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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朝霞”升起的时候——评吴亮的长篇小说《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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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朝霞》(《收获》2016年长篇小说春夏卷),引发了文坛的广泛关注。人们惊讶于这位50后批评家涉足小说创作的勇猛冲劲,也对这位曾经的先锋文学鼓吹者,到底能给文坛带来什么充满了好奇。谁说“美食家”不能成为“好厨子”?站在文本角斗场之外指手画脚,总不如自己“操刀杀人”来得爽利痛快。创作/批评的二分法对立,是局限于陈腐的专业划分观念。中国现代文学有不少横跨诸多领域的大师,而我们对“文学批评”专业岗位化的强调,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虽然批评和创作文体各异,关注点也不同,但如能将批评的文化视野与批判意识与鲜活感性的创作相结合,无疑可以使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有更大提高与更宽阔的途径。

《朝霞》属于老文化人的“新作”,读来有一种老辣浑厚,却生动新鲜的阅读体验。作家吴亮,如同我们认识的批评家吴亮,从不愿“不按常理出牌”。他不尊惯有趣味,不写流行故事,《朝霞》既有旧日先锋文学“老炮逆袭”的味道,也有独特的个人化风格。这部长篇小说无疑是在读者越越没耐心的时代,对汉语小说的一次文体“大冒险”。批评家程德培说:“甘冒一种不伦不类的“非小说”之嫌,全然不顾已有的这样那样的叙事规则以及大量潜移默化的形式规律。”有的批评家认为,《朝霞》是“上海故事”的审美时空“再建构”。然而,我关心的是,作为一个曾叱咤文坛的先锋批评家吴亮,到底想要在小说中实现些什么?或者说,告诉大家些什么。

   表面上看,该小说似乎是“碎片式”先锋意味的写作,分为101个小节,大致记述了文革十年期间上海众多人物发生的故事。小节之间并不存在连贯因果故事链,而是如万花筒般穿插着各种文体、文本,造成了小说阅读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文体包括读书笔记,古典画论,论文提纲、人物对话、荒诞梦境、潜意识流、创作心得、注释分析、来往书信、宗教教义、歌剧知识、古典诗词、历史考辨等。也有正常小说场景和故事。出现最多的是人物对话和读书笔记、来往书信。考察其具体内容,则更五花八门,既有青春成长、右派流放、上山下乡、唐山大地震、领袖去世、文革政治、国际共运史,也包括乱伦偷情、情感纠葛、养信鸽、集邮、养花等文革日常生活等。吴亮似乎想通过这些看似杂乱的历史场景细节,为我们还原并打造一个不同寻常的“文革记忆”。 对于那个时代,“青春无悔”和“痛诉伤痕”是新时期流行的言说方式,“革命的纵欲”是一种处理途径,先锋文学的策略性地遗忘规避也是一种理解方式,将之变为街巷流言和日常文化神话则是时下最时髦的方式,但吴亮试图塑造自己的理解图景,这也是他作为批评家和作家的野心交汇之处。

《朝霞》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激情,也更像一个回忆录式文体交叉试验,或者说,小说化思想随笔。它很个人化,又非常时代化。这些记忆既有吴亮的个人化色彩,也有那个时代的知识特征。表面上看,那是红色激情的革命时代,造反、串联、武斗、上山下乡似乎构成了时代主旋律,但时代暗潮涌动则是各种知识和生活方式的发酵。吴亮笔下的人物,是那个时代的边缘人和凡俗之辈。无论东东、纤纤,还是他们的父辈,包括被流放的邦斯舅舅,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的文革英雄,也不是反文革的启蒙英雄。他们是在大时代“隐匿自我”的人群。他们既有中小学教员,小公务员,也有大学教授,沉溺于个人爱好的老工人,喜欢泡病号读书的青年,闲居在家无所事事的男男女女。他们有世俗的生活追求,又有很多非功利的抽象思考。这些思考包罗万象,既有关于宗教和社会,也有关文学,哲学和音乐等艺术形式。这些知识性文本在小说中的展示,不同于胡里奥.科塔萨尔,也不同于翁贝托.艾柯,甚至不同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它们缀段式地铺陈,体现了批评家认识世界的激情。吴亮试图将那个时代的大量信息,思想或欲望,生活或抽象哲学,都放入巨大历史场域予以高高在上地审视。毫无疑问,多文体杂糅混生的《朝霞》,带有批评家对小说文体冒犯的“犯罪”痕迹,吴亮试图以批评家气质介入小说,创造“知识性”的文革叙事记忆景观。

小说的人物很多,主人公是一个充满青春忧郁气质的边缘青年阿诺,围绕着他,则是李致行、马力克,艾菲,纤纤,沈灏,何显扬,孙继中等年轻人。另一个世界则是邦斯舅舅,朱莉,殷老师,史曼丽,宋老师,孙来福,李致行爸爸,沈灏妈妈,马馘伦教授等成年人。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是琐碎的,片段化的,但它们结合在一起,却形成了对那个时代高度隐喻化的象征意义。人物不是一个个串珠式出现(如中国古典小说),也不像现代小说,先有人物关系宏大构架,然后一笔笔地围绕主要人物展开,更不像西方后现代作品将人物变成彻底平面化符号,而是将人物变成一个个“皮影”,走马灯式地上场下场,不断穿梭游走,但却只是凸显人物语言、动作、局部肢体形象,不形成全貌式的认识。他们令读者眼花缭乱,形成了一个靠声音和形象光影组成的,万花筒般的“人物流”。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碎片,他们是碎片拼贴成的“皮影人”。他们不是拆散作品的意义生成,解构逻各斯强大的语言逻辑,而是将众多人物,事件,及穿插的静态议论和其他文体,形成阐释历史和现实的冲动。

《朝霞》充满大量沸腾的细节,像浪花般的人物和事,各种具那个时代气息的符号。他准确记录下那个年代的独特“气息”。特别是文革上海社会情况。小说为我们再现了那个宏大与个人,欲望涌动和无端禁欲,活跃思考和思想禁忌,呆板苍白与丰富繁杂并存的革命年代,也是一个充满生命细节气息的革命年代。这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批判,或迷恋赞美,而是在这样的隐喻化构思中,吴亮其实是在对革命年代进行一种重新历史化的冲动。他试图将之放置在历史理性基础上进行冷静审视,再现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注意到,无论那些碎片拼贴成的人物如何荒诞不经,无论那些各式文体和内容如何五花八门,但吴亮还是在小说中,草蛇灰线式地点染出整个文革历史时代变迁大事件。历史在他的笔下,不是简单布景,或构成反讽气质的批判,而是变成了一个“知识考古”的复原现场。

吴亮的叙事态度也值得玩味。小说的人物和故事,虽夹杂在于诸多杂糅性文本,但依然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独特魅力,如阿诺的青春忧郁,马力克的哲学形而上意味,史曼丽的疯狂颓废,致行爸爸和沈灏妈妈,在革命时代浪漫却充满诱惑的偷情,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印象。这些故事细节,充分展示了吴亮讲好故事的能力,但问题在于,吴亮一定要在故事里夹杂入那些看似格格不入的文体。他拒绝故事趣味,甚至拒绝故事连贯性产生的因果快感。他制造出一种众声喧哗,但无法有效沟通的网状发声地图。这不仅隐喻文革时代丰富复杂的存在原生态,更以此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现实寓指”。吴亮在表明一种“焦虑”,它不仅来自文学创新的需要,来自历史的焦虑,也来自对新世纪以来纷乱并置的文化现实的悲观,对当下文学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不信任感。这种“无法讲述完整故事”的叙事表情,预示着当下个体无法达成共识的现实隐喻。激情或罪恶的时代过去了,宏大或专制的时代过去了,单纯或有无数可能的时代也过去了,但我们依然无法在现实中,完整地讲述它们的历史发声位置。因为讲述稳定故事的时代也过去了,那些应合而生的现实逻辑合法性也不再为人接受。一切都相对主义了,一切都不可能令人深信不疑。

 吴亮这一代作家的痛苦在于,他们既不愿回到故事,制造新意识形态幻觉,也不愿放弃历史化理性态度给文学带来的使命感,于是,吴亮选择了“标记”那些晦暗不明的存在,通过对它们混乱不堪的发声位置描述,展示那些悖论、冲突和失败,他让文学成为永恒历史化的目标和敌人,也成了历史化最大的隐喻。这里的历史化是文学的历史化方式,拒绝将文革变成僵化概念,而是将文革作为阐释体,放置于理性位置去思考。不同于阎连科、余华等50后作家,利用现实极端化处理达到纯文学批判性,吴亮试图接续先锋主题,即用“怎么写”推动“写什么”。吴亮身上既有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使命感和文学创造的野心,也有着他们深切的反思。《朝霞》不是伤痕小说,也不是成长小说,而是“回顾式”的历史考古。它以标记发声位置的狂欢,制造了如星空般巨大的反思平台,却拒绝给出任何指示性答案。

   《朝霞》与尼采的同名哲学著作命名,似乎有某种隐隐相对的互文性。尼采的《朝霞》意在展现人类道德的虚伪性和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批判“人赋予一切存在以一种道德联系,给世界加上某种伦理含义”,“朝霞”无疑预示着个人化理想道德景观的可能性。吴亮的《朝霞》则是展现革命道德在大时代变迁时如何失效,如何变成一个个“秘而不宣”的故事。那里有欲望,也有思想,但充满种种难以进入正史的细节。小说结尾具很强的悼念意味:“阿诺睡着了,朦胧中响起一首嘹亮的歌,整齐的队鼓声由远而近:/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阿诺睡着了,他梦见了马思聪。”对逝去的革命时代而言,理想或背叛,创伤或甜蜜,反思或纪念,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它逝去后,像盐消失在水里,歌声融化在天空,终究会成为时间的哀悼。阿诺不是叛逃者马思聪,吴亮的《朝霞》也不是尼采的《朝霞》,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如何更真实地再现革命时代的复杂性与抽象时代精神?《朝霞》也许是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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