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8日,新一届客座研究员们推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门。卢桢、裴亮、余夏云、朱婧、龚自强、林云柯、臧晴、唐诗人、姜肖、赵天成共十人受邀获聘为第十一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从2011年至今,已经共有110位学者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这一学术计划。最早的青年批评家已经成长为学界的中坚力量,后来人也不断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一群曾经备受瞩目的人不负众望,形成了一支富有活力的队伍。而今,这个充满责任感、创造性与热情的接力棒正交接到新一届的手上。
本届客座研究员中,有人与文学馆的缘分起始于十余年前的学生时代,也有人从未迈进过这座文学殿堂,他们说——
能在文学馆开启这样一段新的旅程,似乎是接受了一份命运的礼物与时间的鞭策。
文本本身的审美和思想能量,是吸引我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主要原因。
良好的“文学/文化”生态应该是充满流动性的,也要跨界互渗,形成激活新鲜经验的最大可能。
若说有“新”的想法,那应该是在学术伙伴们的鼓励和启发下,打破思维边界,敞开文本界限,更新学术写作文体。
总之,让故事再发生吧。
中国作家网:祝贺您入选第十一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收到入选消息时,是什么心情?在此之前,您与文学馆有哪些故事?
卢桢:收到入选消息时,自己既兴奋又激动,夙愿得以实现,对我是很大的鼓励。读硕士时,我第一次到文学馆参观,那些闪耀着光华的名字不断撩拨心弦,令我震撼不已。尤其是亲眼看到经典作家的手稿时,一种被文学力量贯穿的感觉至今难忘。这些年,我也走过世界上很多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家,一个精神的原点。
裴亮:能够入选我感到既荣幸又惶恐,我愿将这个新的身份视为一份荣誉和鼓励,与其他师友同仁一起开启一段以文会友、切磋交流的新旅程。
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年前,当时还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读本科大二。为了配合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学习,时任班长的我组织班级同学们前往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开展团日活动。在那里,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文学史中提到的作家们的手稿和文物,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历史的厚重。而亲手触摸到展馆大门上用巴金先生的青铜手模做成的门把手、与巴老亲密“握手”时的穿越感,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次参观也潜移默化中激发了我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趣。而在日留学期间,我所研究的对象之一是以私立岭南大学的文学青年为中心发起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限于时代的久远与资料的有限,当时为了确认学生会员的身份我曾多次前往广州图书馆查阅资料而无果。后来,最终还是借助文学馆所藏中国近代杰出文理大师顾毓琇先生所捐赠的1924年印刷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录》,才得以厘清了广州分会的人员构成,解决了研究中的一个“小谜团”。
余夏云:谢谢!能够入选第十一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我倍感荣幸!对于一个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而言,我觉得这是人生的高光时刻。收到入选消息的时候,我既激动,又感动。激动在于我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到全新的平台里来学习、交流,感动则是因为我过去的工作,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可,觉得十分欣慰。我过去从未来过文学馆,可似乎冥冥中又自有丝线牵连。我在成都工作,而文学馆的创设者巴老也从成都来。我最近热衷文学史的研究,而文学馆的旧址万寿寺,是一个关键的源头,真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朱婧:很感激。前面十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助推形成了中国当代优秀青年批评家群体,期待和同时代青年批评家交流。此前,我和文学馆接触不多,只是偶尔参加文学活动的时候,到过文学馆。
龚自强:收到入选消息时,我是十分激动的,自我感觉这件事会给我巨大的鼓舞。尤其考虑到我目前的研究状态相对低迷,入选客座研究员无疑将极大提振我的信心。在此之前,我早已知道文学馆有客座研究员机制,知道这是一项面向全国研究者的很高的荣誉,实话说没想过它能真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而我跟文学馆最亲密的接触,应该是到文学馆室外篮球场打球。
林云柯:首先,非常感谢能够让我入选。其次,实话实说,从被推荐到入选,我的心情只能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懵”。我是在参加一个青年批评家论坛的路上收到黄平老师的信息,说要推荐我作为候选,我当时就问他,我并不是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也有这个资格么?黄老师说无妨,并没有这个专业上的限制。接到入选通知的时候,我也还是向组织者表达了我的这个疑惑,也被告知并没有学科边界的限制。所以现在综合起来说,我的心情是愉悦和感激。之所以用“愉悦”而不是“激动”或者“兴奋”,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把这项殊荣当作一个纯粹满足自己的个人荣誉,我真正享受的是这些师长向我传达的这种开放的氛围。我觉得我只是作为一个幸运儿,来代替很多珍视自己研究兴趣的广阔度、想要突破一些束缚的青年研究者和写作者来体验这个氛围。
所以第二个问题也允许我实话实说,因为我本人并不出身于现当代文学这个专业,所以很遗憾的是,我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没有直接的故事。但是,我的成长过程中还是有很多故事间接地与之相关。在最开始选择学术道路的时候,我也曾经在文艺学和现当代文学之间动摇过。我在本科的时候曾经上过施蛰存研究专家赵凌河老师的课,因为我当时实在太喜欢《梅雨之夕》了,所以表达过要进入现当代文学专业继续深造的愿望,也因为当时还有作家梦。只是后来接受了几位老师的鉴定,认为我这个人理性思维浓重,于是去学了文艺学。再后来,因为有一个十多年前认识的老朋友,班宇,我写了一些关于他的评论,通过这个契机认识了相关研究命题的提出者黄平老师,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文学馆。另外,我的一些朋友,罗雅琳、赵坤还有这次同期入选的唐诗人等几位老师,都曾任客座研究员,从他们优秀的研究和写作中,我间接体会到了文学馆的卓越地位。
臧晴:深感荣幸,也备受鼓舞,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殊荣,提醒着我要继续踏实前行。2009年,还在上大学的我第一次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推开那扇著名的青铜大门,终于体会到“握着巴金的手”是什么样的感觉;15年后,能在文学馆开启这样一段新的旅程,似乎是接受了一份命运的礼物与时间的鞭策。
唐诗人:感谢,心情自然是惊喜的。我还没去过现代文学馆,但一直心向往之。2018年12月份,文学馆曾将一部分作家手稿放在广州来展览,我查了一下,展览名叫“回望手写时代——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80年代手稿展广州站”。我去看了展览,看到了巴金先生《随想录》的手稿,也见到了来出席开幕式的李敬泽老师,印象深刻。其他方面,那就是文学馆相关的视频和文字内容了,比如去年的“文学馆之夜”,每期都看了,感觉特别有趣,一直在等第二季呢。
姜肖:收到入选通知的那天上午,我正在学校与同事们一起聊研究所“青年工作坊”新一期的主题和内容。收到通知自然是心生欢喜,一瞬间想起了文学馆里烂漫的樱花和盛开的玉兰。去年3月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朱寨先生学术思想研讨暨纪念文集编纂座谈会。正值春和景明,前辈先生和年轻人们在花树下交谈、合影,是我去年难以忘怀的时刻,一想起来就觉得很温暖。
赵天成:收到消息时感觉荣幸,也感觉有责任做一些事情。说起来,第一次到文学馆,还是初中的一个暑假,二十年前了。那时是来文学馆参观,还带了个本子,把展出的现当代作家名字全都记下来了。我没怎么做过作家梦,但是看到作家们的名字,觉得很亲切。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一些陌生但有趣的姓名,比如马烽、西戎,过目难忘。文学馆最初的馆址,就在我现在工作的中央民族大学旁边的万寿寺,上下班都会路过,也常追想巴金、唐弢等前辈先生创办文学馆的历程和初衷。
中国作家网:您目前在哪里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请大致介绍一下。
卢桢:我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任教,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城市文化与中国新诗的关联性问题,近些年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中国新诗领域,关于城市文学与文化、新时代文学现象,近期也多有关注。
裴亮:我目前就职于武汉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近年来致力于以中国文学的海外“越境”与“译介”的视角,以现当代打通、内外联动、学术与批评贯通的立场来展开对文学史、文学批评以及中日近现代文学交流史的研究。
余夏云:我目前在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工作,主要研究海外汉学,重点关注的是英语世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项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理清上世纪中期开始的“中国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展开的状况,观察其经历的变化,总结其经验,反思其问题,尤其是思考它和国内相关研究的对话可能。这项研究试图提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理念。简单地说就是要把国内和国外的研究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用地理的、文化的或政治的界限把它们隔绝开来。其实在研究中国文学这件事情上,四海一家,大家可以是有志一同的。彼此的目的都是要揭开中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
朱婧:我目前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书,涉及的课程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文体研究和小说创作实践等。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城市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文学为研究对象。另外就是大学文学教育和创意写作实践。我自己平时也写一点小说。
龚自强:我目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工作,主要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体而言则可以说是从事当代文学批评。我选择当代文学这个专业方向,就是想让自己对于当代文学的思考和观察与鲜活的文学现场随时建立某种有机关联,所以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我比较在意的还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尤其是新作。我的个人性情和志趣主要在比较细微的文本阐释。某种意义上,文本本身的审美和思想能量也正是吸引我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主要原因。
林云柯:我目前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工作,在参与一个本科招生的比较文学系的建设。比较文学不是我的本专业,但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培养学生“比较性思维”的开放专业。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除了宽泛的西方文艺理论这个范畴之外,理论基础主要是日常语言哲学。对于这个理论方向的理解,相关研究者的侧重不同,我更看重的是它能够发掘人们日用语言中的某种思维结构,而这个思维结构会影响到我们的交流以及对世界建构的不同选择,对于这个理论来说,“说话”或“写作”就是“做事”。因此我最近几年会把这个理论基础运用在比较具体的艺术类别的分析上,比如文学、戏剧、电影和艺术。对中国当代文学,我也是最近开始尝试运用我掌握的这种分析方法,希望能有一些成果。
臧晴:我目前在苏州大学文学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有两方面:其一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包括对当前文学文化思潮的跟踪解读、文学经典的再阐释;其二为海外汉学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以及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唐诗人:我目前在暨南大学文学院工作,再细分就是中文系的文艺学教研室了,所以我给学生上的课主要是《文学概论》。研究方向的话,这两年关注城市文学文化问题比较多,这个学期还开了一门《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选修课。
姜肖: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青年教师,学术兴趣目前有三:一是上世纪80至90 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相应开设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二是文学与媒体理论,相应开设当代文学与传媒研究课程;三是当下青年作家、青年文学观察,相应开设当代新锐作家作品研究课程。
赵天成:现在供职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也做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因为工作的关系,近年也会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和文化。
中国作家网:“客座”的未来一年里,您有什么新的学术计划或想法?
卢桢:首先是沿着自己近五年来的一个学术兴趣点继续耕耘,将旅行和风景理论融入当代文学研究,探析中国作家的海外行旅体验与其写作的对应关系。其次是定向追踪当下的一些新作,尤其是70后、80后作家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作品。再有就是根据文学馆为“客座”提供的交流平台和设计的培养路径,打开视野,汲取新知,与同仁们积极交流,共同探讨。
裴亮:主要是想针对目前国内各大名校如火如荼开展的创意写作课程以及知名作家进入高校担任教职的联动现象,探讨作家的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教育的连动机制如何改变了当前文学批评的整体面貌和批评生态,以及高校的创意写作课程如何使“中文系也能培养作家”成为可能等问题。
余夏云:我目前的想法是尝试把研究的重心转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这个话题上。我想,在文本的解读方面,其他的客座研究员都是一时之选,而我个人能够做出补充的部分可能是传播。这是文学研究中很重要,但也很薄弱的一环。读者或受众研究,一直没能充分展开。过去我们是缺少相关的文献资料,但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们捕捉材料的方式和可能性,都大大改变了。而且这些呈现于数字媒体的材料,不仅能让我们看到读者本人的意见,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了解到读者之间的对话,他们通过回复、弹幕等方式将这种对话呈现出来。具体到海外传播,西方的报纸、杂志、读书网站,其实可以让我们一窥中国文学在西方读者心目中的大体形象,这有助于我们定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位置,又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学最独特的个性是什么。
朱婧:完成计划中的1980年代以来上海改革开放史和文学史关系研究。在世界文学背景下,对中国当下文学现场,尤其是青年写作,做一些观察和总结,希望从中发现某种有规律性的新的审美可能性。
龚自强:我也有三个想法:第一,比较新的想法是想要逼迫自己正视网络文学,尝试从更为直接的阅读经验和更为丰富的角度探讨网络文学相对传统文学(在网络文学兴盛之后,那种不同于网络文学的原有文学,似乎只能被称为“传统文学”)而言的“变”,尝试理解一种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文学类型;第二,关注王蒙80岁之后的文学创作,探讨王蒙近10年作品的新变与不变,王蒙是十分经得起咀嚼的作家;第三,关注当代文学的新作品、新作家,给予及时评论。
林云柯:这次的聘任对我是很大的激励。其实最近几年对理论研究的效用和效率都会有一些怀疑,所以就转移了一部分精力到更有“现场”的领域。最开始是在一些艺术家那里找现场,后来是戏剧和电影,最近开始重新阅读中国当代青年作家的作品。新的一年一方面希望能继续深化自己的理论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想多进行一些批评类的写作,也希望身体力行地去破除一些学科壁垒和偏见。就我个人的观察,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对文本结构本身的分析不像我读书的时候那么主流了,当然我很认同文学应该传达具体的历史社会经验,但从文学作为思想教育的角度,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写作让文本“文学性”层面的议题稍有回暖,我觉得研究视角上的这种内外平衡还是很重要的。
臧晴:一方面,我希望能与同辈学人交流切磋,进一步探求历史的纵深感,以文史互证的方式来挖掘历史发展内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我也期待能在文学馆所搭建的这个平台上进入文学现场,提升自己处理当下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在研究中呈现出更具有整合性的文化图景。
唐诗人:希望能跟上“客座”的节奏就好吧。但有一个计划是要写完六七篇谈城市文学与文化的文章,每篇要一万来字,已经承诺下来的专栏,硬着头皮也得完成,且想借着这个机会训练一种新的批评文体。要说一点野心,可能就是想将目前用理论给别人写评论转换为用评论写我自己的理论吧。
姜肖:在学术计划方面,我打算沿着学术兴趣继续拓展,一是尽量完成有关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与文化记忆的研究书稿;二是完成媒介转型视域下文学叙事形态嬗变的青年课题;三是继续关注同代青年作家的文学现场。若说有“新”的想法,那应该是在学术伙伴们的鼓励和启发下,打破思维边界,敞开文本界限,更新学术写作文体,目前正在兴致勃勃尝试中。
赵天成:目前正在做的两项研究,一是以1920年代报刊为中心的汉译文学研究,一是“新中国第一代作家”(王蒙、高晓声、张贤亮等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青年作家)研究。对我的研究而言,无论是精神还是文献层面,文学馆都可以予我重要的支持。同时,也希望在“客座”的一年里,能够真正为文学馆做点什么。
中国作家网:您心目中一个良好的文学/文化生态是什么样的?
卢桢:良好的“文学/文化”生态应该是充满流动性的,诸多话语内蕴其中,不断地积极碰撞,形成各种异质的、浸染生命力的声音。同时,这个生态系统既要保持内循环的畅通,又要和其他生态圈频繁互动,跨界互渗,形成激活新鲜经验的最大可能。
裴亮:我心目中一个良好的文学生态应该是多样化与开放性并重、艺术性与教育性兼顾、具有一种良好的“创-评”互动性和“创-研”联动性的文学场域。它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能鼓励作家追求艺术创新,能够在尊重和包容的基础上展开文学批评的交流和讨论。它鼓励作家与评论家关注社会热点和民生问题的同时也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从而使文学创作、出版、批评和教育等各个环节都能得到充分的支持和保障,在“创”与“评”、“教”与“学”的互动中,回归文学最本真的交流和对话。
余夏云:我心中理想的文学生态应该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批评空间。所谓包容性,我觉得不仅在于它能容纳不同的声音,造成一种众声喧哗的态势,而且还可以将不同的声音吸纳到自身内部来,形成一种辩证的对话,成就一种对话的伦理。而此外更关键的是,这种包容性应该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把写作和批评带向更广阔的平台,就好比我们说女性写作,不应该仅守性别的一亩三分地,而可以把自己的关切落实在诸如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等更宏大的议题上。这样包容就成为了一种反求诸己的方式,它引导我们思辨性别更多的可能和作为。
朱婧:一个良好的文学生态除了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我觉得重要的是文学生产各个环节的协同合作和有效对话,比如作家和作家之间、批评家和批评家之间、作家和批评家之间要有坦诚地说好说坏的勇气和肚量。
龚自强:不在于有多少人在闲谈和日常消费行为中关注作家或文学作品,不在于有多少活动高调宣示对于文学的青睐与尊崇,不在于有多少文学从业者在阶层上挤入社会上层,而在于文学本身在创作、阅读与批评研究等过程中所激发的置身其中者的内在热情和尊严,在于文学真的为熔铸人的心灵提供了其它艺术形式无法提供的有益滋养。
林云柯:我想用我博士期间的研究对象斯坦利·卡维尔的一个说法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说法是关于电影院的。他说在过去还没有商业院线的时候,人们就是“去-看电影”,这个“去”就是“going”。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随时进入一个放映厅,也可以随时离开,也可以散场不离开再看一遍。可以交谈,可以大家一起哄笑,可以说一句“这什么烂片!”抬起屁股就走。商业院系则发明了“专业观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按时到来、按时离开、“绑在座位上的观众”。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文学”“去-有文化”“去-做学术”。
臧晴:一个良好的文学生态首先应当是多声部和敞开性的,能包容多元的价值观,容得下各种各样的声音;同时也应当是既有筋骨也有温度的,始终指向切实的问题和对真理的探求。
唐诗人:我觉得比较好的文学生态就是你谈文学时没有人觉得你太傻太天真,包括你在高校在文学院跟学生跟朋友谈文学时不会有人觉得这是末流,是不上档次,是不务正业。我以为的好生态或许也只是想象,但我觉得我们需要付出行动去创造这样的“小生态”。我这几年带着学生做读书会,包括邀集身边的朋友一起讨论文学,就是想为文学创造一点好生态、小环境,再小也比没有好,不行动就永远不会有。
姜肖:我心目中良好的文学或文化生态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赵天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个“五四”,有一个1980年代。尽管近几十年的现当代研究,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工作,都是从反思这两个时代开始的。我不是要做午夜巴黎那样的回顾,更不是要指认黄金时代,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种环境,可以让所有的从业者,让老、中、青,让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同时感到快适。但是总会有更好的文化生态,能容得下更多平静的书桌,能让在书桌旁码字的人更有尊严。
中国作家网:在2023与2024年的交界点上,您觉得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有哪个瞬间最值得自己珍视,对新的一年又有哪些期待与展望?
卢桢:还是新近发生的事情印象更深刻吧,因此被拉入本届“客座”微信群的那个瞬间,应该是最值得珍视的,它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把心沉下来,写一两篇扎实的、让自己内心自洽的文章。
裴亮:在作为一名文学评论者发声之前,我常常意识到我首当其冲的身份是一名高校的文学教育者。教学与评论双重身份的遇合,迫使我去不断思考如何实现这二者的融合,如何经由自己的工作来连接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与大学校园的专业教育,从而实现课堂内外的联合、理论与实践的沟通。所以,我在我自己的学生中会定期举办读书会和报告会。去年7月当我自己带的硕士生毕业时,她们为了纪念这段一起读书的时光,将大家曾经一起共读过的作品的书影做成冰箱贴作为毕业留念赠予我时,我感到特别的感动,也格外珍视。新的一年,也希望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借助文学馆客座的契机,多读一点最前沿、最鲜活的作品,也期待进一步尝试让文学教育摆脱学理性的桎梏回归阅读本身的快乐。
余夏云:2023年初,我获得了《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获奖论文讨论的是王尧老师的《民谣》。通过阅读,我有机会贴近个人并不熟悉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对它做出理解和阐释,其实我一度担心这种理解是否贴切,是否有效,但论文的获奖从某种层面上抵消了这种顾虑,它从一个层面说明我的尝试是被认可的,这给予我巨大的鼓励,让我安心。新的一年,我尝试读更多的当代作品,去贴近更多不同的群体和时代,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也愿意做出一些研究的尝试,拓宽自己对当代文学的认知。另外,我也希望自己能在一些更具纵深感的话题上做出思考,而不仅仅把目光局限在个别的文本之上。
朱婧:2023年我出版了一本新小说集《猫选中的人》,这本小书得到很多批评家,特别是像张怡微、来颖燕、韩松刚、褚云侠、刘阳扬、顾奕俊和赵依等青年批评家朋友真挚的鼓励和中肯的批评,这种真诚的对话给予我温暖和信心。新的一年,我希望在客座研究员的平台有更多学习的机会,使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得以辽阔一些。
龚自强:我2016年工作后,有5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办公室工作,调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之后,始终存在一个调整思路和状态的问题。因此,刚刚过去的2023年,让我印象深刻的瞬间都与师友们无私的帮助有关。4月在厦门大学讨论梁凤仪的作品,9月在《文艺报》发表关于文学破圈的文章,是我此刻仍觉十分温馨的瞬间,内蕴在这些瞬间背后的是朋友们对我几乎无私的关心和勉励。我对此始终心存感激。新的一年,我期待能写出一些让个人满意的文章吧。
林云柯:我想说的这个很触动我的事情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我认识很久但是从未谋面的一位编辑在去年去世了,她曾经主持过一个很优秀的文化思想类刊物,在我还是博士的时候,不计较我的学生身份,跟我约了很多稿子。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遇到名作者不如遇到有趣的作者。也因此,作为一种追思,我下半年主要在写一些我认为更有效率的批评文章而不是学术论文。我觉得如果自己还有些许写作能力,就应该尽量写作,让觉得你有趣的人看到。所以,不光是新的一年吧,希望今后我都能一直做这样的事情。
臧晴:2023年的初夏时分,我所指导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完成了学业。在论文答辩现场,听着老师们绵里藏针的提问和学生见招拆招的应答,我恍惚间好像回到了多年前的求学时光,当年的忐忑心跳和雀跃欢呼似在耳边回响,而老师们的耳提面命和躬身垂范也犹在眼前。时间是如此奇妙,它能从过去瞬间漂移到未来,而我又是何其幸运,在时光的寸寸位移中始终不离师友们的陪伴。在新的一年里,希望自己能调整脚步,在打开视野和历史深描中找到研究的平衡,也要提醒自己在价值立场和批评伦理上的坚守,不要忘记当初是为了什么而出发。
唐诗人:2023年过得特恍惚,要说哪个瞬间最值得自己珍视,都是热闹过后、回家看到两岁多的孩子已睡着的那些片刻,想想第二天一早还要在他没醒来前又去忙,心里蛮难过的。新的一年,要忙的事只会更多,但还是希望少一点不必要的热闹、多一点陪孩子的自由吧。
姜肖:过去一年值得珍视的瞬间有很多,最近的一个瞬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结课时,几位法学院的旁听同学给了我一个人像小立牌,很开心他们记得我上课时的样子,小立牌栩栩如生、娇憨喜人。这学期、这门课,我与两百多位同学共同度过了三十几个小时的学习时光,我们把自己放在文学的历史中,让历史中的“人”,以及那些踌躇满志、长歌当哭、悲欣交集的具象时刻纷至沓来。天气好的时候,北师大敬文讲堂有秋冬的阳光散落进来,看着学生们的脸庞,听着那些青春的笑声,那一刻就是我的理想主义。
赵天成:在以后的历史中,过去的一年可能会是重要的年份。就我个人所见,外部世界也有许多深刻的,日后会写到我的《往事与随想》中的事件。但现在还不是回顾的时候。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最后一句是:人必须先说许多话,然后保持静默。我深以为然。有时,人也必须先保持沉默,然后再开口说话。总之,让故事再发生吧。期待2024年下更大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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