜直接而有成就的继承者,相关研究在新世纪之前就取得重要成就,近二十年仍有不少研究者在这片学术“热土”耕耘。其与“文化反思”“启蒙”研究互文并进,是近二十年老舍研究中成绩斐然的领域。

王晓琴的《老舍文学世界:民族精神启示录》说老舍“20年代通过中西民族比较,审视原属民族的精神病态;30年代从救亡图存出发,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民族劣根性探源;40年代在战火中给民族命脉照‘爱克斯光’,提出民族精神转化构想;共和国建国后更公开满族身份,探求民族精神建设的实践途径与规律”,清晰地勾勒出发展变化的轮廓。[22]也有研究者习惯于横向把握,论述老舍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内涵特点。如刘永莉概括了三条,并做了具体分析:“一是提出了现代性的国民人格建设理想;二是对敷衍、自甘堕落等国民‘劣根性’作了揭露和批判;三是揭示了传统国民性‘家国一致’的理想人格的悲剧内涵。”[23]其将“现代性的国民人格建设理想”放在突出位置,复对传统国民“家国一致”的悲剧性内涵进行分析,是异于寻常的理解。

老舍“改造国民性”思想赖于国民形象塑造,形象分析既是考察国民性思想的目的也是方法途径。《老舍“市民世界”中的文化反思与批判》和《从三类市民形象看老舍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均属这类选题。前者分析“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正派市民”三类形象的文化心态和性格特征[24],后者论述“国民楷模”形象如李子荣、李景纯,“过渡人”形象如老李、祁瑞宣,“洋派”与“新派”之市井形象如张天真、祁瑞丰等[25]。两文都论三类形象,划分标准、归类阐释有异,但对老舍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特点和意义的认识趋于一致。比较而言,后者聚焦论述更容易触及老舍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水区。董克林选择“老派市民”这个代表老舍艺术成就和特色的群体进行分析,颇见识力,其所谓“老派市民”形象“思想愚昧,夜郎自大,墨守成规,保守庸俗,苟安懦弱……展现了旧北京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26],实现了对国民性弱点批判的创作意图,话说到了实处,但这个群体早已广受关注,研读已深及肌理,若想出新还须借助新理论新方法强力论述。

有新意的研究是将汉奸和崇洋媚外者推到前台。两类形象早就进入研究视野,但专文论述稀缺。《老舍的汉奸形象塑造与国民性批判》将汉奸形象与老舍改造国民性思想进行关联论述,把住了老舍创作的重要根脉。[27]汉奸形象是老舍笔下特殊群体,体现了市民阶层的劣根性。老舍不是文化守旧者,他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广纳的热情;但崇洋媚外与闭关守旧无关,与文化开放也没有必然联系。老舍笔下的崇洋媚外者是失去文化根基的群体,对此,他深表厌恶;塑造这类形象既是其对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也是对现代文化建设的突出贡献。因缺少专题论述,影响了对老舍改造国民性贡献的整体认识。刘亚美正面分析“趋欧崇洋者”形象——洋奴青年、中西“调和派”以及“教徒”,指出“与同时期作家相比,老舍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明显属于保守的一派,这种价值立场与其自身经历有关,也与其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贯坚持、固守有关”[28],选题有新意,分析简洁利落,“坚持和固守”比较符合老舍思想和创作实际。

归类分析框定了研究范围,有助于突出老舍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某些方面,显示出新世纪老舍研究往深处和细微处发展的走势。但也存在分析浅显的问题,有些分析还没有达到此前的深度。学术研究应该但未必“后来居上”,后学不及前贤有时也符合认识规律。但全面阅读已有的研究材料,站在前人肩膀上著文思考却是治学者必做的功课。否则,学术文化便无法传承,更难言发展。

与前述老舍“文化反思研究”相对应,论者大都认为老舍批判基于构建,暴露国民劣根性旨在铸造健全的国民性格。《论老舍对“国民性”的思考》指出“老舍对‘国民性’的思考不仅关注病态民族传统文化造成的国民劣根性,更重要的是试图重建国民精神,实行思想启蒙,以此‘教导国民’,‘改善社会’,期望国民精神的振兴”,也切合老舍创作实际。[29]《论老舍国民性改造的价值取向》认为,“理想市民形象”承载了老舍“国民性改造的核心价值观念。这种价值特征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根源于‘民族自尊’的‘文化侵略’的想象,从而形成了认同西方文化立场与尊重传统文化优质因素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不仅颠覆了左翼关于‘现代革命’的理论想象,而且使得老舍撤回传统文化内部寻找国民性更新资源”[30]。至于说“老舍的这种国民性改造的价值取向和适用性是以整个传统文化为背景的,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文化内部的一种自我调整,它使老舍的‘批判—建构’始终在传统文化内部进行循环,阻碍了老舍在现代意识的参照下,对国民性改造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当属符合老舍创作实际且有深度的研判。无论怎么说,与传统文化意蕴的浓厚相比,老舍创作的“现代意识”显得薄弱;由此便决定了其改造国民性是“传统文化内部的自我调整”。似乎还应进一步追问:这样调整是应该还是必须?

在热议老舍改造国民性语境中,有论者看重其对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之优秀品质的打捞和表现,昭彰他为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更新建设所做的努力,复对老舍改造国民性思想给予客观理性的审视,显示出研判高度。孔庆东《老舍与国民精神》一文从“老舍之于国民精神”“老舍眼中的国民精神”“老舍笔下的国民精神”“老舍身上的国民精神”“老舍与国民精神的启示”五个方面论述老舍对国民精神的独特贡献。[31]王本朝则指出,老舍对民族精神品质和传统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否定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思想言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全盘西化”的思想言论给予辛辣的讽刺和强烈的不满,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民粹倾向。他的《论老舍文学创作的民粹思想倾向》全面分析老舍的民粹思想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论成因,指向多重文化营养;谈性质,说老舍的民粹思想“是在反思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带来的道德溃败而进行的一场文化抵抗,是对城市与乡村、贵族与平民、文明与道德出现分裂和矛盾之后的价值确认”;论趋向,归根于“乡村、平民和道德的淳朴、自然和美好的民粹化价值立场”。[32]

如何评价老舍创作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者大都结合自己的选题立论给予肯定性研判,有论者甚至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的高度肯定其成就和意义。王文则结合老舍的民粹思想指出其局限性。老舍受民粹思想影响,其改造国民性“容易把道德理想化,并视为核心价值,不自觉地滑入了道德中心主义。在描绘城市与乡村的对抗,平民与上层社会的对立,自然与文明的冲突时,他所取的向‘下’、退‘后’的民粹观念也显然带有明显的理想成分,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33]。张娴论述老舍“平民化的启蒙思想”,说老舍表现了人物形象“丰富的人性内涵”,但“也造成了其文化思想与艺术成就上的某些偏颇与不足”。[34]

老舍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历久弥新。新世纪二十年众多学人在这方学术沃土深耕细作,有不少新的开拓和收获,逼近老舍创作的深土层,但与问题的博大深邃相比,仍显示出理论方法和阅读阐释的不足。研究未有穷期。

新世纪二十年“文化老舍”研究中,另有两篇文章既非标准的文化表现和文化反思研究,也不是单纯的改造国民性探讨,但三个中心词的宽泛性和两文的论述指向却将它们滑进考察视野,故作为特例后缀于此——当然,更重要的理由在于两文提出的问题与此密切相关且具有警示意义。

王昉于老舍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新体认”老舍创作的几个重要问题,显示出值得称道的阐释深度和理论高度。论及老舍的启蒙思想,指出“相对于启蒙主义主流文化单向度价值设置和决绝的历史态度而言,老舍则表现为结构性双面关注的特点。尤其是面对失落的文明及其业已衍生成的后果,表现出了更为警觉的意识,并对其给予了高度自觉的关注,从而彰显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极为难得的人文主义的态度与觉悟”;论述“国民性”思考,则认为是老舍对中国精神与国家观念的自觉张扬,是对启蒙主义在“国民性”话语中人文主义相对缺失的“补偿和矫正”。老舍和启蒙文学、革命文学都对底层民众悲剧命运表示了深切关注,但他既不同于启蒙文学对底层民众精神悲剧的展示,也不同于革命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其阶级生存的悲剧命运的控诉,“老舍独具意义之处在于,他是由底层百姓的实际命运遭际出发,从对社会现代变革质疑的角度来看取问题的。老舍对现代变革中弱势群体的命运关注,虽然彰显的是一种有异于主流的意义指向,但却难得地展现出了一种为现实和历史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和艺术成就”[35]。分析概括均显现出新意。

王本朝论述老舍创作的伦理诉求,显示出更明显的矫往求新意图。[36]在他看来,以往对老舍的“文化形象和价值意义”多从“市民”“京味”“幽默”等加以概括,“忽略了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价值的独特性”,“使他陷入‘被别人表述’的阐释困境”。他提出“应该回到老舍那里去,寻找老舍文学的独特性”。“回到老舍那里”是响亮的口号,也是几乎所有研究者的追求和努力,近百年老舍研究不都是努力走近老舍吗?那么,老舍在哪里?“老舍的文化形象和价值意义”是什么?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回到”的途径千万条,每个严谨用心的研究者都在做着“回到老舍那里”的努力,都在探索“回到”的途径。作者认为老舍的独特性在于,他“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伦理型作家,具有丰厚而深沉的伦理情怀;伦理诉求是老舍文学创作别具一格的地方;社会正义与个人德性是他的小说最为集中表达的伦理观念”。“回到老舍那里”就是聚焦“伦理型作家”做文章。对老舍“文化形象”的阐释和“伦理作家”内涵的解读固然有深度,但对老舍而言,似乎仍处于“被别人表述的阐释困境”。事实上,举凡研究对象,都处于“被阐释”的位置,似乎无所谓“困境”;倘若说有的话,那就是某些疏离“三本”的“过度阐释”,违背学术精神的任性阐释。这种情况在老舍研究中也有,但远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其他研究领域突出。但无论如何,“回到老舍那里”是值得赞赏和认真践行的口号。

“重新体认”是学术研究中永恒的话题,老舍研究始终在路上,始终处于“重新体认”状态,否则,研究便失去赓续意义;“回到老舍那里”,剥掉被强加的成分,复原老舍自身,确有必要。但如何“重新体认”?老舍在哪里?老舍研究已近百年,“被表述的老舍”和原初的老舍混合在一起,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符号,还能不能回到老舍那里?如何撕破被表述的“铁布衫”回到老舍那里?这都是老舍研究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老舍纪念馆,老舍故居

 

 


石小寒

聊城大学文学院

252000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9期)

 

注 释

[1]刘子琦:《老舍早期小说中的中国文化观》,《丹东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2]毛菁华:《试论老舍创作初期的文化价值立场》,《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年第11期。

[3]傅晓燕:《从平民形象塑造观照老舍的文化价值观》,《贵阳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4]冯健飞:《文化的根基,民族的脊梁:老舍作品儒家精神论析》,《南都学刊》2003年第3期。

[5]哈迎飞:《论老舍国家意识中的儒教色彩》,《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第4期。

[6]刘广生:《论老舍与中国传统士文化》,《枣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7]史玉丰:《老舍作品中的侠义精神及其困境》,《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12期。

[8]何云贵:《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9]石兴泽:《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纵向梳理》,《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

[10]李霞:《老舍文化批判意识的形成及历程演变》,《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2期。

[11]陈玉红:《在市民生活画卷中展开的文化批判:谈老舍的文化思考》,《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2]孙登高:《老舍“市民世界”的文化反思》(上),《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年第8期。

[13]金晔:《作为“社会人”的“主体性原则”:从老舍在小说中对“家庭模式”的文化反思说起》,《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14]佟杨:《后殖民主义视域下老舍的东方主义批判:以长篇小说〈二马〉为例》,《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15]李兆虹:《老舍小说中的文化批判》,《商丘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6]戴银:《“破与立”:浅谈老舍作品中的文化取向》,《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8期。

[17]张满锋:《多维批判话语的构建:试论老舍文化批判精神的特性》,《海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8]李霞:《论老舍文化反思的现代意识》,《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9]何云贵:《试论老舍“现代性”思想的纬度与深度》,《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0]该系列论文的作者为王明科,分别载《石油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和《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1]蒋於辑、黄凡中、郑彦:《浅谈老舍小说对国民性的批判》,《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2]王晓琴:《老舍文学世界:民族精神启示录》,《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3]刘永莉:《老舍创作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齐鲁学刊》2003年第3期。

[24]张瑛:《老舍“市民世界”中的文化反思与批判》,《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5]李泽中:《从三类市民形象看老舍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26]董克林:《老舍笔下老派市民国民性弱点分析》,《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7]黄艳芬:《老舍的汉奸形象塑造与国民性批判》,《合肥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28]刘亚美:《论老舍对趋欧崇洋者的批判》,《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29]李霞:《论老舍对“国民性”的思考》,《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30]方岩:《论老舍国民性改造的价值取向》,《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1]孔庆东:《老舍与国民精神》,《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32]王本朝:《论老舍文学创作的民粹思想倾向》,《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33]王本朝:《论老舍文学创作的民粹思想倾向》,《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34]张娴:《老舍文学创作启蒙思想辩证》,《求索》2012年第2期。

[35]王昉:《对老舍创作倾向的重新体认:老舍诞辰110周年纪念》,《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36]王本朝:《社会正义与个人德性:老舍文学创作的伦理诉求》,《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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