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过刊文章 当前位置:首页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过刊文章
看《朝霞》
[ 作者:] 来源: [ ]

 


作者简介

李洱,当代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馆长助理。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曾获”大家文学奖",首届"21世纪鼎钧文学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等。


一  敬意 


我首先要向吴亮表示敬意。今天在座的读者朋友都需要知道吴亮。在中国,“先锋文学”、“先锋艺术”的概念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就是眼前的吴亮先生。我第一次见到吴亮是在1986年秋天,当时他的模样就像狮子王。在1984、1985、1986年,在文学艺术重要的转折关头,作为批评家的吴亮和他的同道们,深度参与了文学艺术的重新建构,这对后来的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0年代以后,一批知识分子、一伙杰出的批评家,从身体到身份转向了高校,生活在高墙之内,变成了所谓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不再直接面对文学现场,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脱钩了。他们退回到脆黄的册页,退回到了不及物动词。也是有趣得很,他们中有些人后来突然认为自己是体制外的人。前两天我还跟他们开玩笑。拿着政府那么多的科研经费,研究的是鲁迅哪一天跟谁吃茶,南湖的船上坐了几个人,最后却说自己生活在体制外。他们说,哥们儿,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向鲁迅学习。刘和珍君是要纪念的,北洋的高薪也是要领的。原来这就叫做学问。他们声称不再关心当代文学。他们通常是这么说的:八十年代以后的小说,我一篇也不看。这种态度有点像女孩子对待前任男朋友:既看不得你过得不好,又看不得你过得比我好。

吴亮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转向了艺术批评。看到吴亮去写艺术评论,我不由得为中国当代文学感到遗憾:当代文学失去了一个有判断力的人,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操盘手。不过,尽管不再去写文学批评,但吴亮实际上只是临时换了个战壕,仍然置身于艺术现场,仍然处于艺术创作的一个大的场域。吴亮仍然葆有批评的活力。现在吴亮终于又重新回到了文学,不仅直接介入文学批评活动,主编重要的文学批评刊物,而且还身体力行写起了小说。

吴亮这次带来的是《朝霞》。这本书让我惊呆了,我感慨万端,一时间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想,这本书应该是21世纪以来,到现在为止非常重要的文学收获。但是,如果具体地谈论这本书,我又觉得很困难。人文社编辑邀请我跟吴亮先生对谈《朝霞》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拒绝的。要对话,必须有相等的资历和智力。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跟吴亮对谈。但是在接到短信那一刻,我在开会,我就随手在一张会议的议程表背后写了这么多感想,密密麻麻的。不过,写的是什么,我现在也看不懂了。但关于这本书,我其实还是有话可说的。

 


二  比较 


人文社编辑的微信上有一句话,《朝霞》是批评家中的批评家写给作家中的作家的书。这当然没错,我觉得另一种说法也可以成立:这是批评家中的作家写给作家中的批评家的书。据说这本书的题目来自尼采:还有无数朝霞,尚未点亮夜空。尼采还有一句话:对一个哲学家的最高赞美,就是说他是个艺术家。所以,我称吴亮是批评家中的作家,吴亮应该不会生气。实际上,吴亮的批评文章,雄辩、恃才傲物、吃人不吐骨头,本来也都是可以当文章看的。他本来就是批评家中的作家。

吴亮刚才提到,是金宇澄鼓动他写出这个小说的。那我就从这里谈起。金宇澄先生,一个我非常尊重的作家。这两本书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比,可以做大文章的。《繁花》和《朝霞》写的年代、写的对象、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有很多重叠,但是写的却完全不一样。我先粗略概括一下:金宇澄的《繁花》是以个人方式完成的集体写作。什么意思呢?《繁花》里面的故事,我作为一个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几年的人,几乎都知道。金宇澄作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编辑家,一个喜欢吃喝玩乐的人,一个像我一样经常在酒场上混的人,这些故事他都听别的朋友、别的作家讲过无数遍,在口耳相传中它们被加工、被打磨、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信息。然后金宇澄对它们进行重新编码和整合,把它们纳入了自己的叙事轨道。这有点像施耐庵的写作。施耐庵写一百单八将的时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都已经经过无数人的口头加工。所以,我说《水浒传》是集体写作。我觉得,金宇澄先生是施耐庵意义上的作家。金宇澄和施耐庵都是以个人方式完成了集体写作。《繁花》获奖无数,但它获得的第一个奖是施耐庵奖,也算是实至名归。而《朝霞》这本书呢?前面提到小说题目来自尼采。小说出场的第一个人物,则来自巴尔扎克:邦斯舅舅回来了,自然博物馆里的人来看他。它由此预示着,小说是在哲学和文学的经纬交织中展开,同时又告诉我们,这个作者是汲取了所有知识的人。他也是从博物馆里走出来的。自然博物馆是个什么东西?知识的马蜂窝。自然本身不构成知识,自然的东西到了博物馆就成了人类的知识。这本小说由此可以看成人类知识的大汇集。吴亮由此捅了知识的马蜂窝。所以,这部小说首先可以看成是关于知识的小说。关于知识的小说当然可以看成是集体写作,它是对知识的记录,是与知识展开的对话。总体而言,这本书可以说,它是用各种知识来完成的个人的写作。这一点刚好和《繁花》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我们都知道,《繁花》写的是弄堂里面的市民阶级。而在吴亮这本书里面,人物的精神世界得到充分关注。他们是思考问题的人,是要认识世界的人。他们游手好闲,对社会浅尝辄止,通过书本和世界打交道。他们是在知识和日常世界、在局外人和局内人的界面上生活的人。

在日常生活领域,吴亮的人物生活在一个人造的城市里。吴亮在九十年代写了两组文章:一组是关于城市的独白;一组是关于城市日常生活的文章,带着某种考古性质,图文并茂。关于日常生活,吴亮关注的也是城市里的日常生活。印象中吴亮从未对乡村的日常生活投去深情的一瞥。吴亮的经验来自窗内和窗外,而不是来自原野。窗内是静寂中激动的阅读和思考,窗外是喧嚣中杂沓的电车声和脚步声,邮轮拖着长笛在外白渡桥下驶过。这是另一种经验。他与曾经下乡插队的王安忆和金宇澄不同,就像萨特与加缪不同。萨特从来不吃新鲜水果,萨特只吃水果罐头。加缪处理的是地中海的阳光,萨特处理的是理智之年。

中国被看成是一个乡村社会。城市文化的发展脉络像涓涓溪流一样,很细,很微弱。如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好小说,那些吸引大量读者并被高校校长推荐给大学新生的小说,比如《平凡的世界》,比如《白鹿原》,比如《丰乳肥臀》,基本上都写的是乡土生活。进一步说,他们写的都是前现代的中国。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一个战天斗地的世界,一个行动的世界。那些人物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植物,有四季的变化。他们破土而出,开花、授粉、结果,然后凋谢,然后又化为尘土。小说中的人物是行动的人,他们的行动构成了一个事件。他们通过行动改变命运,如果他们命运不好,那么我们会说这部小说充满了黑暗的启示。清华大学校长推荐学生阅读《平凡的世界》,就是要对学生说,你要通过行动改变命运。对人物的那些行动的追踪,对一个有头有尾的行动过程的描述,构成了一部小说。

但是,毫无疑问,知识的世界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城市生活日益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这样一种生活的描述,显然必须有另外一种方式。不然,你的小说就不会真正具有现实感。库切,说起来也是一个获得诺奖的作家,但却没有几个中国读者喜欢。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库切的书评。我说,除了马尔克斯,三十年来马尔克斯的诺奖同事们,他们在中国的被冷落,几乎是他们的必然命运。为什么?我们不习惯那些表现知识的小说,我们不习惯那些充满对话精神的小说。我们学习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但我们却对那些书写知识与知识的对话的小说提不起兴致来。在我们的意识深处,我们还是乡村秀才。而对那些不是乡村秀才的人来说,他们又认为生活在远方。一个挥动锄头的劳动者的剪影是美的,他的汗水是美的,晶莹透亮,是以液体形式呈现的沉重的喟叹。而倾听勃拉姆斯,查阅《韦氏大词典》并寻章摘句的马立克母子,虽然他们思绪万千,带着无限的柔情,但他们的剪影却好像没有生活的质感。

而实际上,对于后一种生活的描述,对于中国的作家而言,才真正具有挑战性。必须找到一种叙述方式,与这种生活构成对应关系。《朝霞》在这方面展示了它的方式。这种方式,与那些描述乡村生活的小说完全不同。正因为不同,我们从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现实感。

 


三  另一种细节 


如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这些读书人,他有那么多繁杂的思绪。你在物理世界里从东走到西,但你的脑子却是从南走到北。那些思绪、联想,纷至沓来,难以归拢。对这种生活的描述,在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是这样的人,但只要诉诸笔端,很多时候我们的作家不愿意、不习惯、也不能把这些思绪用一种可以与它相适应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对于汉语叙事文学而言,这个领域必须打开。

没有人规定,只有行动才会带来细节。但是我们惯常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细节指的就是人物的行动、人物的姿式、人物的一颦一笑。它就像一块块泥巴,被作者捏来捏去,糊到人物身上,最后构成了一个人物形象。我要追问的是,那些纷乱的思绪怎么就不是细节了呢?聪明的阿诺,笨拙的阿诺,当他的初吻献给一个熟妇的时候,他的自尊和胆怯怎么就不是细节了呢?午夜梦回,当你回忆某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否同时回忆起了自己当时的心理?那些心理的波动,为什么就不是细节?它们为什么就不是一部小说的肌理,一部小说存在的物质基础?球有它的球性,小说有它的小说性。只要它是可感的,能够触发人的思考,引发人的感喟,使你在回忆中陷入更深的迷茫,它就属于小说,它就是小说的细节。

我提到了“可感的”这个词。没有人规定,“可感的”必须是“可视的”。音乐并不“可视”,但仍然“可感”。但我们确实习惯于将“可感的”视为“可视的”。为了突出那种“可感的”效果,很多小说罗列了大量的物象、事件、新闻串串烧。好像作者的眼睛很大、很亮,大如牛眼,亮如狗眼。为此,我们不惜将主人公写成傻瓜。他只看不想,就像个傻瓜。我们知道,福克纳第一次写到傻瓜,就是为了突出那种“可感的”效果,他是为了引发人的思考。你不想,我替你想。福克纳的傻瓜一旦诞生,成群的傻瓜接踵而至。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作者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会选择一个傻瓜作为主角。这些傻瓜都没有什么变化。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可他们一点也不刚毅,只是瞪着眼睛看,作者就非常宽容地让他“近仁”了,糊里糊涂地就安排小说接近了某种所谓的历史真相。其实,在傻瓜诞生的国度,也就是美国,傻瓜是有变化的。先是变成了辛格笔下的吉姆佩尔,辛格用这个傻瓜来写这个世界的不仁不义。然后,这个傻瓜又变成了索尔·贝娄笔下的赫索格。在座的朋友有的可能不知道,赫索格可不是一般的傻瓜。他每天都非常着急地思考一切问题,脑子从来都不闲着,脑子里的那个开关那个频道从来就没有关过。某种意义上,当代知识者或城市人更接近索尔·贝娄笔下的人物。国事家事天下事、教授一级和二级、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什么都要考虑考虑的,都要放在舌尖上咂摸咂摸的。幸亏还有一层薄薄的头皮把我们的脑袋给裹住了,否则脑子里面的那些东西都会蹦出来,呼啸而去。这些东西,是不是细节?

傻瓜东渡,当美国的傻瓜越过太平洋到了中国之后,傻瓜们竟然都不思考了。作家们却说,不是我不思考,他是傻瓜啊,他不会思考啊。谁说人家不思考?你无法写出这种思考,那是你的美学观念出了问题,或者说是你的能力出了问题。我看到过很多模仿《局外人》的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好像也是个傻瓜。但他们模仿的只是《局外人》的第一部,模仿的是它的语调,然后这个家里死了个人,那个家里也死了个人,都要去奔丧。在死亡面前,他们都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确实就像傻瓜。稍微聪明一点的作家会变那么一下子,写老婆生了孩子,要回去当爹喝喜酒。但他的表现呢,却好像那孩子是别人做出来的,回到家里也东张西望,不悲不喜。确实更像个傻瓜。但不要忘了,《局外人》的第二部是写审判的,所有的故事都要在第二部重新讲过,借由对默尔索的审判,人类文明的基础、人类的知识,在小说的第二部得到了重新审视。

这或许是汉语叙事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短板。但是那些优秀的作家正在弥补这个短板。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需要提到一个人:史铁生。某种意义上,《朝霞》可以与史铁生的小说放在一个叙事脉络里面去研究。我觉得,在小说叙事领域,在这方面做出最高成就的人是史铁生。史铁生先生生前,有朋友约我一起去见史铁生,我没去。我觉得那会耽误他的时间。史铁生死后,我参与组织了他的研讨会。史铁生对汉语叙事传统的开拓非常重要。无论怎么估量史铁生的意义都不过分。史铁生的小说不再去表现那个行动的世界。史铁生表现的是一个玄想的世界,是各种各样的印象、各种各样的思绪、各种各样的思考,由肉到灵,由心到魂。在他的小说中,人物始终在与知识对话,人物始终与自己对话,人与人之间在不停地对话。史铁生的小说从来不会搁笔于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也是他质疑的对象。而在一切苦难之上,是史铁生无尽的仁慈。当然,史铁生这样做是因为他自己行动不便,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被不幸地割裂了。但是文学发展,或者说,一个叙事传统的发展,有时候就需要这种奇遇:史铁生因个人的不幸而发展出来的叙事,某种意义上给汉语文学强行注入了一个传统。我们看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记忆与印象》,都着力于此。

史铁生后期的很多作品都是无头无尾的。只有很厉害的人才敢把小说写得无头无尾。那些心智发达的人,他有那么多印象、那么多记忆、那么多经验需要表达。他扯出了一个线头,跑出来了一个线球。我觉得,吴亮的《朝霞》应该放在这样一个叙事传统中去看。有一个作家叫帕斯捷尔纳克,我非常喜欢。他写过《日瓦戈医生》,早年写过一本《几何原理》。看《朝霞》的时候,我想到了《几何原理》中的一段话。大意是说,一部真正的书是没有首页的。没有人知道首页在哪,就像树叶发出的喧闹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那声音来自哪里,只有上帝知道。就像在藏有宝藏的密林里,四周一片黑暗,你听到这个声音,瞬间会惊慌失措。在惊慌失措的那个黑暗的瞬间,你会再一次听到树叶的喧哗声,那些声音瞬间又涌向了树梢,涌向了顶端。树叶的声音来自风,但是风来自哪里?那是上帝的作为。然后,那些声音又涌向了哪里?涌向了夜空,没有被朝霞点亮的夜空。

这样一种写法以前有没有?有。米沃什的《拆散的笔记簿》就是这种写法。米沃什的另一本书《米沃什辞典》,以及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大体上也可作如是观。前面提到的史铁生的小说,则是这方面的典范。虽然《朝霞》这本书有首页,但你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段落读起。邦斯舅舅可以在第二段出现,也可以在第三段出现。这是一部没有首页的小说。它是在知识的密林里逡巡的小说。每个段落,都是一株树。每个小节,都是一片丛林。读者会迷路吗?很可能。但这是知识者的遭遇。这样的书会畅销吗?不可能。但这是吴亮、史铁生、库切在中国的必然命运。我倒认为这是正常的命运。一本书在寻找它的读者。优秀的读者会再次把它从书架上取下。优秀的读者,同样会扯出一个线头,拽出一个线球。

 


四  记忆力 


吴亮显然具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七十年代的那些神经末梢的颤动,他竟然还记得那么清楚。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它们在记忆中还保持着原样,从未改动。里尔克说,一个诗人,他必须经历过很多事情。他必须经历过异国他乡的条条道路。他必须在大海边待过,那惊涛拍岸的夜晚,群星闪烁的夜空。他需要经历过许多爱情之夜,那些爱情之夜在别人看来大同小异,但是他本人却觉得迥然不同。他必须在孕妇的床前待过,孕妇忧戚的面容其实是她对未来的憧憬。他还必须在垂死者的身边待过,但是打开窗户,窗外又传来了喧嚣的市声,那是人间。当所有这些事情,在你的脑子里多到数不胜数,这时候你最重要的是要学会遗忘。仿佛它们从未发生过,无影无踪。但是某一天,这些消失的事物会再次回到你眼前,栩栩如生,难以名状。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可能写下第一句诗:我是一个诗人。你的写作,写的就是你忘了之后又来到你面前的那些词与物。我所说的良好的记忆力,指的就是你拥有这样一种能力:对于遗忘之后再次出现的那个世界,你的语言让它重新生成。

《朝霞》让我们看到了吴亮在青春期经历过很多事情。他骑着自行车,迎着朝霞,顶着硕大的头颅,穿大街过小巷,跟一些游手好闲者、闷闷不乐者、喜欢读书却一知半解者的秘密交往。他们在讨论中勇于提供答案,但又对所有答案都不自信。因为读了马克思,他们就觉得手中拿着解决问题的钥匙。他们后来的生活对他们构成了极大的嘲讽。年届六旬,站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吴亮回望上个世纪后半叶思想上的蠢蠢欲动,其中又有哪些思想在继续生长?

显然,对吴亮而言,那些思考还在继续,他依然困扰于此。这也是他能够保持非常好的记忆力的秘密所在。这些思考以及困扰,很可能还会产生出新的想象、新的事实。所以,我觉得吴亮还可以写出新的小说。上次吴亮对我说,他要忘记这部小说,但必须写出新的小说,才会忘记这部小说。但这部小说,你忘不掉的。一个行动的世界,当行动结束,故事也就结束了,描写这个行动的小说也就结束了。但是,当思想成为行动本身,它就不会结束,它会催生出新的小说。

写了《朝霞》,我不知道吴亮还会不会去写晚霞。如果写晚霞,那也是晚霞对朝霞的回忆。在晚霞和朝霞之间是漫漫长夜,在朝霞和晚霞之间是乱云飞渡。它召唤着你为它赋形,它是乱云飞渡落在纸面上的影子,是你对影子的捕捉和思考。我记得这部小说最后写到了徐家汇大教堂里的白蚁。我想,更多的细节就像白蚁一样,它会将神圣蛀空,但一个思考的人会通过写作之手将它重新修复。

一个具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人,必定是一个记忆力超群的人。他会热衷于修复自己的记忆。但是没有人知道,连他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他的修复到何时才能结束。所以我觉得,吴亮的小说写作还会持续下去。作为读者,我对此依然有很大的期待。

 


本文根据李洱与吴亮2016年10月22日在单向空间的对谈整理而成。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END-

友情链接| 联系我们| 网站导航| 法律声明| 浏览建议 中国现代文学馆版权所有  隐私保护
京ICP备120473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40244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