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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掌篇小说”是1930年代《妇人画报》里的一种重要文学样式。它以短小精炼的篇幅书写都市情爱故事、诉说着飘忽的思绪，在新潮词语、“混语书写”和轻柔叙述的语言模式及时尚女性插图的勾画中，建构出特有的“摩登”情味，可称之为“摩登主义”文学。“掌篇小说”的出现受日本新感觉派川端康成等人的影响，同时也是海派作家反叛普罗文学宏大叙事、提倡“轻文学”的结果。这些片段化、不完整的故事和意识流的叙事方式，不但再次推翻了以“情节”为中心的传统小说叙事的优先地位，而且以其洋溢的欧化语体为现代小说语言带来新的风格。
关键词： 《妇人画报》 掌篇小说 摩登主义 “轻文学”
近年来，关于画报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然而，很多研究往往关注图像，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文字，这容易造成对画报的文字、特别是文学的遮蔽。实际上，画报文学化是1930年代的报刊中图像与文字互动结缘的重要面影。《妇人画报》是1930年代风靡上海一时的图画刊物，创办于1933年4月，以妇女为对象。创办初期，主编邓倩文多刊登实用文字，以介绍女性时装、美容、婚恋为主。1934年1月郭建英接编以后，“在保持杂志时尚特色的同时，逐步注入了文学的因素”①，刊登了小说、随笔、诗歌和漫画等诸多的文艺作品。《妇人画报》以后经李青、沈传仁等主编的更替，却始终“欢迎富于时代性的轻松而幽默的文字，或其他一切属于文艺之稿件”②，使得这个“女性”刊物充溢着浓郁的“文学性”。近年已有学者如孙玉石注意到《妇人画报》中的现代诗③，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大多没有注意到其中所刊载的“掌篇小说”。关于什么是“掌篇小说”，郭建英曾说，“掌篇小说（conte）在目前中国文坛上虽未占有它特殊的地位，但在欧美日本诸国，它却获有很重要的位置。它的特点是以数百至数千字的散文体的短文中，表现了整个的或断片的思想或情绪。然而它不一定需要像小说那般固定的构成形式的：它在内容与体裁上均得自由而不受束缚。”④《妇人画报》的这些“散文体的短文”大多短小精炼、富有特色，为此，本文将在全面梳理基础上，对它的书写内容、风格特色及源流意义等问题予以发掘和审视，力图对1930年代这类都市文学的次文体作一次清晰的探讨。
一
根据统计⑤，自1934年第14期起至1937年第48期终，《妇人画报》总计有六十余篇“掌篇小说”，几乎每期都刊有两三篇。细读这些“掌篇小说”，男女情爱是文本反复书写的内容。尤子玄的《虚空的追寻者》中的“我”在船上朦胧地爱上了一个苦苦找寻恋人的姑娘，她要等待的恋人却是“我”的朋友“文”，而“文”早已逝去；于是“我”在爱她与告诉她真相之间痛苦徘徊。他的《面纱》继续将这种爱与不爱的痛苦叙写得撼人心魄，那个失去爱人“明”的“我”万念俱灰，偶然间得到青年男孩的爱，却不敢爱他，在促成妹妹与他相恋之间，自己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纠缠。如果说这两篇小说人物的爱与痛是个人抉择的纠结犹豫，那么张春桥的《银玲》、吕乐冷的《FORGET-ME-NOT》等几篇将视野稍稍放大。《银铃》中的家璋和德芸不顾一切彼此相爱，却在“经济与四围压轧下”成为悲剧，小说以三月春风淡淡诉说着伤感与痛楚，让人嗅觉到自由爱情不幸被禁锢的撕裂痛感。在《FORGET-ME-NOT》中，祺妮沉浸在与维克相爱、憧憬着未来美好生活的甜蜜爱情中，然而当婚柬发出后，一个女子请求祺妮不要与维克成婚——这人正是维克的妻子，这使得祺妮陷入在牺牲自己幸福与成全他人家庭的巨大痛苦中。这类“掌篇小说”的故事与情节并不离奇复杂⑥，都是男女相识相恋后难以结合所带来的心灵苦痛，时光的流转、淡淡的哀愁总带给人们一抹无法摆脱的伤感。
 
图一：《比布夫人的之失踪》（1934年第15期），郭建英画
“掌篇小说”还集中笔墨叙写都市中男女的情感游戏⑦，胡虂茜的《现世纪的恋情》中的女子“玲玲”刚刚与亚蒙缱绻难分、憧憬未来，而倾刻间又与“体贴”“蛮野”的杰克生活一起，这分明代表着1930年代“朝恋夕分”的都市情感的流行色。罗蜜波的《游戏》中的“我”与白适在都市中被“横的波纹，纵的波纹，肉体的颤动和光的颤动”的“光芒”女体所吸引，于是追踪、搭讪，而最终得以一同喝咖啡，描画出了一出都市“猎艳”活剧。“典型之外”（邝曙光）的《活动写真》中的“X诗人”不顾斯文地为“粉黄和淡紫的两孃”买票、搭讪和献媚，也写出了某类都市里知识分子“泡妞”可笑丑态。在尤蕴玉的《海滨的故事》里，在海滨养病的“我”认识了一个爱海的姑娘，我们彼此等候各自的恋人，而我们爱的人却是同一个“文”，“我”和“爱海的姑娘”都成了“文”的消遣品。这些都市中的男男女女追寻和玩弄着感情，刺激着神经，迷失在1930年代的情感游戏的风景线中。然而，在这虚虚实实的世界中总还保留着感情的纯真。刘呐鸥的《绵被》里的暗娼小凤在半夜间偶然遇见一个青年，他为她送上绵被，还许诺回来找他，那种并不相识却彼此惦念的温情足以引起无名的忧伤。尤子玄的《失去温情的人》里刚刚失恋的“我”为了母亲和家人期待，“租”舞女“玲”充当女朋友回家。来到“我”家后“玲”才知道“租”她的真相，这时她却已经爱上了“我”。而“我”始终把这一切当作一场生意来做，最终当我看到她把钱返回及看到信后，那颗冷漠心终于融化了。这些“掌篇小说”的温情的亮色或许尽管是那么一刹，却为寒冷都市世界带来人性的慰藉，流溢着人性的温暖，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缺的是真情，需要的还是真爱。
在英语和法语的解释中，“Conte”意思是“极短的，多为情节奇特的短篇小说”。然而《妇人画报》的这些“掌篇小说”，“极短”是做到了，“情节奇特”却不多；更有一类无主题、无内容的情感意识流的书写⑧。如黑婴的《蓝色的家乡》是娃莉娜回忆孩童生活、想念家乡和梦回故乡的飘逸情绪；穆时英的《圣处女的感情》是两个基督女孩对男子所萌生的朦胧心理；冯祥的《佩恩娜之歌》以戏院背景音乐中触发起“五月前难忘的恋情”；汪褆的《扔了的橄榄》写了婚后无爱的“蘅”参加恋人“惠”婚礼后连绵的心理。史炎的几篇“掌篇小说”都是无意识情感、思绪的流动，他的《航线上的音乐》写的是“我”坐船看见姑娘的心理幻想，《秋夜燃烧錄——失眠的热病患者》里流动着一股“失眠”与“失恋”叠加交错的毫无逻辑的意识流，《Blindman’s Buff》则是“我”与一个女子捉迷藏所产生的种种性幻想，《月老，今年是五岁呢》写的是“我”对月妹的朦胧的喜欢，《Yacht Romance》依然是没有故事、仅是一些飘忽的感情情绪，《夏夜第9时》里充溢着夏夜飘忽的想象、自白和梦呓的话语。这类“掌篇小说”诉说着男女朦胧、飘逸的断片式的情感情绪，语言的跳跃飞动，使读者处于一种不可捉摸梦境中，这是《妇人画报》“掌篇小说”中数量最多、最有特色的一类。
纵览这些“掌篇小说”，它们大多都不涉及宏大叙事，也没有深广的社会内容。有的“掌篇小说”虽涉社会主题，如《绵被》的底层贫穷、《银铃》的恋爱悲剧、《蛇和呆子》的就业失业、《阿惠先生的一生》的等级差异，等等，这在左翼作家手里完全可以铺排演绎成有着广阔社会视野、激起人们对社会的抗争的内容，然而在“掌篇”笔下，或通过人物的情感诉说，或以轻松的语调，把那社会和阶级话题轻轻放过，并不书写和阐发深刻的主题思想。或许，感性的情爱故事、精致的思绪与细腻敏感的女性更具有天然同构的对应关系，更能吸引和打动女性读者。作为以妇女为主体读者的时尚刊物，《妇人画报》无论如何不会给对象带来沉重的阅读压力——她们刚从人生的责任重负里解放出来，想从刊物中寻找片刻的休憩，绝不希望再继续接受严苛的教训，她们要的是轻松的休闲娱乐，正如1934年1月郭建英接编《妇人画报》所说“我们决没有什么大的志愿来改革今代中国妇女的思想或她们的地位。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计划来促醒中国女性对于全世界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的兴味。我们只不过希望她们看了这本微弱的杂志，因此能够解决一件事——她们从此有了一个可爱而美丽的良伴，善良而聪明的女友，而不致感到从前那般寂寞与空虚”。为此，“《妇人画报》有时供给你们世界上最新的关于女性的知识，‘她’有时会给你们看充满着新鲜的感觉与柔和的情感小说，或有时在‘她’丰富而美满的飨宴后会给你们轻松而幽默的小味，以调剂你们的脾胃。”⑨应该说，从读者的反响看，这些书写“新鲜的感觉与柔和的情感”的“掌篇小说”，在对情爱和思绪的诉说中宣泄、安抚着都市中“寂寞与空虚”的心灵，成为时代女性的“良伴”“女友”。然而，“掌篇小说”不仅有这些，它还在制造、生产着另一种风味。
二
“掌篇小说”篇幅短小，多在一两千字左右，人物简单，情节缺乏过程和连续性，不以故事见长，多为场景、画面、片断的组接；然而小说氛围却很有特色，充溢着浓郁的“摩登”时尚情味。这主要鲜明体现在它对于语言构造和运用上，一方面，“掌篇小说”的语言总是闪现着新潮的词语，如跳舞、看电影、逛公园、打高尔夫球、霓虹广告、喝咖啡、失眠、忧郁、搭讪、舞女，咖啡馆、沙利文……，这些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显性“词汇”所对应的是摩登、时尚、欲望、消费等隐性内涵，成为读者感受沪上风情的重要一面。黑婴的《忧郁姑娘》里的“我”进入到沙利文的咖啡馆后，先用英文叫了一杯“ice cream soda”，接着便和“忧郁症”姑娘聊天，这篇小说几乎没有故事，是生活一瞬的记录，却把冰激凌、咖啡厅、“克拉克盖博”的新电影等都市的新生活情景书写进来⑩，呈现出都市日常的“现代性”。侯汝华的《小瓷瓶的被弃》中的男子对不断流行女性装饰品的抱怨道，“今天你要买Warm的口红，明天却要买cool的；今天要买Wabe—Sellotion，明在却又要买skin food”11，所记述琳琅的化妆品给人目不暇给的时尚刺激。胡虂茜的《现世纪的恋情》把男女那种浪漫的生活，写得尤其生动：“披着白色衬衫的一付宽肩膀抱着那个暂时服贴了的野马般的同伴，一支名贵的南非种的妖花，走进小径尽头的Apartment里。十三号的房间，玲玲熟悉了的绿色的墙壁，桌上零乱的书籍，香烟，开着盖的咖啡壶，散破了的Modern screen。一杯威士忌给她，是法国品呢。弹着Mandolin，歌着一支夏威夷的熟悉调子。”12这些日常生活所弥散出一股摩登的情味，在文本的频频叠加中制造着戏剧性的“公众经验”，使那些趋向潮流的人们感受到这种新潮与时尚的风行——《妇人画报》中“掌篇小说”这些内容，正与女性力求摩登生活的阅读期望达成了某种同构，建构和引导着她们对摩登生活的日常想象。
图二：《FORGET-ME-NOT》（1937年第46期），丁聪画
另一方面，这些“掌篇小说”常在行文中夹杂了英法词语，这种“混语书写”（Macaronic）在这些海派作家操演下，散发出国际大都市的时髦、迷狂的氛围，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小说所传达的新潮气息。张海伦的《紫绿二重奏》里的都会男女搭讪约会，造访餐厅酒吧，整篇小说不断穿插着英法文单词，“花铺子大玻璃上嵌着白百合迷选香，桃金色孃，和五月的樱草；过去是Storcafe 的浓烈的黑珈琲的气息；Modern creen，Film Fun，Vogue，Lodies Home Jornal 安静地躺在书铺子的玻璃架上；音乐行的窗口放着Guitar，Ukelele，Fute，Mendolin，Records，的大军行列；Bata的鞋店呢，一九三六的流行色在鞋尖上”13 。这些外文名词浓密地堆积出现，展示出国际大都市的异国情调，呈现出一种时髦的情调与唯美的想象。在整体上，这些“掌篇小说”文字优美而灵颖，刻意制造一种轻柔的语言情味，如黑婴的《Shadow waltz》一开头就带出慵懒浪漫的情景：“拖着骆驼那么缓慢的脚步，旅行在蒙古的大沙漠上似的；可是我有一颗轻飘的心。低音符的色塞索风吹出的舞曲，‘……take me in your arms and let me cling to you……’一条柔软的铁丝般的把我的心缚在她心上。”14史炎的《航线上的音乐》将男女对视及亲吻所产生的想象写得颇为情味，“我的睫毛微微地颤动着。连续地飞来几个有意义的眼色，嘴角边还是葡萄那么地吊着一串成熟的笑影的。于是我吹起音乐来了，向着一支刚脱了花萼的花葩。花葩微颤着，也吹起了乐声。旋律的交响乐，在电流那么迅速的航线上，交互地开始着辨味颤慄的Kiss味。”15从阅读趣味上看，女性之所以喜欢这些“掌篇”作品，语言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维度。这些文字以字词选择、句式变换等渲染一种情调，充分调动阅读者的感官，给其以时尚摩登和轻松愉悦，“因为优美的文字可以给灵颖的主妇和时下的名媛在寂寞的下午，在家中很舒适的消磨过去”16。确实，无论是浓郁时髦的词语、充满异域情调的“混语书写”（Macaronic），还是轻柔慵懒的语言情味，这些富有新潮的语言都具有时尚意义的“新”与“摩登”，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某种身份。
还要注意的是，与这些“掌篇小说”摩登新潮气息同构的还有那些富有艺术特色的插图。这些插图是李旭丹、郭建英、黄苗子及丁聪等画家根据小说内容，以流畅、简洁、柔美的线条对女性的形体、发型、衣饰、臀部等做了精到的勾勒，成为阅读小说所不可分割的视觉整体。这些插图既是小说的信息载体，也决定了读者阅读作品的特定方式。它打破了方块字密密麻麻的单调排列，带来视觉上的变化，造成空间上的变化和视觉上的跳跃性，消除文字阅读的疲倦感。《比布夫人的之失踪》中的比布夫人插图，樱桃嘴、弯弯眉、飞机头、长耳环、窄窄的腰际、脚穿高跟鞋，构成了现代都市时髦的女性图17（见图一）；吕乐冷的《FORGET-ME-NOT》中男子所拥抱的女子：大大的眼睛、尖尖的下巴、高高的鼻子，涂着甲油的指甲、戴着首饰的手，裸露着双臂，配着碎花的小巧的鞋子，修长的旗袍衬托着柔媚的身材，从头到脚一派新潮摩登18（见图二）。张海伦的《蔷薇季节》中以蓬松的卷发、红艳的嘴唇、高领的旗袍等在数朵玫瑰为背景下刻画了Lina女子的脸19（见图三）。这些优美摩登的都市尤物充满着现代新鲜感，是画家对时尚都市与摩登女性在刊物的回应、赞赏与钦羡，并“以优美的线条，深刻地描写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真谛”20。它与小说的“并置”，形成了同一个“物质世界的轮廓”，使读者能够更直接清晰地去触摸、感受这个“摩登”世界扑面而来的美丽和诱惑。
图三：《蔷薇季节》（1936年第39期），作画者不详。
1930年代的上海，“摩登”市民群体日趋庞大，特别是出现了一批有钱有闲的名媛闺秀，她们构成了一个较大的杂志消费群体，较为富裕的经济状况和所受的现代教育，使得她们不仅有余裕摆脱维持生存所必须的被动消费，而且也形成了以追逐西方社会生活为现代、为摩登的消费模式和方向。在1930年代，“开派对、上舞厅、听新戏、看电影是一种摩登；游公园、荡马路、逛新式商店是一种摩登；住花园洋房、西装革履、坐小汽车也是一种摩登……”㉑。实际上，阅读这些“新异”的文字、品赏那些灵动的插图，所带来精神上的刺激与愉悦，也是那个时代女性的一种摩登行为。穆时英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那个摩登女子就自豪地宣称：“我喜欢保尔穆杭，横光利一，堀口大学，刘易士——是的，我顶爱刘易士”、“我喜欢刘呐鸥的新的话术，郭建英的漫画，和你那粗暴的文字，狂野的气息” ㉒。“掌篇小说”对时尚化的挪用、“新的话术”的营造和对时髦女郎的勾画，既是对上海摩登“此在”生活的自觉地关切，也为都市建构出一种流行于梦幻、时尚与刺激的生活“拟像”，为读者刷新并缔造新的阅读经验，诱引着都市女性们追猎这种精致、感性的都市“幻象”。而且，在彼此不经意间，不期然地制造出一种新型的海派文学样式。
三
从文学史的梳理可以看到，这种“表现了整个的或断片的思想或情绪”的“散文体的短文”的文类在我国传统小说叙事中几乎是没有的，它的出现与1920——1930年代“欧美日本诸国”新兴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妇人画报》在开设“掌篇小说”栏目之初，就以编辑译介法、日的“掌篇”为主㉓，如日本中村正常的《一个顽皮不过的小姐》、山田耕作的《幸福之垣墙》、浅原六郎的《三月之空想》、法国May Edison的《待望》等几篇的风格就与《妇人画报》的“掌篇”情调颇为相似。事实上，“掌篇小说”一词直接援用日本自大正时期的日文词语“掌の小说”。日本大正末期，日本新感觉派在《文艺时代》兴起一股写迷你小说的风潮，如中河与一、冈田三郎，武野藤介等都曾涉及，而川端康成书写最久，在1923—1930年间就写有三十五篇“掌篇小说”，在他的影响下遂成独立的文类。随着1920年代末川端康成等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风行上海都市之时，这一文类必然受到对日本文学有着极度热忱的郭建英、穆时英等海派文人的效仿、借鉴及至运用。
图四：《小瓷瓶的被弃》（1935年第34期），郭建英画。
“掌篇小说”的产生又与这些作家试图以最新鲜的表达模式书写对都市、对现实的感受有着密切关联，它表达了对某种文学成规的自觉反抗态度。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新感觉派对文坛所盛行的普罗文学的宏大叙事甚为不满，施蛰存认为文坛“一直到了现在，一方面是盛行着俨然地发挥了指导精神的普罗文学，一方面是庞然自大的艺术至上主义，在这两种各自故作尊严的文艺思潮底下，幽默地生长出来的一种反动——无意思文学” ㉔。于是就提出“想弄点有趣味的轻文学” ㉕。同样，刘呐鸥也曾与戴望舒商谈过要办一种“多作小文字”“画图画”的刊物㉖。作为“‘新感觉派’中的一员” ㉗，郭建英受着这些文友的影响，或许早已嗅到这种短小精炼的文类对于渴求刹那休憩的都市读者尤其女性读者的吸引力。当1934年《现代》正“强弩之末”之际，他接编《妇人画报》后即刻开辟了“掌篇小说”专栏，并邀请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黑婴、鸥外鸥等新感觉派文友写稿，使得这些“轻文学”、“无意思文学”和“小文字”得以成为写作现实。于是，《妇人画报》也成为新感觉派作家新兴的聚合点，当穆时英、刘呐鸥等风流云散之后，《妇人画报》吸纳着尤子玄、侯汝华、张海伦等一批新作家加入“掌篇”创作队伍，这些小说家与徐迟、蒋锡金、冯白鲁等中青年现代诗人一道，使得“现代主义”文学得到赓续传递。在某种意义上，《妇人画报》是1935年5月《现代》停刊以后新感觉派聚集的一个新的场域。
今天看来，作为商业性写作的这些“掌篇小说”，它书写情感、挪用时尚、制造摩登，无疑应归入浪漫轻柔型，带有消遣性和娱乐性，与那些沉重的“庞大叙事”形成对立的两极，它的出现是颇有意义的，“它开创了一个中间地带，让新感觉作家得以在精英与通俗间越界游移” ㉘，成为1930年代海派都市文学雅俗交融的一个亮点。从整体上看，这些小说缺乏语言文字的内涵力和理性力量，是一种“深度感觉底减少”，他们的创作难以满足知识分子阶层对人类精神和行为的深度探求；而他们对情节的、人物的忽视也不能满足普通的读者娱乐消遣的要求，也许只能以“新奇”的形式投合新市民追逐时髦的心理，引起一时的惊诧和轰动。这样“时髦”的诗语书写的文字，随着《妇人画报》的广泛流播，打破雅俗的文学界限，使得当时上海及其他相同境遇中某些层次的接受者群体，能够远离低俗，在新异朦胧的文字中获得了某种难以清晰言说的“新感觉”，品味到了大都会“摩登”境界的另一种现代美感。这种面向读者、面向商业，走着“摩登”“新奇”的文学实践是值得我们所注意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常用“现代主义”统括新感觉派文学的创作特征，但是如果从“掌篇小说”与都市摩登的暗合，与1930年代时尚生产、流行文化之间的互动来考察，这种概括并不能完全体现出这些海派作家在文化实践中与西方不同的“具体性”，海派作家本质上都是报刊作家，在写作中并不关心“现代主义”、“现代性”这些文学与社会思潮中的宏大目标，而更多是在与都市报刊“商业竞卖”中所产生的一种追赶时髦的文学写作与文化消费方式。学者张勇在《摩登主义：1927—1937上海文化与文学研究》一书中曾指出，“不论是探讨中国新感觉派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异或同，都不能只局限于‘现代主义’的框架内，而是应当兼顾到中国新感觉派的其他文化实践，从而在整体上对其定性” ㉙，那么这种“其他文化实践”就是提示我们要注意新感觉派写作在1930年代与都市流行互动所呈现的“商业性”、“媚俗性”，因此，从这一思路出发，或许称之为“摩登主义”的“轻文学”更为贴切。
“掌篇小说”在1930年代末的《特写》、《上海滩》、《家庭》和1940年代的《人间》、《天声》、《海天》、《万岁》、《三六九画报》等刊物㉚都有过倡导，却始终没有大规模的兴起，它们大多承继了“掌篇小说”短小的篇幅，显示的是通俗趣味的一面㉛，走的是另一路，全无《妇人画报》“掌篇小说”中“摩登”格调；时代已经变迁，养育《妇人画报》“掌篇小说”的沃土业已转换，精神面貌自然也迥异了。作为都市文学的一类，文学史关于“掌篇小说”论述并不多，偶有提及，大多将其与以后兴起的“小小说”、“微型小说”等同。然而，这些有着“现代”成色的“掌篇小说”与它们是不同的，它有着独立的风格、意义和价值。特别是这些片段化、不完整的故事和意识流的叙事方式，不但再次推翻了长久以来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叙事优先地位，而且以其洋溢的欧化语体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语言带来新的风格。海派文学趣味有媚俗传统的一面，也有喜欢新鲜猎奇的一面，“掌篇小说”在海派作家和编辑“摩登主义”的“轻文学”实践中，以前卫的姿态，吸引住喜欢梦幻与摩登的海派读者，成为1930年代多元并存的海派文学与文化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元”。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温江斌，男，江西赣州人，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南昌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都市文化研究》、《文艺报》、《新华文摘》等国家核心报刊（媒）上发表（转载）了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南昌书院史》，主持及参与在研省、部级课题三项。
注释：
①陈子善：“编者的话”，《脂粉的城市——〈妇人画报〉之风景》，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②《本报投稿条例》，《妇人画报》1935年第35期第40页；
③孙玉石：《他是属于未来的诗人——〈妇人画报〉时期徐迟的“摩登”现代诗》，《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2期；
④“编辑余谈”，《妇人画报》1934年第15期，第32页；
⑤这些“掌篇小说”有的标为“摩登幽默掌篇小说集”、“摩登掌篇小说”、“现代掌篇小说”，有的记为“春之感伤掌篇小说集”、“绿荫摩登掌篇小说集”，有的则冠以“没有内容的掌篇小说”、“Nonsense contes”及“创作小说”等；
⑥这些小说为张春桥的《银玲》、尤子玄的《虚空的追寻者》《面纱》、吕乐冷的《FORGET-ME-NOT》等，分别刊登在《妇人画报》的1934年第16期、1935年第36期、1936年第43期、1937年第46期；
⑦这些小说为罗蜜波的《游戏》、黑婴的《伞》、刘呐鸥的《绵被》、尤子玄的《失去温情的人》、尤蕴玉的《海滨的故事》、“典型之外”（邝曙光）的《活动写真》、胡虂茜的《现世纪的恋情》等，分别刊登在《妇人画报》的1934年第18期、1934年第20期、1934年第23期、1936年第38期、1936年第41期、1936年第42期、1937年第46期；
⑧这些小说为黑婴的《蓝色的家乡》、穆时英的《圣处女的感情》、汪褆《扔了的橄榄》、芥子的《一个关于月亮的故事》、冯祥的《佩恩娜之歌》和史炎《航线上的音乐》《秋夜燃烧錄——失眠的热病患者》、《Blindman’s Buff》《月老，今年是五岁呢》《Yacht Romance》《夏夜第9时》等，分别刊登在《妇人画报》的1934年第17期、1934年第21期、1937年第44期、1937年第46期、1937年第46期和1934年第21期、1934年第22期、1934年第23期、1935年第33期、1935年第35期、1936年41期；
⑨《编辑余谈》，《妇人画报》1934年第14期第32页；
⑩黑婴：《忧郁姑娘》，《妇人画报》1935年第27期；
⑪侯汝华：《小瓷瓶的被弃》，《妇人画报》1935年第34期；
⑫胡虂茜：《现世纪的恋情》，《妇人画报》1937年第46期；
⑬张海伦：《紫绿二重奏》，《妇人画报》1936年第37期；
⑭黑婴：《Shadow waltz》，《妇人画报》1934年第18期；
⑮史炎：《航线上的音乐》，《妇人画报》1934年第12期；
⑯秋原：《编者案头》，《今代妇女》1929年第11期；
⑰（法）讨莱蒲拉：《比布夫人的之失踪》，《妇人画报》1934年第15期；
⑱吕乐冷：《FORGET-ME-NOT》，《妇人画报》1937年第46期；
⑲张海伦：《蔷薇季节》，《妇人画报》1936年第39期；
⑳《一九三四年的流行线》，《妇人画报》1934年第18期；
㉑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366页；
㉒穆时英：《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穆时英全集》（第一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39页；
㉓在六十多篇的“掌篇小说”中有十余篇是译介的法、日的小说，如中村正常的《一个顽皮不过的小姐》（郭建英译，1934年第14期）、讨莱蒲拉的《比布夫人之失踪》（郭建英译，1934年第15期）、山田耕作的《幸福之垣墙》（郭建英译，1934年第15期））、浅原六郎的《三月之空想》（郭建英译，1934年第16期）、泻尔·基耐儿的《恋爱无线电》（郭建英译，1934年第18期）、JW·皮恩斯脱的《冰》（章志毅译，1934年第18期）、M·苛蒂的《二十年》（章志毅译，1934年第21期）、May Edison的《待望》（郭建英译，1934年第23期）；
㉔施蛰存：《无意思之书》，《灯下集》，开明书店1937年版，第71页；
㉕孔另境：《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79页；
㉖彭小妍：《刘呐鸥一九二七年日记——身世、婚姻与学业》，《读书》1998年第10期；
㉗陈子善：“摩登上海的线条版”，《摩登上海：30年代的洋场百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㉘彭小妍：《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台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2月版，第119页；
㉙张勇：《摩登主义：1927—1937上海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页；
㉚这些刊物也设立“掌篇小说”栏目，如《万岁》（1943年第5期）在“编辑者言”里谈到“掌篇小说增至五篇之多，而且篇篇都是极有风趣的”，并刊登“老处女的秘密”等“掌篇”。此外《家庭（上海1937）》的“怜夫曲”、“女子的尊严”、“妇女的事业”，《特写》的“圣人李瑞熙”，《上海滩（上海1946）》的“被遗弃的女人”，《星光》的“失贞记”，《人间》的“送行”，《大上海周刊》的“易妇记”、《三六九画报》的“眼光”、“打牌”等小说都被刊物列为“掌篇小说”；
㉛这种通俗趣味的特性在《妇人画报》“掌篇小说”中亦占有一小部分，如章志毅的《手套与乳罩》（1934年第14期）、“心中”的《人生哀话》（1934年第15期）、“心中”的《三四年的童话》（1934年第15期）、“鸥外鸥”的《永远贴坐在账柜的女性》（1934年第22期）、穆时英的《某夫人》（1935年第25期）、陈汝惠的《有意的错误》（1935年第3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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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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