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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霞》与城市之心
[ 作者:张屏瑾] [ ]

写作长篇小说《朝霞》,就像作者吴亮本人所说,他想要把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反向地变成上海,一座革命、混乱、停滞、匮乏的城市。”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与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如果有相通之处的话,必然在于那种相似的秘而不宣的激情,在巴尔扎克笔下,这种激情很容易感染一个外省青年,使之变得野心勃勃不择手段。而在上海,自开埠以来,所谓“黄埔滩头”的城市叙事一直是和景观制造、时空杂糅,以及激进的理想主义难解难分,从中产生出了先锋、颓废、物质主义,个人与群体的认同此消彼长,重心始终在改变,或者说,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复调的性质,带着自我叛逆、自弃的阴影和浓重的精神危机。无论哪个时代,跌宕起伏的故事难道不应该从这些特点中展开吗?

虽则如此,当下的城市书写缺乏对这种精神特质/危机的刻画与回应。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所理解的城市书写由消费主义、日常主义和私人生活几种要素笼统地组成,总的来说是一种具有反智倾向的理解图式,尤其是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当然,这种去政治化乃至规避了一切抽象思考的种种“物化”体验,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转变历史内涵的作用,也配合着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大城市的空间布局与分工,因此显得长盛不衰。然而,对精神能量的持续缩减,却使得表现历史的角度变得单一甚至狭隘,这也是城市书写的成品总是显得雷同、粗糙,缺乏生气的原因。

《朝霞》则完全不同,打开这本小说,发现它的思想标杆惊人地高,密密麻麻的知识、信息和议论,重重叠叠的读书笔记、书签,引用、挪用与改写,这一切几乎再造了今日先锋。假如你要去追溯它的每一重知识来源,必然会被带入到一本私人的阅读史之中(正如作者在他的一本阅读回忆录《我的罗陀斯》中所记载的),它也会将你带到十分健谈的作者本人面前,但它毕竟是一本小说,关键在于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参与了小说叙事,成为这本小说标志性的特点。而另一方面,作者并非借由这些不同寻常的知识来另起一行、构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地下世界,恰恰相反,在1970年代的上海,我们所读到这些生机勃勃的思辨内容,完全是针对时代的精神状况的一种正面出击。在我看来,《朝霞》从精神生产的角度,恢复了城市小说的这一种重要的活力。如同巴尔扎克笔下人物在金钱和欲望上的野心,吴亮笔下的人物则拥有哲学青年的野心,仅凭他们在这座城市特定的几条街道中的生活,就想要回应、对抗和征服自己的时代。如同一切以历史为情景的小说作品,后设的叙事立场决定了小说结构的生成,在追忆逝去的昨日之时,作者所依凭的是巨大的当下史观,那是种种细节得以呈现、记忆得以展开的关键生产机制。问题是,《朝霞》中的个人思考,如果仅仅着眼于个体生存的层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这个被改变了的世界——共和国的历史,它的不同空间之间的因果关联,它在世界地图中的位置?对一个试图以一己之力碰撞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必须有一个超于个体的理解模式出现,才能尽可能地去完成应对宏观历史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出现了,甚至屡屡承担起串联叙事的功能,一个诉诸信仰的超稳定结构,在这部小说的精神气质与宏观结构中,起到了神秘而又现实的作用。

不过,《朝霞》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当然还是在于一个纯粹个体的强力意志层面的思考与表述,就这一点而言,语言变得十分重要。正如语言哲学家们所坚持的,一切历史和现实都是被表述出来的,也可以重新得到表述。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缠绕着个人的首先是语言,人的成长必须经历习得语言、突破语言和创造语言的过程,语言是第一重近身的魔咒,而《朝霞》的思辨意味,很大一部分即来自于对那个年代的通行话语的“内爆”:“辩证法魔咒,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物质无限可分,真理即谬误,过俭者吝,过谦者卑,物极必反,虚心未必使人进步,骄傲未必使人落后”,“你们不要关心国家大事,世界不是你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根本没有必要,办学习班不是一个好办法,阶级斗争一抓就乱,天下大乱越来越乱,大乱不见得会带来大治,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通向解放的道路就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反转、嫁接、剥离、重构,语言上的正面强攻比比皆是,撕开表面,引入歧途,抢夺文化领导权和意义制高点,作者乐此不疲,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叙事试图打破原有的话语的牢笼,构建一个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来重新表述一种国家的历史,城市的历史,这一代人的历史。

    一代人中的这几个关键形象就要出场,他们首先需要获得思考上述这些问题的空间。奇特的是,1960—1970年代那一场历史风暴中,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却有散漫与平静存在,仿佛是风暴之眼的空洞与安宁,这正应和了城市心脏中各种熵值互相抵消所达到的,仿佛一种亘古不变的质量守恒。而在这种不可能的平静状态中生长出来,深谙这一城市之心的秘密的,是这几个年轻人:阿诺、马立克、沈灏、孙继中、东东、林林……他们在这十年期间获得了全部的成长。普通的成长小说的模式是,主人公历经艰险和挫折而增加生存经验值,最终发生一次又一次的蜕变,然而对这群年轻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成长方式却是逃避,泡病假逃避工厂劳动,逃避上山下乡,逃避恋爱,逃避革命……,在一个几乎均质化的政治空间中,他们没有获得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挫折的可能,他们的挫折只有一种,克服这一挫折的方式也很单纯,不是消极地堕入虚无,就是积极地获得主体感。《朝霞》中的年轻人们显然属于后一种。如同本雅明所说,这些将面对时代巨变的青年人是一群“睡美人”,“把自己认作不无荣耀地,将曲折地走向世界历史并为之赋形的人”,他们就像哈姆雷特般“倒霉”,但又必须要“重整乾坤”。阿诺等人在颠倒了的天地之间意欲过一种更加严肃的生活,把握自身,为历史赋予形式,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形式中容身、生存、生活下去。

于是这座城市也因为这群青年人而呈现这一类叙事的极大的可能,物质生活本身的匮乏,客观上更加无法依赖物质主义,必须在精神层面呈现出更大的可能性。他们待在城市之心隐蔽的阴影之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的父辈已经消失不见,他们自我熏陶、自我教导,自我塑造,一种特殊的自我启蒙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将要进入历史的方式。事实上,阿诺和他的小伙伴们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承担了一个完整的人格的若干种表现:或思考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或对偶像崇拜问题评头论足,或心系科技和外太空,或在哲学的斗室里面反复踱步,哪怕那个足不出户的“牛皮筋”,也在试图虚构家族史以及制造听众,仿佛是一个说书人。小说开头的那个“他”,是阿诺的前身,小说实际上起始于“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官体验,就像尼采说的,“最深沉的自我知觉的一个时刻,以此为起始——后果将是无以伦比的,甚至是可怕的。”“他”仿佛漫步于史前史,是唯一的主体生成,伊甸园的一个幽灵,始终徘徊在这部作品中,阅读《朝霞》者都要透过“他”的眼睛来看那个世界,“他”的视角也散落在这群年轻人的读书札记中,他们日以继夜的谈话中,他们的永远在进行中的各种计划中。只有当世俗故事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才终于现身为阿诺,承担起了沉重的肉身任务。

城市的秘密由三部分组成,真理,语言和身体。肉身的成长有赖爱一个女人,帮助一个年轻人认识自己的欲望和日常生活的实存,毋宁说,认识到自己的欲望背后的东西,以及与日常生活的实存加倍地生疏起来的冲动。他离开了母腹,失落了父亲,寻找到自己的精神独立的方式。阿诺长大成人的标志,是邦斯舅舅给他单独写了一封信,让他代为看望情人朱莉,朱莉是这部小说里最为迷人的一个女性,带着旧日上海的气息,有着似乎永不褪色的美,她与邦斯舅舅的爱情,如同一种恒定的坐标,指向普遍意义上的爱欲真理。阿诺参与了这场温柔的爱情事件,他现在也获得了面对世界、解释世界的资格。面对世界、解释世界,如同唤出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样复杂而又简单,“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的!世界!”“世界”一词太重大了,它在《朝霞》中至少具备双重含义:具象的尘世的秩序,以及抽象的隐秘的激情,而这两点,在我们的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如此曲折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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