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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狂人日记》序，《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第四卷第五号
内容提要
阮氏兄弟作为“某君昆仲”的原型人物，形成了鲁迅小说的“原型人物序列”，其新旧并存的生平本事构筑了《狂人日记》序言与正文之外的第三重空间。序言中长幼与新旧的“错位”对应，可视作阮氏兄弟历史状貌的留影。正文中则依照新旧观念分野来塑造“狂人”与“大哥”这两个彼此对立的艺术形象。在原型人物生平的历史空间与小说正文具有高度抽象性的艺术空间之间，序言成为一个由“真”入“诗”的转换阀门。阮氏兄弟之间昆仲关系的紧密，周、阮兄弟的密切交往以及家世背景、人生境遇的相似度，使人物关系成为《狂人日记》的重要本事来源，并成为鲁迅小说的“自叙性”问题的生成原因。在对《儒林外史》的汲取过程中，鲁迅小说运用了《儒林外史》对原型人物的利用技巧并有所拓展。以原型批评来解析鲁迅的白话短篇小说，可以从内部还原鲁迅小说的生成路径。
关 键 词
鲁迅 《狂人日记》 原型人物 阮氏兄弟
在探讨《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原型人物时，学界早已注意到周作人的一个说法：狂人实有其人，他是“鲁迅的一位表兄弟”[1]，原名阮文恒，字久巽，生于清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八日（1886年8月17日）[2]，卒于1935年4月14日[3]。阮文恒比鲁迅小五岁，比周作人小一岁。他的母亲是周氏兄弟的大姨母，父亲名叫阮有俊。
但研究者并未充分关注周作人提出的另一条线索——阮文恒的长兄阮文星同样患有精神疾病。阮文恒被周作人隐称为“郁四”，阮文星则被称作“郁大”：“他的老兄郁大也是同样情形。”[4]鲁迅正是“因为亲自见过‘迫害狂’的病人，又加了书本上的知识，所以才能写出这篇来，否则是很不容易下笔的”[5]。
如果说“精神疾病”是狂人的显著特征，那么仅仅着眼于阮氏兄弟就可看到，这一特征的来源可能并不止阮文恒一人。倘若鲁迅不是以一位人物作为狂人的原型，而是有两位甚至多位，那么这对罹患“迫害狂”的兄弟，究竟对《狂人日记》的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值得重新思考。
有论者认为《狂人日记》“原型史料过于稀少”，不太适合从“本事批评”角度进行分析。[6]但实际上，有关阮氏兄弟的生平材料还是相当丰富的。
王士菁在《鲁迅传》中引用了阮文恒写于精神疾病发作期的“绝笔信”[7]，很早便将原型人物引入了《狂人日记》研究。1980年代，谷兴云对鲁迅博物馆所藏四封阮氏书简进行了整理与考释，并钩沉出鲁迅在1912年2月编辑出版的《越社丛刊》第一集中所收四首阮文恒诗歌，对阮文恒生平做了深入研究。
《越社丛刊》第一集中所收阮文恒的四首诗
而将周作人1950年代回忆文、周作人日记（1898—1917）、鲁迅日记（1912—1936）中有关阮氏兄弟的记载也纳入考察范围，并利用阮氏家谱《越州阮氏宗谱》、绍兴鲁迅纪念馆所做的调查和访谈等[8]，会发现这些材料为从原型人物与本事批评的角度进入《狂人日记》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如果进一步关注阮文恒的兄长阮文星的生平概况，由此延展，挖掘阮氏兄弟乃至阮氏家族中其他人的生平概况，并梳理他们与鲁迅的关系、比较阮氏兄弟与鲁迅人生道路的异同，则有可能寻觅狂人形象塑造过程中所受到的原型人物的影响。
最近，郜元宝先生对小说序言中“某君昆仲”的原型人物进行了细密的考论，强调了原型人物对《狂人日记》研究的重要性。[9]而在《狂人日记》研究史上，小说序言与正文的差异性一直引发研究者的探讨。这种差异性构成了序言与正文的二重空间，不仅体现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以一则文言小序作为开场白，其语体差异耐人寻味；更体现在序言中“弟”病愈后“赴某地候补”的妥协，与正文中狂人的勇毅、果决存在难以索解的矛盾。
然而，倘若引入原型人物的生平线索，将《狂人日记》写作回复到历史语境中，则会发现历史维度的解析是这篇具有内在分裂感的小说本应具备的一个视角，而这也或许能够解释在文本内部存在的诸多矛盾和裂隙。因此，除了序言和正文，原型人物及其本事实际上构筑了《狂人日记》的第三重空间，本文便从原型人物辨析入手，探讨阮氏兄弟对小说写作的影响，并渐次探讨以上所涉及的议题。
周遐寿：《鲁迅的故家》，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4月新一版;《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4月第一版
一 阮氏兄弟与“某君昆仲”形象中的新旧对峙
《狂人日记》被认为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10]，但正文中的狂人对应的序言中的“弟”，却在病愈后进入了清朝官吏候选体系，以实际行动消解了狂人形象的革新意义。周作人提出，与传统小说“此类序引大抵故作狡狯，不可尽信”有所不同，《狂人日记》序言“所说却是真的”[11]，即“某君昆仲”的叙述符合原型人物的生平经历。与正文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狂人的耀目形象相比，序言中的“弟”显得黯淡得多，他一直被置于“某君昆仲”的框架内，关于他的情况全部来自“兄”的讲述。小说的叙述形态，指引研究者从“昆仲”视角重新思考狂人形象。
“某君昆仲”的并立，显示出“兄”／大哥形象与“弟”／狂人形象相伴相生，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后者。[12]如前所述，阮文恒的长兄阮文星也患有精神疾病。因此，在“某君昆仲”与阮文星、阮文恒之间存在着颇为绵密的联系，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昆仲视角下，此前并未受到学界重视的阮文星也应被置于“原型人物”的身份中加以考量。假如狂人的原型并不止一人，而是阮氏兄弟，那么以往不太受关注的大哥的原型也应从“昆仲”视角进行追索。
假如鲁迅借用了阮文恒、阮文星兄弟俩的精神疾患敷衍成狂人发狂的情节，那么与阮氏兄弟有关的其他人的事迹是否也构成了狂人事迹的本事来源，显然值得探讨。从这一视角出发，不妨由阮文恒这一已知的原型人物线索，将阮氏兄弟的生平均纳入考察范围。
阮文恒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13]，他是阮家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三位兄长分别是：阮文星（1872—？）、阮文仪（1874—1937？）[14]、阮文同（1880—1959）[15]；此外，还有一位堂兄阮文彬。
耐人寻味的是，在周氏兄弟日记中，对阮文恒的记载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几位兄长相连。周氏兄弟与阮文恒的交往，是周氏兄弟与阮氏兄弟数十年交往的一部分。通过梳理阮氏兄弟生平信息，会发现在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像狂人与大哥之间那么悬殊，而是与“某君昆仲”之间难解难分的状态相当接近。
在阮氏家谱《越州阮氏宗谱》中，记载了阮文恒毕业于“私立浙江法政专门学校”这所新式学堂，专业是“政治经济别科”，毕业成绩为“甲等”。[16]但这种经历却并非阮文恒一人独有，他的大哥阮文星、堂兄阮文彬均与之相似。周作人日记中记载了辛丑年正月间的一次“中表兄弟”聚会，从中可见1901年阮氏兄弟中的大哥阮文星“肄业上洋育材书塾”[17]。而“上洋育才书塾”应为“上海育才书塾”，周作人在写日记时误把“海”写成了“洋”。“上海育才书塾”于1906年改名为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新式学堂。阮文恒的大哥阮文星早在南洋公学改名五年前便在这里就读，可见其很早便接触过新思潮。
阮文恒的堂兄、叔父阮效山之子阮文彬在《越州阮氏宗谱》中有“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科鱼雷科一等毕业生”的记载，他懂德语，曾任“德员哈卜门枪炮翻译”。毕业后还曾“任北洋海筹兵舰三等管轮，随舰游历南洋群岛”，属于在封建王朝末期便见识过异域世界的少数先锋者。江南水师学堂也是周氏兄弟曾经求学的学校，据周作人族叔周冠五回忆：“周氏子弟往南京进水师学堂的共有五人。”[18]前往新式学堂求学是周、阮两家子弟带有普遍性的经历。
阮文恒热衷新学。他曾经请周作人代为向日本书店邮购日文书如《银行论》《商业经济学》等[19]，遇有不懂的日文曾向周作人请教[20]，周作人为其解答[21]。不仅如此，阮文恒还给周作人邮寄过《世界语讲义》[22]，与留日返乡的姨表兄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
1923年5月22日，在阮文恒致周氏兄弟的信中，他曾向两位姨表兄报告“绍地社会，依然如故，毫无进步。惟游人较多，麻雀牌较旺，他则无所异于昔日”[23]的景况。可见他不仅注重自身专业修养的提升，还一直默默关注家乡社会的变化，为新文化运动后的绍兴气象并无明显起色颇感失望。
同样，从现存资料中也可以看到阮文彬对新学的浓厚兴趣。在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期间，阮文彬是周氏兄弟生活上的伙伴，与周氏兄弟在礼拜日同至下关江天阁饮茶[24]、与周作人共度除夕[25]。鲁迅去日本后，周作人常找阮文彬聊天[26]，到他的住处看书[27]。从阮文彬与周作人二人互借的书目（阮文彬向周作人借的是《累卵东洋》《徐霞客游记》[28]，周作人向阮文彬借过《泰西新史揽要》[29]《新民丛报》《苏报》[30]）来看，阮文彬对清末维新书报相当爱好。也正因为他与周氏兄弟有着持平的新学基础，他与周氏兄弟的思想交流一直延续到民国以后。[31]
如果用鲁迅经历中“走异路，逃异地”这一先锋者姿态来看待阮氏兄弟生平，不难看到有好几位同龄人都可以看作周氏兄弟的同路人，阮氏兄弟中不乏早在二十世纪初年便接触新思潮的尝试者。尤其是阮文恒的堂兄阮文彬，他曾给予周作人相当大的影响。在周作人尚未前往南京求学时，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载阮文彬回乡[32]及启程前往南京学堂求学的消息[33]，还曾托阮文彬转致给鲁迅的信[34]。作为年长六岁的姨表兄，阮文彬在鲁迅之侧、对周作人告别科举之后的人生道路起到了引导作用，巩固了周作人“走异路，逃异地”的信念。
“某君昆仲”均曾经进入“中学校”，除了指三人前往新式学堂求学外，还可能指三人均担任过新式学堂教员，后者同样是阮氏兄弟的普遍经历。阮文恒担任过刳桥民校教员[35]；阮文彬除了担任过浙江第五中校、第九中校教员[36]外，1917年还在严州中学担任历史教员[37]；老二阮文仪曾因“劝学事”请周作人代为写信给孙立民，周作人给予了帮助[38]；老三阮文同也与绍兴“讲习所”有关联，周作人也给予其协助[39]。民国以后的阮氏兄弟均参与过绍兴地方的教育事务。无论是前往新式学堂，还是企慕新式思潮，都并非阮文恒的个人“专利”，“求新”可以说是阮氏兄弟群体的一个显著特征。
然而，除了“求新”之外，“存旧”也是阮氏兄弟的共性。与周氏兄弟一样，阮氏兄弟也都是在接受了完整的传统教育之后，才转而投往新式学堂的。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所言，考科举是当时读书人的“正路”，而前往新式学堂是“正路”走不下去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阮文恒的二哥阮文仪考中了秀才，其他几位则未取得科举功名。不难推测，阮氏兄弟都参加过科举考试，只因未能考中，才作出了多样化的职业选择。
阮氏兄弟都当过绍兴师爷。老大阮文星己亥年（1899）冬天之前担任过“江西按察司幕”；老二阮文仪庚子年（1900）春天以前担任过“江西宜春县刑席”（刑名师爷）；老三阮文同“历就直隶山西两省府州幕”，“在五台、繁峙、潞安、并州等地”[40]均担任过师爷；老四阮文恒在山西省“繁峙县知事张伯骧处当幕宾”[41]。他们延续的是祖父阮世泾（1827—1876）“游幕浙江”的家族事业。
阮世泾是咸丰辛亥（1851）恩科举人，在咸丰癸丑（1861）、同治甲子（1864）科会试中均进入“荐卷”行列，但最终未能考中进士。[42]科举最终进阶的挫折，使阮世泾转而“历就诸暨、义乌、常山、嘉兴等府县馆”，在浙江各地担任师爷，其传记被列入阮氏家谱中的“宦绩”类，成了一名“有声望，乡里称之”[43]的士绅。阮世泾有两个儿子，长子阮有俊（1847—1893）是四兄弟的父亲，他是一名秀才（“邑庠生”[44]）。与阮世泾在两次会试中均进入“荐卷”类似的是，阮有俊在两次乡试（1882、1885）中也均进入了“荐卷”[45]，但最终仍然落榜了。
阮氏三代并不顺遂的科举经历，促使阮氏兄弟对科举道路之外的各种“杈路”[46]都有所尝试。除了前往新式学堂求学、当师爷之外，他们还当过私塾先生、医生、新式学堂教员等。老大阮文星曾“设席吼山”[47]；老二阮文仪回乡后一直“以教书为生”[48]；老三阮文同曾“教读车家巷”[49]；老四阮文恒曾在“马鞍坐馆”[50]。老三阮文同还于“民国中晚期”在“北京行医”[51]，从事过所谓“儒医”的职业。
周作人：辛丑（1901年）正月《柑酒听鹂笔记》
阮文彬在清末曾被两江制台赏赐“五品顶戴”“保充千总”，民国以后则以“副官”身份“兼充”新式学堂“教员”。[52]家谱记载虽然有限，但已可窥见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转型期中知识者与官场的复杂关系，“学”与“仕”之间界限并不明晰。序言中的“赴某地候补”揭示了阮氏兄弟职业选择中所谓的“仕途”这一选择。如果仅从新文学视角进行解读，颇具以“旧”解构“新”的震撼性；但如果从原型人物生平经历视角来看，则会发现“新”与“旧”之间并非迭代关系而是平行关系。
从婚姻状况看，老大阮文星与老三阮文同均纳有“副室”，二人的“副室”均生育了儿子，是典型的旧式婚姻。鲁迅对待阮文同与“副室秦”所育长男阮善先十分爱护，请父子二人吃饭[53]，与表侄通信[54]，给他送书[55]、送海婴的照片[56]，仿佛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并未因为姨表兄纳妾而与其产生任何隔阂。
与狂人觉悟到“礼教吃人”的残忍相参照的是，阮文恒在精神病发期间曾经给姊姊留有遗书，交代“弟妇嫁守，听其便，劝伊不必伤心”。阮文恒与姊姊感情很好，他前往繁峙做师爷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因为“姊丈去世”，他希望“在外图事，稍资资助”。他理解守寡的姐姐的痛苦，提出妻子可以改嫁、选择自己的生活，体现出贞操观念上的通达。但与此同时，“守节”也是阮文恒提出的一个备选项：妻子如自愿守节，阮文恒也是认可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旧式观念。遗书虽然是在一种精神扭曲变形的状态下所写，但或许反倒更能折射出书写者的潜意识。
由此，《狂人日记》中的原型人物可以重新界定：狂人的原型并不只是阮文恒一人；与之相对应，大哥的原型也并非诸多兄长中的某一位。阮氏兄弟既是狂人的原型，也是大哥的原型，他们构成了鲁迅小说的“原型人物序列”。如鲁迅所言，他笔下“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57]
阮氏兄弟之间的个体差异不大，新旧并存是其共同特征。小说家将“原型人物序列”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但序言与正文中却采取了不同方式来处理新与旧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
在序言中，“新”与“弟”，“旧”与“兄”之间无法画上等号。“兄”曾为新式学堂的学生或教员，以及“弟”在病愈后作出“候补”选择，即长幼与新旧之间所谓“错位”对应，恰是阮氏兄弟真实状貌的留影。但在正文中，小说家将“原型人物序列”整体上的“求新”特征，浓缩并赋予在狂人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使其因为与周围人格格不入而分外显出光彩。同时，又将大哥定格为“守旧”形象，使其处在狂人的对立面、成为吃人事业的谋划者与参与者。艺术形象的对立源自两种观念的营垒分明。
序言由此成为一个具有过渡性的特殊文本空间，在联结原型人物生平的历史空间与小说正文具有高度抽象性的艺术空间之间，成为一个由“真”入“诗”的转换阀门。小说家在处理诸相纷呈的原型人物时，设置了序言这道过滤装置，使其既留存了人物的历史形貌，又为接下来艺术形象的生成提供了停顿与积蓄的容器。从原型人物阮氏兄弟到小说形象狂人与大哥的生成过程中，“某君昆仲”成为一个介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过渡性形象。阮氏兄弟新旧杂糅的复杂性，在序言中被呈现为故意设置的微妙错位，从而增添了人物的复调内涵。而到了正文中，才依照所谓新文学伦理重置长幼与新旧之间的对应。序言中模糊隐晦的“弟”，至正文中才被提纯为光芒四射的狂人。序言因此成为一份沟通原型人物相关本事与小说叙述的“中间文本”。
二 周、阮兄弟关系与鲁迅小说中的“亚自我”形态
序言与正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分别是“余”与“弟”／狂人，从异地归来的“余”读到了“逃”往异地的“弟”的日记，其实正是“余”回溯“过去的自己”。与“某君昆仲”彼此纠缠的关系相似的是，“余”“兄”“弟”三人的关系也相互牵掣。“余”作为叙述主体首先出场，但迅速过渡到“兄”的视角；而“兄”讲述的又是“弟”的情形。“弟”在序言中并未现身，但他却是出场人物的谈论重心。“弟”作为“余”的过去形态或未完成形态，“余”与“弟”互为彼此。如果说阮氏兄弟是“某君昆仲”的原型，那么周氏兄弟与阮氏兄弟之间“兄弟怡怡”的关系，使“余”这一人物身上隐现着小说家本人的踪迹。
自少年时代起，周、阮两家兄弟便交往频繁。据阮文同回忆：“新年（春节）时候，周家、阮家、郦家表兄弟们，大家到皇甫庄外婆家拜岁时，十多个表兄弟常因这个机缘而聚集在一起，其中也包括鲁迅……有时，因为得知外婆身体不好，大家都来看望外婆时，也常碰在一起。”[58]姨表兄弟们见面的固定场所主要有四处。一是新年里前往小皋埠（外祖母家后迁往安桥头）给外祖母拜年，是表兄弟们相见的固定地点。[59]即便在平时，小皋埠也是姨表兄弟们相逢的重要地点。[60]二是王甫庄外祖父的墓地。每年清明去王甫庄为外祖父上坟是家族的固定活动。[61]三是哨唫阮氏兄弟的家。周氏兄弟曾在正月间前往哨唫阮氏大有堂拜祭阮士升姨父像。[62]四是周家新台门周氏兄弟的家。两家的互访相当常见。[63]
老大阮文星虽然只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了两次[64]，但由庚子年间鲁迅前往小皋埠拜年时，因阮文星刚从“江西按察司幕”回到绍兴[65]而多住了一天[66]，与大姨表兄有一番畅叙，可见二人关系并不疏远。辛丑年阮文星、阮文彬到周家拜年时，周作人还曾“坚留”[67]他们多待一段时间，可见周作人与阮文星的关系也不错。周作人去江南水师学堂求学之后，与大姨表兄阮文星仍有书信往来。[68]1912年周作人从日本回绍兴后，与阮文星仍有见面。[69]
老二阮文仪曾在庚子年冬天的大善寺遇到周作人，当时周作人正在为第二次县试做准备，但阮文仪等仍然“坚留”周作人看戏，周作人不得已只得“坐少顷即辞”。[70]庚子年间周氏兄弟大舅父的独子鲁延孙举行婚礼，周作人在小皋埠与阮氏兄弟相见[71]，其中便包括二表兄阮文仪。当时，老大阮文星则在鲁延孙婚礼上做赞。[72]婚礼期间周作人与众表兄弟姐妹聚会，他暗恋其中的一位表姊妹，二十多年后发表《娱园》纪念这段情愫。[73]
老三阮文同则是阮氏兄弟中与周氏兄弟交往最频繁、关系最好的一位。在周氏兄弟日记中，阮文同被写作“荷孙”“荷荪”“和森”“和孙”。阮文同比鲁迅大一岁，由鲁迅日记可见，鲁迅与阮文同保持了终身的交往。阮文同与鲁迅的塾师寿镜吾的长孙寿积明是儿女亲家[74]：他的长子阮善先是寿积明的女婿[75]，鲁迅曾到烂缦胡同寿洙邻[76]家访问过阮文同[77]。癸丑年（1913）正月初二，鲁迅曾与寿洙邻、阮文同等正在北京的绍兴亲友“同赴南味斋夕餐”[78]。民俗中正月初二是与母亲家亲友团聚的日期，鲁迅在这家名曰“南味斋”的饭店宴请塾师寿洙邻、姨表兄阮文同，有与家人团聚的意味。阮文同去山西繁峙前夕，鲁迅曾在广和居为他饯行[79]，他去山西后也一直与鲁迅保持书信往来[80]。阮文同对周氏兄弟非常友善。1913年他经常拜访“S会馆”时期的鲁迅[81]，周作人来北京后他也来看望周氏兄弟[82]。他给鲁迅带家乡土产“笋菜干”[83]；从山西回北京时给鲁迅带来山西特产“糟鸭卵一篓，汾酒一瓶”[84]。阮文同很了解周氏兄弟的爱好，1916年曾从杭州为周作人带来两支老字号邵芝岩笔庄的羊毫[85]；1920年初从山西为鲁迅邮寄拓本，鲁迅在本年书账中记载有“和荪兄赠”的信息。[86]
周、阮两家兄弟是一群出生于1870—1885年的士人，他们在青年时代经历了科举制度从衰落到废除的时代剧变。无论是其祖父辈、父辈的科举、仕宦命运[87]，还是他们自己在完成了传统文化教育之后，均转而尝试新旧交错的人生道路选择，新旧并存并不仅仅是阮氏兄弟的共性，也是周氏兄弟的人生底色。周、阮兄弟在家世背景与人生境遇上的相似度，使鲁迅在以阮氏兄弟为原型塑造“某君昆仲”的同时，把自己也作为原型人物融入了“余”这一人物形象中。
小说家与原型人物的经验重叠与人生交集，使小说家从原型人物身上看到了“亚自我”的形态。小说家与原型人物的私人关系是《狂人日记》创作中不可忽视的素材来源。其中，鲁迅与阮文恒的交往细节，在小说文本之外构筑出一条与文本空间相贯通的事实链。
如周作人所言，若非鲁迅“亲自碰见”[88]阮文恒的病情，“作者虽想像丰富，有些地方也未必能想得到”。鲁迅有机会接触阮文恒在病情最严重时留下的“遗书”，与《狂人日记》中“余”阅读、撮录“弟”的日记这一总体文本框架具有相似性。1916年10月31日，阮文恒留下了致母亲、致姊姊的两封“绝笔信”。鲁迅当然未将其付邮，并一直妥善保存，由此窥见了一位精神病患者患病期的心理状态。阅读与保存“遗书”的举动，使小说家意识到了将姨表弟的疯言呓语改编为一份新思潮启迪下心灵激变的精神范本的可能性。小说家与原型人物之间“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被照搬为《狂人日记》中“余”得到并整理“弟”的日记这一事件。书信与日记形成了小说内外的互文，“遗书”被仿制、重构并创造性转化为“日记二册”。在这一意义上，阮文恒“绝笔信”实为“狂人”日记的潜文本。与阮文恒的特殊机缘给予了鲁迅灵感，小说家天然化身作叙述者“余”。
阮文恒亲笔写就的“繁邑绅商各界密议”并“设计陷害”兄弟二人，乃至哥哥阮文同“亦闻被逮诬服”之类的臆想，的确可谓“语颇错杂无伦次”，而这正是序言中“余”对于“弟”的日记的评价。阮文恒在精神异常状况下的应激反应，让鲁迅捕捉到了被迫害妄想症的思想史意义。小说家在面对患者时的强烈惊诧[89]成为创作的动能。鲁迅曾在给周作人的书信中描述过“久巽气违状”，并因此“至为困却”，而写信当天他曾两度赴池田医院看望阮文恒。[90]一向记述简洁的周作人日记中摘录了鲁迅此封来函的内容，可见鲁迅所倾诉的愁苦与不知所措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一个迫害狂病人的恐惧对象，一旦由具体人事升华为四千年历史构筑的“无物之阵”，则小说家实则摸索到了撬动礼教巨厦的第一块砖石。
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上）（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与此同时，鲁迅曾照料过阮文恒的病情，这与小说中大哥照料狂人病情有相仿之处。阮文恒发病期间，亲兄弟又不在身边，鲁迅承担了尽职尽责的兄长角色。他为阮文恒延请医生急诊、送入医院住院，支付住院费、医药费。后来又将阮文恒的钱款汇回绍兴老家[91]，周作人亲自前往啸唫把钱交给阮文恒本人[92]。当年底鲁迅回绍兴为母亲贺寿路过上海，还为阮文恒购买药和量杯。[93]
小说家本人的亲力亲为，使他在书写大哥的照料行动时，为人物行动设置了相当程度的合理性。然而，当人物自己“逐渐活动起来”[94]，作为小说形象的大哥的自足性逐渐充盈时，这一情形又发生了变化。称职的照料者一旦兼具兄长身份，合理的举动与兄弟伦理中“兄”的威权相叠加，同样的言行就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越周详的照料便意味着越沉重的压迫。鲁迅与阮文恒的私人关系，为小说中“照料者／兄长”这个双重身份注入了内在的分裂感，使“兄”／“大哥”这一形象熔铸了复调性。
鲁迅主编：《越社丛刊》第一集，1912年2月出版
此前，鲁迅与阮文恒还有诗歌交往。1912年2月出版的《越社丛刊》第一集中，鲁迅收录了四首阮文恒的诗作并“对几处加了着重线”[95]，可见鲁迅在阅读阮文恒诗作时颇有会心之处。阮文恒的四首诗分别题为《寄友》《湖上》《客途》《夜半闻舻声》[96]，表述的是清末民初士人的羁旅经验。月色中舟行整日却依旧人在“客途”，心念“家山”、怀念旧友却无从倾诉，是其反复书写的情感体验。
如果将鲁迅与阮文恒同时期、同主题的诗作进行对比，会发现二人用语与情感方式上的相似性。二人在春天异乡的雨夜中均有“凄绝”“春愁”不断之感，而孤灯（孤擎）意象则是他们在书写离别题材时的共同偏爱：鲁迅有“孤擎长夜雨来时”（《别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阮文恒则有“客舍短擎成独梦”（《客途》）。二人在“客窗”“客途”中均怅忆家乡、思念亲友：鲁迅感叹“始信人间苦别离”，阮文恒则在旅途独梦中“千峰万水到家山”。阮文恒发出“壮士容无地”的激昂感慨，但很快便以“一灯孤榻里，相对抱书眠”的遣愁法淡化了这一情绪；而鲁迅“万里长风送客船”的情绪转换背后则隐含“九万里风鹏正举”的激昂。[97]尽管存在差异，但二人情感与用语的相似度，使鲁迅在阮文恒诗作中辨认出了一个“亚自我”。
这一关系映现在文本中，便构成了“余”与“弟”的互通。尽管目的不同，但二人均有“逃异地”之举，而“弟”奔走异地、是否仅为“候补”这一目的也因来自“兄”的叙述而不乏可疑成分，“余”“弟”二人实则道路相近。“弟”的日记记载的是“逃异地”之前的郁结与狂躁，“弟”构成了“余”的过去影像，“余”对“弟”日记的阅读则可看作小说家对“亚自我”的凝视。
由此可见，小说家与原型人物的关系同样是人物形象的有机成分。小说家本人也是鲁迅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原型人物。但鲁迅并非把自己直接写入小说，而是将私人交往片段浸透在人物形象中。如“余”指向了鲁迅与阮文恒的直接相遇、“兄”映射出小说家对阮文恒的照料、“弟”则隐现出一个“未完成的自我”。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在不同程度上分享了小说家经历的某个片段，不同人物拼接出的是一直隐身的小说家主体，而这一主体才是贯穿鲁迅小说的主人公，这或许也是鲁迅小说“自叙”色彩[98]的重要来由。
同样，周、阮两家兄弟的交情甚笃，阮氏兄弟之间颇为融洽，这些也都成为《狂人日记》中书写昆仲关系所面对的现实情境。
阮文恒“绝笔信”中称呼阮文同为“哥哥”，并认定其与自己命运相连，折射出弟弟对兄长的依恋与信任。在阮文恒扭曲变形的意识中，他认为外界对自己的陷害也包括对哥哥的陷害；临“告别人世”之际，他为未能见哥哥最后一面而憾恨不已。在致姊姊的信中，阮文恒还谈到前往繁峙做师爷是因“姊丈去世”，他希望“在外图事，稍资资助”。与姊姊、兄长的亲情，是阮文恒离乡谋食的主要动力。
现实中昆仲关系的紧密，对小说家提出了如何描述昆仲关系、“兄”与“弟”分别被描绘为何种形象的问题。而鲁迅的确采取了两种维度去建构序言与正文的两种叙述。
在序言中，小说家采用了现实维度。鲁迅不仅要面对阮氏兄弟作为同一家庭内部的亲兄弟、关系紧密这一事实，也要面对周、阮两家姨表兄弟之间声息相通的材源。[99]序言中的“某君昆仲”因此同处一条横线上，“兄”与“弟”是一种紧密的平行关系。甚至，“余”与“兄”的交往，要比“余”与“弟”的交往更直接。
在正文中，小说家则采用了新文学的维度。大哥被置于狂人的对立面，成为旧世界的代表；“弟”则被拂去了一切旧痕，蜕变为象征变革的年轻叛逆者。但即便在这样一个依照长幼秩序重建的新／旧世界中，大哥是否“有罪”仍然值得追问。大哥为狂人延医问药，让陈老五照顾弟弟的饮食起居；即便将狂人关进书房，也不乏为精神病人人身安全考虑的因素，大哥的行动从情理层面来看有合理之处。大哥的罪名（以大家庭家长的身份经营吃人事业）及其发声，均来自一个被认定为“迫害狂”患者单向度的叙述，这其实也可以看作小说家采用新文学维度去覆盖现实维度时留下的一道缝隙。
三 新文学主题中原型人物视角的“内置性”
茅盾曾将《狂人日记》比作鲁迅小说“总序言”[100]，此后鲁迅“一发不可收”的小说写作的主题与手法，在《狂人日记》中已有显现。
鲁迅以一群新旧并存的姨表兄弟作为狂人形象原型，阮氏兄弟与周氏兄弟经历、学养上的相似之处，显示出狂人的觉醒背后有一批“寻路者”集体探路为基础。阮氏兄弟的“求新”程度或有个体差异，但毕竟体现出共同的“求新”尝试。鲁迅抓住了这批萌发出新动向的家族知识分子形貌中的新旧斑驳特征，将他们作为历史转型期士人的代表。周氏兄弟这样如同狂人一般耀目的知识分子只能是历史天空中的少数星辰，与他们成长背景、求学道路都有相似之处的普通士人阮氏兄弟，才代表了绝大多数知识者的生命图景。
小说家对原型人物的选取，生成了小说文本中的新旧对峙。如研究者反复讨论的“弟”病愈后“赴某地候补”这一颇具矛盾性的选择，其实，小说中的“时间”已经暗示了事件与叙述不同的时代属性。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须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
候补官为“清代官制”[101]，这一信息与序言题识所署“七年四月二日”（1918），分别指向清末与民国两个历史时段。鲁迅在白话小说一开篇，便提出了知识分子道路选择问题；而这一问题是以20世纪初急剧加速的社会变动为总体背景的。“分别多年，消息渐阙”，揭示的正是“余”“兄”“弟”三人经历的时代变动，这是“消息渐阙”的根本原因。道路多歧、经历不同，“余”与“某君昆仲”开始缺乏共同话题，道路分化便不可避免。“余”离开了“故乡”，逃往“异地”。“弟”也离开“故乡”，“赴某地候补”，进入官僚系统。“兄”暂居故乡，为“弟”的选择颇感欣慰。这也是周氏兄弟与阮氏兄弟此后的关系只能停留在家族兄弟亲情层面的内在原因。“余”与“某君昆仲”虽背景、起点相似，最终却只能分道扬镳。
周作人（署“王寿遐”）：《呐喊索隐》，《子曰》1948年8月31日第3辑
图片：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余”对这段清末旧事的回眸，是站在民初、新文化运动初起这一历史节点上进行的。即便狂人“赴某地候补”的年份是清朝统治的最后一年（1911），距离“余”整理日记的时间也已相隔了七八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弟”的日记处于尘封状态。民初这一新的时代才赋予了这段清末旧事以重提的价值。假如没有改朝换代，将狂人独异的声音与“赴某地候补”的选择并置，并不具有断裂感。暗夜中的觉醒者与醒来后无路可走、重回旧途是顺理成章的。尝试过新道路却重返旧体系，由“新”回“旧”，不过是一种现实选择。但民初却赋予了“弟”的言行以被凝视的价值，民初这一时代成为清末“狂人日记”生成的时代因素。“某君昆仲”故事隐喻了新旧交替时代的复杂性：“新”并非天然取代了“旧”，“旧”也可能随时覆盖“新”。叙述的时间点也蕴含着由“新”溯“旧”的效果，事件与叙述均呼应了从原型人物而生发的成色不纯、斑驳陆离的“新”。《呐喊》《彷徨》反复讨论的正是知识者由“旧”蜕“新”过程中的犹疑与艰难，这与开篇之作《狂人日记》便以与小说家长期交往、关系密切的士人为原型，并在原型人物身上清晰辨认出“亚自我”的价值是分不开的。
《狂人日记》初步揭示出鲁迅小说在历史层面的“怀旧”之旨，即在五四语境中“怀”清末、民初之“旧”，同时又在空间层面涉及了知识者与故乡之间“回归”“滞留”“离去”这一鲁迅小说重要主题。“余”与“某君昆仲”“消息渐阙”的直接原因是空间阻隔：“余”在异乡，“兄”在故乡，“弟”则由故乡又“赴某地”。“余”“兄”得以重逢只因短暂的地点交集。而这一题旨的生成，同样利用的是原型人物（包括小说家本人）的空间异动。
阮氏兄弟因求学、坐馆、入幕等均有奔波各地的经历。仅从阮文恒诗作便可看出，他曾经去过杭州、芜湖、江洲等地。阮文同更是常常处于奔波状态。周氏兄弟日记中记载的阮文同来函往往发自不同地点，如江苏[102]、山西省繁峙县[103]、杭州[104]、山西五台[105]、热河、潞安、潞城、并州[106]、秦皇岛、绥远[107]等，可见他在各地间辗转。周氏兄弟自民初至五四也经历了“绍兴—杭州—北京”的地理位移。阮、周两家子弟都曾穿梭于“异乡—故乡”之间，“谋生无奈日奔驰”[108]是他们的共同经验。原型人物频繁的空间位移被写入小说，成为人物频繁进出“故乡”的空间状态。
病愈后的阮文恒，以自身经历诠释了“赴某地候补”的另一版本“赴某地坐馆”[109]。“弟”进入官僚候选体系，与阮文恒赴异地教书，隐现着一群反复进出“故乡”空间的知识者的人生状态。他们在“辗转者”“麻木者”“恣睢者”[110]等各种可能性身份之间徘徊。
由于篇幅所限，《狂人日记》中知识者与故乡之间的离合仅作为问题被提出，未能充分展开，而后来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这一空间状态才被清晰化。序言中“余”与“某君昆仲”的重逢与沟通（与“兄”是实际重逢，与“弟”是精神重逢），初次呈现出知识者与故乡久疏音问之后再度连接这一鲁迅小说基本叙述模式，“余”与“某君昆仲”后来分别以不同形象多次出现。[111]
周作人指出鲁迅笔下的“狂人”构成了一个形象系列。除了那些具有狂狷气质的人物外[112]，“狂人”形象便包含狂人（《狂人日记》）、陈士成（《白光》）、疯子（《长明灯》）三位。鲁迅小说开篇便塑造了狂人这一历史转型期的觉醒者形象，之后的各类狂人，不断细化了知识者醒来后所面对的不同困境，构成了一部“现代《儒林外史》”。
鲁迅因原型人物而意识到了“疯癫”的能量，并有机会反复凝视“疯癫”的小说价值。[113]原型人物之间的关系，成为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不断延展的内因。鲁迅以阮氏兄弟为原型塑造狂人，而阮家除了文星、文恒兄弟俩患有精神疾病外，其父阮有俊也因受科场刺激而得了精神疾患、抑郁而死。鲁迅在完成了对年轻一代狂人的形象塑造后，又延及了对狂人的“父”辈悲剧的挖掘。1922年鲁迅以周氏家族内外的一批科举失意者为原型，创作了小说《白光》。陈士成的形象除了以叔祖周子京为原型外，与之遭际相似的阮有俊的事迹也被整合其间。[114]
不仅如此，原型人物的父子关系，也内化成为狂人题材小说中的伦理主题。鲁迅曾将《狂人日记》的创作主旨概括为“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15]。关于“礼教吃人”多为研究者所重视，但有关“家族制度”的具体内涵则被讨论得不够充分。实际上，《狂人日记》就暴露“家族制度”弊端这一命题来说仅为开篇、远非终结。“某君昆仲”叙事显示出家族伦理制度一开始便是鲁迅小说的关注重点，也是鲁迅进行思想革命批判的重要方面，兄弟伦理则是其伦理讨论的切入点。《狂人日记》发表数月后写作《我之节烈观》、一年多后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男女、父子等伦理层次才被相继提出。《狂人日记》可以看作鲁迅以小说形式参与思想革命与伦理变革的最初实践。
《狂人日记》将中国社会人伦关系概括为“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前四种正是《孟子》所言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狂人日记》不仅提到了除君臣关系外的“四伦”（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还增加了师生、敌友、熟人与陌生者三种关系。上述伦理关系的状态被概括为“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116]，构成中国文化细密庞大的网罗。
人伦关系密不透风给狂人造成的痛苦，甚至比兄弟之间精神上的扞格不通更为剧烈。兄弟关系的一体化，乃至朋友关系的相互缠绕，是鲁迅以小说形态映现出的传统人伦关系的实际状貌。只有充分关注兄弟、朋友乃至家族内外一系列人伦关系无法轻易割舍的紧密关联，才能在“跨过这一步”异常艰难的人伦密网中挖掘狂人形象的精神容量。狂人最终挑战了传统伦理秩序，对兄弟关系、母子关系乃至整个“家族制度”进行攻毁。在血肉相连中完成撕裂与蜕变（或者败下阵来），以其言行注释了“真的人”的沉重含义。人伦的密网捕获了每一个人，或许精神病患者作为“异质”存在，才有可能成为最先冲决网罗的人。
不难发现，鲁迅的狂人题材小说构成了所谓“类父子”的伦理对峙。在《狂人日记》中，“正管着家务”的大哥承担了父亲的角色，兄弟冲突成为父子冲突的拟态。《白光》中陈士成以狂人原型阮氏兄弟的父辈为原型，小说中隐含的父子关系成为叙事的动力。《长明灯》将疯子的命运置于觊觎其财产的亲伯父的客厅中进行裁决，伯父以延续香火的堂皇理由合法侵吞侄儿的房产。原型人物之间的代际关系不仅构成了鲁迅小说的“生成视角”，也将伦理主题内置为鲁迅小说中屡作切分、层层细化的主旨。《狂人日记》中所涉及的“家族制度”批判包含的诸多方面，也成为鲁迅在杂文中不断辨析的重要主题。
借用原型人物视角对《狂人日记》的文本空间进行挖掘，借鉴了原型人物批评这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近年来对《儒林外史》原型人物的探讨推进了《儒林外史》研究。[117]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具备史家的睿智与艺术家的敏感，他对《儒林外史》的艺术手段有着纤细入微的体悟。他认为“《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118]，而鲁迅在小说中如何融入《儒林外史》对原型人物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小说技法，是一个鲁迅小说如何化用中国古典小说技巧的课题。
《儒林外史》以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的士人为原型，而鲁迅小说则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士人为原型，鲁迅的小说人物性格本身便含有新旧交替的历史进程的折叠层次，原型人物的经历内置为小说艺术形象的斑驳感。
但与《儒林外史》不同的是，“思想革命”作为鲁迅创作白话小说的动因，是鲁迅小说不断延展的新文学主题。鲁迅曾谈到《狂人日记》存在“逼促”的缺憾。[119]当鲁迅刚开始写作白话短篇小说时，或许出于“听将令”[120]，《狂人日记》依照新文学伦理“填充”人物形象，小说家由文学革命蕴含的新旧冲突塑造艺术形象，思想性大于人物形象，这或许是“逼促”产生的原因。
而这一对原型人物的利用方式，到《白光》中发生了变化。《狂人日记》中狂人对大哥的劝诫，并未延展为《白光》的隐含叙述者——陈士成的子辈对父辈的审判。由于原型人物与小说形象的交互指涉，陈士成形象中杂糅了父与子两种代际，小说家对“子”复制并延展了“父”的命运多有强调，这一倾向甚至大于新文学的“审父”主旨。原本答案明晰的伦理批判议题，由于原型人物维度的引入而展现出复杂的可能性。
由于鲁迅多以家族内外士人作为原型，小说家与原型人物存在诸多方面的重叠，两者之间形成了“互观”：既有鲁迅对与自我经历相仿的家族内外人物的“亚自我”凝视，也包含小说家对与原型人物之间渐生的距离与隔膜的默认。当鲁迅把与原型人物的关系纳入人物形象塑造时，“自我”也成为一个重要原型，造成了小说家对待小说人物态度的暧昧。
小说家与原型人物的缠绕关系，与鲁迅小说的新文学使命产生了微妙的偏离。鲁迅小说被视作五四新文学革命最重要的实践之一，但小说家却未采取斩钉截铁或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审判那些“被审判者”。不仅如此，“残缺不全”或背负原罪的人物身上的旧痕，使小说家辨认出了自我的片段与过往，这种支离破碎的自我反倒令其低回。
与正文的文本空间中被打磨得相当光滑的艺术形象相比，《狂人日记》序言中富含历史粗粝感的人物形象，揭示出原型人物在鲁迅小说生成历程中的“内置性”意义。不仅原型人物之间的代际关系被内化为狂人题材小说中“类父子”的伦理对峙，而且小说家在书写20世纪前后这一历史转型期的知识分子时，也将原型人物经历熔铸为人物形象的历史质感。小说家与原型人物的复杂关系折射为小说家对小说人物的复杂态度；“自我”作为鲁迅小说的重要原型，演化为鲁迅小说的自叙性。
然而这一“内置性”对以“听将令”为早期创作动因的鲁迅小说来说又是一种偏离。作为首篇白话短篇小说，鲁迅将自身的思想革命要求，转化为观念冲突所导致的《狂人日记》中的人物形象对峙，新文学主题一开始对鲁迅创作生成的内置性视角构成了覆盖。但随着鲁迅小说进入更具连贯性的“现代《儒林外史》”的创作脉络中，小说家则一边重述、清点思想革命主题，一边又重新回到以原型人物的丰富面相为主导的内置性视角。鲁迅小说的复调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小说家对原型人物不同属性的复杂经历的兼容与并用。
结 语
鲁迅以阮氏兄弟作为《狂人日记》原型人物序列。通过对阮氏兄弟生平经历，周、阮两家兄弟交往过程的考辨还原，可见他们彼此之间个体差异不大，“求新”与“存旧”均是这一群体的共同特征；在背景、经历上阮氏兄弟与小说家本人存在重叠性与相似度。原型人物之间昆仲关系的紧密，以及鲁迅与阮氏兄弟的私人交往，使人物关系也成为《狂人日记》的重要本事来源。
在小说空间外围，原型人物的新旧并存，折射到序言中则为长幼并非对应为旧、新，序言可视作对原型人物新旧杂糅的历史状貌的存真。但到小说正文中，求新被归拢给狂人，守旧则被划归大哥。与依照观念分野来塑造彼此对立的艺术形象相似的是，鲁迅也采取了现实维度与新文学维度去建立兄弟伦理的两套叙述。序言中“余”与“某君昆仲”关系紧密，正文中狂人与大哥则处在对立面。
鲁迅对原型人物的利用方式，彰显出《狂人日记》作为开端的意义。小说人物关系由原型人物的异乡经历、空间变动而来，“余”与“某君昆仲”后来以不同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多次出现。时空变动背景下知识者与故乡的关系也由此成为鲁迅小说的重要主题。
原型人物视角的引入，不仅为辨析鲁迅小说的“自叙性”问题提供了另一重维度，也为探讨鲁迅小说与新文学的关系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当小说家多利用历史转型期的知识者作为人物原型时，人物形貌特征的中庸性与新文学主题发生了脱节。在展现现代知识分子艰难蜕变的鲁迅小说中，知识者以其斑驳感的形象特征，挣脱或重释了新文学主旨。而《狂人日记》《白光》等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充分汲取古代小说资源，运用原型批评方法来解析鲁迅的白话短篇小说，可以从内部还原鲁迅小说的生成路径。
丁文
中国社科院大学文学院
102488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8期）
注 释
[1]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11页。
[2]世懋堂重修：《越州阮氏宗谱》卷八，理廿二房廿一世至廿五世，民国十七年戊辰冬印藏，75a。以下所引《越州阮氏宗谱》，如不加说明，均出自此卷，仅标注页码。
[3]裘士雄：《鲁迅与啸唫阮家》，《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2页。
[4]鹤生：《〈狂人日记〉里的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2～783页。
[5]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1页。
[6]张均：《转换与运用：本事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7]王士菁：《鲁迅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80页。
[8]绍兴鲁迅纪念馆编：《鲁迅与他的乡人》，西泠印社2014年版，第52～60页。
[9]郜元宝：《“某君昆仲”及其他——〈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人物原型考论》，《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
[10]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
[11]王寿遐：《〈呐喊〉索隐》，《子曰》1948年第3辑。
[12]张业松在《兄弟关系书写与鲁迅文学的变貌》（《文艺争鸣》2021年第11期）中关注了《狂人日记》中的大哥形象，而未涉及对大哥原型的探讨。
[13]谷兴云：《关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原型阮久荪——介绍鲁迅保存的四封阮氏书简》，《河北学刊》1983年第1期。
[14][15]绍兴鲁迅纪念馆编：《鲁迅与他的乡人》，第58、57页。
[16]《越州阮氏宗谱》，75a。
[17]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本文所引周作人日记均来自此册，以下仅标注页码。
[18]周作人：《〈故家〉后记》，周作人、周建人：《年少沧桑——兄弟忆鲁迅（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19]周作人1914年12月5日、25日日记，第531、534页。
[20]周作人1916年2月17日日记，第602页。
[21]周作人1914年11月29日日记，第530页。
[22]周作人1915年8月16日日记，第574页。
[23]转引自谷兴云《关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原型阮久荪——介绍鲁迅保存的四封阮氏书简》，《河北学刊》1983年第1期。本文所引阮文恒书信均转引自此文。
[24]周作人辛丑九月初二日、三十日日记，第255、260页。
[25]周作人甲辰十二月廿九日日记，第404页。
[26]周作人壬寅三月十三日、十五日日记，第328页。
[27]周作人壬寅三月廿一日日记，第329页。
[28]周作人壬寅六月十五日日记，第340～341页。
[29]周作人壬寅七月廿九日日记，第348页。
[30]周作人癸卯二月三十日、三月初三日日记，第381页。
[31]周作人丁巳正月初一日、二月十一日日记，第648、653页。
[32]周作人庚子八月初九日日记，第160页。
[33]周作人庚子八月廿一日日记，第163页。
[34]周作人庚子八月廿二日日记，第163页。
[35]阮文恒1923年5月22日致周氏兄弟信，转引自谷兴云《关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原型阮久荪——介绍鲁迅保存的四封阮氏书简》，《河北学刊》1983年第1期。
[36]《越州阮氏宗谱》，72b。
[37]周作人1917年2月11日、23日日记，第653、655页。
[38]周作人1916年9月13日、27日、28日日记，第631、633页。
[39]周作人1916年2月13日、17日、18日日记，第601～602页。
[40][41][48][51]绍兴鲁迅纪念馆编：《鲁迅与他的乡人》，第57、52、58、57页。
[42]《越州阮氏宗谱》，73a。
[43]《越州阮氏宗谱》卷十七，“列传二宦绩”，7a～7b。
[44]《越州阮氏宗谱》，73b～74a。
[45]《越州阮氏宗谱》卷十七，“列传一隐德”，14a。
[46]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2页。
[47]周作人壬寅五月廿日日记，第337页。
[49]周作人：《柑酒听鹂笔记》，《周作人日记》（上），第281页。
[50]阮文恒1924年2月13日致鲁瑞信，转引自谷兴云《关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原型阮久荪——介绍鲁迅保存的四封阮氏书简》，《河北学刊》1983年第1期。
[52]《越州阮氏宗谱》，72b。
[53]鲁迅1928年10月8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54]鲁迅1936年1月17日、2月1日和15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6卷，第587、589、591页。
[55]鲁迅1932年11月9日、13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6卷，第333～334页。
[56]鲁迅1934年9月5日、1935年12月23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6卷，第472、567页。
[57]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
[58]张能耿：《鲁迅早期事迹别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59]周作人己亥正月十四日、庚子正月十二日日记，第36、110页。
[60]周作人己亥九月廿六日日记，第68页。
[61]周作人己亥三月初六日、辛丑二月廿九日日记，第48、215～216页。
[62]周作人辛丑正月初九日日记，第192页。
[63]周作人庚子十月初三日日记，第172页。
[64]鲁迅1916年11月14日、15日日记，第248页。
[65]周作人：《柑酒听鹂笔记》，《周作人日记》（上），第281页。
[66]周作人庚子正月十六日日记，第111页。
[67]周作人辛丑正月初四日日记，第191页。
[68]周作人辛丑八月廿九日、壬寅五月廿日日记，第252、337页。
[69]周作人癸丑二月十五日日记，第436页。
[70]周作人庚子九月十七日日记，第169页。
[71]周作人庚子九月廿二日、廿八日日记，第171、172页。
[72]周作人庚子十月初五日日记，第173页。
[73]周作人（署“槐寿”）：《娱园》，《晨报副镌》1923年3月28日。
[74][75]绍兴鲁迅纪念馆编：《鲁迅与他的乡人》，第57、59页。
[76]寿洙邻（1873—1961），谱名祖泗，名鹏飞，字洙邻，寿镜吾次子。他也在三味书屋教书授徒，担任周作人的塾师（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载寿永明、裘士雄编著《三味书屋与寿氏家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曾于1898年为鲁迅批改八股文（见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244页）。
[77]鲁迅1913年1月29日日记，第46页。
[78]鲁迅1913年2月7日日记，第48页。
[79]鲁迅1916年3月24日日记，第221页。
[80]鲁迅1916年10月3日、4日、9日、14日、29日日记，第243～245、246页。
[81]鲁迅1913年5月8日、12日，1916年3月20日和21日日记，第62～63、221页。
[82]周作人1917年6月10日日记，第674页。鲁迅同日日记，第287页。
[83]鲁迅1917年11月21日日记，第301页。
[84]鲁迅1923年10月31日日记，第485页。
[85]周作人1916年3月2日日记，第604页。
[86]鲁迅1920年1月13日日记，鲁迅1920年书账，第394、418页。
[87]周氏兄弟与阮氏兄弟的祖父分别取得了进士与举人的功名：周介孚从翰林院散馆后外放江西金谿县当知县，后返京做内阁中书；阮世泾在各地游幕，成为当地有名的士绅，二人都有官场经历。两家的父亲均为秀才、均屡考举人不中。周伯宜（1861—1896）因科场贿赂案被褫夺秀才功名、抑郁得病而死，阮有俊因考场失意、饱受精神打击而离世，二人卒年只差三年。
[88]王寿遐：《〈呐喊〉索隐》，《子曰》第3辑，1948年8月31日。
[89]王寿遐：《〈呐喊〉索隐》，《子曰》第3辑，1948年8月31日。
[90]鲁迅1916年11月3日日记，第247页。周作人1916年11月7日日记，第638页。
[91]鲁迅1916年11月10日日记，第248页。
[92]周作人1916年11月15日、17日日记，第639、640页。
[93]鲁迅1916年12月5日日记，第250页。
[9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7页。
[95][96]谷兴云：《再谈“狂人”原型阮久荪兼答二位读者》，《河北学刊》1984年第1期。
[97]参见丁文《“乡间风景”的发现——周作人早年文体观念与散文文体的生成》，《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5期。
[98]周作人曾指出《头发的故事》《端午节》《在酒楼上》均有自叙成分，见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30、114、163页。“自叙”并非单篇作品现象，而是鲁迅小说的总体特点。
[99]在阮文恒病愈后致姨母鲁瑞的信中，他向鲁瑞汇报了郦荔臣姨表兄、郦辛农姨表弟的近况。
[100]茅盾：《论鲁迅的小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776页。
[101]《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5页注释2。
[102]周作人1914年6月18日日记，第506页。
[103]周作人1915年6月19日日记，第564页。
[104]周作人1916年2月21日日记，第603页。
[105]周作人1916年8月31日日记，第629页。
[106]鲁迅1913年5月17日、1918年1月3日、1918年6月22日、1924年4月15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315、330～331、508页。本文所引鲁迅1912—1926年日记，均出自此卷，以下仅标注页码。
[107]鲁迅1930年6月2日、1932年11月25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6卷，第199、336页。
[108]鲁迅：《别诸弟》，《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页。
[109]阮文恒在病愈后曾有1923年5月22日致周氏兄弟信、1924年2月13日致鲁瑞信，向姨表兄、姨母报告琐细家常。阮文恒在病愈后当上了刳桥作民校的教员，“终日无暇”、颇为辛苦，后因“同学招赴坐馆，似可稍为畅适”，于是于1923年下半年“在马鞍坐馆”。
[110]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10页。
[111]参见钟佳蓉《鲁迅小说里知识分子的行走模式》，《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12]如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N先生（《头发的故事》），范爱农（《范爱农》）。
[113]《狂人日记》写作数月前，鲁迅于1916年12月3日至1917年1月3日返乡为母祝寿，恰逢羽太芳子精神疾病发作，使小说家直接面对“疯癫”病症。见鲁迅1916年12月15日、21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第252页；亦见周作人1916年12月15日日记，《周作人日记》上，第644页。
[114]参见丁文《原型与本事：〈白光〉的历史语境与文本演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115]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116]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51页。
[117]《文学遗产》2021年第6期发表了《儒林外史》研究的一组专辑，其中商伟《〈儒林外史〉的副文本与叙述时间》、叶楚炎《〈儒林外史〉原型人物研究的方法、路径及其意义》、井玉贵《〈儒林外史〉艺术形象之生成探微——以人物原型研究的反思为中心》，对原型人物研究如何推进《儒林外史》研究进行了总结。
[11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119]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120]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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