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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的深广开掘——2015年少数民族作家中篇小说创作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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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少数民族作家中篇小说创作相比往年有了较大收获,阿来、叶广芩、鬼子、王华、田耳等作家都发表了重要作品,尤其是他们对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作了重要开掘,丰富了小说创作的思想境界和美学魅力。人的精神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或许能找到启示。

一、理想抵时间

 时间是无法抗拒的,因为它代表了历史的不可逆转,代表了生命的无。在时间面前,历史只有不断地前,生命只能不断地衰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蘑菇圈》是一篇具有丰富时间内涵和深刻历史意识的小说。故事贯串整个中国当代史,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当下,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化与人物命运沉浮相互融合,小说主人公斯烱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也遭受了多次经济冲击,但她始终坚守“蘑菇圈”。斯烱小说结尾说:“我老了我不伤心,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斯烱能够坦然面对时间的消逝和生命的衰颓,但却无法接受蘑菇圈的消失,蘑菇圈是小说的思想内核,是斯烱的理想世界和精神寄托,也可以说是当今时代精神的象征。从20世纪末期以来,现代化迅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长,欲望也在不断膨胀,因此需要保持精神世界的纯洁,尤其需要保持人格、理想、道德、伦理、情感的纯洁,就像斯烱一样,在困难年代无私地帮助村民,在富裕年代仍然坚守自己的园地。时间流逝,世事如烟,但斯烱的纯洁和理想永不改变。《三只虫草》也是一个关于理想的故事,桑吉坚持不懈地寻找百科全书,也是在坚持不懈地追寻自己的理想,桑吉对自然、知识和理想怀有无限的渴望,但是这个儿童遇到了种种困难,桑吉的经历也许意味着成长的艰难,或许意味着社会的艰险。在《蘑菇圈》和《三只虫草》中,纯洁和理想总是与时间紧密结合,时间不断消逝,时代也在不断变化,但纯洁和理想却永远坚定不移。阿来创造了抵抗时间消逝的两种方式,他一方面用斯烱和桑吉的纯洁和理想来抵抗时间消逝,另一方面以自然的原始与美妙来抵抗时间消逝,在《蘑菇圈》开篇,阿来描绘了明净悠远的山谷,布谷鸟的鸣叫使机村出现一个美妙而又短暂的停顿。阿来希望以时间的停顿来挽留美妙的自然,但是自然的破坏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或许在阿来看来,抵抗时间消逝只能存在于精神世界,他已对物质世界不再抱有希望。总体来说,《蘑菇圈》和《三只虫草》对精神纯洁和理想主义怀有坚定不移的态度,并希望以此来抵抗时间的无情流逝和时代的急剧变化。

二、空间表人格

    叶广芩《扶桑馆》、《苦雨斋》和《树德桥》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尤其是前两部小说的故事背景都贯串了中国现当代历史,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下,在宏大历史潮流中表现世事变迁和人格高贵。不同于阿来着重表现时间意蕴,叶广芩着重突出了空间意蕴。第一,叶广芩在小说中表现了鲜明的空间意识。叶广芩选择具有空间意蕴的名词作为小说的题目,体现了她对空间形式的重视,正如她在《苦雨斋》中写到:“哪个作家没有自己留守的空间”,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叶广芩在小说题目中就明确地表达了鲜明的空间意识,“扶桑馆”、“苦雨斋”和“树德桥”的命名都有这个意义。《扶桑馆》讲述了北京胡同里几个儿童的成长经历,扶桑馆位于胡同3号,是唐先生家的住宅,叶广芩描绘了扶桑馆的空间结构和内部布局,着重描绘了挂在扶桑馆正屋墙上的牌匾,牌匾上白纸黑字写着“扶桑馆”三字,这些描绘体现了叶广芩对空间形式的重视。《苦雨斋》中的坟墓地址也暗含了深刻的空间意识,尤其是把“苦雨斋”与“酷峪寨”谐音,表现了叶广芩对空间形式的精心安排。《树德桥》中的“树德桥”是盐田河上的一座小石桥,位于河道的风口,只有老鼠出没,鲜有人迹踏足,这种位置安排也是空间意识的重要表现。第二,叶广芩在小说中表现了丰富的空间内涵。“扶桑馆”不仅是一个空间性住宅,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象征性符号。首先,“扶桑馆”是乡愁情感的象征性符号,“扶桑馆”三字据说是孙中山写给唐先生的老丈人,后被唐先生的日本媳妇吉田和子带到中国,他们一家把这块牌匾当作是对日本的一个念想。其次,“扶桑馆”是爱国情感的象征性符号,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在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到中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体现了唐先生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再次,“扶桑馆”是高尚道德的象征性符号,在政治动乱年代,唐先生保存了许多珍贵物品,还不断地救助了邻居,在社会安定后他又把珍贵物品无偿地物归原主,视金钱于粪土。在《苦雨斋》中,“苦雨斋”也是一个象征性符号,“苦雨斋”原本是金载澄的住室,取意于明朝诗人谢榛《苦雨后感怀》中的意境,寄托了金载澄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寄托了金载澄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积极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情感。在《树德桥》中,“树德桥”依据“特务”牛树德而命名,因为他在这座桥上无情杀戮了很多老鼠以至“臭名远扬”,而科学和事实证明了牛树德的正确性和预见性,“树德桥”也就成为牛树德的高贵人格的化身,牛树德在社会动乱年代,即使身陷“牛棚”也信仰科学,坚守真理,“树德桥”也就成为科学和真理的象征性符号。总体来说,“扶桑馆”、“苦雨斋”和“树德桥”都成为精神品格的象征,空间形式成为人格世界的象征,叶广芩发展了当代小说的空间叙事,丰富了空间形式的象征意蕴。

三、以生计剖析心理

不同于阿来和叶广芩的小说具有深厚的历史感,鬼子《两个戴墨镜的男人》、王华《生计之外》和田耳《范老板的枪》等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他们直面现实人生,着重剖析当下进城农民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王华在《生计之外》中写到:“他们就给淹没在各自的那一个漩涡里了”,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进城农民的人生境况。农民进城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民进入城市以后在生活和心理方面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大都能找到自己的生计,但他们在生计之外又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漩涡”。小说中的胡男、高经济和范老板都是地道的农民身份,他们在城市中各自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物质方面的,更有心理方面的。在《两个戴墨镜的男人》中,鬼子延续了“悲悯三部曲”的思路,继续讲述农民进城后的生活状况,胡男是瓦村的农民,为了交付超生罚款而来到洪城,在城市里从事代阉职业以挣取收入,在这个生计之外,胡男又成为了一个单身女人的情人,并且每次都得到了金钱回报,在一次关于钱币真假的纠纷中,胡男失手杀死了单身女人,最后胡男以自杀了结一生。鬼子尝试进行叙述形式的探索,他一方面直接说明小说人物胡男和尚海的虚构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事件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和社会逻辑性。虽然鬼子拆解了小说的真实性,但又强调了胡男悲剧的现实可能性,从而以合乎社会逻辑的普遍性直斥了现实社会的残酷性,鬼子残忍地揭露了“变态者”的心理欲望。不同于鬼子重点暴露进城农民的金钱欲望,王华和田耳着重表现进城农民的心理困苦。在《生计之外》中,王华延续《花村》的思路讲述进城农民的心理困苦,高社会和高经济父子以不同方式解决自我的心理空虚,高社会找女人搭伙过日子,高经济在生计之外学会了开锁入室以享受城市人生活,终于鬼使神差地成为了拥有房产和妻子的真正的城市人,他获得了作为城市人的心理慰藉,但似乎命运捉弄他,最终他又回到了人生的原点,王华戏谑地揭露了城市“异乡人”的心理困苦。在《范老板的枪》中,农民小范暴富成了范老板,但他的心理并不安稳,反而更加恐慌,他一会儿怀疑老婆出轨,一会儿又担心女儿受欺负,没一刻可以安心下来;他不断地想办法“做掉”情敌,反而遭他人算计,田耳嘲讽地暴露了农民“暴发户”的心理困苦。生计之外到处是漩涡,城市空旷却无处安放困苦的心灵,进城农民的生存处境有了改变,但他们的心理困苦却没有解脱。鬼子、王华和田耳都探索了进城农民在生计之外的人生选择问题,或许他们在警诫世人:不仅要有独立、合法的生计,而且还要有健康、稳定的心理。

少数民族作家以对精神世界的深广开掘展示了小说的力量,阿来赞扬了坚定的理想主义,叶广芩歌颂了高贵的人格,鬼子、王华和田耳剖析了心理的困苦,他们既有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对现实的批判,更有对未来的探索。少数民族作家中篇小说创作在2015年中国小说创作中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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