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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在地性和切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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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出现了大量的以新(全)媒体命名的文学会议、论文、谈资但凡以时代命名,往往是在针对一个庞大的难以具体化、概念化的空间发言。命名与被命名者往往有许多龃龉,已经被命名的时代和暂未随势而动的部分,已经动荡不安但并未交出审美形式的部分,还有只是换汤不换药的部分等等,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各自运转。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这个话题是跟我的阅读和写作最切近的,在信息过剩传播发达的时代,什么是有价值的文学,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这是我们评论写作必须要做出回答的问题。

关于笼统意义上什么是好的文学,几乎已经形成共识,就是几千年以来伟大的中外文学传统所传递给我们的那些语言形式价值,不会因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而产生巨差异。既然是全媒体时代,是一个传播为主要命名定语的时代,写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和关系是最近便的,为谁写作,或者说我们期望中的读者是谁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读者的问题,而且可能是一个形式和美学的生发处。黄永玉写过一篇《这些忧郁的琐屑》纪念沈从文,里面提到他对《长河》的喜欢,“我特别喜欢从文表叔的《长河》,他写小说不光再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它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

黄永玉其实说出了一个文学的重要标准,文学到底是给谁看的,为谁写的不仅仅是一个潜在读者的问题,它还会影响写作的结果。一是文学的公共性,这个部分主要来自于研习传统的技艺,也包括变异、质疑、新变、复古等,塑造这个公共性的主体和对象都是文人(写作者)共同体;一是文学的在地性,相对来说是较为私人的,不一定追求传播和扬名,是更有针对性的写作,比如那种不为了公开的信件、日记等等。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可以置换成取悦谁的问题,一个是给予我们形式和语言价值的文学,这是取悦逝者的文学,另一个是我们正在创造的文学,有时候需要取悦同时代人,这个同时代不是几零后,可能是上百年的时段内都是同代人。其中还混杂着深度阅读和一般阅读,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问题,并且这分类都只是选择和倾向,并不代表结果,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那是能力机遇各种因素的综合体。而且这种分类只对谈论有意义,对于天才的写作和伟大的作品都是无效的,那种腾空出世的文学都是事后的命名。

任何一个命名都会有一种期待,比如全媒体时代,因为我们尚且置身其中,必然是一个模糊而宽泛的概念,而背后的潜台词,可能就是一种新文学,它吁求、期待的与它合拍而共鸣的文学形式。新技术,新生事物会倒逼文学表达,尤其是形式,比如日本流行的手机小说,我们现在许多微信公众号,青年人的写作,与期刊杂志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情节描写方式,句子的排列方式,情感语调上的不同。如果把19世纪私人信函与我们今天私人短信和邮件对比,就会发现我们已经习惯于非正式的直白表达,这会导致表达技巧修辞技巧其实萎缩。对于讲述故事来说则可能要面临线性写作到模块写作的转变,简单的故事流线会让人失去耐心,读者期望在有限的时空内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甚至是多种混合(图画、视频)的信息。

但是它们的好处就是跟生活本身的同步性,它们是还没有被提炼为形式的文学,是混杂着切身感受,生活氛围的文学,就像诗词之于唐宋,曲之于元朝,诗词曲在它们自己的时代从来就不仅仅是审美的、文艺的,它们是互致问候,牵肠挂肚,试探问路,应酬答谢,甚至还可能是咒骂发泄,当把诗词从这些人情世故的生活牵连中抽取出来,典之以文学的最高荣誉,经典化之时,文学形式的生活意味已经在被遮蔽和消磨。全媒体时代,由于还在延伸和生产之中,我们才能发现那些缘由生活而产生的尚未精致化的带着生气的文学,可能是最需要我们的创作和批评予以重视的地方,它们是文学的契机。

 

如果说新媒体时代真有什么新生事物的话,可能是非虚构的大量涌现。网络文学在我看来从来就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无论从价值还是从形式来看,都是“古已有之”,不同的是,它借由便捷的传播方式吸引了几何级数上升的数量庞大的社会受众和参与者。而新媒体上非虚构是一种类似于个人志的文体,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带着个人体温,又能在大概念与小自我之间穿插躲闪,并且迅速集结起以共同人群为基础的共鸣感。这种文体是自媒体时代诞生的,篇幅、写作方式都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感受和习惯,从文体上看是一种区别于小说、诗歌、散文、新闻报道等传统权威文体的、既新且旧的文体,更接近广义上的文章。许多公号上的非虚构故事就像我们置身的社会生活一样不修边幅,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文革故事,还有各种在传统文学故事出现但并没有如此逼真的社会情态,比如气功、斗狗、被警察抓、看手相、抑郁症、无人区生活、一个人的旅行、探险、县城的摇滚青年,编辑部的故事还有各类偏门职业人的生活记述等等,有着“我”的亲身经历和忧伤青春故事的底子,但还没有被抒情现实主义所吸纳,粗糙、凌乱、未经仔细打磨,带着一种类似乡野被主流所关注时的那种殷切和急迫,好多文章都有充斥着强烈的倾诉欲望,而不是像各类文学期刊上细致精心打磨好的对某种生活的认真审视。

何谓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意识形态装置,日积月累获得习焉不察的普遍性,并且规约着我们对文学和作家的想象。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因为其工具性的命名所暗示的广阔性,必然是复杂难明的状态,但有一个倾向是确定的,文学从理念高蹈之地向朴素平实和细分的转向。当我们指摘一个时代文学的时候,最便捷和中国化的方式就是批评它脱离时代的疾苦,或者没有对历史承担的勇气和没有对时代发言的欲望,以及对信仰、真理的探索,民族、家国的意识差等等。现在的文学已经不复1980年代充满理想主义和参与意识的文学,也不再是万众仰慕的事业,作家也不可能承担社会灵魂的工程师的重任,对公众发言并获得积极的响应。它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由此也获得了一种更接近自己朴素本质的机遇,卸掉了过多的重负。这样说并不是要放弃文学的传承,当然要保持对那种天才文学的向往和尊重,对苦难的理解,对社会的关怀,对自我的反思,但这些文学的高贵品质永远不可能在口号的阶段开花结果,它们必定要落地于今天真事的感受,想象的空间、故事的讲述、细节的记录、叙事的语调中。

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与网络新媒体的关系如此亲密共处,并且几乎没有可以后退的路,就像如今没有办法再复原毛笔、繁体字的日常使用一样。尽管新旧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一直是争端焦点所在,也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但是,每一个人都在时代中,不会因为暂时的回避和个人态度而改变大势,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自外于新媒体时代。以1980年代出生的人为例,网络世界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简单的传播工具和平台,而是塑造并组成他们生命、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青春与成长跟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而写作的成熟期又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契合。可以说网络既是生命空间,也是群体精神的栖息地,还是进行文学创作和阅读的“共同体”,这便是“豆瓣读书”之所以成为文学青年寻找族类认同的重要途径的原因

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便捷的交流阅读模式,使作家个人的传播能力得到强化和扩张,在此过程中,既有天下大同的感觉,也会逐渐形成不同的阅读群体和文学风格,无论作家有没有意识到,都会在无形中强化作家的读者意识和自我暗示,并且走在一条不断规约的路上。新媒介除了日常生活的互动性,也在继续深入个人生活空间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生活充满偏见,和对的人在一起”,“对的人”可能是对读者的族群认同最简单直接的概括。与传统媒体的论战、网络大战不同,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写作,很少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议题和观点,也已经失去了比如我们比较切近的1980年代,文学与思想、历史文化所分享的那种精神结构,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写作在论战的历史中淘洗出来的一份平静。和对的人的共享某种精神,分享某种情感,可能是犬儒主义的一份选择,对这个选择的质疑或者指责,很可能根本进入不了这个共同体。至于和对的人在一起之后,再要做什么,到底能否创造出一种新的东西,随着各种作家作品的出现会给出更多提示

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警惕的是,巨大的信息含量、广播式的推介方式,毫无疑问也会带来一种阅读的虚假繁荣,说句拂逆时代的话,有效的阅读也许在根本上并无改观,尤其是对已经形成自己文学视野的几代人来说,不同文学观念的族群因为接触到其他的文学讯息而改旗易帜的几率并不会很大,而更可能是在信息海洋中重新找到有利自己的例证,巩固自己的文学理念。但无疑分散了焦点和对立,于是在分享的意义上,所有人都是有效的,分享喜怒哀乐,分享我们的生活经验,分享我的世界和生活,在日益壁垒森严、互相隔膜的现代社会中,告诉你陌生人是如何生活的,无论是从文学上还是心灵慰藉的意义上,都成为一种需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非虚构文学声名鹊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有人都分享一种艰难,共享一个未来前景的可能越来越小,那么和对的人在一起,就成为最小公倍数式的文学理念,愿意和对的人秉烛夜谈式的文学可能是一个文学方向。至于这个观念是不是懦弱者的精神鸦片,还有的是时间让我们边走边看,就像雷蒙·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所说的:“我觉得我们就像是在经历一次漫长的革命,关于这场革命,我们最好的描述也只是局部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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