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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古称校雠或雠校。从词源学角度看，“‘校雠’与‘校勘’在历史上本是一对同义词，都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目录、版本、校勘等内容，狭义只指校正文字。”经过反向分化，后来“‘校雠’基本保留了广义的用法，而‘校勘’基本保留了狭义的用法。”循此语义变化，近代出现的“校雠学”所指甚广，相当于今天的“古典文献学”，而“校勘学”只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里的“校勘”所指当然也是狭义的。它是古典文献整理中的一种技艺和方法，也可以说是根据古典文献的不同版本及相关资料，比较它们的文字（含字词、语句乃至篇章）的异同，审定其中的正误真伪这样一种学术活动。在中国，这种学术活动萌芽于春秋，勃发于汉，大盛于清，近代开始成为专门之学。校勘学也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西方，据说始于古希腊，并日渐发展成为方法上更趋科学的textual criticism。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也存在校勘的问题。在其校勘实践中，中西校勘学的方法和理论皆可以借鉴。不过，应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一 错 误 与 异 文
现代文学之所以需要校勘，因为其文献中存在大量的错误和异文。校勘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发现这些文字中的错误和异文并找出其原因。这可先与古典文献校勘作一点宏观的比较。古典文献校勘面临的错误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形可见的，一类是无迹可寻的。”后一类指校勘时并未发现异文，但实际上其中确有错误，这是无迹可寻、较难发现的错误，属疑误，如文理不通、名物制度上矛盾、历史事实上抵牾等等；前一类是校勘时发现异文，其中必有正误，这是有形可见、容易发现的错误，即那些误字、脱文、衍文、倒文或乙文、错简等。现代文学文献校勘中则还有一种作家自己修改而造成的异文，这种异文却无所谓对错问题。也就是说，现代文学校勘会面临三种基本情况：一是无异文却有错误，二是有异文有错误，三是有异文而无错误。
对导致错误和异文背后原因的探寻也十分重要，因为找不到原因，就不能定是非，就不能准确地勘误，或可能弄出新的错误和异文。所以，“作为把握校勘正误准则的一个重要保证，就是对文字致误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古典文献除了传抄、传刻导致错误和异文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反复注释和来回校勘使文献成为一种或复杂或简单的“重叠构成”。于是出现大量异文或出现本文与注文相混淆的错误。现代文学一般不存在传抄、传刻之误却有印刷或误植之误。少有“重叠构成”，却有各种修改。这都成为导致错误与异文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现代文学校勘更应结合具体错误和异文探寻具体致误生异的原因，归纳出特有的校勘通则。
首先，现代文学文献也与古典文献一样存在误（讹）字、脱（夺）文、衍（长、剩）文、重文、倒（乙）文、错简等常见的错误和异文。其中可能有作者笔误，手民误植等原因，更有编者的臆改，如天马版《茅盾散文集》所收《邻二》一文，原稿最后一页付印时被排字工人遗失，编者施蛰存只好以“池里的绿水”五字代替，其实原文有150多字。现代文学的文献错误和异文又可能与其生产或转换方式有关。作者手稿的不清晰可能导致在报刊发表时被误植。从发表本到初版本或文集本的转换也会又一次出错，如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一文从原刊到初收《老舍文集》第15卷时居然出现71处错误和异文，《老舍全集》第17卷又沿用了这些误排。从纸质版到电子版的转换也会出现错简。报刊的“版面比较大，一版往往刊发多篇文字，如今当人用扫描、照相等手段把它复制处理为电子版时，倘若原封不动地将整整一版复制为一个页面，其实不便于读者阅读，所以整理者有时会把每一篇文字单独处理成一个页面，但原版上的每篇文字并不一定都拼排得整齐规划，有些文章需要重新剪辑、拼版，才可以制作成便于阅读的电子版；在这样重新剪辑、拼接的过程中稍不留意，就会造成上下左右不能衔接的新错版。”如1940年8月11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01期的冯亦代《哑剧的试验——<民族魂鲁迅>》一文整理成电子版时就出现错版。另外，现代的报刊或书籍往往用机械纸，由于纸质低劣导致破损或漫漶不清从而产生新的脱文，编者或辑佚者在无其他版本可对校的情况下，臆补一些疑似文字从而又会产生新的异文。除了以上有形可见的错误之外，也有所谓“疑误”文字。鲁迅的《伤逝》中说子君已不知道“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收入《彷徨》中的这篇小说无手稿或发表本可对校，其中的这个“捶”字从上下文语意看，疑为“拽”或“捵”字之误，可能是笔误或误植。
其次是阙文。阙文其实也是脱文，但脱文没有符号标记，阙文则以“□”或“X”来表示。鲁迅曾论及此：“□”是国货，是阙文。“到目前，则渐有代以‘X X’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阙文在现代文学中是一种特殊的异文，它的出现一方面是作者有意为之，甚至把它当成一种修辞策略；一方面是被迫为之，是现代避讳的需要。所以，鲁迅接着说：“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预觉其激烈。……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X得这么起劲。”作为修辞策略，阙文符号具有暗示和影射的效用，它诱导读者在试补原文中去体会作家的激烈或其他隐藏的深意，并获得一种神秘感。鲁迅的小说《药》中有“古□亭口”，用“□”来暗示“轩”字，而“古轩亭口”正是秋瑾被杀之处。瞿秋白的杂文《水陆道场·民族的灵魂》用“X国府”代“宁国府”，影射南京国民政府。现代文学中更多的是因避讳而生阙文。封建时代对当代君主或尊者、长者、贤者的名字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通常以改字、空字、缺字、缺笔等方法以避讳。陈垣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所以从事古籍校勘须知避讳现象。现代避讳则因政治忌讳或书刊查禁制度而起，从而产生阙文。如国民政府不许人们谈抗日，作者就以“抗X”代“抗日”，以“XX”代“日本”。国统区的一些出版物中也常有以“X区”代“边区”，以“XXX”代“共产党”等避讳法。现代阙文及其符号之普遍，以致作家常以它们作为杂文写作的对象，鲁迅的《“……”“□□□□”论补》标题只比徐訏原文多一“补”字，是对徐文的补论。卞之琳也写过《XX礼赞》，赞它的神秘。
第三是“斧削”文。这也是书报审查制度的产物，作者的文字被施以“斧削”之刑，被编辑或检查官强行删去，是真正的“夺”文。相比较而言，阙文往往是作者自己为之，往往较短，并以特殊符号标记出来。“斧削”文则是被他人所删，长短不一，有时整句整段被删。有的被删处留有空白，当时的说法叫“开天窗”。更多的时候是“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鲁迅的杂文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的许多杂文在刊物发表时即遭斧削，他自编文集时又恢复了被斧削之文并以黑点标记出来。《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集里就有大量斧削文的留痕，如《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与“文字狱”、“斯基”、“轩亭口”、“舒愤懑”等相关联的文字皆被斧削。茅盾的《见闻杂记》发表于1941年香港《华商报》，在1943年由文光书局出单行本时却遭“斧削”之刑。这些都是现代文网史上的故实，也是现代文学校勘学的特殊案例，在斧削和原文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异文类型。至于这类异文到底是编辑还是检查官造成的，鲁迅在《准风月谈·前记》中总结说：“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
第四是修改文，这主要是指作者自己进行的各类修改。无论是作者主动的或被动的修改，都造成了文本异文。前三类异文如果不校勘都会导致文本错误，这类修改的异文，我们却无法从校勘学的角度简单地判定其对错。对其对错的判定应该是写作学、语言学、修辞学、文本学等的任务，它们将把修改当作一种语言现象或文学现象来研究。校勘学的任务是文字上的求真，作者自己施行的各类修改皆为真。因此，我们只须把修改文看成一类无所谓对错的异文。这当然应排除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校勘正误。细分起来，作者的修改文有各种类型和各种修改动因。有的只是出于艺术完善或悔其少作的考虑，对文本作一些文字上的润饰，在作品的初稿与定稿之间弄出一些异文，如鲁迅的诗歌《哀范君三章》就有初稿与定稿两种。这类修改异文更普遍是在作品的初刊本和初版本之间出现的。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生产方式的重要区别是有了报纸和期刊，许多文字都是先发表于报刊，再出单行本，形成先刊后书的生产顺序。因此在出初版本时，作家们往往会对初刊作品的不足乃至错误加以修改、润饰，于是出现异文，如冯至、戴望舒等诗人的许多诗作在出单集时都作了修改。在其他文类中，这种修改也非常普遍。其次是因应汉语现代化的修改，如戴望舒《夜是》一诗收入诗集《望舒草》时把结构助词“底”一律改为“的”等。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现代汉语规范化运动促使大批作家将自己民国时期的作品作了一次全面的语言修改，如叶圣陶出文集时把从前作品中文言与白话相间，国语与欧化语、方言夹杂的“四不像”语言都作了修改。在这种普通话化中，现代文学文献又普遍地出现了大批异文。更有一类普遍而重要的修改是为了迎合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新的文学规范而进行的旧作新改。这在50年代至70年代末出现的多次修改浪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名著都有这类修改。最后一类修改已不只是语言、文字问题，超出了校勘学的研究范畴，却也为现代文学校勘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异文类型。
另外，还要提到两种异文问题。一位英国校勘学者指出：“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异文：一种是重要的，或者我称之为‘实质性’的，即会影响作者的意图或者其表达实质的文本异文；另一种一般是诸如拼写、标点、词形分合等等，主要影响其形式上的呈现，可以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我称之为‘非实质的’文本异文。”按照这种划分法，前面提到的所有现代文学的异文皆可归入实质性异文，而非实质性异文在现代文学中则主要是指竖排文改横排文，排版的变化，段落的重新划分与合并问题，以及标点符号的应用或修改问题等。之所以要区分两种异文，因为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和反应不一样。一般来说，编辑、排字工、校勘者等都会更重视实质性异文，他们会在文本中严格的复制它们。对非实质性异文，他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习惯去处理它们，或者对它们作“当代化”的处理。这又会产生新的异文。其实，两种异文在现代文学校勘当中同样重要。
二 旧 法 新 用
校勘法有所谓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的分别。一般方法，从理论上说就是“搜集各种版本和有关资料，择其善者为底本，通过比较，列出异文，分别类型，予以分析，做出正误是非的判断。”“从方法论而言，校勘的一般方法的实质就是比较分析和科学考证。”前人在古典文献整理的过程中更总结了许多具体方法。这些方法皆可借鉴于现代文学的校勘，但现代文学又不可完全拘泥于这些方法。必须根据其异文类型、校勘类型等来择“善”而从。在旧法新用中也必须有批判意识。
叶德辉将校勘法概括为“死校”与“活校”两种：“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择善而从，版归一式。”简言之，死校就是校出错误和异文但存异不改；活校就是校出错误和异文并择善而从，予以改正。这两种方法在现代文学校勘中都有应用，如汇校本皆用死校法。而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的某些作品就用活校法，直接对错字进行改正。死校法的优点是能最大限度地保存文献的原貌及异文。活校法是能改正明显的笔误、误植等错误，但在改动中又可能产生新的错误和异文。如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的校勘就出现这种情况，唐弢说有些改动不妥，“如先生平素所写的这才，徹底，怜悧，诅呪，必有所本。我们徒以正俗字或见习的关系，改成这纔，澈底，伶俐，诅咒。等到发现这是先生的主张，并非原书排印的错误时，已经太迟了。实在很可惜。”活校法容易导致妄改。实际上，现代文学校勘可以把死校法和活校法结合起来，丁景唐、陈长歌编的《殷夫集》的校勘采用夹注的方式即是这种结合，保留原来的错字，又在错字旁以括号形式添上改正的字。《于赓虞诗文辑存》则采用脚注的方式，原文的错误不改，却在脚注中标明某字当作某字，或某字今通作某字。现代文学校勘采用这种做法更可取，既保存文献原貌，又提供一种参考的改正。这种方法也许可叫死活参照法。
更有影响、更具操作性的是陈垣的校勘四法。这四法是对古典文献校勘法的总结，但也普适于现代文学的校勘。“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此法最简便，最隐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 此法是校勘中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校勘必须有的一个步骤，“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也有人认为此法只是“一个步骤”，所以它“不能独立完成校勘的任务的。”还需要其他方法的后续。其实，此法对现代文学校勘来说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方法，许多现代文学的汇校本基本上只用此法。孙用的《<鲁迅全集>校读记》也用此法。当然实施对校法也可与理校法结合起来，易彬《穆旦诗编年汇校》即如此。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本校法就是以本书、本文的前后文互校。有人从前后文的矛盾现象来分析：“对本书中同类内容的前后矛盾现象，上下文义矛盾现象，章节结构矛盾或欠缺现象等等疑难，进行逻辑类推分析，以合乎本书思想的文辞考证不合的文辞。”有人则认为前后文有各种对应关系，“主要有用例对应、语音对应、意义对应和结构对应四类。”可从这些对应关系来互校。现代文学校勘也可用此法。如《呼兰河传》初版本第一章有一句：“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个叫做东二道，一个叫做西二道街，（后略）”，从前后文类推，“东二道”后面显然脱了一“街”字。朱金顺还举了一个有名的例子：鲁迅的《风波》中有一段，七斤拿回一只碗，“对九斤老太说，这碗是在城内钉合的，因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个铜钉，三文一个，一总用了四十八文小钱。”但在小说结尾处则是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前后矛盾，将钱数一算，显然可证“十八”乃“十六”之误。还有学者认为除了体察前后文义之外，“或推寻著书者原定的体例，或寻绎原书行文造句的通则，或比较原书遣字用词的特点。”这就把梁启超总结的“第三种校勘法”也纳入本校法。此法是一种处理文献紊乱的特殊校勘法，“发见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他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体例（含凡例、义例）、通则等可归于本校法，亦可独成一法。唐弢等校勘《鲁迅全集》即用此法。“有正俗两写，而先生平日多用正写，因而决定取舍者，如凄作淒，决作決，朵作朶，……”
“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这里的他书不包括本书的其他异本。在古典文献中，主要指各类引文、述文、释文等。现代文学中也有许多引文和述文，如郭沫若的自传《创造十年》中就有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的引文。许多论争文章更会互引对方的文字。这些引文和述文是可以与本书互校的。如《鲁迅书信集》所收1934年5月4日夜鲁迅致林语堂信中“花柳春光”一词有误，校勘者找到林语堂原文《方巾气之研究》，校出其中“柳”字乃“树”字之误。一些当时的新闻报导也可以用来校本书、本文，如鲁迅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信中说：“大谈陆王恋爱于前，继以马振华投水，又继以萧女士被强奸案，（后略）。”校勘者查阅1928年至1930年间上海报刊连续报导的三个案件，认为“陆王恋爱”疑似“陆黄恋爱”之误，鲁迅应指的是当时上海发生的黄慧如和陆根荣主仆恋爱的事（而非有人猜测的陆小曼与王赓恋爱问题）。另外，上海话、绍兴话中“黄”“王”不分，疑为鲁迅因音致误。甚至一些对亲历者的访谈也可作为他校的材料。所以，现代文学中用于他校的材料比古典文献的范围更广。在无条件进行对校或本校时，必须用他校法，但他校所用的材料毕竟不是直接的、原始的。故他书材料一般只可供作为参考或旁证。
“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这里所引段玉裁文字中的“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所以有学者据此概括出理校法的步骤和方法是“首先要求从复杂重叠构成的古籍中辨析出其中某一层次所依据的版本原文；其次是根据本书思想即义理和有关历史知识分析判断其是非；最后根据文字形式和知识内容一致的准则，确定其文字正误。”理校法既可进一步以“理”去裁断对校、本校、他校所校出的异文的是非，亦可在没有其他校勘材料作凭据的情况下，凭“理”去推定文字的正误。这“理”当然所含甚广，既有文字、音韵、语法、修辞等文理，又有思想、逻辑、故典等方面的义理，也包括习俗、制度、史实等史理。因此，理校法需要启用更多的学识。现代文学校勘也多用此法。前文提到的关于“陆王恋爱”疑为“陆黄恋爱”之误的校勘，从运用史实和方言知识的角度看，亦可说是理校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数本互异”之时，现代文学的理校也必须先弄清版本源流的问题，尤其是作家反复修改导致的变本关系，否则就难以弄清其中的“理”了。如鲁迅《哀范君三章》在初稿、定稿和《集外集》中多有异文，加上传抄、排印的错字，异文更多。校勘者在进行理校时首先就梳理了其版本问题，由此可见理校之难，亦可见其高妙与危险。另外，与古典文献的理校一样，现代文学“理校法所得结论，其实是一种合理的假设。在没有得到可靠的版本依据之前，只能说‘当作’，不能更改本字。”
以上校勘四法基本可以涵盖校勘史上的方法，新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其具体方法的发展。这四法之间关系密切，对校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是其他方法的先导；理校法是补充方法，其他方法都可以借助它作进一步裁断；本校法、他校法有时则接近于理校法。所以在校勘实践中，常常是多法并用和活用。这四法亦各有短长：对校法只罗列并呈，最笨拙但亦最可靠；理校法近似于推理，最高妙但亦最危险；本校法、他校法重在发现关联，所以应常常反思。从校勘的一般方法的角度看：对校法实际是比较的方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实则是分析和考证。“比较的方法是容易掌握、不难运用的；分析的方法实则主要是逻辑的方法，也较为容易学习和运用；最费工夫，最为困难的是考证的方法。……所以掌握校勘的一般方法，关键在掌握科学的考证。”以死校法和活校法的视角观之：对校法相当于死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则可归于活校法，不过后三者也都可溶入死校法。最后，这几种校勘法的应用还应结合法外之法：即还应吸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修辞学、版本学、目录学、辨伪学、避讳学、考据学等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备的校勘法其实也是科际整合之法。总之，对四校法应持辩证的态度，找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在旧法新用中推陈出新。还应有批判的眼光，看到它们各自的短长，领悟校勘的真实精神。
三 两 种 校 勘
中国古典文献的异本和异文主要是在时代久远的流传中由他人在传抄、传刻时的误抄、误刻、妄改、避讳等造成的，所以，古典校勘的任务是求真复原，回到作者的原文本。或者说古典校勘主要就是一种复原性校勘。西方的《大英百科全书》对校勘学的解释也是“将文本尽可能接近地恢复其原始形式的一门技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校勘与古典文献校勘有同有异，它可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复原性校勘，一种是汇异性校勘。
复原性校勘以求真复原为目标，原则上是校异同而定是非。这种校勘也可以说是为了清除各种文本污染，回到原文本。如鲁迅编《准风月谈》等集子时对原文进行了恢复。其他如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等的出版也进行了复原性校勘。由于年代较近，现代文学的复原性校勘比古典文献校勘更容易，但实际情况却比古典文献的校勘更糟。一些现代文学文集往往讹误百出，没有完全完成其复原性校勘。如《老舍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所收的《骆驼祥子》标明是依据其初版本校勘但其实漏掉了四处文字，尤其是描写“白面口袋”撩奶表演的那一段文字。即便是鲁迅的作品，复原性校勘也未达到理想的状态。如有学者发现《野草》集《复仇》中“颈子”应为“脖子”，《死火》中“衣裳”应为“衣袋”，《失掉的好地狱》中“地上”应为“地土”，《颓败线的颤动》中“人与兽”应为“神与兽”。这些错误从自《野草》成集一直错到现在，即便是孙用，也没有把它们校出来。可见现代文学复原性校勘还有漫漫长途。这种校勘，近期做得最好的是章海宁负责的《呼兰河传》。该书初版半年之后萧红即病逝，但从1943年开始到1998年，该书不断地被修订重版，又出了五个重要版本，参与修订的有骆宾基及各出版社的编辑。这些修订非作者萧红所为，虽校正了原作的某些错误，却又造成了对原作新的污染。如骆宾基修订的桂林河山出版社1943年版将原作第一章“北烧锅欠酒二十二巾”中的“巾”改为“斤”。“其实，萧红此处所用的‘巾’，是民间账本中常用的一个‘简化’字，用‘巾’更有民间的记账特色。”又如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分别按当时的现代汉语规范对原作进行了语言修订。这些修订皆改变了作品的原貌，是对原文本的一种历史污染。因此，校勘者以初版本为底本，与此后的五个版本，与此前的残缺的初刊本进行互校，既校正一些明显的错误，又最大限度地回到萧红的原文本，成为现代文学复原性校勘的新典范。
汇异性校勘则以求真存异为目标，其特点是只校异同却不定是非。它主要针对的是作家自己的修改造成的变本及其异文。它的主要目的不是清除他人对作家文本的污染，而是汇聚作家自己造成的异文流，并最终呈现作家文本的变异性、成长史或衰退史。它主要是对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献从原文本到各种变本所产生的异文的汇校，一般按递进顺序将这些版本两两对校，然后汇通存异，不对异文是非做出裁断。这种裁断是校勘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任务，这种校勘的价值也已逸出了传统的校勘学范畴。但面对现代文学普遍存在的作家修改异文，这种校勘必将成为一种主要校勘类型。这种校勘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兴起。一批现代文学汇校著作和汇校本，如孙用的《<鲁迅全集>校读记》、桑逢康的《<女神>汇校本》等的出现确证了这种校勘类型的存在。古典文献校勘也可以以汇异形式存在，但终究应该往恢复原著的路上走。现代文学校勘当然可以以复原为目的，但这更适合于少有文本变异的作品。对于被作者不断修改的作品也可以恢复其初刊本的“原”、初版本的“原”、再版本的“原”以及定本的“原”，但往往没有一个终极的“原”可复。如果一定要从其中的一个文本的“原”为目标，如初版本或定本，那必然就要舍弃作者的许多改变文本意义的修改和一些完善艺术性的修改所造成的异文。而如果要保留这些内容，就必然要采用汇异性校勘。而汇异性校勘其实已包含了对所汇聚的各个文本的“原”，是这些“原”的汇异。就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前文学中的名著普遍存在修改现象而言，汇异性校勘应该成为一种主要的校勘类型。
无论是哪一类校勘，其先导工作是占有全部材料，即搜集校勘所需要的各种版本、变本及其他相关材料。要借助目录学、版本学的知识，从各种版本中梳理出一部作品的文本谱系和变本谱系；要利用史料学的方法搜全与作品相关的一些外围材料，如日记、回忆录、选本、引文等。在占有全部材料的基础上，这两类校勘还必须解决一些核心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校勘理论问题，亦是实际操作问题。
首先是底本及校本的选择问题。底本即作为校勘基底的那个版本和文本，或称为“用来进行校勘的工作本。”校本包括对校本和参校本。“对校本是用来与底本逐一对比的本子。参校本是用来供解决某些问题时需要查对相关部分的本子。”在底本与校本的选择中，关键当然是底本。底本的确定，无论是在古典文学校勘还是现代文学校勘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首先都应该基于一种谱系意识。古典文献校勘应在其版本谱学中，通过考察诸多版本与原文本的远近关系和价值大小来确定底本。大体上可用“善本”原理。所以稿本或真本是首选，其次是原刻、旧刻，再次是全本。遇到各种版本互有短长时，也可同时取几种版本作底本。底本确定后，就可以选择校本，一般是“对于底本校勘价值大的选为对校本，对于底本校勘价值小的就选为参校本。”现代文学虽然年代近，但确定底本和校本面临的情况似乎比古典文献更复杂。在现代文学中，存在版本多于文本，文本多于变本的现象。一个文本可能发表于多种报刊，出版于多家书局，所以就有许多版本。这个文本经过作家修改后再发表、再出版就出现了变本。所以，现代文学校勘就主要应该在一篇作品的文本谱系及变本谱系中确定底本和校本。而在不同的校勘类型中，确定底本和校本的原则又有所不同。
复原性校勘大体可沿用古典文献校勘的底本原理并根据现代文学的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如果只有手稿，那只能在手稿中进行本校和理校。如殷夫的《孩儿塔》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面世时即如此。如果多本并存而手稿完好，当以手稿为底本，其它为校本。如果只有刊本且一文多刊，可以一刊本为底本，其余为校本。在既有刊本又有初版本时，一般可以初版本为底本，因为作者在初版时往往会进行校勘，如鲁迅编《准风月谈》等集。此外，作者手校本也可作为底本。总之，复原性校勘一般应以其文本谱系中的原文本为底本，而不能以删节本、修改本等变本为底本。在此原则下，可根据在文本谱系中的权威性和价值等因素作具体的确夺。如鲁迅的《呐喊》，1923年由新潮社初版，鲁迅亲自校勘，1926年又由北新书局初版，1930年北新第十三版时，鲁迅抽出其中《不周山》一篇（后改名《补天》编入《故事新编》）。北新第十三版对初版有改正之处，却又错误较多；它又成为以后各版的祖本，且鲁迅当年对此版作过校勘并留有《呐喊正误》的手稿。故当以此版为底本，初版为对校本，集子里各篇的原刊本为参校本来校勘。
汇异性校勘的底本则不必拘泥于原文本或初版本，也可以以某一变本为底本。西方校勘学家说：“当‘存在不止一个权威性不相上下的实质性文本’，或者如我们所说，当有不止一个变本时，……这时的选择是任意的，是一个何者更为方便的问题。”为了汇校的方便，底本最好是一个全本。在此基础上，可以以初刊本为底本来汇校后面的文本，以便显示作品的文本变异过程，如《<围城>汇校本》。可以以初版本为底本，往前后汇校，《<女神>校释》一书即如此。也可遵从作者的最终意志，以他选定的文本为底本往前后汇校。如《边城》有多种版本，沈从文最看重开明书店本，所以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全集》收入此本，《<边城>汇校本》也以此本为底本。也可以以作品最后的定本为底本逆行而校。如果《围城》以定本为底本汇校，就更能凸现其增删内容之多。所以，汇异性校勘的底本确定可以以方便、全本或突出某种研究目的为原则。汇异性校勘不必惧怕底本专制。“底本专制”是西方校勘学家在复原性校勘中提出的问题。格雷格在谈底本原理时说：“选择某一特定原本作为我们的底本，我认为，只有在非实质性文本要素的问题上，我们才有义务（在合理范围内）遵从它，而在实质性文字方面，我们则有选择的自由（和义务）……”“如果不进行这样的区分，不使用这样的理论，必然导致对底本过于紧密，过于广泛的依赖，并由此产生所谓的底本专制。”复原性校勘可能面临底本专制的问题，汇异性校勘则完全可以从底本专制中解放出来。
还应重视非实质性异文的校勘问题。无论是在复原性校勘或是在汇异性校勘中，人们都重视实质性异文而忽视非实质性异文。一般都认为实质性异文会导致词义、语义甚至文义的改变，而非实质性异文却不会有太大影响，其实这是误判。非实质性异文也可以说主要是非文字之“文”，但有时它能干预文字之文的意义。穆旦的《诗八章》在闻一多编《现代诗钞》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位置互换。《创业史》（第一部）初版本将初刊本的第二章移至第五章。这类段、章的异动会改变文本结构和文本意义。非实质异文中更不为校勘者注意的是标点符号。标点符号与现代文学相伴生。它具有语法修辞功能，参与文气、节奏的调节和文义、文情的生成，有人甚至认为它是另一种形式的虚字。它在新诗中的意义更重要。虽然新诗有弃标点符号的尝试，但更有加括号等特殊用法，破句、提行、抛词等也离不开标点符号。标点符号在新诗文本建构上的重要性也足以反证它的误用可能导致更大的错误。有人在卞之琳的名诗《尺八》第九行“次朝在长安市的繁华里”后妄加了一个句号，导致对该诗的误读，弄乱了诗的意群和主客体。结果“把在长安市上访取‘凄凉的竹管’的‘孤馆寄居的番客’误植（笔者按：“误植”为校勘学用语，此处改为“误换”更恰当）为在东京市上买支尺八的‘海西客’，把想象中的唐代的日本人误解为现实中旅日的诗人自己了。”“不应有的断句背离了作者时空交错的用意和感慨祖国衰微的深层表现方法。”这个例子也足以说明标点符号这种非实质性异文在复原性校勘，尤其是新诗这一文类中的重要性。诗人在修改实质性文字时也会修改标点符号，所以它在汇异性校勘中也同样重要，汇校时也应该汇标点符号之异。这方面，王文彬等主编的《戴望舒全集·诗歌卷》、易彬的《穆旦诗编年汇校》都做得较为细致。另外，与古典文献整理当代化过程中加标点符号一样，现代作家的少数文献也在校勘时重新加入标点符号，结果也会导致文义歧解。如，鲁迅1932年二月十六日日记中有“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日记原无标点符号，《鲁迅日记》标点本在“颇醉”之后加一句号，就可能被解读为鲁迅一人去邀妓了。同时，现代标点符号本身的形态也在发生历史变异，在当代化的校勘中也可能出错。这也是这种非实质性异文在校勘时应注意的问题。
也须关注作者意图问题。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可以弃作者意图于不顾，校勘则必须重视作者意图。这种对立，在20世纪西方的文学研究中，形成了两种派别，即新批评派和新目录学派。前者无视作者意图，将之斥为“意图谬误”；后者则看重作者意图，以其作为校勘的归依和理论的核心。新目录学派正是英美校勘学的代表。他们对作者意图问题有许多研究和论述。如认为一部作品可能存在两个或更多的意图文本，校勘者必须决定聚集于哪一个意图文本。又如认为手稿或初版本能代表作者的最终意图，校勘尤其应关注作者的最终意图。这些的观点也有可商榷之处。能体现最终意图的应该是一部作品的定本，手稿或初版本体现的其实是其最初意图。西方校勘学者的观点似乎都针对的是复原性校勘，当然也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复原性校勘。但中国现代作家在跨时代、跨地域、跨语际的语境中写作和修改作品，创作意图不断在变，有最初意图、修改阶段的意图、最终意图等。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或变本正是他们不同的意图的实现。所以，汇异性校勘就无法也无须聚焦于某一种创作意图和某一个意图文本。而出汇校本正是对作者的不同意图文本的融汇处理，借此可以知晓作者不同的意图以及意图的变化。西方校勘学者也发现了最终意图法则的方便操作但往往失效的问题：“因为有多个变本，而所有变本都显示出同等的地位和竞争力，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作者最终意图。”这时，“对照本（facing pages）是标准的解决办法。”这种对照本已接近我们所说的汇校本了。他们还发现最终意图理论的广泛应用阻碍了校勘学理论的发展。这其实是他们没有区分两种不同校勘类型的结果。所以，无论是在技术操作上，还是理论发展上，出汇校本都为作者意图问题找到了某种解决途径。在校勘中，我们还应着重关注作品的序跋，中国现代作家通常会在作品的序跋中明确谈到创作意图。在进行复原性校勘时，可以从原文本的序跋了解作者的最初创作意图；在汇异性校勘中，则须关注不同版本或变本中的不同序跋以及同一序跋在不同版本中的异文所涉及的作者意图问题，序跋是弄清作者意图的蜕变关键文字。
最后是区分校勘中的真善美问题。一般而言，校勘的根本目的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底本的选择、对非实质性异文的重视、作者意图的确定等皆以求真为目的，最终落实到异文的取舍上也是为了求真。在两类校勘中，复原性校勘是在复原中求真。校勘是为了回到原文本，原文本善否美否皆不是校勘学的任务。古典文献校勘的著名例子是陶渊明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据考证原为“望”字。从美的角度来说，“见”比“望”好；但从真的角度来说，则只能舍“见”取“望”。“因为我们校勘的目的是求真，是为了推求古书的真相，我们没有权利去改动古人的原文。”现代文学的复原性校勘也同此理。当骆宾基把《呼兰河传》中“北烧锅欠酒二十二巾”中的“巾”改为“斤”，普通读者更易理解，这是“善”，却失去了原文的真，也有违校勘原则。汇异性校勘则在汇异中求真。它不能把原文与他人修改的异文汇合在一起，而是把原文和作家自己修改的异文汇聚起来。作家自己的修改体现了他的某种“善”的追求，如迎合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学规范、语言规范，提高作品的教育功能等；也体现了作家的“美”的追求，即进一步的艺术完善或语句润色。也就是说汇异性校勘的求真中包括了作家的求善、求美的过程和异文，其任务只是如实地把这些呈现出来，呈现其变异之真。至于对修改现象、修改艺术的研究那已不是汇异性校勘的本分，那是修辞学、语言学、写作学、版本学、文本学等的任务。在这里，对异文的善否美否的批判也不是校勘学所要关心的。
在了解校勘的这些核心问题之后，我们还必须回到关于校勘本质的追问。人们将“校勘学”一词翻译成textual criticism，我们再反译过来，可称为“文本批判学”。这也说明校勘学实质上就是文本批判。文本在传播中出现了错误和污染，文本在修改过程中出现了异文和蜕变，都只有通过校勘的方法才可以改正或呈现。校勘是一种文本细部的批判，校勘中也有厘篇章的问题，即对篇章、段落的错乱进行整理、指陈，但校勘更多的是关注文本中字、词、句、段等细部的对错、真假问题。是一种逐词逐句的细致的校读比勘。细部的文本批判事关文献的可信度和文本理解的准确性，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校勘还是一种更谨慎的文本批判，更需要一种怀疑、存疑的态度。宋人彭叔夏在《文苑英华辨证》自序中引周必大之言：“校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阙疑。”这句话可谓校勘的根本法，意思是校勘中可以确证讹误者，当“是正”，否则必当“阙疑”。因为在证据不确切的情况下，臆改、妄改、遽改，有可能以不误为误并造成新的误。因此，慎改而多注是复原性校勘的主流的处理方式。至于汇异性校勘中的谨慎则是不改而多录，不遗漏所有异文和重要变本。文本细部的问题极易被掩盖，所以校勘这种文本批判不得不谨慎之至。
四 成 果 类 型
文献校勘最终必须以一定的文字形式呈现出来。在古典文献校勘中一般都称为校勘记，也有称校记或考异等。古典文献校勘传统悠久，校勘记类型多样，写法、格式、用语等亦都有具体的规范，这些皆可为现代文学校勘成果的呈现所借鉴。只是现代文学校勘不必拘泥于“校勘记”这一概念，而可以称之为成果类型。其成果也有多种形式。
可以借身于一种版本。这是一种依附于原书的校勘成果，如校正本、精校本、汇校本等。有一些订正本在版权页等位置标明对文本内容有所校正，也算校勘成果，但在文本具体校正之处并无标示，我们一般不能断定其校勘的完整和精准程度。如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的一些作品。而其中的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以手稿为底本，用括号显示了校勘的痕迹，自然是明显的校勘成果。一批汇校本也是一种更直观的校勘成果，虽然它们呈现异文的方式不一样。桑逢康的《<女神》汇校本》、王锦厚的《<棠棣之花>汇校本》以每首诗或每幕剧的尾注方式呈现校勘异文。龚明德的《<死水微澜>汇校本》、胥智芬的《<围城>汇校本》等以每页脚注的方式展示校勘异文。金宏宇、曹青山的《<边城>汇校本》则以每页左边呈现底本文字，右边以平行注的方式呈现校勘异文，左右对观，既适合于一般阅读又适合于学术性阅读。以上几种校勘成果都依附于某个底本来发表，实际上使作品出现一种新的版本，可以说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一种善本。而汇校本不仅是一种善本，而且也是一部作品的统合文本，即把一部作品在不同时间的文本统合于同一空间之中。
可以是校勘专述。指不录原书全文，只记录校勘所得，单独成书、成文的成果类型，也称为单行式校勘记。这在古典文献校勘中比较普遍，但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尚不多见。国内的校勘专书的仅见张桂兴《<老舍全集>补正》（上编部分），它是关于《老舍全集》第13卷至19卷的校勘，只将全集文与原刊文相异处摘抄、并置、罗列，亦用一些“按语”说明原委、疑误等。该书校出了全集的许多错误，如《希望》一诗共36句，全集竟错误8处。《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一文在全集中错误高达70处。因此，这是一部对《老舍全集》的复原性校勘极具参考价值的成果。当然，有些异文是作者自己修改的结果，如《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在收入《福星集》时作者自己作了修改，全集沿用这些修改，这又成了一种汇异性校勘。这种校勘专书，在日本还有城谷武男的《沈从文<边城>校勘》。该书虽录有《边城》原文，但把原文切成一段段，在每段后将多种版本的异文汇校，并标明删除、改、添加等修改类别。分段后按数字顺序排列，实际是把原文当校勘材料处理，所以，从总体上看，应算一本非常精细的校勘专书。还有一类是校勘专文，如唐弢的《关于<鲁迅全集>（1938年版）的校对》、朱金顺的《新版<鲁迅全集>校勘三题》、龚明德的《鲁迅<野草>文本勘订四例》等。这些论文不可能像校勘专书一样完整呈现校勘情况，多以札记的形式、选例的写法更灵动地去谈论校勘的经验、技术等。无论是校勘专书，还是校勘专文，都是单独的或单纯的校勘叙述。
也有一种复合校读记。它不是纯粹的校勘论著。它以校勘为根基，既与原书、原文复合，也与其他一些史料批判方法复合，甚至与文本学、阐释学等文学研究方法复合。它可以说是用朴学方法与文学理论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现代文学研究新方法，把校勘的价值充分生发、转化或拓深的一种学术成果类型。这种研究已逸出校勘范畴，故只能称为复合校读记。它亦处于尝试之中，故我们所能见到的论著尚少。可以解志熙的《考文叙事录》为例。该书的副标题标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著者从文献史料批判方法向前推进一步，发展出他所谓的“批评性的校读法”。该书辑录沈从文、林庚、吴兴华、汪曾祺等作家的佚文。因佚文常无其他版本可以对校，故多以本校与他校、理校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复原性校勘，然后以脚注的方式呈现。对文中的外文、外典、方言、今典等也进行简要的注释。更另写出“校读札记”：叙述辑佚和校勘的过程，考辨佚文的真伪，分析文本的意义，探讨作家文风的流变等等，不一而足。著者有意识地“将文献学的‘校注法’引申为批评性的‘校读法’——一种广泛而又细致地运用文献语言材料进行比较参证来解读文本的批评方法或辨析问题的研究方法。”实际上，该书成了有原文可依附的“校注”与批评性的“札记”相复合的著述形式。“校注”部分对佚文进行了认真的校勘，“札记”部分也偶有校勘记，还有考证文字，更侧重对作家作品的批评。这种复合型的校读记，既属于文献史料批判，更进入了文学批评的视域。其实，现代文学研究中还有一种普通的校读记，如孙用的《<鲁迅全集>校读记》、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等。这些成果本来也可以归入校勘成果类型，但由于它们更突出的是版本比较，故把它们列于版本研究著述类型，在此不赘。
序跋与凡例也是校勘成果。上述几类校勘成果如果以书的形式出来时大多都会有序跋和凡例，它们也是一种校勘成果，或与校勘成果关系密切的文字。序跋在文学作品中可算作副文本或杂文学。在校勘成果中可能就是校勘记。如章海宁校勘的《呼兰河传》前就有“校订记”。当然更多的时候它可能涉及作者、书的主题等广泛的内容，但既然是校勘成果的序跋，必然会涉及版本和校勘问题。精校本、汇校本、校勘专书等的序跋会叙述作品版本的变迁，底本的选择、修改、校勘等，如《<棠棣之花>汇校本》、《<老舍全集>补正》等序跋都有这样的内容。复合校读记的序跋中一样会涉及这些内容并且可能在校勘方法、研究方法上作更详细的总结。如《考文叙事录》的第一篇文章（相当于全书的序）《老方法与新问题》。凡例则是校勘成果的体例说明，有的直接冠以“说明”字样，是校勘中的具体细则，包括底本的确定、出校的原则、校勘符号的使用、字体的规定等。有些校勘成果前面的“说明”文字往往是序和凡例的融合。
最后还必须提及校勘学著述。到1931年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的问世，古典校勘学的理论体系已初步建立，此后开始出现众多校勘学著作。现代文学虽较早就有校勘实践，但至今并未形成校勘学，当然更无这方面的专著。对其校勘理论的研究只被纳入现代文学史料学或文献学之中。最早是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设“校勘”专章，其后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对“校勘”问题略有提及，徐鹏绪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设有“校勘”专章。其他一些校勘成果中也有涉及校勘学问题的，如解志熙的《老方法与新问题》等，这些成果都为现代文学校勘学的理论建构打下了基础。
所有这些成果无疑都有益于校勘这种学术传统和学术方法的承续与创新，也有益于从校勘学视域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是，也应该对它们进行批判性审视。首先我们应注意到，由于校勘知识学的缺席，现代文学的一些校勘成果在校勘规范、核心问题及具体技术等方面都可能存在顾此失彼之弊。如汇校本应搜全一部作品的原文本和所有变本，但现有的现代文学汇校本就有遗漏现象，《<女神>汇校本》遗漏了诗作的初刊本等，《<棠棣之花>汇校本》没有汇校其成为全本以后的几个变本，《<边城>汇校本》也漏掉了花城出版社所出《沈从文文集》中所收的《边城》。又如，有些成果对非实质性异文关注不够，《<老舍全集>补正》一书说：“对于文字及标点使用上的一些时代隔膜，除了个别地方顺便指出之外，一般也不计算在本次校读范围之内。”其他如底本选择的不当、校勘时径改不注等现象也都存在。这些都说明了现代文学校勘实践有不规范之处。而已有的一些校勘学理论也不能很好地指导现代文学的校勘实践。因为它们在对古典校勘学理论的吸收，对现代文学校勘特点的把握方面亦有欠缺，所以关于规律的总结、理论的升华等都远远不够。其次，由于知识学的“越界”，一些校勘成果也有向其他学科扩张之嫌。如有些本属于辨伪学的问题却当作校勘学的问题来讨论。至于《<女神>校勘记略》一文中把“校勘”最终都归结到“修改”问题，认为《女神》“就修改的总体而论，成功是主要的，疏失为数甚少。”这无疑又在“越界”中把校勘的意义和价值大大窄化了。总之，对现代文学的校勘成果必须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也只有在批判之中才能更好地完成校勘学的学术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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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3期
作者简介：
金宏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出版著作《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文本与版本的叠合》、《朴学方法与民国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十论》等。已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系列学术论文，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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