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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天义》上署名“独应”的文章，应有鲁迅的参与；反之，鲁迅文言论文中的英文材源也来自周作人的翻译。兄弟二人掌握的外语工具不同，因此彼此合作，互为信息源，从而构成了一个分工明确而互相协作的“阅读/写作”共同体。由此，无论是这时期的译作还是诗文，相当程度上都应视为兄弟合作的产物。如此立论，并非是要取消二人的独异性，事实上，认识此时之“合”，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后之“分”。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万仕国、刘禾校注的《天义•衡报》整理本，列为清史研究丛书之一。由于《天义》与《衡报》都不是易见的材料，且两报主事者皆与清末思想文化有大关系，因此这次整理出版是极有价值的。我格外关心，是因为《天义》上登有以“独应”笔名发表的多篇诗文，按发表时间，分别是：
妇女选举权问题，《天义》第四卷“来稿”栏，1907年7月25日
绝诗三首，《天义》第四卷“来稿”栏，1907年7月25日
妇女选举权问题（续），《天义》第七卷“译丛”栏，1907年9月15日
读书杂拾（爱理萨阿什斯珂•乔治爱里阿德•西伯利亚），《天义》第七卷“杂记”栏，1907年9月15日
读书杂拾（斯谛勃咢克•亚历山大斐彖飞•中国比来人多言学），《天义》第八、九、十卷合刊“杂记”栏，1907年10月30日
见店头监狱书所感，《天义》第十一、十二卷合刊“时评”栏，1907年11月30日
中国人之爱国，《天义》第十一、十二卷合刊“时评”栏，1907年11月30日
防淫奇策，《天义》第十一、十二卷合刊“时评”栏，1907年11月30日[1]
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天义》第十一、十二卷合刊“社说”栏，1907年11月30日
“独应”现在一般都认为是周作人的笔名。周作人早期常在《女子世界》刊文，赴日留学后，最早接触的新刊物，同时也是发表诗文最多的，就是《天义》，而且换了笔名。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研究一番的。但是，较之鲁迅与《浙江潮》、《河南》等刊物的研究，对周作人与《天义》的研究显然薄弱许多。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1907年的周氏兄弟显然处在一个关系密切、互相影响的阶段，无论是阅读、写作与思维，都有彼此在场的特征。因此，这一年周作人在《天义》发表的一系列诗文，也应该将鲁迅的存在考虑进去。特别是1908年鲁迅就写出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早期代表作，在这一背景下，处于文学准备期的1907年的周氏兄弟，其阅读与写作就更值得分析。而且，这种分析应该是将周氏二人联系起来、以二人的彼此介入为前提的综合分析。
一、在周作人中的鲁迅
早期周作人的阅读和写作是独立完成的吗？他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应该“完全”由自己负责吗？
1906年秋冬之际，周作人和鲁迅一同到了日本，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这时他与鲁迅一同住在伏见馆，“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2] 这并不仅仅指生活方面鲁迅的代劳，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鲁迅也是起到指导的作用。
赴日之前，周作人所译多为英美文学作品，如星德夫人（Mrs.Hinde）的《南非搏狮记》[3] 、安介坡（爱伦坡）的《玉虫缘》、陶尔（Dayle）的《荒矶》等等。“独应”在《天义》的《读书杂拾》中谈到了波兰小说家爱理萨阿什斯珂（奥若什科娃）、俄国革命家斯谛勃咢克（斯捷普尼亚克）、匈牙利诗人亚历山大斐彖飞（裴多菲），这应该是来自于重视弱小民族文学的鲁迅的引导，使周作人的阅读范围发生了变化，注意到英美之外的作家。不仅如此，发表在《天义》上的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就是由鲁迅嘱周作人从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中节译出来，投给《天义》。[4]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有一段“附记”，细细品读，很值得玩味：
……夫万国礼俗虽殊，而诚妄之理则一，故言异国之事，亦不可作谎语也。且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枝。去伪振敝，其效至溥。近来吾国人心，虚伪凉薄极矣！自非进以灵明诚厚，乌能有济？而诸君子独喜妄言，至斥求诚之士子为蠢物。中国流行军歌，又有詈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者。国人若犹可为，不应有此现象。吾闻《序》言，如遇鸣鸦，恶朕已形，遏胜悯叹也！ [5]
早在1979年，杨天石就提出，这段话里有些观点和语言与《摩罗诗力说》等文很接近，而且其他几篇以“独应”为笔名发表的文章，也与鲁迅的同期作品存在一定的联系。[6] 1980年，陈漱渝在杨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由于周氏兄弟密切的合作，周作人撰稿时吸收鲁迅的某些观点，甚至“某些部分请鲁迅代笔”，都是可能的。因此，独应也有可能是周作人和鲁迅在日本一度共同使用过的笔名。 [7]有趣的是，虽然“独应”究竟是否是周氏兄弟共用的笔名，发表在《天义》上的文章是否有鲁迅撰写的部分，迄今为止未有更进一步的讨论和更明确的结论，但《天义•衡报》的整理者还是将“独应”视为“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日本期间共用之笔名”[8] ——虽然并没有给出依据。
根据周作人的回忆，他的早期文章大多都经过鲁迅的修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周作人进京之后，如《欧洲文学史》，每章写完，也要经鲁迅修改字句，舒芜在《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中论之甚详。近年《小河》、《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手稿面世，上面也可见鲁迅修改的笔迹。因此，“独应”的文章在投给《天义》之前，经过鲁迅润色文辞，甚至增补改写部分文字，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仔细读署名“独应”的这些文章，也可以感觉出其中有两种不同的文风。最为明显的是著名的短论《中国人之爱国》，这篇文章因为涉及到国家、国民观念，曾被周作人研究者反复论及，但其文风并不像同一栏目发表的另一篇《见店头监狱书所感》，反是更接近《摩罗诗力说》：
异夫吾国人之言爱国也！夫其标义甚高，设词甚美，敷陈所至，议论风生，纵横浩瀚，如河汉之不可极也。猝然而生一波，澎湃作势，气慑千人，逮其廻澜，则化微涟，或为沲洑而没。是岂波之性然耶？然闻者浅测，莫知其细，则亦相与震惊荧惑之。而彼因之，遂揭橥其私说，以号令于人曰：“是其为义，人生之所必由，而无可逃于天地之间者也。”众亦譁而应之。以至高之名义，一经俗说，便生曲解，谬种流传，利害倒置，祸胡胜言？中国志士有恒言曰：“国人不知爱国，则国可亡已。”今为正之曰：“中国果亡，第使循君言而爱国，则亡且莫救。故欲勿亡之求，其惟君辈之勿言爱国始矣。”（通言爱国，皆爱政府耳。）夫吾果亦有爱国之说，特甚有异。俄有勒孟埵夫，生为诗人，挚于爱国，顾其有情，在于草原浩荡，时见野花，农家朴素，颇近太古，非如一般志士之为，盲从野爱，以血剑之数，为祖国光荣，如所谓“兽性之爱国者”也。夫人情恋其故乡，大抵皆尔，生于斯，歌哭于斯，儿时钓游之地，有毕世不能忘者，天怀发中然耳。至以凶暴为雄，以自夸美，则仁者耻之。虽然，俄之主君，尚为其类，生同部落，系属较深，知理之士，犹不肯力右其长，俾益荣大，而奴于主人，乃言忠爱乎？ 吾闻西方爱国一言，义本于父；而国民云者，意根于生。此言地著，亦曰民族。凡是爱国、国民之云，以正义言，不关政府…… [9]
可以看到，这段文字风格之飞扬奇崛，声律之铿锵激越，神似鲁迅。因此我很怀疑，它是出自鲁迅之手，或者是周作人撰写初稿而由鲁迅进行重大修改。但遗憾的是，迄今并没有直接和确切的证据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只能是停留于假设阶段。要确证这一观点，除了期望发现新的史料之外，也许需要利用语言学的词频分析或统计模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而这已远超出我的能力。
这一假设也许最终并不成立，但提出这一假设并非毫无意义。因为，其中涉及到关于莱蒙托夫的论述，如“挚于爱国，顾其有情，在于草原浩荡，时见野花，农家朴素，颇近太古”，与《摩罗诗力说》中谈莱蒙托夫“凡所眷爱，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非常接近；将“立宪”视为“邪说”，以及“兽性之爱国者”的论断，在《破恶声论》中得到了更详尽的论述。因此，不论此篇是否出自鲁迅之手，如要讨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乃至其后鲁迅一系列关于爱国的论述，都应该溯源到此，而不是仅仅止于《摩》、《破》。总之，这篇文章与《摩》、《破》的思想相关性，说明这里有两种可能的情形：第一，这篇文章是周作人初稿，经过鲁迅大幅修改而成。那么这篇文章就不能说仅仅体现了周作人的观念，而是有鲁迅的思想在内（而且可能是主导性和基调性的），这便是我所指出的“在周作人中的鲁迅”。另一种可能，则是鲁迅独立写作，而署名“独应”发表，那么自然应将之视为鲁迅的一篇佚文。这两种可能性当然只会有一种成立，但有趣的是，无论哪一种可能性成立，都会引发我们注意到另一种情况：在鲁迅中的周作人。这一点更少人谈及，却是个不能忽视的事实。
二、在鲁迅中的周作人
在1908年发表的几篇重要文章里，鲁迅都用到了一些英文材料。北冈正子指出，《摩罗诗力说》中“虽云爱国，顾为兽爱”的说法，是依据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
这里所使用的“兽爱”一词，是“brutal patriotism”及“patriot brutality”的译词，鲁迅还表述为“兽性之爱国”和“兽性爱国者”（《破恶声论》），意思完全相同。在鲁迅这个时期的思想当中，与具有“心声”的人（=“人”）互为对置的，是具有“兽性”及“奴子性”（奴隶性）之人。这里所采用的勃兰兑斯之文虽短，却给予鲁迅很深的思想影响。 [10]
在较早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里，她也认为鲁迅是从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的第三章，即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部分吸取材料，“使用的是英译本”，并认为“在普希金部分，鲁迅并未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话，不过他的见解影响到鲁迅的普希金评价是很容易想象的。”[11] “克鲁泡特金的话”，这里指的是克氏所著的《俄国文学中的理想与现实》，也是英文版。北冈正子还提到，《摩罗诗力说》还采用了利特耳《匈牙利文学史》中的部分材料。后者也是一本英文书，著者是布达佩斯大学匈牙利文学教授利特耳，1906年由伦敦海纳曼作为《世界文学小史》之一出版。[12] 此外，据周作人的回忆，现在被认为是鲁迅译作的《裴彖飞诗论》，也是来自于奥匈人爱弥耳赖息（Reich E）用英文写的《匈加利文学论》的第二十七章。 [13]
但是，鲁迅的英文能力究竟如何？他是直接阅读并理解这些英文材料的吗？这其中是否经过周作人的翻译环节呢？
曾流行的看法是“鲁迅精通日语、德语，熟悉英语、法语，学过俄语、拉丁语。”[14] 有学者甚至认为，鲁迅“具有相当的英语阅读和翻译能力”，“鲁迅的英语水平是远在某些大学教授之上的。” [15]这里所指的大学教授，是把milky way 翻译成牛奶路的赵景深，但据此就认为鲁迅的英文水平超过赵景深，理由似乎并不充分。陈漱渝认为鲁迅有一定的英文阅读能力，“早年他翻译英国作家哈葛德《红星佚史》中的16首诗，就是从英文译出。他翻译《裴彖飞诗论》，也是依据英文版的《匈牙利文学史》。”[16] 有署名“雪融”者认为，鲁迅的英语水平并不像他本人所说那样“漠不相识”，而是“略有所识”。具体说，就是借助词典可以读懂一些初级的内容，并且能够听懂一些日常会话，在早期和后期都有翻译的经历（早期在周作人协助下完成，后期则是独立完成）。[17] 王尔龄也认为鲁迅“懂一点英语”。[18] 但也有学者认为鲁迅精通日语，德文水平有限，“俄文与英文不能对付”。[19] 孙郁在《鲁迅的暗功夫》里认为鲁迅“英文能读一点点”[20] ，而在另一篇文章里则干脆说“鲁迅不懂英语”。[21]
鲁迅的英文水平，看起来是细枝末节，但如果联系到1907年准备期的阅读与写作，则又关系到鲁迅的外文阅读范围与渠道，似乎并非无足轻重。先来看鲁迅自己是如何说的。
1925年，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里说：“因为著者的专门是英文学，所引用的自然以英美的人物和作品为最多，而我于英文是漠不相识。凡这些工作，都是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许季黼四君帮助我做的”。 [22]
1925年，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说：“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 [23]
1926年，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说到《阿Q正传》的英法文译本：“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24]
1931年，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说：“冯Y.S.先生由他的友人给我看《野草》的英文译本，并且要我说几句话。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25]
1933年，在给吴渤的信里说：“我是不会看英文的，所以小说无可介绍。” [26]
从上列自述中，可以看到鲁迅应是粗通一些英文单词和句子，但作为工作语言熟练自如地读写译，应该还做不到。这也与他青少年时代在水师学堂短暂学习英语的经历相吻合。有人认为，“不懂英文”也许是鲁迅的自谦。但对于日文和德文，鲁迅并没有如此三番两次地“自谦”过，可见其英文水平确实与日、德语有相当的差距。鲁迅一生翻译，几乎都是从日、德文取材；用外文写作，也只用日语，[27] 也是有力的旁证。
再来看周作人是如何评价乃兄的英文。
1951年，周作人写了《鲁迅与英文》。这是因侯外庐在一篇文章中说，阿Q这名字的由来，大概是鲁迅取英文“问题”的头一个字母。周作人回应道：“这解释得很好玩，但决不可能是事实，因为他（鲁迅）是反对英文的。”“在光绪戊戌（一八九七）年他最初考进水师学堂，也曾学过英文，‘块司凶’这字他当然是认识的，不久改进陆师附属的矿路学堂，便不学了，到了往日本进了仙台医校之后改学德文，这才一直学习，利用了来译出好些的书。他深恶那高尔基说过的黄粪的美国，对于英文也没有好感，自然他也很佩服拜伦雪黎等诗人，觉得从英文译书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个英文字的作风是为他所最反对的。”[28] 在这里，周作人将鲁迅不懂英文的原因，归结为深恶美国，因此对英文无好感。这也许有时代背景的因素在内，且难以证实。但显然周作人认为鲁迅并没有掌握英文。
不仅如此，在周作人的回忆中，曾多次提到兄弟二人在翻译中的合作，但如涉及英文材料，都是由周作人口译或译出初稿，而由鲁迅润色文字。例如，1907年周作人翻译哈葛德、安特路朗合著的《世界欲》，易名为《红星佚史》，书中有十八九首诗歌，是由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因为要追求“古雅的诗体”。[29] 后来，在从英译本翻译《劲草》时，也是周作人专管翻译起草，鲁迅修改缮正。 [30]《天义》上发表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出自克鲁泡特金的英文本《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也是由鲁迅嘱周作人节译出来。[31] 前文提到的《裴彖飞诗论》，来自奥匈人爱弥耳赖息（Reich E）用英文写的《匈加利文学论》，也是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32] 兄弟二人合作的《域外小说集》，鲁迅只译了三篇，皆从德文翻译；其余十三篇由周作人翻译，都是从英文译出。
更重要的一段回忆，是“替《河南》杂志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里面讲到波兰诗人，尤其是密克威支与斯洛伐奇所谓‘复仇诗人’的事，都是根据《波兰印象记》所说，是由我口译转述的。”[33] 这更证明了，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时，周作人是在场者。可以推断，由于鲁迅的外文工具主要是德文与日文，因此这一时期的写作，如果涉及到英文材源，应该是由周作人负责翻译，换言之，鲁迅这几篇重要文章的写作，周作人是直接参与者。如果是鲁迅写了《中国人之爱国》，那么其中涉及到莱蒙托夫的英文材料，也应该是出自周作人的翻译。
三、“彼此在场”的周氏兄弟
从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周氏兄弟在日本期间的外文阅读是有所分工的：鲁迅以德语、日语为主；周作人以英语为主。[34] 不过，他们的这种阅读又是互相交流、共享的，互为知识源，等于二人同时拥有了多种外文阅读渠道，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人视野的不足，形成了阅读的互相补充。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与协作还渗透在各自的写作中，无论是这时期的文言译作还是诗文，相当程度上都应视为合作的产物。但是，现有的研究对这一点似乎估计不足。如北冈正子谈到鲁迅对勃兰兑斯、克鲁泡特金等英文著作的引用时，并没有提到周作人的翻译，给人的印象更像是鲁迅直接阅读了这些英文材料，并“透明”地接受其影响。 按说北冈先生对史料之熟悉，应知道鲁迅是通过周作人口译才能看到这些素材的，但不知为何并没有将这一情况考虑在内。有些讨论鲁迅与勃兰兑斯关系的论文，如果将鲁迅并不能直接阅读勃兰兑斯著作英译本的情况考虑在内，结论也许会有所调整。[36] 包括我自己以前讨论《天义》时期周作人思想的文章，放到今天来写，也一定会考虑到鲁迅的存在，而不会将《天义》上署名“独应”之文完全看成周作人的思想产物。
指出周氏兄弟的“彼此在场”，看起来不过是容易被忽视的常识，但对于理解周氏兄弟早期阅读与写作的语境自有其意义。首先，它有助于解决一些阅读史的具体问题。例如，周作人曾提到，兄弟二人曾预支《红星佚史》的稿费，通过丸善书店购买英译本15卷《屠格涅夫选集》，他们当时很钦佩屠格涅夫，但“大约是因为过于佩服的缘故”，所以没有轻易出手翻译。[37] 根据姚锡佩的研究，鲁迅的藏书中确有一套购于1912年之前的15卷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屠格涅夫选集》，但是德文本。[38] 按照常理推断，一般官费留学生一年只能领400元，他们兄弟虽然喜爱屠格涅夫，但也并无购买两套15卷本《屠格涅夫选集》的必要，因此，这里很可能是周作人误记，他们所购买的应该是德译本《屠格涅夫选集》。这样一来，“钦佩”却不曾翻译屠格涅夫的动因，便更多应从鲁迅那里寻找——他可能这个时期还并不具备从德文翻译屠格涅夫的能力。又如，鲁迅那时很喜爱雨果，曾经凑钱买到一部八册的美国版嚣俄选集，[39] 又曾翻译雨果的《哀尘》，这便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以为鲁迅是从自己所购买的英文版《嚣俄选集》里译出。事实上，鲁迅所据的译本是森田思轩的雨果随笔集日译本，[40] 而他购买的英文版《嚣俄选集》也是寄给周作人的。他们彼此之间的阅读既是互相支持和彼此关联的，又有着明确的范围与划分。
在写作史方面，指出兄弟二人的彼此在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文学写作的互涉性。例如，周作人早期文言文的数量多，风格变化也大（或者说文风有显著的差异），这其中是否存在鲁迅的大幅修改或代笔，值得认真省思。当然，反之的情况也有可能存在，不能贸然曰无。在周氏兄弟的写作过程中，一般都认为鲁迅居于指导者的主动地位，从题材的选择到文字的润色，都有坚强的证据支撑；但这一点也并非绝对，从鲁迅对周作人英文能力的依赖来看，后者也并非时时处于被动。翻译作为一种再创造，即便是口译，也一定会有翻译主体能动的发挥。因此，周作人不会仅仅扮演“舌人”的角色，他对英文材料的选择、理解与解释，一定也对鲁迅有所影响。如前所述“兽性的爱国”，虽然反复出现在《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中，实则最早出现在《中国人之爱国》，是由周作人从勃兰兑斯《俄国印象记》中译出，再经鲁迅后续阐发。因此，应将这一概念视为周氏兄弟对勃兰兑斯观点的共同接受与发挥，而不能将之看作鲁迅专有的思想。类似于莱蒙托夫、裴多菲这样的诗人，或许是鲁迅先行注意到，但从《中国人之爱国》、《摩罗诗力说》到《裴彖飞诗论》，其中都有周作人翻译的内容，这些内容也应视为二人合作的产物。不仅如此，倘若我们能对周氏兄弟早期的一些重要文章，如《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裴彖飞诗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进行“材源考”式的分析，梳理出其中素材的德、日、英文源头，对周氏兄弟参与彼此文章撰写的程度，相信将有更准确、深入的理解。
1907年的周氏兄弟，虽然已经投身文学，开始译著生涯，但主要身份还是获取知识的学习者。他们生活在同一时空，彼此之间的阅读与写作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血缘、经历、习惯、情感、到书籍、写作、投稿，他们分享彼此的经验，共用文化资源，从而构成了一个分工明确而互相协作的“阅读/写作”共同体。这对于挂名在籍实则以自学为主的周氏兄弟而言，格外重要。这样说的目的，并非是要取消他们各自的独异性（事实上也不可能），而是在承认二人独异性的前提下，再现周氏兄弟文学准备期阅读/写作的微观境况，进而试图更深刻地理解，在这样彼此在场与相互嵌入的历史前因下，日后那种酷烈的分离与差异之产生及后果。
文章选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作者简介：
孟庆澍，河南汤阴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学研究》副主编。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文献整理。有专著《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等两部，论文50余篇。
注释：
[1] 本文是否为周作人所作，尚有争议。整理本《天义•衡报》认为此文“无署名，‘目录’署‘扶弱’”，并非“独应”所作。但《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都将此文收入。我所见到的《天义》原刊扫描版中，此文作者确实署名为“扶弱”而非“独应”，因此，我也倾向于此文作者并非“独应”。
[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93页。
[3] 据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考证，该文源头系Mrs.Hinde发表在Pearson’s magazine 上的小说“Lion on hunting by a lady”，见氏著《萍云的狩猎旅行——早期周作人及其性别化的“感时忧国精神”》，《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王德威编，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45页。
[4] 周遐寿：《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鲁迅研究室编，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89页。
[5] 独应：《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天义》第11、12卷合刊，1907年11月30日。
[6] 杨天石：《鲁迅早期的几篇作品和〈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第391—394页。
[7] 陈漱渝：《再谈〈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8] 《天义•衡报》（上），万仕国、刘禾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页。
[9] 独应：《中国人之爱国》，《天义》第11、12卷合刊，1907年11月30日。
[10] 北冈正子：《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李冬木译，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9页。
[11] 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第86—87页。现在这本书的增订本《魯迅文學の淵源を探る》已经由日本汲古书院于2015年出版，惜我不懂日语，无法参考其中最新的内容。
[12] 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第182页。
[13]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14] 翁昌年：《鲁迅与外语》，《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15] 朱毓芝：《鲁迅与外国语》，《绍兴师专学报》1981年第3期。
[16] 陈漱渝：《鲁迅与外国语》，《民主》2014年第1期。
[17] 雪融：《鲁迅英语水平考》，《鲁迅研究资料》第24辑，鲁迅博物馆编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07页。
[18] 王尔岭：《贺绿汀的鲁迅缘》，《上海鲁迅研究》2013年春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19] 王文贵：《翻译家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20] 孙郁：《鲁迅的暗功夫》，《文艺争鸣》2015年第5期。
[21] 孙郁：《鲁迅的思维特征》，《闻道》，蒋述卓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
[22]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版本同），第271页。
[23]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第286页。
[24]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400页。
[25] 鲁迅：《〈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365页。
[26] 鲁迅：《331116致吴渤》，《鲁迅全集》第12卷，第497页。
[27]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28] 周作人：《鲁迅与英文》，《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第442—443页。
[29]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210页。
[3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211页。
[31] 周遐寿：《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第289页。
[32]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33]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210页。
[34] 周作人在《鲁迅的国学与西学》、《鲁迅与中学知识》等文中，反复提到德文“差不多是他（鲁迅）做文艺工作的唯一的工具”，见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51页。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周作人都是以英文从事翻译，对学习日语并不积极。他回忆道：“民国前在东京所读外国小说差不多全是英文重译本，以斯拉夫及巴尔干各民族为主，这种情形大约直到民十还是如此。”《匈加利小说》，《书房一角》，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又，周作人曾说，在日本期间学习日语是为了生活之用，并不是为了翻译。他第一次从日本语译小说，是1918年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此前的翻译都是从英文译的。见《知堂回想录》，第237页。
[35] 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第86—87页。
[36] 朱建国：《勃兰兑斯对鲁迅文学史研究的启发性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2期。
[37]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209-210页。
[38] 姚锡佩：《从藏书看鲁迅与屠格涅夫的文学渊源》，《鲁迅藏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
[39] 周作人：《学校生活的一叶》，《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40] 见山田敬三：《鲁迅：无意识的存在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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