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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丁玲给我的信的偷抄件。原信共两封：一封写于1952年8月4日，正当我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于火线的山洞子里接得；另一封写于1953年3月19日，我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毕业，正犹豫着往何处去的时候接得。从写信的时间看，正是后来“证明”丁玲闹“反党”最活跃、最疯狂的时期。
我是1957年夏秋间被当做“右派”来打的，罪名是“为丁玲翻案”。在中国文艺界，1955年曾打出过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后来，由于丁、陈不服且去状申诉，中央宣传部于是立案重审。在重审的过程中，作家协会党组给我一信，向我调查丁玲是否“反党”的六个具体问题。我很仔细地写了复信，说明了我所知道的情况。由于此信对丁玲翻案有利，“反右派”时把我打成“丁陈右派集团”的“马前卒”，最终戴上“右派”帽子，在水深火热中翻滚了22年。
在挨整的过程中，支部命令我把所有跟丁陈有关的来往通信，全部上缴，不得隐匿或销毁。在检点这些信件时，我重读了丁玲这两封信，不禁为她
深情而热烈的爱心所打动，于是冒了加重罪名再遭严惩的风险，悄悄地一字字地偷抄了各一份，并且隐藏了起来。现在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便是这些偷抄件（为保持原貌起见，引文有误之处，亦一字不改）。至于原信，当然已经上缴。据云，现藏在总政某组织的“文书档案”中。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丁陈这一冤案以及其他“右派”终于“改正”，这两封信也才有机会发表在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堂堂正正地见了天日。
丁玲这两封信，以其鲜明的党性，广阔的胸怀和对党对人民无限倾心的热诚和大气 ，感动和震撼着我们，使我们不禁发出诸多感慨，此中教训是我
们直至海枯石烂，也不应忘却的。（徐光耀 中国作协名誉委员 河北省作协名誉主席）
文章选自：《文人的另一种交往》 主编陈建功 执行主编唐文一 刘屏2008年版 文化艺术生活出版社
图片说明： 20世纪50年代，徐光耀偷抄的丁玲写给他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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