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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考察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学习经历，试图对其前期文学创作中的经济学叙事欲望进行解读。郁达夫入学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正处于从作为国家学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渡的敏感期，郁达夫的创作也表现出多种经济学思想相互交锋的论辩状态。对于抱有“整理国事、改革社会”宏伟志向的郁达夫来说，在尚未思索到明确结果之前，虚构的小说而非明晰的政论就成了他最好的表达方式。
关 键 词
郁达夫 东京帝国大学 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
一 《南迁》中的“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
1921年10月15日，仍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留学的郁达夫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并在自序中特别提到《南迁》与《沉沦》的连续性，“《南迁》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主人公的思想在他的那篇演说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与《沉沦》其实“是一类的东西”。[1]
《南迁》的时间设定在1920年左右，主人公是一位于大正八年（1919）入学的二十四五岁的中国留学生。郁达夫自1913年10月底抵达东京，1919年7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时年24岁。[2]无论从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上来说，还是叙事时间的安排，都与当时的郁达夫经历完全吻合。
《沉沦》
确实，与《沉沦》一样，《南迁》的主体部分也是一个留学生朦胧的爱情故事，青年伊人感情细腻敏感，易忧郁伤感，易深陷苦闷。小说开篇不久，伊人和一位西洋人吃完茶果后准备乘电车回家，正好赶上工场休工高峰时段，电车拥挤不堪，拼了死力才挤上车的伊人，面对周遭的日本劳动者，内心活动如下：
这些可怜的有血肉的机械……这些同饿犬似的小孩儿，长到八九岁的时候，就不得不去作小机械去。渐渐长大了，成了一个工人，他们又不得不同他们的父祖曾祖一样，将自家的血液，去补充铁木的机械的不足去。……这多是有权势的人的坏处，可恶的这有权势的人，可恶的这有权势的阶级，总要使他们斩草除根的消灭尽了才好。[3]
将从工场休工回家的劳动者比作“有血肉的机械”，小孩比作“小机械”，并指出劳动者生活艰辛的根源是“有权势的阶级”，主张应将该阶级“消灭尽了”。从阶级论的角度分析劳动者的经济问题，视“人”为“物”的“唯物论”的表现方法，这无论是在当时的日本还是中国都相当新颖。而郁达夫也很快在文中点明，伊人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始于日本，并以日本劳动者为分析对象，但面对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共同目标，伊人注定会遭遇身份认同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与《沉沦》结尾一样的“复仇”的强烈民族主义诉求：“你要救日本的劳动者，你何不先去救救你自家的同胞呢？”
小说结尾处，伊人在北条市的小教会里发表了一次长篇演说，演说指出现代人精神上的苦楚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物质上的不满足导致的精神苦楚，更有部分持唯物论的经济学者还将其与厌世思想联系到一起，是“半面真理”。第二种是纯粹精神上的苦楚，是那些“替劳动者抱不平”、反抗“国家无理的法律制度”，“愿意为民众作牺牲”的人。[4]伊人的演说引发了另外两位青年的论争。青年B认为“轻富尊贫”会直接导致国家贫弱，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与日本帝国的国体全是反对”。而另一位青年则指出青年B“是一个资本家里的食客”。[5]正在两人争执不下之时，伊人独自走出教堂，路上“忽来了几个微醉的劳动者”，伊人想起日本女学生Miss O对他说：“你确是一个生的闷脱列斯脱！”[6]
很明显，郁达夫在这里设置了三种不同的经济思想互相辩论，青年B代表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学说，与伊人相合的另一位青年则尖锐地指出了资本家与工人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对立，可以说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而最有意思的是伊人，他似乎有意远离于两者之外，试图从宗教的角度来寻求经济问题的解决，但却发现自己和劳动者的“距离渐渐儿的远起来”，于是便以sentimentalist自居，暗自伤神。
面对这样一种叙事的策略，再加上小说本身浓厚的自叙色彩，读者很容易将伊人的想法直接还原成郁达夫的思考。但结合开篇伊人在电车上的那段思想斗争来看，结尾处的这段争论更像郁达夫本人的三个化身。也就是说，各种思想理论在当时的郁达夫内心激烈斗争。因此，他有意地经常让小说中的主人公陷入冥思，难有实际行动，即所谓“无为的理想主义者”。小说也由此并无一个清晰的结尾，这种松散的文体并非“艺术表现上的缺陷”，而是有意为之的开放性结构。
在郁达夫小说创作的起点上，个人与社会问题早已显露出来。虽然这样的讨论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剩下多围绕恋爱与两性问题展开，但两种话语却通过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被编织到了一起。在1927年接连抛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方向转换的途中》《农民文艺的提倡》之前，郁达夫为何会不断地在小说中使用诸如国家、资本、阶级、劳动者等术语？这些看似分量不重、却始终存在的政治经济学叙事究竟是如何进入郁达夫的创作的？为此，本文试图通过还原小说集《沉沦》的创作现场，即郁达夫在读时期的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对以往被忽略的部分提供一些思考与补充。
二 经济学叙事的来源地：
向德国“国家学”靠拢的帝大经济学科
郁达夫留日期间曾有过两次转科，第一次是在名古屋八高从医科转到了法学部的政治学科，此时的郁达夫就曾在日记中写下“国事弟意当由根本问题着想，欲整理颓政，非改革社会不可”的理想。[7]第二次是从八高毕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严安生推测，此次的转科与上面的政治抱负依旧有关，再加上郁达夫毕业时正值帝大经济学部新创，为招揽生源，教授们亲自到各高等学校去招生。作为八高的优等毕业生，郁达夫可能接受过经济学部教授们的劝诱。[8]
自1877年东京大学创立以来，经济学部历经文学部（1877—1886）、法科大学（1886—1919）和经济学部独立（1919—至今）三个时代。文学部时代的经济学以英国古典派的自由主义为主，但随着明治国家体制的逐步建立，以“明治十四年政变”[9]为起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条件已经丧失。从1880年后半年开始，东京大学的经济学开始倾倒于保守的德国历史派经济学，向作为“官学”的德国国家学靠拢。
1886年3月，明治政府颁布《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随即改称为“帝国大学”，采用分科大学制度，“法政学部”改为“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经济学课程隶属于法科大学。依照《帝国大学令》，大学应“按照国家的需要教授学术技术，考究学理”。因此，此时的帝大经济学研究已完全倒向德国社会政策学派（“新历史学派”），德国制的“国家学”逐步建立。
德国“旧历史学派”创立于十九世纪中叶，为了对抗先进资本主义英国自由贸易政策，针对当时德国仍以农业为主、工业落后的现状，主张采取国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提出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在该经济政策的主导下，1870年代以后德国的产业资本逐渐壮大，但其内在矛盾亦开始显露，工人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开始兴起。为对抗马克思主义，维持现存的经济政治制度，以瓦格纳、施莫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于1872年创立了社会政策学会，主张通过经济调查的方式来缓和劳资双方的矛盾。[10]因此在“一心促进工业发展，积极进行经济干预”方面，明治三十年代之后的日本和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目标是一致的。
明治三十年代是帝大经济学部的“金井-松崎时代”。金井延（1865—1933）是日本第一个阐释德国社会政策学派观点的经济学者。1886—1889年留学德国期间，曾出席过施莫勒和瓦格纳的讲座，对社会政策学派的新思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896年他以德国社会政策学会为范本，创立了日本“社会政策学会”并担任会长。在1900年发表的“社会政策学会宗旨书”中，金井延主张维持现有的私有财产经济制度不动摇，但为防止贫富差距，“反对放任主义，反对极端利己主义和没有制约的自由竞争”，同时为防止阶级冲突，“亦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现有的经济组织和消灭资本家都会妨碍国运的昌盛”。[11]把社会政策视作实现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的手段，认为“社会政策的最高目的”是“富国强兵的基础”。[12]因此到了明治末期，金井延狂热地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认为获得殖民地是解决日本贫困和人口过剩等社会问题的灵药。[13]
作为帝大经济学部的重要人物，1919年经济学部独立时，金井延出任学部长，开设“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两门课，不难推断，在读期间的郁达夫对金井延的主要经济思想是比较清楚的。
三 新旧经济思想的论争
1919年日本废止分科大学制改为学部制，东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部从旧法科大学内独立出来，分为经济和商业两科，郁达夫就读的是经济科。帝大经济学部的独立与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壮大，社会对经济学、商业学的学生需求不断增大有密切关系。作为一门当下社会所急需的专业，有着强烈改革社会抱负的郁达夫的这次转科似乎顺理成章。
东京帝国大学银杏大道
新独立的经济学部学制调整为三年，课程分为必修与选修。经济学相关的必修课程主体依旧是以“经济史”“经济地理”“统计学”“农业政策”“商业政策”“工业政策”“交通政策”“社会政策”等带有浓厚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特点的课程为主。
而此时的经济学部的中坚力量则是于明治四十年成长起来，以高野岩三郎、河津暹、山崎觉次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他们在任教期间也都曾赴德留学，忠实地继承了金井延创立的社会政策学派的基本思想，但同时亦努力寻求经济学在学术上的独立，以摆脱“国家学”对经济学思想的束缚。特别是随着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再加上一战后劳工运动的迅速高涨，到了经济学部独立的192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开始流行。
就在高野岩三郎主持的同人会研究会中，经济学部年轻的第三代学者森户辰男、栉田民藏、大内兵卫助等人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森户辰男于1919年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资本劳动调和论》，提出“并没有实现阶级调和的时机”，批判社会政策学会所主张的阶级调和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政策学会长期以来所主张的社会改良主义。同年末，在社会政策学会以“工会”为题的讨论中，关于工会究竟是劳资协调的机关还是阶级解放运动的机关，两代学者意见截然对立。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学会内部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到了1924年，传统的社会政策学会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
总体来说，1919年9月郁达夫进入刚刚独立的帝大经济学部，直至1922年3月毕业，正值学部内新旧思想的交替对立日趋明显的时候，各种争论一直在持续。一方面是作为“国家学”的社会政策学派经济思想开始慢慢失去有效性，另一方面，自1910年大逆事件以来一度成为禁忌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进入研究视野。但正如森户辰男在日后的回忆中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研究当时在日本主要还是以民间杂志《主义者》为主，以大学为中心的学术界对此基本上还是持禁忌态度，对《资本论》的抵制仍旧是极为强烈的。也就是说，郁达夫在课堂上绝大部分时间学习的仍应是社会政策学派的经济思想。但若要说他对社会主义思想完全没有接触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相较于课堂上的较为平和的知识授予，他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却是另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
四 森户事件与经济学叙事的可能性
1919年12月22日，郁达夫刚入学后不久，经济学部副教授森户辰男在经济学部的学术机关杂志《经济学研究》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研究》的论文。论文发表后第二天，东京大学内部的兴国同志会（学生团体，成员中有岸信介）就称该文借学术研究之名宣传过激思想，要求内务省和文部省加以处罚。很快，杂志就被政府要求禁止发售，森户辰男被判有罪，处以三个月禁锢，杂志名义上的编辑兼发行人大内兵卫助也被起诉。两人都于1920年1月被停职，大内兵卫助于1922年复职，而森户辰男却始终未能复职。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与1910年的大逆事件有密切关联，一直被视作最危险的思想。而森户却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在文中提出希望有识之士能够认识到这才是“社会思想中最彻底的最终形态”。这一大胆的论断无疑触动了日本政府的禁忌，与国家权力产生了剧烈的冲突，激起了日本当时以原敬为首的右翼内阁的极大不满。森户事件是一战后日本官僚对学问和思想镇压的著名事件，亦是帝大经济学部独立之后最大的事件。
为了保护森户，帝大学生组织“新人会”在吉野作造的领导下亦兴起了“森户拥护”运动，要求政府释放森户。虽然目前未能查到郁达夫是否是帝大新人会的成员，但身在事件第一现场的他不可能对此事一无所知，事件的激烈程度反倒应该会激起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兴趣。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南迁》中的经济政治学叙事。伊人的内心斗争中，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思考与探索明显占据了较为主要的位置。而结尾处伊人的那篇演讲及青年B的反驳，是否可以视作郁达夫对自己所处经济学部内部争论的一个写实？青年B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谩骂也正代表了该思想在日本的危险处境。而小说最后并没有指出一条明确道路，恐怕是因为这些讨论在帝大经济学部内也只是刚刚开始，一切都未明晰，小说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个看似没有结尾的有缺陷的结构。何去何从，究竟哪种经济思想才是最正确的道路，这是郁达夫刚入学不久就遭遇到的严峻问题。而抱有“整理国事、改革社会”宏伟志向的郁达夫，在尚未思索到明确的结果之前，虚构的小说而非明晰的政论就成了他最好的表达途径。
在《〈沉沦〉自序》中，关于小说的写作郁达夫还有这样一段说明：“这两篇东西里，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也就是说，一方面此时的郁达夫有着强烈的经济政治学的叙事欲望，一方面却又苦于如何才能更巧妙地将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翻译和编织到文学中来，在小说中实现两者的对话，以求达到艺术的“真实”。因为在郁达夫那里，所谓的“真实”同时指向文学与经济学，两者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
五 “失业”的主人公：从统计学到文学
自《沉沦》直至1927年，郁达夫相继创作了二十四篇自叙传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处于“失业”状态，尽管主人公认识到这和“社会组织不良”[14]有直接关系，但却依旧无从反抗，并由此陷入极端苦闷甚至自杀。
根据郁达夫的自述，早期小说所预设的读者是贫民窟中的近代无产者。1923年7月28日，郁达夫在“上海的贫民窟”完成了《〈茑萝集〉自序》，文章对当时文坛将其骂为“颓废派”和“享乐主义者”表示极大的愤慨，并说“我的这几篇小说，只想在贫民窟、破庙中去寻那些可怜的读者。[15]很快，郁达夫又在《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一文中，主张他的写作并非“以死做招牌”“发牢骚”，称“这书的一言一句，都是正确的记录”。[16]郁达夫为何要去贫民窟中“正确的记录”无产者？如何理解这里的“记录”呢？
1923年10月郁达夫曾受北京大学经济系陈豹隐（陈启修）教授之托赴北大讲授统计学课程。陈豹隐曾于191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科，与郁达夫是师兄弟关系。1917年陈豹隐进入北京大学任教，1923年下半年到苏联考察经济，遂推荐郁达夫代课。当年在北大念书的青年学生冯至就曾听过郁达夫的统计学课，并回忆郁达夫在课堂上说过：“陈启修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17]而无论是法科大学时代还是经济学部独立时期，在帝大教授统计学的就是上文提到的高野岩三郎。
高野岩三郎（1871—1949）是日本社会统计学的开创性建设者，主张实证主义的调查方法，通过整理国势调查等统计数据，对经济、社会、劳动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寻找社会生活的合法性原则。高野认为，“真理”可以通过统计学获得，统计学并不是一门仅仅使用数字的抽象的方法论，统计学家也绝不是单纯地对材料进行搜集统计，而应在此基础上对材料进行整理观察和分析判断，以求得社会、经济的运行法则。[18]
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厂、矿山的数量和规模猛增，劳资协调问题日趋尖锐。面对这一状况，1916年高野组织了一项“二十位东京职工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是日本最早使用社会统计方法对劳动者家庭情况的一次调查。涉及木工、机械制作、织物、烟草等多个工厂，而调查的日常支出费用则包括饮食、房租、负债等十三种费用。[19]从1918年到1920年，高野又对聚集在东京月岛地区的都市工厂劳动者展开了调查。由于一战的军事需要，月岛是当时机械工业劳动者的密集带，亦是都市中典型的贫民窟。而对于高野来说，“相比较于失业和流浪者，更应该对近代的无产阶级展开调查”[20]。这两次重要的社会调查，基本奠定了高野社会统计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
无论是陈启修还是郁达夫，在高野的统计学课堂上，聆听过有关这两次调查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关注近代无产阶级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实态，注重实地调查的高野社会统计学，自然也会成为郁达夫在调查中国近代劳动者社会经济生活时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因此也可以大胆推测，当1920年郁达夫决定撰写《中国经济史》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21]，并为此在上海、安庆、浙江富阳等地做调查和搜集工作时，高野的社会统计学是其一项重要的实践方法。事实上，郁达夫早期小说中人物的主要活动地点就在上海、安庆等地，而上文提及的“正确的记录”是否就是郁达夫对江浙地区贫民窟进行调查统计后得出的数据记录呢？
虽然郁达夫的毕业论文最终并未完成，但是否可以认为其中的调查结果以文学的方式被编织进了小说创作中？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何早期郁达夫会聚焦于一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近代工厂的劳动者、贫民窟中的流浪者等近代无产阶级，并对他们的经济收入和日常开销有详细记录。这也与郁达夫在《小说论》中所阐释的不谋而合：“小说中的真理，是我们就日常的人生观察的结果，用科学的方法归纳或演绎起来，然后再加以作家主观的判断所得的一般真理。”[22]统计学所追求的“真理”以虚构的方式被翻译成了郁达夫小说中的“真理”，郁达夫也由此完成了从经济学到文学的互文写作。
六 郁达夫的德语老师栉田民藏与《共产党宣言研究》
1921年10月郁达夫为创造社筹集经费短暂回国，赴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英文课主任，当月的日记中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即若想改变劳动者一天工作十二小时的过度劳动的现状，迎来“大同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些不劳而食的资本家“杀尽”。郁达夫在文末还点明了自己并不完全赞成马克思的观点，但并“不愿把学术的辩难，记到日记里来”[23]。显然，此时的郁达夫对马克思经济学已有了不少了解并抱有较大的学术兴趣。
高野岩三郎氏
据森户辰男回忆，《资本论》在郁达夫在读时期的帝大经济学部还是一个学术禁忌。1925年矢内原忠雄提出以《资本论》做教科书，未能获得学部教授会的同意。1928年山田盛太郎提出要求，也再次被拒绝。[24]如果郁达夫不可能在课堂上系统学习《资本论》，他又是从何处获取相关知识的呢？
笔者注意到，在帝大经济学部1919年秋季学期开设的选修课中，列有栉田民藏开设的第二外语为德语的经济学课。栉田民藏（1885—1934）是日本大正昭和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1908年从外国语学校德意语科毕业后，为了学习社会主义思想，栉田选择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师从河上肇。1909年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做讲师，跟随高野岩三郎研究劳动问题。[25]1919年“堺利彦、河上肇、栉田民藏等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秘密出版，流行于市”[26]。也就是说，1919年前后的栉田正在进行与《共产党宣言》相关的研究和翻译工作。1920年1月，栉田以独立译者的身份，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术机关杂志《经济学研究》1卷1号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即《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也是在1920年前后，栉田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研究》一书的撰写。在第一章“绪论”中，栉田指出马克思主义由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组成，其中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基础，《共产党宣言》是体现这三种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栉田认为，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激进思想，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市民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都曾在1848年的德国发生过，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宣言》，这也是他翻译并研究《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出发点。[27]而在森户事件后不久，为了追求学术独立，不让马克思主义沦为任何政党宣传的工具，栉田辞去教职，与森户辰男、权田保之助等一同进入高野岩三郎主持的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在大原问题研究所十五年间，他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工作，著有《栉田民藏全集》。[28]
1970年12月《共产党宣言研究》首次公开出版时，大岛清就曾指出栉田民藏应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人。在今天看来，唯物史观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指导思想应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常识，但在1920年代的日本，却并非如此。[29]1971年守屋典郎曾在《赤旗》上发表文章，指出1920年左右日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没有分化成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列宁的著作也未曾翻译过来。但在这个时候，栉田民藏已指出唯物史观的特征是“社会变动的原因不只是在于物质条件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应该将这种变动视作矛盾的发展，即以辩证法的方法看待”。其中虽然还有很多未阐明的地方，但对于黎明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来说，栉田民藏代表了最高理论水平。[30]
再次回到1919年秋季栉田民藏在帝大开设的经济学（第二外语德语）选修课。可以肯定的是，栉田民藏在授课的同时正在一字一句地翻译和研究德文的《共产党宣言》，虽然在当时提请将《共产党宣言》作为教材在课堂上使用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作为一门阅读德文原著且与翻译密切相关的课程，栉田在课堂上以材料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的字词及内容介绍给学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而这也很有可能是郁达夫接触到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途径。作为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大本营，能够阅读德语原著是帝大经济学部学生需要养成的重要能力。郁达夫的德语是在1915年9月进入名古屋八高时开始学习的，若要养成自己熟练阅读德语原著的能力，郁达夫选修这门课的可能性应该很大。而郁达夫在1921年的《芜城日记》中对《资本论》基本思想的简要阐述也有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
1923年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员，最后一列从左第四人为栉田民藏，第二列从左第三人为高野岩三郎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栉田民藏终身都未曾参加过任何特定的政治组织，只是从纯学术的角度确立了自己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地位。《共产党宣言研究》固然可以视作栉田民藏从东大“官学”体制中退出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提醒我们栉田民藏身上具有鲜明的学术争辩色彩。而这一争辩色彩，同样可以在他的学生郁达夫身上找到。
栉田民藏全集第一卷《唯物史观》
七 郁达夫早期创作中的经济学与文学的互文性
1922年7月，郁达夫结束十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上海，翌年写下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和《艺术与国家》两篇文论，成为中国最早使用阶级斗争理论批评文艺的作品。在这两篇文章中，无论是“二十世纪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几乎要同社会实际的阶级斗争，取一致的行动了”[31]，还是“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我们大家不可不团结起来”[32]，都直接点明了郁达夫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1922年郁达夫就在《归航》中坚定宣称自己为日本无产阶级的一分子。[33]而在1923年10月的《海上通信》中，郁达夫又提到了自己所崇拜的是列宁。[34]1923年12月17日，正在北京大学讲授统计学的郁达夫在《对话》中对第二国际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思想表示赞同，认为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革命宣传是无用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们‘懒惰’下去，随着财产的荡尽，逐渐变成贫民。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能和贫民一道，起来变革社会了”[35]。拉法格《懒惰权》一文1880年发表在法国《平等报》上，后来被译成德文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上。[36]只是拉法格眼中的“懒惰”，更着重于强调工人正当的休闲权利，要求资本家把工人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量分成两天，这样既能保证工人们享受快乐和安逸，“具有懒惰的美德”，同时也能解决大量工人失业的问题。[37]而郁达夫在这里却戏剧性地将其转变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方法。
其实钱杏邨早在1928年为《达夫代表作》写序时，就已经注意到了郁达夫早期创作中“社会苦闷与经济苦闷的交流”，并认为1927年后郁达夫的思想“终竟走到劳动阶级一方面来”，“并不是一件奇迹”。[38]本文认为，由于留日期间曾在帝大经济学部接受过系统的社会政策学派的学术训练，并很有可能研读过《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的原著，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才会自《沉沦》起就始终贯穿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中，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由于1920年前后的日本经济学界正处于新旧思想交替的过渡期，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郁达夫那里尚未形成一种清晰而有力的思想工具，但这却并不妨碍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中以互文的方式将各种经济学思想的争辩呈现出来。在郁达夫的早期创作中，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始终与爱情叙事交叉进行，也正是因为有这部分内容，才使得1927年郁达夫所谓的转变显得更加顺理成章。
崔琦
华北电力大学
100096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7期）
注释
[1]郁达夫：《〈沉沦〉自序》，《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9页。后版本同此，不再赘述。
[2]在伊藤虎丸编辑的《创造社研究》中，有郁达夫亲笔填写的东京帝国大学《在学证明》，显示郁达夫于1922年3月末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后，曾预备进入该校文学部继续深造，因此“学历”上还写着“大正11年4月文学部入学”，但终未能成行，并于同年7月回国。伊藤虎丸：『創造社研究：創造社資料別卷』、東京：汲古書院、1979年。
[3][4]郁达夫：《南迁》，《郁达夫全集》第一卷，第94、132～133页。
[5][6]郁达夫：《南迁》，《郁达夫全集》第一卷，第135、136页。
[7]众所周知，郁达夫进入名古屋八高后第二年从医科转到了法学部专攻政治学科，关于这段时期，日本学者稻叶昭二已做了详细的考察。见稻叶昭二《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蒋寅译，《郁达夫传记两种》，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232页。
[8]厳安生：『陶晶孫その数奇な生涯——もう一つの中国留学精神史』、岩波書店、2009年、第162～164頁。
[9]即1881年大隈重信等支持自由民权运动的英国派下野。
[10]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1～72页。
[11]東京大学経済学部：『東京大学経済学部五十年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第115頁。
[12]金井延：『社会政策と個人主義』、載『法学協会雑誌』、大正元年9月，转引自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東京大学百年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65頁。
[13]冢谷晃弘：『近代日本経済思想史研究』、雄山阁、1980年、第209頁。
[14]郁达夫：《茑萝行》，《郁达夫全集》第一卷，第249～265页。
[15]郁达夫：《〈茑萝集〉自序》，《郁达夫全集》第十卷，第69～70页。
[16]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郁达夫全集》第十卷，第71～72页。
[17]冯至：《相濡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18]参见大島清『高野岩三郎伝』、岩波書店、1968年、第58～68頁。
[19]高野岩三郎：『東京二於ケル二十職工家計調査』、載金井教授在職二十五年記念『最近社会政策』、有斐閣書房、1916年、第514～517頁。
[20]大島清：『高野岩三郎伝』、岩波書店、1968年、第95、98頁。
[21]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573页。
[22]郁达夫：《小说论》，《郁达夫全集》第十卷，第146页。
[23]郁达夫：《芜城日记》，《郁达夫全集》第五卷，第34页。
[24]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東京大学百年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198頁。
[25]大島清：『日本語版「共産党宣言」書誌』、載櫛田民蔵『「共産党宣言」の研究』、青山書店、1970年、第247～250頁。
[26]细川嘉六郎、渡部义通、盐田庄兵卫编：『日本社会主义文献解说』、大月書店、1985年、第45頁。
[27]大内兵衛助：『補修者のあとがき』、載櫛田民蔵『「共産党宣言」の研究』、青山書店、1970年、第225～227頁。
[28]改造社版共五卷，分别是《唯物史观》《价值及货币》《农业问题》《社会问题》《军事税》，其基本的思想在前四卷中得到集中体现。
[29]大島清：『世に出る‘幻の原稿’――櫛田民蔵の「共産党宣言」の研究』、《赤旗》1970年12月21日。
[30]守屋典郎：『初期の理論形成示す』、《赤旗》1971年1月19日。
[31]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郁达夫全集》第十卷，第43～44页。
[32]郁达夫：《艺术与国家》，《郁达夫全集》第十卷，第58～62页
[33]郁达夫：《归航》，《郁达夫全集》第三卷，第4页。
[34]郁达夫：《海上通信》，《郁达夫全集》第三卷，第59页。
[35]郁达夫：《对话》，《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半月刊》1923年12月17日第17号。
[36]伍先福、陈攀：《休闲权保障对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意义——从〈懒惰权〉解读拉法格的休闲思想》，《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37]拉法格：《拉法格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38]钱杏邨：《〈达夫代表作〉后序》，李杭春、陈建新、陈力君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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