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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或者隐痛——关于《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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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近十几年以来的小说,不是为即将消失的农村种种树起碑子,就是对世道人心的变化唱悲愤的阴歌。《极花》也不例外。这本新长篇,仍然延续着贾平凹一贯的主题,有对农村颓败的哀惋,也有对城市化进程的质疑。在小说里,买了胡蝶做媳妇的黑亮骂:“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在后记里,贾平凹自问自答:“还有谁会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胡蝶被拐卖之前的行为,正是城市吸纳农村精华的缩影。这个来自农村、为供弟弟上学而不得不辍学的漂亮女孩,在跟母亲去城市收破烂不久,就被城市熏陶着,认同了城市的审美,一直自我暗示已经成了城市人,并自觉接受着城市的规训:“每日一有空就在镜前照,照我的脸,照我的高跟鞋,给镜说:城市人!城市人!”“我已经是城市人了,我就要有城市人的形象,不再留辫子,把长发放下来,而且娘一走就烧一盆水洗头……城里的姑娘腿部都细细的,稍微内八字,我就有意走小步,也是内八字,有时晚上睡觉还用带子把两条腿捆起来。我也学着说普通话……我染了一缕黄头发。后来又买了高跟鞋……”

落后对先进,贫穷对富有,时髦对土气,破败对繁华,衰朽不堪对奋进不已……如此情形,几乎是现下写及城市和农村有关的小说的通例。如此鲜明对照之下的农村和城市,农村人的向上冲动几乎只剩下了非常狭小的空间,或者如被诅咒般地艰难生活在农村,或者如被催赶般地涌进城市——即使他们将在城市里被挤压,被忽视,落得面目模糊。在《极花》里,关于城市和农村的对照,也不外是这种情形,只是连这样的情形,贾平凹也对城市吝啬着自己的笔墨,只把它作为一个吞噬农村的符号,此外并无多话。

与符号化的城市对应的农村,也就来到了危险之地,很容易成为粗暴、横蛮、落后、愚昧、凋敝、屈辱、穷困潦倒的代名词;或者与之相反,农村会被写成世外桃源、人间飞地,静谧、祥和、温暖、怡然自乐、与世无争。这样的乡村,不是人能够置身其中的所在,它们只是在书写中被命名的,一个拥有着农村外壳的奇怪称呼。这个被抽走了精神元素的单一乡村,隐含着一个作家不自觉的化约(reduce)冲动。这冲动会把精微复杂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精神活动简化为某些单一的元素,作为社会环境或时代演变的表征,而人在精神领域的活动,不过是论证某一问题的附带因素,“除了扮演一种角色以外,本身并无意义”。即便这冲动意识到精神活动的意义,其意义也几乎只能是依附性的。

贾平凹几乎已经启动了化约冲动,似乎要不可避免地滑向前一种农村,“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控诉把她卖出去的人贩子,控诉愚昧的黑亮买回了她,控诉她多舛的命运,控诉她还没开始就似乎已经结束了的一生……可是,不知为什么,“却怎么写着写着,日子垒起来,那孩子却成了兔子(胡蝶与黑亮所生的孩子——引按),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訾米姐。小说的生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就这样,被贩卖的胡蝶既在贾平凹的掌握之中,又脱离了他的控制,几乎是夺过贾平凹的笔,写下了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这个用胡蝶口吻写成的小说,在摆脱了单纯的控诉之时,也把农村从粗暴横蛮的符号统驭中解脱出来,缓缓展现出其自身的精神丰富性。

 

2

 

《极花》里那个叫做圪梁村的地方,贫穷,凋敝,仅堪温饱。可即便在胡蝶对抗性的观察之下,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村庄的运行,有着自己的精神维持体系,并有较为明显的层次。

这个村子里,最高的存在,是看不到的神,或者是某种被称为“天”的不可见之物。当年,寺庙里香火很盛,“村里人天旱了去祈雨,生病了去祷告,谁和谁闹了矛盾,争执不下,也都去寺庙里跪下发咒”。虽然后来寺庙糟了毁弃,但村里人吵架,实在委决不下,就要到寺庙的遗址上发咒,发了咒,要认账。村子里怪事频发,年长的老老爷便提议唱戏:“戏是要给神唱的,安顿下神了,神会保佑咱村子的。”瞎子在窑前仰头站着,老老爷说,“他敬天哩”。尽管瞎子并没有烧香,可“没烧香,看看天也是敬么”。

如此情形,我们称为天神敬畏也好,看成神道设教也罢,可就是因为这看不见的存在,形成了世间可见的禁忌和礼俗,所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在圪梁村,“手的中指不能指天,指天要死娘舅;在大路上不能尿尿,尿尿会生下的孩子没屁眼;夜里出门要不停唾唾沫,鬼什么都不怕,就怕人唾沫;稀稠的饭吃过了都要舔碗,能吃的东西没吃进肚里都是浪费;去拜寿就拿粮食,这叫补粮,吃的粮多就是寿长,拿一斗也可拿一升也可,但要说给你补一石呀给咱活万年……”即使这些禁忌里有显而易见的生存窘迫,但自天、神而来的禁忌,也不折不扣地渗透其中:“生活永远是一种克制,不但是在人类,在其他动物也是如此;生活是这样危险,只有屈服于某种克制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这些禁忌和礼俗,形成了村人行事的基本底线,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这底线绝不能轻易穿过。

除了久远形成的禁忌和礼俗,在农村的精神维系上,还有掺杂了道教的儒家教导,并有巫作为调节。几乎是一村精神高点的老老爷,大约可以看做混杂道教的儒家教导化身,他能观星望气,倡导对天和神的敬,在自己的种的葫芦上刻德字、孝字、仁字、和字等,村人遇到问题也会请他决断。老老爷是某种象征,他的话,虽然没有达到禁忌的程度,却也是不可轻易更改的礼俗的一部分,起着某种天或神的代言人作用,把村人的世间生活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庄的基本精神运行。

在禁忌、礼俗和老老爷的决断之间,还有巫的存在,小说里的巫,是会剪纸的麻子婶,甚至可以包括刻石的黑亮爹。胡蝶身心受到极度伤害,情绪极端低落,麻子婶来了,对她说:“你头痛那是鬼捏的了,我给你剪些花花,鬼就不上身了。”这些剪纸,可以招魂。胡蝶把麻子婶剪的小红人贴在窑壁上,“不知怎么,我连打了三个喷嚏,就困得要命,眼皮子像涂了胶,一会儿粘住了,一会儿又粘住了,后来就趴在炕上睡着了”。黑亮爹会石匠活,因为村里光棍多,就有人让他做石头女人,觉得有个石头女人放在门口,出门进门就不觉得孤单了。神奇的是,“有了石头女人,立春和刘全喜还真的有了媳妇,王保宗也有了媳妇”。大概是因为这神奇,当黑亮爹看到山体垮坍处像龇牙咧嘴的老虎口时,便说,“这是要吃咱啊”,于是主动请缨:“吆喝了几个人抬来了一块巨石要凿个狮子,让石狮子就在硷畔上面对面地镇压老虎。”

拥有现代知识的人,大约会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些可笑——难道小纸人真的可以催眠?石头女人能招来真女人?石狮子可以带来好运?有些荒谬,没错,可是,在一个缺医少药,精神和物质生活一样贫瘠的地方,你有办法减轻人们的痛苦,安慰他们的心灵吗?如果没有,巫术或许就是最有效的——对胡蝶来说,麻子婶的小纸人帮她暂时缓解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对圪梁村的光棍们来说,石头女人给了他们轻微的心理安慰;对遭遇了山体垮坍事故的村民来说,石狮子起码可以减轻灾难带来的巨大精神冲击。这些安慰,有点隔靴搔痒,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在一片物质和精神的荒芜场里,这点似是而非的安慰,虽然少而小,毕竟炉存似火,聊胜于无吧。

不管是禁忌还是礼俗,还是掺杂了道教的儒家,或者是巫,其发生作用的人群,只能是真心服膺并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人,比如黑亮的父亲和叔叔。黑亮爹为了瞎子弟弟的婚事,到石匠家学艺,却最终没能把石匠的傻女儿变成弟媳妇,因此瞎子弟弟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虽然是买来的儿媳妇,但黑亮爹绝不踏足胡蝶所在的窑洞,说话都不直接对她,而是间接暗示。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样的避嫌方式,杜绝了扒灰嫌疑,也是一种特殊的尊重。黑亮的瞎子叔叔更是谨慎有加。胡蝶临产,痛倒在地,需要瞎子叔叔抱上床:“瞎子就把我抱起来,他一对胳膊伸直,硬得如同铁棍,竟然是平端着,而自己却把脸侧到一边。”如此的自律,确实让人心生敬意,可是,农村的精神氛围真的如此完备、牢靠,村人真的如此矜持自守、善于自律?那农村岂不是一个精神的桃花源?

 

3

 

当然不是。贾平凹早就明白,农村根本不是桃源,村人大多“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狠,惊惊恐恐,争吵不休”,“一方面极其的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这在《古炉》里确认的事实,贾平凹当然不会忘记,《极花》中的大多数村人,也正是这样的特征。只是这一次,贾平凹似乎找到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这个村里的人我越来越觉得像山林里的那些动物,有老虎狮子也有蜈蚣蛤蟆黄鼠狼子,更有着一群苍蝇蚊子。大的动物是沉默的,独来独往,神秘莫测,有攻击性,就像老老爷、村长、立春、三朵他们。而小的动物因为能力小又要争强斗胜,就身怀独技,要么能跑要么能咬要么能伪装要么有毒液,相互离不得又相互见不得,这就像腊八、猴子、银来、半语子、王保宗、刘全喜他们。

 

这也是老老爷说的:“小动物身上有毒哩,没毒它也难存活么。”这毒,当然包括着用强、用蛮、偷盗、赌博、暴戾、凶残,甚至违法犯罪,而蝴蝶,就是黑亮违法买来的媳妇。如果这样的凶蛮也缓解不了积劳积怨,他们只好用自己的方式休息:“靠墙张口,口张得能塞个拳头,啊啊地呻唤。这种张口呻唤黑亮爹也有过,似乎只有这种呻唤,才能把疲乏从骨头节节关关里都带了出来。”这背水一战似的消除疲劳的方式,仿佛也是他们维持做人的底线,一切劳累和疲乏,都在自身解决,不迁移出去。过此以往,人则往往会击穿禁忌,背弃礼俗,任凭自己的毒液泛滥出来,不再是有着哪怕一丁点尊严的人,不过是訾米所谓的人样子:“訾米的话让我突然醒悟了这个村子里其实有些人并不是人,不是外人给他们强加的,而他们自己也承认。”

这样一个几乎人与非人混杂的地方,向往城市的、被拐卖而来的胡蝶,要经过怎样的精神挣扎,才能说服自己留在这里,且证实自己并非人样子,仍是一个葆有尊严的人?紧急的精神治疗,是麻子婶的剪花催眠,更为缓慢而有力的,是对命运深怀不甘的认可:“这可能就是命运吗?咱们活该是这里的人吗?为什么就不能来这里呢?娘不是从村里到城市了吗,既然能从村到城,也就能来这里么。”这不是麻子婶的话的消极翻版吗:“我这一辈子用过三个男人,到头来一想,折腾和不折腾一样的,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思考问题的方式一变,命运的残酷和苛刻,似乎就消散了,剩下的,几乎是可堪一过的人生。

把胡蝶的命运思考和麻子婶的话抽象到一定高度的,是老老爷的一段话:“啥事情看不透了,就拿看小事情来看大事情,天地再大都能归结到你一个人,再拿大事情来看小事情,你又是天又是地了么。”话说得有些不太好懂,似乎让人遇事反身,却又含含糊糊,但大义似乎可以明白:“人事讲不出道理。这世界不合理……‘自然’(在《极花》里,这个自然,不妨置换为命运——引按)不讲道理,努力常是白费,结果往往和预期相反。”如此情势下,人“承认自然的威力又不免咕咕叽叽。无可奈何又有时不服气。违反自然也出不了天地的包围”。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困苦,只要学着领会了这层意思,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命运了不是。

如果老老爷的话就是胡蝶接受的命运观,那这种命运观的顶部究竟如何呢?在这样的思路下,岂不是再糟糕的境遇,都可以在精神里化解——这既可以说是人不得不学会与自己的命运相处,又可以说是愚昧的信从。学会与自己的命运相处,并深思这相处本身,是一个人向上的标志(所谓“认识你自己”);而愚昧的信从,则会限制一个人的向上可能,变成某种低端的限度。我无法从小说目前的文字中断定胡蝶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也无从猜测贾平凹到底如何判定这一境况,只觉得,联系小说中的“在中国哪儿都一样”,似乎这境况是一个隐喻,隐喻着目前的中国社会,而隐喻的是向上抑或限定,却无从揣测。

不过,说是隐喻,仍然有个疑惑。胡蝶最终留在圪梁村,到底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和老老爷的说教,还是无法割舍自己的孩子,同样无法揣测,就像胡蝶对她母亲吼的——“我有娘了,可兔子却没了娘,你有孩子了,我孩子却没了!”本能的母爱在这里占了上风。或许,《极花》不是个与社会有关的隐喻,它写下的,只是一个女人灾难性的命运——她陡遇变故,不得不挣扎于自我、亲情和孩子之间,最终,因为不可遏制的母性,只好把自我和亲情一起抛下,委身于对孩子无法割舍的爱。如果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足以称为一个关于女性的悲伤隐喻,只知道,这是一种人怎样用力也无法消除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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