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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文库”管见
柏杨先生走了，他把一个“柏杨文库”留在了北京，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像其他作家文库一样，作为一个文物编目单位的“柏杨文库”，将柏杨先生捐赠的1742件文献文物尽收囊中，以字画、手稿、书刊、实物、资料、音像六类分别入库珍藏。笔者有幸亲历了整理入藏的全部过程，故对“柏杨文库”有所了解。管窥蠡测，写在这里，以寄托对柏杨先生的深切悼念。
《柏杨版·资治通鉴》校稿 《柏杨版·资治通鉴》校稿，是“柏杨文库·手稿类”藏品之一。八开本，竖排版，有618-621年卷、745-756年卷、764-780年卷、781-783年卷、785-799年卷、800-815年卷、816-826年卷，每卷一函，凡七函，卷后皆附“通鉴广场”一份。打开其中任何一函，满眼所见皆为密密麻麻的修改手迹，铅印原文反退居其次。作者使用红、黄、绿、蓝多种彩笔，调动挖补、剪贴、涂抹、勾划诸般手段，大开杀戒大动干戈，把一个个页面都搞成了五彩斑斓的大花脸。怕编辑看不清楚，柏杨先生有时会特意在需要添改之处再加上一个祈使句：“拜托，拜托，千万注意增入！”语气中淌溢着歉意与感激。 作为一种珍贵的历史遗存，手稿记录了作家的劳动成果，也记录了该劳动成果的形成过程。正因为如此，《柏杨版·资治通鉴》校稿上的斑斑手迹，既展示了柏杨先生劳动成果的辉煌，也诉说了其生产过程的艰辛。巨著问世之后，曾有一香港读者致信作者，认为《资治通鉴》“毕竟那是先贤的作品”，把“阁下之名字”“与司马光并列”有“不伦不类”之嫌。见仁见智，此说无可厚非，但假如该读者能一睹校稿芳容，则保不准他会修订自己的看法，因为透过校稿，他将明了从司马光到柏杨，《资治通鉴》走过的路途有多么艰难多么远。 1994年6月4日，柏杨先生应陈静芬女士之请，写了如下一段文字：“中国的历史最久，中国的历史书册最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最懵懂！试问有几个人能对郑成功开台故事娓娓道来？往事一片空白，遂使我们成为一个没有根的族群！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为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的刻版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如今，陈舜臣先生，这位文化界巨手，担起这项重担，他一系列的历史故事，使斑斑史迹变成生龙活虎！” 真诚地赞许他人，却不经意间“暴露”了自己——以《柏杨版·资治通鉴》为代表的一系列历史著作，不也正是要“使班班史迹变成生龙活虎”吗？台湾立法委员费希平先生说得好：“读中国历史，较为困难的是官名与地名的变迁，其次是前后故事的关连（联）。吾兄之通鉴在这方面都有极清楚的交代……”另一位香港读者牛德友则说：“先生写的书笔调轻松，颇适合一些想读史书却又没有什么历史根底的青年人读。另外，先生的这本书（中国人史纲）也好像一套故事书，由先生从远古一直说到晚清，内容化繁为简，令人看了不觉得艰辛难读；所以，本人觉得如果想初步认识我国的历史，先生的这本书就很适合了。”
狱中家书 “柏杨文库·手稿类”藏品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柏杨先生致家人并亲朋好友的数千封信件，其中有138封，都是他在狱中写给爱女佳佳的，因高墙阻隔而弥足珍贵。 入狱后的前七个月里，柏杨先生每个星期都要给女儿写一封信，专讲小白兔的故事。写到第28封时，狱方开始限制写信的频率和字数，但他仍然坚持每个星期写下去，不能寄出就存在身边，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亲手交到孩子手里。身陷囹圄，呼儿不应，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方法，谈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略尽一个为父者之责任。他说：“凡爸爸做不到的事，绝不板起面孔训诫吾儿去做，凡要吾儿做的，都是爸爸做得到的。” 他教女儿“要学习了解别人，为别人多想一想”。“不要因一个人伤害了我们的心，就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坏的，尤其不可以‘一杆子打落一船人’。”他教女儿不要用“势力”眼光看人，要像古书上说的那样“不逆诈”，就是“决不先疑心对方是心怀欺骗的”。他教女儿宽容：“即令吃了某甲某乙的亏，但对某丙某丁以及其他人，仍然推诚以待。”“对那些掉头而去之人不必怀怨，对仍留下来看顾我们父女的人，要永铭心头。”当女儿为了小小的自尊不肯求朋友帮忙时，他告诉她：“求人帮助，并不丢人，问题只在我们要求帮助的事，是不是正当，而我们有没有将来一定报答之心。二者俱全，求人何伤？二者缺一，或二者俱无，那才是贱事，永不能做。”当女儿因为成绩优秀受到赞扬时，他告诫她：“骄傲的惟一结果是失败，你要虚心再虚心，凡事都要谦卑。”他给女儿讲“爱”与“义”的区别：“爱是在‘需要’、‘快乐’的基础上产生的，一旦觉得不需要、不快乐，爱就没有了。‘义’不是这个样子。虽然不再快乐、不再需要，仍不离弃。”他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爱”，是一种“高贵的情操”。他给女儿讲人生与世道：“人世千变万化，看起来难以应付，但实际上只要基础不斜，纵有灾患也必有成……一个人迟早都要承担看起来承担不住的忧患，这就是人生……现实是无情的，我们必需面对。非大智慧、大勇气的人，不能在夹道内转回驰马……” 1975年夏天，女儿初中毕业升高中，联考在即，柏杨先生坐卧不宁，写信谆谆嘱咐：“记住带准考证，最好把准考证、身份证、钢笔、铅笔、三角板、削铅笔刀、圆规、绿油精等装在口袋中，用一根丝带像项练一样挂在脖子上。考试那天，要早早就去（前一天就需先去看清考场），千万考生同时前往，临时可能找不到计程车。小心吃坏肚子，渴了喝汽水，不要吃冰棒、冰淇淋。题目发下来时要耐心而仔细的看清楚了再做，做完后要再耐心而仔细的看一遍，不要抢着缴卷。爸爸不能陪你去应考，但爸爸的心细绕在吾儿身上……”半个多月后，得到女儿的成绩报告，他才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认为这是“入狱以来唯一最高兴的事”。“从前看到别人喋喋不休谈儿女考试如何如何好，丑态可哂。现在爸爸也露了不少丑态，忍不住夸耀……” 家书是私产，是不许外人擅入的心灵后花园。笔者不小心走进去了，却有幸看到了别一样风景——高洁冷峻的思想家，却原来也这样的舐犊情深这样的无微不至这样的琐琐屑屑这样的婆婆妈妈。“可怜天下父母心”，柏杨先生也不能例外——侠骨柔情，感人至深啊！
两类日记 “柏杨文库·手稿类”藏品中，另有日记12册，分别写于1960、1970、1971、1979、1980、1981、1982、1983、1986、1987、1994、2000、2001、2002、2003、2004、2005年的某一段时间里，多则记半年，少则记旬月。由于形成时间跨度漫长，十几册日记各自以独特的“面目”见证着各自的那一段历史，因而在开本、纸张、装订、墨色等形式方面都呈现出绝对的多样性，似乎彼此之间互不搭界。然而，迥然不同的记叙内容和语言风格，却把它们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类——一为学者日记，一为作家日记，试各举一例如下：
五九·一一·二·星期一 夜，听窗外淅沥雨声，天日寒，一件毛衣尚感到冷。 抄帝纪。宋十八任帝孝恭帝赵显，童稚时随母降元，及长出家为僧，老死甘州山 寺。二十任帝赵（日丙），（厂圭）山兵败，丞相陆秀夫负之投海，溺死，国亡。 札记。宋朝无暴君。只赵佶昏恣，赵构愚劣，其他皆中人以上。赵显方在襁褓，即陷亡国之痛，穷老投荒，古寺一灯，念及祖母、亲母及临安繁华，此情何堪。赵（日丙）年九岁，小学三年级孩童，而竟强之投海，窃不以陆文夫为是，然便活下去又如何？或为元轲之于市，或如其兄赵显转入流沙，反正结以悲剧。 此乃“学者日记”，为狱中所写。高墙之下，斗室之中，本无可记却偏要“硬记”的结果，便是催生了这种与呆板生活迟滞岁月成龙配套的“三段论”日记模式：一段说生活，二段“抄帝纪”，三段写札记。而三段之中，又以第一段文字最为俭省，如“斗室，斗室”、“斗室，孤灯，囚禁”、“又是一日，辗转于床铺与盆桌之间”、“囚室如斗，日夜辗转，二人相对，无事可记。而思绪万千，无从纪起”等等。惟其如此，才有更多的工夫下在了“抄帝纪”和写“札记”上。“抄”是笔读，“记”是创作，一日日的积累起来，方有《柏杨版·资治通鉴》等煌煌巨著问世。正如香港桂冠诗人蓝海文所戏言：“那年被抬去离岛未烧成灰，却烧成一只雄鸡，昂首回来……一挥手，闯进历史，扫起千古尘埃，调弄出一齣齣风云际会。”
如果说这种“学者笔记”文静儒雅古色古香，那么“作家笔记”的特点则是灵动鲜活有声有色。请看： 1981、11、8 雨 搬家，花园新城，揽翠大厦六楼十一号。电梯仍未能用，由工地工人代搬上去，付一千元烟酒钱……三十年来，一直住新房子。大（直春）舍是初建，敦化南路光武新村，我是第二三家搬入。由调查局狱转移军法处看守所，也是落成数日，水管尚未接通。及送火烧岛，更是全新，油漆未干。出狱后住前居，也是在泥泞中搬家，至轮陷泥中，动弹不得。而今再搬，无电梯，无电话，无220瓦电，连洗澡热水都无。只对面磨先生家搬来，加上七楼及五楼各一美国人，我们是第四家…… 隔窗远眺，台北全收眼底。万家灯火，夜景如画。我说：“这里跟旅馆一样。”香华笑说：“旅馆都是以宾至如归为号召的，把家形容成旅馆还是第一次听见！”我的意思是指景色之美，和内部的温暖安适。这应是最后一次搬家了，当终老于此。然忆及一九六六年初搬到敦化南路光武新村时，当时而言，尚是高级公寓，初夜曾凭后栏远眺，一片空旷，也兴今晚之感。不料只两年便全破碎。人生何由自己作主耶。
关于日记，柏杨先生是这样看的：“一则它可使你的生命充实，使你回顾时可以看到历历的台阶。二则它可训练你运用文字的能力，和抓住要领的思考力。”“日记的目的是用它为自己的脚步留下痕迹，并且锻炼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观察能力，不要把它看的那么浪漫神秘。”以言观行以行证言，柏杨先生的“两类”日记均“不辱使命”，故皆有研究的大价值在。
创作资料 “柏杨文库·资料类”藏品，包括读者致柏杨信、柏杨复读者信（复印件）、写作资料剪报与摘记等。两类信件因量太大而难计数，故以年为单位入函，居然有125函之多。写作资料剪报是先以内容分类别装订成册，再置于五颜六色的硬塑皮文件夹内。其队伍也堪称庞大，95公分宽的铁质密集书架，竟排列了满满8层还多。 浩如烟海的读者信件，内容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对柏杨先生其人其文，赞誉者众，但也偶有别一种声音夹杂其间。柏杨先生认定批评没有善恶，只有是非，他以真诚的包容之心接纳着所有的意见，因而又以真诚的尊重收拾起所有的信函。从1956年开始，他背负着它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颠沛流离却始终依依不舍，甚至在十年铁窗生涯、连性命都曾朝不虑夕的境况下，珍藏多年的读者来信却始终安然无恙，这个事实，的确令人不胜感慨。同样让人感慨系之的还有柏杨先生致读者的回信，同样是浩无烟海的数量，同样是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内容，同样是一视同仁的公正对待，同样是靠了“包容”、“尊重”、“真诚”等品质的支撑，才多少年如一日地坚守到如今！ 写作资料剪报与摘记又称“杂札”，共457类，各类均有其名，“屁、梦、讳、性、寿、赌、钱、债、利、抵毁、奋斗、天才、科举、民歌、神鬼妖怪、习惯风俗、煤矿灾变、生死坟墓、体罚、恶补、精神病、教科书、姓名、称谓、风水、祥瑞、文人、烈女、婆媳、翁婿、妒妇、宫女、学术道德、忠勇侠义、思考方式、高速公路、礼节、军法、历法、面子、劳工问题、文人怪癖、书法、音乐、学校、乡愿、国民道德、气量风度、规劝讽刺、做人处世、残忍凶暴、恐怖组织、计程车、教师节、电动玩具、行政责任、自尊、水库、人口、节育、真诚、虚伪、冒险、决斗、忤逆、孝道、骗术奇谭、经济犯罪、端午、清明、广告、宣言、选举、春宫、奸佞、孔孟、儒术、诸子、八仙、红楼梦、窦娥冤、押汇骗案、恶性倒闭、呆账、竞争、指纹、联语、侵占、遗忘、未来学、同性恋、海关、代沟、贞操、治安、共产党、著作权、袁世凯、苏东坡、宗教、饮食、林语堂、余光中、绿卡、瘟官”等等，应有尽有，无所不有。 “杂札”内容以剪报为主，辅以读书摘记以及即兴而发的点滴思考。如“宫廷·帝王后妃”一“札”，剪报有《王昭君自动出塞》、《杨玉环是广西人》、《西施生死之谜》、《流亡皇帝话建文》、《玄武门喋血之变》、《武则天之才识》等几十篇；读书摘记则有《坚瓠补集·宋元仁帝盛德》等数则。个别剪报上还有红水笔划出的重点符号，而最小的一则剪报，竟是横竖都不过3厘米的小小漫画一张！柏杨先生之谦恭而好学，其学之广博而严谨，由此可见一斑。广搜博采，兼收并蓄，积土成山兴风雨，积水成渊养蛟龙，柏杨先生能有名杨四海享誉五洲之今日，正如他训诫女儿的那样，“凡事都靠自己辛辛苦苦的努力，从无一个例外”。 珍贵“特藏” “特藏”者，具有特别内容特殊意义的藏品也。例如柏杨先生在绿岛穿过的囚衣囚裤盖过的毛毯、他自行设计的结婚证书和人权电影展签名轴等。诸如此类者很多，都因其内涵独具而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 2006年岁尾，当柏杨先生捐赠的57箱文献文物从台湾运抵北京时，海量的信函散装了几大纸箱，其中有数十封先行捆在一起并特加白纸一张，纸上有钢笔写“重要信件”字样，打开后见是蔡天心、费希平、黄霑、龙应台、倪匡、宋楚瑜、宋大中、王聿均、王荣文、余光中等台湾各界著名人士的手书。这些信中或谈文学，或谈历史，或谈立法，或谈《资治通鉴》，或谈“丑陋的中国人”。其中还有一封出自马英九先生之手，内容是感谢柏杨先生“五月九日托周碧瑟教授转来的大函”使他“获得许多精神上的支持”，同时自谦对信中的“鼓励与谬许实在愧不敢当”。此信之后附有柏杨先生的原信，文字极其简练而精彩：“英九先生：人生多变，有高岭，有谷底，但品格不变。历史上只有孤峰常青，何况民主时代？向你献上无比的敬意！ 柏杨 1997、5、9” 与上述信件可相媲美的，应属一套与“郭衣洞叛乱案”相关的系列文件，包括案件调查报告、起诉书、答辩书、裁定书、判决书以及奉准携带文稿出狱批文等等。数量虽不很大，但内容却繁杂丰富不可多得。质询阶段，人虽遭囚禁，心却很乐观，柏杨先生相信自己正大光明，无“罪”可判。然而，一份法庭证言，遂让他“对人性感到绝望”，“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竟都卑鄙到这种程度，实在无法想象。加上难友们的所见所闻，眼前更是日增黑云。”或许正是这种痛切的感受孕育了一个宏大的命题，他开始挑战根深蒂固的“酱缸”文化。一边思想，一边行动，他用高贵的真诚维护着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当律师告诉他答辩书上“有些话不必写”时，他回答说：“我是一个过感情生活的人，心中有话，忍不住要形诸笔墨。我的想法对不对看法对不对，自有事实证明……我写的固是沉重的感情，也是淋漓的事实，没有一点儿假。只要被人找出一点假，我就不值半文钱了。多少因为这个缘故，我写答辩书也好，申请书也好，私函也好，都怀着一种写遗嘱的悲凉，就是对我的官司有什么不利，也顾不得了。” 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下，柏杨先生也没有停止他的思考。听到邻牢房有人唱京戏，曲调苍凉悲怆，他马上联想到：“京戏是我国国剧，在全部国剧本中，几乎有三分之一以上，如四进士、六月雪、玉堂春、法门寺、奇冤报、南天门、黄金台，无一不是血泪横流的悲惨冤狱……民间故事像京戏里，总是百般的推崇包公……可看出国人期望的是什么，敬慕的是什么，以及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中缺少的是什么……” 读着这些文件，不觉想起古代那些“先忧后乐”的志士仁人，他们“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而，进了牢房还“忧”什么呢？前贤未能回答。看来对于这个问题的践行，柏杨先生是比他们先走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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