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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是一种怎样的文体——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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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35年间的文艺报刊上,曾集中出现过一批讨论“杂文”的文章。“杂文”的历史很长,《文心雕龙》类述诗骚祝赞铭诔诸体,而继之以“杂文”,以为“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相当于“其他类”。晚清以来,“杂文”多数时候也只是报刊栏目没有名字的名字,或讥之为“报屁股的延伸”,是一种内容层面的补白。较为经心时题作“随感录”“自由谈”乃至“什么话”,较随意时,就径称为“杂文”了。是直到三十年代这次杂文论争开始,“杂文”才成为一种特定的文体。

论争中几乎所有人在谈论“杂文”时,都会谈及鲁迅,似乎鲁迅已经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杂文”二字里。在鲁迅逝世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读者而言,“继承鲁迅的遗产”指的既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他的学术,而是他的杂文。确实,即使以最严苛的定义,杂文在鲁迅的创作中也占据将近三分之二的份额,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这些文字可以说是他全部的工作。

那么,什么是杂文?

如以较宽泛的用法,除《朝花夕拾》与《野草》外,从《热风》(1925)起,到《且介亭杂文》(1936)止,鲁迅自编的文集都是杂文集。不过在鲁迅自己,这些文章称杂文是较晚起的,最初,它们被称为短评、杂感、杂感文。自然,杂文不是诗,不是小说,是散文,而是一种特别的散文。通行的看法是,杂文带有批判性,在这一点上它区别于《藤野先生》那类回忆性的散文。此外则有人认为它不取正面立论之姿,是一种在写法上也刻意“不正经”的东西,持这种观点的人便会认为《论雷峰塔的倒掉》不能称为杂文,只能称为论文。也有人认为杂文必得有闲话风,是所谓essay的变体,是故那些过于直露的论战文字当不计入其中,它们仅仅是杂感。

看上去,何谓杂文,言人人殊。但可以说,这些从文体层面界定鲁迅杂文的尝试都不成功。事实上,至少在1934年以前,很难说鲁迅在有意识地区别这些称呼。到1933年瞿秋白选印这些文章时,也还是总题为《鲁迅杂感选集》,这当然是得到鲁迅首肯的。即使在杂文论争正式展开后,“杂文”的称呼是被固定下来了,但鲁迅的写法也仍无一定之规。相比起来,与其说杂文是一种“文体”,不如说它是看待文章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并非在文章内部有破题奇正之分、持论庄谐之辨,杂文之为杂文,在乎文章内外间的关系。

《且介亭杂文·序》称,“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这样说来,文章并非被写作杂文,倒不如说是被编作杂文,读作杂文。着眼于文章自身,则杂文各有其体,但如抛开文章,将文字视为现实的显影,也就有了杂文。

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这样的学术文章,《论“他妈的!”》这样的议论文,乃至《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样的拟八股,都被收入文集《坟》中,而总名之为“杂文”。盖彼时鲁迅的意图是“将陈迹收存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重要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文章背后个人的逝去了的时光。

《坟》是鲁迅“钦定”的第一种杂文集,所收者虽上至留日时期的少作,但体现的是结集时1926年的眼光。同样编定于1926年的另一部杂文集《华盖集》就文章体式上看似乎较为统一了,究其实质,编法还是一律:不加删削,编年相从,“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同样,这带有保存陈迹的用意,“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但是这次,“瘢痕”显影的与其说是逝去的生命,不如说是现实的“风沙”了。

 


1927年北京未名社出版。鲁迅设计文字,陶元庆作图。毛边本。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藏。
19.5×14×1.5厘米

 

《华盖集》之“华盖”,取“华盖运”之义,“华盖运”谓倒霉、背时,是说文集是交背运的产物。应该说,写作集内诸文的1925年,也确实是鲁迅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年。

事情须追溯到1917年。作为新文化运动核心的《新青年》,就其组成而言,其实是可以分为三派的。杂志早期的撰稿人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皖籍革命党人,《新青年》在创刊之际的首要目标也是反袁世凯的政治运动。到1916年杂志迁往北京后,新加入的撰稿人则多为北京一地高校的师生。其中,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多为章太炎的弟子,其文学观与政治观都有着清晰的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的印迹;胡适却是留美学者,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追随胡适的学生辈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其知识结构亦大抵近之。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新青年》圈子关注的话题,大体集中于白话、科学主义、个人解放,其立场亦无明显差异。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三派间观点上的龃龉也逐渐暴露出来。

到1925年,陈独秀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南下投身于国共合作,《新青年》也早已被改造为共产党的机关刊。滞留北京的作者群中,胡适一派尽管大多曾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但此时对日渐兴盛的学生运动已经逐渐失去兴趣。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要保持自身的活力,必须从“运动”中回撤,一变而为“进研究室”,进行知识积累式的常态建设。与此相应,新文学的关注点也从个人解放和社会批判,转向了文学技艺的打磨。应运而生的,便是徐志摩这样的“新月派”作家。

与之相反,鲁迅并不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弊端是由知识储备不足造成的,作为知识的新文化也不足以提供理想社会的蓝图。倘使未来并不存在于任何理论内部,而只会在持续行动之中逐渐浮现,那么,“进研究室”最终所起到的效果可能不过是:“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

章门弟子和胡适一派矛盾的正面爆发便是在1925年。年初,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不满于校长杨荫榆,公开要求更换校长,杨乃开除为首的学生自治会成员,史称“女师大风潮”。事件不断发酵的过程中,执教于女师大的章门弟子出而声援学生,胡适一派的杂志《现代评论》则站在了杨荫榆一边。事实上,《华盖集》中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女师大风潮中的笔墨官司。所谓“华盖运”,指的首要也是这次风潮。

 

1925年5月28日鲁迅摄于北京

 

“女师大风潮”的政治背景是复杂的,可以明确运动的发展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的介入,风潮背后,事实上是广州革命政府和北京的北洋政府间的对抗。但具体到鲁迅来说,这一背景并非他介入风潮的原因。

 

鲁迅《华盖集》书影及书脊。收作者1925年所作杂文三十一篇。1926年6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作者生前印行九版次。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更恰切的看法是,鲁迅对截至1925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文学早已深感不满,而女师大风潮使这些内部危机更为迫切地显示了出来。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已经“踱进研究室”,相应的,新文学正在“搬入艺术之宫”。起初,白话文运动所描绘的是这样一种文学图景:依照可以被学理地论证为“公理”的那些观念——思想独立、恋爱自由、妇女解放——文学提供一种基于情感和思辩的演绎。但在与《现代评论》派的交锋中,鲁迅日渐清晰的认识是:公理随时可以化为新的权威,按喜好选择施用的环境。新文化者方其资源充足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从“适者生存”一变而倡言“人类爱”了;新文学则成为一种滥情而不及物的复制品,如果不是复制既有的汉语文本,就是复制既有的西语文本。此时,必须再度召唤一种新的“思想革命”,同时,也就意味着,必须再度有一种新的文学形态。

这种新的文学形态就是杂文。

可以说,1925年是鲁迅杂文写作走向自觉的一年。是在女师大风潮中,杂文被明确地放在了“艺术之宫”的对立面,将自身形塑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一种特定的写法。在鲁迅那里,杂文的内涵此后几乎再未发生过变化,一直到1934年杂文论争的时候,他论证杂文合法性的思路依旧如此:“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

杂文的内涵确定下来,杂文的写法也就大致有了基本的形态,此谓“杂文笔法”。通常认为包括在“杂文笔法”中的有类比、归谬、反语、借古讽今等,这些特定的修辞术使得杂文能够成为一种文体,而被广泛地应用。但在鲁迅的杂文,最具特色的修辞,也许应当称之为“言辞的翻转”。

不妨来看一篇杂文:

“以夷制夷”

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仿佛有些像的,但是,其实不然。那时的中国的许多人,的确将国联看作“青天大老爷”,心里何尝还有一点儿“夷”字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爷”们却常常用着“以华制华”的方法的。

例如罢,他们所深恶的反帝国主义的“犯人”,他们自己倒是不做恶人的,只是松松爽爽的送给华人,叫你自己去杀去。他们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们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将飞机炸弹卖给华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对付智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

我们自夸了许多日子的“大刀队”,好像是无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报》上,有一个用头号字印《我斩敌二百》的题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觉得胜利的,但我们再来看一看本文罢——

“(本报今日北平电)昨日喜峰口右翼,仍在滦阳城以东各地,演争夺站。敌出现大刀队千名,系新开到者,与我大刀队对抗。其刀特长,敌使用不灵活。我军挥刀砍抹,敌招架不及,连刀带臂,被我砍落者纵横满地,我军伤亡亦达二百余。……”

那么,这其实是“敌斩我军二百”了,中国的文字,真是像“国步”一样,正在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但我要指出来的却并不在此。

我要指出来的是“大刀队”乃中国人自夸已久的特长,日本人虽有击剑,大刀却非素习。现在可是“出现”了,这不必迟疑,就可决定是满洲的军队。满洲从明末以来。每年即大有直隶山东人迁居,数代之后,成为土著,则虽是满洲军队,而大多数实为华人,也决无疑义。现在已经各用了特长的大刀,在滦东相杀起来,一面是“连刀带臂,纵横满地”,一面是“伤亡亦达二百余”,开演了极显著的“以华制华”的一幕了。

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

这例子常见于中国的历史上,后来的史官为新朝作颂,称此辈的行为曰:“为王前驱”!

近来的战报是极可诧异的,如同日同报记冷口失守云:“十日以后,冷口方面之战,非常激烈,华军……顽强抵抗,故继续未曾有之大激战”,但由宫崎部队以十余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后继,“卒越过长城,因此宫崎部队牺牲二十三名之多云”。越过一个险要,而日军只死了二十三人,但已云“之多”,又称为“未曾有之大激战”,也未免有些费解。所以大刀队之战,也许并不如我所猜测。但既经写出,就姑且留下以备一说罢。

四月十七日。

 

这篇杂文写于1933年,所写的是二月间的“热河事变”。议论时事,但鲁迅所使用的全是报纸上的报道,几乎不增加任何其他渠道的信息,可以说,在此,议论所循行的并非事实,而是言辞。言辞展开的方式可以是演绎,可以是归纳,然而《“以夷制夷”》也不,这里,真正的线索是“以夷制夷”一词的诸变体。“以夷制夷”是不足凭的,因为“夷”早已并非“夷”,接着便一转而将“以夷制夷”翻转为“以华制华”。然而“以华制华”仍非究极,那不过是“以夷制华”的一个意外的效果。在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是以中国的伪军进攻中国的国军,但国民政府的“抗日”,也可以仅仅是以攘外之名行剿共之实。

 

1933年5月26日,鲁迅应斯诺的要求,拍了这张平生“最精神饱满”的照片。

 

议论文的通则是摆事实进而讲道理,但在鲁迅的杂文里,事实是沉默的,鲁迅所使用的仅仅是“道理”,并且是别人的道理。固然,这是种较省力的议论,它不需要一线的采访、数据的收集,不需要“进研究室”,但在鲁迅,这种言辞的游戏也许另有一种用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公理”是这样一种“道理”,它垄断了所有的言辞,使反动统治者的一切行为无往而不可合理化,这也就意味着,现实脱离了任何言辞,而成为一种绝对不可见的东西:“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

言辞不是揭示事实,而是遮蔽事实,言辞遮蔽着事实,同时又将自身幻化的诸相赋权为事实。当言辞被彻底垄断之际,事实就丧失了被指陈、甚至被感知的可能,而归之于沉默,古语所谓“言语道断”,或俗语所谓“无话可说”。然而又不只是沉默,垄断言辞者给予事实的,倒不如说是过度的言说。对于垄断恰切的理解不是言辞遮蔽事实,而是根本不存在事实,一切“事实”都只是言辞自我再生产的原料。在此,杂文笔法就并不是庄子所谓“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并不是文字游戏,毋宁说,杂文笔法是在言辞彻底被剥夺状态下的言说方式。

放弃对事实的抢夺,就采纳敌人所出示的话语。以敌人的话语与敌人的话语对峙,却绕到话语的背面,使之翻转过来,再度翻转过来。在不断的翻转中,不期然间,发现已经置身于言辞的脆弱地带。“翻转言辞”得以有效,正在于垄断必然的另一面:一如有压迫处便有反抗,当言辞处处遮蔽着事实时,事实也就处处潜藏于言辞之中。

这多少使人想起切·格瓦拉对游击战的论述:

对敌人的武器、弹药和作战习惯都必须要加以考虑,因为游击部队的主要供应来源正是敌人的武器装备。如果在武器装备上可以有选择的话,我们应当选择和敌人使用相同型号的武器,因为游击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弹药匮乏,而这必须去找敌人要。

使用敌人的武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战术,不如说,它反映着特定的现实形势——一种绝对不对等的对抗。杂文不是正方与反方的雍容揖让的辩论,杂文是一种在压倒性的压迫之下的反抗。因而它将势必是看上去欠缺“艺术之宫”风味的,甚至可以看上去是欠缺逻辑的,而往往是看上去欠缺体面的。用瞿秋白的话来说,杂文是一种“非合法主义”的文体,是文化的游击战。

不援引既有的法律,而是使用被指为非法的文体,以文体自身的能量重新立法,可以说,这是文学革命的本意。推究其源,倘使文学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延伸,可以说,这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根本性的精神气质,乃至现代中国革命的精神气质。

在这个意义上,杂文是鲁迅留下的中国新文学的遗产,也是中国革命的遗产。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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