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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同彬，1981年3月2日生于河北沧州。文学博士，目前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讲师，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评论编辑部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化文学思潮、当代诗歌。近五年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山花》、《粤海风》、《钟山》等刊物及《文艺报》、《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南方日报》等报纸发表论文及各类批评文字60余篇。个人批评集《招魂与驱鬼的仪式》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批评观： 以鲜明的“敌意”抵御世故 对于一个青年批评者而言，或者更进一步，对于一个活在这样复杂而又衰微的大时代的个体而言，最让我痛苦的就是那无处不在、无始无终的世故习性的蔓延。这种世故也许就是100多年前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未来的小人”，那时候的欧洲思想者认为西方的堕落就是有朝一日变成拥有“混合平庸”或“庸俗习气”的中国人，这种带有明显文化偏见的“黄色危险”论不幸被部分地言中了。 世故是中庸之道的一种畸变，显现着人们在当前的大时代的政治怯懦和世俗虚荣，或者说，物质的力量在空前地压制着昂扬向上的精神向度；文化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形成的不是一个对共同体的前途有责任感和实践勇气的群体，而是一群精致的知识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一团和气、饱含功利的世故让文化变得浑浊，让一切是非失去泾渭分明的界限，让一切抗拒变得可疑，甚至可笑。如果文学和文学批评有什么必须要克服的障碍的话，在我看来，这个最初的障碍就是世故。 文学批评的世故性触目惊心，一方面是政治性世故：红包批评、圈子批评、广告式批评、颂歌式批评，也包括批评家在文学场及文化权力的“交际”中所表现的世故姿态；另一方面是知识性世故：批评的理论化、历史化、学院化，它使得文学批评成为一种由晦涩而暧昧的行业术语形成的职业秘闻。 我甘愿冒着泛政治化的风险，以尽量多的“指名道姓”、“明火执仗”的批评的敌意来抵御无所不在的世故。这当然很难，读了鲁迅的《世故三昧》就更觉得难，也许最难之处就是首先剔除自身及相应的批评实践的世故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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