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接平原兄来电,得知老同学吴福辉今早在加拿大的家中过世,悲恸不已。前年春节我去他家看望,老兄身体不好,正准备卖掉北京的房子,到加拿大去和儿子过。我说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他苦笑,略显些许悲戚。我们又一起去东四吃馆子,他胃口不错,兴致也高了,说以后还能回北京看看朋友。不料这就是永诀了。
吴福辉先生
现在我翻阅一些有关老吴的旧文,眼前斑驳全是他的影子。
想到1978年10月的一天,我到北大参加研究生入学的复试,在图书馆考场,第一次见到老吴。他个子魁梧,笑脸迎人,敞亮的男中音,流畅的东北话,总是把话里的“关键词”咬得很重,还不时加上“你知道吗”来调节语气,让人想起中学的语文老师。老吴果真是教过中学语文的。他本是上海人,50年代父亲支援东北工业建设,举家从上海来到钢都鞍山,从此长作“关外人”。难怪他的东北话说得如此圆韵有味。老吴的少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鞍山度过,高中毕业后没有升学,在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当老师。想想看,高中毕业生教高中,而且教得出色,“官”至教导主任,真不容易。没上过大学,居然能一步跨进北大中文系当研究生,就更不容易。所以头一次见面,我就对这位师兄刮目相看。
那是“文革”后首次招考研究生,北大的现代文学专业有600多人报考,热闹极了。原定招收5名,后来扩招到8名(有2名转到当代文学)。考上的自然也就春风得意。当时老吴和钱理群39岁,我和凌宇、赵园、陈山三十二三岁,都是“老童生”了,可是别上红色的北大校徽(当时研究生戴的校徽和教员一样,都是红底白字),抬头挺胸走在校园里或者大街上,仿佛周围的人都在打量自已似的,蛮自豪的。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写“文革”后人们陡然放松的心情,用了“春江放舟”这个词。当时真是有那个劲。
老吴学习很投入,每天一早去食堂吃完馒头咸菜玉米糊,就钻图书馆,除了吃饭睡觉,全“钉”在那里,恨不得一天变成48小时。课不多,主要是自己看书。从哪里着手?他和老钱把王瑶先生那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的注释引目抄录成册,然后顺藤摸瓜,一本一本找来看,阅读量是相当大的。还有一个地方也总能见到老吴的身影,就是旧期刊室:他翻阅过的旧刊极多。这种先“广种博收”尽量涉猎各种文献作品的方法,对于文学史研究(也是史学的一支)来说,是打底子,很必要。有丰富的积累,才有历史感和分寸感,这和那种理论先行,拿个框子往里边填材料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后来老吴出版插图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把雅俗文学打通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论涉的作家作品非常多,图文并茂,历史感扑面而来。这跟老吴读研究生时养成注重史料的治学方式有关。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社30年研讨会(2017)
吴福辉、钱理群、温儒敏三作者与会合影
读研那时还没有学分制,上课少,但有一种“小班讲习”,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a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王瑶、严家炎等老师评讲总结。记得当时吴福辉讲过张天翼与沙汀。他先把学界对这些作家的既有的评论全都弄清楚了,然后从中寻找问题,展开细致的分析。他的论说很细致,又灵动活泼,富于才情。他好像对讽刺文学格外有兴趣,好几篇“试水”的习作都是谈论讽刺的。果然后来硕士论文也是研究讽刺文学。
毕业后,他顺着这条路子写出系列论作,出版了《沙汀传》和《带着枷锁的笑》。再往后,因为参与“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项目,他被分配做30年代,便转向对海派及市民文学的研究,写出《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游走双城》等著作,被公认为这方面最具水准的代表作。老吴很长时间内对海派及市民文学情有独钟,可能因为他是上海出生的,十里洋场的幼年记忆常常渗透到他的笔墨之中。当然,这种趋向的“起点”则可以追溯到读研究生期间。老吴的学问做得好,学界公认他是一位坚实而睿智的文学史家。
老吴上研究生碰到最大的困难是外语。他选读的是日语,原先没有半点基础,要从头学,都快四十的人了,记不住,也念不顺溜,困难可想而知。可是不到一年,他也硬“啃”下来,过关了。不知老吴花费了多少心血。有同学说,经常都是别人还没有起床,老吴就在食堂的猪圈旁边(大概比较僻静)放声朗读日语了,以致老同学张永芳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风趣的打油诗。
研究生学习生活是艰苦的,但大家好像并不太觉得,都充实而快乐。记得吴福辉的表姐从加拿大回来探亲,到过29楼宿舍,一进门就慨叹“你们日子真苦!”“两地分居如何了得?!”可是老吴回应说“不觉得苦,倒是快活”。
老吴每到周末就在宿舍放声唱歌,唱的全是“老歌”,那东北味的男中音煞是好听,也煞是快活。“不觉得苦”可能和整体气氛有关,同学关系和谐,不同系的同学常交往,如同大家庭,彼此互相帮忙,很熟悉。
1978年吴福辉与研究生同学
中文系宿舍紧靠29楼东头,老吴、老钱、凌宇和张国风住202,他们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躺在床上侃大山,聊读书,谈人生,这也是课堂与图书馆作业的延伸吧。有时为了一个观点他们可以吵得很“凶”。老吴的男中音有穿透力,我们在隔壁都受干扰,但是大家从来没有真正伤过和气。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同学在各自领域都取得显著成绩,大家的治学理路不同,甚至还可能有些分歧,但彼此又都还保持着北大29楼形成的友谊,这是最值得骄傲和珍惜的。
研究生毕业后,老吴分配到现代文学馆。紧靠紫竹院的万寿寺,破旧的院落,文学馆就先借这个地方筹办。开初只有三五个人,老吴住在寺院里,整天忙着收集资料,开会访谈,准备开张。有时我去看他,特别是在夜晚,繁星闪烁,风声锐利,寺院格外寂寞,老吴却很能静下来,一篇一篇地做他的文章。那是筹办文学馆最忙的时期,又是他的创作高峰期。凭着学问实力,后来老吴担任了副馆长,兼任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与副主编,是现代文学研究界最活跃的人物。文学馆也搬到朝阳区新址,他有了单独的办公室,出门还可以派车,不过总显不出什么“官味”。老吴在文学馆一待就是30多年,无论文学馆、学会或丛刊,他都是元老,贡献是最大的。前些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去文学馆,有时在那里见到老吴。一条牛仔裤加一件笔挺西装,他还是那样爽朗潇洒,谈起学问还是那样津津有味。
北大中文系1978届研究生返校聚会
此时还特别想起与老吴的合作。1982年,王瑶先生接受《陕西教育》约稿,要为自学考试的考生编一本文学史,就把这任务交给钱理群、吴福辉和我。那时我们还年轻,分工合作,很快完成并发表了。后来我们想出个单行本,做了很多修改,想超越一般文学史写法,放手往“新”和“深”写。稿子出来了,因为“资历”不够,交给北大出版社未被接纳。是老吴联络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此书才得以了,还挺受欢迎的。1997年我担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想开拓教材,就把《三十年》从上海拿回来。我们三人在香山集中讨论几天,然后分头修改,几乎就是重写。老吴承担的任务最重,他负责小说与通俗文学部分,有很多都需要从头研究的。后来又还有两次修订,老吴都花费了很多的功夫。迄今此书出版35年了,光北大版就重印54次,近150万册。现在案头还赫然躺着这本书,然而老吴已潇洒远去,想起三人合作的那些岁月,不由得百感交集。
今日又从老同学张中那里得知老吴不久前写过一首诗:“八旬伊始困卡城,遍叩新冠万户门。雪岭松直正二度,平屋笔闲又一春。窗前狗吠车马稀,月下兔奔星空沉。壁火如丝冬意暖,犹念旧日芳满庭。”这是老吴的绝笔?可想他在异乡是多么思念旧日往事!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心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温儒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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