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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媒介视野下的微信文学及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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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曾经风靡一时的微博,微信(WeChat)以更强势的面目咄咄逼人地杀入移动互联应用领域,而且比微博更深刻地改变了社交生态和传媒生态。和微博一样,微信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具有自媒体特性的社交软件,但与微博传播的弱连接关系相比,微信具有更强的生活属性和用户体验的黏性特质,使其用户既具有丹尼斯·麦奎尔定义的私人型受众的特征,又兼具面向公共的可能,而且其内容平台也不像微博或短信那样受字数的限制,这为相对的深度阅读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传播特性,我们以为,微信比之于之前的即时互联媒介形态,更适合承担“互联网+”时代现代媒介技术与传统文学形态的耦合。换言之,相比于短信文学和微博文学,微信对文学的外延和本体的渗透都要有力也深入得多,其影响也更广泛。具体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讨论:

其一,微信进一步促成短文学的流行,且更有助于短文学文体深度的建构。

笔者以为,微信文学不止是指那些直接用微信创作和分享的段子式的文本,更重要的是在其所参与塑造的传媒语境中,微信诱发出的文学形态和观念的某种质变,短文学和超短文学的流行即与此相关。

美国的艺术理论家曼诺维奇提出过一个“微媒体”的概念,他认为在移动互联的时代,以手机等便携微媒体为依托的数码艺术会呈现出“微艺术”的特质,导致巨量“微内容”的产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受众信息接收的惯性,并培育和塑造出与微媒体传播属性匹配的新审美观念。“微艺术”在文学上的对应即是短文学的相对流行。微信之前,短信和微博都为短文学做了媒体形式上的预热,并且颇制造出了几个热点的话题,比如2004年9月,千夫长以4200字的短信小说《城外》获得18万元的版权收入,一字千金,引起社会热议,不过,这也是短信文学不多的高光时刻,它和微博文学都在短暂炫目之后成为新媒体文学扩张版图简单的注脚。它们一时新鲜而不能持久的原由当然首在其媒体功能的式微,尤其是曾经风头占尽的短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字数精短由特色而为噱头后造成的审美同质化。一则短信70字和一条微博最多140字的限制,使得依附其的文学创作都必须在“微”和“短”字上用力,借助对汉语句式的灵活和词汇应变的能力,短中求险,微中求奇,高妙者或许有“微尘中显大千,刹那间见终古”的功力,平庸者为短而短,便不免成为无深度的文字书写游戏。

微信本身也适合传播“微内容”,不过它并无字数的限制,这使得借助其创作和分享的写作者可以在字数之外有更多更深入的关于文体意识的思考。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两年来,致力于超短篇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超短篇当然不是被新媒介新塑造的文体,但确实可以被其所助推。首先,超短篇篇幅短小,但并不一定如微博和短信那般有刻板的字数要求,一两千字,几十字不拘,正好匹配微信微内容传送的篇幅特点;此外,超短篇的写作与微信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精神属性的匹配。比如蒋一谈的文学实践,包括近来他备受关注的所谓受“截拳道”启发而写作的短句集《截句》和超短小说集《庐山隐士》,既有受莉迪亚·戴维斯等西方作家启发的成分,也与移动互动时代人类置身的媒介环境密切相关。在我个人看来,这些作家使用“超短篇”而不是沿用过去微型小说、小小说等常态的概念,不只是求新那么简单,微型小说或小小说,包括前述千夫长等的短信小说其实都隐含着一个相对闭合的叙事逻辑,巧合、包袱这些故事化的情节依然构成骨架。但是超短篇不一样,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常会想起阿帕杜莱的一句话,他认为当今世界有一个“精神分裂”式的核心问题,即“一方面召唤出理论去解说无根、异化及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心理疏离,一方面营造着电子媒介下亲密感的幻想(或噩梦)”,微信的展示往往基于一种自况性的分享,它其实构成了阿帕杜莱判断的一个表征,而超短篇小说以符合其传播特性的方式对这个表征做出了自己的观照。

在这个意义上说,微媒体的写作确乎是“破碎”的,对这种碎片化,我们除了站在传统立场上的不习惯和震惊体验之外,我想,更重要的是要重视这种媒介经验与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在精神和文化层面的那种有机的共振关系。后现代主义大师巴塞尔姆说过,碎片是他信任的“唯一形式”,当“碎片形式”又嵌入到碎片的传播介质中,会产生怎样的化合反应呢?钱理群先生在谈及鲁迅杂文时有一个大胆的观点,他认为,鲁迅当年的杂文“就是今天的网络文学”,他那些被现代传媒所培育和塑造的杂文,“自由地出入于现代中国的各种领域,最迅速地吸纳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然后作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以及审美的评价与判断,作出自己的回应;然后又借助传媒影响,而立即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与接受,并最迅速地得到社会的反馈。随着现代媒体对现代生活日益深刻的影响,杂文就真正深入现代生活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杂文作为媒体写作的一种方式,不仅使鲁迅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写作方式,创造了属于他的文体,而且在一定意义上,逐渐成为鲁迅的生活方式”,因此,“说不定网络文学作者中将来就会出现一个鲁迅”——对于微信文学,我们也不妨借鉴这样的观照态度。

其二,微信的技术平台使得文学与以视觉为中心的其他艺术样式之间的边界变得更加融混,超文本文学也许会成为微信文学的新常态,并带来对文学正文本和副文本关系的新理解。

事实上,正是微信等媒体的技术功能使得文学创作和阅读的界面范式充满了更多的可能,也为自由跨界带来了便利。不过,目前国内的微信文学在跨界上大都还停留在图文并陈的阶段,图像对于文字仅起某种简单地印证、强调和具象化的效果,即或有视频和音频的嵌入,也尚未完成对文本真正的整合,像美国女作家詹妮弗·伊根《恶棍来访》《黑匣子》那样凭借超文本、跨媒介的处理展开的对文学边界延展和重塑的实践,更是少之又少。当然,此类实践也带来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跨媒介和超链接形成的融混文本的正文本和副文本的关系,尤其当副文本的形式突破文字可以千变万化时,主/副、文字/视象的二元理解会有怎样的变化也值得观望。

其三,微信定向和交互的传播特性对网络文学推广的渠道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以帮助传统文学期刊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更清晰地区分分众读者,明确刊物定位。

首先,微信自媒体的定向性和交互性使得网络文学的传播出现新的形态。网络文学的顶尖写手可以借由微信公众号的个人平台做到过去必须依赖大型网络平台才能做到的传播效果。不少知名作家,如南派三叔等都开设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大致包括付费阅读、读者交流专区和读者评论区等三大版块,有的还设置了打赏功能。这些公众号在体系的完备上不逊于网络文学的门户网站,而便捷和互动上更胜一筹。

对于纯文学场域而言,文学期刊、出版机构、作协系统抑或民间文学团体也都可通过众号展开各种推送,找到目标分众读者。《小说月报》是国内较早开设微信公众号的刊物,这家本来在大众读者中就很有人气的选刊,其公号经过两年的运营,订阅量稳步上升,在文学圈内外颇有口碑,并且它通过对文学热点话题的参与,经典作家和新锐作家的推介,凝聚起创作、批评、编辑和阅读的四种合力,扩大了刊物的影响。作为中国作协的第一刊,《人民文学》不但有自己成熟的公众号,还开发了“醒客”阅读APP这个文学作品的数字阅读平台,而其新媒体推送内容中除“赏读”、“对话”、“社讯”外,还有意设立“近作短评”,引入普通读者的批评声音,很好地促成了编读的互动。期刊之外,河北省作协的“新文论”、诗人黄灿然的“黄灿然小站”、作家玄武主持的“小众文学”、山东大学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的“文学生活馆”等公众号也都较有特色,并在相当程度上上承担起对大众文学审美趣味的导向和培育之责。

综上可见,目前方兴未艾的微信文学确实佐证了新媒体技术下文学形态与内涵的嬗变,我们乐观其成。当然,对于微信文学的媒介特质所带来的问题,我们也应有必要的检视,比如信息过载、短文学交互增殖的悖论等都值得思考。不过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就像短信文学的来去匆匆,新媒体代际更新迅速的大势下,我们尚不能预料下一个取代微信的即时互联工具会带来怎样的让人耳目一新的传播革命,其时微信文学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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