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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论研究” 是新辟的栏目，其中的三篇论文都在老题目上写出了新意。李雪莲的论文重新考释了 “人的文学” 和 “贵族的文学” 观的希腊文化渊源，这种运用语源追踪来考释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渊源的学术思路，细致深入、很有说服力。付立松的论文仔细追溯了胡先骕与胡适的论争过程及其分歧所在，强调 “胡先骕与胡适理解的文艺复兴存在分歧，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理念，进而走上不同的文化路径。胡先骕这一脉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与胡适、陈独秀这一脉衍生出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都是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这认识无疑更为公允。2018年将迎来朱自清先生的一百二十年诞辰, 本刊特发刘佳慧关于朱自清的诗歌批评与瑞恰慈语义学关系的论文以为纪念。 刘文细致分析了朱自清对瑞恰慈语义学的接受和转变过程，及其吸纳中国古典文论和文献学传统、成功解读新旧诗歌的批评实践，朱先生的批评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作家与作品” 栏颇有可观。邹佳良的文章对一个老课题做出了言之有据的新阐释，有力地证明郭沫若的名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乃是当年国民党左派声势浩大的 “恢复党权运动” 的构成部分。刘盼佳与李广益的文章，细致地梳理分析了胡也频与丁玲早期创作的互动互文关系，的确别有所见而且写得细腻体贴。高静的文章重新检讨了《死水微澜》的创作本末，指出在李劼人 “偶然得之” 的这部名作背后，其实有他自觉的社会史意识，并据此对作品进行了具体的社会史分析，给人切当之感。
“文学史研究” 栏的三篇文章，都是关于当代文学现象与文坛资讯的专论。李洪华的文章深入分析了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对大学叙事小说的冲击及二者之间的妥协，选题和阐述颇有新意；同样别具眼光的是段晓琳的文章，该文对红色叙事中酷刑的叙事功能之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徐洪军的文章则对八十年代涌现的作家回忆录进行了分类分析，提醒学界注意其潜在的学术意义。这几篇专题研究有助于拓宽学术视野，足资学界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本期的 “文献史料研究” 分量较重。易彬的文章在汇校的基础上考察了穆旦晚年诗歌的写作时间和文本差异以及整理者的相关意图，进而揭示出它们的复杂交集对穆旦晚年诗作意义的影响，令人印象深刻。黄艺红的文章考论了北上而后南下的 “文学” 系列刊物，既秉持潜在的 “左翼—准左翼” 的立场而又采取开放包容的姿态，注意加强与非左翼文学的沟通合作，持续推进三十年代文坛生态的逐步好转。这是现代文学生态研究的一个可喜收获。雷超的文章从佚文考证入手，确证了茅盾参与《妇女杂志》革新的事实，这对茅盾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刘梦苇研究” 专栏其实也属于 “文献史料研究” ，其中包括编者去年为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 所写的示例短文和研究生们的三篇课程作业，诸位同学的新发现使刘梦苇的文学遗产更为丰富，在此一并刊出，以便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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