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作者

作者简介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致力于80年代文学史料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论文《张承志与鲁迅和<史记>》曾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度优秀论文奖。

内容提要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在此强调中国当代文学史的 学术研究，应该像社会学一样先从作家与地方志的关系入手，从田野踩 点到逐步开掘，通过实证研究的途径，继而完整构筑起主要作家的创作 世界来。文章分析了文学史田野与作家富矿的关系，富矿开掘对田野踩 点提供反证视角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解矿藏分布和如何实施开掘的具 体问题及相关难点。

关键词

80年代   文学史料   田野调查

作者注：这篇文章，是根据笔者2016年9月29日在香港岭南大学“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相互穿越：故事新编与理论 重建”国际研讨会，和10月22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9届年会的大会主题发言撰写的。主旨 强调，当代文学研究目前有“历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两种形态，而当重要小说家已完成他主要历史段落 后，对他们的研究就不能仅停留在文学批评，而应该开展扎实深入的历史研究。这篇文章的关键词“田野调 查”，指的就是与历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引子 

显而易见，当代文学后四十年成就最高的是“50后”一代小说家。他们大都 是80年代登上文坛的。这给我们一个历史时段的感觉，这时段就是以80年代为中 心的“作家世代”。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我是从一头一尾来切分历史时段的；对于这一代作家来说，80年代是头，2016年大致是尾。 1 如果按1976年到2016年来 切分，是整整40年。在这“作家世代”的视野里，有人将作家创作高潮前后比喻 为曲线的上升和下降期，说他们一生的文学创作就是一种“曲线运动”。他们将 已故世的203位作者的337部作品，仍活着的285位作者的396部作品，分为不同档 次；再从作者年龄和作品影响力入手，通过大量细致统计与比对得出的结论是： “‘死者’的曲线在35至40岁时就迅速到达最高点，接着开始下降，‘活人’的 曲线上升较慢，在40至45岁时到达最高点，然后稳定在相当高的水平直至70至75 岁。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历史性的考验所作的筛选针对壮年人的作品，尤其是 老年人的作品，这些作品被淘汰，让位给年轻人的作品。平均临界年龄在40岁左 右。” 2 根据以上观点，我把一代作家的年龄时段切分在60岁。他们假如二十几 岁创作，40岁左右上升到最高点，那么60岁就会出现曲线下降。将60岁看作一个 完整的“作家世代”，应该没有问题。

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比较也很有意思。鲁迅（1881）最佳小说《呐喊》 （1923）、《彷徨》（1926）出版时，是40岁左右；茅盾（1896）写最佳小说 《幻灭》（1927）、《动摇》《追求》（1928）、《虹》（1929）、《子夜》 （1931），是30岁左右；巴金（1904）创作最佳小说《家》（1931）、《寒 夜》（1946）则为30到40岁；老舍（1899）写最佳小说《骆驼祥子》（1936） 等，也在30到40岁左右；沈从文（1902）写《龙朱》《虎雏》《边城》时，年 龄在26到32岁之间；张爱玲（1920）是“成名要乘早”的实践者，她23、24岁的时候，《倾城之恋》《金锁记》就已经创造了这位女作家的“传奇”。 3 莫言（1955）《透明的红萝卜》（1984）、《白狗秋千架》（1985）、《丰乳肥 臀》（1995）、《生死疲劳》（2006）等最成熟小说，在29到51岁之间写成； 贾平凹（1952）的《黑氏》（1985）、《废都》（1993）、《高老庄》（1998） 等最成熟小说，完成于他33到46岁期间；王安忆（1954）写最佳小说《荒山之 恋》（1986）、《“文革”轶事》（1993）、《长恨歌》（1995）、《我爱比 尔》（1996）和《文工团》（1997）时，大概是30到40岁左右；余华（1960） 的最成熟作品《活着》（1992）、《在细雨中呼喊》（1993）和《许三观卖血 记》（1995），写于30到35岁左右。张承志（1948）最好的小说是《心灵史》 （1991）；苏童（1963）最好的小说是《妻妾成群》（1989）、《妇女生活》 （1990）等。现代与当代文学都涌现了像沈从文、张爱玲、余华和苏童这种早熟 的小说家，可大部分作家的最佳小说，还是在30到40岁左右完成的。这种规律性 现象，与上述“作家世代”创作最高最低点的曲线观点基本相符。可见作家的生命规律现象，无论在中外还是现当代，都是如此。

莫言（61岁）、贾平凹（64岁）、王安忆（62岁）、余华（56岁）、张承志 （68岁）和苏童（53岁）等当代文学史一线小说家的平均年龄，已在60岁开外。 其他如韩少功、史铁生、铁凝、刘震云、格非、陈忠实、阎连科、张炜、阿来等 一线作家，也是这种情形。在“50后”（平均年龄60岁）这个历史时段，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最辉煌一代作家的历史视野中，我的初步估计是：如果把当代文学分 做“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那么这后四十年里最辉煌一代的小说家，无疑 将文学创作推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最高点。我观察这段当代文学史，感觉它是 一片辽阔茂盛的田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文学大地。我的好奇心是，在“文学批 评”极尽四十年之功所描绘的这一片辽阔茂盛的田野下面，蕴藏着多少“历史研 究”所不知道的文学史矿藏呢？我最真切的感受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代作 家20至60岁的创作生涯中，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段落。这个历史段落可以分上下 层，上层是看得见的文学田野，下面则是还沉睡着的文学矿藏。我把作家作品形 容为文学田野，而把产生作家作品的历史原因形容为文学矿藏。当“文学批评” 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精彩的阐释后，我们就想知道，造成这代非凡作家之产生的 历史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这牵涉到一个关于80年代文学的史料学问题。 4 没有史 料学的积累和跟进，人们是无法真正了解自己时代的作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 所说的“田野调查和开掘”，实际指的就是如何建设80年代文学史料学。具体点 说，建立史料学的第一步，就是从这种诚恳老实的田野调查和开掘开始的。

一 田野下面的富矿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拥有这么丰沃的田野，那么这田野下的营养层和富矿究竟 是什么情形呢？为使问题比较细致和集中，我所谈主要是80年代史料学的一些具 体问题。征引材料不仅仅有莫言、贾平凹，还会涉及其他史料文献。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说：要想了解历史真相，就得开掘地底下的史实材 料，人类今天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其实都来自田野下面考古遗址的物件之中。历史 学家的“任务就是重建能够确保它们相互关联的行为模式。这样，考古学材料的组 合就会被赋予鲜活的生命意义”。他还说：“从存留的考古残迹中提取任何种类的 历史精华，提取和分类看似冗长乏味的步骤，却与同样单调乏味的发掘和保存一样 都是最为基本的。”他进一步指出：“考古学家们非常适宜地借助地质学、植物学 和其他自然科学家们的帮助，复原古代社会的环境。”“现实环境”与传统的关系 只有通过这些证据“才会被复原出来”。因此它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 5

田野调查就像柴尔德所说地质工作者每天的踩点。他们拿着地质勘查锤， 在广袤无边的田野上这敲敲，那敲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到处搜找。研究者也是用作品提供的地名、山川形胜和河流，终日在寻觅作家当年的踪迹。踩点并 非都有收获，可能多是重复性劳动，但偶尔也会敲出田野地下某个微妙微弱的回 声。他们会顺藤摸瓜地继续按图索骥。不光柴尔德这本《历史的重建——考古材 料的阐释》，文献学专家杜泽逊教授的《文献学概要》一书，也给了我的中国当 代文学史的田野调查一点启发。他说：地方志就是史、地结合，即地方史与地理 结合。各种地方志门类不尽相同，“大体包括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 职官、学校、赋税、物产、乡里、人物、艺文、金石、灾异等项内容。”它们是 “我们研究历史、地理、物产、风俗等极重要的资料，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他还引用明宋濂《苏州地方志》的话说：“数百里内，二千载之间，其事可按书 而得矣。”意思是，这个地方数百里范围内两千年来的人与事，都在地方志上记 着。以“这个地方”的地方志为一个社会历史圈，一个田野调查的地理范围，他 提出应该注意这地方的家谱问题。他说：“家谱的中心内容是记世系，以男子为 主干，按照血缘关系，先父后子，先兄后弟，依次排列。妇女附于男子，女儿附 于父亲，妻子附于丈夫。一般只记男子的名字，妇女不记名。”这是因为，“家谱应当起源于父系社会”。 6 对一个作家来说，家谱或说族谱是解释他为人处世 和写作的起点。家族关系即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这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至深 至远的影响。杜泽逊教授指出：家谱的价值首先是“人物传记资料”；第二是 “诗文材料”，即创作的源泉；另外还是“研究宗族制度的史料”。对当代作家 来说，他们那里的地方志和家谱，就是我们田野调查的重点对象。

 有句老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就是我们做当代作家的田野调查的 目的。就是说，无论他后来怎么远走他乡，与外面的社会发生多么复杂的关联， 他们的创作史下面一定深藏着一部地方志。具体来说，我们对他们开展的田野调 查就是：疆域、山川、名胜、学校、赋税、物产、乡里、人物、艺文、金石、灾 异、历史、地理、物产、风俗等等。这些地理条件和文化气候，是怎么影响了他 们人生观念、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的。而储存在作品田野下面的地方志，是通过 序跋、通信、日记、收藏、藏书、访谈、自述和创作谈来显现的。举例来说，贾 平凹是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本地人。他的创作与这块古称“商州”的地方史和文 学地理的关系，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密切的注意。如果说，1993年的长篇小说《废 都》是贾平凹八九十年代创作的一个分水岭的话，那么可以发现他80年代小说中 有一个关键词叫“商州”。估计大家都有这个印象。他早期小说《商州初录》 《商州又录》《商州再录》，长篇《商州》等都是以“商州”命名的，即使《浮 躁》写的那条州河，指的也是横穿商州几县的丹江，这是一条对商州地域人民生 活风俗和性情影响极大的河流。我对“商州”这个关键词发生田野调查的兴趣，是因贾平凹的两篇文章《寻找商州》和《答〈文学家〉编辑部问》而引起的。依 次顺藤摸瓜，我接着读了作家的五本书《关于小说》《关于散文》《访谈》《朋 友》和《贾平凹文集·散文杂著》，包括其他零零散散的材料。通过这田野下的 大量史料文献，我发现，上面这些小说，以及《鸡窝洼人家》《黑氏》《小月前 本》《古堡》《美穴地》《五魁》《天狗》《九叶树》等作品中的情节故事、细 节、人物原型，大多来自1983年早春以后，贾平凹多次与朋友孙见喜、何丹萌考 察商洛地区七县一百多个乡镇的游历及所见所闻。这个发现让我惊骇不已，也异 常激动。我们在80年代说贾平凹是乡土作家，他受了沈从文湘西文学传统很大的 影响，但基本是捕风捉影，从来没有坐实。因为大家都没有真正动过贾平凹作品 田野世界下面那个沉睡的富矿。

据孙见喜说，从1983年春天起，他陪同贾平凹考察了商洛市的商南、丹凤、 镇安、洛南、山阳、柞水和商州等一区六县，他们一路乘车登舟，一路喝酒唱 歌，放浪山水之间，忘情山居乡民和水手之中。“平凹有个很顽固的习惯，即 每天不写文章就睡不着觉。”“当他们先坐木排顺流而下，再徒步考察，好奇 于两岸奇伟瑰丽的景色。抵达商州最南端的白浪街，看到陕西、湖北、河南三省 人民和睦相聚的种种奇异风土人情，更觉惊讶不已。之后又仔细踏看了荆紫关、 月亮湾、梳洗楼、马家凸等地。一次去柞水、镇安两县，在古色古香的小镇凤 镇，只见房屋飞檐翘脊，街道石板铺路，女子如花似玉，有点像沈从文笔下的湘 西小镇。因雨被困在柞水县城，请友人王长志借来县志阅读。” 7 80年代中期那 几年，也曾陪贾平凹游历商州几县乡镇的何丹萌回忆道：平凹嘴馋，路遇卖鲜桃 小贩，便购来享用。在镇安行至老街，见一户人家死了人，一群人围着棺材唱孝 歌，他和平凹便在街对面听。又在镇安山里听到两夫妇“换妻”故事，于是一路 寻到两家人那里探个究竟。贾平凹在商州打柴胡针时染上乙肝，又在安康一家小 旅馆被传染疥疮，这当然是旅途不幸之插曲。他说从商县到山阳县之前，贾平凹 看过地区文化馆王军强先生的无笔油漆画，非常欣赏这种将五彩的油画颜料与油 漆稀释调和，然后将玻璃沉进去，又拿出来，凭感觉控制调节，让色彩在玻璃上 自然地流动，因而生成出妙趣天然的自然风光的作画技巧。贾平凹一边读着在商 州游历中亲见的山水人物，一边读着军强先生的画，写下了十一篇没有标题的 文章，合起来称作《商州又录》。 8 这些第一手史料，是田野调查所得的稀见文 献。但因孙、何是陕西本地的批评家和作家，倘不做深入田野调查，专业研究者 可能不大会关注他们这些传记著作。

我想将对贾平凹所作的田野调查划出轮廓，绘一幅文献专家杜泽逊所说的“图经”。 9  这里图经，是指用文字替代图画绘出当年贾平凹与友人勘察商州山川形胜的一幅路线图，我2016年写的《贾平凹序跋文谈中的“商州”》一文对此 作了描述。 10 贾氏叙述故乡七县山川河流走势的文字 11 ，则载于他与朋友穆涛的 《与穆涛七日谈》这篇长文。（参见《访谈》，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64 页。）根据贾氏的回忆，我描出了他行走的路线图和对山川河流的观感。我在这 篇文章中写道：“贾平凹对商州历史沿革、山川走势和小镇陈迹的客观记述， 读来像历史学学科中‘历史地理’专业的通俗读物。由此可见他踏勘地形时， 心中的确装着司马迁写《史记》、沈从文写《湘西散记》时的眼光和文化情怀。 读《与穆涛七日谈》这篇，我才知道贾平凹记忆力极好，似乎过目不忘，对商州 地理之熟悉，也达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他对穆涛描述：“商州地处陕西东南 部，与湖北、河南两省接壤，距西安130公里，是一块极为偏僻贫瘠的山地。唐 代以后，这里是由长安经武关到南方的官驿要道，李白、杜牧、李贺、李商隐、 贾岛、温庭筠在此都留有遗踪墨宝。近代铁路绕道而行，于是商州便成为被历史 遗忘的角落。商州现叫商洛市，下辖商州区、洛南、丹凤、商南、山阳、镇安和 柞水七区县。商州地处秦岭的阳坡，境内有三条河流：发源于东段南麓的洛水， 经洛南穿过河南卢氏、洛宁两县，过洛阳而入黄河，这是著名的洛河。另一条是 全区最大的丹江，穿越商州、丹凤和商南三区县，从河南而入湖北，在丹江口与 汉江汇合后再归入长江。最后一条是乾佑河，下段则叫金钱河，源头来自柞水境 内秦岭主峰的牛脊梁，穿柞水经镇安和山阳，在湖北郧西入汉江。三条河流像毛 细血管般自秦岭而下向商州和河南湖北四散流去，养育了当地人民的历史民俗、 秉性世情。仿佛是在高空航拍俯瞰这幅商州的历史地理图。”贾平凹对穆涛说： “一座秦岭主峰分隔了家乡与西安，那座著名的华山，其阳坡就在商州。在商州 还有一座真正属于商州的名山，那就是商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汉时的‘四皓’ 隐居处，商山位于丹凤县州河南岸，山形奇诡，凸凹有致，因雪后初霁，峰峦组 合呈一个‘商’字而得名。”这是他对商州山地形势及河流的详尽描绘。如据此 绘出一幅文学地理图，贾平凹四十年创作生涯的角角落落就水落石出了。

其实，贾平凹和莫言早对人们只热衷他们作品的主题思想、创作观念，而忽 视作品与历史文化地理的血缘关系感到过不安。贾平凹在香港召开的“贾平凹作 品国际研讨会”上，就强调了其创作与商州丹凤山川地理的密切关系，说他小说 描绘的故乡地理形貌，基本都是原来的样态。 12 莫言2003年1月在初版本《檀香 刑·后记》里也声明，小说创作灵感和叙述节奏就来自家乡高密地方戏茂腔（实 际是猫腔）。以前我对这句话不太在意，虽也有点疑惑和预感。2014年10月，我 利用会议跑到高密作实地考察，走访了他大哥管谟贤先生等人。回来又查阅他家 乡办的杂志《莫言研究》等十多册，了解到猫腔产生、演唱和传播的历史，找到不少莫言少年时登台演出的史料，以及作家的回忆文章，忽然有种茅塞顿开 的惊讶感，这才发现莫言与高密地方戏极深的渊源关系长期被我忽略了。从我搜 集材料到写文章，还没意识到这其实是在作关于80年代莫言创作的田野调查。今 天看来，这真是柴尔德和杜泽逊两位先生所说的考古和文献意义上的那种田野调 查了，只不过针对的是当代的小说家。为此，我写了《茂腔和说书——莫言家世 考证之九》，现在不妨抄录一些片断与方家共享：“1999年，莫言写的《茂腔与 戏迷》，大概是第一篇谈论这个地方戏的文章。他说：‘茂腔是一个不登大雅之 堂的小剧种，流传的范围局限在我的故乡高密一带。它唱腔简单，无论是男腔女 腔，听起来都是哭悲悲的调子。公道地说，茂腔实在是不好听。但就是这样一个 不好听的剧种，曾经让我们高密人废寝忘食，魂绕梦牵。’”又例如，“莫言还 有一篇文章《谈过年》，比较详细地谈到自己在家乡演戏的情景。这可看做他业 余演唱茂腔的具体例证。他说按平安庄及其周边的乡村习俗，一般是除夕到初二 吃年饭和饺子。初三初四开始走亲戚。初五再走一些不紧要的亲戚。初六、初七 就得干农活了。临近正月十五又是一次乡下人过年的小高潮，不过吹拉弹唱等就 是乡村娱乐中最亮丽的形式”。莫言家乡太平庄地处三县交界，年关别的村子到 他们村庄演，他也跟着村里人到外乡去演出，忙得不亦乐乎，其乐无穷。再例如 高密文化局王金孝、魏修良题为《戏苑奇葩——高密茂腔》的文章，说茂腔原是 在高密附近几个县流传的民间小剧种，表演程式经历了一个由粗糙到精细的漫长 过程。茂腔的起源应该归属于山东地方戏曲的“肘股子”系列，在这种民间俗 称“姑娘腔”的基础上，“吸收花鼓秧歌的剧目及表演程式，逐步形成为声腔系 统” 13 。“‘肘股子’还称作‘扭股子’，指演员表演中扭动腰腿的形态，这与 秧歌中‘三弯九动十八态’的舞蹈动作相吻合。”传说这表演程式，由清初一位 还俗的姓周的尼姑最早发明，她“聪明伶俐，能文善唱，经常以民间小调演唱人 间不平，并将小调与流行于高密、诸城、安丘、临沂等地的秧歌、花鼓融合一 起，形成一种声腔广为流传，引起了农民群众特别是妇女的共鸣，就这样一传 十、十传百、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脍炙人口的‘周姑子’调”。还例如，莫言从小 听集市上艺人说书的轶事。莫言在《买白菜》中说：“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 三里远。”母亲叫他帮忙送白菜，菜卖掉后，可以换点买油盐和其他日用东西的 钱。莫言怕耽误上课不想去，又怕母亲不乐，只能勉强送菜。当然如果周末无 课，他也喜欢逛集市，因为那里有卖草鞋的，卖日用百货的，小吃摊，乡下人的 说笑逗乐，三教九流，有小孩子所喜欢的热闹和繁杂。他最喜欢听那里的说书， 痴迷到“心无旁顾”、情感全面“投入”的程度。由此，我在这篇田野调查性的 论文中感慨道：“莫言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实证材料，既证实了话本小说这个古老的‘说话’形式在古代与今天的穿越，更证实1960年代、1970年代作家家乡高密 县一带仍然盛产这种品种。这个古老品种，没想到再过几十年后终于深刻影响了 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当代小说家。”

我这篇关于当代小说家的田野调查写得好坏另当别论。但我窃想，假若以后 这类文章再多一些，可能许多作家的人生经历、创作生涯和风格的形成原因，就不会像现在文学圈子这样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了罢。 14

二 开掘为田野踩点提供了反证视角

从2015年下学期开始，我带着博士生在做一些作家稀见材料的搜集发掘。有 时感到比较困难，主要是采访当代作家不易，到图书馆搜求公开书刊史料文献， 又发现相当粗略简单，诸多语焉不详，或故意隐晦。早在几年前，我就对著名小 说家张洁先生作品中突出的“自我”和“恋父”色彩发生兴趣，因张先生自己闭 口不谈，近年又因年事高远居美国，这段文学史掌故就几乎陷入断绝。好在我的 博士生谢尚发执着勤恳，不愿放弃，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为我们查实了张洁先生 的部分家世和婚姻轶事，这对我们深入理解从《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 《沉重的翅膀》到《无字》等作品里作家的心路历程，有不小的帮助。至少，解 决了我内心困惑很久的张洁小说的“自恋”、“恋父”形成之原因。我真没想 到，自己几年前的困惑，竟原来是在文学史田野上反复踩点。我曾困惑这是不是 一种毫无头绪的无意识活动，没想到谢尚发这次初步挖掘就此提供了一个反证的 视角。文学史研究中一些看似无意识的须臾念头，经这种反证证实就是敏感精确 的田野的踩点。这是我过去没想到的。

谢尚发在发掘材料时就感到，张洁一向对自己身世和感情生活讳莫如深， 不愿谈论。他找到社科院研究员何火任先生写的一份“张洁小传”：“张洁， 1937年4月27日出生于北京。……五十年代初，张洁在抚顺念中学，……1956年 中学毕业，她希望报考大学中文系，老师推荐她学经济，于是进入中国人民大 学计划统计系学习。……1960年大学毕业以后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69 年她与同事们一起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干着各种粗重的体力活，1972年返 回北京原机关工作。”在读张洁文章时，他看到作者一篇散文流露出对父亲的恶 感：“我应该叫做父亲、而又不尽一点儿父亲责任的那个人，一家伙把我和母亲 丢下，一个大子儿不给的年月，我们全是靠稀粥度过艰难岁月。”这对被抛弃的 母女，生活陷入上顿不接下顿的境况，曾让幼年张洁饱受生活磨难。于是，她借 哀悼母亲的文章回忆起自己不幸的童年生活：“从幼年起，就跟着妈住她任教的 小学单身宿舍。在食堂开火，连正经的炉灶都没有一套。馋急了眼，妈就用搪瓷缸子做点荤腥给我解馋。一到年节，看着万家灯火，就更加感到那许多盏灯火里 没有一盏属于我们的凄凉，我们那个家就更显得家不成家。”从心理学角度看， 人生最大目标都是在追求心理补偿。越是没有父亲保护、由爱生恨的孩子，长大 后越会因没安全感而产生更强烈的恋父情结。作家中不乏这种人，如张爱玲的婚 姻选择即为显例。如此，就知道张洁为什么敢于冒犯世俗禁忌爱上年长自己二十 几岁的孙友余老先生了。谢尚发对孙友余这个《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 膀》和《无字》中的人物原型的身世，他与张洁先生的爱情婚姻故事，作了史 料翔实的勘察。 15 这一张洁研究富矿的开掘，不仅极大地拓宽了这位“自叙传作 家”神秘莫测的研究领域，而且这种反证，进一步印证了我所主张的当代小说家 的“文学史研究”，一定要从田野调查活动的踩点开始的观点。

之所以要做作家稀见材料的搜集发掘，是因为相信赵白生教授所说的“历史 是无数传记的结晶”，小说和历史都是写作者自己的“传记”，而“死的事实是过 去的，活的史家生活在现在的问题之中”，这一“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16 也即 柴尔德所说，史料发掘和考证的最大意义，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建”。17 我对两 位学者观点的理解是，“传记”和“重建”不是要追求单方面的历史叙述，更应通 过各种史料的分辨、比较来得出辩证性的结论。单从张洁先生的作家视角看，“父 亲”的形象肯定是不佳的；倘再找点史料相互求证，这种反证田野踩点的力度和 丰富性就会更充分。所以，我还想引用黄平一篇文章对张洁先生身世的进一步推 演。在黄平田野调查发掘的史料中，张洁原名董大雁，父亲叫董秋水。他是一个 老革命兼著名的民主人士：父亲董秋水出生于东北，参加过东北军。张学良组建 东北大学后，东北大学代校长周鲸文请董秋水出任学校教官，董秋水由此和周 鲸文相熟，聂绀弩曾说董秋水“依周为生多年”：“后来董秋水于1937年夏去了 延安，又由延安去了香港，协助1938年去香港的周鲸文编辑《时代批评》。1941 年6月，周鲸文、端木蕻良开始主编一份创刊的新杂志《时代文学》，具体主编 工作由端木负责，萧红也参与编辑。该刊一共出版六期，因香港陷落而停刊。这 个时期在香港的文化人很多，周鲸文的刊物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据点。骆宾基于 1941年9月到香港后也寄居于此，住在董秋水的宿舍，由此成为朋友。也是在这 一年，张洁随母亲来到香港寻找父亲，影影绰绰地留下对于这些作家的记忆。香 港陷落后董秋水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桂林，骆宾基也来到桂林，长期住在董的家 里。张洁渐渐和这位叔叔熟悉起来了，那时的张洁只是在经过糖果店时纠缠着骆 宾基买糖，还不会预想到这位叔叔将在多年后给她的命运带来巨大变化。”黄平 介绍，董秋水做父亲是不太合格，但个人事业很成功，他是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 委员，地位比较高。又说，“她和母亲一路颠沛流离，从北京到香港寻找父亲，又逃难一般从香港到内地，最后在50年代来到辽宁抚顺”。黄平也像谢尚发一 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张洁作品的“寻找父亲”的史料学途径，又难能可贵 地保留了这位父亲身上温暖的气息。 18 这父亲的体温，直抵张洁的心灵世界，培 育了她的性格气质，成就了这位优秀的小说家。就像张爱玲弟弟张子静在《我的 姐姐张爱玲》一书中说，没有父亲的书房，也不可能有后来的作家张爱玲。 19

 我的意思是，当代小说家身世经历富矿的开掘在为研究者田野踩点提供反证 视角的时候，研究者自己也不能单纯依赖作家自述等材料，还要采集更多更有价 值的富矿，例如黄平对张洁父亲的考证。这是因为，当代小说家家世的考证和研 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事者家人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牵制，受制于微妙的人事 关系。要知道，作家自述大多是被作家及其家属筛选过的文献史料，它们已经从 地底下搬到了田野上来。而田野下的许多矿藏，还在那里沉睡着，有些就像是被 废弃的矿石。假如我们不再往下挖掘，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也许会永久湮没了。如 果那样，我们在田野上经年累月的踩点还有什么意义？没有反证视角的支持，没 有反证视角的指引，那么就会成为作家自述及家属的学术附庸，成为人云亦云论 者的跟从者，文学史研究就变成了在大海上颠簸的一艘没有指南针的航船。

三  矿藏的分布和开掘 

既然田野踩点和富矿开掘同样重要，而且唇齿相依，那么对当代作家矿藏分 布的调查和开掘就显得必要了。

纵观近四十年当代小说，可注意凡艺术上成熟自成一格的大作家，一定是 “地方性”根底最深的创作者，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陈忠实、铁凝、 刘震云等等都是如此。贾平凹与商州和西安、莫言与高密东北乡、王安忆与上 海淮海中路、余华与海盐小镇、铁凝与保定、刘震云与豫北，这里面有许多张 需要勘察绘制的地方路线图。所以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把整理文献分作“修通 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和“辑丛书”等六个 步骤，他的解释是：“有一种‘横的叙述方式’，便是以地区为中心，专详于某 一地区的风俗、民情、方言、古迹，以及疆域、人物等等，其中又依时代先后叙 述各事物的发展变化，这便是地方志书，也简称‘方志’。”史家固然认为方志 是史书的旁支，但它却保存了这地方弥可珍贵的社会真实史料，极有价值。张舜 徽在说到北宋沈括山川跋涉，细心实地写摹，用木板绘制沿途地图，在行旅中不 废测绘的精神时，特别引用沈的一段话来称赞他考察地理时的敬业态度：“予奉 使按边，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 案上。未几寒冻，木屑不可为，又熔蜡为之，皆欲其轻而易贲赍故也。至官所，则以木刻之上。上召辅臣同观，诏边州皆为木图，藏与内府。” 20 像张先生说到 的“辑丛书”，鲁迅也有相同的轶事。周作人指出，鲁迅最初的地方志和文学训 练，与他在绍兴抄古书，后发展到辑录编撰乡贤著作有一定的关系：“鲁迅抄得 更多，记得的有陆羽的《茶经》三卷，陆龟蒙的《耒耜经》与《五木经》等。” 后来他买到一套古籍丛书，“其中全是古逸书的辑本，有古史传，地方志，乡贤 遗集，自此抄书更有了方向，后来《古小说钩沉》与《会稽郡故书杂集》就由此 出发以至成功” 21 。由此可知，鲁迅的绍兴小镇和乡土小说，脉络是从这些地方 志、乡贤著作和杂书中来的。这是作家的角度。研究者其实也需要勘察所研究作 家家乡的地图，其中很典型的，莫过于美国学者金介甫80年代为撰写著名的《沈 从文传》，多次赴湘西考察凤凰县城、周围地形、山川河流、民俗、轶事，以及 根据《从文自传》所精心绘制的沈从文的“地方路线图”。《沈从文传》中译本 译者符钦文先生不禁对作者的勤苦功夫赞叹道：“金介甫是历史学家，他为搜集 传记史料花了大量气力。他的资料卡片多达六千张，传记正文281页，而用小字 排印的注文竟有81页，几乎是正文的一半。”正由于数次造访、亲自勘察，他不 单对沈从文家乡的山川形胜了如指掌，心中早就装着一张路线图；而且顺着这张 路线图，又考证出《边城》等许多小说的人物原型。 22

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主要当代作家创作矿藏的分布。贾平凹小说写的是商州六县一区，安康若干县乡，以及西安城区；莫言写的是高密及周围两县，但 中心是他家乡平安庄一带；王安忆写的是上海淮海中路法租界的十几条弄堂； 陈忠实写的是西安附近的长安、蓝田等三县，还有他家乡灞桥等地；刘震云写的 是豫北延津一带的情形；而铁凝写的是保定平原及山区几县的风景，其中《哦， 香雪》的背景，大致是她插队的北方某村，具体情况还有待考证来核实。莫言家 乡高密与胶州、平度和诸城等县相邻，一条自上而下的胶莱河横贯县境，从平安 庄旁边穿过。因河床高于村庄，莫言记得从小家家都要上河堤抗洪。高密七个乡 镇，平安庄居于东北方向，故曰“东北乡”。与上游的县城诸乡镇不同，这里历 来是泄洪区，地广人稀，也比较贫穷。这条河经常被莫言写进小说，如《透明的 红萝卜》《枯河》《秋水》《丰乳肥臀》等，《透明的红萝卜》里的河闸，就从 平安庄出去向左不远的地方，这是作家过去经常途经之处，他还在桥洞下做过小 工。莫言回忆说：“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一家棉花加工厂里做工，下了夜班回 家，必须要从这座小石桥上通过。如果有月亮还好，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夜晚，我 每次都是在接近桥头时就放声歌唱，然后飞奔过桥。回到家后总是气喘吁吁，冷汗浸透衣服。那小石桥距离我家有二里多路。” 23 作家对村旁这条河流也有很多 记述。例如他说童年时不小心掉进家里厕所，被在家过暑假的大哥救出：“扛着我就跑到河里去了。我们房后面就是一条河。河水滚烫的，好像四五十度那个 温度，鱼好像在里面热昏了头了，乱撞，很多人在追鱼，追着追着鱼的肚皮朝天 了。我哥哥就扛着我，把我扔到河里面，用一块肥皂，把我全身上下洗了一遍。 肥皂是很珍贵的东西，轻易舍不得用，洗衣服用树上的皂角，或者是将草木灰浸 泡后，将清水泌出来用。肥皂的气味很好闻，我经常回忆起肥皂的气味。” 24 他 还说：“60年代以前，我们高密东北乡真是像一个泽国一样，水多得一塌糊涂， 一到夏天连淹一个月。阴，雨水缠绵不断。”“胡同里面全是水，家里边全是 水，当时要挖地，一锹下去水就冒上来了。”有一年发洪水，他生病躺在床上： “透过后窗，看到河里的水，滚滚往东去，河水比房顶都高了，河堤要比房顶 高，几乎眼看着河水要从河堤上溢出来了。我说的像马头一样的河水就是这样观 察到的。” 25 在作家的叙述里，一份详细的平安庄地形图就出来了。他家所在平 安庄属于平原上的低洼地区，年年遭逢洪水，河堤和洪水甚至高过了村庄的房 顶，这种地理环境，无形中培养了莫言紧张、敏感的心理气质。这种不安感，在 他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假如再走到反面和极端，就构成他反抗这种恐惧对暴力 叙述的狂热爱好。但是，如果要看到全图，得亲自到平安庄附近十几里方圆的地 方去走一走，记下每处村庄、河岔、小桥、田野，居民宗族姓氏，历史迁徙状 况，以及婚丧嫁娶的各种习俗，像沈括那样绘出非常详细的“木图”自然最好。 要再做点家访，访问莫言当年邻居、亲属等，他小说创作里面丰富的矿藏就大约 知道一些了。

写过了莫言家乡地理情况，我们再来看王安忆居住过的淮海中路等地区。 王安忆祖籍福建，不是上海人。她是1955年随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先生从南京 军区大院迁居来的。父亲王啸平是新加坡南洋华侨子弟，祖籍福建。他抗战爆发 回国救亡，转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从事文艺工作。解放后在南京军区剧团担任 导演，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转业至上海人民剧院做导演。母亲茹志鹃1925年生 于浙江绍兴，因家道中落到上海随亲戚生活，失业后跟大哥到抗日根据地参加 革命。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文艺月刊》做编辑，因创作短篇 小说《百合花》成名。由此可知王安忆移居上海原因。茹志鹃分配到上海淮海中 路一个弄堂，一大一小两间房，在此居住了19年。这里是上海人所谓“上只角” 地区，意谓高档社区。王安忆在《搬家》中说：“最早，我们家是住在淮海中 路。过去，这是法租界中最富贵而上等的马路。”还是“淮海中路上最繁华的一 段，我们弄堂的左右有着益民百货商店，百乐照相馆，长春食品商店，大方绸布 商店，世界皮鞋店，上海西餐馆，凤凰食品商店，新世界服装商店——这里的服 装，可说是领导着上海服装时代新潮流。再拐个弯，便是锦江饭店，那一条林荫道，奇迹般地在这拥挤的闹市铺下了一路宁静。弄堂口是一个小学，我的母校。 前边是一大片街道花园。弄堂直对着思南路” 26 。因子女增加长大，搬到愚园路 一个弄堂，房子变成一个单开间（可能是客厅），一个大房间加一个亭子间。 这弄堂一边是愚园路，另一边是南京西路，与淮海中路相比明显落后，要嘈杂 不少。没想到却成就了一个优秀小说家，这“市民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 素材，成为王安忆最结实的“生活基地”。 27 作家金宇澄小说《繁花》在90页与 91页之间有插图，这是他亲手绘制的淮海路一带的地图。与淮海路并行的北边是 长乐路、巨鹿路，并行南边的是南昌路、复兴路；横贯它的分别是陕西路、茂 名路、瑞金路和思南路。 28 这也是王安忆的生活圈，可当作她的文学地理图来使 用。八九十年代，受“地域小说”、“市井文化小说”、“寻根思潮”和上海崛 起文化热等的影响，王安忆本人曾对上海地方志下过一番功夫。她在文章《寻找 上海》里承认：“在当时‘寻根’热潮的鼓动下，我雄心勃勃地，也企图要寻找 上海的根。”有段时间我“坐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恶补上海的都市发展史。 她还找来一位老先生开列的“《同治上海县志》（四本），《民国上海县志》 （三本），《上海市大观》，《上海轮廓》，《上海通志馆期刊》（二本）”， “还有收藏于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生活》”等，勤奋研究并抄录这些书籍中的 上海建筑、古迹、民情民风、轶事和方言、俚语等等。 29 她在图书馆与一位来上 海社科院历史所访学的美国学者切磋，这位学者当时正研究江南一个名叫邬桥的 小镇。于是王安忆就来了个移花接木：“我写《长恨歌》，李主任坠机身亡，改 朝换代，我要为王琦瑶寻觅一个养伤之处，便找到了它。邬桥，我至今也没有去 过那里，看见它，但它却给我一个神奇的印象，它避世却不离世，虽然小却与大 世界相通，它可藏身，又可送你上青天。这可称作图书馆里的轶闻吧。” 30 凡此 种种，都能看出王安忆对自己这块文学地理，起初只是熟悉，后来便自觉留心考 察，以作家感官亲自触摸这地形的一街一景，烟火缭绕的凡俗人生，品察它的文 化脉络及细微纹理。由此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上海地方性”，形成看世界的眼 光、角度和方法。

 以上只是说了作家矿藏即文学地理的分布，所据材料大多是他们的自述。这 些材料还仅具有田野踩点的价值，还不算是开掘式的深入研究。从我的经验看， 不能根据作家所说而说，文学史研究是要将其拉伸、扩展、问疑、补充，在田野 调查的地表下面，再用锄头深深地挖下去，最后开出一个很大的历史遗址，一个 文学的考古场地。我们得像地方志所指示的那样，“修通史”、“纂方志”、 “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和“辑丛书”，或了解把握那里的风俗、 民情、方言、古迹，以及疆域和人物；像北宋沈括先生那样，在文学史行旅中不废测绘；像鲁迅抄录和编撰本地乡贤著作遗集一样，深入把脉当地文化精髓；最不济也如金介甫那般，反复深入传主湘西的山川形胜。因为迄今，我们只略微知道一点点贾平凹、莫言和王安忆作品“地方志”影影绰绰的影子，而基本未碰那下边曲折蜿蜒的矿址，知其一却不知其二。例如，商州、高密东北乡和上海淮海中路的历史知识和氛围究竟是什么，作家与它们最真实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仍是云遮雾罩的状态，还没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清理方案。

注释：

1这个文学史的尾巴，只是为切分历史时段的暂时性说法。例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每个历史时段的头 与尾切分为“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 三十年》即有此特色。经过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它被固定下来，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个共 识，虽也常有商榷文章出现。当代文学有所不同，因为第一线的小说家大多健在，2016年以后他们还 会有新作出版，创作寿命也许还会延长到80岁、90岁；它与现代文学史在作历史时段切分时，冰心、 茅盾、巴金、曹禺、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等都健在，而1979年后，巴金还创作了《随想录》、张 爱玲创作了《色戒》《小团圆》等，但一多半现代作家已经故世的状况，毕竟还有差异。所以，上述 时段切分的观点，是从现代文学研究沿袭而来，并非笔者个人臆断。

2［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在“文 学生产”这一章，作者对“作家世代”形成的原因、年龄构成、出身经历、籍贯因素和文化教养等， 作了相当细致的分析研究。

3现代作家小说出版时期，有的按短篇小说集出版时间，有的按杂志刊载时间，计算上可能有出入。

4这方面的积累只是刚刚开始。例如，山东高密县从2007年创刊至今的地方杂志《莫言研究》，对作家80年 代的事迹有不少叙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韩鲁华等人做的“贾平凹访谈”资料；延安大学梁向阳教授 （厚夫）对路遥资料的整理，王刚编著撰写的《路遥纪事》《路遥传》等。还有孔范今、吴义勤主编的当 代作家资料研究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版）、杨扬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天津人民出版 社版）。另外，复旦大学陈思和主编的《史料与阐释》杂志，发表的多是这类文章。

5［英］戈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方辉等翻译审校，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版，第89、124、126页。这本书，是一部影响了欧洲考古学界数十年的考古学方法论著作。

6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34、346、357～361页。

7参见拙文《贾平凹序跋文谈中的“商州”》，《文艺研究》2016年第10期。文章引用参考了孙见喜的 《贾平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里的诸多回忆性史料。

8参见拙文《贾平凹序跋文谈中的“商州”》，《文艺研究》2016年第10期。文章多处征引何丹萌《见 证贾平凹》（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

9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35页。作者指出，宋代以后的地方志，是从前几 个朝代的“图经”中演化过来的。所谓“图经”，就是秦汉唐等代图文并茂的地理志书籍。

10该文载《文艺研究》2016年第10期。

11参见拙文《贾平凹序跋文谈中的“商州”》，《文艺研究》2016年第10期。

12贾平凹：《文学与地理》，《东吴学术》2016年第3期。这篇文章为贾平凹在香港他的作品研讨会上 的发言。

13参见拙作《茂腔和说书——莫言家世考证之九》，《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4期。

14经常在坊间听到一些关于作家轶事的传闻，有的倒比较确切，有的则明显错讹，张冠李戴，随便组装 的现象也还不少。

15谢尚发：《灵魂的自传——重勘〈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写作前后》，这是一篇在中国人民大学“重 返八十年代”文学史课堂上的文章，未刊。据他考证，孙友余先生出身于安徽寿县的一个世家，先祖 是清代名臣孙家鼐。他本人是抗战时投笔从戎的大学生。重庆时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多次出生 入死，是秘密工作战线的出色人物。解放后身为国家高级干部：“孙友余，1915年生。毕业于上海交 通大学。1938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任中央军委三局器材厂技术指导员， 1939年奉命派往重庆中共南方局做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后，负责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参与开辟了 川北至陕甘、川东到中原的交通线。1949年6月后任上海市军管会军事代表，华东纺织管理局保卫处 长，纺织工业部处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生产调度局副局长、仪表局局 长，一机部第一办公室主任兼第九局（原子能设备制造局）局长。1965年任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 员。1969年平反后，历任一机部奉新干校校长，一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 任、党组成员。1983年离休。”张与孙1972年恋爱，1986年结婚，后因各种矛盾离婚。

16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29页。

17［英］戈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作者贯穿全书 的主要观点，即考古的意义，是在对断简残篇发掘、问疑和考证整理的过程中重建历史。

18黄平：《“自我”的兴起》，拟发《当代作家评论》“重返八十年代：史料发掘”专栏。

19张子静、季季：《我的姐姐张爱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据张子静先生回忆，父 女俩没有断交前，父亲对姐姐的学习读书甚为关心，经常在他藏书丰厚的书房里指导姐姐学写古典诗 词，与少年张爱玲讨论《红楼梦》的问题。这种家学，对张爱玲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很大帮助。

20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21周作人：《鲁迅的故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22［美］金介甫：《沈从文传》，“译后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31、432页。

23《莫言文集·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141页。

24 25《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29页。

26王安忆：《搬家》，引自《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27程旸：《王安忆小说与“弄堂”世界》，《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28金宇澄：《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5版。与王安忆不同在于，金宇澄对自己作品有明显的 “文学地理”意识。作品中有很多作者自绘的地图、物品、建筑、街道及七十年代人们使用过的各种 鞋帽等等，不仅指示了小说人物的生活场景、习惯、习俗，而且描绘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氛围，对研究 颇有参考价值。

29王安忆：《寻找上海》，《海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30王安忆：《到图书馆去》，《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