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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
内容提要
陈晓明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主要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史研究等三个方向进行开掘，取得了许多具有理论开创性意义的成果。陈晓明以独特风格和浪漫气质，深入探索前沿理论，立足文本，贴近现场展开文学批评，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设，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史体系，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关 键 词
陈晓明 学术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 文学路径
陈晓明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主要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史研究三个方向进行开掘，取得了许多具有理论开创性意义的成果。他提出的许多命题、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以后也将持续显现其学术价值。承蒙陈晓明信任，让笔者协助他一起编辑《陈晓明文集》。文集共有八卷，今年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该文集主要以陈晓明在1980年代、1990年代及21世纪初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著述为基础进行选择、增删、修改和编辑，以主要代表作为主体，适当选择其他主题相近的论述组成。[1]陈晓明以独特风格和浪漫气质，深入探索前沿理论，立足文本，贴近现场展开文学批评，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设，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史体系，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积极探索、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路径。
一 深入前沿的理论探索
20世纪末孟繁华曾用“出场后的孤军深入”来形容陈晓明的学术实践。[2]作为老朋友和同代人，孟繁华虽然形象地描述了陈晓明1990年代的学术状态，却未深刻分析这种“孤军深入”状态产生的原因。
我们不妨简单梳理一下陈晓明的生活、学术经历。1959年陈晓明出生于闽北县城，父母亲是县城普通干部，家庭出身都是地主。1969年，10岁的他随父母下放闽北农村，17岁到福建省光泽县司前公社西口大队插队。陈晓明的学术起点可以从1978年春算起。由于“政治身份”的原因，即使高考成绩非常优秀，他也只能与名校擦肩而过。这一年刚满19岁的他入福建南平师专中文系77级学习。像其他77级、78级大学生一样，大学期间，陈晓明疯狂地学习，“闲谈不超过十分钟”，常有那个时代大学生特有的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急迫感。同时，陈晓明也有着这代学人普遍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1980年，陈晓明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老教师的直接指导下，21岁的陈晓明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等课程。1983年，24岁的他终于走出闽北，去省城福建师大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李联明、孙绍振教授，正式开始学术生涯。1986年，陈晓明完成硕士学业，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学位（那时福建师大的文艺学还没有学位授予权）。毕业后进入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担任助理研究员。1987年，28岁的陈晓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钱中文教授。三年后博士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博士学位论文为《解构与一种小说叙事方法》。2003年，44岁的陈晓明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他多次赴国外学术访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进行文化交流。
这里不厌其烦地交代陈晓明的生活背景和学术经历，主要是想说明陈晓明在社会经验、历史意识、话语资源和精神诉求等方面，有着“50后”学者的普遍特点，我们在讨论陈晓明的学术实践时，其实也是在探讨“50后”学者的学术史意义。这一代学者普遍具有英雄主义的气质、浪漫主义的情怀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感。这种学者气质源于他们独具的丰富的生活经历，同时也是和1980年代的时代氛围相互激荡的结果。当然，这种理想激情往往会与现实产生矛盾甚至冲突，这使得陈晓明富有激情的论述中既有抒情的意味，也有感伤的气息。
同时，陈晓明更是一位具有鲜明后现代理论色彩的学者。这种理论色彩源于他独特的个人阅读经验和有意识的精神资源选择，这也是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开放胸襟使然。陈晓明早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对理论的特殊爱好”。陈晓明10岁时随父母下放到闽北农村生产队，他喜欢读“作为下放干部的政治读物《反杜林论》”，虽然“根本看不懂，但端着那本书就觉得有一种欣慰”。[3]在南平师专任教期间，陈晓明狂热地阅读商务印书馆编的汉译学术名著，其中有黑格尔、康德、费希特、马克思、罗素等人的著作。不过，这些理论经典主要是给陈晓明提供了知识背景或学术思维训练。陈晓明徜徉于东西方文明的文化长河，却始终关注中国的现实，有着明确的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
陈晓明在他的成名作《无边的挑战》中历数先锋文学发生时的文化压力：面对“知青群体”，他们具有历史的“晚生感”；面对“大师”，他们无法摆脱艺术上的“迟到感”；面对传统，他们陷入文化上的“颓败感”；等等。同时提出抗争这种压力的策略：“我们时代的‘晚生代’终究是从自己生存的文明现实中体悟到特殊的记忆形式，并且以此表达对语言异化和历史困厄的反抗。”[4]陈晓明在此处讨论的是先锋文学作家们面临的历史境遇，实际也是他自己学术研究境遇的真实写照。初入学界时，他也面临种种文化压力，但他一腔孤勇，从新批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开始，历经海德格尔、萨特存在主义的洗礼，最后与德里达、拉康、福柯、德勒兹等大师相遇，从存在主义学者转变为娴熟操练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国学者。作为扛起理论闸门的先驱，陈晓明“孤军奋战”的工作状态也就是一种必然。
《陈晓明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因为毕业论文的理论太超前，陈晓明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颇费周折。甚至，当时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表示“看不懂”，差一点遭致否定。陈晓明对此深感委屈，自我申辩说：“‘看不懂’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开辟一个创造性的思维视角，寻求独特的理论架构，有着需要深切领会的理论深度的东西。”[5]显然，“看得懂”与“看不懂”不应成为衡量理论价值的标准。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陈晓明痴迷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专著《本文的审美结构》。因不甘心中国专家缺席以德里达哲学思想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哲学年会，陈晓明有意识地查阅了德里达的著作，并以德里达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学位论文《解构与一种小说叙事方法》试图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来分析阐释中国先锋小说，也为当时尚属前沿的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的理论勾勒了一幅基本草图。这种“孤军深入”的学术探索对比他更年轻的学子产生了颇为广泛的影响。为了完成理论纯粹性的夙愿，陈晓明重新撰写了一部关于解构的著作——这就是十多年后的《德里达的底线》[6]，写完这本书，他曾向朋友表示，“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1990年代末期，陈晓明同时在关注现代性理论，《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7]（书名后修订为《后现代的现代性》）汇集了陈晓明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探讨。该著作主要讨论当代理论和文学创作的转向问题，即当代文学如何从后现代问题转为现代性问题。陈晓明论述后现代性在崭露头角的时候，是和现代性构成直接对立关系的。但是，随着后现代话语理论内涵的拓展，对现代性反思的深入，使得现代性问题本身成为至关重要的理论核心。从后现代性的立场反思现代性的问题，揭示了现代性问题的深层矛盾，同时也避免了后现代性的反现代性的简单立场。颠覆、解构等后现代性的方法或策略最终还是为了构建整体性的历史叙事。现代性的理论体系重新建构是陈晓明等“50后”学者的主要任务和历史责任。这一代学者有着1960年代至1980年代高度浓缩了的甚至戏剧化了的历史经历，这使得他们富有开阔的视野，能够在细微的文化现象中捕捉到时代的宏大意义。当然，对于这些深奥的理论问题，陈晓明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着明确的边界意识，在他擅长的文学、文化领域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如《不死的纯文学》论述的依然是现代性问题。新世纪以来面对视听文明、网络文化的挑战，传统文学命运堪忧，坚持纯文学的“不死”、守望“剩余的文学性”就显得特别悲壮。这种“不死”和“守望”目的是尽可能维系传统记忆，表明了陈晓明对待文学的态度，一种在历史发展中审视文学存在价值的立场。
尽管陈晓明对解构主义理论和方法情有独钟。但是，他更看重的是解构主义开启了一个时代的观念、看待世界和事物的哲学立场。陈晓明通过揭示新问题、形成公开讨论的话题甚至理论思潮从而“倒逼”文学创作。如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问题讨论、纯文学的追寻、“后新时期”、“解构的踪迹”、“晚生代”、“个人化写作”、“历史化”、“文学的肯定性”、“中国文学的高度”、“精神中国”、“文学的当代性”等的命名。阐释当代复杂的文学现象、梳理文学脉象、构建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他学术实践的主要追求，这也是很多“50后”学者的历史使命。
二 立足文本与贴近现场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说到底是一种知识再生产的学术实践活动，“批评是一项智力活动，一种敏感的艺术感觉与复杂的知识的融合。批评既是知识的运用，也应是知识的创造”[8]。陈晓明是当下中国能够熟练地将西方最新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结合起来，阐释中国问题、建构本土话语的学者。
青年时期的陈晓明
陈晓明认为“文学批评应该与创作实践处于平等的地位，甚至在思想上敢于占据主导地位，这并不是说批评要去领导文学创作实践，而是批评始终有自身的文化目标，它和创作是一种对抗性和激发性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抚慰，共同投机的关系”[9]。“文学批评应该与创作实践处于平等的地位”就是强调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文学批评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时的批评家主要由文联、作协、宣传文化部门的官员担任，文学批评是文坛进行批评教育、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对文学作品行使生杀大权，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无从谈起。同时，文学批评也不应是文学创作的附庸，面对现实生活，它们都是第一义的，具有不同的属性，彼此紧密相依，同时也不能统领对方。文学批评有“自身的文化目标”，需要将自身建设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而摆脱附属地位是最重要的一步。1980年代以来，由于陈晓明及众多“50后”批评家不懈的努力，同时也由于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形成和日益健全，批评家的工作逐渐由高校教师以及研究生来担任，从而形成了学院派批评。这种批评范式并不是对文学作品意义的简单阐释，而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知识的再生产。这也使得学院派批评和某些媚俗的媒体批评区别开来。
在先锋文学问世之后，陈晓明几乎是在第一时间里给予了强大的理论支持。陈晓明从世界文学的高度、中国文学的脉络以及当时文化思潮的整体背景出发，以文本为中心，分析先锋小说思潮的发生、美学特征、文学史意义以及局限，等等。1980年代末，人们还没有完全接受先锋文学这一创作潮流，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资源也是半懂不懂，陈晓明以敏锐而富有激情的阐释，执着并敢于积极肯定、跟踪研究先锋小说，展示了一名具有探索精神的学者所应具有的学术勇气和历史胆识。
陈晓明以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中国先锋小说进行富有激情的批评，显然不同于1950年代的政治性文学批评，也不同于1980年代部分批评家惯用的现实主义批评。这种文学批评是新的知识型的后现代文学批评。陈晓明的文学批评发展历程恰好契合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发展现状，他从1980年代开始接触、吸收西方后现代文艺理论，将这种新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并且成功地进行具体的文学评论实践，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学院派文学批评模式的构建。有学者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指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也不管我们想不想接受，陈晓明的名字已经强行走进我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并且以独标高举的视界逼迫我们在思索文学的走向时把他当作一个背景、一个参照点。陈晓明确实不容忽视。其不容忽视不仅因为他开辟了一种新的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也不仅因为他英气勃勃、富于雄辩的才禀，更因为他集纳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实践中一些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他已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需要我们认知，需要我们理解，需要我们阐述。”[10]这种论述无疑是非常精准的。
陈晓明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现场感。他从不缺席当下的文学现场，总是在芜杂、多变的文学现场中找到清晰的文学脉象，在驳杂、多元的文化现象中捕捉到文化星光，并将其进行学理上的命名。而这种命名又反过来刺激文学创作的发展，激发学术研究的知识生成，文学批评与创作形成一个良性的同构和互动关系。例如，他以敏锐的嗅觉、缜密的思辨，及时提出了“后新时期”[11]、“晚生代”[12]、“晚郁风格”[13]等概念。陈晓明对文学现象进行及时的归纳总结，并不是痴迷于“名教”，而是通过“片面的深刻”、“跨界”的掘进，捋清文学发展脉络，建构文学阐释的可能。举凡他提出一个新的文学概念，往往就成了现代文学学科新的学术热点，成为当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陈晓明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为资源，深度介入文学现场，为当代文学转型发展与精神流向作出了突出贡献。
多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学术活动中观念性的论述居于主导地位，文本细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中国传统的鉴赏批评向现代观念性批评的转型过程中，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逐渐被挤压，甚至被彻底放逐，文学批评变成了政治批判。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也没有完成现代理论批评的转型，现实主义批评模式即感悟式、印象式和论断式的批评文体还是主流。如何以文本细读为肌理来展开论述和阐释，这一研究工作的基础非常薄弱，文本细读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训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本实证的观念和方法基础不牢，道德主义立场的批评大行其道。因此，1980年代以来加强文本细读的呼吁不绝于耳。
陈晓明强调文本细读的方法，“并不是执着于某一种流派的观念方法，也不是演绎某一类操作套路，而是回到文本，去接近文本最能激发阅读兴趣和想象力的那些关节，从而打开文本无限丰富广阔的天地”[14]。陈晓明摒弃了以各种理论“套用”文本的做法，而是注重从文本的细枝末节，如从小说艺术、思想特质、历史语境等不同的维度出发，对中国当代文学现象重新梳理，作出新颖、独特的批评，彰显当代中国小说艺术变革，探索新的文学经验，拓展人们认识世界存在的方式。“从文本的叙述、语言修辞，尤其是隐喻和象征，人物的行为与命运，去揭示其中所折射的文学史变异走向和社会历史意味。”[15]这就是陈晓明特别着重探讨小说文本的内隐与外化的方法。
在《小说的内与外》中，陈晓明选择当代中国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分析这些文本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建立内外关联，注重从文本的思想特质去挖掘文学的精神价值。例如他在分析马原的《虚构》时深入文本的修辞环节，在那些隐喻、象征、替换、伪装、模仿等细节中，去分析阐释它的丰富性和敞开性，追问文本意味的文学史变革意义，阐释它是如何超出现实主义的小说，怎样把“虚构”这一小说的原初问题体现出来。文本内在的故事、修辞、结构等元素，都指向它所挑战、颠覆旧小说的美学体系，指向马原所虚构的世界，同时也寓言般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某种可能性存在。而在《通透之境》一卷中收集的短论、书评和随笔，同样显示了陈晓明文本细读的学术功力，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作者个人的情感心迹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艺术表达。
客观地说，尽管陈晓明试图“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但是，这些著作中个别文本的分析还是有些“理论”的痕迹，某些短论急促而融通性不够。然而，不可否认，他总是善于在复杂的文化境遇中，清理一条明晰可辨的道路，直面问题核心，建构一种独特的文学阐释方式。他那蓬勃的激情、雄辩的语言、缜密的思考证明了文学批评也是一种独立、创造性的写作。
三 独创性的文学史构建
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是陈晓明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早在1980年代陈晓明就已经开始了学术研究生涯，但是，他在当代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产生全国性影响主要是从1993年《无边的挑战》出版之后。经过长时间的理论积淀和缜密思考，陈晓明既具有1980年代人文科学学者那样的启蒙激情，坚守信仰和立场，也具有1990年代社会科学学者那样的建设者的姿态，注重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因此，不难理解他提出“从现代性的角度，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对历史的重新叙事和对中国现实的书写，以及文学本身的历史的建构，看成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16]。历史化和现代性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历史化的动力源于现代性，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则依靠历史化才能完成。这既是陈晓明的历史意识和价值立场，也是他的历史使命和学术信念。
2009年，陈晓明以一己之力撰写了近6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书名也许是为了致敬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详细论述了1942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主导潮流的形成及变革历程，着力阐释和归纳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作家群体、文学潮流，以及与历史社会环境和文学发展趋势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从而构建整个当代文学史叙述框架。这种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框架直接表现为对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观念的回应。作者的文学史观念、写作立场、作家作品的评价、叙述体例甚至语言风格都表现出鲜明的“重写”愿望和理论诉求。而个人写史的学术实践不仅仅是个人学术能力的挑战，更是个人文学史叙述空间的拓展，这改变了以往文学史集体编撰的普遍现象。因此，《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面对复杂的当代文学现象，陈晓明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姿态和立场，贴近文学现实与时代直接对话，极大地增强了当代文学的学科意识和主体意识。他在论述1950年代至1970年代文学时执意寻找那些蕴含在政治意味浓郁作品中的“不死”的文学性，如《山乡巨变》《艳阳天》等；而在阐释1980年代中期之后那些具有鲜明文学性的作品时，他又总是透过那些看似极为个人化的书写迷雾，在“小说的内与外”中寻找与社会历史、时代现场建立秘密联系的有效通道，如对朦胧诗、先锋小说等当代文学现象的评价与阐释。这种“以论带史”的论述方式，增强了当代文学史的理论色彩，也显示了陈晓明充沛的艺术感受力和智慧的理论表达力。
陈晓明“所追求的文学史的观念与方法，可能就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综合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代文学史叙事，既给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个完整的、有序的、合乎逻辑的总体趋势，又试图去揭示这个历史过程中被人为话语缝合起来的文学现象的关联谱系”[17]。这种“完整的、有序的、合乎逻辑的总体趋势”的追求表明了他对当代文学史历史叙述总体性的信仰；而揭示那些“被人为话语缝合起来的文学现象的关联谱系”则表明了他穿透迷雾，追根溯源，穷极中国文学脉象的学术自信和雄心。陈晓明怀着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去书写中国文学史，他采用现代性的文学理论框架，在世界文学的视野、文明叙述的深厚背景中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史。他认为承继与断裂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因此，他描绘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发展的线索是从激进的现代性叙事，到反思时代的展开，再到文学变革时期的激进探索和现代转型，然而，这种转型并非一劳永逸，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趋于回归、恢复、多元和气象万千的格局。同时，中国文学在复杂性中寻求自身的道路。中国当代文学史被陈晓明叙述得摇曳多姿，楚楚有致。那种诗意盎然的文本细读与手起刀落的理性分析相得益彰，精彩纷呈。
陈晓明具有深厚的理论学识和高超的归纳阐释能力，把握住文学史的主潮而富有整体气势，展现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史风格。他一直立足本土，积极构建面向世界文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诚如陈晓明所指出的那样：“文学的‘历史化’不仅关注文学如何建立自身的历史，更关注文学如何使它所表现的社会具有合理的‘历史性’，如何以某种特定的历史观念和方法来表现和解释人类生活。”[18]而现代性既已走到尽头，又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使得当代文学的文化建构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势。因此，陈晓明将中国当代文学分为五个不同的“历史化”时期，即1942年以后或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文学”为全面“历史化”时期；“文革”时期为超级“历史化”时期；“文革”后的新时期为“新历史化”时期；而1990年代以后为“再历史化”时期。在这“历史化”与“再历史化”的过程中，中国作家坚持文学信念，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语境中，执着地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探索汉语文学的可能。据笔者协助编辑《陈晓明文集》时所接触的资料而言，“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应是陈晓明最早提出来的，而且最早做了明确、准确的界定。[19]如今讨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竟然遗忘了陈晓明所开拓的思路，只是将“历史化”简单地理解为“重读”和历史资料整理，这是学科认识的窄化还是刻意的遗漏？陈晓明所建构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创新的重要收获。
在著作《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陈晓明开篇就表明了新世纪以来他所关注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过1980年代后期的后现代思想及文化的冲击之后，并未更全面地转向后现代；相反，却是现代性的那种审美意识和表现方式依然在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20]
显然，这种问题带有本质性，极具理论穿透力，透过层层迷雾，直抵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在现代性“无法终结”的视野中观照中国文学的当下境遇。陈晓明试图揭示中国文学寻求自身道路的那种精神状态：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通性和差异性；中国文学创造性融会的文学传统经验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开创、拓展和越界的新的文学经验如何体现了文学的当代性；等等。这种“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将不断展开的中国当代文学进行“历史化”构建，那些眼花缭乱的文学思潮、现象、创作都得到条分缕析的学理性分析，他努力构建和创新中国本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丰富和拓新现代性理论，为当代理论体系贡献中国经验。“无法终结的现代性”既是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现代性探索的历史描述，也是对中国文学当代境遇的理论概括。
陈晓明有着坚定的启蒙理想和学术抱负，他总是自觉地承担各种社会责任，在现代文学学科体制建设的话语实践上披荆斩棘；但他又与某些人文学者注重批评性不同，他更看重的是建设、交流和对话，因此，他总能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探寻出建设性的方法和路径。由于篇幅的原因，陈晓明还有许多富有创建性的理论成果无法收入文集。笔者也只是就收入文集的一些篇目，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维度谈谈个人的学习心得，从他的学术实践中，探析和寻找中国式现代化文学道路艰难探索的不屈精神。
陈国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43007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8期）
注 释
[1]其中《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各成一卷；《无边的挑战》（加上《剩余的想象》节选）、《后现代的现代性》（加上《无望的叛逆》节选）、《不死的纯文学》（加上《审美的激变》《守望剩余的文学性》节选）、《小说的内与外》（加上《小说时评》节选）和《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加上《仿真的年代》节选）各自组成一卷；同时，选取陈晓明的部分短论组成单独一卷《通透之境》。
[2]孟繁华：《英姿勃发的文化挑战——陈晓明和他的文学批评》，《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3]陈晓明：《批评的破与立》，《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4期。
[4]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5]陈晓明：《理论的艰难》，《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3期。
[6]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陈晓明：《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8]陈晓明：《我的批评观》，《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9]陈晓明、姜广平：《“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开始”——陈晓明、姜广平对话》，《西湖》2007年第2期。
[10]张景超：《一种新批评的文化品格——关于陈晓明现象》，《文艺评论》1995年第2期。
[11]陈晓明：《无望的超越：从深度到本文》，《福建文学》1990年第1期。
[12]陈晓明：《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
[13]陈晓明：《新世纪汉语文学的“晚郁时期”》，《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
[14]陈晓明：《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15]陈晓明：《小说的内与外·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16]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17]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第14页。
[18]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第19页。
[19] “重新书写历史与现实，就是一种‘历史化’过程，‘历史化’说到底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它是在对人类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进行总体性的认识，并且是在明确的现实意图和未来期待的指导下，对人类的生活状况进行总体评价和合目的性的表现。”（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3页）后来陈晓明又进一步对历史化进行界定：“所谓历史化，就是说文学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观念来理解把握社会现实生活，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方向，从而在时间整体的结构中来建立文学世界。”（陈晓明：《现代性视野中的当代文学史的分期与历史观》，《长江学术》第八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这篇文章的落款时间为“初稿写于2003年6月，改定于2004年10月27日”。之前陈晓明用“历史化”解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做法，可参见《现代性与文学的历史化——当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思想背景阐释》，《山花》2002年第1期；《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20]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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