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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内容提要
“政治鲁迅”研究有新旧之分。不同于旧“政治鲁迅”研究的“启蒙”与“革命”话语，当代的“政治鲁迅”研究致力于在1980年代以来鲁学界建立的“主体性”传统基础上继续寻求研究主题和方法层面的突破。以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作为认识论基础来观察当代“政治鲁迅”研究，有助于研究者自觉认知自身思想学术探索的知识背景。目前“政治鲁迅”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论，介入这一领域的学者分别从文化政治、文学政治以及政治文化、微观规则等路径来展开具体的研究。不同路径之间的学术交锋可以促成研究范式的整合与深化，但迄今，直接的学术辩论尚不多见。当代“政治鲁迅”研究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人文学界的“政治”理解如何与社会科学界的政治概念有效对话；二、如何避免陷入纯粹的“学院化”陷阱，进而保持鲁迅研究与现实对话的能力；三、如何跳出既有话语框架，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为应对挑战，当代“政治鲁迅”研究可以从相对较成熟的“东亚鲁迅”思想传统中汲取灵感。
关 键 词
政治 “政治鲁迅” 社会科学 微观规则 “东亚鲁迅”
今天，中国学者们对自身研究领域的方法论反思和争论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政治学领域有所谓追求本土化理解的“历史政治学”，区域国别研究有所谓“比较政治学路径”和“韦伯式理解社会学路径”的对立，经济学界更是长期存在经验实证研究传统与奥地利学派传统的辩论，鲁迅研究内部有文学批评和史学两种治学路径的分立，即使是在史学路径内部，也存在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区别……凡此种种，都涉及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对立提示我们，一方面，理论思辨需要回应真实世界的经验；另一方面，经验的窄化与经验的“标准化”亦可能束缚理论的实质性进步。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可以抗拒经验的窄化和“标准化”[1]，当代[2]的“政治鲁迅”研究既试图以鲁迅为方法或案例推进理论思考，也意欲深化我们对“经验”尤其是现代经验的认知。“重新找回政治”并不意味着将鲁迅塑造为政治家、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或具政治远见的思想家，而是致力于还原真实的鲁迅，不忽略影响鲁迅文学及其行动选择的政治变量，以及超越旧的“政治鲁迅”研究，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对鲁迅与政治的复杂纠葛作出开放性的解释（研究路径不局限在某一种学术传统内部，自然，这就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主题的研究中）。
本文的写作就是对上述目标如何实现做一种初步的讨论。[3]本文首先将对当代“政治鲁迅”研究的知识背景做一简述；其次，本文将介绍并评论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几类“政治鲁迅”研究路径并试图概括当代“政治鲁迅”研究面临的关键性挑战；为应对挑战，本文最后将简要探讨当代“政治鲁迅”研究如何从相对较成熟的“东亚鲁迅”思想传统中汲取灵感。
一 认识论的转变：从“启蒙”“革命”话语到当代“政治鲁迅”研究
鲁迅研究的兴盛与政治大有关系。这并非说鲁迅研究由自发产生到体制性生产完全依赖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推力，而是说，离开政治的维度从“纯文学”的角度来审视鲁迅作品及其思想，就会把鲁迅作为文化符号最为独特的一面抹去，也会将鲁迅研究禁锢在一个狭小的专业学术圈。事实上，不光在中国，在同属东亚地区的日本和朝鲜半岛，鲁迅研究都与“批判和抵抗的政治”相关联。如果非要说1980年代之前的“政治鲁迅”研究是旧的，那是因为其与“启蒙”“革命”话语过于紧密地绑定在一起。[4]在某种意义上，“启蒙”“革命”这些曾经的时代流行话语并未将鲁迅的独特性充分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发现一个悖论：一方面，启蒙、革命话语主导下的鲁迅研究似乎总是弥漫着“政治”的气息；另一方面，与鲁迅的独特性相关的“政治”（并非公式化的政治认知）在这些研究中似乎隐而不彰了。这种悖论的后果之一就是1980年代鲁迅研究主体性传统的崛起（试图重新阐释鲁迅的独特性）。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主体性传统并非回避政治，而是试图通过鲁迅的精神深度来“超克”（overcome）政治（自然，是前述悖论中第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即所谓的“第二次启蒙”。但前述悖论中第二种意义上的（与鲁迅的独特性相关的）政治确实在此过程中再一次被忽略了（当然，五四新文化的“第一次启蒙”对此也有忽略）。第二种意义上的政治认识能否从意识形态笼罩中真正剥离出来，这其实是需要知识方面的准备的。回溯看，知识的“准备”并非人为设计而成，更应看作不同背景的知识生产者基于自身个性化的研究相互碰撞、激荡而成的副产品。不过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梳理出一种脉络。
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版
1990年代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人文精神讨论”和世纪之交的“左右之争”，其实提示了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微妙的关系（也为我们理解前述第二种意义上的政治提供了空间）。不能简单将1990年代以来的知识界的一系列变化归结为“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霸权的确立和人文学的渐趋衰落。随着时代的变化，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实这个话题日益重要，我们看到在此背景下，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其实有一种互补的趋势，知识界的这些变化，既影响到对政治本身的理解[5]，也影响到鲁迅研究。
我们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因为这种互补并不是“对等”的（相比于人文学界，社会科学界可能更为主动）。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兴起了一股本土化的浪潮，追求理论的解释力及其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当代关于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的探讨，以及“历史政治学”的兴起，都是这种学术本土化潮流的具体案例。这些变化提示了社会科学开始主动关注人文领域以追求解释力与现实回应力。[6]
另外，与1980年代重建初期大量借鉴西方学术资源的社会科学不同，中国现代学术建立后，人文学界相对成功地延续了自身的“现代传统”，因此并没有过分的本土化焦虑。知识体系的更新换代在人文学界内部一直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存在，即使在明显受到意识形态干扰时期前述现代传统也并未完全断裂。在此意义上，所谓的“范式革新”印记在人文学界并不明显。鲁迅研究也不例外。1980年代的“回到鲁迅那里去”口号的提出，也可看作一种对被压抑传统的回归和深化。那么，人文学界是否仅仅固守自身的传统，而对社会科学带来的知识爆炸和中国社会的变化视而不见？没有这么严重，但确实相对更重视自身的传统。鲁迅研究的传统似乎也在固化，比如已逐步学院化的“竹内鲁迅”在当代仍保有巨大的影响力。
不管怎样，可以观察到的一个客观现象是，在当代，为了增进对“中国”和“现代”的理解，越发“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渗入鲁迅研究领域（其实，就鲁迅自己的思想历程来讲，在其晚年社会科学渗入的痕迹是比较明显的，但旧的“政治鲁迅”研究将社会科学意识形态化了），“政治鲁迅”的重提即是一个例子。应该说，鲁迅研究中“政治”维度的重返，不能忽视外部社会科学的“入侵”。这可能会使鲁迅研究发生一些改变，不一定是前述“范式革新”，但会增加某些不容忽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这也可能成为我们加深理解“政治”概念的一个契机。
当然，政治的重返也有既有研究内在理路的推动，在前述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互补的大背景下，旧的启蒙革命话语指导下的“政治鲁迅”研究由于解释力的原因（从学术生产本身视角看），以及无法与时代问题意识对接等原因逐渐淡出，主体性传统的研究因为只能不断从主体内在的维度挖掘也无法推进对政治本身和时代变化的认知，逐渐成为学院化的生产。于是一些新的研究尝试开始出现，并力图回应内部、外部两方面的压力。比如，有学者接续主体性传统，加深了对当代中国和现代的理解，试图与时代对话；再比如，有学者基于一种相对客观的立场，从“史”和“论”结合的角度寻求突破。……这些路径如何与前述外部“入侵”的社会科学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未来“政治”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重返。所以本文有关“政治鲁迅”研究选择的“认识论基础”[7]（文章标题所谓的“知识背景”）是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当然，选择这一认识论基础，还有如下三点考虑。
首先，之前的“认识论”要么聚焦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分乃至对抗，要么强调鲁迅对意识形态的“反戈一击”（这种主体性传统聚焦于鲁迅自身的认识论，实际上可能产生一种“深刻的封闭性”）。如果不关注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某些制度思考，就会忽略影响“政治鲁迅”研究发展的一个更深层的因素，也难以保证“政治鲁迅”研究的开放性。总之，“要理解恺撒，不必然要成为恺撒”[8]，我们需要一种既不忽视主观又能具客观性的理论分析视角（不同于竹内好所强调的直观、反概念），从而使“政治鲁迅”不单是落在“鲁迅”这个关键词上，也可以落在“政治”（第二种含义的政治）上。[9]
其次，选择这一认识论基础，还有一层“创新”的考虑。从鲁迅本人的求知历程看，他受过自然科学（地质学、医学等）的系统训练，并且专门撰文讨论过自然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参见《科学史教篇》）。而对于社会科学，鲁迅的了解多来自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自己也曾说，“接着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10]。尽管如此，目前学界关于鲁迅思想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并未有新的系统性研究，鲁学界虽然有部分研究主动触及或不得不处理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但其探讨大都局限于具体的研究细节中，未专门将其上升到认识论来理解，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推进。
最后，英语学术界其实也有孙隆基、林毓生等较经典的“政治鲁迅”研究，孙隆基、林毓生等人并非鲁迅研究专家或专攻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而是从自身的问题意识如“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思维模式与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关系”等出发将鲁迅作为案例来分析，这背后有某些一般性（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引。在比较长的时期，国内鲁学界对他们研究的认识论并不很重视，也缺乏深入对话的兴趣。这也间接折射出鲁学界更多习惯于在自身传统内部展开思考，或倾向于以自身强大的传统“驯化”异质性的研究路径。但随着中国知识界的向前发展和社会科学的越发“强势”，鲁学界应该认真对待他们的研究认识论。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三联书店2011年版
二 方法论的探索：当代“政治鲁迅”研究的四种路径
一般来讲，即使认识论基础相同或相似，也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具体研究路径。前面提及当代“政治鲁迅”研究共享的认识论基础是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那么，这一认识论基础中内含要素的不同组合便可以形成不同的方法论，也即，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对话的方式不同，就形成不同的研究路径（方法论）。目前的“政治鲁迅”研究大概有这么几种（政治重返）路径：⒈文化政治路径（新的主体性路径）；⒉文学政治路径；⒊政治文化路径；⒋微观规则路径。其中，路径1、2是“以鲁迅为方法”（但对这种“方法”也保持反思和警惕[11]），路径3、4尤其是路径4更多倾向于“以鲁迅为案例”。需要说明的是，当代还有相当数量的鲁迅研究作品涉及政治，但因为并未将政治作为独立变量加以系统探讨，故这里不专门提及。
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社会科学的“入侵”激活了鲁迅研究本就有的，但一度被学院化生产所湮没的关注现实的传统，上述路径无一不强调与现实对话（也就是与时代对话），试图重启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自然，这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文学可以或应该直接作用于现实，而不考虑其可能带来的未曾意料的后果）。与此伴随的就是对“纯文学”的质疑与反思。更重要的是，同关注现实的批判路径相比，上述路径更倾向于建构，或至少试图在理论层面提供各自的建构性思路。接下来，我们具体谈谈这几种研究路径。
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三联书店2023年版
第一种是“文化政治”路径。其特征为“重构主体性，以人文回应社会科学”。“文化政治”路径以张旭东等为代表。这一路径的研究者接续了“竹内鲁迅”和1980年代以来的鲁学界的主体性思路，“以鲁迅为方法”，都承认“鲁迅文学”同革命和政治的相关性，但拒绝了旧的“政治鲁迅”研究的历史进化论思维，赋予了启蒙、革命及政治新的内涵。张旭东提出“文化政治”说和鲁迅的“杂文自觉”，反对将鲁迅放入社会政治史框架和政治思想史框架[12]，认为政治是鲁迅文学总体性的一部分[13]，并试图超越启蒙话语和人道主义话语，对当前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尤其是现代主权国家的构建）展开一种文学介入[14]。罗岗通过对“鲁迅政治”的探讨，强调理想与现实对立的意义，但又不简单停留在理想那里执行批判，而是要通过文学介入现实，于是引出“不断革命”的思考。[15]张宁提出“鲁迅的‘政治学’”一说，认为鲁迅既非为政治而文学，也非为文学而政治，而是和竹内好一样，“以文学为政治”，通过对历史的“主奴结构”的洞察，发展出“‘非政治’的政治性”和“从下面看”的视野，并致力于推动社会政治从权力中心主义向权利网络主义转换。[16]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路径的研究成果发展、推进了鲁迅本人的思路，研究者们对于偏人文色彩的政治哲学资源多有借助，而对与经验研究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比较排斥，经验社会科学以价值中立为理由的单纯的、琐碎的知识积累在他们看来难以回应实质性的问题，并且从主体性的视角看社会科学“经验”的深度显然不够，同时此一路径的研究者们也不满足于主体性传统内部学院派的知识生产（都反对纯文学和超然的知识分子定位，也不欲求“纸面上的批判游戏”），强调通过“鲁迅文学”介入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这一路径的研究者都强调从与时代的互动而非在学术或思想史上所占据的位置来理解鲁迅文学的“经典化”。可以看到，他们的研究既有对当前中国模式和国家构建思潮的文学介入，也有对权力压迫问题、平等与差异关系问题（正义问题）的思想介入。
这一路径需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能否避免以另一种方式将鲁迅“神化”？另外，这一路径生产的理论基本是“特殊理论”，因此，谈及行动和改造时往往很难越出主体的边界。若只聚焦于鲁迅的特殊性，不与一般性经验理论对话，能否有效避免过度诠释？
邱焕星：《“中期鲁迅”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第二种是“文学政治”路径。其主要特征为“还原真实的鲁迅，并尝试通过鲁迅文学推进政治理论”。代表人物有邱焕星、杨姿、仲济强等。邱焕星近年来主张“知识社会学”理路，认为鲁迅研究应该与外部社会的变化有所互动，[17]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更新鲁迅研究思路，另一方面在社会科学话语之外更加立体地理解政治，丰富政治的理论维度。在鲁迅研究既有的政治革命范式、文化革命范式和生命哲学范式之后，他提出以文学本体性和革命同路人为中心的“文学政治”范式。他注意到现代政治的“文学化”现象并借鉴雅克·朗西埃在《文学的政治》中的观点，认为“鲁迅正是在自身的创作和实践过程中，在‘政党政治’和‘街头政治’之外，创造了‘文学政治’这种书斋文人的政治参与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两个维度：“首先是文学的政治化，它强调了文学的政治参与性、革命批判性和文学本体性，而其本质就是彻底否定的‘永远革命’的精神；其次是政治的文学化，由于专制集团‘独占了全部的行政权力，从而剥夺了民众历练政治艺术的机会’，而文学‘在这个现实社会之上，逐渐建造起一个虚构的社会’，也就是用理想国的应然来对抗现实政治的实然。”[18]杨姿的研究大致也是在“文学政治”的范式下展开，她在最新的研究中认为鲁迅通过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一实践，“与经典左翼革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采取罢工起义和文艺动员为手段的路线形成了有意的对话。鲁迅一方面用‘拾荒’的方式变消遣娱乐为革命资源，另一方面用‘花边’的策略引入思想革命来激活左翼革命的外部‘灌输论’，这种左右开弓的写作和批判，创造了不同于‘城市革命’的‘都会革命’方式”[19]。她的著作《“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亦曾指出“对鲁迅这样一个以文为业的思想型作家来说，对革命中灵魂的关注远远重于表象的纠缠，而托洛茨基恰好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也能够揭示生命、尊重生命，言说自由、维护自由”[20]。杨姿的研究暗示托洛茨基的“政治的文学化”恰好与鲁迅本人的“文学的政治化”形成一种呼应，促成了鲁迅超越“同路人”身份的“革命人”自我定位。当然，她也看到这种呼应背后有罅隙存在，集中表现为鲁迅在革命的洪流中仍坚持反思的能力，仍看到神化革命的人所忽略的“未知的不确定性”[21]。仲济强在其研究中指出不应忽略“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潜能”，介入政治的文学者必须思考如何呈现自己不在场的世界的复杂性，如何理解并尊重他人生命的同质性与异质性[22]，“在战略上信奉相互主体”[23]。他认为有了文学性的想象，“人物生命的复杂性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文本所呈现的无名者的生活才更贴合彼时实然的社会语境，从而焕发出内在于文学形式之中的政治性，以无功利的文学形式重建书写与口说的可译性，以救正专家知识与政党政治对生命的切割与践踏”[24]。
这一路径与第一种路径虽然都重视“文学”，但第一种路径更强调“主体性”，更强调介入现实，而这一路径更注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25]而非致力于挖掘主体丰富的内在世界或在主体视域的内部深描理论。这似乎带有一点经验理论的风格。相比于杨姿和仲济强对于提出“理论”的较保守态度，邱焕星直接呈现了自己的“文学政治”理论主张。问题在于：“文学政治”能否成功拓展为一种跟知识人相关的一般性理论？目前来看，“文学政治”的提出好像既是基于托克维尔、朗西埃等人的理论指引下的一个具体案例研究，也带有试图生产某种一般性理论的色彩，接下来可能还需要提出者仔细打磨。即使是试图生产原创性理论，有一个问题也需要被重视——是否可以直接从史实跳跃到理论？另外，这一路径的“文学政治”说还应该与当时的政治史、社会史结合起来思考。尽管作者已经做了一些努力，但仍有补充的空间。
李玮：《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第三种是“政治文化”路径。[26]其特征为“以人文借鉴政治理论”。代表人物有李玮、韩琛等。李玮的研究路径区别于文化政治思路和纯粹的政治哲学思路，其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政治科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等提出的“政治文化”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本是在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以及比较政治学构建一般性理论的背景下产生的，国民性研究（national character studies）为其前史，早期的国民性研究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27]当然，也有论者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有其特殊性，由于在叙述中注入了“主体意识”，“鲁迅的小说不仅创造了阿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阿Q的中国叙事人”。[28]应该说，李玮所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并未照搬阿尔蒙德等的界定，将其看作政治科学意义上的经验研究操作变量，也不是主体性传统所强调的“文化政治”或“存在的政治”，而是一种方法论考量：“不仅讨论鲁迅对政治事件参与的方式和立场，而且揭示鲁迅特定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背后的政治性考量和政治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使‘去政治化’鲁迅研究所‘遮蔽’和‘忽略’的‘历史’浮出地表，从而照亮‘去政治化’鲁迅研究的‘历史性’。”[29]基于此，李玮在《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一书中从人生道路、文化立场、代际想象、政治权力场与文学机制、文学观、“鲁迅阐释”等方面对政治文化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系统的梳理。应该说，李玮的研究似乎只是聚焦于从学术上呈现政治对于鲁迅的影响，而非呈现价值或立场。虽然同样专注于政治文化，但韩琛的探讨更多在价值层面，与李玮专注于还原真实历史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他认为，当代的鲁迅研究应该是“对于当代世界的思想状况、社会境遇与价值伦理的批判性讨论，而非局限于鲁迅学范畴的技术性演绎”，“激活传统鲁迅研究范式的现实批判潜力，进而开拓出新的研究视野、理论方法与乌托邦愿景，也许是两个再政治化鲁迅研究的可能性路径”。[30]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反思了知识精英与现代革命的复杂关系，对鲁迅研究中的“文学政治”“反近代的近代性”“主体神话”等都有所批评，[31]他指出“主体自由也许源自个人对于其独特性的最高信仰，却实现于彼此达成有关自由权利的最低共识，在个人权利这片人类洼地上，应该划出一块不可触犯的领域，让置身其中的小我免于任何侵扰，从而拥有真正的自由”[32]。韩琛的学术努力可以看作试图将“政治鲁迅”研究从具内在悖论性的主体性传统中解放出来，接纳一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文化。
此一路径的特点在于，相比于生产理论的冲动，更注重运用既有社会科学理论视角，以实现研究的创新。“文化政治”路径更倾向于展开“主体性”论述，而此一路径则对此不涉及甚至有所批评；邱焕星的“文学政治”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意义，而李玮则更强调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另外，在李玮那里，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给定的分析性概念，在实际的研究中其分析功能由一些更为具体的次级概念如政治人格、革命、意识形态、民族政治等所承担，政治文化概念本身并未在实际的分析进程中得到理论层面的提炼。韩琛研究中涉及的政治文化主要跟政治哲学相关，是一种规范性的主张，其与现实如何真正互动以实现制度变迁目前还未真正得到讨论。韩琛所主张的政治文化路径与文化政治路径之间如何由同一平面内的对抗性对话转化为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辩证对话也是悬而未决的议题。
钟诚：《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第四种是“微观规则”路径。其主要特征为“追求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互动”。这一路径发展了《进化、革命与复仇》一书的政治哲学规则论思路，同时试图增进对鲁迅文学的内在理解。不同于流行的将文化、文学视作上层建筑，从功能性角度解读的方式，该路径认为在现代情境下，社会科学的思路内在于人文关怀中，甚至，人文思考的洞见常常也是社会科学获得重要理论发展的前提。该路径主要的社会科学思想资源来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规则论、新制度经济学、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现代国家构建理论等。与之前常见的从文学看政治视角不同，此一路径对于主体性传统的鲁迅研究与现实政治互动的前景有所质疑，但并未完全否定文学的批判和反思功能，并认为，这种批判和反思应该越出人文研究的边界，与社会科学的一些基础理论思考展开对话，换言之，鲁迅文学的政治性应该溢出主体的界限而走入“关系”和互动的层面。对此笔者曾指出：“正因为鲁迅在认识方式上陷入了困境并试图寻求突围，他才能看到一些被方法和理论奴役的人所不能看到的东西。另外，他所看见的这些东西以及他的深刻，却也可能阻止其领会另一种一般性的制度变迁的思路（这种思路是可以向经验开放的，并且某些制度安排也可以促成一种底线意义上的规则正义的实现），并成为导致其无法展开有效行动的重要原因。”[33]不同于第二种和第三种路径，这一路径追求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互动，它并不特别强调主体性传统和“文学政治”路径共享的“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思路，而更看重“理想型（ideal type）与现实的互动”。比如笔者通过考察鲁迅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接受及其转变，发现“鲁迅虽然拒绝僵化的理论套路，但……他并未拒绝使用理想型，并且，恰恰是通过托洛茨基提供的理想型，他实现了思想的推进”；这“为我们重新认识鲁迅思想与理论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契机，使‘政治鲁迅’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人文知识界熟悉的‘复数政治／微观权力’视野，也不再仅仅‘从文学看政治’，而能够与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理论展开一种有效的对话”。[34]除了笔者本人近年来的研究外，崔问津（Wenjin Cui）的英文新著Lu Xun’s Affirmative Biopolitics：Nothingness and the Power of Self-Transcendence（New York:Routledge,2022）也对鲁迅文学的政治性如何走入“关系”和互动层面做了有益探索。[35]
“个体”的觉醒如何迈向“相互主体性”[36]，并走向对人类活动基本微观互动规则的构建是此路径试图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意识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鲁迅的文本：在《狂人日记》中，觉醒的个体无法唤醒周围民众只能回归旧秩序，个体无法找到有效的通道去普遍化自身的“个人知识”；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经济权”（这当然与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则密切相关）相比于“高尚的参政权”“博大的女子解放”更显基础性地位；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鲁迅其实探讨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两难性议题（尽管我们未必一定要同意他的判断）；在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阶级论之后，鲁迅并未完全照搬这种宏观的思考模式，而是将其作为理想型与现实对比，发展出自己微观的批判性思路；[37]在上海时期，阶级论笼罩下阿金的革命难题以及鲁迅的都市体验（这种体验当然也是一种细致入微的规则体验）……凡此种种，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文本分析、史料梳理与理论解读。
这一路径目前亦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对鲁迅文本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原因是对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等的熟悉程度还较有限）；其次是理论色彩太浓，史论结合的功夫尚有很大欠缺。[38]
三 当代“政治鲁迅”研究面临的挑战
前面对当代“政治鲁迅”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具体路径展开了分析，并对四种具体研究路径各自尚需解决的问题有所说明，接下来，再从共性的层面谈一谈当代“政治鲁迅”研究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共性层面的挑战主要聚焦在认识论基础领域，而非具体的方法论领域。
（一）人文学界的政治概念如何与社会科学界的政治概念有效对话
人文学界的政治概念带有较强的主体性色彩和个体独特经验色彩，这对于学院研究中政治经验的窄化和标准化有一定的矫正作用。另一方面，目前的“政治鲁迅”研究对社会科学政治概念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未能全面了解社会科学领域内部的重大争论，尤其是未深入科学认识论层次去看（比如，韦伯关于“客观可能性”和value free的重要探讨），这可能导致我们简单将其视作一种脱离了规范约束的经验性概念。
总体来讲，社会科学的经验型概念更倾向于呈现人们行动选择的结构性约束，而人文学界的概念则更多呈现人类生活的内面，包括价值意义以及精神层次的丰富性。这两者当然不矛盾，但要寻求一种使两者有效对话乃至整合两者的方式却并不容易。在当下的“政治鲁迅”研究中，这一难题是比较明显的。
Wenjin Cui, Lu Xun’s Affirmative Biopolitics：Nothingness and the Power of Self-Transcend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另外，概念的作用也有限，我们不能通过概念来直接展开思考，概念只是作为一种思考的中介，我们更多是通过比通常的概念更为深层的、包含了人类主观建构因素的“理想型”（ideal type）来展开对现实的观察与理解，而这里所说的两种政治概念对话的目的之一就是形成有效的“理想型”，并将其与现实比对，从而既能发现关键性约束条件深化我们的经验，也能有一种一般性的理论推广的可能。
（二）如何避免陷入“学院化陷阱”，进而保持鲁迅研究与现实对话的能力
一方面，学院化生产可以促成知识的积累，拓展学术认知的边界；另一方面，学院化生产也可能造成陈陈相因甚至产生诸如“对鸡毛蒜皮知道得越来越多”（learn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之类的现象（这个提法源自西方学者，虽然有些刻薄，但确实指出了一些问题），进而学术研究的意义过分聚焦于进入缺乏理论元素的“学术史”[39]。这种学院化陷阱可能并非只在鲁迅研究界出现，在其他研究领域亦有类似现象。以“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研究为例，现代早期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基本都着眼于构建关于人类社会运作的基础性理论与现实对话，但随着经济学“摆脱”政治而独立成为一个学科之后，其学科主流越来越专注于新研究工具的发明、新模型的构建，成为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批评的无法解释真实世界的“黑板经济学”。当代的新政治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则致力于重新将“政治”带回经济学中，以增强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政治鲁迅”研究若仅仅是在形式化的意义上强调“找回政治”，很可能也将政治作为学院化生产中的一个“创新点”，而无法真正帮助研究者和读者增进对于现实的感知和理解。
概括地讲，“与现实对话”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能够生产出帮助思考现实的理论或能够提供一种中介帮助我们展开对现实的系统性思考，其次是可以拓展我们当下经验的广度与深度。主观姿态上意欲同现实对话与事实上能够与现实对话毕竟是两回事。为了实现与现实的对话，需要“政治鲁迅”不同路径的研究者展开学术交流与论辩，在学术交流、论辩的过程中，检验自身的知识背景、方法论、问题意识是否有僵化的可能；同时，“政治鲁迅”的研究者应尽可能熟悉其他学科试图接近真实世界的努力，并以此作为参照持续深化自身研究的现实关怀。
（三）如何跳出既有话语框架，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有学者曾提出构建“文学政治学”并对业已出现的三种文学政治学模式（文艺学研究范式主导、政治学研究范式主导和“寻找文学与政治关联的中介物”）进行了剖析。[40]我们应看到，同社会科学中的交叉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利用其他学科透视本学科传统研究主题不同，文学政治学似乎更强调政治与文学的双向影响，其中原因可能是这涉及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在社会科学内部处理关系。“政治哲学”可能是一个更具参考性的交叉学科，但目前来看，主流的政治哲学研究大多集中在哲学系的学术体制内，与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思考及前沿研究有比较严重的脱节。在某种意义上，“政治鲁迅”研究也可看作“文学政治学”的一部分，自然也面临类似挑战。有启发性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涉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鲁迅本人曾对其有过研读，并试图兼顾客观与主观。今天的“政治鲁迅”研究可以继续深化鲁迅的这一思考。概言之，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宜仅停留在形式化的、宏观的层面探讨，而更需要在具体研究中多层次、多角度探索，并且在探索中主动激发系统性的理论思考，以为超越既有话语框架（而不是将具体研究作为既有话语框架的注脚）打开空间。
另外，我们还可以让“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本身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提法似乎预设了政治相对于文学是一种外生变量（当然，这作为一种思考的“理想型”无可厚非），但当下亦有研究者不满于既往研究范式的预设，提供了另一种观点，即政治应该作为文学领域的具有某种内生性质的变量。[41]这一观点值得当代“政治鲁迅”研究重视并将其继续深化。
四 应对挑战：“东亚鲁迅”研究的启示
为了应对上述三种挑战，并更好地审视自身的认识论基础和诸种研究路径，当代“政治鲁迅”研究可以关注在某些方面与自身相似，发展也相对比较成熟的“东亚鲁迅”思想传统，以获取某些启发甚至发现新的理论突破点。
“东亚鲁迅”思想传统在中、日、韩三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是东亚地区共享的现代思想资源，也对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具有特殊意义。[42]
早在二战前，在日本的左翼知识界以及朝鲜知识界，鲁迅文学就已产生影响，两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对鲁迅文学的接受展开对不平等现实和权力压迫的批判，至今在日、韩两国鲁迅仍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范式日益“反哺”中国学界自不必说；在韩国，著名社会活动家李泳禧曾被称为“韩国鲁迅”，这意味着鲁迅文化遗产在战后韩国的重要影响力和实践性转换。[43]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理解“东亚鲁迅”论述的发生不能忽略二战后东亚地区形成的冷战体制下所产生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44]，这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东亚悲剧”的某种延续。[45]
鲁迅文学强调“改造国民性”，主张发扬人的主体性，反抗各种形式的奴役和压迫，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相互主体性”的实现。这是对东亚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和自身传统束缚而落后的现状作出的一种思想回应，带有比较鲜明的“政治鲁迅”色彩，或者说是“政治鲁迅”的某种区域化扩展。在某种意义上，“东亚鲁迅”思想传统较为成功地将研究中的学术共识转化为（经行动者互动而形成的）现实结构中的共有知识，进而产生了塑造行为体的身份认同的效应。[46]这当然是一种对鲁迅文学及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是东亚意识较为淡薄的鲁迅[47]在复杂的历史结构中促成的未曾意料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但也需注意，上述共有知识和身份认同更多集中于特定的阶层或群体，并未在东亚区域内获得更广的普遍性意义。[48]换句话说，既有“东亚鲁迅”思想传统中冲突范式主导的知识生产机制很难在现实结构中将阶层或群体的共有知识进一步扩散，因此，必须警惕前述“创造性转化”在某种情势下走向激进，变成“悲剧性转化”，进而导致作为批判对象的权力压迫机制在自身内部复制。
“东亚鲁迅”如何应对上述危险？其实恰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政治鲁迅”发展的契机。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相对于“东亚鲁迅”诸种经典论述兴盛的时代已然发生了很多变化，这意味着鲁迅研究需要尝试新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的方向之一应该是从“对抗的政治”走向“共识的政治”。
也许我们可以首先寻求一种在结构或规则中的“最低限度的共有知识”，但我们必须在学理层面努力阐明这是否以及如何与“东亚鲁迅”及“政治鲁迅”有关联。这其中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认定鲁迅是“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49]，那么我们对其思想的研究、解读就需要主动与那些关注现代之“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多层次的）的“他者”展开辩证的对话，在对话中寻求自身理论思考的发展以及发现曾经被自身领域主流认识遮蔽的盲区。换句话说，“东亚鲁迅”和“政治鲁迅”研究中的“本土化”“特殊化”冲动不光是要从“被他者凝视”转变为“凝视他者”，同时也需要有耐心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和分析的眼光去理解“他者”的自我凝视，以避免有意无意裁剪真实世界将关注“普遍性”的“他者”笼统作为施米特意义上的敌人，[50]并借此领会“他者”内部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进而不再将“自我”固化。只有在这种辩证对话（而非自说自话）的过程中，丸山升所强调的抵达目标所必经的“中间项”才不至于模糊不明。
举个例子对此加以进一步说明。在国内鲁学界影响巨大的竹内好认为，鲁迅文学拒绝照搬外来输入的各种意识形态，这启示了后发展国家必须经过艰难的“抵抗”过程才能获取真正的主体性。[51]竹内好阐发的这一“抵抗”思路激发了很多共鸣，但我们需注意，竹内好对于现代的认定重点在“特殊性”而非“一般性”的一面，受此影响，一般性的制度建构思路（比如，现代社会最为基本的人类互动游戏规则）可能会受到忽视或误解。当代“政治鲁迅”研究或许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尤其是在前文所述的微观互动规则层面，帮助身处东亚的我们更好思考“现代如何拿来”。比如，面对启蒙以来的普遍性被颠覆的可能，人文学界（包括鲁学界）多是从整体主义视角考察（从宏观上谈论普遍性），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成为热议的主题；[52]而作为关注个性和异质性、以独有方式理解现代的鲁迅文学，是否可以延伸出一些新的思路？其实鲁学界早有学者做过思考，比如张钊贻对文化现代性与实用现代性的区分[53]；高远东对相互主体性的强调[54]。这些前期的研究都指向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在具有一般性的微观规则中兼容特殊性？社会科学界对这些问题当然也有很多重要的、值得汲取的辩论和思考。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强调主观主义方法论的奥地利学派对于作为主流社会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质人、工具人假定的批评[55]，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对于经人类互动演化而成的基本规则的重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创造性转化”和本文开头提到的通过“重新找回政治”以“还原真实的鲁迅”并不矛盾，因为“还原真实的鲁迅”并不意味着仅仅聚集越来越多的相关史料，在某种意义上，新的重要史料的发现背后往往受到某类理论视角的指引，而理论视角常常来源于富于个性化色彩的文本解读（个性化的文本解读也为“政治”以不同方式重返鲁迅研究领域提供了前提，从而避免僵化的论述）。这种个性化的文本解读，恰恰关乎文学的本质。[56]
鲁迅尝言：“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57]当代的“政治鲁迅”研究既要避免将鲁迅当作“先知”，也不能将鲁迅作为“傀儡”，而应当在求真的学术志向驱动下和主动了解社会科学经典与前沿研究的前提下，通过鲁迅文学及思想来理解现代、理解中国乃至更为广阔的存在。
钟诚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
266237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8期）
注 释
[1]吴晓东：《三位留日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创生期的主体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0期。
[2]“当代”的时间界定，大致是新世纪以来经历了自由派和新左派论战之后。因为在论战中浮现的鲁迅形象很大程度上并非学术意义上的。另外，这里所讲的“政治鲁迅”研究，其范围主要限定在国内鲁学界。
[3]对于此议题，学界已有一些重要的讨论。张全之：《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的困境与“政治鲁迅”的突围——对近年来鲁迅研究一种新动向的考察》，《东岳论丛》2020年第7期；邱焕星：《“政治鲁迅”研究的三种路径》，《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2期。尽管本文的探讨参考了这些成果，但仍然只具有初步的意义，有深度的概括或许要等到“政治鲁迅”研究走入真正的成熟阶段才能出现。
[4]最早的、产生较大影响的“政治鲁迅”建构来自作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瞿秋白。董炳月：《1933年：杂文的政治与修辞——论〈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周边》，《文艺研究》2018年第9期。
[5]尤其是从带启蒙色彩的现代化叙事到对带标准社会科学色彩的现代国家、国家构建、国家能力等的关注。
[6]其实，不光中国如此，这也是知识进步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正如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也是为了追求对现实的解释力，当然，这并非复古的回归。
[7]这里所讲的“认识论基础”主要指主体在认知客体时所运用的特定知识结构，凸显的是认知框架。因为文章主题和篇幅的限制，在此不做进一步的哲学意义上的深度讨论。
[8]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9]对于政治本身的理解，除了前面提及的两种政治区分外（意识形态的政治和学术层面相对客观具有学理性的政治理解），还可以有人文与社科两种理解的学术传统（针对第二种政治理解而言）。人文学界对于政治哲学类的规范性政治定义比较容易接受，但对属经验社会科学传统的政治定义不太重视。
[10]鲁迅：《二心集·〈进化和退化〉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11]张旭东：《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演讲》，《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12]张旭东：《批评对象的重建：鲁迅文学风格的复杂性、统一性与历史性》（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
[13]张旭东：《批评对象的重建：鲁迅文学风格的复杂性、统一性与历史性》（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4期。
[14]张旭东：《作为现代寓言和政治哲学的〈骆驼祥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7期。
[15]罗岗：《辛亥革命与“鲁迅政治”的形成》，《中华读书报》2022年1月12日第13版。
[16]张宁：《论鲁迅的“政治学”》，《文史哲》2015年第3期。
[17]邱焕星：《“鲁迅学术史”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4期。
[18]邱焕星：《“政治鲁迅”研究的三种路径》，《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2期。
[19]杨姿：《〈自由谈〉杂文与鲁迅的“都会革命观”》，《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
[20]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43～344页。
[21]钟诚：《革命时代的文学“镜子”——评杨姿〈“同路人”之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7期。
[22][24]仲济强：《文学如何介入政治：鲁迅〈风波〉中的话语权暗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23]仲济强：《民元记忆及伦理再造:〈范爱农〉与鲁迅的政治时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1期。
[25]这里无意区分“以史立论”或“理论先行”孰优孰劣，因为我们既不能简单从史料推出理论，也不能简单以理论框定历史。这里提及只是为了呈现不同研究路径的侧重点和偏好。此类路径竞争对于推进“政治鲁迅”研究是必要的。
[26]邱焕星在《“政治鲁讯”研究的三种路径》一文中将李玮的研究归为“文化政治”路径，这是在一种相对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文化政治”的（其重点是政治概念的泛化）。近年来，以张旭东、汪晖等学者为代表的“文化政治”论述带有较明显的政治哲学意味和文化主体性意味，往往从“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立论，这与李玮的立论方式有较大差异。本文对四种具体研究路径的区分标准是“研究者如何处理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就此而言，李玮的“政治文化”路径聚焦于借鉴政治理论，和以张旭东为代表的“文化政治”路径聚焦于超越经验社会科学理论是有着重要差异的。另外，本文将张宁的论述也放入“文化政治”路径中，主要理由是，他的论述也呈现出较明显的超越经验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这一点与张旭东等相似；且与韩琛不同，他虽然强调权利网络主义，但论述风格有较强的韩琛所批评的“主体性”色彩。
[27]胡鹏：《政治文化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
[28]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3页。
[29]李玮：《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30]韩琛：《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对话空间》，《东岳论丛》2018年第2期。
[31]参见韩琛《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8期；《革命辩证法：鲁迅、竹内好与近代的超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主体神话：伊藤虎丸的鲁迅论》，《东方论坛》2020年第5期。
[32]韩琛：《主体神话：伊藤虎丸的鲁迅论》，《东方论坛》2020年第5期。
[33]钟诚：《国家转型、主体性与文学的作用——重思“左翼鲁迅”》，《文史哲》2020年第6期。
[34]钟诚：《再论鲁迅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接受及其转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
[35]尤其参见该书第7章的讨论。当然，崔问津的专著从论述风格上来讲更偏向“文化政治”路径，此处的引述也是想强调当代“政治鲁迅”研究诸种路径之间的区分并不绝对。
[36]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71页。
[37]钟诚：《再论鲁迅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接受及其转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
[38]需明确，此处指出的问题并不针对崔问津的英文专著，而是针对笔者本人的研究。
[39]邱焕星：《“鲁迅学术史”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4期。
[40]参见刘锋杰、薛雯、尹传兰等《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第12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1]张旭东：《作为现代寓言和政治哲学的〈骆驼祥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7期。
[42]国内学界相关的代表性研究参见张梦阳《跨文化对话中形成的“东亚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董炳月《鲁迅如何“东亚”？》（《东岳论丛》2021年第3期）、赵京华《在东亚历史剧变中重估鲁迅传统——关于鲁迅对“东亚”的淡漠与他在战后该地区影响力的考察》（《学术月刊》2015年第1期）。
[43]董炳月：《鲁迅如何“东亚”？》，《东岳论丛》2021年第3期。
[44]赵京华：《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93～294页。
[45]“东亚悲剧”这一概念由苏浩提出，意指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东亚的掠夺与支配，以及“脱亚入欧”的日本对东亚邻国的侵略所造成的悲剧性历史。苏浩：《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平轴”—“胡桃”—“双核”模式的建构》，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27～39页。
[46]此处的论述受国际政治领域中建构主义理论的启发。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论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134页。
[47]赵京华：《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第290页。
[48]国际关系学者的看法值得我们参考，比如有论者指出，从国际体系角度看，自冷战开始到当代，“东亚国家还没有形成真正独立而自成体系的思维逻辑、思想学说和价值观念，没有真正适合东亚区域国际社会并能解决自身问题的系统政策理念和完整的行为方式”。苏浩：《东亚整合的艰难之路:“平轴”—“胡桃”—“双核”模式的建构》，第33页。
[49]阳敏：《鲁迅：一个真正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汪晖专访》，《南风窗》2006年第20期。
[50]冯先祥通过对美国政治科学史的考察提出了这个极具启发性的观点。冯先祥：《我者与他者之间：当代美国政治学的自我凝视》，《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2年第10期。
[51]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52]国际关系学界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relational theory）是另一值得关注的学术动向。他区分了关乎文化的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和表象知识（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但并未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两者一体两面。不管是西方学术界的理性（rationality）概念还是基于儒家文化共同体而形成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概念都属于前述“背景知识”，对关系性的重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理性概念被过度普遍化之后产生的理论解释困境和实践难题，需注意，这种努力并非要超克普遍性，而是要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科学理论的“有限普适性”（bounded universality）。参见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2、3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53]张钊贻：《鲁迅与尼采的“狂人”比较再探》，《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0年第2期。
[54]高远东：《鲁迅“相互主体性”意识的当代意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
[55]在中文社会科学界影响颇广的作品还有叶启政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对统计学核心概念的批判性考察。叶启政：《均值人与离散人的观念巴别塔：统计社会学的两个概念基石》，渠敬东编：《现代政治与自然》（思想与社会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6]坂井洋史曾对此有富于启发性的阐释。坂井洋史：《寻找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24、53页。
[57]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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