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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诗歌研究”栏李章斌的文章从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来重探新诗韵律的种种结构与现象，指出了胡适的节奏理论的意义并补正其不足，进而提出了自己的“非格律韵律”观，有助于新诗的韵律探索与实践从构建种种均齐的“新格律体”的狭路上摆脱出来，投入到更宽阔、自由的“韵律”之路。这确是有见之言，对新诗的韵律建设很有启发性。此外，左怀建对艾青早期诗歌中的巴黎书写之探究，苗珍虎联系吴奔星的诗论来分析其《小雅》时期诗作的含蓄美，也都各有所见，值得参考。
“文献史料研究”栏颇为扎实。金宏宇的文章系统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校勘研究的成绩，并在校勘方法及述学方式等方面做出了初步的归纳，足资学界参考。“知白”的《回忆闻一多》是一篇被淹没整整七十年的重要文献，龚明德精确考证出它出自朱自清之手，进而揭示了此文透露了朱自清对闻一多政治活动的真实态度，很是耐人寻味。邓小红贡献出在徐玉诺作品辑佚上的新收获，并分析了这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及其文学的与学术的意义。宫立仔细梳理了唐弢“书话”的版本变迁，使我们对“晦庵书话”的学术价值有了新的认识。马正锋的文章依据原始文献，对长期被忽视的南方学院诗人群的诗路历程进行了探源式的梳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吴心海对象征派诗人侯汝华生平之考证，澄清了一些疑点，颇为扎实。
“鲁迅研究”栏的三篇文章都一秉实事求是之旨，从具体中求深入，文风朴实可嘉。孟庆澍的文章通过对周氏兄弟早年著述的比勘分析，指出那时兄弟二人的读书写作有分工有协作、从而构成了一个“阅读／写作”共同体而认识此时二人之“合”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二人日后之“分”。这的确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和很有意味的提醒。张勇的文章确证鲁迅《儗播布美术意见书》的材源来自于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却表达了不同于太田善男的“美术”观，认为鲁迅的“美术”观念是与他的“实利”批判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力君的文章从鲁迅赠送镰仓圆觉寺的两棵树说起，进而讨论了在三十年代国难日亟的情况下，鲁迅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所受之压抑及鲁迅坚守民族立场之分寸，也是很有意义的观察。
本期“作家与作品”栏也颇有可观。如何叙述革命、如何在文学中建构起叙述革命暴力的有效方式，的确是革命文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翟猛的文章以阳翰笙作品为例，指出作者努力以革命之名赋予暴力合法性，但文本的诸多细节却于无意间透露出多重社会力量在不断地排斥、侵蚀着革命，从而导致革命内涵趋于模糊，革命文学对革命的叙述也面临诸多困境。文章点出了革命文学发展中的这个难题，很有启发意义。邹华对王林长篇小说《腹地》被批判的厄运之反思，也颇有历史的理论的深度。与笼统的赞扬不同，周子玉的文章揭示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其实是他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塑造出的汉文化之反衬，即乌托邦的苗族文化形象，而乌托邦的苗族文化背后则隐含着西方文化他者的本质。这也是发人深省的观察。梁盼盼对《玫瑰门》的重读侧重于“革命”与“身体”的纠缠与矛盾，思考颇有深度。龚浩敏对打工诗人的代表作家郑小琼的分析，龙永干对王跃文官场小说的把握以及姬志海对格非《江南三部曲》的“乌托邦”反思都各有特色，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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