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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在西贡》，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
内容提要
旅居英国的王梆2022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与小说集《假装在西贡》为考察当代文学再现现实的形式探索提供了上佳入口。王梆采取跨越文类的“混血”的观察体，融合虚构与非虚构的优长，以精准叙述与繁复譬喻记录英国生活。在此基础上，她追索民生问题的根源，跳出泛道德主义与标签化的窠臼，展开政治经济学路径的分析，显影出未来图景消逝的时间意识。她的小说集则以行动者的故事为应对当前境况提供了另类想象。两部作品内蕴着发挥女性与民间双重能动力量的破局之道。在生活问题的驱动下，以“被解放的文体”为导向所开展形式探索，表征着当代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写作”有可能构成普通人思考与创造生活的技艺。
关 键 词
王梆 非虚构 虚构 文体解放 问题转向
引言 问题驱动下的文体创新
2022年，在英国已生活十二年的“70后”作家王梆接连出版两部作品：非虚构集《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版，以下简称《贫穷的质感》）、小说集《假装在西贡》（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8月版）。前者分三个单元，分别为“两极化的社会”、“寻找同温层”与“英国历史文化外两篇”，书写了她对英国民生问题与历史文化的思考，并记录了本人的在地行动；后者则收录10个短篇，塑造出跨越时空的女性行动者群像。
《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王梆横跨非虚构与虚构的创作格局引起不小关注，总体来看，目前对这两部作品的评价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以即时性的采访、对谈为主，聚焦书中丰富的社会话题，并力图联结国内读者的情感诉求。两部作品在内容定位与宣传推广的过程中已提炼出诸多切中时弊的话题，包括“直面千禧世代低中阶级的生存困境”“书写无法从事生产也无力参与消费的‘新穷人’”“在行动中观察‘附近’与世界”“网络世代社交观察”“不同时空中女性的孤独、爱与倔强”等等。[1]这些话题与舆论热点高度契合，王梆也在书写中展示出相当明晰的姿态与取向，很多读者正是被这些话题吸引而来。有些采访与对谈也会从话题切入，延展出对文学创作的讨论。可以说，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关涉着原创作品的传播面。读者越来越依赖媒体“视镜”去选择感兴趣的作品。
其二，将王梆的创作纳入新世代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版图中加以评价。比如，《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12期推出“新世代海外华语作家小辑”，其中便收入其短篇小说《女巫和猫》（后收入小说集《假装在西贡》）。何平在评论中说，“春树、颜歌、费滢、王梆和胡葳等真正新一代年轻作家加入，欧洲华语文学正在完成自己的更新换代”[2]。在他看来，包括王梆在内的这些作家并没有刻意书写奇观化的“海外”，而是展开了更自由多元的表达，正在创造新的美学经验。曾刊发王梆的英国观察的《单读》杂志，推出过“世界的水手”等多期专辑，高度关注海外经验与国际写作，以及其中蕴含的世界主义理想。总之，对许多身处当代文学现场的从业者与研究者来说，王梆的作品正是在新世代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版图中彰显意义的。
这两种评价方式都十分重要。由媒体提炼公共话题进而争夺对原创作品的注意力，已是当下文化生产的惯常路径，有助于召唤更多受众。而伴随着当代华语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海外创作的意义与潜能自不待言。但这两种视角，还是无法彻底说明王梆作品及其写作方式的独特价值：如若对当代英国生活比较陌生，那便更多的是在接受《贫穷的质感》的“科普”[3]，无法与这一文本展开更内在的对话，最多是以自己的在地观察与之应和；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则属于较为专业的研究领域，具备一定的理解门槛。许多读者对王梆作品的兴趣，当然并非出自专业研究的眼光，而在于她的作品将许多实际问题摆上台面，并唤起了自己的生活实感。
因此，本文尝试转换视角，不仅关注王梆“写什么”（话题性），更在意“如何写”（形式创造）。她这两部作品的最大魅力，在于为普通人的生活困境“赋形”，具备鲜明的当代性与公共性，而当代性的本义正是同时代人所共享的东西。
如何理解中国当代文学之“当代”，向来众说纷纭。在崇古抑今的价值排序中，在不断历史化的学科研究趋势面前，“当代性”的价值需要被不断伸张。但与此同时，“当代”的符号似乎又唾手可得。在作为生活“基础设施”的社交媒体上，无数即时信息涌来，舆论热点旋生旋灭。无数“当下”堆叠，却难以再现利奥塔所设想的凝聚普遍共识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4]。钱理群教授所概括的“无真相，无共识，不确定”说出许多人的切身体验，以至于“无共识”的判断成为最大共识。[5]“拟象”“仿真”“超真实”“景观社会”等理论发明，昭示出认知现实的难度。在永不停歇甚至加速前进的信息更迭中，言说“当代”仿若盲人摸象，似乎总与片面、浅薄、虚假等负面评价如影随形。
更不必说，人们记录当下的手段也愈发多样，除去文学、绘画、摄影等传统形式，像是vlog（视频日志）、短视频以及无所不在的电子屏幕提供了更便捷直观的记录方式。这些方式的显著特点是去中介化、全民化。这意味着对当代生活的记录，不再全然依赖专家、知识分子、文化人所创造的形式“中介”，而是可以随时随地从个体视角去记录与分享。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宏大叙事渐趋瓦解，基于个体视角重述历史、描写当下已然经历了一轮轮的实践。
通过描摹当代文学所处的文化生态，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到底何为具备当代性的写作。这些写作有没有可能区别于即时快速的反应方式、随机叠加的信息储存，又如何区别于（而不只是依赖于）社会科学的理论阐释？写作在一个记录技术如此发达，以至于“虚拟现实”都不难体验到的现实环境中，到底有何不可取代的价值和特色？这些疑问，当然不仅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甚至是文学如何存在与随时代而变的问题。
准此观照王梆的经历与创作，便会发现其人其文的典型性，为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入口。记者出身的王梆有着常年关注时政、撰写专栏的基本功，展示了普通人的生活可以如何被文字再现、记忆与理解。以其2022年出版的两部作品为个案，下文尝试去探讨，在当前的创作、书写、传播、阅读／消费与评价机制下，直面普通人生活问题、再现当代经验的文体探索拥有哪些可能性？这类“探讨普通人可以做什么”的问题驱动型文本又具备哪些形式特征与独特价值呢？
“混血”的观察体
王梆的人生经历极为丰富，出身艺术专业，当过记者，做过陶塑，画过漫画，评过电影，拍过纪录片，持续写作时政专栏，这些经历令她对各种媒介与艺术形式都有相当的认识，同时也没有固守在某一专业的内部。她也是漂流到异国他乡的观察者，是被抛入崭新生活境遇的人，凭借着一贯的好奇心与敏锐度，她展开对自身生活状况的观察。作为一个“摆脱了政治冷感”的人，王梆习惯于用人文社科的方法剖析社会时政，因而在书写话题上具备文学专业从业者所不容易具备的公共性与传播效力。可以说，王梆具备了书写当下的主客观条件，细读她的作品将有助于理解何为承载当代性的文体探索。
不妨从《贫穷的质感》谈起，其文体可被归为“创意非虚构”（creative nonfiction）。王梆曾担任过国内创意写作工作坊的导师，在其课程介绍中强调“创意非虚构”有别于标准化的新闻写作（调查、新闻、评论、专栏和特写），指出“好的创意非虚构应是各种文体的混血：它不但应该具有诗歌的冲击力，小说的叙事深度，也应拥有论文和新闻写作的精确性。它的炼金术就是，倚靠极具野心的创造力，将真实可信的事实纳入独特的叙事风格当中”[6]。在这段描述中，“各种文体的混血”首先意味着诗歌、小说、论文、新闻等众多文体的界限可以被打破，各文体的优长可以被写作者“拿来”并捏合出新的写作方式。
王梆横跨非虚构与虚构的写作格局，便实践了这种“混血”的主张：非虚构可以为虚构提供真切可靠的现实感与问题内核，比如收入集中的短篇小说《伦敦邂逅故事》离不开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与心态的观察揣摩，《女巫和猫》的构思也离不开她对英国猎巫运动的历史梳理；虚构的能力则更普遍地融入其非虚构创作中，视点选取、人物塑造、对话往来、风景描写，无不体现出她独到的叙事风格。在人类学家格尔茨看来，“文类的混淆”意味着社会思维的转变，因为“我们愈来愈可见到在我们的周遭，是一个由旨趣分歧、形构各异的作品所缀成的广袤的、几乎是连绵无间的场域”[7]。
混淆文类的前提，自然是已然建立完毕的文类秩序。现代知识的总体趋势正是分类与专业化，“科学”的本义即为分科之学，文学也不例外。弗朗哥·莫莱蒂所在的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观测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场时发现，“对历史、哲学、政论、旅行报道等其他话语的吸收，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小说叙事活力的丧失。十九世纪大量被遗忘的作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因为当时英国小说形式的总体发展方向是‘拧紧自己内在的叙事螺栓，而不是从外部话语寻找灵感’”[8]。在十九世纪文学经典的确立过程中，大量“杂语”的文学被摒弃，“拧紧内在叙事螺栓”的规范化小说形式被推崇。更不必说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便借鉴了西方的文类四分法，以此展开新文学的建设。
在此脉络下，推崇“混血”的文体就并非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如格尔茨所说，这代表了“社会思维的转变”。对于以当代问题为驱动的写作者来说，单一的知识类型是无法解释身处的这个“广袤的、几乎是连绵无间的场域”的，“知识的综合”呼之欲出。有研究者认为，非虚构写作“这一文体暗含‘粗糙化’的艺术发展趋势”[9]，通过直接呈现材料来制造真实感。这是个有趣的观察，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经典名著相比，如今的许多非虚构作品热衷于展现写作的“原材料”，或是引入不同类型的文本，编织出“思想现场”的装置感。这究竟是叙事形式上的后撤（不追求或无力达成连贯完整的叙述）还是叙事技法上的开放（有意杂糅各种文本）？是符号的堆砌，还是视野的开拓？对此也许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起码可以说明，原有的自律而连贯的叙事方式不能完全满足当下需求，人们需要更具想象力、锐利感乃至破坏性的方式来书写现实。
以上所说的“混血”或“综合”，只是笼统的概括，还需仔细考察王梆在文本中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贫穷的质感》的副标题名为“王梆的英国观察（An Observational Memoir of Life in the UK）”，明确揭示出作者的在场。作者以自己的目光（《假装在西贡》的封面内页设计就是一双双眼睛）打量身边的世界，不受单一文体、文类、表达规范的约束，展现出随人生经历延展而出的自由写作状态。她在《贫穷的质感》的《序》中开门见山：
作家王梆
传统新闻写作或“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最烦这种“讲述者其实也在场”的画风，但我没有办法，在许多经由自身困惑引发的思考面前，我无法面对自己的缺席，所以这本集子，首先是一个在英生活的memoir（回忆录），其次才是我对英国社会政治、民生和文化的observation（观察）。[10]
王梆的写作无意与规范抗衡，只是由自身困惑出发，“无法面对自己的缺席”，因而成就了回忆录基础上的“观察”。不唯非虚构，虚构同样如此，王梆认为“我写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自身的反射”[11]。所以在《假装在西贡》里，浮现出她从小生活的大院环境（典型意象是“天井”）及其紧张的家庭关系（《天青》），呈现出作为家乡的南方乡土（《鲨齿蟹》），甚至记录了她做按摩师等经历（《谁偷了罗马尼亚人的钱包》）。更不必说，贯穿其所有创作始终的对低中阶级与女性的关注，都与她的经历与立场高度吻合。
当前文化生产的主流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无所不在的“我”、无限蔓延的日常生活、没有节制的情绪表达构成研究者经常批判的问题。比如，有研究者指出非虚构写作“所包含的无形式感和对既有文学秩序的颠覆中有更复杂的因素：这个颠覆既否定80年代，又有所继承——个人的体验成为不可被化约的有关真实的原点”[12]。过分重视以至拘囿于个人体验，或者说写作上突出的“自传性”特征，导致公共性、整体性与理性思考的退化，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分析。其实，德国思想家克拉考尔很早便意识到，“传记成为新市民阶层的文学形式乃是逃避的标志”[13]，而当代的自传性写作，是基于个体权力意志基础之上的表达冲动，面临着模式化、情绪化等困境。那么，以“自身困惑”为创作起点的王梆，是否同样落入“自我”的藩篱之中？
《贫穷的质感》总是从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轨迹流动写起，以个人经历中遭遇的困惑，卷入更多身边的人，以此推进对民生话题（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的探讨。在此意义上，将作品命名为“回忆录”便十分准确。回忆录的写法区别于个人自传，自传中自我是叙事的焦点，而在回忆录中，“作为一个与众不同、具有自我意识的角色，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行为以及那些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或者是他遇见的、和他有关的另一个人，那个人通常要比他更优秀或更引人注目”[14]。“回忆录”是与他者相遇的记录，有助于打破自传的封闭性。与此类似，克拉考尔也指出过突破局限、直面现实的途径：
（而）只有当他们没有披着任何意识形态外衣即前往社会构造的断裂处，并且处在这个他们被推到那里的位置来探究在今天体现着真实性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时候，他们才会触碰到基底。[15]
王梆作为新移民落地英国，相当于被抛入一种崭新的生存处境，最初的困顿生活使她的阶层身份降格，不得不“前往社会构造的断裂处”，并在这里获得一种探究真实生活的自觉意识与可能门径。由此，“回忆录”得以延展为“观察”，二者有机结合，突破了非虚构写作极易被人诟病的问题，即被无限放大且孤立讨论的“我”。她通过联结人与人之间的实际生活，使“我”的生活扩容出承载阶级问题的能量，从我的问题变成我们的问题、阶级的问题。
描写自己的困窘生活时，王梆往往以黑色幽默的笔法带过，并未沉湎其中，而是致力于将此问题化。描写他人也并不刻意凸显悲惨一面，而是择其生平要点，勾画命运轮廓，甚至彰显弱者的傲骨。借助对采访录音的整理翻译，她将大量对话编织进叙述中，充满现场感与可信度，即便不无精心雕琢编排的痕迹，“隐形的人”在其文本中也拥有了表达空间。
从“人的境况”出发，王梆更是动用大量细节描摹境况之“质感”（texture）。她总结说：“‘魔鬼在细节里’（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英语谚语，它改变了我在一个急速发展的社会中养成的那种‘观光客式’的观察方式。”[16]比如，她自称是数字控，因生活拮据不得不对明码标价的数字非常敏感，书中的商品价格总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质感的凸显离不开对细节的选择与描绘，与对数字精确性的“苛求”一样，精准描绘那些不可见的感受更为重要，也更加困难，而在这一向度上的描写构成王梆鲜明的个人风格。
而这种风格的最显著特征，便是大量譬喻的使用。比如，她描写租住廉租房时饱受噪声之苦：“每隔几秒钟，就会有一架波音飞机撑着巨大的机翼从我的睫毛上振臂而过，将我唯一的绿植——一盆金钱树，吓得魂飞魄散。”[17]带有陌生感与张力的譬喻，令人印象深刻，仿佛身临其境，突然被加载命运的重量，如同飞机之于睫毛。王梆在非虚构与虚构写作中都十分依赖异质化、繁复绮丽、导向通感与跨界的比喻。形象化、具象化的描述使得语言表达具备了触发读者共情的可能性。这些譬喻帮助读者脱离麻木不仁的状态，感受最微妙的地方，新意义随之被创造出来。公允地说，文本中除去少数略显生硬的譬喻，大多非常精彩，但即便如此，过于密集的频率也给部分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阻滞感。
对此，读者“塔布”发布在豆瓣网上的评论值得思考：“王梆的小说具有一种古典的耐心，这在当代中文作家中实属稀缺的品质。尽管她由于太擅长漂亮的修辞，有时会让文字显得过于富丽繁密，简直有炫耀之嫌。而这种‘缺点’在她的非虚构中得到了恰当的平衡，使她的非虚构具有了真正的文学的品质。”[18]换句话说，在以事实性描述为基础的非虚构中，大量譬喻的加入，增加了表达的维度，增强了文字再现事实的能力。这里可以借鉴保罗·利科的观点：“隐喻是话语借以发挥某些虚构所包含的重新描述现实的能力的修辞学手段。”[19]王梆深谙此道，善于借此描绘现实之质感。但在以虚构为底色的写作中，譬喻的比例和分量就更需谨慎拿捏。无数个延伸开的叙事空间，容易造成失焦感。细节的选取与描写方式，事实性与文学性的兼容等问题有着许多微妙之处，而这也正是“文体混血”的难度所在。这也意味着“混血”并非简单叠加，而必须是新的创造。
解谜法及其时代征候
“混血”的观察体，除去以大量譬喻描摹真实境况，还需借助历史背景、研究成果加以分析。夹叙夹议，是王梆非虚构写作中的常见模式，透露着强烈的解谜冲动。理论、历史与社科文本的大量涌入，在2021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中便非常明显，对此已有研究者深入论述。[20]这意味着在高概念（比如《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东北”“社会”）、强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各种脉络的思考资源（文艺、社科、影像）都被调动起来，共同服务于一个问题的探寻。很多材料承担起思想工具的作用，具备高度的实用性，而非单纯的修辞，而且可以继续扩容与再生产。
如前所述，在观察与再现了生存处境之后，王梆继续借助书写去探寻困境的起源，这样也就区别于简单记录、情绪宣泄或印象叠加。在解谜的过程中，她首先做到了去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与去标签化。这在当前极易趋向极端的舆论环境中尤其宝贵。早在乔治·奥威尔的时代，其纪实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就力图去除对穷人的道德审判，王梆继续打断对于贫穷、对于弱者的有意无意的道德评判。王梆在同名文章《贫穷的质感》中引用无家可归者史蒂文的话作了有力的收束：“不要做道德审判，不要给他们扣上各种罪名。”[21]去泛道德主义，既针对富裕阶层，也指向穷人自身。她在书中以极大的力度、极多的篇幅反复拒绝将资本主义的恶果转变为穷人的道德问题（比如，穷人不消费有机食品是因为缺乏自制力）。她也拒绝将吃苦耐劳的美好品质与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直接挂钩，因而斩钉截铁地说道：“穷人不是贫困的罪魁祸首，而是它的产物。”[22]道德审判同样有可能出现在劳动者之间，尤其是享受了福利国家政策的老一代笃信勤劳致富的工作伦理，无法对年轻人在新自由主义下的“系统化困境”感同身受，而仅仅认为是他们的懒惰所致。
这种思路非常类似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从理念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的批判，从“基础”中去寻找贫穷的原因，而非从“道德”的角度评判作为结果的贫穷。在马克思看来，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依附性与脆弱性，属于典型的唯心论，应当在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实践过程中来理解道德。“道德说教批判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建构的方式之一。”[23]同样，王梆认为对穷人的道德审判，完全没有触及现实情况。而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以道德为出发点评判现象，几乎是下意识的、自动化的。王梆在书写中，以大量实例来打断这种自动反应，她的做法确实很接近马克思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
除去破除道德化的唯心主义陷阱，王梆还自觉、广泛、深入地接触身边的人群，逐步破除标签化的思维方式。如她感慨：“常识告诉我，当你面对的人变得真实、具体，像棱镜一样具有多面性时，任何一种标签都是粗暴的。”[24]这在《英国乡村纪实：当田园遇上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一篇里体现得相当充分，垄断性的全球资本市场摧毁了英国农民自成一体的生活生产方式，诸如全球化自由主义、多元文化、跨国交流、思想碰撞、力量融合等美好语汇，在当地农民看来只不过是些与己无关的粉色泡泡。因此，如果从英国农民的生活逻辑出发，选择脱欧并非主要源于观念保守落后，而更多是想抵抗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对本地生产生活方式的摧毁。王梆以活生生的个体选择让读者领会到：“政治正确远不能抚平那种‘仿佛已经失去一切，甚至连本土文化和本国福利也要失去’的焦虑感。”[25]在这些文字面前，标签化、立场化的思维方式必然崩解。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解谜方式？王梆展开了自己的尝试，即不受既定立场制约，以开放的姿态接触形形色色的他人，深入对方的思考逻辑之中。文章夹叙夹议，在叙述的部分以尽可能准确的细节、多样化的譬喻与实证化的风格来再现事实、描摹困境；在议论的部分则要借助既有研究回到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回到经济生产、制度演变的“基础”之中。
王梆关于“猎巫运动”查找的资料（来源：单读）
王梆显然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在其英国观察笔记中单列“英国历史文化外两篇”这一单元，细致回溯了英国猎巫运动与英国家庭史。从解谜的角度而言，她对历史的回溯，重点放在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垄断这一关节点上。书中提及的几乎所有民生问题，在其笔下都会被追溯至如下历史过程：1980年代撒切尔上台，全面私有化进程开启，1945年以来工党建立起的“工作—纳税—福利”的社会契约随之被摧毁，1990年代布莱尔所领导的新工党继续向右翼、权贵和金融业靠拢，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愈发积重难返……从贫穷的质感／境况，进入对社会政经秩序的探讨，而非停留于道德化、主观化的表象，这与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非常接近。不得不说，如果不是将之作为先在结论，而是作为一种深挖问题的“基础”所在的分析工具，这依旧是充满解释效力的。这也是王梆的写作真正接通时代的奥妙所系。她努力冲破表象，碰触时代基底，恢复了当代人的“政治性存在”。正如张旭东对当代文学的阐释：“它最终是政治性的文学概念，因为我们所有生活的生存危机凝聚在当下，文学和这种存在的危机是共生的，它们在同一个空间里。”[26]正是存在的政治性、复杂性和难题性，构成书写行为本身的“当代性”。
《老工党的逆袭和左派的困境》一文记录了王梆从2016年秋至2020年底加入英国工党的经历。科尔宾的当选，直接促使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她加入工党，还曾担任剑桥郡东南选区工党的黑人、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事务协调员，并经历了结伴出行拉选票、声援全民医疗集会、为工党候选人竞选市长助阵、参加“投票督促队”等各种政治行动。这是试图自上而下改变社会的尝试。但新自由主义的垄断力量难以被克服，新工党与老工党之间的裂隙巨大，伴随着科尔宾失势，王梆也选择退党。她坦承：“除了留下来继续观察，偶尔抱团取暖，我也实在没什么地方可去。齐泽克经常沮丧地说，在左派那里，他看不到一个清晰缜密的计划，一个让人们可以安全地走出垄断资本主义的计划。”[27]
选票政治的失败经历，再次提示着这个时代“改造世界”的想象力与行动力的双重匮乏。如果无法安全地走出垄断资本主义，那么历史就将真的终结。将王梆的非虚构与虚构作品合而观之，会察觉它们共享着当下的时间意识，那便是“未来”的缺位。如果说，“未来”在二十世纪曾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位置，以其光辉灿烂的允诺驱动了大规模的政治革命、制度改造与新人塑造，通过进化可以达致更好的未来。[28]那么，如今在庞大的垄断资本主义面前，乌托邦想象显得尤为困难。所以，在王梆充满想象与灵感的书写中，历史需要不断返场来解释“当下”——中世纪、启蒙运动、1950年代福利国家、1980年代撒切尔上台、1990年代布莱尔掌权、2015年科尔宾短暂改革——这些历史节点都成为“解谜”的钥匙，构成理解当下的线索。当下境况，在文本中由具体的人的命运来承载，以实证而又详赡的风格来呈现。至于“未来”，则往往是缺位的，或是只能以“反乌托邦”的形态出现。
随着解谜过程的深入，王梆不禁发出疑问，历史是否真的是重复性的，过去的一切将在未来不断重现与反复？《老工党的逆袭和左派的困境》中写道：
这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世界会越变越好，日子会一天比一天惬意，过了愤青的年龄和钟点，就可以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听便利之王，或者《昆虫世界》里用来烘托螳螂交配的轻音乐，然而历史却在重复自身最诡异和最阴暗的部分。难道一切真如艾柯所言，“所有的事情都是重复性的，在一个圆圈中。历史是个幽灵，因为它告诉我们它并不存在”？[29]
这段话被截取出来印在封底，自然也能体现出它在全书中的重要性。“历史却在重复自身最诡异和最阴暗的部分”，王梆在《寻找替罪羊之旅：英国猎巫运动一瞥》中具象化了这一观点，那些被污蔑使用巫术而惨遭屠戮的女性，即“女巫”，正是贯穿其非虚构与虚构的重要意象。在《寻找替罪羊之旅》一文中，她回顾英国历史上的猎巫运动之后，笔调复杂地写道：“当代女性的处境，在不同的时刻和地区，仍处在微妙的反弹之中，悲剧重现的可能性，并未完全降至为零。温习和反思女性的受难史，也许仍是避免悲剧最有力的途径之一。”[30]在短篇小说《女巫和猫》里，她就想象性地预演了发生在未来的“猎巫运动”，性别屠杀的历史再次降临，这次是在高度发达时代的工业锈带上发生的猎杀运动。王梆在创作谈中如是说道：“反乌托邦，作为类型小说的一种，擅长将人类遭遇过的险境和罪恶缝制在一起，变成一袭华丽而有毒的长裙，有时借美狄亚之手，有时借塞壬之口，还赠给那些无视灾难的人，这是反乌托邦的‘恶趣味’所在。既然选了它，我自然得责无旁贷地，把‘烧女巫’这种发生在十七世纪的蛮荒之象，与小说发生的年代‘2070年’嫁接起来。”同时，她强调自己非常迷恋阿特伍德的创作心得——“我笔下的一切，都是在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31]她特别说明《女巫和猫》，包括小说集中的另一篇《钩蛇与鹿》完全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以反乌托邦的架构缝合过去与未来：人类，尤其是女性如何应对被禁锢的处境？在反复浮现的历史怪兽面前，人到底应当如何行动？
在务实与抒情之间：行动者的故事
未来远景逝去，会带来时间上的停滞感、末日感，这在同名短篇小说《假装在西贡》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多少有些王梆的个人投射，努力在庸常生活中抵抗社会既定节奏。在王梆所构思的故事中，主人公自己往往就是救赎的唯一力量，而非希冀自上而下的拯救。在远景消逝的时间意识构造中，当下的行动者是唯一可被期待的、确定不移的事物。可以看到，她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拥有同一种人格类型，即“行动者”。
对“行动者”形象的塑造，使得作品并未停留于展演生存困境，在精神气质上非但没有导向虚无主义，或无根状态，反而获得坚韧的生命力。她笔下的故事总是行动者的故事，而且都携带着具有高度性别自觉的行动者视角。在《假装在西贡》里，几乎所有女性形象都在以某种方式开展行动、进行反抗，如她所说，这本小说集“关乎女性的挣扎、抗争与坚持”[32]，这些女主人公“全身上下都是硌人的骨头”[33]。在对谈中，王梆对自己的女性视角作了充分说明：
我对人物的动态特别着迷，我不会去描述她们的外表和身体如何诱人，我描述的是她们果断的行动力。因为我觉得在女性的行动力背后，是有各种各样的力量在支撑的。[34]
王梆和美国工党成员在村俱乐部聚会（来源：单读）
女性视角在当代文化生产中极具意义，但同时也极容易走向标签化、公式化，甚至不乏投机迎合之作。王梆非常警惕“男性凝视”，其切入点在于展现女性果敢的行动力，拒绝动用外貌描写去激发猎奇欲，从而迎合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是用心营造各种类型的女性反抗方式。在阿伦特看来，人是行动（action）的动物，只有协力行动才能拓展出公共空间，并获得“得体的生活”（good life）。[35]在此意义上，王梆笔下的主人公，具备真正属人的品质。于是，读者可以看到以下这些小说构思：《天青》里想要做女性的天青倔强疏离，要“在一个没人强迫我们必须按所有人的意志活下去的地方”[36]；《伦敦邂逅故事》里，来自匈牙利的瑜伽馆清洁工朵拉的真挚果敢映照出英国白男的虚伪，并以自己的艺术天赋令他汗颜；《钩蛇与鹿》里，安为了留存记忆、追寻自由，在禁闭的康复医院攀爬上天台试图逃走；《假装在西贡》里，女主人公不愿配合“某种被遥控器定格的人生”[37]，在无聊与反复中坚持自己；《女巫和猫》里，女主人公不顾一切寻找自己名叫“小炭”的猫，敢于用利齿噬咬阻力；《谁偷了罗马尼亚人的钱包》里，唐人街按摩院双喜丢失了罗马尼亚客人落下的钱包后，选择辞工不干；《鲨齿蟹》里，发廊姊妹花红红和“我”互相温暖，直到“我”重获自由；《巨岛海怪》里，阴差阳错被王茜盗取自己人生的卓茹拒绝了她的“帮助”，否认了他们对女儿的污蔑，母女靠自己的力量“追寻灯塔”……更不必说在《伤心小集》《异乡人五则》的极短篇里，那些人生切片、人生速写，极具运动感，照亮了那些不被看见的角落。
这些摆脱男性凝视的女性行动者的故事，并非总是以她们自身的视角来写，往往会设置一组“对位结构”，以男性视角或旁观者视角来看，相对客观地描述女性行动者的困境与行动。在王梆看来，这样可以避免沉湎于滥情的表达，更为平实有力。从文本面貌来看，她所书写的行动者故事，大多有一个有力的结尾，这种力道不是盲目肤浅的乐观主义，而是来自生之坚韧。
“有力的结尾”仿佛是对上述“解谜”之旅的一种回应，它不是确定的结论，而是一种态度与方向的召唤——“奋力向前游去”。充满想象力而又绵延不绝的开放式虚构，回应了非虚构写作所揭示的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庞大问题。王梆的想象力，在人群所处的地平线上飞升，不回避，不谄媚，不敷衍，即便令人不适也要坚持写下去。这似乎正是“当代性”写作的理想状态：“阿甘本的阐释揭示出‘当代性’的这样的含义：‘当代性’是作家诗人当前存在的一种意识，既意识到它的存在，同时又有能力超离它；不是深陷于‘当代性’，而是走出‘当代性’，在对未来面向的开掘中，逃离了当代性的命运。”[38]努力逃离与抵抗被宰治的命运，等同于创造未来，这是“漫长的革命”，而非既定的蓝图。
虚构的力量与价值也由此浮现。对于现实的记录已有多重手段，但虚构与想象的能力，仍是文学所不可被取代的价值。《假装在西贡》的责任编辑古肩在书评中特别提及写作者与阅读者之间的某种“性别同盟”关系：“一遍遍读，我忽然明白，王梆写的不就是‘我’的生活么！那种吉光片羽的生活断面，海潮击撞内心荒崖的回响，一闪而过的感觉的锐片，都是我在别的时空，‘共时’地经历着的。同时，我还意识到一个问题，和阅读男性小说不一样的是，这种交错时空、模糊身份的‘共时’体验，其实和女性意识的暗中唤起有关。”[39]文学虚构的打开觉知、提供另类可能性的能力，以及由虚拟时空达成真实连接的能力尤为宝贵。这与非虚构写作的务实求真并行不悖。如果说纯粹的架空虚构，或是纯粹的当下记录已经见怪不怪，那么在直面现实状况基础上的勇敢行动，那种交织着冷静观察与行动热望的文本书写，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除去女性视角，王梆着力书写来自民间的力量，视点从自上而下转入自下而上，以期探寻人与人的联结之道。《贫穷的质感》第二单元是“寻找同温层”。这一单元贯彻了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大卫·弗莱明的观点：“大问题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解决方案，一个行动上的基本框架，外加无数微小的对策就足够了。”[40]在王梆笔下，一写到民间社会的能量，笔法瞬间褪去冷峻务实的色彩，转而变得抒情、柔和而又明亮。跟随着她的个人实践铺展开的，是有点像桃花源的、有着“联结之美”的英国民间社会。对王梆这类全球化时代的外来者来说，曾经的乡土更彻底地从物理的意义上脱落，她必须在此刻此地扎根。
她的书写与生活是高度同步的，在遇到困惑后立马行动，这在《英国民间观察：附近、公共和在地的造乡》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根据文中的描述，她为自己划定了五公里的生活半径，在这里跑步、骑行、社交，努力融入英国社会。读完全文可以体会到，这是在困惑面前积极有效的行动方式。她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众多民间社团：村礼堂、再想象资源中心、剑桥大学的西路音乐厅、蛇廊农场，直至由zoom开启的数字化民间空间。在她的英国观察中，这种民间互助模式直接帮助人们度过艰难的疫情生活。对疫情生活的及时书写，也显示了留存记忆、整理经验进而赢回主体空间的可能性。
王梆参观特殊人士农场（来源：单读）
这些社团自发联结出的公共性，令她充满希冀：“当底层的邻居和中产的邻居为了某种共同的、切身的、在地的利益（比如共同抵御环境恶化，或合奏同一首曲子）而齐心协力时，一个个开启平行宇宙的对话框就打开了。”[41]这番图景类似于哲学家麦金太尔的理想社会，比如他所论述的圣本笃所开创的社群修道院，人们相互熟悉彼此依赖，自由地实践美德。[42]将希望寄托于民间的小共同体的联结，其实并不少见。比如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民族形式”到“潜在写作”再到“文化寻根”，“民间”扮演着能动的破局力量，在不同语境下被调用，重构着人们对历史与未来的理解。在近年来的左翼理论领域，哈特与奈格里在《诸众》《集会》等著作中设想过“诸众”，诸众通过扁平化的工作／创业模式，可以从自己扎根的点状位置一跃而起，从不同角度突破帝国统治，进而塑造出政治行动的新主体。这些互不相同的思想资源共同说明，在大规模社会改造暂时停止的前提下，人们所能想到的可行之路大概是“静悄悄发生变革”，以局部的、切己的、民间的行动，逐渐改善当下的现实状况。
不必苛责王梆对民间社会寄予过高的期待，指责她没有反省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她当然知道这只是初步的尝试。她所秉持的正是一种谨慎的乐观主义与节制的理想主义，讲出了我们共同的困惑以及普通人日常行动的可能空间。可以与之对读的，是社会学家项飚所提出的“附近的消失”这一观察。不管是否同意他的阐释，都必须承认项飚与王梆以不同的路径触摸到当代生活的情感结构，体察到当代人对新的联结之道的渴望，并为之赋形。王梆十几年来努力融入英国社会的努力，被概括为“纸上造乡”“在地造乡”。她构成一个新的“典型人物”，演示了在充满流动性的全球化背景下，无根的现代人如何再造故乡的过程。虽然她所具备的条件对很多人来说实属奢侈（比如拥有自己的一块“份地”），但无论如何，她与小说故事里的那些女性形象一样，都是在务实与抒情、在现实追问与理想感召之间“奋力向前游去”的行动者。
结语 文体解放与艺术救赎
严家炎先生曾指出，五四时期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问题小说的兴起和繁荣，其中论及叶绍钧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这也是一个人？》，注意到“在发表这篇小说的前一期《新潮》上，还曾刊出过一篇论文《女子人格问题》，可见在他来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并进的”[43]。王梆跨越虚构与非虚构的创作格局，可以说延续了这种“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并进”的方式，与五四时期开始的“问题小说”创作传统不无同调之处。所不同者，在于后者正处于新文学创生阶段，许多艺术探索只是刚刚展开，问题性常常压倒艺术性。而百余年后的今天，尤其是经历了“纯文学”的自我辩护、形式自由及其体制化之后，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实验之后，如何再造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激活创作的及物感与介入性，反倒成为更多人关切的问题，近十多年来非虚构文学的崛起便是在这一总的问题意识下展开的。由此视之，王梆的作品并非个例或偶然，而是处于当代文学“问题转向”的过程之中。
王梆为社区老年日间中心做志愿者（来源：界面文化）
本文所谓“问题转向”，是指以生活问题为内驱力，调用跨文类、跨学科、跨媒介的思想资源来理解与剖析现实的一种书写实践类型。这当然不是对文学场域的整体判断，而是指出一种动向。在这种尝试中，文体界限、书写规范、知识分类都不再是必须遵循与理所当然的，而书写主体也不必是职业的写作者。普通人不必再全然依赖专家的中介或启蒙，而是可以靠自己的书写来记录与改良生活，比如王梆所实践的“纸上造乡”或是其他。有意味的是，在王梆笔下，文学艺术总是站在弱者和穷人的一边。无论是《贫穷的质感》里图书馆之于普通人的救赎，还是《天青》《伦敦邂逅故事》《钩蛇与鹿》《女巫和猫》《巨岛海怪》等小说里融入日常生活的各种文艺作品，都共同象征着家园、记忆与自由。文学艺术不再是玄虚之物，而是一种生活技艺与自我再生产。
如今，文化普及程度提高、媒介高度发达，为各种问题的直观呈现与广泛讨论提供了基础，朝向个体视角、日常生活与心理情感的话题开掘成为必然。比如，王梆所书写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为个人及其核心家庭带来巨大负担，这种个人生存危机的公共性构成《贫穷的质感》的最大吸引力。这一现状，也必将深入地影响当代文学的题材选择、文体形式与艺术特征。
综上，本文通过系统考察王梆作品中“混血的观察体”、“解谜法”与“行动者的故事”这三个层面，探究了承载当代问题意识的文体探索有哪些可能性。她融贯各种文体优长与各个知识脉络，以丰富绮丽的譬喻、翔实精确的资料与导向行动的文学旨趣，记录了现实，并尝试为“今天如何生活”提供自己的见解。这些文本没有如革命时期的“调查报告”那般给出社会动力机制的完整阐释，而是高度重视个人及其延展出的小共同体的经验，以平等、自由、多样作为基本价值准绳。这种写作类型彰显出原有的文体格局正在发生变动，其中的得失成败值得给予相当重视。文学艺术可以成为普通人思考与创造生活的技艺，并与其他学科有机互动互补，而由此生成的当代文学才有可能不愧对“当代”的重托与“同时代人”的期待。
李静
中国艺术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100012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7期）
注释
[1]这些总结均来自两部作品的腰封。
[2]何平：《不仅是“海外”，更应该是“华语文学”》，《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12期。
[3]这也是王梆的预期：“我希望这本书最远，能触及到那些对现状十分不满，四处寻找假想敌，却从未在西方真正生活过的读者。”《序·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一个行动者》，《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页。版本后同不赘。
[4]参见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相关论述。
[5]参见钱理群《北大最后一课》，“GQ报道”微信公众号，2022年1月24日，2023年3月20日引用。
[6]来自王梆非虚构写作工作坊的课程介绍，参见“重音社”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14日，2023年3月20日引用。
[7]克利福德·格尔茨：《文类的混淆：社会思维的重新揣摩》，《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5页。
[8]杨玲：《远读、文学实验室与数字人文：弗朗哥∙莫莱蒂的文学研究路径》，《中外文论》2017年第1期。
[9]李松睿：《走向粗糙或非虚构——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六》，《小说评论》2020年第6期。
[10]王梆：《序·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一个行动者》，《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11]宋爽：《作家王梆：格格不入是必要的》，《新周刊》2022年第21期。
[12]刘卓：《“非虚构”写作的特征及局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
[13][15]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作为新市民阶级一种艺术形式的自传》，《大众装饰——魏玛时期文论》，孙柏、薄一荻、郑家欣译，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74页。
[14]本·雅格达：《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王喆、殷圆圆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2页。
[16][17]王梆：《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第94～95、13～14页。
[18]参见《贫穷的质感》一书在“豆瓣读书”中的短评，2022年8月17日，2023年3月20日引用。
[19]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20]刘岩：《〈张医生与王医生〉与跨域文化生产脉络中的“东北文艺复兴”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文中写道：“‘东北’这根空洞能指的捆绳，把不同脉络的文本和话题拉扯到了一起。”
[21][22][24][25]王梆：《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第38、35、88、190页。
[23]魏传光：《马克思对“道德基础论”批判的思想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26]张旭东：《当代性与当代史》，《批判的文学史——现代性与形式自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01页。
[27][29]王梆：《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第195、143页。
[28]参见王汎森《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未来”》，《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0]王梆：《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第326～327页。
[31]王梆：《历史套盒里的幽暗故事——〈女巫和猫〉创作谈》，《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12期。
[32][34]《王梆×徐晨亮：文学可以创造故乡吗？》，中国作家网，2023年2月14日，2023年3月20日引用。版本后同不赘。
[33]王梆：《创作谈：我的原生地是一枚维奥尔琴》，豆瓣网，2022年8月8日，2023年3月20日引用。
[35]参见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对“行动”的论述。
[36][37]王梆：《假装在西贡》，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2、145页。版本后同不赘。
[38]陈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39]古肩：《跨越文化与地缘的写作者》，豆瓣网，2022年7月7日，2023年3月20日引用。
[40][41]王梆：《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第262、248页。
[42]参见彼得·沃森《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高礼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577～578页。
[43]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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