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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篇目比较多，内容也较为丰富。作者既有新面孔也有老面孔。内容既论及了一些比较前沿的话题，也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给予了解析，提出来一些新的见解。
年轻作者里侯敏的《中国左翼文学对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接受之考辨》以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切入点，考察了中国左翼文学在接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过程中的驳杂性。杨姿的《二十年代“革命文学”语境中的托洛茨基》围绕着二十年代中国“革命文学”对托洛茨基的接受和批判，对中国“革命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辨析。杨汤琛的《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研究的逻辑基点》从行旅、西方、想象三个面向立体地展示了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研究的逻辑基点。张悦的《艾芜与他的三部“南行记”》通过比较艾芜三部“南行记”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从整体上把握了艾芜创作思想的流变与脉络，这几篇文章各有角度，话题都很新鲜，谈出来自己的新意。
几位成熟的学者展示了自己扎实的功底，张洁宇的《论早期中国新诗的本土化探索及其启示》针对中国新诗研究长期存在“薄古厚西”倾向，通过“解放脚”、“高跟鞋”和“相体裁衣”几个概念，拉出了中国新诗由“新”到“诗”的发展线索。秦林芳的《三十年代左翼青年作家与“五四”文学传统》认为艾芜、丁玲、吴组缃、叶紫这一批左联培养的青年作家，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与“五四”文学传统保持了联系。王卫平的《曹禺写不出“第六部名剧”原因再探》认为曹禺创作枯竭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外部环境，而更在于曹禺自己对生活感知能力的枯竭和谨慎的性格。施军的《茅盾的象征诗学与创作实践》则站在较高的理论层面，结合茅盾的批评与创作对茅盾与象征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几篇文章都是针对学界长期以来在研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拨正和补充，无论是立论还是分析的过程，都很见功力。
此外，各栏目中都有一些值得一读的好文章，就不一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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