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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
内容提要
巴金与家庭由疏离到回归，隐含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再思及自我伦理实践的反省和调整，这一心灵历程，贯穿巴金整个写作生涯，体现于家族题材的非虚构写作。这些文本与小说构成互文，是巴金真实的家族史，也是其心灵自省的忏悔录，记录了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巴金心灵成长中由冲突到和解的过程，而巴金中年以后的家庭伦理实践，也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新文化与传统的关系。
关 键 词
巴金 忏悔 家 新文化 传统文化
巴金尊卢梭为师，说他教会了自己“说真话”，《随想录》因之被誉为当代中国“忏悔录”。[1]多年来有关巴金“忏悔”主题的研究，基本囿于《随想录》，并多在思想史层面讨论其时代性与公共性，较为缺乏对巴金个人化的“内面”世界，即孙郁所指“心灵的发展过程和人格特征”及“气质、心态”的研究[2]，而其有关家族、个人和日常人伦的非虚构文本，往往是这一研究需借重却被忽略的重要材料。
巴金以写“家”成名，《家》也被视为他的准自传。[3]然而这部小说作为新文学家族叙事的典范，在揭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源”的新文化命题时[4]，也简化了新旧对立，遮蔽了巴金与家庭之间真实的感情关系。事实上，在《家》热销的同时，巴金也陆续写出了系列回忆录，如《最初的回忆》《家庭的环境》《信仰与活动》《做大哥的人》《我的幼年》《我的几个先生》《小小的经验》《杨嫂》等[5]，这些作品大都语言节制，字里行间弥漫着淡淡的温馨与感伤，与《家》情调有较大不同。抗战时期巴金回到阔别十八年的故乡成都，写了怀旧味甚浓的《爱尔克的灯光》，这是小说《憩园》的前奏。抗战胜利三哥病逝，他忧伤地写下《纪念我的哥哥》。1958年至1961年的系列创作漫谈，如《谈〈灭亡〉》《谈〈新生〉及其他》《谈〈家〉》《谈〈春〉》《谈〈秋〉》《谈〈憩园〉》等，提供了更多更详的家族人物及小说“本事”。“文革”结束至晚年，他写《怀念萧珊》《小狗包弟》《我的老家》《我的哥哥李尧林》《怀念二叔》等，忏悔中有更多的日常。
赵园专著《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提供了由家庭关系、日常琐屑生活进入知识人精神世界的研究范例，其学理依据，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向性超越有关，即人对价值的追寻，往往体现于六合之内现实生活的伦理实践，“为仁由己”，“明心见性”。[6]因此，“知识人生活中的世俗层面与精神层面，在其伦理实践中往往贴合在一起，诗的与琐屑日常的经验难以剥离”[7]，日常经验的书写和记录，也就成为反观内在精神的凭借。巴金青年时代对自由平等的信仰，主要付诸理想化小说叙事，慷慨赴死的革命英雄或背叛家庭追求生活平等的青年，均带传奇性；中年以后，他关注平凡社会，书写小人小事，重新认同家庭，注重在世俗生活中践行理想和信仰，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君子人格。
赵园：《家人父子·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一《家》与“家”
巴金不但在《家》（或“激流”三部曲）中，也在自叙性散文里，将自己的家视为中国家族制度的象征，斥其为“专制的王国”“礼教的监狱”。[8]不过当他被读者问及并经常自问“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时，“最先在我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在那时候一所公馆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9]。巴金的原生家庭，至少在父亲去世（1917年）前，都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祖父精明能干，“甚至在军阀横征暴敛一年征几年粮税的时候，他的收入还可以使整个家过得富裕、舒服”[10]，孩子们则尽享天伦之乐——巴金在《家庭的环境》中对大家庭孩子们幸福快乐的生活有细致生动的描绘，与《家》中所写大相径庭。正如陈思和所言，巴金19岁离家之前生活总体是幸福的，家族“制度”之敝，主要体现在大哥的悲剧人生中，但其中的日常生活和苦恼，巴金多缺少直接感受，《家》所虚构的事件，无法涵盖和表现大哥深陷的那个文化、环境及充满紧张和痛苦的自我认同。小说中那些血淋淋的惨剧，即由家长和家族制直接导致的死亡事件，主要来自理论化的浪漫想象。[11]巴金除了将祖父写成罪恶之源，还把二叔李道溥（《激流》中的三叔高克明）刻画成高老太爷第二，其包办女儿婚姻的专制蛮横，禁止她学英文的狭隘荒唐，与这位留学生出身的著名大律师身份太违和。实际上，二叔在家寡言温和，很早就给女儿放足，巴金兄弟最初接触的外国小说，就是他所购整套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他的“保守”，不过是在长兄离世后勉力承担家庭责任，为维持家族事务鞠躬尽瘁。在给巴金兄弟讲授《左传》时，二叔推崇不惧暴力“执简以往”的良史精神，常告诫他们“做人”“要有骨气”。正是得到他的帮助，巴金和三哥才得以在大家庭众目睽睽之下离开成都去上海读书。巴金耄耋之年写《怀念二叔》，里面有“在我们老家里找不到一个老顽固了”[12]的话，以“解铃人”姿态，注销早年对二叔的“简化”和“丑化”。[13]
关于《家》在情节和人物描写上囿于“启蒙神话”的局限，黄子平、刘志荣等学者皆有精彩分析，巴金构想了一个完美体现五四新文化《家》的故事，却丧失了“家”所应有的审美性。[14]就在《激流》三部曲问世的时期，巴金便有一系列谈家的文章，以家族真实故事和细节，补充被小说削平与简化的生活，如“梅表姐”并非情圣，在嫁给富家做填房后，变成了一个儿女成群、爱财如命的胖太太；[15]“鸣凤”实为有人身自由的“寄饭丫头”，她拒绝做富人填房，“快乐”地嫁了一个贫家丈夫。[16]巴金家的仆人，既有杨嫂、老周这样朴实善良的，也有偷卖字画和在大烟馆犯事被逐的。做得一手好菜的谢厨子，爱与老妈子调情，在祖父赞助下与其中一个结了婚。军阀巷战时，父亲藏在水井里的银圆不翼而飞……[17]日常生活中这些琐屑而戏剧性十足的片段，原是做小说的好材料，然而巴金旨在控诉的二项式叙述，无法处理这些善恶纠缠、五光十色的生活材料。他自己也承认，“生活里的东西比我写出来的更丰富，更动人”[18]。琴的原型是他的六姐（三叔女儿），是兄弟姐妹中思想和才华都很突出的一个，曾参加巴金兄弟的读书会，还被大哥动员订了一份《新青年》，她的诗“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成为亲友间传诵的佳句，可惜这位堂姐被自私古怪的父母“关在古庙似的家里”，最后变成一个孤僻自私的老姑娘，1931年大哥死后她带头索账，扬言“人在人情在，人死两丟开”[19]。琴的戏份在《春》《秋》中占比很大，被巴金塑造为冲破礼教牢笼而成长的新女性，然而这一形象与觉民一样缺乏感染力，更像作者的传声筒。觉新以大哥为原型，是《家》中最感人的形象，在《秋》的尾声，巴金甚至让他毅然改变生活方式而获得新生，然而由于《春》《秋》继续《家》的模式，觉新形象趋于刻板。《秋》比《家》和《春》好的，是有较多旧式家庭生活细节的描写。然而对大哥，巴金或出于不忍，或为尊者讳，其生命存在和体验的丰富性，基本未在小说中得到表现。
汪致正主编：《巴金的两个哥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关于大哥“旧”的一面，巴金弟弟和堂弟的回忆，提供了一些细节。同父异母弟弟李济生曾提到大哥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说“对内对外都听他的，有时连我母亲也要让之三分”[20]。大哥对外“既无架子，又爱面子”，“宽厚、热情、大方和乐于助人”，他是家族内外公认的“里里外外一把手的能干人”，“亲戚中一应红白喜事没有不找他帮忙、安排或主持的”；他还自学西医、打针，周围人患小毛病他就“主动送药医治，别人也十分乐从”。[21]亲戚们对大哥的评价普遍是“精明能干，温文儒雅”[22]。大哥自杀，连街坊邻居及门口摆摊的小贩都为“大少爷”这位难得的“好人”惋惜。[23]从这可看出，大哥生前一直在努力成为祖父或父亲一样体面而受人尊敬的“一家之主”。中国传统家庭作为一个“自足的体系”，一家人“从摇篮到坟墓，无一不由大家庭包办”。[24]而一家之主不光拥有绝对权力，更有无限责任，五四话语通常着眼于前者而忽略后者，巴金也不例外。在入不敷出、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中，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大哥曾出现精神病症，他于深夜独自在大厅轿子里击碎玻璃的一幕，屡次出现在巴金的回忆录和小说中。1929年他与巴金在上海分别时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回成都后写给巴金的信，表现出极度的抑郁。从现有资料看，巴金大哥有完美主义心理倾向，“别人有求于他，无不慨然应允，有时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使别人为难或过不去”[25]。在金融市场投机，由于最初做得顺手，亲友纷纷找他代理，而他则“赚钱是委托人（亲戚）的，亏本则归他自己”[26]，这成为压死自己的最后稻草。
殷海光认为中国传统大家庭的“族长或家长是合模（conformity）的标准。族人或家人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模式行为、价值观念、教育方式等等，都得向他看齐”[27]，因此传统家庭子孙的“孝”，也是“肖”。《秋》中巴金借觉民之口斥责四叔五叔“不肖”[28]，而现实中大哥的悲剧性就在于他的“肖”。幼弟李济生是遗腹子，生于1917年，念书时已是1920年代，但其接受教育“仍旧老规矩行事，必须先在我家书房读上几年古书”，开学第一天，“由大哥领着走进书房，在照有红色蜡烛、系有红色桌围上摆设着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前行过大礼，再向新教书先生叩头跪拜。因之我进新式学校也较迟……”[29]大弟李采臣小时过继给黄姨太，大哥怕他学坏，管教甚严。一次采臣外出会友，回家谎称看戏，大哥问出漏洞后，勃然大怒，“手执鸡毛帚，拖住他到堂屋父亲的神主牌前，叫他跪下说清楚，否则按家法从事，要替父亲教训他”[30]。大哥继承祖训的“家长”一面，巴金在小说中全未涉及。他屡次劝大哥改变生活方式，然而大哥是怎样的生活方式呢？《春》《秋》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呈现，巴金新中国成立后谈《秋》时才有一些具体解释：祖父去世分家后，大哥成为长房“管家”，“他看见这一房入不敷出，坐吃山空，知道不到几年就要破产。他自己因为身体不好辞掉了商业场电灯公司的事情，个人的收入也没有了。他不愿意让别人了解这种情形……他既不想让家人知道内部的空虚，又担心会丧失死去的祖父和父亲的面子……却仍然置身在阔亲戚中间充硬汉”[31]。李氏家族在成都还有二伯祖（巴金祖父的堂兄）一支，比祖父一门煊赫，该支二堂伯人称“北门首富”。[32]清末成都富人聚居，攀比财富，追求享乐，成为富人圈的文化，巴金对这一生态深恶痛绝，而大哥不幸陷于此，也多少染有富家公子气。李济生曾提及，大哥虽很早就承担长房事务，但由于祖父偏爱、经济宽裕，所以“素来花钱大方”，“每逢商场中的店家到了什么新货，或见到了时髦的新鲜玩意儿，总喜欢买回家，送人或留着自用”，1929年上海之行带回的东西，除书籍、新式留声机和中外唱片外，还有大量生活用品，“单是送给自家人和亲戚的各式各样的皮鞋就装了一口箱子，还有不少衣料和其他东西”。[33]觉新的形象，只是巴金大哥的冰山一角。
二 新与旧：冲突及悖论
《家》的写作，可视为巴金这位“五四的产儿”对新文化的致敬。[34]小说虚构的觉慧出走，使巴金对家庭的叛逆在读者心目中被提前。事实上，直到1923年巴金随三哥一道出川，仍是个依恋家庭的温顺大孩子，每周至少一次给继母和大哥写信；与三哥去嘉兴祭祖时，行为和情感全然是大家庭“孝子贤孙”式的。[35]他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信仰，一开始便与对自己家庭的反省相联系[36]，但从思想觉醒到行动反叛，他花了十多年时间，在矛盾和焦虑中度过青春期。
巴金对家庭的批判，是基于对不合理制度的否定，但方式和心理却带着青春期少年的叛逆特征。1925年他报考北京大学铩羽而归，从此“开始了独来独往的生活，遇事不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一切由我自己决定”[37]。不过，为赴法国留学，他却不得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向大哥要钱。当时家里经济已现危机，且大哥可能对他的状态也不放心（他弃学而与一群朋友在一起，成都亲戚都拿他“做坏子弟的榜样”）[38]，故答应给他筹资，但要他缓两三年。巴金不依，三哥劝说也不听，“很固执，不肯让步”[39]；大哥无奈，只得变卖部分田产。1927年1月，巴金如愿登上前往法国的海轮，行前，三哥写信嘱咐：“以后你应当多写信来，特别是寄家中的信要写得越详细越好。”[40]果然，三十多天的旅程，巴金一一详述，十分生动，读之仿佛身临其境。但此时他已决定与家庭决裂，并因这样的决定而痛苦，在船上给两位哥哥的信中便有这样的话：“这一年来我是一天天走向孤独了。我和家里的人差不多完全断绝了消息，便是和你们两个也很少通信。然而我又不能不思念你们。我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个人。”[41]一再强行分离，却始终难以割舍，这令他内心长期处于焦虑中，因而经常感慨自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过的是两重的生活，一种是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种是为自己的内心生活”[42]，并认为“我的灵魂里充满了黑暗”[43]。这黑暗，就是杜大心式的“憎恨”。留法时期及归国以后，除了《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等革命小说，巴金也经常在随笔中倾诉“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说自己的内心“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44]他要背叛的阶级，首先是那养育并给予他无限爱和宽容的家，因此在小说中书写“憎恨”、替本阶级赎罪的同时，内心深处的负疚感却使他常常想到家[45]——“我的心还是依恋着家。而且只有想到家时，我才有勇气活下去！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呢？”[46]他常梦见父亲，在熟悉的旧街道，他跟着父亲闲走；在戏园看台上，父亲给他详细解释剧情。[47]1991年，他梦见与三哥在老家书房，听二叔铿锵有力地讲书。[48]
现实中巴金在涉及人伦亲情时，与小说中的毁家式英雄大相径庭，他由此怀疑自己“不是健全的”[49]。1925年他初次给高德曼写信，就对自己出身富裕家庭感到愧疚[50]，尔后发表的随笔，其忏悔主要指向的也是出身的原罪，这与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妃格念尔“类似的悲哀”，使他更加坚定地批判家族所在阶级，投身社会改造。[51]不过，巴金虽信仰坚定，行为能力却并不强，最后找到写作这一救赎及自我实现的方式。
青年时期巴金思想的激进乃至偏执，主要体现在内心的情感搏斗上，现实生活中他是温润的，这是他认为自己具二重人格的原因。“我的父母都不是性情偏执的人，他们是同样地温和，宽厚，安分守己，那么应该是配合得很完满的一对。”[52]父母的性情及家庭的和谐，决定了巴金的温和性格。1917年父亲病逝后，大家庭第一次分家，长房得到祖父照顾，除父亲留下的四十亩田外，他们还从祖父那里分得二百亩田。[53]嫉妒引发了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在温情中长大而敏感单纯的巴金兄弟，感受到的伤害可能比实际更大，因此说“父亲的死使我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我的眼睛好像突然睁开了，我更看清楚了我们这个富裕大家庭的面目”，“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更黑暗了”。[54]巴金缺乏张爱玲那种消化大家庭矛盾和庸俗关系的强韧胃口，也缺少描写精于算计的人际关系的兴趣，故《家》基本没有细腻生动的心理刻画，情节虽富戏剧性却大而化之。为保持与《家》一致的立场，巴金在谈家时，也极力淡化与祖父的感情，申明“我们祖孙两个中间并没有什么感情”[55]。但诚实的性格却使他无法回避真实：“自从父亲死后，祖父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地改变。他开始关心我，而且很爱我。后来他听见人说牛奶很‘养人’，便出钱给我订了一份牛奶。他还时常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对我亲切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56]他承认自己对祖父“也发生了感情”[57]，这种真诚使《家》在描写觉慧与病中祖父面对面时，内心涌起感动。《家》为将祖父塑造为反派，还用另一个劣绅冯乐山做陪衬，但巴金祖父的实际交往中，有“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58]，而“冯乐山”的恶行，也因鸣凤的虚构而可能被夸大。[59]
夏志清认为，巴金青年时期一直处于少年成长状态。[60]实际上，巴金一生都处于“成长”状态[61]，活到老，学到老，反省到老。其谦和的个性，富于内省的人格，使之在漫长历史岁月中伦理行为较少“突变”、较多“一贯”。“文革”结束后巴金对自己的真诚反省，至今无人能及。
一直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主要关注西方文化对现代作家的影响，却较少分析传统文化在作家人格心理构成中的意义，儒家价值观中的普世性部分在新文化话语中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以致巴金研究中存在一个吊诡地带——一方面，无论巴金本人还是研究界，一致认为人道主义、平等自由是其基本价值观，而这些都是外来概念；另一方面，巴金坚称母亲“爱的教育”是自己的思想和道德源头：“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62]有次三哥“摆起主子的架子”打骂丫鬟，母亲温和制止并谆谆告诫。[63]“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64]1940年代研究巴金的法国人明兴礼，认为母亲“是巴金的人道主义的第一位教师”[65]。倘若不承认儒家“仁者爱人”的观念具有普世性，那么巴金称母亲为“第一位老师”就失去逻辑理由。明兴礼没有意识形态偏见，故毫无障碍地将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贯通。1958年姚文元发起巴金作品批判时，几所名校中文系学生经过系统阅读，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巴金对他出身的那个阶级，那个家，还有着很深的感情，对家里的人物还有着依恋……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调和、折衷的观点，也严重影响他。”[66]这个判断，刨除阶级论色彩，基本客观。巴金文本内部语言的相互矛盾甚至相互解构，有部分属于其真实的内心体验与时代语言之间的错位。他固然以反传统确立自我，但传统价值伦理通过早年教育对其“心理模块”的“浇筑”，却正是他接受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并对“忏悔”话语天然亲和的主体条件。
巴金三兄弟都有仁爱的共性。他说：“我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做出自己的奉献。”[67]此亦反映父母性情和家庭文化。大哥自杀后，“人欠的债大半都没法收回，欠人的债却被逼着要还清”[68]，继母卖掉一切、包括自己的养赡田，还清所有欠账。这个失去成年男人的家庭，仍然践行“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69]。我们从后来巴金与萧珊的小家庭，也看到这样的同质性。很多人都写过巴金夫妇的爱心、无私与真诚。他们抚养朋友遗孤，却从不与外人道。[70]帮助他人，赞助公益，在他们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从左到右：李尧林、李尧枚、李尧棠（巴金）
三 家：爱的共同体
《家》出版并“火”了以后，巴金常这样表白：“我对于旧家庭并没有留恋。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71]尽管“事实并不全然这样”[72]，但大哥的自杀，仍像一个契机，使巴金的反叛从纸上落到行动，割断与家庭的联系。然而，他最亲密的三哥李尧林，却为赡养家庭心力交瘁，英年早逝。
1931年4月18日，大哥在成都自杀，尧林专程从天津赶到上海，与巴金商量大哥身后事。大哥留下巨额债务和一个“破碎的家”[73]，有继母、弟妹（其中两个未成年）、大嫂及五个小孩共十一口，最小的孩子不满两岁。巴金坚持其“对家庭的看法”，“不愿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74]，尧林默默拾起大哥留下的重担。从此，他按月将薪水寄回成都，为此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包括爱情。三哥离世后，巴金曾写《纪念我的哥哥》，充满痛惜，但未明确提及自己对赡养老家的拒绝；1983年写《我的哥哥李尧林》，才以更多的细节，间接表达了对三哥的内疚。
尧林只长巴金一岁多，二人从小形影不离。巴金说三哥“性情开朗，乐观。有些事还是他带头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念书……”[75]然而尧林考上大学后，“大哥汇来的钱不多，他还要分一点给我，因此他过得更俭省”。假期“别人都走了，他留下来，勤奋地学习”。他比巴金更体贴大哥和家人，巴金关切的是人类，而三哥“总是谈大哥和成都家中的事”。1926年巴金想去法国，“他不反对，但他也不鼓励我，他只说了一句‘家里也有困难’”，后来还“写过两封信劝我要体谅大哥的处境和苦衷”。[76]巴金后来才知道，尧林大学四年靠兼职、做家教补贴学费和生活费，过得很苦。1929年巴金邀他去上海与大哥团聚，他以兼职为由婉拒，巴金后悔没向大哥提出给他寄路费，失去与大哥最后见面的机会。尧林以优异成绩获得燕京大学最高奖励金钥匙奖，找了一份南开中学教职，打算一边教英文，一边做文学翻译。他原本富有生活情趣，自学小提琴，喜欢音乐，爱看电影，溜冰场上也身手不凡。[77]然而贫穷限制了他，他不敢恋爱，远离幸福[78]，独自用羸弱的肩膀支撑大家庭，直到1939年大水中逃离沦陷的天津。巴金比三哥浪漫，其第一部小说《灭亡》发表后，他把版税全部送给了友人，七十年后文洁若仍批评“他首先考虑的是外人，而不是自己的两个胞兄”[79]，其实这行为在巴金是常态，譬如1935年他“在日本写的文章的发表费全送给国内的朋友了”[80]。疏离家庭，亲近朋友，大概与无政府主义观念也有关。三哥最困难的时候，巴金已是炙手可热的大作家，《家》不断重印，版税应相当可观，倘若他肯帮助三哥一把，尧林或许不至于贫病交加而早逝。晚年他跟侄子谈及两位哥哥，曾痛哭失声说“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而死的。现在我有钱，也没用了。我又不想过好生活”[81]。
李尧林写给巴金的信
1941年巴金离家十八年后首度回成都，方了解到三哥奉献与牺牲的价值。大哥的小儿子李致，曾描述过全家每月翘首等待三爸汇款的情形：
三爸的汇款，每月按时从天津寄来。当时我们家已从童子街搬到金丝街。我爱在院子外面玩，邮差（现在叫邮递员）送汇款单来，总是我最早发现。汇款偶尔也会有迟到的时候。这首先使祖母着急，坐卧不安，以致全家笼罩着担忧的气氛，连我都不敢过分调皮。[82]
大哥的外孙李舒说，三外公为赡养老家，“不再有梦，不再有飞翔的天空；他消耗完自己的生命，注入到他所帮助的亲人的体内，也注入到了我的生命中”。“我无法容忍那个社会毁了我的三外公；为了三外公，我也很难原谅我的外公。”[83]李致很长时间都认为父亲留下一家老小自杀是“不负责任”，并带累了三爸。巴金曾情绪激动地与侄儿争辩[84]，当年的自己，不也年轻气盛地对两位哥哥表达类似的不满么。
巴金有过许多亲人死亡的创伤，但其终生不愈的创伤，是大哥和三哥的早逝。“我最爱我的两个哥哥”[85]，他后来经常这样说，“一想到他（指大哥）的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86]负疚之情一直伴随着他。1942年，巴金正式负担老家生活并供年龄最小的两个孩子上中学。人到中年，他开始了对“家”的眷顾，接替两位哥哥，为家人奉献，并在两年以后结束了单身生涯，与相恋八年的萧珊结婚，其小说叙述风格的显著变化，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巴金慎重呵护与萧珊的爱情，其对家庭的忠诚，人所称道。[87]1950年，第二个孩子李小棠出生，他将继母和十二妹李瑞珏接来同住[88]，小家庭变成了大家庭。他常去北京开会，并两次赴朝鲜，与萧珊的通信，家庭琐事占相当篇幅，每封信都要问候“妈和大家”，给小林写信则嘱其要“尊敬婆婆”。1950年第一次赴朝时，萧珊给他的信中常提到给九姐汇款、给大嫂汇款。巴金九妹琼如年轻时丧夫，后又丧子，1952年巴金第二次赴朝前给萧珊的信特意嘱咐“九妹的钱从三月份起，在每月15日以前寄出”[89]。1955年九妹移居上海，巴金家也由拥挤的霞飞坊（淮海坊）59号搬到今武康路的独栋住所。“文革”时期萧珊病重时，琼如替她扫街，“她和老巴金、萧珊感情非常深”[90]。巴金的挚友，与巴金两个妹妹也情同亲友。[91]
李尧枚和他的四个女儿
1960年10月至1961年2月，巴金在成都修改作品，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成都市政府专门接待。在给萧珊的信中，最常见的是他对独享优待的不安及不能与家人分享的遗憾：“这里非常安静，读书作文都适宜”；“我感到不安的就是这一座楼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为我单独办伙食。据说这里的伙食差，李宗林（按：成都市市长）设法由商业局拨了些副食品，沙汀在我搬来前还去了解过”。[92]他给萧珊写信，经常为自己受特殊照顾而不安和惭愧。在成都期间，巴金工作之外的社交有相当多是亲属间的。大哥的女儿每天至少有一人来看望，他常把美食留给她们；六叔与他见面最频，而他上门看望的长辈，有大舅母、七舅夫妇、姑母等，给他们送挂面、点心等。[93]萧珊与巴金一样，对友人慷慨，对亲人体贴，率真善良。一个成员众多、关系复杂的三代乃至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凭借真诚的爱和宽容，终生和睦相处。
以反叛大家庭成名的巴金，中年以后却建构出新的大家庭。不过，巴金与萧珊在上海建立的家庭，虽以血缘为主，但联结家庭的纽带则是爱，这是一个爱的共同体，互助、友爱，没有“家长”权威，爱是唯一的中心。因此无血缘关系的马小弥、马绍弥，以及大侄女的同学萧荀等，与巴金一家情如亲人。巴金一生，以爱联结的友人还有许多许多，而他对亲友之外陌生人的奉献，也不计其数。[94]
巴金常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95]，这与弗洛姆对爱的定义不谋而合——“爱本质上是‘给予’而非获取”。爱使人“体悟到自身的博大伟力、沛然活力、流畅生机，由此感受到无限欢悦”，施受双方皆处于创造性的纯真关系中，爱者同时也被爱。[96]年轻时巴金偏重抽象的人类爱而忽略日常人伦，中年以后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平等自由的信仰，不但体现于精神活动，也体现于日常生活细节，“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97]。其人与文，思与行，堪称当代中国文化人的典范，在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议题上，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迪。
杨联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00872
注释：
[1]巴金一生崇尚卢梭平等学说，晚年写《随想录》时，重申他学习卢梭写《忏悔录》讲真话，“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不怕自己反对自己”。巴金：《〈序跋集〉跋》，《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
[2]孙郁：《巴金：反抗与忏悔》，《新旧文学的话语维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47～148页。陈思和1992年所著《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是迄今仅见观照巴金人格心理发展的重要专著，可惜只写到抗战胜利。
[3]尽管巴金一开始就声明《家》（《激流》）不是自传，但其初版“代序”（献给大哥）、十版“代序”（写给表哥）及不断增加的序跋、创作谈等，实际上一再加深其与家族生活的关联，真实人物也由最初所说祖父大哥等“两三个”，增加到大部分人物与现实都可对应，因此，读者通常也将小说中的家与巴金原生家庭混为一谈。
[4]参见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2卷6号）、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1卷第4号）、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等。
[5]这些文章先后收入《巴金自传》（1934）、《忆》（1936）、《短简》（1937）等散文集中，《杨嫂》收入《抹布集》（1933）。《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除收入《巴金自传》中的三篇（《最初的回忆》《家庭的环境》《做大哥的人》），另添加《信仰与活动》《小小的经验》《在门槛上》《我离了北平》《片断的纪录》。《信仰与活动》在《巴金文集》中改题《觉醒与活动》并将文章前部删除，《全集》复原。
[6]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0页。
[7]赵园：《家人父子·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8][9]巴金：《我的幼年》，《巴金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10]巴金：《和读者谈〈家〉》，《巴金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9页。
[11]参见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巴金：《怀念二叔》，《巴金全集》第19卷，第443～448页。
[13]1961年巴金在《谈〈秋〉》时，曾检讨小说“简化和丑化”四叔五叔形象。
[14]见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刘志荣《文学的〈家〉与历史的“家”》。
[15][16]巴金：《谈〈家〉》，《巴金全集》第20卷，第41～419、419页，
[17]参见巴金《家庭的环境》《最初的回忆》等。
[18]巴金：《谈〈秋〉》，《巴金全集》第20卷，第454页。
[19]巴金：《谈〈家〉》、《谈〈秋〉》，《巴金全集》，第20卷，第420～421，446页。
[20][21][23]纪申：《我记忆中的大哥》，汪致正主编：《巴金的两个哥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48～49、48页。
[22]李尧东：《大哥其人其事》，汪致正主编：《巴金的两个哥哥》，第76页。
[24]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3页。
[25]纪申：《我记忆中的大哥》，汪致正主编：《巴金的两个哥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26]采臣：《怀念大哥》，汪致正主编：《巴金的两个哥哥》，第58页。
[27]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3页。
[28]黄子平指出，觉慧同样“不肖”，但巴金对待新旧人物分别采用了两套道德标准，造成文本的逻辑悖论。见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灰阑中的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
[29][30]纪申：《我记忆中的大哥》，汪致正主编：《巴金的两个哥哥》，第52、50页。
[31]巴金：《谈〈秋〉》，《巴金全集》第20卷，第445页。
[32]参见李治墨《巴金家族史考略》，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8～15页。
[33]纪申：《我记忆中的大哥》，汪致正主编《巴金的两个哥哥》，第50～51页。
[34]“五四的产儿”主要是巴金新中国成立后的自我表白，但《家》的接受史表明这也是他的公共形象。
[35]参见李存光《巴金传》，团结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页；巴金《嘉兴杂记（残稿）》，《巴金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0页。
[36]巴金：《信仰与活动》，《巴金全集》第12卷，第403～407页。
[37]巴金：《我的哥哥李尧林》，《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38]巴金：《做大哥的人》，《巴金全集》第12卷，第421页。
[39]巴金：《我的哥哥李尧林》，《巴金全集》第16卷，第483页。
[40]李尧林：《致巴金的两封信》，李致、李斧编选：《巴金的两个哥哥》，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41]巴金：《海行杂记·两封信》，《巴金全集》第12卷，第51页。
[42][43]巴金：《忆》，《巴金全集》第12卷，第338、339页。
[44]巴金：《新年试笔》，《巴金全集》第12卷，第264页。
[45]参见巴金《忆》，《巴金全集》第12卷，第342页。
[46]巴金：《短简·家》，《巴金全集》第13卷，第54页。
[47]巴金：《梦》，《巴金全集》第13卷，第397页。
[48]二叔曾给他和三哥讲过一年的《春秋》《左传》。见巴金《怀念二叔》，《巴金全集》第19卷，第443～448页。
[49]巴金：《新年试笔》，《巴金全集》第12卷，第266页。
[50]巴金：《信仰与活动》，《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第113页。此信开头摘录了高德曼给巴金的第一次回信，收入《巴金文集》时删除，《巴金全集》恢复。
[51]巴金：《新年试笔》，《巴金全集》第12卷，第266页。
[52]巴金：《忆》，《巴金全集》第12卷，第339页。
[53]巴金：《做大哥的人》，《巴金全集》第12卷，第419页。
[54][55][56][57]巴金：《家庭的环境》，《巴金全集》第12卷，第398、400，399，399，400页。
[58]李治墨：《巴金家族史考略》，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15页。
[59]巴金披露他在《春》中塑造冯乐山时，受到曹禺改编话剧《家》的影响（《谈〈春〉》，《巴金全集》第20卷，第429页）。1956年黄裳在重庆旧书店淘到两本民国初年刻本，一本是巴金祖父李镛的诗集，另一本是“冯乐山”类人物赵尧生的戏本《情探》。黄本想感受一下已绝迹的“高老太爷”和“冯乐山”这类人物，可《情探》的内容令他意外，写一个“很强很美的女鬼”的复仇，立场颇类鲁迅《女吊》。黄裳自忖：“为什么冯乐山，或至少是冯乐山的诗友会写出《情探》这样的作品来呢？”见黄裳《记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5页。
[60]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61]陈思和也认为，巴金终其一生都在成长（《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只是他未能将巴金“分离”的人格，即“多愁善感呼唤人性的巴金”和“战斗性十足的革命者巴金”整合于一处。
[62][63]巴金：《我的几个先生》，《巴金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5～16页。
[64]巴金：《最初的回忆》，《巴金全集》第12卷，第378页。
[65]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18页。
[66]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论巴金的世界观与创作》，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页。
[67]李致：《终于理解父亲》，《四爸巴金》，天地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206页。
[68]巴金：《谈〈秋〉》，《巴金全集》第20卷，第446页。
[69]李致：《大妈，我的母亲》，《四爸巴金》，第181页。
[70]1949年4月，马宗融病逝，遗下他与罗淑的一对儿女马小弥和马绍弥，巴金夫妇收养了他们。小弥数月后参军，绍弥则一直在巴金家待到1958年。参见马小弥《我热爱的巴金伯》，《万金集：来自巴金的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页；马绍弥《在霞飞坊59号的日子里》，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一双美丽的眼睛：巴金研究辑刊卷三》，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7～102页。
[71]巴金：《家庭的环境》，《巴金全集》第12卷，第401页。
[72]李存光：《巴金传》，团结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页。
[73]巴金：《纪念我的哥哥》，《巴金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32页。
[74]巴金：《我的哥哥李尧林》，《巴金全集》第16卷，第485页。
[75][76]巴金：《我的哥哥李尧林》，《巴金全集》第16卷，第481、482页。
[77]杨苡：《从梦中走出》，《青青者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23页。
[78]在天津，曾有一位同学的妹妹喜欢他，他自知穷而从不表白。此外，因巴金介绍而与三哥交往的杨苡，与尧林产生了爱情，二人频繁通信、约会，杨苡考上西南联大后，本约定昆明团聚，尧林犹豫再三，最后退了买好的船票，并中断与杨苡的通信联络。参见巴金《我的哥哥李尧林》、鞠躬《三爷叔》、杨苡《雪泥集》《梦李林》《十四行与其他诗选》、李舒《老巴金》等。
[79]文洁若：《巴金与萧乾》，第18页。
[80]巴金：《片断的记录》，《巴金全集》第12卷，第438页。
[81][85]李致：《心留巴老家》，《四爸巴金》，第106页。
[82]李致：《带来光和热的人》，《四爸巴金》，第168～169页。
[83][86]李舒：《老巴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89～90页。
[84]李致：《终于理解父亲》，《四爸巴金》，第203页。
[87]文洁若对此极为赞赏，曾以巴金为榜样对比和批评萧乾感情不专、见异思迁。见文洁若《巴金与萧乾》，第6页。
[88]徐开垒：《巴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93、489页。
[89]巴金致萧珊（陈蕴珍）信，见《巴金全集》第23卷，第306页。
[90]李舒：《老巴金》，第119页。
[91]参见杨苡《青青者忆》等。
[92]巴金1960年10月16日致萧珊信，《巴金全集》第23卷，第436页。
[93]参见巴金《成都日记》，《巴金全集》第2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180页。
[94]1980年代初，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巴金选集》，他不领稿费，也拒绝出版社将稿费以自己名字命名设立文学奖。他的社会慈善捐赠，不计其数，且不许宣扬。
[95]李致：《大妈，我的母亲》，《四爸巴金》，第176页。
[96]弗洛姆：《爱的艺术》，陈维刚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9页。
[97]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巴金全集》第20卷，第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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