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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的通知》及其改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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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文化供应社在1943年出版了艾青的诗集《黎明的通知》,次年桂林诗艺社出版了他的诗集《愿春天早点来》,——网络上通常都是这么介绍的。

石家庄的花山文艺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五卷本的《艾青全集》,当时艾青尚在世,但此后没有出版社再出过新版的《艾青全集》。这部《艾青全集》的附录中有一篇《艾青年表》,对上述两部诗集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四三年  五月,诗集《黎明的通知》由桂林文化供应社作为“文学创作丛刊”之一出版,内收三十三首诗。

一九四四年  八月,《愿春天早点来》诗集由桂林诗艺社出版,内收一九四○年所作诗八首。

《黎明的通知》所收的三十三篇诗作的篇名及创作时间为:

《高粱》(一九四○年八月十六日夜)

《老人》(一九四○年八月十七日)

《篝火》(一九四○年八月三十日夜)

《山城》(一九四○年二月十二夜,湘南)

《沙》(一九四○年二月十二日)

《骆驼》

《浮桥》(一九三九年冬)

《公路》(一九四○年秋)

《冬日的林子》(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

《荒凉》(一九四○年八月廿九日)

《鞍鞯店》

《赌博的人们》

《兵车》

《捉蛙者》

《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抬》(一九四○年六月十一日,重庆)

《城市人》

《广场》

《群众》

《通缉令》(写于伪政府成立后一周)

《无题》(一九四○年二月)

《夜(一)》

《夜(二)》(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三夜,四川)

《没有弥撒》(一九四○年四月四日,湘南)

《黎明的通知》

《给太阳》

《太阳的话》(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

《愿春天早点来》(一九四○年元月三十日)

《播种者》(一九四○年十月)

《玛也珂夫斯基》(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湘南)

《时候到了》

《哀巴黎》(一九四○年六月十五日,重庆)

《新的伊甸集》(一九四○年十一月初,重庆)

在注明具体写作时间的篇章中,最早的是1939年2月15日的《冬日的林子》,最晚的是1942年1月14日的《太阳的话》,时间跨度为三年差一个月。而根据《艾青年表》,写得最晚的一篇是1942年3月11日的《给太阳》,则时间跨度为三年零一个月。总之是三年左右的时间,而其中大部分诗作是在1940年写成的。

按理说,诗集《愿春天早点来》所收的1940年的诗八篇应该选自《黎明的通知》,尤其是写于1940年1月30日的《愿春天早点来》无论如何是应该收入这部同名诗集中的,否则诗集名又从何而来呢?《艾青年表》对有具体创作时间的诗篇都注明其后来的结集情况,对《黎明的通知》中的各篇也照此处理,比如注明收入诗集《北方》增补本、诗集《黎明的通知》、诗集《献给乡村的诗》、诗集《反法西斯》、1951年版《艾青选集》、1955年及1979年版《艾青诗选》等等。但是,《艾青年表》却没有对《黎明的通知》中的任何一篇——包括《愿春天早点来》——同时注明“收入诗集《愿春天早点来》”,整个《艾青年表》也未见提及诗集《愿春天早点来》的篇目名。于是,这八篇是什么作品就成了一个谜。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唐弢文库藏有1943年5月的《黎明的通知》和1944年8月的《愿春天早点来》,两书一对照,谜底终于揭开:原来《愿春天早点来》所收诗作也是三十三篇,与《黎明的通知》完全一样。在《黎明的通知》初版本的书末夹着一张宣纸的字条,上面用隽秀的小楷写着:

三十三年八月桂林诗艺社出版的《愿春天早点来》就是将这本书的封面撕去改装的。

《愿春天早点来》是不是直接利用《黎明的通知》的内芯改装而成的?似乎还不能遽下定论,因为这两本书的尺寸是不一样的,《黎明的通知》略高、略宽于《愿春天早点来》。但这两部诗集的篇目、版式是完全一样的,甚至连留在书页上的墨钉痕迹也是一模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黎明的通知》的版权页在卷末,《愿春天早点来》的版权页在卷首,但这已经是书芯以外的内容了。因此,至少可以断定,《愿春天早点来》与《黎明的通知》是用同一个书版印刷的。

这张字条把《愿春天早点来》定义为改装本,这是否出于唐弢先生之手尚不得而知,但唐弢先生曾在他的《晦庵书话》中谈到过中国革命史上的书刊伪装本:

当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对革命书刊实行封锁、扣留、禁毁的时候,党和进步文化界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采取了一种权宜而又机智的对策:把书刊伪装起来。这种书刊封面名称和内容毫不相干,进步的政治内容,往往用了个一般的甚至是十分庸俗的名称。作为反动统治下斗争的一个特色,尖锐的形势促使革命刊物和政治小册子蒙上一层足以瞒过敌人的保护色,就像战士在前沿阵地用草叶和树枝来伪装自己一样。

比如,就书籍而言,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案》伪装成《新出绘图国色天香》,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分别伪装成《文史通义》,等等,不一而足。但《愿春天早点来》既不是政治读物,书名也并不庸俗,而且书名与内容是相干的,集中就有一篇《愿春天早点来》,对于作者更是直言“艾青”,没有丝毫隐讳的意思。可见,说它是伪装本未免牵强,倒是定义为改装本来得确切。

《黎明的通知》后来由上海文化供应社在1948年8月和1949年6月分别印行新一版和新二版时恢复了原有书名。不仅《愿春天早点来》这个书名只用过一次,以笔者所见,甚至连桂林诗艺社这个出版机构在中国新文学出版史上也只出现过一次,似乎是专门为了《愿春天早点来》这部改装本而“特设”的。究竟为什么要将《黎明的通知》改装出版,甚至为此而“大动干戈”,杜撰出这么一个出版机构?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有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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