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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与反讽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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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从两个词谈起,一个是抒情,一个是反讽。

不管是以美学还是以文学作为视野,现在谈到抒情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起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学者关于抒情传统的论述,也会想起陈平原对诗骚传统与史骚传统、普实克对抒情与史诗的讨论。我之所以要谈抒情的话题,得益于他们的启发,不同的是,从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感受出发,我更倾向于把抒情和反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抒情和反讽,不仅仅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正如王德威所说的,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可以“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我把抒情看作是一种肯定性的运思方式,在抒情的时刻,一个人是在正面地、直接地、甚至是夸大地说出表达自己对世界、人生、自我、意义等等的正面看法。反讽则是一种否定性的、迂回的运思方式,暗含着对所指向的词与物,还有词与物背后的秩序的否定。反讽的特点在于,它是言非所指,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夸大叙述。在反讽中,我们时刻感受到否定性的力量要赛过肯定性的力量,世界、人生、自我和意义都变得暧昧不定。因此,反讽意味着对世界或意义持整体的怀疑态度,正如克尔凯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谈到的,“根本意义上的反讽的矛头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单个的存在物,而是指向某个时代或某种状况下的整个现实。”

以抒情为中心而进行的文学传统或美学传统方面的梳理文章,已经所在多有,比如像陈国球、王德威主编的《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这本书就收入了非常多有代表性的文章。因此在这里,我不打算对它做重点论述。我主要是想谈谈具有反讽意味的写作。

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王小波与王朔的小说创作,在这方面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而在更年轻的作家中,比方说在70后、80后作家中,反讽己成为更为普遍的修辞方式和思考方式。

这种从抒情到反讽的转折,对于很多作家来说都不是一下子就实现的,而是存在一个变化的轨迹。作家最初想写的是一部抒情诗,但写着写着就发现,反讽的意味就开始显现了。

这种写作上的变化,跟社会历史的变化是有内在关联的。这些青年写作者所接受的,大多是精英式的教育,但又处于一个文化开始发生转折的时代,精英文化已经开始衰落了,大众文化却在快速地兴起。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他们对自我的期许、对生活的期许依然是精英式的,是理想主义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又很少能成为精英,而是注定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挫败。特别是读人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往往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又面临着高房价等巨大的生存压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位置。这时候就会觉得,所设想、所期待的生活离个人非常遥远,会觉得“生活在别处”。这种因时代变迁而造成的无力感和悖谬感,使得很多人会天然地认同反讽的修辞方式和思考方式。

反讽的大量运用,使得青年一代的写作带有非常强的批判性。不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过多地依赖反讽,作品的戏谑成分会显得过剩,缺乏庄重感。另外,如果只是具备反讽的能力而不是同时拥有一种建构的能力,就很容易会沦为段子手。作家可以是段子手,但不应该只是段子手。如果作家仅仅是拥有一种解构的、否定的武器,而缺乏一种肯定性的内在价值作为皈依,那么作家所做的,就不过是让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化为更为荒凉的废墟。如果只是试图摧毁一个坏的世界,而不是同时试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或是提醒人们始终对更好的世界保持起码的向往,反讽作为一种话语的意义是有限的,甚至可以将之视为与所指之物暧昧的游戏,反讽者最终也难免被虚无主义与怀疑主义所裹挟。

当我阅读青年一代的作品,我觉得大家所缺乏的,并非是揭示人生种种宏观或微观困境的能力,而恰恰是一种有所肯定的能力。我觉得现在我们“疑”的能力特别强,“信”的力量却特别弱。这可能会将我们带进一个写作的困境,同时也是生活的困境。我觉得我们需要置身于反讽和抒情的对峙之中,借此既保持批判的力度,也增强个人面对问题的勇气,凝聚担当的力量。在这方面,我觉得有两个作家,对我来说是有典范意义的。一个是王小波。王小波的作品也有许多反讽的成分,却总是伴随着着对爱、自由与美的肯定。从表面上看,王小波是很后现代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骨子里却又是现代的。他富有启蒙精神,热爱讲理,崇尚自由,对知识、真理始终有坚定的信念。王小波的写作,影响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同代人,还有年青一代的作家。可是年青一代作家对他的接受和热爱,多是在他嬉笑怒骂的一面,在于他出色的反讽叙事。而王小波身上的启蒙精神,那种在艰难时期对信念本身的坚持,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还有一个是格非。格非是先锋写作的代表,当一位作家被称为“先锋作家”时,他所给人的往往是和所属时代格格不入的形象,就好像他完全不属于某个时代。格非却并不是如此,他有自己的和时代共处的方式,也有自己的书写时代的方式。我觉得格非在介入现实时态度是谨慎的,所持的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他不刻意地回避现实,却也不是无限度地认同现实,而是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视距,从而更好地看清时代及其内部的真相。他的《春尽江南》《隐身衣》《戒指花》,也有很浓的反讽意味,却又带有更浓的抒情气息。从中我能够读到他对时代的否定,但他个人的信念,在小说中也是清晰可见的。

对于青年作家来说,除了保持锐气、抱负和胆色,也要不断地寻找精神资源,形成更为整全的生命哲学与写作美学,从而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故事作更充沛也更有深度的表述,让写作不是出于对现实的回避,而是出于对生活和生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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