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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丛书”（第一辑，7册，王泽龙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及其嬗变是与现代传播和读者接受方式的演变紧密联系的，现代传播接受以其特有的方式改变着新诗观念、形式以及审美形态等诸多方面。王泽龙主编“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丛书”以传播学与语言学联动进入现代诗学，着重以语言学范畴（虚词、人称代词）连通诗学范畴（节奏、对称、分行），建构中国新诗文体诗学理论系统，同时关注中国新诗内部语言艺术形式与外部社会时代主题（科学、革命、民间）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立足中国现实，搭建了一个具有本土性的现代诗学概念话语体系。
关 键 词
现代新诗 传播接受 现代汉语 文体诗学
新诗走过了波澜壮阔的百年长途，也经历了曲折跌宕的传播接受过程。在众声喧哗的、充满转型期复杂矛盾的现代话语背景下，传播接受作为现代文学生成的基本环节，深刻影响着中国新诗的精神风貌、内容主题、形式建构、审美趣味以及语言形态，同时也反向塑造了读众对于中国新诗的想象与期待。近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泽龙主编的“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丛书”（第一辑，7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丛书集结了王泽龙及其团队近年来围绕中国新诗传播接受这一话题产生的系列研究论著，是编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的阶段性成果。丛书包括《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王泽龙著）、《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王雪松著）、《虚词与中国现代诗歌》（钱韧韧著）、《人称代词与中国现代诗歌》（倪贝贝著）、《科学与中国现代诗歌》（金新利著）、《民间话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刘继林著）、《革命话语与中国新诗》（魏天真、魏天无著），从宏观的角度，在跨学科的视野下，立体式推进了中国新诗的整体性研究。这套丛书以传播学与语言学联动进入现代诗学，着重以语言学范畴（虚词、人称代词）连通诗学范畴（节奏、对称、分行），建构中国新诗文体的诗学理论系统，同时关注中国新诗内部语言艺术形式与外部社会时代主题（科学、革命、民间）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立足中国现实，搭建了一个具有本土性的现代诗学概念话语体系。
一 根植于现代汉语的新诗传播接受研究
从传播接受角度进入新诗研究，意味着要关注新诗诞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传播语境和读者接受视野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既包含了新诗的时代话语、主题、思潮、传统等内容层面，也包含了其文学风格、语言、结构等形式层面，同时还涉及报刊杂志、学校教育、音乐化、文学经典化等传播的媒介与方式。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揭示“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几个主要的方向：科学、民主、革命、自由的社会思潮的传播接受形成了中国诗歌转型的历史语境；现代白话的传播普及为现代汉语诗歌新构型提供了语言基础；西方诗歌的传播和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接受共同影响了新诗变革；近现代学校教育作为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的重要途径培养了新诗最广泛的读者；传播接受的过程正是中国现代诗歌经典建构的过程。正如王泽龙在丛书总序中所说：“现代传播接受从多元通道开启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决定了现代诗歌嬗变的路向，成为了建构中国现代诗学品格、形成现代诗歌丰富形态的重要动因与思想资源，为我们深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与新的生长点。[1]”在几条理论路径当中，王泽龙着重选择从语言角度探讨现代汉语的传播接受对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的深刻影响，其中又分为语体（现代白话、散文化）、词类（虚词、人称代词）和新诗构型（对称、分行）这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
从现代白话的传播接受进入新诗研究，强调的是从大的语体变革背景重新认识新诗本质的建构，在新的语言观的指引下，重新确认“白话”之于“新诗”的意义。众所周知，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为起点，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乃至整个思想界经历了所谓“语言学转向”。语言和思想的位置发生了置换，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表达思维的通道，还成了思想的主体和对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更是语言艺术王冠上的明珠。海德格尔就通过一首诗的分析来证明他“语言说话”的观点：“如若我们一定要在所说之话中寻求语言之说，我最好是去寻找一种纯粹所说，而不是无所选择地去摄取那种随意地被说出的东西。在纯粹所说中，所说之话独有的说话之完成是一种开端性的完成。纯粹所说乃是诗歌。[2]”诗歌既然作为“纯粹之说”代表了语言，那么反过来看，以新的语言本体建构新的诗歌本体，新体白话的特征必然深刻形塑新诗的形式。现代白话因白话文运动功成而取代文言正宗的位置，客观上为新诗的诞生、发展提供了语言基础和语言环境。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现代白话不同于古代白话或民间方言，是一种综合性的现代语言。严家炎给出的定义为：“‘五四’文学革命后诞生的新体白话是一种以当时口语为基础、避开生僻方言、容纳部分古典文言，并受外来文学翻译较大影响的书面语。[3]”作为时代产物，现代白话既具有涵容性、灵活性，能够包容古今中外的各种语汇，又具有逻辑性、叙述性，展现了现代思维方式的知性和秩序化。王泽龙的研究指出，现代白话讲求严密的文法和标点使用，促使汉语诗歌思维向着整体性、统一性、逻辑性方向发展；平白易懂、叙事性强的语言特征造就了新诗的大众化、散文化的审美趣味；现代词汇的大量生产、从“字”思维到“句”思维的语言思维转换，扩充了新诗的表意内涵，特别是虚词、人称代词的大量使用促进了诗歌表达方式的变革；而对称、分行、口语的自然语气等因素又进一步地改变了诗歌的音韵、节奏和结构形态。
在新的语言观念的烛照下，要将语言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融入新诗研究的框架，从词类入手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在分析哲学看来，“思想是在把握句子的语义性质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谈论思想的结构就是谈论句子部分相互的语义关系”。[4]罗兰·巴尔特则直接说：“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5]”词类的划分既关系到词汇的语法功能，又与词汇的语义关系、构词规则有关。以词类的视角进入新诗，有助于探明语言结构与规则影响文学形式与表达的具体机制，并暗含着这样一种认识：过去我们经常谈论“人”如何写诗，接下来或许应该讨论“语言”如何写诗。现代汉语虚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等）的功能以表述时间变化、建立事物间关系或展示演绎性逻辑为主，它对诗歌的影响既是结构性的、思维方式层面的，又是审美的、声音节奏层面的。钱韧韧在《虚词与中国现代诗歌》中总结，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使新诗更明晰地表现复杂的事理叙述和语意联系，推动了中国传统诗歌抒情这一主要功能向叙事与哲理表现的多元路向转变；打破了古诗贵族化的审美雅兴与格律规范，体现了新诗大众化的平民意识。虚词使诗歌的句式排列自由度扩大，促进了新诗散文化的句法和语义连接方式的建构，并把古代汉语诗歌以实词结构为基础的可对称性组织变为以白话口语为中心的松散性组织。现代汉语虚词在诗歌中大量运用，还改变了传统诗歌建立在实词基础上的音步组合规律，对现代汉语诗歌现代节奏的构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与虚词含义较为虚灵、偏重承担语法功能相比，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代词等）则表达具体的概念、意义、价值、事实、认识等，其中的人称代词又与“主体”“自我／他者”等观念直接相关。倪贝贝的《人称代词与中国现代诗歌》探讨了现代汉语人称代词大量入诗对现代诗歌的观念更新、艺术形式与审美风格的重构造成的影响。在细致考察汉语诗歌中人称代词历史演变和新诗人称代词使用的现代语境的基础上，她归纳了三种人称（我、你、他／她／它）在新诗中的形态特征，包括人称单复数切换、混杂与借用，以及不同的语法占位引发的表达策略多样化，并进一步总结了人称代词在新诗中的功能特征。倪贝贝认为，人称代词的使用强调诗人在诗歌中的话语发声，凸显了诗歌中个性化的抒情主体；增强了新诗的叙事性、逻辑性和戏剧冲突，开拓了现代叙事诗的抒写模式；造成了多视角、多声部的复杂朦胧诗意。同时，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使用还间接促成了新诗散文化句法，影响了诗歌的构型、节奏以及审美功能的转向。
二 新诗诗学建构的深入与拓展
诗学理论的建构伴随着现代新诗的诞生、壮大而不断生长，有关新诗诗学的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如何在新诗发展过程中“动态”地看待新诗诗学问题，不断激发新诗诗学话题的学术生长点？从新诗传播接受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到诸多启发。新诗是在传播接受的过程中找寻既适合于表现现代经验又根植于现代白话的艺术形式的，探究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的关系，需要集中从早期现代汉语诗歌语境出发探讨现代诗歌的发生问题。不仅如此，探明中国新诗在百年前选择现代白话、走上自由诗体的散文化道路的根本原因，揭示中国诗歌演变的历史必然性，也是对当代中国诗歌何去何从的理论思考。通过从新诗节奏、分行和对称三个方面探讨早期新诗的建构，王泽龙及其团队深化和拓展了新诗诗学研究，近年来产生了不少新诗形式本体研究领域的突出成果。
“节奏”是中国现代诗歌诗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质性诗学元素。王雪松《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从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的性质、组织、形态与功能等方面阐释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的原理机制。“节奏”被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指诗歌节奏的层次结构（单元层级），这是诗歌节奏的组织形式和外观形态；二是指诗歌节奏的运动形式，如凸显形式、组合形式、交错形式、重复形式等；三是指具体节奏类型的形态，如语音节奏、语意节奏、语形节奏、情绪节奏、生理节奏等节奏形态。[6]凭借这种近乎物理学式的分析，王雪松将节奏与其他各种汉语诗歌形式要素（汉字、音节、押韵、分行、标点、虚词等）联系起来，使我们看到，在诗学系统的网状结构中节奏占据了尤其特殊的位置：它是诗歌视觉、听觉、意义和情感的连接点。新诗草创时期的自然音节节奏论，以郭沫若和戴望舒为代表的情绪节奏论，以新月派为代表的谐和节奏论是现代新诗发展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节奏方案，作者采取理论梳理、文本考察和形态比较的方式，对这三种节奏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分析。最后，王雪松还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置于比较视野中进行观照，探讨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在新诗传播接受的语境中，对中外诗歌节奏传统的继承和转化，揭示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形成的鲜明的“中国”底色和“现代”特征。
以对新诗分行的发生和研究的回顾为基础，王泽龙将“分行”分为新诗书写、印刷的物质形式和新诗文体的概念形式两个层面，认为分行不仅规定了新诗的现代诗形，赋予了新诗读者现代性的审美体验，还在现代诗歌节奏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一种新诗独有的技巧，“跨行”与标点等其他新诗形式结合，被广泛使用在新诗中。长短不一的现代诗行谱写了新诗自由和谐的韵律，从视觉角度塑造了新诗灵活多变、自由舒展的图像美感，顺应了白话诗语言形态的叙事性、逻辑性特征，造成了一种散文化的自由体诗。
“对称”与传统的“对仗”不同，在王泽龙的理论建构中，它不仅包含了整齐一律的古典“对仗”，还包含了自由多元的“参差均衡对称”，是一种现代诗学概念。在这样一种原创性的理论观照下，我们可以发现新诗在诗节、诗行的文字排列中，以及在由此建构起来的新诗节奏、韵律中，均存在连续对称、间隔对称、首尾对称等多种对称形式。同时，从修辞、诗意层面看，新诗中出现了以同义对称为基础的大量排比、反复、层递及对偶，以反义对称为基础的悖论修辞。新诗对称打破了古诗过于重视形式律令的、集中于诗句间的对仗形式，更注重语义间的张力关系以及诗歌的整体性。五四新诗人们利用丰富多样的对称形式，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建构起符合诗情变化的独特诗形，给读者带来了更丰富多变的视觉体验和美感享受。在新文学观念层面上，新诗对称形式还具有破旧立新、新旧辩证的精神向度，既打破了旧诗的固化格律及其对思想表现的禁锢，又在契合现代诗意的前提下为初期自由奔放的新诗提供了一种可实践的艺术规则，调和了新诗中的变与不变、自由与规律、精神与形体。正如王泽龙所说，五四时期对称形式建构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关注的问题：“一是如何在与传统美学精神的关系中，改变五四初期古今二元对立的观点，积极地从辩证多维的思维联系中，更多地重视传统文化与传统诗歌（包括五四以来的新传统）节制和谐的美学精神，并从中开掘合理资源，为当代新诗自由无序语境提供诗形与诗意同构的艺术机制与思想启示。二是在古典主义诗潮复兴时期，如何保证解放了的诗歌精神与自由形式不重归形式主义的束缚，这都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新的诗学使命。”[7]
三 外部社会思潮与内部艺术形态研究的互动连通
外部历史、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尽管不能看成是决定论式的，但也必然是众多影响文学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理论家们所说：“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作为媒介语言来使用，是一种社会创造物。诸如象征和格律等传统的文学手段，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社会性的。”[8]我们当然无须也不必回到以往机械的社会-历史文学批评的陈套中去，却应该更新看待社会历史与文学发展关系的理论框架。外部历史、社会思潮与文学之间既有语言对思想的塑造，也有媒介传播和读者接受的参与，重要的是如何认识这一客观进程，探明其中的规律与机制。“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丛书”选取科学、革命、民间三种影响现代新诗的时代思潮展开讨论，意在连通新诗内部艺术形态与外部影响因素，从新诗的传播接受角度重审文学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在揭示新诗构型的历史、社会根源的同时，阐发中国新诗的本土性与自源性。
科学思潮自晚清传入，二十世纪初以“赛先生”之名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主题，它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现代诗歌发生发展的语境动力，也塑造了现代受众的新诗阅读习惯。金新利的《科学与中国现代诗歌》从科学思潮与诗歌理论、科学思维与诗歌思维、科学主义与诗歌意象、科学语境与诗歌语言、科学风格与诗歌审美五个方面系统阐释了科学思潮对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影响，讨论了新诗在科学思潮激发下所具有的特点：现代性的诗学探求、思维模式与语言运用。研究者没有拘泥于西方科学概念的原义考辨，而是注重阐发现代中国语境下国人对科学概念的本土化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文学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金新利认为，科学的理性思维与以情为本的中国古典诗歌思维相互渗透，新诗于是具有了重视说理、逻辑性增强的倾向，进而打破了传统诗歌以情为主、情景交融的思维结构，生成了强调智性、情感体验综合化的情理结构，在诗歌思维层面由尚虚的整体性直觉思维向“尚实求真”的分析性思维转变。科学技术意象大量入诗，改变了传统诗歌的意象体系与构成。线性的、空间性的语言观念，确定性强、清晰度高的语义特征，合乎规范的现代语法，最终使得诗歌语言更加精密化、逻辑化。在审美趣味方面，传统诗歌追求的那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审美价值，被初期白话诗求真立诚、言物写实、戏剧化、知性化的审美形态更新，这也与科学思潮的传播有着深刻的关联。
革命话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现代文学中逐渐壮大并取得支配地位，对新诗内容组织、表达方式以及传播接受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魏天真、魏天无合著的《革命话语与中国新诗》不仅关注新诗中革命话语的展现，更重要的是将革命话语视为1940—1970年代新诗生产、传播、经典化的过滤器和运作中心，考察其对文学史书写的决定性影响。作者认为：“革命话语，既包括以‘革命’为核心的一套相关语汇，也包括这一套语汇在社会中的生产传播及效力。”[9]革命话语既是此一时期新诗写作的内容、话语结构，同时也是衡量新诗的标准，生产、传播新诗的机制，甚至等同于新诗文学实践本身：“激进的社会革命和纯粹的艺术革命相互激荡，诗人依循各自的原则、理念、方向各自进行诗歌的探索实践，这一切的重要性也比既有文学史叙述中的流派纷呈、诗社林立、理论辈出更有实际意义。”[10]书中选取了八位现当代诗歌史上的代表诗人（何其芳、卞之琳、冯至、艾青、绿原、废名、徐玉诺、穆旦）作为个案，探讨革命话语与中国新诗的生产、传播、接受的关联及其复杂性。由此既能够以具体诗人写作生涯的历史视野观察革命话语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流变、对其诗人身份浮沉的影响，还能够比较不同诗人间的差异、发现他们的关联，并区分出各自的典型性。通过对历史材料和诗歌文本的考证，研究者描绘出了不同诗人在革命话语的制约下努力自新、艰难转变的身姿，更重要的是，革命话语对诗歌表达方式、文化资源选择等方面潜移默化的改变也被细致地展现。比如，书中论述卞之琳《慰劳信集》时期的“转向”，概括其四个方面的变化：不再晦涩地写个人情感，而是以真人真事直写邦国大事；不再以细腻、敏锐的感觉见长，而是精准捕捉细节辉耀全景，蕴无限于有限之中；不再应和小众的、个人的情感悸动，而是考虑人民大众的接受能力和习惯；传播功能显著增强。[11]由此可见，革命话语的影响结构性地延伸至新诗传播接受的毛细血管，已经内化成为新诗传统的一部分，成了新诗的革命传统。
卞之琳：《慰劳信集》，明日社出版部1940年版
如果说科学、革命这样的时代主旋律对文学的影响是显性的，那么民间话语则显然以更深沉、隐晦的方式在文学中显示自身的存在。刘继林《民间话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在词源考辨、社会历史和传统民间诗学考察的基础上，抓住民间概念的开放性、审美性、边缘性和反叛性，论述其五四以来的现代转化：“‘民间’从一个普通的社会学概念（‘乡民’），发展到一个思想意义的概念（‘国民’‘民众’），最后被塑造为一个具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概念（‘大众’），并且在此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2]作者认为，在新诗发生与传播初期，尝试者们将民间话语作为诗学资源熔铸到白话诗的理论建构中来，从而使“自然”“真实”“创造”等民间审美传统成为五四白话新诗最基本、最重要的美学准则。五四先驱们通过倡导“国语运动”“歌谣运动”“乡土书写”“民俗研究”等文化活动，寄希望于能从本土文化中寻得新诗建设的资源；五四之后，在“劳工神圣”和“到民间去”社会思潮影响下，新诗强化了平民化、普罗化和革命化倾向。1930年代，在阶级革命和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民间话语与文艺的“大众化”和“本土化”路径相契合，中国新诗的阶级革命意识、民族本土化实践进一步深入。1940年代，文艺界展开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延安的“民歌体”、国统区的“讽刺体”新诗，以“民间”为躯壳，创造性地实现了中国新诗的“民族化”“本土化”转换。最后，刘继林还进一步探讨了民间话语与新诗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对其中隐含的悖论与矛盾进行反思，以辩证的眼光阐释了民间话语的局限性。
四 新诗传播接受研究的整体性、学理自觉与问题意识
“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丛书”包含的几大新诗研究命题循着一根逻辑链条深刻体现了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整体性、有机性和联系性。在新文化思潮的洗礼下，白话文运动造就的语言革命催生了诗歌的革命，新诗艺术形式就必然反映时代思潮和语言革命的硕果。于是我们看到，科学、革命、民间话语影响了现代白话的词汇、语法等基本结构，语言影响了新诗的词汇、语法，进而影响到诗歌的节奏、分行、对称等基本形式。新诗的结构和语言特征，反过来展现了现代汉语、现代思潮在新文学中的深刻影响，并通过近现代学校教育、新诗的发表与出版、新诗经典的形成与传诵等媒介形式扩展开来。这正反两个方向的运动，都统一在现代新诗传播与接受的全过程中。以现代汉语虚词大量进入新诗为例，它既是科学观念传播、新诗构型从“字思维”向“句思维”转变的结果，又影响到了新诗的节奏单元划分、语音节奏和语义节奏的安排，还与新诗的对称、分行等形式要素直接相关。从虚词这一语言学范畴切入新诗形式及本体研究，不仅能够揭示新诗文体与现代汉语的深层联系，还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们对于新诗本质的认识。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是中国诗歌由古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促进了文言合一的自由体诗体建构和新诗现代诗意的有效生成，对于推动中国新诗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在现代传播接受视域下，新诗文体内部发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变革，对其中任一部分的研究都与其他部分相关。这种系统相关性有助于跨学科视野的展开，或者换句话说，只有联合多个相关学科如语言学、传播学，才能更深入地揭示新诗研究的一些复杂问题。
从传播接受视角重新审视新诗建构，王泽龙及其团队将诗歌本体研究和功能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审慎辨析历史上各种有关新诗的理论、学说、概念，尝试突破以往新诗研究的范式，开掘新的研究路径和视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和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现了强烈的学理自觉意识。中国新诗研究在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知识系统化、制度化的过程，形成了自身相对独立的理论话语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应是开放的、永远处在变动之中的。“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丛书”通过对新诗发生、发展历史的讨论，指明新诗的写作、新诗研究的知识生产与社会思潮、传播技术、语言革命长久地交织在一起，只有引入新视野、新观念，才能对诸如格律节奏、语言风格、形式建构等新诗的老问题提出新观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泽龙及其团队的研究对于西方理论话语的使用始终保持某种清醒、谨慎态度，更多的是将之转化过后为我所用，避免“强制阐释”，强调立足文学的民族性、本土性和现实性，提出适合自身的理论概念，搭建富有原创性的、现代汉语文体诗学的知识体系，具有知识建构特点。
现当代新诗发展的诸多问题都与传播接受、语言变革直接相关，只有返回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现场，厘清新诗本质的生成与特征，打开新诗的语言之门，才能拓宽新诗前进的道路。从这方面看，王泽龙及其团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性和现实针对性的观点。比如，针对当代新诗散文化的倾向，评论界存在争论和意见分歧，王泽龙认为：“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新诗的散文化更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其主要原因依然是，新诗语言、文体等诗歌形式的嬗变所带来的诗思的现代性转换。[13]”有关新诗经典化的问题，一直存在“新诗无经典”的说法，这其实与新诗的历史评价、审美的新旧转换、文学传播接受的历史阶段等诸多问题相关。王泽龙提出：“我们今天的经典定位，是现代经典，不同于传统经典，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唐宋诗歌经典价值与趣味来检验现代诗歌经典。[14]然而，我们共同面向的是文学经典，不能搬用政治学、社会学的价值观来判断诗歌经典。”这些论断都体现出其研究避免“理论空转”，直面文学现实的特征。王泽龙及其团队长年专注于新诗本体形式研究、新诗传播接受研究，形成了新诗研究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堪称一道自成一派的学术风景。
杨柳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510006
注释：
[1]王泽龙：《总序：传播接受视域中的中国现代诗歌》，《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7～18页。
[2]海德格尔：《语言》，《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修订译本）》，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页。
[3]严家炎：《“五四”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4]迈克尔·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5]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6]王雪松：《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3页。
[7]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12页。
[8]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页。
[9][10]魏天真、魏天无：《革命话语与中国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0、7～8页。
[11]魏天真、魏天无：《革命话语与中国新诗》，第70～86页。
[12]刘继林：《民间话语与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3页。
[13]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第79页。
[14]王泽龙：《总序：传播接受视域中的中国现代诗歌》，《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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