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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伴随着对海外汉学的发现和引介，1980年代也是国内学者与海外学术交流的活跃时期。正是这种“世界的”眼光，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作为“第二代学人”的领军人物，严家炎于新时期进入学术创造力的爆发期，但他与海外汉学的对话，却很少受到关注。事实上，海外汉学一直是严家炎著书立说的重要参照。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中，不仅存有大量他与夏志清、李欧梵、丸山昇、伊藤虎丸等海外学者的通信，还留下不少其阅读海外汉学著作的笔记手稿。其中，尤以夏志清的相关资料为多。
1979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中文版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相继推出，在国内学界产生巨大反响。严家炎是新时期《小说史》最早的专业读者之一。但现有的研究多关注《小说史》对1988年开始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直接影响，也就是夏志清与更年青一代学者的联系。像严家炎这样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学者，他们与海外汉学的对话其实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
严家炎对《小说史》的阅读和接受，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以下简称《流派史》）的写作几乎同步进行。《流派史》是严家炎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他从1980年冬开始写作，到1988年底整理誊清，其间几经修改，反复打磨，这是严家炎“写作最艰苦、投入时间最长的一项工程”[1]。1986年9月至1987年9月，严家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担任客座研究员，曾与夏志清在纽约见面，《流派史》的“整理、补充、修改工作”也基本完成于这一年。[2]1980年代国内学界对现代小说史写作的热情，与夏志清《小说史》的冲击有很大关系。正如1982年唐弢所说：“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写出正面的好的文学史……这是最根本的一着。因为单是反驳一个夏志清，不一定有效。我们现在还拿不出一部好的现代小说史，这是我们自己的缺点。”[3]《流派史》的写作客观上回应了这一历史需求。因此其写作过程成为探讨严家炎与夏志清对话的绝佳个案。
《流派史》在备受赞誉的历史性之外，还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现实感，其与1980年代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新时期严家炎于学界率先提出“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流派史》既是践行这一新思路的研究典范，也与《小说史》形成了潜在的对话关系，展现了海内外学者对小说“现代性”的共同探索。而严家炎以《流派史》及现代文学研究介入当时文坛的“现代化与现代派”等大讨论，提供了与新时期文学不同的思考路径，体现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统一，对于探讨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及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阅读和接受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严家炎手稿中，有一份关于现代小说流派的未刊稿，包括《关于钱钟书小说〈猫〉〈围城〉及其所代表的文学流派的一些感想》[4]《〈围城〉阅读笔记》《钱钟书生平简况》，以及陈贻焮对《围城》的评价等，上述材料虽未写进《流派史》，但也显示了其写作过程中的思考。这份未刊稿和手稿《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笔记》[5]（以下简称《笔记》）均写于1980年代初期，是严家炎阅读夏志清《小说史》的心得体会和读书笔记。对读《笔记》、未刊稿，以及相关论文和《流派史》，可以看出严家炎对《小说史》采用的是一种“对话式接受”，其中暗含着他与海外汉学论辩、对话的思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辩证思维，显示出他作为“第二代学人”的独有立场。
《钱钟书生平简况》
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手稿
做读书笔记不仅是严家炎“精读”的办法，也是他著述的重要过程。[6]《笔记》详细记载了严家炎阅读《小说史》的感想，甚至逐页摘抄和点评，隐含着与原作者对话的热情。他在开头引用夏志清1978年底所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总括一句说，本书一九六一年出版后，中国新旧文学读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7]严家炎据此指出“作者自己思想也在改变”，“我相信，如果夏志清再多读一批作品，他的看法还会改变”。这段话的积极态度表明，尽管立场各异，但严家炎并未抱着“排异”情绪看待这部给国内学界带来巨大冲击的海外著作。他在《笔记》中更多是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批驳夏著观点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优长：1.“人道主义在夏志清具体条件下比较有进步意义”；2.“对周作人《人的文学》的看法颇有见地”；3.“对鸳鸯蝴蝶派的看法也颇有精到之处”；4.发掘出一批国内文学史没有关注的作家作品；5.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药》的某些分析有独到之处。前两点在当时的语境下是相当大胆的。1979年夏著中文版出版后，国内学界通过“代购”等办法很快看到此书，但1980年代初期对夏著的看法，基本上是肯定其对部分作家作品的发掘和评价，批判其思想观点、政治立场。1983年1月，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第二次学术交流会上，唐弢发言中提到夏志清对钱钟书、张爱玲的发掘并肯定其对1940年代小说的重视，认为“写文学史过去思想不解放，研究面的确窄了一些，今后要大力发掘，也欢迎其他的人共同来发掘”[8]。
第三点符合严家炎一贯的看法，在写于1980年7月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中，他就提出应该把“鸳鸯蝴蝶派”文学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点曾招致亦师亦友的唐弢的反对，他为《求实集》所写的“序”中特别提到“为什么‘现代文学’要讲‘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的旧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9]。就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观点而言，两人在长期的合作中早已达成默契，甚至唐弢对钱钟书、张爱玲小说的肯定很可能影响了严家炎，但是两人对《小说史》的接受态度并不相同，在具体观点上也各异其趣。唐弢作为新文学的亲历者，带有某种“没什么新鲜”的不以为然。《小说史》对成长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严家炎，显然冲击更大。
当然，严家炎在《笔记》中用了更多篇幅来说明夏志清“出于偏见或为求一鸣惊人故意标新立异之处，实在不少”，并例举了种种与事实不符的内容。严家炎作《笔记》时，已开始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研究，对现代小说有了深入的思考。尤其是1978年9月至1980年，他协助唐弢共同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熟悉和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现代文学史有整体的深刻的认识。因此在辩驳夏著的论点时，能够切中肯綮。比如严家炎先摘抄夏志清的观点：文学革命初期“成熟的作品并不多，因为当时能够站稳立场，不为流行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作家，实在不多”[10]。他紧接着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什么原因造成‘成熟的作品并不多’呢？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作家生活经验不多，艺术借鉴不多，提倡现实主义不足。单纯由一种文学主张来做主，必须辅以丰富的生活经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当时产生一批‘爱’和‘美’的浪漫主义作品的真正原因。”这里的一论一驳，带有明显的对话色彩，也是严家炎以两次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验，对此问题的回应。
与私下的读书笔记相比，严家炎公开发表的论文对《小说史》的评价，是对《笔记》内容的归纳与总结，带有更强的论辩色彩和理论高度。《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二》提出评价文艺作品“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不可偏废，必须统一”[11]，并以夏志清的《小说史》为例：
拿夏志清的小说史来说，他对后期鲁迅的作品、对茅盾的《子夜》《腐蚀》、对大批左翼作家的作品，贬得很厉害。他认为鲁迅在所谓“投降”共产党后，作品似乎就成为党的传声筒了。他认为茅盾最好的还是《蚀》，《子夜》不高明，《腐蚀》则很坏。他把张天翼、丁玲、沙汀、艾芜等一大批左翼作家统称为“共产作家”，加在一起只给了少得可怜的一点篇幅……这些难道是在单纯从事“艺术评价”吗？[12]
严家炎的态度十分鲜明：既看到夏著的长处，“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也看到“大陆以外的这些文学史，其实也是讲思想政治标准的，而且政治偏见很重”。[13]他所看到的长处也并非细枝末节，《文学·政治·人民——新文学历史的一些回顾和思索》[14]肯定了夏志清提出的中国新文学传统：“甚至连国外一些对共产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都公开承认：‘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学潮流的一种‘感时忧国’的精神，这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特点，而且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优点。”[15]这一观点敏锐抓住了夏志清论述中国现代小说的核心概念“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其论文《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对完成于冷战时期的《小说史》作了相应的调整，这也是《笔记》所说“作者自己思想也在改变”的确证。
有意思的是，严家炎的《笔记》及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并未涉及当时因《小说史》而备受关注的钱钟书、张爱玲。关于钱钟书的未刊稿集中记录了严家炎对钱钟书及《围城》的看法，甚至由此启发他对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的感想。[16]严家炎相当认同夏志清对《围城》的评价，并通过小说细读总结其艺术特色：《围城》“是一本写知识分子的讽世小说。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作为抗战初期的新儒林外史来读”。“第一，它有不少颇为精妙细微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既精彩，又含蓄”，“第二，它用了大量的颇为恰当的比喻”，“第三，它的笔调、语言有明显的中国古典小说如《镜花缘》《儒林外史》一类味道，但它的写法、结构则较多吸收了欧洲近代小说特别是英国小说的长处”。[17]但陈贻焮的评价刚好相反，十分尖锐。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陈贻焮先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质疑《围城》，又指出《围城》的受捧与政治因素不无关系。严家炎对“大师兄”陈贻焮意见的记录，更像是对自己的警醒。在与海外汉学的对话中，严家炎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态度，这在张爱玲进入《流派史》的曲折过程中也有所体现。
严家炎
新时期初期，学界对夏志清《小说史》的接受还是相对宽松的，学者的不同态度，更多源于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但很快，情势就发生了变化。1983年3月，周扬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及人道主义问题，受到严厉批评，直接引发了1983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首当其冲。5月19-20日，《文艺报》组织召开“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会议由主编冯牧、孔罗荪主持，唐弢、王瑶、严家炎、樊骏、叶子铭、马良春、袁良骏等学者出席了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批评夏志清的《小说史》。[18]据袁良骏回忆，他在会议上应《文艺报》理论组组长李基凯约稿，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因开头对《小说史》有所肯定而被要求必须删掉，并表示是“领导的意见”[19]。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直接影响了严家炎《流派史》的相关计划。严家炎选编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书稿于1983年春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碰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直至1985年5月才正式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写过《秧歌》《赤地之恋》并被夏志清极力褒扬，比钱钟书更具争议性的张爱玲显然难以言说。1983年上半年，严家炎给北大本科生讲“五四以后小说流派”时，曾论及张爱玲。[20]但在1985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和1986年3-8月在《文艺报》连载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鸟瞰》中，只提到了张爱玲的名字，并没有具体论述。对于怎样把张爱玲写入《流派史》，严家炎是相当谨慎的。不光因为作家自身的政治问题，更因为流派史不同于小说史，难以归类的作家无法进入，而张爱玲并不能算作“新感觉派”作家。“如何入史？”“怎样论述？”就成为重要的问题。严家炎对此显然是有计划的。1986年出版的辅助教材《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第二册，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作为“附”出现在“新感觉派与心理分析小说”部分。因此，《流派史》为张爱玲专门设置一节并非临时起意，不能说仅仅是美国之行的产物。[21]严家炎选择从张爱玲受“新感觉派”影响的角度出发，讨论她的小说创作“使心理分析小说达到一个小小的高峰”[22]。就对张爱玲的论述而言，《小说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文末对《秧歌》《赤地之恋》的评价却显示了作者的坚持和对夏志清的直接回应：
五十年代所写的《秧歌》、《赤地之恋》等作品，不但内容上不真实，违背生活逻辑，而且艺术上也平淡无奇，失去光泽。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决不是“酝酿上一、二十年”的产物，只能是离开本土硬“要往别处发展”的树木。同以前的作品相比，它们简直使人难以相信出自同一个张爱玲的手笔。这再一次证明：离开了深切的生活体验，任何一种创作方法都不可能保证产生出色的作品。[23]
这个结论并非作者的立场之争，而是源于严家炎对文艺批评的深刻认识：“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不可偏废”，艺术形式和内容必须统一。这对于1980年代末期开始愈演愈烈的“唯艺术论”“唯方法论”的所谓“纯文学”思潮，是有深刻的纠偏意义的。本质上，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指向。严家炎作为文艺理论专业出身的第二代学者，尤其富有理论和历史的洞察力，这也是其能屡屡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与夏志清的对话，也有特殊的理论背景。
二、“文学的现代化”研究思路的提出与践行
1980年代初期，严家炎开始讲授和写作《流派史》时，文艺界就“现代化与现代派”的问题正进行激烈争论。这场论争影响深远，造成了“新时期文学”的分化[24]，也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可以说，严家炎以新时期初期的系列论文，以及《流派史》的写作深度参与了论争，也在诸多问题上与夏志清的《小说史》形成了对话。如果说严家炎与国内文艺界的争论是明线，与夏志清的对话则为暗线。这一明一暗的交织，更能体现“文学现代化”问题的“中国的”与“世界的”两重视野。由于进入中国文学的路径和方法不同，严家炎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其立场、观点与当代文艺界对立双方均不尽相同。他往往从揭示当代文学现象与历史上的文学潮流的关联出发，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追溯现代文学的历史规律，以求对当下的文艺论争作出回应。《流派史》就是在海量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以谨严的文学史研究回答了现实命题。
新时期之初，严家炎于学界率先提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钱理群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里指出：“严家炎老师在一篇文章里最早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鲁迅手里开始的，他用了‘现代化’这样一个标准，打开了思路……”[25]这篇文章就是写于1981年7月的《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严家炎在文章开头就提纲挈领、振聋发聩：
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语言的新文学。而鲁迅，就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路先锋。[26]
这段话对“文学现代化”开启的时间和性质作了清晰的界定，并把鲁迅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路先锋”，认为鲁迅从内容和形式上树立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而《呐喊》《彷徨》是“中国小说现代化征途上所跨出的第一阶段最坚实的步伐”[27]。这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打破1949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学”标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标准，真正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放的包容的文学史观，具有根本性意义。
《流派史》是严家炎关于“文学现代化”的研究实践，也是在鲁迅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典范之作。“绪论”以最后一节专门讨论“小说的现代化”问题，1980年代初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讨论是引发思考的重要源泉。作者引用李陀发表于《十月》1982年第6期的《论“各式各样的小说”》，认为其把“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归于与现代小说对立的“传统小说”之列，不符合文学史实际，从而提出并展开自己的观点：“‘五四’以后的新小说流派，不管它是现实主义流派也好，浪漫主义流派也好，现代主义流派也好，总的说来基本上都属于现代化的文学流派。”[28]严家炎进一步指出：“‘五四’以来小说的现代性在于：现代的思想主题获得了现代的存在形式，这是一种全面的根本的变革。”[29]他对小说的“现代性”的讨论，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是对当时提倡“现代派”，过于追求形式和技巧的反拨。严家炎对现代小说各流派的论述，是在两条基本线索中进行的：一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种创作方法与文艺思潮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错综复杂、此起彼伏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现代小说流派变迁的重要内容；二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世界化”的小说，但其发展前途取决于各流派本身扎根于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度和艺术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流派史》不仅在理论上厘清了现代化与世界化、民族化的关系，而且于文学史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现代主义的重要作用，并对现代主义在现代小说中的发展脉络作了清晰、细致的描述，指出“新感觉派”是第一个独立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这显然是对“现代派”的历史钩沉和重新发现，也是对“现代化与现代派”讨论的间接回应。
严家炎还直接参与了当时的相关论争。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发表了徐迟著名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同年，《上海文学》第8期刊发了由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出版而引发的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史称“风筝通信”。这两条线索共同构成“现代派”讨论的历史内容。[30]尤其是前者把“现代派”与“现代化”直接关联起来，将相关讨论引向高潮。讨论中对“现代派”的高扬、对“现实主义”的贬低，甚至直接把“现代化”等同于“现代派”的做法，引起了持现实主义立场的《文艺报》的激烈反击，并上升至“我们的文学要走现代派道路还是走现实主义道路的问题”[31]。1982年9月至1983年2月，《文艺报》组织了对“现代派”言论的集中批判，并转载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由李基凯化名“理迪”撰写《〈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32]加以驳斥。但在有关领导的强制调节下，这场批评于1983年3月偃旗息鼓。[33]
严家炎在1983年4月《文艺报》第4期“讨论会”栏目发表《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时，已是风波暂时平息之后，和之前批评文章的保守立场、批判论调并不相同。该文论辩的对象不仅是徐迟、李陀等极力提倡“现代派”的作家，也包括把“现实主义”与“现代派”截然对立的《文艺报》编辑部。论文延续和深化了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开始的“文学现代化”思考，又针对论战双方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观点作了令人信服的辨析。严家炎认为，“文学现代化”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今天人们谈论的文学现代化，实际上正是‘五四’以来这一历史过程的继续。我们决不能割断历史，把文学现代化看作是今天才开始的无源之水。”[34]“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下有重要启示。而相关讨论中对“现代派”乃至“现代化”的简单化、悬空化理解，“也是对长期以来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片面性和偏狭性给予的一种惩罚”[35]。因此，以“文学现代化”的新思路，进而探求”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现代性，关系着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方向。
当时，对论争背后“现代化与民族化”等焦点问题，唐弢、王瑶等“第一代学人”都有不同侧重、不同程度的回应。1983年1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第二次学术交流会上，与会者的发言也或多或少涉及这些问题。严家炎在《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中的思考显然更进一步，也更全面系统。在他看来，“第一，文学现代化首先应当是思想内容的现代化，而不是单纯追求时新的形式、技巧”；“第二，需要摆正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各自的位置，不能把现实主义排斥于现代文学之外，不能把文学现代化与现代派混为一谈，也不能把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看作截然排斥、互不相容的两极”；“第三，要把对于西方现代派的某些肯定和借鉴，同对于这个流派思想体系的否定和批判结合起来”；“第四，现代技巧、手法的追求，只有同作者对生活本身的熟悉联系起来，才有意义”；第五，文学现代化与文学民族化不应该互相排斥，而要互相结合，互相促进。[36]这几点也构成了《流派史》整体的思考方向和理论基石，并在其写作过程中得到深化与完善。
严家炎和夏志清都偏爱小说研究，相信“小说代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最丰富、最细致的面向”[37]。因而尽管《流派史》和《小说史》一个从“发现和总结小说发展的规律和经验”[38]出发，一个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39]出发，显示了严家炎、夏志清作为文学史家与文学批评家的不同立场和趣味，但在探索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方面，两部著作以对作家“主体”价值的发现、审美的评价标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显示出某种潜在的对话性质。
2003年严家炎接受采访时说，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很有贡献”，“他的艺术感觉非常好，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三位重要作家艺术特点的把握都相当准，定位得恰当，这给了新时期的中国大陆学者很多启发”。[40]对现代作家作品的发掘、重评也是《小说史》的主要贡献。而《流派史》从文学思潮出发，侧重于对现代小说流派的归纳与总结，恰好补《小说史》“缺乏对思潮、流派的宏观……的把握”[41]之不足。但《流派史》关注的是各流派的“个性”，即“该流派的审美独特性”[42]，并以此发掘了一批此前被埋没的重要作家作品，通过对流派的命名定位其文学史价值。尤其是“新感觉派”的重新发现，使得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现代作家进入学界视野，深刻影响了之后蔚为大观的“海派”文学研究。
《流派史》和《小说史》同样注重“文学的主体性”。1985年底至1986年初，刘再复在《文学评论》发表重要长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引发了关于“主体性”的大讨论。刘再复所说的“文学的主体”包括三个部分：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43]其中“对象主体”争议最大，对作家、批评家的主体性的阐述更富有启发性。钱竞认为，刘再复提出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两项转移：“创作从反映外部世界转入表现‘内宇宙’，‘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进一步表述为人的灵魂学、性格学、精神主体学。文学研究的重心自然将随之转移，强调理解‘作家的特殊心态和特殊的思维方式’，‘理解作家的情感特点’。”[44]《流派史》也谈及作家的主体性：
目前文学主体性问题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争论。如果从小说流派、思潮的角度作点历史的回顾，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诗人气质很重的一些创造社作家很早就提出要充分表现作者的主观。后来七月派的胡风、路翎等人，更是突出地强调了作者的主观战斗精神，把它看作是艺术的生命所在，不久却受到了批判，遭遇了厄运。[45]
这里的“主观”其实就是“主体性”。在第五章“社会剖析派小说”中，严家炎对批评该流派作家犯有“客观主义”毛病的说法作了有力的辩驳，认为客观性并不等于“冷淡无情”，而是把感情倾向隐藏在横断面的背后。这实际上也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性。
两位持不同政见和具有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如何在对作家“主体性”的发现上达成某种一致，这取决于严家炎对“美学原则”的坚持。夏志清完全以文学批评家自居，认为批评是文学史研究的第一要义。而严家炎在传统文学史家的自觉之外，也有文学批评家的主体意识，能够“在充分理解作家的同时超越作家的意识范围，发现作家未意识到的作品的价值水平以及作品的潜在意义，并以独特的审美理想进行审美再创造”[46]。因此，《流派史》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对现代小说流派发展规律、艺术特征的精当概述，还在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细读和分析。“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一章，这样分析刘呐鸥的小说《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的开头：“读了这段写马赛场的文字，我们难道不觉得它的写法异乎寻常吗？是的，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客体化、对象化，使艺术描写具有更强的可感性，具有某种立体感，这正是新感觉派要追求的效果。”[47]“京派小说”一章分析凌叔华的小说《疯了的诗人》：“蓝天，白水，黄土，新绿的稻秧，旧红的童袄，鹅黄的柳芽，淡紫的暮山，一派田园风光都沐浴在春日余晖里，层次那么远近分明，色彩那么丰富和谐，意境那么恬淡悠远，充分显示了作者那小说家兼画家、诗人的艺术气质。”[48]作者对不同风格的流派作品，采用了不同的论述语调。“新感觉派”的论述更跳跃、急促，“京派小说”的论述更舒缓、优美，对“社会剖析派”的分析则更中正、大气。严家炎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自觉，也在《流派史》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严家炎写作《流派史》时，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也是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与1980年代中国文学迫切希望“走向世界”相适应，严家炎从历史经验中探讨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西方思潮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在当时并非不言自明，而是牵涉一系列理论问题和立场问题。新时期初期，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49]和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50]对民族风格和文学传统的强调都是有的放矢。严家炎所定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51]，是汇入世界文学潮流的中国新文学。《流派史》之所以影响深远，也在于它对西方文艺思潮于现代小说流派的历史作用有众多崭新的发现。如弗洛伊德学说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无产阶级文化派”对革命小说的启发、日本新感觉派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影响，等等。王德威认为，夏志清《小说史》中的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是“追求世界文学的立场”[52]。夏著信手拈来的类比中外文学的做法，曾招致普实克的批评，认为“它们之间的联系带有一种偶然性，而不是出自系统的研究”[53]。但在王德威看来，这也让中国现代小说“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更重要的是，1961年夏志清在美国用英文出版这部小说史，开启了西方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系统研究，这一事件本身就具有“世界性”。1980年代初期，国内学界对《小说史》的种种反应，也是经由时间的错位而与“世界”展开的对话。
三、“文学科学”与“文学批评”
如果进一步探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与《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立场和方法上的不同，很容易让人想起1962、1963年普实克和夏志清的著名论战。1961年《小说史》英文版出版后，普实克于次年在法国重要汉学杂志《通报》（T’oung Pao）发表长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其思想和观点，语气十分严厉。1963年夏志清在《通报》以长文《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作为回应，对普实克的批评一一进行辩驳。这次论战发生于冷战时期，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关乎两种文学研究思路的碰撞”[54]。普实克1930年代曾在中国居住、游历，1950年代两次到访中国[55]，以其社会主义理想，对中国历史、社会抱有“理解之同情”。而夏志清倾向于英美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及“左翼”文学十分抗拒。陈国球把双方的理论方法概括为“文学科学”与“文学批评”，认为普实克背后是布拉格学派和结构主义，把文学史当作一个“整体”，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及文学史的发展过程。而夏志清服膺于英美“伟大的传统”和新批评学派，强调批评家对作家个体的“独立判断”，认为文学具有超越性的价值。[56]
在某种程度上，严家炎《流派史》与夏志清《小说史》也存在着“文学科学”与“文学批评”的区别。两者实际上也关乎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不同立场。无论是普实克对夏志清的批评：“他未能用恰当的历史视角来观察所研究的文学现象，揭示出它们与之前的文学时期的联系，并最终将之纳入到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之中。他没有采用真正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而是满足于运用文学批评家的做法，而且是一种极为主观的批评方法。”[57]还是夏志清在回应文章中借用韦勒克的理论，对“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区分：“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之处在于它不是研究历史文件而是研究有永久价值的作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先是一个批评家。”[58]二者都清晰地昭示了这种不同。而严家炎在《流派史》中多次强调要采用“科学的态度”，对流派的划分、择取、阐述极其审慎，对现代小说的发展规律也作了恰如其分的总结。严家炎作为“第二代学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文艺观是其文学史观的坚实基础，应该对普实克更能“心领神会”。事实上，普实克的茅盾研究也是《流派史》“社会剖析派小说”一章的重要理论资源。
但另一方面，严家炎对“文学批评”也别有追求。自1958年4月被《文艺报》聘为特约评论员，严家炎在当代文学批评方面屡有建树。尤其是1960年代关于《创业史》的系列评论文章，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绕不过去的经典名篇。他对文学批评有自己的理论总结：“只有从艺术欣赏入手，在鉴赏的基础上评论，将直观的欣赏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统一起来，才有可能使文学评论真正成为一门科学。”[59]严家炎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暗含着他的批评自觉，《流派史》对作家作品的审美评价、全书历史性与现实感的统一都体现了这一点。高远东谈严家炎的治学精神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文学研究是该偏于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怎样才最好？”二是“文学史研究该如何取舍美学原则和历史原则？”[60]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回到普实克和夏志清的论争，他们也以各自的长文做出了回应。至于孰是孰非，后来的研究者争讼不止。事实上，对于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美学原则与历史原则，有个人的偏重、爱好无可厚非。据高远东回忆，“在课堂上，曾听陈贻焮先生嘲笑一些学者对文学作品不具艺术判断力，分不清作品的好坏，但他们对文学的外部关系、对文学生产和流传历史的研究，却又十分杰出”[61]。可见两者是可以有所侧重甚至分开的。
然而，究竟有没有第三条道路？严家炎以其学术实践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种既兼顾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又兼具美学原则和历史原则的治学特色，堪称严家炎“独门”的学术气象。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还可以发现198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的诸多弊病，可能正在于“两两结合”的无能为力。黄平在谈论“现代派”讨论如何引发“新时期文学”的分化时，用相当感性的语言说道：“假设在‘现代派’论战中《文艺报》一方克制自己的大批判语言与逻辑，尊重‘现代派’有益的探索；假设‘现代派’仅仅把技巧就理解为技巧，依然相信文学关乎现实人生，有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假设《文艺报》与‘现代派’携手……”[62]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会不会焕然一新？这种假设正如作者所说，是过于天真了。但是，其中蕴含的问题和关切是十分有益的。1980年代关于文学的大讨论，由于种种原因，不仅指向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化、形式与内容的分化，更指向了文艺与政治的分化，最终演化为“纯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走向另外一极。
严家炎在《流派史》末尾，附录了《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只有把这篇文章放入1980年代的特殊背景，才能更深切地理解作者为什么会在现代小说流派史之后大谈文艺批评的经验教训。《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本身是《流派史》写作的“副产品”[63]，在某种意义上与《流派史》互为一体，更深刻地展现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统一。严家炎在文中提出“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就是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64]他从历史说到当下，“前几年在那场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的争论中，事情大有越发猛烈之势：主张现实主义的人容不得现代主义，主张现代主义的人容不得现实主义，双方都想用自己的标准把对方批倒，置之死地而后快”[65]。尽管姚雪垠是严家炎钟爱的作家，他还是指出姚雪垠对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的批评，有“异元批评”的问题。姚雪垠从个人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出发，得出刘再复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基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严重结论，并不符合刘再复的理论实际——“他把文学主体性的作用，提升到这样重要的高度，以至不无某种诗人气质在内，这些都不是单纯用现实主义理论所能解释得了的。”[66]在严家炎看来，具有包容性的多元批评才是适当的，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流派。这也是《流派史》的现实指向和当代意义。
严家炎对“二元”思维的警惕，对“多元”批评的提倡，与1980年代几次论争的主流话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以历史的后见之明，严家炎对“文学的现代化”的阐发真正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正如解志熙所说，新时期之初严家炎提出的“文学的现代化”新思路“启发和影响了后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重写文学史’运动以及‘现代性’的现代文学论述，却又比这些后来者日益走向另一种狭窄化、排他性以至于‘非政治的政治性’论调显得更为宏阔得当也更具包容性”[67]。
注 释
[1] 严家炎：《时代催生文学的现代化》，《文艺报》2021年6月21日。
[2] 参见《夏志清致严家炎（1989年2月9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严家炎：《后记》，《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6页。
[3]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唐弢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页。
[4] 严家炎：《关于钱钟书小说〈猫〉〈围城〉及其所代表的文学流派的一些感想》，未刊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手稿。这份未刊稿有4种材料，共10页。笔者已另文整理阐发。
[5] 严家炎：《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笔记》，未刊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手稿。以下引文出自此未刊稿的，不再一一作注。
[6] 参见严家炎：《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三》，《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7][39] 夏志清：《作者中译本序》，《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6页、17页。
[8] 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马良春、张大明、李葆琰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
[9] 唐弢：《序》，严家炎：《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10]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6页。
[11][12][13] 严家炎：《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二》，《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27页、27页。
[14] 此文写于1982年4月，先收入《求实集》，后以《“五四”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经验》为题发表于《文艺论丛》1984年第20辑。
[15] 严家炎：《文学·政治·人民——新文学历史的一些回顾和思索》，《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16] 严家炎认为，“从丁西林、老舍到钱钟书，这可以说是一个流派”，“丁西林、老舍从英国文学里接受来的影响，到钱钟书手里才发挥成为特长”。严家炎：《关于钱钟书小说〈猫〉〈围城〉及其所代表的文学流派的一些感想》，未刊稿。
[17] 严家炎：《〈围城〉阅读笔记》，未刊稿。
[18] 参见彭华生、赵小鸣：《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记本刊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文艺报》1983年第7期。
[19] 袁良骏：《重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粤海风》2007年第3期。
[20] 感谢高远东老师回答本文作者的提问。
[21] 陈平原认为，张爱玲进入《流派史》明显受1986至1987年严家炎美国之行的影响。参见陈平原：《小说史学面面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58、169页。
[22][23][28][29][38][45][47][48][64][65][66]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174页、16页、18页、2页、3页、147页、237页、329页、331-332页、332页。
[24][30][62] 参见黄平：《“现代派”讨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分化》，《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4期。
[25]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26][27] 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31] 启明：《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文艺报》1982年第9期。[32] 理迪：《〈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文艺报》1982年第11期。
[33] 参见黄平：《“现代派”讨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分化》，《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4期；刘锡诚：《1982：“现代派”风波》，《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
[34][35][36] 严家炎：《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文艺报》1983年第4期。
[37][52]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40] 严家炎：《听严家炎讲学术》，《人生的驿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41]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絮语》，《出版工作》1987年第7期。
[42][63] 严家炎：《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东方论坛》2008年第2期。
[43]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44] 文艺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自由地讨论，深入地探索——关于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的讨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46]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49] 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研究》1982年第6期。
[50]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156页。
[51] 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和发表于《文学评论》的原文相比，标题、正文都有修订。
[53][57] [捷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编：《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01页、201页。
[54] 陈国球：《“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55] 参见罗雅琳：《“现代”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重返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56] 参见陈国球：《“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58] 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李欧梵编：《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35-236页。
[59] 严家炎：《回忆·感想·希望——为〈我与文学评论〉一书作》，《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页。
[60][61] 高远东：《严家炎先生的治学精神》，《文艺争鸣》2022年第1期。
[67] 解志熙：《善用比较优势 成就不可替代——〈严家炎全集〉拜读感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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